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人办一县事，要有一省的眼光，办一省事，要有一国之眼光，办一国事，要有世界的眼光。

         ——张謇江苏省咨议局演讲1909年

        1905年的中国，是近代史上最激进的年份。朝廷以令人眩目的速度推出了各项变革，涉及政治、社会和财经等诸多方面，其力度之大、范围之广、震撼之强早已远远超出百日维新时期提出的所有内容。

        然而，正如法国政治思想家托克维尔所言，“对于一个坏政府来说，最危险的时刻通常就是它开始改革的时刻。”1905年的晚清留给后世的悬念正是：为什么变法力度如此之大，而最终还是无法避免帝国的覆灭？覆灭是变革导致的结果，还是变革失败的结果？在改朝换代的过程中，经济变革与政治改革的的权重有多大、它们应该如何协调推进？而且，企业家阶层到底扮演了怎样的角色？

        变革的能量其实已经蓄积了三十年，它只是不断地被打断，然后又在内部的争乱与外部的侵辱下，再次更猛烈地结集，它如地火在地表层下愤怒地流淌，一有裂缝，就会不可遏制地喷射出来，造成巨大的、难以控制的动荡。在1905年，三种力量角力中国的态势已经十分明显，一是立宪派，一是革命派，一是摇摆迟疑的朝廷执政者，三者间的力量消长以及妥协合作，将决定中国的命运。企业家阶层在这时还没有构成为一个独立的力量，他们因各自理念、利益诉求的不同，而分别选边投靠。

        庚子国变后，国民情绪曾经陷入短暂的消极，然后便又被极大地激发了起来，而刺激点便是1904年爆发的日俄战争。当年2月6日，日本对中国旅顺口的俄国舰队发动突然袭击，两国为了争夺在东北的利益，以中国领土为战场，展开了一场大战，清政府竟然以“彼此均系友邦”为理由，宣布“局外中立。”这一仗一直打到1905年5月，以日本战胜结束，这个东亚小国，在不到十年的时间里先后战胜人口、国土面积均十数倍于自己的两个大国，真正不可一世，崛起成亚洲最强的现代国家。

        在日俄战争中，中国东北成焦土一片，百万国民生灵涂炭，而主政者却无比屈辱地作壁上观，其无耻低能已无以复加，帝国的威严和信用双重破产。在士大夫和知识阶层，民族主义猛然抬头，求变之声不可阻挡。据日本学者市古宙三的计算，在这一年前后，前往日本留学的青年大大增加，人数很快超过万人，费正清称之为“到此时为止的世界史上最大规模的学生出洋运动”，其中不少人成为中国政界、军界、知识界和商界的重量级人物，日本著名教育家松本龟郎次在1927年曾统计说：“今日中国军人中，位居中上将者，有三分之二曾经留学我国。”在国内，一项又一项的变法被提上了日程。

        变法的内容，主要涉及财经、社会和政治三大方面。

        清政府在财经上的除旧立新显得最为大胆，这一点在后世很少被观察到。因为不涉及政体，所以，晚年的慈禧对财经变革的奏折几乎是“从善如流”。然而，由于缺乏整体性的规划以及国家主义的模式，晚清的经济变革宛如一个怪胎，最终也因为国家资本与民间资本的利益链条的崩裂，而直接导致了帝国的灭亡。

        早在1903年7月，朝廷就专门设立了商部，成为中央政府制定商事法及相关法律的主要机构，下属设立了商务局、劝业道、商律馆、商报馆、公司注册局、商标局等各级商务行政机构，张謇等商业名流被延聘为商部顾问官，第二年1月，颁布《钦定大清商律》，包括《商人通例》9条和《公司律》131条，这是第一部现代意义上的公司法。此后，又颁布实施《商会简明章程》等一系列商事法规。1906年颁布《破产律》和《试办银行章程》、《大清矿务章程》等等。这些法律的拟订和发布，建立了第一套比较完整的商法体系，意味着中国公司由沿袭千年的特许主义，进入到了现代商业的准则主义。1906年，朝廷进一步将商部改组成农工商部，同时设立学部。

        商部还仿照西方国家和日本的商会模式，倡导各地商人设立商务总会和分会。1904年颁布的《商会简明章程》有二十六条具体的操作规则，其中第二条规定，“凡各省、各埠，如前经各行众商，公立有‘商业公所’及‘商务公会’等名目者，应即遵照现定部章，一律改为‘商会’，以归画一。其未设立会所之处，亦即体察商务繁简，酌筹举办。”这是中国第一次允许民间创建商人组织。

