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4年2月19日，在新加坡的一个米店里，东南亚地区最大的华人实业集团陈嘉庚有限公司宣告在两天后收盘。公司旗下的橡胶厂、饼干厂、锯木厂、砖瓦厂以及菠萝罐头厂等尽数关闭，造成大量工人失业，波及13万工人及其家属的生活维持。

        陈嘉庚（1874—1961）是过去十年里最成功的海外华商。闽南及广东潮汕地区自古就有下南洋求生的传统，很多人因此成为当地的富商，他们成为华人企业家群体中很独特的一支，一直到今天，印尼、马来西亚、泰国和新加坡等国家的首富仍然是华裔企业家。他们对东南亚各国经济的崛起，有不可取代的功劳，新加坡的英国总督瑞天咸（F·Stenham）就曾说，“政府收入十分之九，皆出华侨之手，对此勤劳耐苦守法之华侨之谢意，非言语所可表达。”陈嘉庚出生在福建南部海滨同安县的一个小渔村集美，他17岁时南航7000里，到新加坡协助其父经营米店，后因族人舞弊和嗜赌，导致破产。陈嘉庚两手空空，替父还债，先是开办菠萝罐头加工厂，后又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投身风险很大、利益也很高的航运业，他的两艘3000吨级的海轮先后被德国军舰击沉，却从法国政府那里收到了巨额的保险赔偿。1918年，他拿着120万元保险赔款，倾全力于新兴的橡胶种植业。先后购进数千英亩橡胶园，1922年，欧洲爆发经济危机，股市委靡，橡胶市价连续下滑，陈嘉庚逆流而上，出资收购了近万亩橡胶园和10家橡胶厂，建成东南亚地区最大的综合型橡胶制造工厂。

        三年后的1925年，市道果然翻转，随着经济复苏，橡胶价格从年初每担30多元暴涨到年底的200元，陈嘉庚一举成为“橡胶大王”，鼎盛时期，他开办30多家工厂，100多间商店，垦植橡胶和菠萝园15000多英亩，雇佣职工3.2万人，公司总资本达1500万元。

        陈氏的“橡胶王国”仅仅维持了四年，1929年10月，纽约华尔街爆发严重的金融危机，灾害迅速延烧全球，美国是新加坡、马来亚橡胶的主要买主，需求的萎缩导致市场崩塌，橡胶每担仅值7、8元，与几年前的抢手相比恍若隔世，一双过去卖1元多的橡胶鞋，现在竟跌至2角。1930年3月，陈嘉庚橡胶制造厂发生火灾，如同雪上加霜，遍设各地的商店不时发生倒闭或经理卷款潜逃的事件，所有不动产急剧贬值。到1931年8月，陈嘉庚欠银行债款近400万元，被迫接受汇丰银行等八家债权银行提出的改组要求。在其后的将近两年时间里，银行家们急于减少亏损，将陈氏集团的工厂关停并转，分敲零卖，陈嘉庚万分痛心却无可奈何。终于在1934年，宣告解体收盘。

        陈嘉庚的经营败局，与他刻意扩张的激进战略有关，当时舆论对他就有“孟浪”之讥，此外，庞大实业缺少金融体系的支持也是败因之一，据华商陈维龙的口述回忆，陈嘉庚发生危机时，华人银行竭尽全力只贷给他100万元，远远不能解渴，只好被迫接受英资银行的苛刻条件。1933年5月之后，全球经济危机已经得到缓解，欧美订单开始增加，英国人控制的董事会突然做出决定，将陈氏企业所产胶鞋全部归一家英国贸易公司单独包销，陈嘉庚激忿抗辩，不肯在合同上签字，董事会最终竟强行履行此约，一位英国董事说，“我英国之权利不容他国人染指”。

        收盘后的陈嘉庚，日后再无大作。他之所以被视为企业家的楷模和海外华人的精神偶像，却是因为他数十年持之不渝的助学热情。他认为：“国家之富强，全在于国民，国民之发展，全在于教育，教育是立国之本。”他在教育上的持续投入可用“痴狂”两字形容。

