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是那一低头的温柔，象一朵水莲花不胜凉风的娇羞，道一声珍重，道一声珍重，那一声珍重里有蜜甜的忧愁。沙扬娜拉！

        1924年4月12日上午十时，一艘轮船沿黄浦江缓缓驶进上海汇山码头。船上，一位戴着红帽子、银须白袍、宛若神仙的老者挥手向欢迎的人群致意，他就是第一个获得诺贝尔文学奖的亚洲文豪、印度诗人泰戈尔。在随后的两个月里，泰戈尔刮起了一场充满了甜蜜气息的中印文化交流热浪，一群年轻的、操着娴熟英语的中国诗人围绕在他的身边，仿佛重新燃起了东方轻灵文化的篝火。其中，最狂热的崇拜者是从剑桥大学留学归来的诗人徐志摩，他每天陪着泰戈尔四处演讲，还随同去了日本，在那里，他写出一组温婉娇羞的新诗，在每一个段落的最后，他都以“沙扬娜拉”为结束。徐志摩的新诗显然比几年前胡适的口水诗要精致得多，却没有了咄咄的时代气味。

        沙扬娜拉，日语“再见”。具有讽刺意义的是，1924年并不象徐诗人所描述的那么甜蜜，却真是一个“再见”的年份。

        短暂的和平在这一年被打破了，军阀们再次开战。尤其糟糕的是，此次战火居然烧到了商业繁荣、过去数十年里一直没有重大战乱的江浙一带，1924年9月3日，江苏直系督军齐燮元为夺取上海，向盘据上海和浙江的皖系督军卢永祥、何丰林开战，双方相持于嘉定、太仓、浏河一带，江浙工商业顿时风声鹤唳。紧接着，东北奉系军阀张作霖以援助皖系为由，跟直系吴佩孚在山海关开战，双方投入30万人，为近年来规模最大的战事。吴佩孚因为冯玉祥部临阵倒戈而战败，奉皖联手，组成临时执政府。张作霖入关后，粗暴对待知识界和持不同政见者，政局一直动荡不安。人们对北洋军阀终于彻底失去信心，在南方偏据多年的国民党再次成为被期待的力量，1924年11月，孙中山受邀北上共商国事，不料，他的身体状况突然恶化，在第二年的3月12日因肝癌病逝于北京，终年59岁。在遗言中，他告诫全党“革命尚未成功，同志还须努力。”

        那年的天灾也是不断，长江、汉水并涨，武汉三镇江堤多处漫溃，京汉铁路被大水冲毁，地方志记载，“各项商业无不停顿，萧条情况实为从所未有”。中原和西北一带，受气候影响，农产品已经连续多年歉收，河南等省份还发生了饥荒。

        在产业经济方面，欧洲各国进入战后复兴，中国再成被争夺的市场，日本势力仍然强劲，再加上连年农产品歉收，各种原材料大涨，脆弱的民族产业受到严重冲击。其中，景象最惨的是前些年发展最快的棉纺业，从1922年10月到1924年6月，上海交易所的棉花平均价格上涨了73％，厂家不堪其重，爆发了纱厂危机，到1924年初，三分之一的上海纱厂停产歇业。在经济寒流到来的时候，民族工业抵抗风险能力的赢弱逼现无遗，与同在上海的英资、日资企业相比，本土纱厂的管理水平明显落后，生产效率低下，流动资金太少，金融体系的支持也十分不足，因此，在经济繁荣的时候可水涨船高，而危机到来时，则会率先出局。从数据来看，就在纱厂危机期间，英资怡和纱厂仍然有30％的股息可以分配，而日本纺织株式会社的年度利润率也高达25％。华资的华丰、宝成等大厂相继被日商兼并。

        在这场危机中，最轰动的事件是商界精神领袖、“状元企业家”张謇的破产。

        晚年的张謇把大量的精力投注于政治事务和南通模范城的建设，他到底有多少时间化在生产经营上不得而知。大生集团在1919创下盈利380多万两的最高记录，到1922年就因棉花涨价而出现了亏损，该年亏掉70万两，其后就江河日下。到1924年，大生已欠下400万两的巨额债务，直奉战争爆发后，东北和华北市场已惨不可问，更糟糕的是齐燮元与卢永祥居然还在家门口开火，江浙市场一动摇，大生的日子就过不下去了。到1925年，大生集团已经资不抵债，光是大生一厂的债务就已经高达906万两，张謇被迫把苦心经营将近30年的全部企业交给债权人接办，在陈光甫的安排下，中国、交通、金城、上海四家银行和永丰、永聚钱庄组成债权人团全面接管大生企业。已年过72岁的张謇晚年居然遭遇如此劫难，他不由感叹“不幸而生中国，不幸而生今之年代。”

