一个人加入共产党，可以并非出于对其理念或者方法的认同，而仅仅是因为怀揣着同资产阶级一刀两段、感觉到自身同一个阶级的命运相连接的冲动。

        在这里，直觉上偏好外来文化甚于内生文化的情绪，同一种崇尚弱小鄙夷强大的自我轻视结合在一起。艾吕雅也不能免俗。1948年访问罗马尼亚（一个饱受几十年独裁和战争摧残的贫困和分裂的国家）归来之后，他声称找到了“幸福的暖阳”，而这正是可悲的、阴郁的和灰暗的他的祖国——法国所缺少的。在罗马尼亚，他发现了确信、能量和力量；在法国，只有一种矛盾的倦怠。

        知识分子通过两种方式同工人们保持一致。首先是将工人阶级视为一个精英共同体，一个“被选中的人群”；无论如何知识分子都不能同其分离，不管外界的诱惑有多大，或者道路有多艰难。这是穆尼埃早在战争结束之前就有的看法。在评论战后法国的革命前景之时，他提到了早先吉伦特派的失败，并将其归咎于他们与群众“缺乏联系”。缺乏联系并非因为后者在政治上是永远正确的，他写到，也不是由于他们能将某种不可错性传递给所有与他们结盟的人，而在于只有工人才拥有这种政治直觉；没有他们，再好的理念和意图都是徒劳无力的。自始至终，他都保持这一看法；两年以后，到1946年，他警告人们脱离无产阶级（那个“行动的精英”）的危险，那将是一个罪恶的举动，会摧毁我们所相信的一切。正如我们需要工人那样，工人也需要我们。“城市建筑师”对于即将到来的革命而言是必不可少的，同样的道理也适用于“人的锻造者”。确实，共产党也许表现出的是在进步的思想者和工人之间筑起了壁垒，但这一点是在决不能阻碍进步的前提下进行的；我们必须禁止“允许自身同无产阶级相脱离的行为，仅仅因为某些政府部门拒绝发给我们通行证”。相应地，《精神》在1950年新增了两个栏目：“被践踏者专栏”（ique des ecrasés），报道穷人和弱势群体受到的不公待遇；以及“无产阶级现状”，任何同“真实的工人世界”有接触的读者都被邀请在杂志上发表他们的看法。

        这种在任何情况下都要同无产阶级结盟的热切的决心并未随着穆尼埃的过世而消失。他的继任者依然执着。1953年1月，正值斯兰斯基案10年之际，共产主义者的不妥协的征兆日益明显，让-玛利·多梅纳克再次重申了他本人及其杂志和读者的立场：“在理论和实践上，在劳工文明到来之时，我们都寻求共享群众的崛起。”这是19世纪早期基督教社会主义及其圣西门主义源头的真正呼吁。它跟政党知识分子的立场的区别仅体现于如下重要的一点：对于附属的共产党员来说，政党会成为党员同无产阶级沟通的阻碍这一点是无法想象的。然而，在其他方面，进步知识分子以及他或者她在党内的敌人拥有同样的世界观。在多梅纳克发文后不久，安妮·贝斯也同样对捷克的审批做出了评论，并断言，“我们的人道主义”是站在穷困者和受压迫者一边的，并非用来维护那些咎由自取的人们；不同于斯兰斯基及其同党，“工人是清白的……他们处于代表着世界未来的斗争的中心”。

        另一种知识分子附庸于工人阶级的方式在于更强烈地暗示知识分子的重要性，这里谈论的并不是同无产阶级结盟而是鼓励他们在敌人面前保持振作，号召知识分子不要“放弃”他们。按照这套说法，知识分子有责任保护和教导脆弱的工人阶级，而非只是单纯地对其顶礼膜拜。这两种方法代表了不同的情感，尽管它们有时是出自一人之手（关于这个主题的很多文章都表现出矛盾和逻辑混乱）。这第二种方式的最佳表述由一个著名的警告构成，“我们不能让比扬古失望”（位于巴黎附近的雷诺工厂所在地），只是萨特并非头一个这么说的人。1946年1月，在一封写给《行动》的信中，穆尼埃放弃了任何“超越马克思主义”的尝试，因为任何怀疑马克思主义的举动，都会削弱工人的立场，瓦解他们的决心。在他确实尝试性地对共产党人的行为提出了质疑的那些场合里（比如在对保加利亚的佩特科夫的审判和执行过程中），他小心地告诫他的读者，他这么做仅仅是因为共产主义因其自身的行动而陷入了道德危机之中，这将危及工人的信仰和期望。所有的政治立场都需要依据工人的需要来进行评判（由下评判的知识分子来确定工人的需要），不存在什么抽象的或者道德“中立”的观点。正如穆尼埃在1950年概括的那样，“我们拒斥那些忽略蒙特勒伊（巴黎郊区的一个工人聚居区）立场的空想”。隐喻所指的地理位置不同，但是信息所传达的推动力是相同的。

