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5年10月12日，又是一个历史性的日子。两名中国航天员乘坐神舟六号飞船再次飞上太空，举国一片欢腾。就在两年前的10月12日，中国第一位航天员乘坐神舟五号飞船进入太空，实现了中华民族千年飞天的梦想。

        与宇宙飞船同时升空的，还有中国日益增长的综合实力。

        2005年的一天，一位家住美国路易斯安那州巴吞鲁日的女记者作出了一个“疯狂”的决定，她和家人将在一年内拒绝“中国制造”。她首先要换掉儿子的中国鞋子。为了购买价格低廉的产品，她来到了附近的欧洲产品打折店，但是因为生意不好，店铺已经关门停业。玩具商店、卖场里也摆满了中国商品，家居用品即使出了故障也无法修理，因为表面上虽然是“美国制造”，但配件全都是中国产品。从捕鼠器到照亮住宅外面的电灯、生日蜡烛、爆竹等，要想找到不是中国制造的产品简直难如登天。后来她把自己的经历写成了一本书，书名就叫《没有“中国制造”的一年》，最后的结论是，她和家人决定向现实妥协，否则为此忍受的生活不便和代价真是太大了。

        没有别的故事比这位记者的经历更能说明现实了，廉价是“中国制造”制胜的唯一武器，也是最令世界难以抵挡的竞争力。但事实的另一面是，在中国商品的冲击下，各国的制造工业受到了致命的挑战，贸易摩擦随之而来。一夜之间，中国成了tO成员国中反倾销的焦点国家，全球七件反倾销和贸易救济案中就有一件是针对中国的。

        早在2002年6月，欧盟宣布对中国温州地区的打火机进行反倾销调查，这成为中国加入tO后的“反倾销第一案”。

        当时，温州几百家打火机企业生产了世界上90%的金属外壳打火机，而其制造成本只有日本打火机的1/10。温州企业在应诉时声称，“中国价格”的低廉主要归因于有限的劳动力成本，温州工人的年收入比欧洲工人低了20倍，结论是“中国企业没有做亏本买卖”。此项诉讼最终以欧盟撤诉告终，一直以制造低廉商品而闻名的温州商人再度戍为国家英雄，直到今天还被当地津津乐道。

        但“打火机保卫战”的胜利，并没有阻挡反倾销浪潮的汹涌而至。2004年9月16日，西班牙埃尔切爆发火烧温州鞋的暴力事件，数百名西班牙鞋匠冲进运货码头，将价值100万美元的16个装满了温州皮鞋的集装箱付之一炬。一周后，埃尔切再次爆发排斥华商的示威游行，只有20万人口的小城有数千人上街。事实上，据意大利鞋业联合会统计，过去两年有超过2.5亿双中国鞋进入意大利，该国鞋进口量首次超过了出口量，这对于一个以制鞋业为骄傲的国家来说无疑是一种耻辱。事后欧盟为了安抚当地制造商，甚至设计了一个“非中国制造”的标签。

        中国的专家及官员则试图从自己的立场来化解这种令人尴尬的局面。2005年5月，中国商务部部长薄熙来赴法国巴黎参加“中法中小企业合作洽谈会”。当被问到中国对纺织品倾销的态度时，善辩的薄熙来这样回应道：“各位也许没有计算过，中国只有卖出8亿件衬衫，才能进口一架空客380。”

        一个相关的数据是，在过去的两年里，中国购买了30架空中客车飞机，其中5架是昂贵的空客380。

        回顾宏观调控背景下的中国，一切都仿佛在翻腾躁动，经济格局正在以最猛烈的速度裂变。

        2005年6月6日，中国股市跌至冰点，上证指数无比冷酷地停在998.22点，八年来首次失守千点，曾经被人们批驳或视为笑谈的“千点论”，终于在欲哭无泪的投资者眼前应验。

        正是在跌无可跌的低潮期，一场股权分置运动迎来了最好的启动时刻。

        长期以来，同时存在流通股和非流通股两种股权的格局，不但使流通股股东特别是中小股东的合法权益遭受损害，还非常容易滋生丑恶的庄家现象。十多年来，这一现象一直遭到专家的猛烈诟病，然而由于既得利益集团的强大，改革方案屡提屡废，但到了股市结构的负面因素已经影响到全局的时候，股权分置已迫在眉睫。