        在行政机构创建、法律拟订和商人组织的倡建中，朝廷多次表达了对商业的尊重。在商部成立的章程第一款中，就明文规定，“设保惠司，专司商务局所学堂招商一切保护事宜。”在1904年的一份上谕中更说，“自积习相沿，视工商为末务，国计民生日益贫弱，未始不因乎此。”所以，必须“扫除故习，联络一气，不得有丝毫隔阂，致启弊端，保护维持尤应不遗余力。”这些圣旨语言上传下达，对社会风气和舆论的引导无疑是十分具有震撼性的。

        更有趣的是，为了表达重视商业的决心，朝廷算是费足了脑筋，虽然皇上手中已经没有“米”了，但还是可以送出一大堆的“帽子”，在专门公布的《奖励公司章程》中就明确写着，“现在朝廷重视商政，亟宜破除成见”，于是规定，奖励之大小视集股之多少而定，集股5千万元以上者，奖予商部头等顾问官职，并加一品顶戴；集股2千万元以上者可封一等子爵、一品顶戴及双龙金牌，1千万元以上封男爵，5百万元以上、8百万元以下者，则奖予商部四等顾问官，加四品顶戴。一个叫张振勋的商人因集资招股和捐献“贡献尤大”，被授予侍郎衔三品京堂候补、考察商务大臣、太仆寺卿。

        这种重商政策，自秦始皇以降，千年一见。民国学者杨杏佛曾感叹地说：“中兴名臣曾国藩仅赏侯爵，李鸿章不过伯爵，其余百战功臣，竟有望男爵而不可得者，今乃以子男等爵奖励创办实业之工商，一扫数千年贱商之陋习，斯诚稀世之创举”。这种用行政等级“吸引”和“奖励”企业家的行为，似乎是中国文化的一个特色，百年以后仍屡试不爽。

        清政府在经济领域接二连三地释放出来的变革决心和措施，让帝国气象为之一新。费正清在《剑桥中国史》中认为，“只是在1905到1911年中国工业出现之后，利润的诱惑才占了上风，经济收益才变成主要动机。”

        自《公司律》等法律出台后，中国有了正式的公司数量统计，据张忠民在《艰难的变迁——近代中国公司制度研究》一书中的计算，从1904年到1910年，全国正式注册的公司大约410家，这个数量远远高于1903年可能存在的100多家公司，另据林增平的统计，前30年有据可查的72家近代企业中，官办、官督商办占总资本额的77.6%，商办只占22.4%，到这一时期前后正好倒了过来，商办资本已占76.3%。1905—1908年中，全国新设厂家201家，投资合计达4581万元，年均设厂50家，年增资本1145万元。年均设厂数分别超过洋务运动30年的20多倍与甲午后的2.5倍，投资额分别超过5.7倍与2.9倍。投资范围也更为广泛，除原有的缫丝、棉纺、火柴等业有了较大发展外，烟草、肥皂、电灯、玻璃、锅炉、铅笔、化工等业也有了民族资本企业的出现。股份制公司到1911年时已达977家。

        很多学者认同，1905年前后数年，“民之投资于实业者若鹜”，公司创办数量超过了洋务运动30年国家投资的总额。日本的中国问题专家安原美佐雄因此断定，1905年是中国现代工业发展的新起点，即从“国家兴业时代”进入到了“国人兴业时代。”

        1907年，创办8年的大生纱厂举行第一次股东会。当时，大生对其他企业的投资和往来达到了40万两，这些投资并未经过股东同意。会议的记录迄今仍较为完整地保存在南通档案馆的大生档案中。在1904年《公司律》之前，大生的地位可以说是“无限制、无法律之地位”，张謇的好友、官股代表郑孝胥提议“改为有限制、有法律完全之公司”，取名“大生股份有限公司”，全体赞成。至于另外投资的企业，则建议成立一家“通海实业公司”来管理，不与大生发生直接关系，在原有40万两以外加拨20万两，共60万两，算是大生拨给通海的股本，分12万股，每股5两，股票分发给大生股东。

        在股东会上，还发生了一场官股与民股的争论。

        会上有股东提议确立股权，一到一百股，每股一权；一百股以上到五百股的每二十股加一权；五百一股以上到无限股，每四十股加一权。股东王绍延当场提出，“商股没有五百股以上的股东，所定五百股以上每四十股加一权，明明是为官股而发。”另有股东则认为，“这样设计，大股太吃亏，特别是官股”。股东张澹如说，“官股股数多，不是商股所能敌，股数多的，权数递减，为保护小股，不能不这样。”股东陆叔同则质疑，“为什么官股一定不能保护小股？”此外，还有一个叫刘厚生股东给出了其他公司的做法，譬如，浙江铁路公司权数用递加法，江苏铁路公司权数至多不得超过二十五权，两公司都没有官股，但对大股都有限制，“可见这是公例，不是专为官股而定。”