        这种论证思路存在着某种优越感，一种知识分子“访问贫民窟”的姿态，它在那时也未能逃脱人们的注意。那些年的知识分子同时展示了摆出谦卑和恩人姿态的强大能力，自卑的情结与位高责众的确信感同在。简单的解释，甚至是简单的谎言，单纯的人们都会买账，他们的假象无法经受住严峻真理和坏消息的考验。这并非是一个新的看法——在30年代，罗曼·罗兰会闭口不谈他对苏联的看法，“压抑”诉说的欲望，他只是那样做的许多人中的一员。但是在20世纪30年代，这种自我审查是坚定地反对法西斯敌人、维护左派统一战线以对抗真实存在的右派敌人的真诚希望的一部分。它虽然具有一些政治意义，但在道德上却是设想错误的。到了四五十年代，敌人大多数仍然只存在于知识分子的想象之中，拒绝畅所欲言并非出于反法西斯统一体的缘故，而是为了理解力有限的天真的工人着想。对时局变化极为迟钝的保尔·艾吕雅不过是在日丹诺夫及其“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的荒谬性面前明智了一回罢了。然而在其所处的工人阶级街区，他拒绝向他的共产党员同志说出他的疑虑或者他的鄙夷。“可怜的人儿，这将令他们气馁，”他如此向克洛德·罗阿解释，“我们不能让那些正在斗争的人们失望。他们是无法理解的。”在某些情况下，这一论证思路似乎失效，有人会提出，也许工人群体有着不同的标准，一些会令知识分子震惊的事实，也许在工人看来会有不同的意义：

        在这种描述中，工人的形象不再是一个简单的儿童、一个完美的典范、一个头脑简单四肢发达的“他者”；他被赋予了完全不同的识别力。令知识分子不可忍受的是，工人（无论是在巴黎、布拉格的，还是在里尔或者罗兹市的）不仅没有感到被冒犯，而且事实上对其赞赏有加。一个人的束缚意味着另一个的自由。无产阶级之所以受到支持和保护，不仅是因为它可能会丧失斗志、放弃斗争，还因为在其世界之中，还存在着价值的重估。那么，知识分子该如何同这些不同类的人交流，他或者她想要同谁的识别力和需求相结合呢？工人和思想者之间的差距该如何填补？这些问题的答案在很多人看来是不言自明的：通过共产党的中介作用，不论它显现出来得有多令人厌恶和不讨人喜爱，也不论它有多不配合。共产党人同工人并非一体、不分彼此，正如萨特在《文学是什么？》当中所指处的那样，工人的事业并非天然就是法共的事业，只有借由后者，我们才能同他们联合。虽然在那以后，他的看法将有极大的变化，认为共产党就是工人阶级——他仍然认为，共产党体现工人的真正和根本的利益：

        无论是在斯大林主义中，还是在旧的改良主义的社会主义之中，工人阶级都能认清自己的定位、任务以及临时交托的主权。你声称那一小部分人伤害了工人阶级，只是这是如何发生的？共产党的权力来自无产阶级，它没法用自己的行动来同自身对抗。

        1947年和1953年的萨特的态度，可以作为确定大多数持进步主义的同代人的想法的区间。一些人，比如让·拉克鲁瓦很早之前就是极端的萨特主义者：“共产主义并不主张在广博的群众意愿中再加入些什么本质的东西——它只代表无产阶级自身的意识。”其他人也许可能更赞同克洛德·雅梅（Claude Jamet）的看法，在1935年他写道：不管共产主义的现实有多令人幻灭，即使苏维埃革命被证明是一个“死火山”，“在只要还有可能的前提下，仍然有必要如此假装……是的，去欺骗，英雄般地”。反对共产党员及其主张就意味着放弃所有同无产阶级交流的希望。令这一立场变得困难的，并不是其表面上的荒谬性，其对任何自主的判断的否认，而是故意令人生厌的共产党员自身的行动。许多人认为，若不是因为斯大林主义，实现工人和思想者精神和情感共通的道路会变得大大平顺。但是无论法共变得如何糟糕，忠诚仍是无条件的：“做你能做的，说你想说的，我们决不能成为库斯勒……因为我们不能放弃无产阶级。”