        这场改革最先从湖南一家由民营资本控制的上市公司开始。根据董事会的决议，该公司以4月29日总股本2.4亿股为基数，流通股股东每持有10股流通股将取得3股股票和8元现金，非流通股股东所持有的原非流通股将获得“上市流通权”。这无疑是一次“破冰之旅”。由于是在低潮期启动，股权分置改革之顺利出乎所有人的预料。在启动之初，股市曾经出现了持续下跌的景象，甚至在6月份跌破了千点大关，但是随着一批又一批的改革试点公司接踵出现，股市很快企稳。到2006年9月，已有1 151家上市公司进入或者完成了股改程序，公司股改市值占股市总市值比重达到92%，也正是从此时起，中国股市从熊市中猛然苏醒。

        股权分置改革的历程颇似20世纪80年代后期的“物价闯关”及90年代后期的企业产权变革，它体现了中国这场改革运动的“不争论特征”：每当某一重大改革被激烈争辩和强行推进的时候，往往成效甚微、陷于流产，甚至可能造成社会的动荡和舆论的紊乱；而当所有争论者都已经精疲力竭的时候，改革却会在最不经意的时刻取得突破。

        实际上，开始于2004年春天的宏观调控正将中国经济增长和制度变革的深层矛盾以最激烈和戏剧性的方式呈现出来。经济学家吴敬琏认为中国的变革已进入“深水区”，每前进一步都会触及一些人和一些部门的既得利益，遭到现有利益格局的反对，因而必然遇到阻力，延缓改革的进展。在很多人听来，“深水区”的比喻有多层含义，它既指改革向更为艰难而未知的深处推进，也意味着利益冲突的复杂性与多元化，但同时也意味着，中国正在进入一个纵深广阔、十分陌生的商业时代。

        对于很多中国人来说，过去已经是另外一个世界。在2006年出版的美国《时代》周刊上，已故的中国政治家毛泽东主席第六次成为封面人物，不过这一次，毛的服装上耐人寻味地印上了著名服饰品牌LV的标识，周刊的主文标题则是《静静的革命》。

        在高速成长的通道里，大型国有公司的光芒最为耀眼，它们在资源型领域中的垄断地位得到了空前的巩固。如果说中国经济发展是一棵结满了苹果的大果树，那么，它们无疑是最大的、在有些繁茂枝条上是唯一的收获者。同时，随着现代企业制度的推广，这些企业的资本市场化和竞争力也得到了加强。国资委成立三年以来，中央直属企业的主营业务收入增长78.8%，年均递增21 .4%；利润增长140%，年均递增33 .8%；上缴税金增长96.5%，年均递增25.2%；净资产收益率达到10%，提高了五个百分点；国有资产保值增值率达到1 44.4%。现在，它们看上去是一支不可能被击败的“无敌舰队”。

        以能源行业为例，在过去的两年里，全球能源空前紧张，国际原油价格从每桶25美元上涨到70多美元。在这种背景下，处于垄断地位的中国三大石油公司——中石油、中石化和中海油盈利能力暴增。2004年，中石化净利润比上年疯狂增长了70%，2005年在此基础上又增长42%，到2006年，再增28 .08%。中石油更是捷报频传，2005年实现营业额5522.3亿元，较上年度增长了39%，公司以1333.6亿元的净利润成为亚洲最赚钱的机器，一举超过了港交所多年的蓝筹老大汇丰控股和此前亚洲最赚钱的企业日本丰田汽车。在2006年7月美国《财富》杂志公布的年度“世界500强”公司名单上，共有22家中国企业入选，中石化由31位升至23位，位居中国企业之首，国家电网公司从40位升至32位；中石油从46位升至39位。

        在金融领域，2006年5月，建设银行、交通银行、中国银行、工商银行纷纷上市，得到国际战略投资者的热烈追捧。

        值得一提的是，那些捷足先登的国际金融机构巧妙地搭上了这班车，在最短的时间内效益暴增。

        到2006年底，一场长达两年多的宏观调控似乎已经结束了。在过去将近30年的改革历程中，宏观调控（在20世纪90年代之前被称为治理整顿）已成为一个具有鲜明中国特色的名词，它几乎每隔三五年就会出现一次，而且从来只宣布开始，而不通知结束。

        宏观调控结束的最重要原因是，它启动的目标已经达到。

        通过强有力的行政干预，国有企业在垄断性行业的地位进一步得到巩固。在很多人看来，2004年前后的经济过热正是民营企业的“重型化运动”酿成的。2006年以来，除了国有银行的大规模上市之外，企业并购活动明显加快，一些重大的建设项目也相继宣布完成。