        这场争论的焦点是如何规范官股在大生中的决策权力，尽管在张謇任内，官股一直只分红而不参与决策，但是民间股东显然对此还不放心，他们试图用制度的方式来加以明确。

        好在官股代表郑孝胥是个开明之士，他说，《公司律》不分官、商，凡是入股的都称股东，股有大、小之别，无官、商之别，会场上不可提“官股”、“商股”字眼。在他的支持下，股东会最终通过决议，“将五百一股以上，每四十股加一权删去。自一股至一百股，每股一权，一百一股股以上至无限股，每二十股加一权。”这样的制度设计，明显有利于股份较小的民间股东。

        跟经济变革上的大刀阔斧相比，清政府在社会变革上的力度稍稍下降，而在政治变革上则是迟疑摇摆。

        早在1902年，皇帝便下令禁止妇女缠足。1904，谕令创办新学和颁布教学大纲，同时准许妇女就读新式学堂。所有这些，实际上是从法律上承认了近三十年中所发生的一系列变化，它们包括女权主义、现代化教育。到1905年，最惊天动地的变革法令就是“废科举”。

        9月，张之洞、袁世凯等人会衔上奏，要求立即停开科举，理由是：“科举不停，学校不广，士心既莫能坚定，民智复无由大开，求其进化日新也难矣”。当月，慈禧就下旨准奏，宣布从下一年起废除有1300年历史的科举制度。

        “废科举”是一桩具有划时代意义的大事件。它让中国人从落后、刻板的孔孟儒学中彻底解放出来，在知识体系和思想体系上向现代文明靠拢，其深远意义是怎么评价都不为过的。不过，从国家治理上来看，它却成了现有政权被颠覆的前兆。延续千年的科举制具有一定的公平性，是一般贫苦子弟向上层社会跃进的惟一途径，费正清评论说：“在一个我们看来特别注重私人关系的社会里，中国的科举考试却是惊人地大公无私的。每当国势鼎盛、科举制度有效施行时，总是尽一切努力消除科场中的询私舞弊。”它的废除，熄灭了一代知识青年对帝国的最后一丝眷恋，精英阶层从科举的既定轨道中散溢出去，很快衍变了一股反对的、无从把控的力量。一个可比照观察的事实是，1978年，中国进行改革开放之初，最早的一个变革措施就是恢复高考制度。在敏感的社会转轨时期，一废一复，颇可参研。

        在政治上，最重要的变革呼声是君主立宪。

        在这一点，洋务派和维新派达成了高度的共识，他们都成了立宪派。六年前被追杀的康有为、梁启超等人已成主流，谭嗣同临死前的那句“去留肝胆两昆仑”竟成事实。日俄战争被看成是两种体制的较量，立宪派的《东方杂志》在评论中认为，“此非日俄之战，而立宪、专制二政体之战也”，日本的胜利似乎佐证了这个观点，1905年6月，也就是日本获胜后的一个月，张之洞、袁世凯等人连连上奏要求立宪，当时全国八大总督中有五人明确主张立宪，朝廷在7月发布圣旨，同意委派大臣出洋考察。

        站在立宪派对立面的是革命派，他们提出了比君主立宪更为激进的政治主张，那就是暴力革命。1905年2月，年方20岁的革命党人邹容病逝于上海监狱中，他之前出版了《革命军》一书，鼓吹推翻现有政权，他痛斥历代满清皇帝都是“独夫民贼”、“无赖之子”，慈禧更是“卖淫妇”，他高呼“革命！革命！得之则生，不得则死，毋退步，毋中立，毋徘徊。”12月，身在日本的留学生、30岁的陈天华蹈海自杀，留下《警世钟》、《猛回头》两文，他们的思想代表了当时最为激进的革命思潮。还是在这一年的9月24日，清政府委派出洋考察的五大臣在北京车站出行前遭到炸弹袭击，27岁的刺客吴樾被炸裂胸腹，手足皆断，当场身死。他生前与陈天华等人结为知交，推崇“恐怖革命”。（吴樾临行前，与安徽同乡陈独秀、赵伯先等人，密谋于芜湖科学图书社小楼上。三人为争北上任务，扭打成一团。吴问：“舍一生拚与艰难缔造，孰为易？”陈答：“自然是前者易，而后者难。”吴曰：“然则，我为易，留其难以待君。”议遂定，饮酒悲歌，以壮其行。陈独秀后来成为中国共产党的缔造者之一，并当选第一任总书记。）