        要维持这种看法，需要非凡的信念和持续高频的自我否定。而共产党人确实提供了改变心意的充足机会。除了那些年以最简单的、善恶二元论和偏执的形态出现的斯大林主义，还有那些以最扭曲和矛盾的方式自残的进步主义知识分子，他们所做的一切甚至很少换来法共的哪怕一点点肯定。相反地，萨特、穆尼埃和布尔代以及他们的朋友，却常常是共产党员辱骂和侮辱的对象；他们的矛盾和伪善被无情地揭露和记录在了共产党的媒体之中，出于教化读者的需要，我们很少能一窥这些文字的原貌。在那些独立知识分子感到迫切需要谈论斯大林及其追随者的罪恶和错误之时，共产党员不会来帮忙，即便这类讨论几乎总是以提供无条件的豁免而告终。如果共产党确实是资产阶级知识分子能够并肩依靠、参与群众斗争的工具，那么这也是一趟不愉快的旅行。然而，在车辆偏离了原有的辩证道路之时，司机越是试图想抛掉这些热情的同路人，他们就越是坚持，并且发誓说，他们永远不会半途而废，因为不会有回头路可走。

        同共产党人一样，知识分子同路人不仅鄙视资产阶级腐朽的世界，而且还厌恶他们自身在其中所扮演的角色。他们对这一角色的过高估计是导致激进主义同过度的自我仇视相结合的根源。在许多知识分子的眼中，只有共产党才有正当的理由怀疑像他们这样的“独立知识分子”。共产党人也许有方法解决其自身的困境，而他们已经帮助知识分子摆脱了他们的困境；在对1948年的布拉格政变的评论中，穆尼埃在结尾处热情地敦促共产党人“祛除他们自身的恶魔，像他们祛除我们身上的恶魔一样”。作为一种“集体智慧的结晶”，共产主义运动是不会犯错的（以一种讽刺的方式，这种观点的形成促成了对知识分子主张的提升，并将其转置于更高的平面），尽管它的行动，尤其是那些来自其内部发言人的观点常常是站不住脚的。确实，像萨特那样的作家对政党自己的知识分子只有鄙夷之情；他写道，他们以及他们所信奉的那种马克思主义都是缺乏智慧的，确凿无疑的是，他们远未具备政党智慧的一星半点。这对他而言是遗憾的根源之一，政党知识分子拥有接近无产阶级及其集体智慧的特权，凭借于此，他们才得以羞辱和超越那些像他那样的独立思考者：“他们占有的这一种非凡的工具——为众人所渴望，这赋予了他们相较于随意思考的那些人的压倒性的优越感。”

        这种知识分子在历史及其驾驭者面前的自我牺牲，根植于一种为许多人所持有但很少人明说的观点，即知识分子在本质上是一个“背叛者”。他或者她要么背叛了其所信奉的事业，他们总是同中心保持一定的距离，因而从来也不是完全“真诚的”；要么因为追寻这样的事业而背叛了他们的阶级。知识分子的状况显然就是不忠的代名词。这种感觉最近重又在皮埃尔·布迪厄及其同事的著作当中浮出水面，在他们看来，资本主义社会中高等教育的受益者按照定义就带有背叛的意味，即便他们自身也是其状况的幻象的受害者。作为对法国知识分子的一种典型比喻，它自然有其渊源，对过于世故的良知的这种奇怪表述，除了进行不懈的自我谴责外，无法同自身和解。然而这时，它的无处不在表明，偶然或者传记体的解释已经不足以对其进行说明了。确实，前两者能够解释很多事情。萨特对其自身的卑微性的感觉——他的出身、职业和成果从未具有过意义和价值——只是众人自我感觉的极端表现，这一点在他们的回忆录中彰显无遗。依附于共产党（真正的或者仅仅是情感上的依附）或者无产阶级使那些人得到一种自我认同感和归属感，而据他们自称，这正是他们所缺失的。像罗阿、摩根、多梅纳克和其他这样自30年代之后就从右翼倒向左翼的人，以及他们中的一些人所声称的令其饱受折磨的1948年至1956年间的精神分裂危机，尤其如果他们加入了政党并且留在了党内，以上种种，相较于承诺献身前后的被孤立和被排斥的感觉，也许是更为痛苦的。

