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1977年3月召开中央工作会议时，当时李鑫是汪东兴最得力的一个助手，是汪东兴所依靠的小班子里的主要人物。那个中央工作会议，吴冷西、胡绳、熊复参加了没有，我不知道，我和胡乔木是没有被通知参加的。李鑫在这个会上有个发言，对胡乔木进行攻击。不过到1978年中央工作会议召开时，李鑫对胡乔木的污蔑早已经澄清，认为事情不能那样看。在会议上我没有讲这件事，以免使得本来不知道这件事的人知道这件事，因此我为胡乔木说的好话集中在《毛泽东选集》编辑工作上。这时李鑫仍是汪东兴下面最得力的一个助手，仍是汪东兴小班子里的主要人物。他身兼中央办公厅副主任、毛主席著作编委会办公室副主任等好几个职务。他的作用仍不能忽视。

        我认为1976年胡乔木主持下把毛泽东的讲话和演讲稿整理成文字时，加工可能多了一些(对这一点我也有责任，当时我也参加了读稿、改稿，并且没有提出这个意见)。但当时胡乔木是在毛泽东还活着时整理毛的文稿的，整理后还要经过毛最后审定，说不上什么篡改。我还举了在整理《论十大关系》时的一件事为证。原先经过李鑫他们整理，这篇文稿中有一句“世界上一切事物都有它的发生、发展和灭亡”。我告诉胡乔木：“只对有限的东西这话才对，对无限的东西，这话就是不对了。”胡乔木接受我的意见做了修改，送邓小平审定后，邓也表示同意，毛泽东也表示同意。“批邓”时李鑫也把这说成是胡乔木的篡改。最后李鑫主持下出版的《毛泽东选集》第五卷中有一篇仍然保留那个错误的句子。在中央工作会议西北组的发言中，我说“不知道究竟是谁没有马克思主义”。

        中央工作会议开到11月下旬，各组讨论中央人事问题的时候，有的组已经有人提名胡乔木增补为中央委员。但各组有好几个熟人问我，胡乔木在“批邓”前后究竟有没有问题。西北组里就有人对胡乔木补进中央委员会的事表示怀疑，在同我的谈话中甚至表示反对。因此我认为有必要一方面揭露李鑫，一方面给胡乔木多说些公道话，也为他进入中央委员会制造舆论。于是在25日大会的第二天，我就揭露李鑫在1976年“批邓”中，把邓小平重用胡乔木作为“批邓”的一个内容，指出李鑫这样一个十分恶劣的表现。

        25日大会后，党中央，包括中央政治局和中央委员会的人事问题提了出来，分组会上纷纷发言。召开中央工作会议原来的议题中没有这一条，会议开到后来大家都认识到这一条是很重要的，认识到它是必须解决好的一个关键问题。

        在胡乔木主持下，选入《毛泽东选集》第五卷的文章一篇一篇地改定后，送邓小平最后定稿。有些文章定稿时邓小平把我们这些人都找去，有些简短的文章就由他和胡乔木两人定稿。这样，李鑫在《毛泽东选集》编辑整理这项工作中就从事实上的主持者下降为几个负责人之一。对此他心中不满，但是当时他无可奈何，只能暂时接受现状。不久“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来了，这对他是一个恢复主持毛泽东著作整理编辑工作大权的机会。于是他就在国务院政治研究室“批邓”的会上批评胡乔木篡改毛泽东著作。当时我注意到李鑫的居心不良。“批邓”和粉碎“四人帮”后李鑫的目的达到了，他带上吴冷西、胡绳、熊复等人到毛泽东主席著作编委会办公室，掌握了编辑毛泽东著作的大权。

        在“批邓”时我就觉察到李鑫这个人心术不正。在粉碎“四人帮”后李鑫继续给胡乔木加上种种罪名，夺了胡乔木的权。后来他又报告上级，把胡乔木的职务撤下来。我在会上说，“应该给胡乔木正式平反，如果有什么文件的话，应该宣布作废”。

        在粉碎“四人帮”后，在江青那里发现胡乔木在毛泽东逝世后要求参加毛泽东的追悼会写给江青的信件。那时是华国锋主持中央的工作，党中央和国务院都是他负责，按照组织系统，胡乔木请求参加追悼会的信不应该写给江青。但是江青是毛泽东的遗孀，胡乔木写信给江青也有他的道理。可是李鑫抓住这一点不放，利用这件事硬说胡乔木写的是“效忠信”。

        于是各分组就有不少人议论谁该补进中央委员会，谁该补进中央政治局，谁该进入中央政治局常委会，那时候大家知道“上面”有个“只进不出”的精神，即只提谁可以进入中央、不提谁应该排除在中央之外的意见，发言的内容便是谁对某个应该进入中央的人有所了解，就在分组会上发言介绍或者附和别人的意见。

        人事和机构问题是会议的“敏感区”，本着“只进不出”的精神，与会者提议陈云进入中央政治局的发言最普遍。汪东兴兼职过多的问题也相继提出，西北组的“十二点建议”，其中有七八条是针对他的。胡耀邦顶着巨大压力，就中央专案组问，极言“党内有党，法外有法”。

        1975年邓小平主持中央日常工作时，邓小平要胡乔木主持《毛泽东选集》第五卷的整理编辑工作。当时的工作程序是先由吴冷西、熊复和李鑫几个人把要选入《毛泽东选集》第五卷的文稿准备好，然后在胡乔木的主持下由吴冷西、胡绳、熊复、于光远、李鑫几个人逐段逐句地修改订正。“文革”后期胡绩伟被“解放”，胡乔木也以参加《毛泽东选集》第五卷编辑工作为名，把胡绩伟调到国务院政治研究室，但他到国务院政治研究室后，做了其他方面的工作。

        对中央人事问题，我在西北组的会议上为胡乔木说的好话真不算少。在中央工作会议的出席者中有一位李鑫，他原先是康生的秘书，在“文革”中一直在康生身边工作。毛泽东著作的整理编辑工作，也一直是他带几个比较年轻的人在做，毛泽东的手稿、演讲记录等就一直保管在李鑫手里。

        在各分组会上表态赞成陈云进入中央政治局并担任中央副主席的发言最普遍，都说陈云在党内资格老、威望高、水平高、能力强，应该担任党中央副主席，而且特别说他的位置应在汪东兴之上。对这次人事变动，大家既然都赞成“只进不出”的方针，因此大家只提陈云进常委，不提汪东兴出常委。于是常委人数就从五人增加到六人。这个人数多少并不重要，但汪留在常委，大家都知道这一定是暂时的，都懂得现在采用这个“只进不出”的方针比较好。

        12月2日我的发言对李鑫这么做又一次提出批评，同组的方毅接着我的话说，李鑫那样整胡乔木不只是不正派，而且是在搞阴谋诡计。

        会议开了20来天之后，原先的议题已被突破，“两个凡是”的思想已经受到进一步的谴责，真理标准问题又在一个更深的层次上进行讨论，思想路线和政治路线解决了，事在人为，今后的工作需要一个更好的中央领导班子。中央的最高层正在考虑这个问题，会议出席者也在考虑这个问题。这种人事上的安排当然不是各组的事情。但是分组讨论可以起造舆论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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