        我们接下来要观察的事实是，在这种大转型的年代，当立宪派与革命派形成对立，中国命运面临重大抉择的时候，企业家阶层将作出怎样的选择？他们又有过怎样的作为？

        我们先从当年的一个新闻说起。1905年12月，上海发生了一起轰动一时的大闹会审公堂案。

        当时，一名广东籍的官太太黎黄氏因丈夫故亡，带着15名婢女由川返粤，路过上海时被上海英租界巡捕房以贩卖人口罪名拘捕。租界会审公廨审理此案时，又发生中英两国会审官对女犯应当关押在何处的争议，英方会审官德为门粗暴地宣称，“本人不知有上海道，只遵守领事的命令。”中方会审官关炯之愤然说，“既如此，本人也不知有英领事。”争持之下，德为门喝令巡捕用武力抢夺犯人，并将关炯之的朝服撕破。旁听的中国人对本国官员受辱反应强烈，冲上公堂，四处围打巡捕，还放火烧了巡捕房和德为门的汽车，英巡捕则悍然开枪打死多人，并抓了500多个中方民众。血案爆发后，英租界的华人商号纷纷罢市抗议，而洋巡捕也不甘示弱，竟一律罢岗，租界顿时陷入混乱。上海的这起国际纠纷引出一番喧嚣风波。

        英人在中国最是势大傲慢，清政府懦弱无能，不敢正面应对，便委请商人出面协调，那些被派出交涉的华商大佬们一一出场，却都碰了一鼻子灰回来，这时候，一个不到四十岁的上海商人虞洽卿（1867一1945）出手，扮演了一个调停者的角色。

        跟上海滩上的许多商人一样，虞洽卿的出身也是一个贫穷的“掘金者”。1881年，他14岁时从宁波乡下来到十里洋场，当日下大雨，他生怕妈妈亲手缝制的新布鞋被雨淋湿，就把鞋抱在怀里，赤着脚去投奔一个开颜料行的亲戚。自1843年上海开埠以来，一向善于经略的宁波商人就是人数最多、势力最大的一个商帮，孙中山曾评述说，“凡吾国各埠，莫不有甬人事业，即欧洲各国，亦多甬商足迹，其影响与能力之大，固可首屈一指者也。”虞洽卿的崛起颇得其势。他仅读过三年私塾，但是干活勤快，头脑灵活，在颜料行里，虞洽卿经常与外国洋行接触，便苦学英语，不多久就讲得十分流利，这为他日后的洋场生涯打下坚实基础。很快，他未及满师就升为跑街，负责店里的业务联络，店主为了留住这个年轻人，不断用加薪、赠干股等办法笼络他。在颜料行做了十年后，虞洽卿进德商鲁麟洋行任跑街，不久升买办。四年后，他捐了400多两银子，从朝廷领得了一个候补道台的顶戴头衔，同年靠自己的积蓄买进闸北升顺里、顺徵里的几十幢房产，组成了一个不大不小的房地产公司，此外他还筹建了一家名叫通惠银号的小银行。又过了六年，他跳到华俄道胜银行出任买办，继而又转任荷兰银行买办，荷银是当时远东最大的国际财团之一，虞洽卿一直到抗战时逃离上海才卸任此职。在随后的三十多年里，虞洽卿一边为洋行当买办，一边操持自己的生意，左右逢源，互不耽误，竟成就一番事业。

        与同时代的上海商人比肩而立，虞洽卿的产业并不是做得最大的，不过，他却是影响力最大的一位。在后来的数十年间，他游走在洋人、劳工、资本家、政治家以及黑社会帮派之间，是最为八面玲珑和有斡旋能力的中国商人，有“老娘舅”之称（上海俚语，对那些有威望、善于调停纠纷的年长者的昵称。）他以“一品百姓”自居，精明、急利却也有着兼济众生的古典情结。在乱世之中，他始终艰难地坚持商者的独立人格，然而却又在后来的一个最敏感的时刻，做出了一个改变中国企业家阶层集体命运的举动。

        虞洽卿第一次展露“调人”才能，是在1898年。在当时的上海法国租界，法国商人以建立医院和屠宰场为由，强行平毁了一处宁波商人的墓地坟冢。华人向以祖坟为最不可侵犯之神地，法人的蛮横当即引起喧天公愤，甬商原本就在上海势力庞大，一怒之下宣布大罢市。谁想法租界当局竟也十分强硬，不肯让步，双方一时僵持不下。便在这当头，虞洽卿跑去找同乡的“短档朋友”，鼓动这些卖苦力的穷人也一起来罢工，他特别说动了租界里的女佣们，鼓动她们不去给洋雇主们洗衣烧饭，他则在背后出钱襄补。商人罢市、苦力罢工、女佣罢洗，法租界立即乱成一团，虞洽卿又只身前往当局交涉。法国人只好让步，墓地产权终被归还。经此一役，虞洽卿在上海滩上开始晓有名气。