        即便知识分子为了赋予他们“短暂的私人历史”以意义而签字放弃了他们的批判能力，他们中几乎所有人仍然在他们自己的专业领域拥有某种程度的真正的自主权。这个时代敷衍共产主义事业、嘲笑它的评论员，艺术家、剧作家、科学家、历史学家和哲学家很少会让它入侵他们作品的至圣所在。至于当时仍年轻的社会学家埃德加·莫兰、历史学家埃马纽埃尔·勒华·拉杜里、莫里斯·阿居隆（Maurice Agul），有人会说，他们因为年轻而可被原谅。对于那些年长一些的学者，比如乔治·勒费弗尔，当他们用其结论佐证革命的时候，他们同样在试图维持某种学术的连贯性。毕加索、费尔南德·莱热（Fernand Leger）、约里奥-居里（Joliot-Curie）和让-皮埃尔·韦尔南（Jean-Pierre Vernant）仍然忠诚于他们的艺术和科学的感召，同时，也坚决维护他们的共产党同僚和同盟所处的最荒唐的官方立场。这指向了知识分子对斯大林主义的同情之中令人奇怪的一个中间区域，并为理解那种同情的本质提供了线索。

        为了进一步展开这一论题，首先有必要做一些区分。在知识分子共同体中成功地扮演引领角色且有影响力的那些人很少能够进入党内。阿拉贡是一个例外，共产党对他的重用反映的是他不同寻常的立场。大多数年长一些的党内知识分子要么是他们领域内二流的执行者，要么也只是最广义和最一般意义上的知识分子——学校教师、记者、外省教授、图书馆员及其他。因而当政党提出整合知识界的要求时——无论是在解释事件，符合审美的“原则”，还是在选择虚构主题的问题上，都未对知识分子的资质提出过高的要求。相反地，政党没有立场去要求党外人士也符合这一标准，并且显然的是，它的尝试也以失败告终。其次，大多数加入法共的知识分子，包括后来成就卓著的那些，在当时还年轻。在20世纪50年代，一个典型的党内知识分子常常只有二十几岁。这些人没什么抵御政党压力的能力，且在那时尚未定型，因而他们在共产主义运动中处于边缘地带。即便他们的工作并不是总能符合强制的标准，也无甚大碍。而老一辈的已经有名望的作家、学者和艺术家并没有全部加入共产党。像穆尼埃、加缪、萨特、梅洛-庞蒂以及他们的同事那样的人，最初同政党保持了一种友好的距离，出于自身的原因支持共产主义。他们作为小说家、剧作家、哲学家或者历史学家的成就早在光复之前就已经确立了，并且，他们的审美情趣，区别于他们的政治偏好，怎样也算不上依赖于工人运动或者与之相关。即便当萨特哀叹同工人阶级的脱离，他们实际上不想也不能改变这一状况。他们至多也就是不再写一些艺术的或者学术的文章，而将主要精力严格限定于政治的行动主义之中。而更普遍的情况是，他们以一种紧绷和矛盾的方式兼顾两者。

        在本书中，我主要关注这些业已有所成就的人，而非更年轻一些的他们的同事。后者，同党派内普通的更次要的知识分子一样，是让尼娜·韦尔代-勒鲁那本重要的著作的主角，而他们的经历是截然不同的。共产党本身有一种夸大其所获得的知识分子的支持的倾向，有几个原因可以解释这一点：同捷克斯洛伐克、波兰或者俄国本身一样，在法国这个国家，知识分子在政治和文化生活中所起的作用举足轻重，他们也构成了公共生活的一个重要的注脚。作为民族优良传统的假定的继承人，法共以这一遗产为由对自己也对他人提出了要求。除此之外，因为在战后法国巴黎知识界的无可争议的地位，共产党人自然想要将其影响力拓展到这些圈子。然而，政党所感兴趣并对其施压的这些知识分子们，依据其活动各有不同。那些作品同共产党讲话的主题直接相关的人（历史学家、社会学家和经济学家）竟然并未引起党内多大的注意，尽管如此，仍然有格外多的历史学家蜂拥至党内。另一方面，小说家、画家和雕塑家更能获得政党的青睐；作为一个纯粹的知识分子代表，他们在公共会议及集会中的出场是尤其具有价值的。