        5月20日，历时12年建设的三峡大坝全部完工。这个人类历史上规模庞大的水利工程投资总额高达240亿美元，年均发电量将达847亿千瓦时，取代巴西伊泰普水电站成为世界最大的发电和防洪综合工程。7月1日，全长1 956公里的青藏铁路全线建成通车，该项目总投资逾330亿元。青藏铁路有960多公里都在海拔4 000米以上，是世界上海拔最高、线路最长、气候条件最恶劣的高原铁路。

        6月6日，国务院发布《推进天津滨海新区开发开放有关问题的意见》。天津滨海新区规划面积2 270平方公里，比深圳还大300多平方公里，是香港的两倍、浦东的三倍，它将成为北方中国新崛起的金融开放中心。人们将它与20世纪80年代的深圳、90年代的浦东相提并论。新华社在评论中认为，“在新一轮改革的版图之上，上海浦东新区、深圳市和天津滨海新区正在成为我国综合改革的‘三驾马车’。”

        2006年11月20日，上证指数在六年后重返2. 000点，在2005年的6月6日，它曾经令人绝望地跌到过998. 22点。

        从2006年1月以来的短短10个月，指数已经悄悄上涨了近800点，涨幅超过70%。随着股权分置改革的完成，资本市场的复苏非常明显，人们开始把钱从银行中取出投入股市。

        10月，银行储蓄五年来首次出现下降。

        《华尔街日报》在评论中警告说：“外汇储备的过快增长将创造过多的流动性，可能引发高通胀、资产价格泡沫和商业银行的放款冲动。”这些提都将在半年后被一一证实。

        楼市的回升也是明显的。自宏观调控后，全国地产沉寂多时，从年初开始，北京、上海等中心城市率先领涨。政府试图遏制迅猛的房价上涨势头，其中最有特色的一条，是规定“自2006年6月1日起，凡新审批、新开工的商品住房建设，套型建筑面积90平方米以下住房（含经济适用住房）面积所占比重，必须达到开发建设总面积的700%以上”。很显然，这几乎是一条无法被认真执行的法令，而事实上，它也从来没有被执行过。在下半年，中央政府持续出招，银行升息、限制外资炒房、有些房价增长过快的城市的相关领导被惩戒，可是尽管如此，房价上涨丝毫没有停下来的迹象。

        股市、楼市的稳步双涨是最为典型的景气信号，一个非理性繁荣的周期又开始了。

        也许，没有一个国家像今天的中国那样让人恍若隔世。

        对于很多人来讲，他们生长的地方都已经不复存在。唐宋诗人笔下的江南早已面目全非，如今成了全世界最重要的制造工业基地。昔日蜿蜒的街道被拉直拓宽，街道上的青石被撬掉扔弃，上面建起了呆板高大的楼房和商铺，雨廊、飞檐、河埠头都成了记忆中的画面。过去20年中，约有4亿中国人摆脱了极度贫困，这一成就主要归功于迅速而广泛的城市化进程。

        据专家预测，城市化运动还将持续下去，今后20年内，预计还将有4亿人迁入城市。整个中国像一个大工地。这是一个怎样的国家呢？    《参考消息》援引外电说，中国每天新建房屋面积占到全球总量的50%左右，一年的房屋建设面积总量相当于俄罗斯全国现有的房屋面积。重庆10天的建筑成果，相当于15个纽约曼哈顿的克莱斯勒大厦。

        2006年夏，青年导演贾樟柯拍摄的电影《三峡好人》在威尼斯电影节上获“金狮奖”。电影的拍摄地点是有着2 000年历史的重庆市奉节县。但他发现，五个月的电影拍摄竟跟不上场景的变化。一开始，他能看到一座旧楼在远处，等他短期回一趟北京再回到现场，楼房消失了。紧接着，另一片建筑又倒塌了。即使摄影机镜头保持静止，里面的空间也早已面目全非。“古城到处在拆迁，”他不无感慨地说，“我的镜头跟不上这种节奏。”

        这时的中国，一本名为的畅销书正在悄悄成为人们的话题。在这本书里，作者宣称，柏林墙的倒塌、互联网的崛起和开放源代码运动共同创建了一个“平坦”的全球政治、经济和文化景观，使过去与权力和财富中心无缘的人得以直接参与赚钱和制造舆论的活动——只要他们有能耐、有胆识、有宽带连接就行。

        面对这样的判断，美国人与中国人却读出两种截然不同的感受。前者觉得自己将征服这个“平的世界”，而后者，则坚信自己将从边缘迈向这个“已经被碾平的世界的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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