        大闹会审公堂案发生后，又是虞洽卿摆平了这场棘手的风波。

        虞洽卿的伎俩还是在洋人和民众间做“危险的游戏”。一方面，他以买办的身份跟英人斡旋沟通，另一方面则又找来那些“短档朋友”，请他们在自己的公寓里聚会暗谋，他鼓动说，“华官尚复侮辱，若不力争，商民之受辱必日甚一日”。在他的策划下，各个阶层的租界华人宣布实行无限期的总罢工。当事态闹到不可开交的时候，他转而找到德、俄、法、日、荷等国的驻沪领事馆——他曾经为三个国家的银行当过买办，恳他们出面协调平息此事。靠着这番纵横椑阖，英租界当局终于退让，它被迫撤去滋事的主审官，撤惩撕打华官的巡捕房捕头，向中国官厅公开道歉，并释放黎黄氏和所有关押华人。

        过去数十年间，华夷相争几乎都以中方的隐忍和妥协收场，屈辱避让已成惯性，此案得以这种完胜结局收场，当然让朝廷和所有华人大呼痛快。公案了结当日，苏淞太道台袁树勋、公堂公审官关炯之特意携手虞洽卿，三人一道来到上海最繁华的南京路，缓缓步行，沿途大声招呼各家商号大胆开市。虞洽卿顾盼生风，一时妇孺皆识。

        “会审案”后，虞洽卿顺势再上。他写信给租界的工部局，以协调英华商人的各类事宜为由，提议增设华商董事。1906年2月，工部局同意成立华商公议会，虞洽卿等七人为首届华商董事。（工部局：存在于上海租界的一个不受中国法律管制的市政机构，1854年，由英、美、法三国租界联合组成，由7人选举产生“工部局”（sive ittee）董事会，中文译成上海市政委员会或上海市政厅。它拥有租界的管理权、行政权、对人的管辖权以及征税权。）

        虞某两次调停得逞，与他善于利用“短档朋友”的力量十分有关，他出身草根，自然跟底层群众有天然的呼应。二十世纪初的上海滩，龙鱼杂处，是一处天大的“冒险场”，除了政客、文人及商人之外，人数最为众多、情绪最容易被激动的劳工阶级以及底层社会人士是一股不可忽视的势力，每一次社会动荡及革命，他们都是最主要的、被利用和倚重的力量。

        当时上海底层，主要有两大帮会势力，一是黄金荣（1867—1953），他是虞洽卿的宁波同乡，此人从光绪18年（1892年）起任法租界巡捕房包探，后升探目、督察员，直至警务处唯一的华人督察长，他自立黄门，招募弟子过千人，操纵上海滩的鸦片、赌博等黑色生意，是名声最大的“流氓大亨”。二是杜月笙（1888－1951），他出生于上海浦东，在十六铺水果行当学徒，后入青帮渐成老大，他开赌场、运鸦片，笼络数千门徒，还以豪爽疏财出名，广结名流，连大学者章太炎、名士杨度、名角梅兰芳都与之甚笃。

        跟黄、杜二人相比，虞洽卿则是一个正经商人。他深谙在乱世之中，“枪杆子里面出真道理”。于是，在倡议成立华商公议会之后，他顺势提出创办“华商体操会”，组成一个自卫的武装力量以保护华商在租界的利益。此议经他奔走呼吁，竟也得通过。“体操会”的成立让虞洽卿拥有了一支自己的武装组织，这使得他不但在商场和官场上平添了新的话语权，更让他在与黄金荣和杜月笙的交际中，腰板又硬朗几分。此三人用不同的方式，在看上去莺歌燕舞，实质上暗潮凶险的上海滩各自控制着一股黑色的势力。虞洽卿自此以“一品百姓”自居，他见朝廷官员时必穿西装，见洋人时则一身对襟大衫，见商贾同仁和帮会兄弟时，则西装、长衫或道台顶戴按需轮换，从容行走各色人等中，宛若一条游刃有余的“变色大龙”。