        这一现象并非头一次出现。在30年代，纪德、罗兰或者马尔罗就以共产党路线的文化担保人的形象出现以施加类似的影响力；西班牙内战的经历已经表明，知识分子在参与政治的同时，也可以保留他们的创造自主性——没人会谴责毕加索、马尔罗或者贝尔纳诺斯曾经放弃了他们的艺术灵魂。这次最大的改变，是1948年之后对艺术符合论、“社会主义现实主义”和“两种文化”的强调。“无产阶级”艺术不是一个新的概念——早在20年代俄国就展开过此类讨论，革命的作家与艺术家联盟在30年代早期就极力敦促过艺术要服务于政党宣传。但是共产党人和非共产党人都倾向于忽视这些压力，因而这一呼声在人民阵线时期，尤其是在抵抗运动和光复时期趋于缄默。然而随着共产党和工人党情报局的建立，以及“两个阵营”理论的兴起，日丹诺夫和斯大林要求为1947年之后日益僵化的共产党的行为正名，艺术（以及科学的）归附成了一个严峻的问题。我们已经知道，进步知识分子在回应李森科事件以及审判秀中的日丹诺夫主义症状时的矛盾情绪和无力感，在某种程度上，这被看作是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的理论的血腥践行。当洛朗·卡萨诺瓦将日丹诺夫的美学引入法国时，他激起了同样小心翼翼、拐弯抹角的回应：

        这并非出于某些共产党公务人员之手，而是让-玛利·多梅纳克在《精神》上的文章。他接着说，文学、艺术和科学的彻底归顺并不会使共产党知识分子居于一个“矛盾的境地”；作为一个乐于颂扬其同伴对“具体的现实”的归顺的知识分子，他所不满的，仅仅是他自身所处的矛盾境地。在法国，除了开除出党以外，卡萨诺瓦没有别的强制的武器，而在东方，“具体的现实”，如多梅纳克所知道的那样，本身就意味着总体上更为具体的东西。安德烈·布勒东的回应是一针见血的。在现有的条件下，他直接引述他的旧友阿拉贡所说，“可耻的词‘介入’，自战争以来就变得流行，它散发出奴性的恶臭，而那正是艺术和诗所憎恶的”。

        在实践中，共产党党内和党外知识分子很少真正关注“两个阵营”理论的美学或者认识论上的含义。那些真正把李森科事件当回事的人从来都不是专业的科学家，更不用说生物学家了。安德烈·斯蒂尔（André Stil）的号召在画家圈中无人响应。毕加索对为一个共产党杂志画一张显然不合适的斯大林的画像不感兴趣，他的“讽刺画”受到了官方的否定和非难。会典型地对那些它认为令人难堪的事物听而不闻。从1948年到1956年，杂志很少刊登发生在人民民主国家的事件，有关共产主义文化政策方面的消息就更少了。西蒙娜·德·波伏瓦在她的回忆录中，责备自己在40年代的文章中过多体现出来的“理想主义”，并且后悔没能在措辞上更加脚踏实地和“现实”。但是她是以工人领导主义，而非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的名义提出这种轻微和罕见的自我批判的，这是一个重要的区分。大体上，斯大林主义的文化维度是让法国知识分子感到最不自在的部分，那是因为这最接近于他们所知道的和所关心的东西：“相较于那些我们并不熟悉的领域的罪恶，我们更无法忍受的是我们熟识范围内发生的愚蠢行为。”

        相比意大利当代左翼知识分子，法国左翼并没有公开强调，文化中进步或是反动的坐标同政治当中的并不相同；他们只是保持了沉默。这种道德上的不诚实也许不会引起他们的自我反省——同极权主义在坏艺术问题上而非在大屠杀问题上产生分歧也不该被视作是一件可值得骄傲的事情——但是，它确实允许开业艺术家、小说家之类的人在公共事务中站在进步的阵线的同时还能诚信敬业。许多战后的那一代人被团结起来围绕在共产党周围，仰赖于一个深思熟虑，一个具有首要紧迫性的议题，它是一个网格，当代政治通过它被观察，并且任何通过它的形象都产生了畸变——这就是关于“和平”的议题。