        跟南通张謇一样，陈嘉庚发誓改造家乡渔村，1914年，他创办集美高初两等小学校，此后又相继创办女子小学、师范、中学、幼稚园、水产、商科、农林、国学专科、幼稚师范等，并逐步发展，在校内建起电灯厂、医院、科学馆、图书馆、大型体育场。在昔日偏僻的渔村里建设起闻名遐迩的“集美学村”。在上世纪20、30年代，集美与张謇的南通、卢作孚的北碚是国内知名度最高的三大新式城镇模范。在建设集美的同时，他还在同安县创办40多所小学，先后补助福建20个县市的73所中小学。在新加坡，陈嘉庚竭力倡办华文学校，后捐资创办崇福女校、南洋华侨中学和南洋女子中学。

        1919年，就在四处收购橡胶园的同时，他就发起筹办厦门大学，在募款会上，他直言自己助学是“为爱国愚诚所迫”，当场他宣布认捐400万元，其中开办费100万元，其余300万元分12年付清，而当时他所积存的资产也仅400万元，相当于倾家办学。

        1929年，陈氏集团开始陷入困境，他仍按时支付集美和厦大所需经费，他的长子陈济民劝他减资自保，他慨然说，“我吃稀饭，佐以花生米，就能过日，何必为此担心。”极困难时，他将三幢大厦抵押给银行借款，做出了“出卖大厦，接济厦大”的惊人决定。1931年，汇丰等债权银行改组公司的时候，英国董事们对陈嘉庚自陷绝境仍助学不止的行为难以理解，他则很明确地说，“宁可企业收盘，绝不停办学校。”双方拉锯，最终议定对厦大和集美两校的经费支持，限定每月为5000元。随后，陈嘉庚采取化整为零的办法，将几家尚有利润的企业租给自己的女婿和亲信，约定年终分红时，对方所得的一半或三成充为学校经费。他还向族内富商募捐11.5万元，加上自己的16万元，购买橡胶园400英亩，作为厦大的基金，月可入息2000元。到1936年5月，陈嘉庚实在无力接济下去，只好给国民政府写信，恳请政府将厦大收归国立，他愿将所有产业无条件奉送，并自请取消董事职位，在信中，他十分自责地说，“每念竭力兴学，期尽国民天职，不图经济竭蹶，为善不终，贻累政府，抱歉无似。”2个月后，国民政府批复同意，此时的厦门大学已发展到文、理、法商3个学院9个系，是当时国内科系最多的5所大学之一，鲁迅、林语堂、顾颉刚等著名学者都曾在此教学。

        抗战爆发后，陈嘉庚在南洋积极募捐支持抗日，1938年10月，香港、马来亚、印尼、菲律宾等东南亚华侨联合成立“南洋华侨筹赈伤兵难民总会”（简称南洋总会），统一领导海外华人的抗日救国活动，陈嘉庚当选总会主席，在其后几年间，总会先后组建702个基层救亡组织，为募兵集资起了很大的作用，据军政部长何应钦1939年的报告，全年军费18亿元，华侨赈款占了五分之一。1940年3月，陈嘉庚率南洋华侨慰问团返国，先后考察慰问了重庆和延安，大大鼓舞国民士气。一年后，太平洋战争爆发，日军侵占东南亚，出赏一百万元缉拿陈嘉庚，他辗转避祸于印尼的爪哇诸岛，他把一小包“氰化钾”藏在怀里，随时准备殉国，当时多有传闻说他已蒙难身亡。1945年，日本战败，陈嘉庚重返新加坡，消息传回国内，竟成一重大喜庆新闻，当年11月18日，重庆举行了“陈嘉庚安全庆祝大会”，郭沫若、邵力子、黄炎培、陶行知等500多人与会，远在延安的毛泽东也送来单条，题“华侨旗帜、民族光辉”八字，与会者都深度认同黄炎培的感叹，“发了财的人，而肯全拿出来的，只有陈先生。”

        1949年5月，陈嘉庚受毛泽东的邀请归国定居。1961年8月12日，他在北京去世。逝前留下遗言，遗产334万元全数捐于学校及乡社建设，其子女，男子无职业者，每月供给生活费20元，女子每月15元，如有职业或出嫁就不得支取，每人如逢结婚或丧事，各给费用200元。他去世后，北京丧仪极为隆重。周恩来总理、朱德委员长亲自执绋送葬，东南亚各地华侨自动分设灵堂祭奠，在新加坡，300个社团、近万人与会追悼，大会挂一对挽联，右联“前半生兴学，后半生纾难”，左联“是一代正气，亦一代完人”。

        1991年1月，中国科学院将一颗小行星命名为“陈嘉庚星。”所谓与日月同辉，陈公得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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