        虞洽卿与清廷诸多大臣关系密切，特别是跟皇亲爱新觉罗·载洙、南洋大臣端方私交甚笃，他曾为北洋新军采购军装，很是赚了一大票钱，1909年，他透过端方向清政府建议筹组“南洋劝业会”，以提倡实业，此会系官商合办性质，是中国第一次国货展览会，经过一年多的筹备，次年在南京开幕。劝业会分设农业、医药、教育、武备、机械和通航等分馆，还专门为外国物品设了三个参考馆，会期三个月，观摩人数达20万之众，各地机巧商品让国人大开眼界，可谓盛况空前。筹办人虞洽卿因此得到朝廷的褒奖，端方甚至保荐他出任正三品的劝业道。

        不过同时，虞洽卿又跟革命党人走动十分频繁，尤其是与上海同盟会首领陈其美称兄道弟，便是在这时，他结识了陈的结拜兄弟蒋志清。蒋某比虞小20岁，因为是宁波同乡，所以很是能谈到一起。此人日后更名蒋中正，字介石。

        虞洽卿在1905年前后的种种活动，泄露了两个“线头”：其一，企业家阶层日渐以自觉的姿态，成为新市民社会的主流，在执政机构疲软消极的情形下，他们部分地担负了行政主管的责任；其二，他们游走于各种政治势力之间，在立宪与革命之间摇摆。

        在这一阶段，企业家集团的参政意识已经普遍苏醒，甚至得到了理论上的论证，郑观应便认为：“欧美政治革命，商人得参与政权，于是人民利益扩张，实业发达。”早在1904年，上海的《商务报》上便刊文公开宣言，“商兴则民富，民富则国强，富强之基础，我商人宜肩其责。”商人势力的积聚，则与商会组织的兴起是密切相关的，这一特征在上海、武汉和广州等大城市表现得最为显著。

        据史料显示，晚清最早的商业组织是出现在1902年的上海商业会议公所。1904年，《商会简明章程》颁布后，各地商会如雨后春笋般地冒了出来。在朝廷的鼓励下，全国各省会和商业繁荣地区设立了商务总会，中小城市设立商务分会，村镇设立商务公所。商会有处理商务诉讼的职权，负责调查商情，处理破产和倒骗，受理设立公所、申请专利、进行文契债券的公证等职责，它部分地承担了政府的经济管理功能。随着各地、各市镇商会的组建，商业势力得以聚集，并从此成为一股不容忽视的公共力量。1907年，全国80个重要的城市商会代表聚集上海，倡议成立了华商联合会，全国商会呼吸相关，联成一体。到1911年，全国各种商人组织近2000所，会董2.3万人，会员达20万人以上，这几乎是当时中产阶级的全部。（另据白吉尔在《中国资本主义的黄金年代》一书中的统计，到1911年，全国有商会794个，教育会723个，各省的咨议局和各县的自治会更是不胜枚举，其主持者大多为新式商人。）

        在一些开放的大城市，商会实际上不同程度地控制了城市的市政建设和管理大权。1905年，上海组建“城厢内外总工程局”，一经创立即以一个粗具规模、较为完备的地方自治团体面貌出现，它承担了包括学务、卫生、治安、户籍管理、道路工程、城市建设、农工商务、公用事业、慈善赈济、财政税收以及其他例归地方政府的各项事务，比较全面地担当和掌握了市政建设与管理的责任和权力。在总工程局、上海商会、自治公所以及市政厅这一脉相承的自治组织经营管理下，上海城市面貌发生了较大变化，展现出类似西欧早期自治城市与市民阶级的某些特点，东方大都市初显宏伟气势。

        商会组织除了在维护自身利益以及承担市政管理职能之外，在国家命运上的选择也引人注目。

        作为既得利益集团的一部分，企业家阶层是保守而反对动荡的，非万不得已，他们是决不会选择革命的。这从他们与革命党人的交往便可见一斑。到1905年，孙中山从事颠覆活动已经十年，该年8月，他在日本东京创建中国同盟会，确定了“驱除鞑虏，恢复中华，建立民国，平均地权”的革命政纲。多年以来，他一直秘密流连在东京、伦敦和纽约之间，为暴动筹措经费。对他给予资金支持的绝大多数是海外华侨，国内著名的大商人或有同情，却很少有实际的资助。惟一稍有知名度的资助者是浙江的张静江（1877—1950），他是南浔“四象”之一张家后代。自胡雪岩豪赌失败之后，与之结盟的南浔巨豪再无神气，张家当时在国内少有实业，张静江的财富来自他在法国巴黎的贸易公司，其主要生意是把中国的珍贵文物私贩到国外销售。