        从某种角度看，认为“和平”是当代争论的核心议题是很奇怪的。因为1938年的记忆仍然鲜活，不计代价强调的和平——张伯伦的名言“我们这个时代的和平”是布鲁姆所说的“怯懦的信仰”——未被遗忘。绥靖主义是一个肮脏的词，慕尼黑分子是一个极大的侮辱。战后10年中，知识分子仍然保有关于30年代和平主义氛围以及他们早先反抗战争和杀戮的持久的记忆。他们中的许多人都经历过“一战”，甚至参加过战斗，并且同希特勒的斗争亦尚未抹去“一战”留下的记忆和影响力。1940年的战争是在模糊不清的状况下发生的：它以波兰的名义宣战，却使得波兰后来被榨干了血肉，同时，它打着反法西斯主义的旗号，而达拉第却表现出想要努力维护同墨索里尼的某种友谊。直到德国人穿过了默兹河，法国人也没提出过什么领土野心；从一开始，极左和激进右翼就反对继续战争。确实，维希、德占时期以及抵抗运动的出现改变了政治参与的方式，但是“二战”及其意义的不确定性丝毫没有抹去“一战”及其余波留在人们心头深深的烙印。

        因而，曾如此搅乱两次大战间和平主义者情绪的同希特勒的冲突，最终也并未在根本上消除这一点。相反地，它更加确信了自己的感觉。早些年的和平主义者不仅受到期待新一轮索姆河和凡尔登战役的看法的排斥，还受到了明显非理性的且罕有人相信的决一死战并签订另一个《凡尔赛和约》的观点的抵制。希特勒、墨索里尼以及他们的法国朋友极为有效地利用了国际非正义的主题，第一次世界大战不仅造成了无辜群众不必要和无意义的死亡，还导致了大规模的社会和外交上的非正义。无论苏联还是德国都对结果不满意，即便是那些反对它们的人当中，也有一种不安，他们意识到两次大战间的国际格局是建立在缺乏说服力的基础之上的。但当下一次大战如所有人预期的那样最终到来的时候，至少在那些起来反抗纳粹主义的人看来，这些疑虑都暂时消失了。抵抗者信奉的反法西斯主义是所有人都认同的确定并无懈可击的动因。随着希特勒的战败，和平再一次成为可能，并且，这一次，和平是基于道德上无可指摘的前提的。

        从某种意义上说，相较于1918年，1945年事实上和平解决的结果被看作是总体上更令人满意的。既然败者不再是一个奋斗的民主共和国，而是一个挫败的独裁政体，德国状况的不明朗就被一扫而空。俄国人以胜者的姿态出现，他们收复了丢失的土地，维护了帝国的边界，战争不是以国家利益（或者资本家的利益）的名义打响并取胜的，而是借由人民和理想。1945年之后维护和平的欲望会比“一战”之后来的更为强烈，这一点尤其体现于，人们认为40年代的战后革命显然在每个国家都取得了胜利，而在1918年至1923年间，他们都曾在那里不敌地方反动势力和外国军队。唯一无声的抗议来自波兰人以及他们在欧洲的苏维埃区块的同病相怜者；但是那一地区反抗苏维埃的霸权这样的观念在西方的大部分人看来都是该受到诅咒的。“二战”过去6年之后，法国没有人希望“为但泽而死”（或者格但斯克），1945年之后的持这种观点的人们不会比1939年的更多。

        反常的是，战后的这种和平情结的一个很重要的组成部分，就是最终将战前的和平主义者卷入战争的同一个反法西斯主义。既然纳粹主义及其支持者被打败了，而苏联及其同盟取得了胜利，这种同盟力量的削弱，战争赢家之间的区隔或者同盟国间的纷争的最有可能的受益者，将会是法西斯主义本身。这也许在现代人看来有些不可思议，但这在当时却是有一些道理的。1938年至1944年是一个深重的打击，它使之前并没什么概念的人们认识到了政治现实。对于他们中的大多数人而言，这段经历告诉了他们有关法西斯主义的骇人听闻的细节；它的仇恨和信念比他们之前遇到的所有还要更暴力、更极端和更完整，这是真实而又终极的邪恶的力量。不管是现在还是在将来，为了同法西斯主义进行斗争，所有的力量都必须被整合起来。那些对法西斯的罪恶醒悟得较晚的人以及那些在回顾他们的历程时非常清楚法西斯罪恶的人，还有许多可以讨论的空间。最重要的是，人们不会想要再一次发现自己在斗争中落后了。