        张謇商业王国的陡然衰落，除了棉纱产业的危机外，还有三个很重要的原因。一是理想主义的沉重包袱，为了南通的公共事业，大生纱厂常年无偿输血，已超出企业正常的负担，到1924年前后，大生一厂仅为企业和公益事业的垫款有70多万两，对其他企业的借款超过112万两，以往来名义被其他企业占用的也接近这个数字，三项合计超过了全部营运资本的45%。企业办社会，最后拖累大生。二是多元化经营失控，张謇晚年反省失误时承认“本小事大”、“急进务广”，其中失误最大的投资是垦牧产业，垦牧业带有很强的社会公益性，投资大，周期长，而且受海潮、气候等自然条件的影响，张謇先后创办了近20家垦牧企业，围海400万亩，累计投入资金达2119万元之巨，十余年中，所围海堤三次被特大台风袭毁，垦牧项目先后全数失败，纱厂资金被迫去填了大黑洞。三是企业管理混乱，大生虽是中国最早的股份制企业之一，但是在相当长的时间里，张謇的光环太大，晚期更是近乎于“神”，集团内各实业公司都没有基层负责的规定，事无巨细，表面上都要向他请示，而他的大部分精力又在企业之外，对于经营实情并不完全了解，因此，管理弊端丛生，一旦发作，便无药可救。

        晚年的张謇从云端上坠下，在最后的岁月里竟饱受煎熬。自企业亏损之后，种种流言四起，每次开股东会他都不得不面对指责，好几次会议不欢而散，在一份写给股东的信中，张謇十分无奈地说，自己已七十多岁了，为人牛马三十年，也可以结束了，他欠大生的债务，可以从股息和退隐费中分年偿还。他还给自己在狼山之畔选了一块墓地，自拟对联：“即此粗完一生事，会须身伴五山灵”。墓上不铭不志，只简单地刻着“南通张先生之墓阙”，没有头衔，没有装饰。在生命的最后一个月，他还去视察江堤，为盐垦事业做最后的努力，因劳累过度，他发起高烧，1926年7月17日，一代“状元企业家”在无限的寂寥和落寞中黯然去世，他的陪葬品是：一顶礼帽、一副眼镜、一把折扇，还有一对金属的小盒子，分别装着一粒牙齿，一束胎发。（张謇下葬时颇为寂寥，并没有关于他的陪葬品的记录。1966年“文化大革命”爆发，8月24日，张墓被红卫兵当作“四旧”砸毁，孙女张柔武目睹墓中葬物。）

        春与人俱老，花随梦已空。张謇的破产和去世，意味着士商时代的一去不返，此后中国商界再没有出现如他这样具有重大公共影响力的全才型人物。胡适为他的传记做序言，称他是“近代中国史上一个很伟大的失败的英雄。”毛泽东则说，“中国的民族工业有四个人不能忘记……轻工业不能忘记张謇。”其实，张謇之应该被记忆，何止“轻工业”而已。（毛泽东说的另外三个不能忘记的人分别是，“重工业不能忘记张之洞，化学工业不能忘了范旭东，运输航运业不能忘了卢作孚。”）

        在1924年前后的中国社会，社会矛盾的纠缠和复杂让人不安。1923年底，文学家鲁迅在对北京学生的演讲中，流露出了他的悲观，“可惜中国太难改变了，即使搬动一张桌子，改造一个火炉，几乎也要血；而且即使有了血，也未必一定能搬动，能改装。不是很大的鞭子打在背上，中国是不动弹的。我想这鞭子总要来，好坏是别的问题，而且总要打到的。但是从那里来，怎么地来，我也是不能确切地知道。”在这段话中，读得出部分知识分子因绝望而产生的对“血的革命”的渴望。在当时中国，正出现了一个十分微妙的景象：人数日渐庞大的劳工阶层与同样新兴的企业家阶层出现了利益和价值观上的矛盾，这种矛盾随着经济危机的爆发渐渐变得尖锐了起来。

        在洋务运动之前，中国并不存在工人阶层，随着近现代工业的成长，劳工人数迅猛增加，在1913年，中国产业工人约60多万，到1919年达200多万，1924年前后人数已经超过500万人。跟所有进入工业社会早期的国家一样，中国工人的生存现状是悲惨的，史景迁在《追寻现代中国》一书中描述道，“微薄的工资、超长的工时，罕见、甚至根本不存在休假。医疗救助或保险总是缓不济急，工人通常住在工厂或矿区所提供、住房条件恶劣到令人作呕的宿舍。工人均被以号码而非名字来称呼。工厂内，管理人员欺凌工人的恶状司空见惯。工资总是会无故被扣减，要求回扣的现象时有所闻。女工的人数多过男工，有些纺织工厂，女工比例高达65％，然而她们的工资甚至远低于同工厂男工。雇佣童工的现象非常常见，特别是纺织厂。年仅十二岁的女工赤手在接近沸腾的大水桶里捡拾蚕丝，这类工作经常让她们感染可怕的皮肤病和受到伤害。”