        1905年冬天，28岁的张静江在一艘海轮上邂逅孙中山。民国元老、一直追随孙中山左右的胡汉民回忆了这段很富戏剧性的故事：彼时，孙中山有戒心，回避他。不意张静江在甲板上拦住孙中山，说：“你不要瞒我，我知道你是孙文，你不要以为我是反对你的，我却是最赞成你的人！”会谈之后双方有了了解，两人约定，将来如果革命起事需要钱的话，可拍电报给他，并约定暗号，如拍“A”字即是一万元；如拍“B”字即两万元；“C”字则三万元，以此类推即是。孙中山将张的地址记在了小本子上，当时并未很在意。两年后，孙中山在河内计划发动起义时，经费没有保障，他忽然想起了张静江，对胡汉民说：“我上次在船上碰到一个怪人，脚微跷，说要帮助革命，约定三个字，第一字即一万元，第二字为两万元，我怕此人是清廷的侦探。”胡汉民听了则说：“反正横竖不亏本，拍个电报试试又有何妨？”于是按张留下的地址拍一个字的电报，不多时果真一万元汇到了。之后，张成了孙中山最重要的“金主”之一。他后来当过国民政府建设委员会委员长、浙江省省长等要职，在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上，孙中山亲自提名他为中央执行委员候选人，“全场爆以经久不息的掌声”。

        除了张静江这样的戏剧性故事外，我们再难找到国内大商人的资助事迹。《纽约时报》曾经披露过一封孙中山写给伦敦金融家的私人信函，孙在信中恳请他“积极寻求愿为我们提供资金的金融家”，他还透露说，“我已找到了愿意提供担保的一家清国钱庄、三家在曼谷的米厂、一些新加坡商人以及马来西亚的三个煤矿主，他们的资产合计共2000万美元，折合400万英镑……为了确保成功，我们需要50万英镑贷款以完善我们的组织，使我们能够在第一次突然行动中就夺取到至少两个富裕的省份。”

        共产党元老、早年的同盟会会员吴玉章在自己的回忆类著作《辛亥革命》中曾经讲述了一个很有代表性的故事。1903年。农民子弟出身的吴玉章去日本学习明治维新的经验，在轮船上他结识了同为四川人的邓孝可，邓父邓徽绩是全国最大火柴公司之一重庆森昌火柴厂的老板，吴玉章记录道：“由于思想上有许多相同之点，我们一路上倒也谈得颇为投契，他约我到日本后，一定和他一起去横滨拜访梁启超，我也就答应了。但是我们自从在轮船上分手后，他一直沿着改革主义的道路走下去，后来一到日本就拜在梁启超的门下，终于成了反对革命的立宪党人，而我却与他分道扬镳，走上了革命道路。”

        吴、邓都是大好的热血爱国青年，因阶层身份迥异，而对国家前途有了不同的抉择，无产者选择革命，有产者选择改良，这就是当年中国的现实。事实上，企业家集团对革命党人的靠拢是在立宪运动失败之后。

        从1905年到1910年，企业家阶层一直是立宪运动中最活跃的一个群体。

        推动清廷立宪，虽是时代大势，却也要冒无穷的风险。朝中洋务派出身的大员往往顾忌身份，对喜怒无常的慈禧颇有忌惮，不敢出头领衔。维新派的康梁诸人，虽然名望很高，有极大的舆论引导能力，但是在地方上则没有根基，而且缺乏资金，不能形成大规模的实际行动。于是，多金而理念超前的企业家集团成了惟一的选择。

        当时最热烈的立宪运动发生在民营经济发达的上海、江浙一带，而领袖就是“状元企业家”张謇。

        随着纱厂的成功，张謇的声望已达顶点，1903年商部成立后，他被任命为“商部头等顾问官”，俨然就是官方认可的商业最高领袖了。1904年，张謇为张之洞起草了《拟请立宪奏稿》，同时，他主持刻印《日本宪法》，意在为中国变法提供范例，一时间“奏请立宪之说，喧传于道路。”连袁世凯也写信给张謇，用十分自谦的口吻说：“各国立宪之初，必有英绝领袖者作为学说，倡导国民，公凤学高才，义无多让，鄙人不敏，愿为前驱。”

        在朝野的共同推动下，1906年9月1日，慈禧终于下达了“预备立宪诏书”，同年11月，张謇等人在上海成立预备立宪公会，入会者都是一时精英，东南工商界、出版界、教育界、报界的重要人物几乎囊括其中，比如高梦旦、张元济、狄平子、孟昭常、孟森等，有一半会员都曾投资办企业，包括荣家兄弟、李平书、虞洽卿、朱葆三、周金箴、王一亭、王清穆等。2007年，历史学者傅国涌在南通档案馆看到当年预备立宪公会交纳会费的一张收据，印制漂亮，绿色边框，红色印章，百多年后仍光鲜如初。张謇对立宪的前景十分向往，他认定：“立宪大本在政府，人民则宜各任实业教育为自治基础；与其多言，不如人人实行，得尺则尺，得寸则寸。”