        那么，“决一死战”如何？也许，只要同“一战”以后的氛围相比较，我们应该能回忆起1945年以及之后的几年似乎可信的法西斯主义复兴的威胁。如果美国再一次离开欧洲（如许多人所期待和希望地那样），且英国就此衰落而无法补救，德国复兴的威胁就变成了一个貌似合理的假设。在任何情况下，反法西斯主义的预感以及担心再一次后知后觉的感觉是普遍而又真实的。因为这个原因，如克劳斯·曼（Klaus Mann）在1935年于巴黎召开的反法西斯知识分子大会中所做的那样，战后知识分子继续保持与事实相悖的对法西斯主义的警惕。这么做是有价值的，但是却使得知识分子对政治产生了负面的和反抗式的看法，并且需借由他人真实或者假想的行为来决定他们本人的归属和承诺。如果说一种复活的法西斯主义就是危险本身，那么同任何能够阻止它的大陆力量的结盟就是言之成理的，比如共产主义运动和红军。

        这一感觉随着战后同盟关系的消除和冷战的兴起得到了印证和强化。自1947年夏天开始起，确实有一段时间，西方和苏联可能在德国问题、美国的经济援助计划以及苏联逐渐加强对其在中东欧的势力范围的控制问题上产生了龃龉。对战争的预期广为流传（尤其是在法国），这一点直接反映在当代知识分子作品当中越来越明显的对苏联的同情。克洛德·布尔代愈发倾向于接受对尼古拉·佩特科夫的审判和处决，因为他坚信共产党人的看法，即佩特科夫试图在保加利亚内政问题上寻求“西方的干预”，这种西方对局部地区的干预将很有可能点燃整个欧洲大陆。在法国，知识分子察觉到了一种“战争精神错乱症”，它将反共产主义者为当局寻找的托词视作病灶；最后，它的逻辑变得很简单——“反共产主义是一种死亡的推力……一种战争的推力”。

        在这种情况下，为和平而战替换了所有别的议题，并将它们囊括在内。由于法西斯主义会成为战争的受益者，也由于是美国被指责引起了争端和区隔，而正是后者使得欧洲处于公开战争的边缘，这样一来，和平的呼吁就同维护共产主义合为了一体。从1946年开始直到斯大林的去世，没有其他议题能够直接地或者潜意识地如此占据公共讨论的核心。保卫民主和维护和平融合成了同一个目标，作家的首要责任就是以某个重要人物的视角来看待问题。进步的基督教知识分子尤为着迷于这一主题，他们被它蒙蔽了双眼，采取了一种最令人难以置信且站不住脚的立场，虽然其继承者在20世纪七八十年代将和平与裁军看作是实现东欧正义或者权利的首要议题。日丹诺夫也许是愚蠢的，斯大林则是残暴的。但是过多的军备却是最愚蠢的，战争是最残暴的。到1950年，进步知识分子明显听上去像是30年代的和平主义作家，他们对极权主义和独裁的辩白是对后者的无意识的回应。即便加缪，人们无论如何也想不到，在1953年他会被描述成为共产主义行动的支持者；他在那年出版的作品的序言中从他的论证角度提出的维护和平以及反战的态度，却被当时投身于公共生活的人视作是首要的任务。

        共产党人很好地利用了这些情感，并且取得了显著的效果，事实证明它们比30年代晚期的法西斯媒体要更长于此道。共产党人在这件事上的可信度不仅来自他们的反法西斯的信用资质，同时，还来自斯大林对战后格局的乐享其成。虽然有关在1947年之后苏维埃改变了方向，它更关注于搅乱西方这一点仍是有待商榷的，但是直到那时一个分裂的欧洲对共产党人有利。因而，从1945年到1948年，斯大林被其西方的支持者看作是“宣扬和平的人”，并赢得了相当多的威望；雅尔塔会议确立的神圣分割计划，东欧国家联合政府对苏联的附属关系，对其之前的领导者的审判都被当作是“苏维埃安全”和“人民革命”双光谱视角下的产物。除此之外，对苏联的普遍支持还来自美国直到1949年对核武器的垄断。萨特所写的《斯大林的幽灵》实际上说出了他那一代很多人的心声，即斯大林建立“卫星”国是为了对抗马歇尔计划这一“战争工事”。直到那时，苏联所试图寻求的，也只是保证和维护其外部安全。它在1948年及其之后的防御性举动，也只是为了维持和平以及保护欧洲的社会主义。