        在当年的报章、文学作品中时时可见类似的描述。客观的话，他们不是当时中国社会最悲惨的人——跟农民相比，他们有相对稳定的收入，不必惊恐于匪徒和战乱，但是不人道的遭遇却是不争的事实。因此，反抗性的罢工事件屡见不鲜，可查的数据显示，从1914年到1919年“五四运动”前，全国工人罢工108次，尤其是1916年后，罢工次数逐年增加。仅1919年1月至5月，罢工即达19次。特别是在过去十年的洋货抵制运动中，居住于城市而最容易被集中发动的工人群体是最主要的一股抗议力量。

        然而，一个很重要的事实是，在1920年之前，工人阶层从来没有被看成是一个完整而独立的力量。一味沉醉于欧美或日本宪政经验或文化的公共知识分子对其非常陌生，甚至可以说是完全绝缘，他们所津津乐道的“好人政府”在工人们听来虚无缥缈，不知所云，不但跟他们的生计毫无关系，而且显得非常的虚伪。企业家阶层对工人也非常的不重视，其最多也是利用或提高劳动效率的考虑，如虞洽卿与他的“短档朋友”们，或荣德生之创办“工人自治区”。自晚清允许商人结会以来，全国已经出现了数千个大大小小的商会，他们的势力非常强大，上海、广州及武汉等城市的商会甚至拥有自己的武装团体，他们高高在上，根本不会弯下腰来跟衣衫褴褛的劳工们进行平等的对话。即便是孙中山的国民党人，也主要活动于士绅、官吏、知识分子、军人乃至华侨之中。

        真正把工人当成一股独立力量来倚重的是新成立的中国共产党。1921年8月，就在组党成立的一个月后，中共在上海就迅速成立了领导工人运动的机关——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曾经参与领导五四运动的北京大学学生领袖张国焘出任主任，书记部设立五个分部，其中湖南分部主任为毛泽东，在法国参加过工人运动的李立三成为张的得力助手。这个专门机关成立后，马上创办机关刊物《劳动周刊》，其宗旨“为劳动者说话，并鼓吹劳动组合主义”。每期发行最多时为5000份。同时还在上海纺织工人最集中的沪西小沙渡，开办了第一个工人补习学校。通过刊物和工人学校唤醒工人的自主意识，张国焘在一篇题为《中国已脱离了国际侵略的威胁了吗？》的文章中如此写道：“我们只知道我们每年所缴纳的租税，一半是外国政府和银行家强夺走了。因而我们的子弟受不到教育，我们当兵的兄弟拿不到军饷，我们百余万劳苦兄弟在外国资本家的鞭策下做供，洋货深入穷乡僻壤，弄得做手艺的没有生意了……上海市等处公园，是‘禁止华人与犬入内’，这些痛苦和耻辱已使我们受够了。”这样的文章充满了简单而明快的逻辑，它象手术刀一样，一下子把工人阶层从众多的社会集团中切割了出来。

        接着，张国焘和李立三深入到了工人中间。他们选中的企业是安源路矿，它隶属于著名的汉冶萍公司，由萍乡安源煤矿和株萍铁路局组成。之所以选中这里，主要是因为煤矿劳工集中，生产条件恶劣，反抗情绪容易激发，还有一个原因应该是，张国焘正是萍乡人氏，而李立三的家在附近的湖南醴陵县。张、李在安源的工作是卓有成效的，他们创办平民学校和工人补习学校，发展党员，建立中共安源支部。1922年5月1日，安源路矿工人俱乐部创立，7月，成立安源路矿工人消费合作社，于建嵘在《中国工人阶级调查》一书中生动地描述了李立三动员工人与企业主对抗的情景：李立三当时对工人讲，你们很苦啊，你们很穷啊。那些工人说，我们很好啊，比家里好多了。李立三说，不对，你们苦得不得了，你们不应该这样生活的。李立三说西方有个马克思，这个人说你们创造的财富都叫资本家拿走了。工人说，我们在家里得不到现在这么多钱啊，这里比家里好啊。李立三说，我们可以把钱拿回来。那么怎么拿回来呢？李立三动员工人团结起来，如果你每天创造十块钱却只得到五毛钱，你通过斗争就可以得到更多的钱。通过这样的教育，9月14日，安源路矿工人举行了第一次罢工活动。安源很快成为中国共产党最早的“党员摇篮”，到1924年，中国共产党的党员为977人，其中安源路矿就有270多人，占了将近三分之一。