        学者侯宜杰在《二十世纪初中国政治改革风潮：清末立宪运动史》一书中用大量的事实证明，企业家阶层是立宪运动最强大的推动力。在推动立宪过程中，各级商会形成网路，并逐渐学会英国式商会的自治和民主管理。在预备立宪公会等组织中，商人占明显优势。如侯宜杰所言的，企业家们认识到“今日中国之政治现象，则与股份公司之性质最不相容者也。而股份公司非在完全法治国之下未由发达，故振兴实业之关键在於通过立宪确立法治，限制政权，保障民权来改良政治环境与政治组织”。

        在上海的示范下，湖北宪政准备会、湖南宪法政分会、广东粤尚自治会、贵州的宪政预备会和自治学社等先后成立，梁启超在日本成立政闻社，杨度等人则在东京组织宪政讲习会，研究各国宪政模式，为以后的参与做准备。据当时媒体报道，预备立宪诏书下达后，全国的许多地方召开了庆祝会，四处张灯结彩，敲锣打鼓，热烈庆贺，莫不“额手相庆曰：中国立宪矣，转弱为强，萌芽于此”。这一年的11月25日（农历十月十日）是慈禧寿诞，北京各学堂万余人还齐集京师大学堂，举行了庆贺典礼。另外，在天津、江苏、南京、无锡、常州、杨州、镇江、松江等地都举行了立宪庆贺会。在1907年5月，天津甚至还举行了有史以来的第一次市政选举，在袁世凯的主导下，12461人参与投票，选举产生了“天津县议事会”，它将负责辅助政府处理地方兴办教育、征税、市政建设、公益事业、移风易俗等事宜。盐商李士铭被选为议长。

        立宪开局看似大顺，但是其后的推进却非常的艰难。1907年秋，宪政讲习会向政府呈递请愿书，要求速开国会，各省闻风响应，中央政府无动于衷，1908年8月，政闻社因“明图煽动，扰乱治安”的罪名被查禁，同时，朝廷颁布钦定《宪法大纲》，正式宣布预备立宪，预备期为9年。立宪派很是不满，觉得预备期太长，郑观应便直接写了一封《上摄政王请速行立宪书》，提出，“早开国会，颁布宪法……决不迟延，斯人心悦服，党祸自消，内乱悉平矣。”继而，他十分尖锐地说，“若不及早立宪，效法强邻，尚自因循粉饰，必致内乱，四面楚歌，悔之无及。”其言辞威胁，已十分露骨。

        最大的变数出现在11月。14日，百日维新后就一直被软禁的光绪皇帝去世，一天后，慈禧太后去世，两人死期如此接近引发无数猜测。三岁的溥仪被抱上皇座，其父醇亲王载沣监国摄政，国号宣统。慈禧的去世让帝国失去了一个铁腕的统治者和“最大公约数”，原本就威严尽失的中央政权面临更为严峻的考验，缺乏政治技巧的载沣等人为了维持满人统治，组建了一个“皇族内阁”，通过种种手法剥夺了汉人总督们的权力，还逼着当时声望最高、继李鸿章之后最有权势的袁世凯交出大权，回老家钓鱼。自此，统治集团内部的洋务派大臣开始对政权产生严重异心。

        在野的立宪派的绝望则是因多次请愿运动的失败而酿成的。1909年12月，奉天、吉林、直隶、江苏、湖南等16省的咨议局代表在上海聚会，委派代表进京请援，要求速开国会，清政府以“筹备既未完全，国民知识程度又未划一”为由拒绝请求，第二年的6月，请援团再次北上请愿，清廷仍然拒绝松口。10月，参加请愿的人数急剧增加，规模扩大，不少省份出现游行请愿行动，政府恼羞成怒，在一些城市进行了强行镇压。张謇等人从此大为失望。朝野破局，渐进的变革道路到此彻底勒断。

        就这样，清政府尽管在经济改革上表现得超乎寻常的激进和开放，但是在政治改革上则犹豫摇摆和缺乏远见，它相继失去了洋务派、维新派、知识分子以及工商阶层——几乎所有人的信任，颠覆式革命已成必然之势。然而，即便是这种时候，革命仍然需要一根导火索。

        谁也没有想到，点燃导火索、被《清史稿》确认为“误国首恶”的那个人居然会是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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