        1956年年末的文献表明，到那时，苏联同样从极力反对联邦德国的重整军备以及斯大林自1951年起对“和平共处”的强调中获得了利益。但是即便是在1948年至1951年间，当共产主义正呈现出其咄咄逼人和偏狭的一面时，它仍然被其崇拜者奉为“和平”的代名词。并且，也正是在那些年，这一等同得到了最大程度的确认。在1948年8月的弗罗茨瓦夫，保卫和平大会的倡导者发起了和平运动，与此同时，类似的和平爱好者大会也在布拉格和巴黎召开。紧随其后，到了1949年4月，由新组成的“法国维护和平知识分子运动”发起的全国性会议在巴黎召开，参会的众人之中有路易·阿拉贡、让·加素、皮埃尔·德布雷（代表《基督教见证》）、保尔·艾吕雅、居里夫妇、毕加索、费尔南德·莱热、保罗·里韦（Paul Rivet）、塞热、韦科尔、让·瓦尔（Jean a）以及马德莱娜·雷诺——这是战后法国一个名副其实的由持进步观点的艺术精英组成的《哥达年鉴》。塞热借机提出了主张，法国借由书籍和作品表达的“知识分子的在场”——“通过书籍，法国必须展示其对和平的渴望”。

        世界和平大会在1950年11月进行了第二次会议，并于1952年12月在维也纳又召开了一次会议，仅仅在斯兰斯基案结束的几天之后。那一时期的很多活动都围绕着1950年3月由“世界保卫和平大会”的常任理事会颁布的《斯德哥尔摩宣言》展开。他们效仿共产党和工人党情报局，并同后者一样，宣言以及其他大会都以反战和改变战后格局为旗号，致力于最广泛地集聚全球范围内的支持。所有各类的和平运动及集会的组织机构表面上由具有影响力的来自艺术界和科学界的著名人物构成，但是同它们在30年代的前身一样，实际上拥有机构掌控权的，是勤勉的共产党的公务人员，这些机构的总部大多数都在布拉格。它们成功地募集到了数以百万计的签名（虽然大多数签名来自于“自愿”加入共产主义阵营的人或者来自于世界各地的共产党党员），并且，毋庸置疑的是，在那些非共产党的知识分子眼中，共产党员的和平诉求极大地增强了他们的吸引力和合法性。

        法国知识界在这些机构当中扮演了与之不相称的角色。弗雷德里克·约里奥-居里（Frédéric Joliot-Curie）和让·拉斐特（Jean Lafitte）是许多国际运动名义上的领袖，而皮埃尔·考特（Pierre Cot）是“国际民主法学家协会”出了名的有名无实的首领，这一协会的首要任务就是将人们的注意力从苏维埃的罪行转向非共产党国家的非正义和不人道的行径。相较于其他地方，一些具有区域影响力的人物在这些运动的法国分支中扮演了更加活跃的角色；他们退出这些运动，通常也并不因为他们对“和平运动”不再抱有幻想，而是由于共产党人发现了他们行为当中的过失，加素和多梅纳克之所以在1950年受到了和平运动的地区分支机构的指责，是由于加素对拉依克案的批评以及多梅纳克对他的声援。作为和平组织的贵客，法国记者和艺术家参观了东欧国家，并充满热情地叙述了他们的经历，却似乎并未意识到他们在邀请方以及邀请方的受害者眼中，充当的是“信鸽”的角色，他们是30年代“有用的白痴”的快乐的接班人。他们的天真显然过了界：多梅纳克在1950年极力颂扬南斯拉夫，批评苏联自我赋予的区分谁是或不是一个“爱好和平”的政权的权力——他坚称，在和平运动当中，我们的共产主义同伴并未寻求被指认的那种专断。

        他们的世界观在共产党员的军事演习、结盟以及的他们自身的憧憬和怀疑的搅动下被染成了粉红色，法国知识分子因而在“二战”之后前所未有地变得暴露无遗和不堪一击。对于在1950年真诚地相信需要在斯大林的政策和“我们的共产主义伙伴在和平运动”中的态度间有所区分的那些人，我们可以说，他会对任何事都信以为真。但是让-玛利·多梅纳克并非特例——西蒙娜·德·波伏瓦也做过类似的区分，而同样吹毛求疵的论证是进步知识分子的主食。在那个时代背景下，人们可以观察到，那些在其他时候聪明而又精致的头脑是如何走到这一步的；诚然，依据上述所提到的各种因素，人们甚至还会产生这样的感觉，即法国知识分子在战后的状况是历史和境遇的自然结果，他们别无选择。但事实并非如此，不同于经济状况，道德状况总是个体能够选择的。然而，确实在很多人看来，对那些年的思想健全的知识分子而言，似乎并没有其他的政治或者道德选项。为了理解当时表面上看似如此的知识分子的境遇，我们现在必须将注意力投向居于法国政治思想中心的中空地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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