        除了在安源扎根之外，工人运动的全国性联盟及行动纲领也渐渐形成了。1922年5月，劳动组合书记部发起在广州召开第一次“全国劳动大会”，到会代表173人，代表12个城市、110多个工会、34万有组织的工人。大会接受了中国共产党提出的“打倒帝国主义”、“打倒封建军阀”的政治口号。代表们一致赞同在中华全国总工会未成立以前，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为全国总通讯机关。8月，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发布《劳动法大纲》，提出劳动立法的4项原则：保障政治上自由、改良经济生活、参加劳动管理和劳动补习教育。文件中还提出承认劳动者有集会结社、同盟罢工、缔结团体契约、国际联合的权利，实行8小时工作制，保护女工、童工，保障劳动者的最低工资等具体要求。这些严密的组织与纲领的形成，让中国的工人运动上升到了理性的层面，在张、李立三以及从莫斯科归来的刘少奇等人的领导下，各地的矿场、棉纺厂、印刷厂及铁路公司出现了数百个工会。

        工商决裂的标志性事件发生在1923年的京汉铁路罢工事件。1923年，在共产党人的策动下，京汉铁路工人决定成立工会，劳动组合书记部武汉分会的共产党员林祥谦被选为工会委员长。京汉铁路的路权当时控制在军阀吴佩孚手中，是他最重要的财源之一。2月1日，京汉铁路总工会在郑州召开成立大会，吴佩孚派军警到现场驱散集会的工人，三天后，总工会宣布全路总罢工，京汉铁路线上火车一律停开。5月7日，吴佩孚抓捕林祥谦，将他绑到汉口江岸车站的月台上，要求他下令工人复工，林祥谦决然拒绝，军队随之将他当众砍头示众，头颅被悬挂在车站旁的电线杆上。在这场冲突中，35名工人被杀，伤者无计其数。5月9日，工人被迫复工。

        当林祥谦的头颅被悬挂在电线杆上的时候，工商决裂的事实就无比血腥地生成了。

        1924年2月7日，铁路工人在北京秘密召开全国铁路工人代表大会，正式成立了全国铁路总工会，并发表了《成立宣言》。1925年5月，由中华海员工业联合会、汉冶萍总工会、全国铁路总工会、广州工人代表会共同发起，在广州召开了第二次全国劳动大会，正式成立了中华全国总工会。工人阶层作为一个独立的阶级出现了。

        面对工人阶层的这种崛起，企业家阶层的反应是不知所措。

        1924年，上海的商人们还在热衷于内部的权力斗争。这年初，上海总商会第五届会长改选，之前没有列入预选的虞洽卿竟“意外”当选。

        初选之际，对垒双方是现任会长、上海中国银行总经理宋汉章和通商银行行长、招商局总办傅宗耀。宋氏为人仗义，根基颇深，得很多老派人士拥戴，傅氏是新晋翘楚，他是前朝商业巨子盛宣怀的螟蛉义子，还跟当时控制上海政局的皖系军阀何丰林打得火热。双方旗鼓相当，各不相让，报章驳讦，相互揭短，律师出场，法庭相见，闹得满城风雨。

        在沸扬局势中，虞洽卿再展火中取栗的绝技。他先是找到76岁的同乡前辈、也当过上海总商会会长的朱葆三，竭力挑拨他与宋汉章的关系。朱在报纸上发表函电，洋洋数千言，把宋汉章骂得狗血淋头。后者声望一落千丈。紧接者，虞洽卿又以“调人”身份，在宁波同乡会礼堂召集总商会的甬籍会员“茶话”，充分放大傅宗耀与军阀的密切关系，引起许多不愿与军界人物过从甚密的同行的不满。甬籍会员占到总商会会员的四成，其临阵倒戈让傅宗耀元气大伤。

        宋倒傅臭，躲在幕后的虞洽卿竟水落石出，受众人“拥戴”，他候补参选。8月21日选举当日，到会会董35人，虞洽卿独得19票。矫情之极的是，虞洽卿故意在此前远游天津，得知当选后，还特意发回“辞职电”，称“互选之前，曾一再声明，凡为调人，概不应选，鄙人亦调人之一，更应践守前言。”在会董们的再三苦劝恳请下，虞才勉为其难地答应下来。其做作气派，与袁世凯“劝进”称帝一幕十分类似。

        上海总商会在当时中国商业界实力最强、会员最多、影响最大，举国上百家商会唯其马首是瞻。虞洽卿登顶，俨然已是全国性的商业领袖。

        就在他当选会长的10多天后，9月3日，江浙爆发军阀大战，占据上海的卢永祥、何丰林部被孙传芳赶走，上海的行政体系全数瘫痪，几万残兵败将流窜在上海及周边地区，打家劫舍，商民惊惶，局势一时无比动荡。甫为商首的虞洽卿临危行令，他以总商会会长的身份，自行代表上海全体商民向直系、皖系军阀分别发出函电，敦请他们停止进攻，切勿闯入租界作乱。同时，他发动了声势浩大的募捐活动，用以接济那些乱军的军需给养，市民生怕战火烧身，积极响应，数日募得一百多万元，那些愿意离队回乡的游兵都领到了遣散的盘缠，兵祸为之稍解。

