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还是想说，中央工作会议对经济领域改革讨论的深度和广度，比起政治和思想领域来说相对地是不那么充分的。同时我也还想说，它结束了中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起始阶段——即经济停滞、政治动乱、文化凋敝、生活穷困的局面，进入了中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改革阶段。这次中央工作会议和随即召开的三中全会，是中国历史的一个转折点，我深切地体会到这两个会议是倡导改革的会议。

        中央工作会议对改革讨论不够充分的地方有这么几个：一个从原则上理论上，对改革的概念和必要性没有去做深刻的、系统的阐述，那时还没有这种觉悟和水平；二是落实到实际的经济工作上，主要是关心管理制度方面的改革，在所有制和分配方面，只是在比较狭小的范围内接触了一下，未能正视这些方面的问题。至于摒弃计划经济、建立市场经济在那时当然根本不敢去想，能够肯定商品经济、重视价值规律的作用，在那时就算得上是一种敢想敢说敢做的行为了。

        在倡导改革方面走在最前面，想得最广最深的还是邓小平。

        邓小平除了在中央工作会议上讲了大家都知道的那些话之外，在传达下来的在常委听取各召集人的汇报会上，在准备大会闭幕会讲话稿过程中同我们的谈话，以及在其他场合，他还谈了不少。他口头讲的比形成文字的更自由更敞开。他对我国经济体制现实中的弊端和如何进行改革的想法，其明确、尖锐的程度我感到比当时别的同志高出一大截。

        他在为闭幕会上的讲话做准备时对我们说：

        “我们的制度不是鼓励支持人们敢想敢讲敢做，不仅在政治方面甚至包括经济方面。精神鼓励不够，物质鼓励不够。要鼓励人们敢于创新，千方百计……现在是干得好与干得不好一样，甚至不仅一样，对干得好的还要打击。干得不怎么样的人而且还得全票，因为他不得罪人，大家都觉得可以过得去。我国的政府制度是这样，党内制度也这样，因而怪现象发生。”

        邓小平这一段话是在要我们考虑“思想僵化产生的原因”时说的。

        邓小平在这次谈话中说，企业实行责任制，通过责任制，通过赏罚，该升的升，该降的降，不合格的就要降。对职工要求应该很严格，搞得不好该打屁股。接着他说，不应该只打屁股，而且更要注意奖励，而且物质奖励也要到具体的人——具体的集体和个人，这比打屁股效果更大。他还举新加坡、日本为例说，那儿“有的工厂给工人奖半年工资，买辆汽车，三个月工资可以买辆旧汽车”。还说那儿生产秩序非常好。

        我们国家工厂里经常推行这种竞赛那种竞赛，邓小平针对这个情况说：“竞赛”这个词要推敲。在我们这里常搞些形式主义。评比、请客吃饭、参观、弄虚作假。邓小平的市场观念强。那时流行的那一套计划经济的竞赛，他表示不满。他说真的竞赛，看结果，看市场。他说：总之，有赏有罚，都要同经济利益联系起来。

        在中央工作会议期间，他多次讲要用经济的办法来管理经济。他主张搞得好的得的多，不仅职工，领导干部也这样，不但有精神鼓励，还应该多得，先富起来。他认为积极性没有经济手段不行，不能只讲风格，讲风格对少数先进分子可以，对广大群众不行，一个时期可以，长期一辈子不行。一定要用经济方法管理经济。

        关于“允许一部分企业、地区、社员先好起来”，这是邓小平突出提出的一个观点。他对这个观点讲得很多。这个观点在中央工作会议之前他是否讲过，我记不起来了，在中央工作会议上，这个观点倒不是12月2日同胡耀邦和我谈话时第一次讲的，至少在一次常委听召集人汇报的会上他就讲过要把这个问题作为“两大政策”之一。

        第一个政策就是“要使一部分地区搞得好一些，比较富一些”。他还计算了一下，如果有百分之五的县，百分之五的人口，搞得比较富，全国就有100个县，4000万人，相当于一个不小的国家，如果有百分之十的县和人口那就是一个大国了。他开了一张他估计有可能先好起来的十九个地区的单子，其中首先提到的就是广东的深圳，可见他很早就注意到这个地方了。他认为那儿可以先富起来的条件是可以开展外贸工作。他考虑的不只是地区，也考虑个人。个人当然是与地区相联系的。他说搞得好的、快的地区，可以提高工资待遇，这也是个大政策。他说要先让百分之五的农民有购买力，城市内有一部分工人有购买力，下个决心，能做到百分之八就更好了。他也举了一些地方的农村说明。他讲北京有个生产队打石头富起来了，讲了种果树七八年就可以见效等等。他也说过要允许一部分企业、地区、社员先好起来。他说“先好起来”，也说“先富起来”，在闭幕会的讲话稿中写的是“先富起来”，在我的笔记本上“先富起来”的话在不同场合都说过，我记得他还说过“要人民生活富，尽量拔尖”那样的话。他反对平均主义，说这是个大政策，干得好的就比左邻右舍好。

        他说的第二个政策便是“权力下放”。他说农业是让各生产队能够“真正实事求是，解放思想，因地制宜”，给生产队权力，让他们能够按规律办事，干得好不好看人们收入增加了没有。另外，在比较早的一次常委听取召集人汇报的会上，他讲：要给地方权力，特别在种植方面，中央决不要干涉，地方比中央对当地情况熟悉，县要更有权，有“积极权”。他认为对“三自由”批评太多，把正当的东西当作错误批，城乡搞死了，总之要给农民种植权，把社会搞富。

        就在那次常委会上，邓小平讲：哪个省区有条件，可以向外国借款，但债是要还的，有利息的，规定后不要干扰。他主张要给下面机动权，在统一计划下有广泛的活动余地。

        在一次常委听汇报的会上，邓小平讲：

        “现在一个大队相当一个村。生产队要全部按经济组织那样来管理，基本上要转到经济管理上来。用经济办法管理企业，使下面有点权力，确实使下面活起来，企业可以不要只听上面讲什么就做什么，而要看社队需要什么就做什么。”

        邓小平还讲权力下放是个“大政策”。

        中央工作会议在理论上原则上讲改革不算多，但是倡导改革的精神很浓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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