        由于战火蔓延，各地通往上海的水陆运输频频受阻，市区粮食即告紧缺，可怕的饥荒眼见将至。那几天，虞洽卿因此急得眼睛红肿，口舌生疮，他得知有一大批经上海转口外销的大米正滞留上海，他当即领人将这批大米全数扣压，并迅速分发到各个米店。他又召集米界的老板们开会，称“哪位敢在这时哄抬米价，可不要说我虞某不够朋友，勿谓言之不预，切记，切记。”各米店均森然遵令。

        兵祸、米荒化解后，虞洽卿提出建立上海非军事区的新倡议，宣称“上海乃全国商业中心，为保护上海商民利益，军方不宜侵扰。”基此，他明确而大胆地提出“废使、撤兵、移厂”三项主张。这三主张都可谓胆大包天，所谓“废使”，是指当时有两个军事机构常设上海，一为护军使，一为镇守使，其势同水火，为兵祸之源，虞洽卿提出“废使”，便如同要一并砸掉两个军阀的“金饭碗”，“撤兵”和“移厂”则是要求所有军队和兵工厂都撤出上海，使之成为一个非军事的中立地区。虞议一出，响应之声四起，他还一本正经地给北京的段祺瑞政府发电，敦请“均座俯顺民意。”

        为了展现决心，虞洽卿甚至敢于利用军阀矛盾，出手撩拨虎须。这一年底，他得悉直系孙传芳部从汉阳兵工厂运送了一批军械弹药停泊上海港，他马上报告上海税务司，要求予以扣押，税务司不敢得罪军方，搪塞称其有北京陆军部的护照。虞洽卿以总商会会长身份带领他的体操会会员亲自登上军火船，不许轮船驶离港口，双方兵刃相向，险些走火。押运军火的人把陆军部护照拿出展示，虞洽卿机敏地发现，这张护照竟是已经推翻的曹锟政府所发。大喜之下的他当即直奔电报局呈报段祺瑞，后者为皖系领袖，很快回电同意所请。孙传芳因此视虞洽卿为死敌，却也无可奈何。

        1925年元月，段祺瑞任命曾担任国务总理的孙宝琦为淞沪商埠督办，虞洽卿为会办，孙长期留驻北京，虞洽卿一时成上海最高行政首脑，不久他又当选为全国商会联合会候补会长，此时的他已经到达了商人所能到达的最高境界。在他的居中斡旋下，直系孙传芳与奉系张宗昌签署了江浙第二次和平条约，直军退淞江，奉军退昆山，上海永不驻兵，兵工厂交上海总商会接管。

        如果说，上海商人在与军阀的较量中暂时取得了胜利，那么在南方的广州，商人们在与国民党政权的较量中则遭到重挫。

        1923年1月，孙中山与广东地方军阀陈炯明闹翻，他策动云南和广西的地方军阀进粤，将陈击败并逐出广东，一时间，桂军、滇军及其他“讨贼军”云集广东地区，形成了一股很难控制的“兵祸”。为了给这些军队发军费，孙中山的大元帅府不得不向广东商人不断地摊派。1923年4月，广州市政厅要求各商会和慈善机构5天内分别筹集50万元军费；要求丝绸、当铺商人分别捐赠紧急军费20万元和10万元；要求广州电力公司上交20万元军费，并批准该公司向用户加收2%的电费。

        在后面的一年里，为了想方设法增加税源，大元帅府采取了下述迫不得已的政策，一是放开赌禁、烟禁，收取“鸦片专卖捐”；二是通过举报，清理“不合格”企业，政府规定，凡未能交验合格契约的产业一律充公拍卖，并奖励举报人。由于连年战乱，并非每人都能提供“合格”契约。此办法一出，社会上“有产业在市之业主，无不奔走骇汗，人心惶惶，惴惴然不知自己的房屋铲在何时，陷入恐怖浪潮之中”。三是由商人承办厘税，就是把一些政府很难收上来的税种“承包”给地方势力，这是晚清劣政，此前已取消多年，承包者均为地方恶霸或“皇亲国戚”，种种苛捐杂税顿时丛生，普通商人苦不堪言。四是扩大征收房屋租捐，如广州为租价的15%，佛山为20%，比例之高为全国之最；五是强行征收商业牌照税，规定全省所有商业公司、店铺一律按其资本额一次性征收1%的商业牌照税，以济军饷。六是以“护商”为名，在水、陆两路设立各种名目的“护商机关”，商旅一过必定征收“保护费”。仅韶关到广州，途中便有20余处这类关卡。除了这些明令新增的税种之外，大元帅府更是不时以“应军事急需”为理由，发行没有任何抵押、缺乏信用保证的“军用手票”、“国库券”、“地方短期抵纳券”、“广东省金库券”等向企业商贾摊派款项，而且往往要在几天内上缴，否则不是重罚就是查封关门。

        苛政如此，当然引起民众和商人的强烈不满，政府失去信用，抗税、罢市之风此起彼伏。1923年6月，广州米行商人集会，抗议政府在无抵押情况下向米商借军粮。9月，当大元帅府宣布实施“征收广东全省爆竹类印花税暂行章程”时，很多烟花爆竹厂或停产或将工厂迁出广东地区。10月，广州总商会许多会董因不堪多方索款要求纷纷避匿。仅1924年1月到6月的半年间，就爆发多起政商冲突事件，包括：鱼贩商行对当局加收鲜鱼税罢市、广州火柴公会因当局开征“火柴捐”近10家工厂停业、广州各行商人抵制军人强行使用军用手票与军人冲突、东莞万顷沙渔民因渔税承商征税苛例与军警冲突、广州制鞋商人因当局开征“胶鞋捐”罢市、广东银业公会因当局开征“银市买卖捐”所属各银号罢市、东莞当押行商人因驻军强行征收商业牌照费罢市、广州总商会因当局提高地方税、厘金各20%和50%请愿、广州各药行商人因当局开征“药品特种捐”罢市、小北江一带商会因该地区军人私设关卡请愿、佛山商人因军队开征20%军费及40%印花税附加捐罢市、广东内河船商公会因当局开征“加二军费”总罢航、南雄纸业商人因滇军在粤北开征2.5%土产附加捐罢市、广州和顺德丝商因厘税承商勾结军人欺压商人罢市、广州烟酒商人因当局开征20%附加税罢市、佛山酒楼茶居商人因当局开征“筵席捐”罢市、广州糖面业商人当局开征2.5%“销场捐”罢市、粤北石矿商人因当局向每担矿石征收3.5元附加军费罢业。上述此类事件多得无法一一而足，当地报纸纪载：“广州的罢市风潮此起彼伏，已成了司空见惯的事情”。

        在这样的严峻形势下，广东商人寻求自保。早在晚清，广州就有商人自卫武装组织“粤商维持公安会”，简称商团，性质类似上海的“华商体操会”。从1923年起，商团规模迅速扩大，仅佛山商团就由一年前的300多人扩充至1600多人，广州商团人数则达到1.3万人。广东各地方商会竞相仿效，到1924年6月，全省商团实行联合，组织了广东省商团，总人数将近5万人，英籍华人、汇丰银行买办陈廉伯被公推为商团总长。6月21日，英文《密勒氏评论报》刊登了记者对他的采访，陈说，“使我们深感恼火的是，商业面临衰落，原料无法运到市场，我们的投资无故受损。广东商团的目的是成为倚重实现地方自保、不带任何政治偏见的军事力量。”

        商团成了一股不可忽视的准军事力量，它公开抵制当局的公债发行及各种捐税。孙中山曾委派廖仲恺与陈廉伯彻夜长谈，希望他加入国民党，陈以“不宜卷入党争、政争”为由予以婉拒。1924年8月15日，广东政府成立“中央银行”，宣布发行公债1000万元，并“有发行货币的特权”。两天后，广东银业公会召集同业大会，对多年来政府不仅不下力气恢复停顿中的中国银行广东分行和广东省银行，令持有这两个银行的纸币者大受损失，反而又开新银行、发行新纸币感到十分不满，对“中央银行”的1000万元公债不予支持，一致拒绝“此项无兑现纸币发出”。为了表示抗议，公会决定从第二天起全城银业罢市。

        由此，矛盾激化。就在8月中旬，广东商团通过英国领事馆和汇丰银行等渠道，向国外订购的一批价值约100万元的枪械弹药运到广州。大元帅府军政部以私运武器为理由予以扣押。在斡旋无效的情况下，商团议决发动省城及各属商人罢市，以作“消极的抗拒”。8月22日，佛山开始罢市，25日，广州及附近县镇全面罢市，并拒绝上缴一切税收。一时间，全粤境内商业悉数停摆。9月1日，孙中山发表《为商团事件对外宣言》，认定武器订购及罢市事件是英帝国主义干涉中国内政的阴谋，并进行严厉谴责。在苏联顾问的支持下，孙中山决心通过武力方式解决商团问题。当时在国民党内意见分歧，汪精卫、胡汉民和廖仲恺等均反对武力解决的主张，廖因此向孙中山面辞广东省长职，坚持要镇压的是苏联顾问鲍罗廷及黄埔军校校长蒋介石。

        10月10日，广东政府发动上千人举行纪念辛亥革命大会，强烈要求打击“反革命商团”。当游行队伍经过太平南路时，游行者与正在起运枪支的商团发生激烈冲突，双方开枪共打死6人，伤数十人。10月12日，孙中山成立“革命委员会”，领导解决商团问题。13日，广州宣布戒严。14日，革命委员会下令解散商团，蒋介石等指挥黄埔学生军、警卫军、工团军、农团军等同时出动，镇压商团，捉拿骨干分子，收缴商团枪械。15日，双方在广州城西的西关发生战斗，经数小时激战，商团战败，陈廉伯逃往香港，西关的商人住宅区被洗劫一空。17日，广州全市商店一律开业。

        在现代中国史的教科书上，这段历史被称为“商团叛乱事件”，其中的是非曲直颇有争议。不过，一个不可否认的事实是，随着暴力革命的思潮渐成主流，企业家阶层与革命党、以及有产者与无产者的关系，变得十分的紧张与微妙，他们已经无法中立自保。在这次冲突中，工会组织与国民党的军政府结成同盟，站在了商团的对立面，商人阶层的孤立显得非常的可悲。

        就在广东商团叛乱事件平息后半年，在上海发生了一起更为惊人的大事件。在这次日后被定名为“五卅运动”的事件中，虞洽卿们终于意识到，阶级决裂已经无可避免。

        1925年5月30日，上海2千多名学生在租界的各马路上散发传单，发表演说，抗议半个月前日本纱厂资本家镇压工人罢工、打死工人顾正红，并号召收回租界，英国巡捕逮捕100余人。下午，万余群众聚集在英租界南京路老闸巡捕房门首，要求释放被捕学生，高呼“打倒帝国主义”等口号。英国巡捕开枪射击，当场死11人，被捕者、受伤者无数，造成震惊中外的“五卅惨案”。

        6月1日，上海总工会成立，36岁的李立三出任委员长，比他大一岁的刘少奇为总务主任。总工会决定联合学界、商界，发动全市规模的“罢工、罢课、罢市”。其后数日，万人上街游行，租界宣布戒严，租界内禁止三人以上结队行走，装甲车上架着机关枪日日巡街，恐怖笼罩上海滩。风暴迅速席卷全国，6月2日，广州数万工人学生举行示威大游行，3日，北京学生在天安门前举行集会游行，4日，南京亦出现大罢工和示威游行。民众及知识阶层对日本侵略主义和军阀政府的不满被彻底引爆。

        惨案爆发时，虞洽卿正在北京与段祺瑞政府磋商事宜，6月3日他匆匆返沪，随即召开总商会的对策会。前一日，总商会已被1万多人包围示威，各会董寒若惊蝉。唯虞洽卿看上去很是处之泰然，过去十多年里，他一直在各种风波中滚打斡旋，此次不过是又一处险滩而已。他定下策略“大事化小，小事化无，缩小事态，平息风波”，并向同僚承诺，“凭我在上海滩的脸面，将尽力劝导各商号早日开市。”

        第二天一大清晨，他就上街说劝。往南京路上一站，迎面冲来一队接一队激昂悲愤地喊着“打倒帝国主义”、“打倒军阀”口号的抗议者。他看到一个工人模样的人正指挥着一群人学唱歌曲，他们唱道，“工友和农友，并肩向前走，打倒土豪资本家，打倒列强和走狗”，不远处的另一群人则在唱，“富人坐在家中吃鱼肉，农工劳苦做工喝薄粥，富人哈哈笑，农工个个哭，不分东西和南北，我们要当家，我们要做主。”突然，虞洽卿有了一种巨大的陌生感和无力感。在一个商号前，虞洽卿被一群店员和学生围住，当他自报名号后，不但没有平息愤怒，而是引起了更大的骚动，“帝国主义的走狗”、“万恶的大资本家”、“作威作福的阔佬”，一顶接一顶的“帽子”压得他喘息不得，在部属的掩护下，他好不容易才脱身，长衫在推搡中被撕破。当夜，虞宅再次被炸弹袭击，后门的一角和一段院墙被轰然震塌。

        惊魂甫定，虞洽卿环视局势，终于发觉这一次的事态衍变已经超出了以往的“经验值”，一股庞大的意识形态力量正在快速而清晰地“切割”着各个阶层，他的那些“短档朋友”现在已经完全地站到了对立面，这种对立，事涉“阶级”分野，而与“交情”无关。这似乎已经不是用过去“掏浆糊”的方式能够拂平的。更让他感到惊心的是，这种残酷的、不由分说的阶级切割还拥有了理论上的支持，就在“五卅惨案”后的数日内，几份由左翼文人和共产党人主办的报刊纷纷创办，瞿秋白主编《热血日报》，沈雁冰、郑振铎、叶圣陶等人办起《公理日报》，上海学联则创办《血潮日刊》，这些报刊对事态的进一步激化显然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

        6月7日，由上海总工会、上海学联和各马路商界联合会联合发起，成立上海工商学联合会，宣布将统一领导这次群众运动，以往显赫无比的总商会被彻底排斥在外。联合会明确提出17项交涉条件，其中包括：取消戒严令，永远撤退驻沪之英日海陆军，取消领事裁判权，华人在租界有言论、集会、出版的绝对自由，制定工人保护法，惩凶，赔偿等。四天后，联合会召集了有20多万人参加的、规模空前的市民大会。上海的抗议活动得到全国公众的响应，6月19日，广州、香港25万工人在中国共产党中华全国总工会领导下举行“省港大罢工”，6月23日，英法军警对游行工人开枪射击，死亡五十二人，重伤一百七十余人，制造了“沙基惨案”，中华全国总工会建立省港罢工委员会，组成工人武装纠察队，封锁香港和沙面租界。6月30日，北京五百多个团体在天安门广场举行“全世界被压迫民族国民大会”，邀请德国、朝鲜、印度、日本和土耳其代表参加，孙中山遗孀宋庆龄扶病出席，南京、天津、济南、武汉等大城市都举行了类似活动，前后参与人数达1300万。

        身处暴风眼的虞洽卿此时已是尴尬无比，他当然不甘心自己所代表的商人阶层在这次社会大风暴中被边缘化，甚至被反动化。就在上海工商学联合会提出“17条”之后，总商会迅速组建“五卅事件委员会”，提出13条，其中删掉了取消领事裁判权、撤退英日驻军、承认工人有组织工会及罢工的自由等项内容。6月11日晚，虞洽卿邀李立三到总商会对话洽商，李表示无法接受条款修改，以“事前不知，不能代表本会”为由愤然退出。

        总工会的“17条”与总商会的“13条”，成为中方内部争论的焦点，左翼人士认定虞洽卿代表了资本家的投降立场，是可耻的背叛和反革命行动，瞿秋白主编的《热血日报》连续发表四篇社论，分别题为《上海总商会究竟要的是什么？》、《全中国都要受外人屠杀了，上海总商会却要反对民众的团结》、《警告总商会》和《商阀的勾当》。虞洽卿在文中被点名指责为“走狗”和“商贼”，仅仅半年前，他还被看成是上海市民的“救星”，而翻转之间却又成了人人喊打的“商贼”，善恶瞬息，数十年后仍让人莫名唏嘘。而另一些人士则表示认同，梁启超在北京《晨报》撰文《我们该怎么样应付上海惨杀事件》，称：“所提17条，有些漫天要价，不买拉倒的态度……与其卖不成，宁可吃亏卖。”温和的自由派知识分子丁文江也撰文呼吁，“双方应慎用感情，研究利害，放下理想，讨论办法，少谈主义，专讲问题，外交才可以有成功的希望。”北京政府最终采纳总商会方案，电令外交部次长曾宗鉴、江苏省省长郑谦和虞洽卿等五人组成中国方面的谈判委员，与租界领事团谈判。

        6月19日，总商会与总工会继续紧急磋商，李立三提出“继续实行对美日经济绝交、提倡国货、抵制洋货和抽款援助罢工工人”三个条件，虞洽卿一口答应。双方议定于6月26日全面复市，持续近一个月的五卅风波告一段落。在善后活动中，总商会发出《劝商界资助工人通函》，虞洽卿带头捐3万元，总募得款项300多万元。在中方坚持下，租界工部局偿付了死伤者的抚恤金，肇事的日本纱厂则同意，以上海总商会做担保，给工人增加百分之十的工资。

        在激荡多变的五卅运动中，虞洽卿看上去再次扮演了“调人”的角色，不过，他显然已经有些有点力所不逮了。在这场空前的民众怒潮中，商会与工会的分歧与斗争具有分水岭般的意义，在意识形态的强烈引导下，非常脆弱和不成熟的中国市民社会内部出现了分裂，商人阶层与劳工阶层突然形成了对立的局面，在知识阶层内部也出现了左派与右派的分野。这是中国商业史上非常值得关注的一个事件。虞洽卿以及他所代表的阶层扮演了一个摇摆、尴尬而可疑的角色，阶级裂痕赫然生成，并已难以弥合。

        就是在这样的时刻，虞洽卿们开始思考下述问题：企业家与革命的关系到底是什么？他们将怎样与已经被组织和发动起来、并拥有明确的行动纲领的工人阶层共处？是理性沟通，还是感性排斥，是和平妥协，还是暴力对立，他们的选择，在两年后改变了中国政局的走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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