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周恩来、贺龙、叶挺、刘伯承等率领的第二十军和第十一军第二十四师，按预定计划，直下潮汕。

        正如周恩来和叶挺所估计的，潮汕之敌没有进行什么抵抗，就分路撤离了。他们于9月23日顺利进占潮州，24日晨，汕头也被光复。

        周恩来同前委大多数领导人一起，随军进入这个他离别了一年多的城市。潮汕一带多次经历过革命的洗礼，虽然几起几伏，这里的民众仍然对这支举红旗的队伍寄予希望。一位老太太拉住一个起义军的士兵，诉说道：“我的大儿子因为加入农会，被反动派抓迸监狱屈死了，又要抓我的小儿子，他逃路了，至今不知生死！可那些狗官还要罚款，逼得媳妇嫁人了，孩儿卖了，还没凑够200元，还逼着 ，现在只剩下我这个60多岁的老太婆，孤苦伶仃讨饭挨日子 你们要替我一家报仇啊！”她说着便放声大哭。周围的人也跟着抹眼泪。

        起义军的总指挥部设在民权路中段的大埔会馆，楼顶上插上了一面红旗。那位老太太见了这面飘扬的红旗，回家去抱来一只鸡，来到大埔会馆门前，跟站岗的说：“我家里只有一条老苦命和这只鸡。我老了，没什么帮助革命了，就把这只鸡送给同志们，让你们吃了打敌人更有力气。我们革命早日成功，我儿子、媳妇的仇有得报！”

        部队驻下后，党组织成立慰问队，四处向牺牲同志的家属进行慰问，有的工人要求起义军走，死也不肯离开。他们愿意当向导，抬担架，搞炊事，抢着上来牵马、扛枪，有许多市民还节食，收集食物，把家中喂养的鸡、鸭和鸡蛋送到起义军手里。

        在黄埔军校的时候，周恩来曾被任命为这里的行政长官，自然熟悉这里的一切，对这里民众革命的积极性也非常了解，所以预定汕头为临时首都。

        根据周恩来的建议，很快任命了李立三为汕头公安局长；刘伯承为军政学校校长；彭湃为东江工农自卫军总指挥；周逸群为潮汕警备司令；郭沫若为政府海关交涉使和海关监督……这架势，好像起义军要在这里安营扎寨了。

        可是后来事态的急转直下，改变了起义军的美好愿望。

        起义军到此是要取得国际援助的，可是踮起脚尖，只有茫茫大海一片，望不见“国际”的桅顶冒出海平面。

        起义军到此是要与中央取得联系的，可是没有只言片语，没有半句指示。

        广东省委拿给周恩来他们看的中央来信有一封，写信时间是8月4日，已经过了一个多月。信中说到南昌起义是这样写的：

        贺龙、叶挺军队已在8月1日早在南昌发动，已解决了六军、三军一部械。汪等本预备2日到九江开会，闻信回武汉发令讨伐贺龙、叶挺，并宣布共产党为叛徒，应明正典刑。张发奎态度如何未悉，惟他亦无法。我们原定计划是攻击朱军后直奔东江，中央昨日会议决令粤省委即刻以全力在东江接应。中央组织前敌委员会，指挥前敌一切事宜，以恩来、立三、代英、彭湃4人组织之，请设法与之互通声气以便进行。我们军事的成败在此一举，请粤省特别注意，并迅速进行为要。

        这些情况已成昨日之事。周恩来从这封旧信里知道了另一情况，那就是：“新国际代表已来，决定开紧急会议。此会议批评过去中央的机会主义及决定新的政策，广东太远而工作紧张，无法参加此会。想广东同志必能同意于批评。过去中央对湘事，及对国民党政策之动摇，因而致于失败，并且一定亦感觉到新的指导与方针之必要 ”等待是一种折磨。

        周恩来太想知道中央的指示，愁肠百结。终于在两天后的一个晚上，人们盼望的救星——张太雷衔中央之命，从香港潜来汕头。

        那一晚，大埔会馆里场面激动，几个百战之将、万军之帅收起平日的威严，相互孩子般地转告：“中央联系上了！”“中央来人了！”饱尝了行军作战和无人指导之苦，看见中央来人，他们大喜过望，眼前一片光明！

        可是，张太雷在稍事休息之后，重逢的喜悦已悄悄从他脸上逝去。敏感的周恩来已经意识到异样。果然，张太雷不愿在会上传达中央指示，要先与张国焘、周恩来单独谈谈。

        张太雷语调低沉，有时甚至打嗝：“因为你们不在，中央在8月7日开了个会。在汉口，秋白同志主持的。主要是总结大革命失败的经验教训，陈独秀的右倾投降主义统治已经结束，选举了瞿秋白、李维汉、苏兆征同志，还有我组成新的临时中央政治局。”

        虽然张太雷说得隐隐约约，周恩来、张国焘都已听得明明白白。就是说，谭平山、李立三都不再是中央政治局委员，周恩来、张国焘也降为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

        周恩来、张国焘都不说话。张太雷自己也感几分尴尬。

        周恩来打破沉闷，并提议：“既然中央赋予你全权来指导我们工作，我看前敌委员会书记的名义也由你来担当吧。”

        张太雷不肯：“我还要赶回广州，去执行我兼任的广东区委书记职务。前委的工作还是你来管。我来时，中央要我传达，国焘、立三应即回上海，与中央商定今后政策；谭平山在取消了革命委员会委员长的名义之后，也就离开这里。”

        张国焘一听火了：“这不是丢掉军队不管，大家散伙了吗？”

        张太雷严肃起来：“请你注意态度。八七会议后有规定，对中央的命令是必须严格执行的。”

        周恩来更关心中央对南昌起义的态度，他问张太雷，对此中央有什么评价。

        张太雷说的很含糊，八七会议没有多讨论此事，但他听瞿秋白说过，总的来说是好的，但有机会主义倾向，是军事冒险的运动。

        周恩来、张国焘愕然。

        张太雷说：“我先与你俩传达这些，你们好有个精神准备，其他指示，还是跟大家一道听吧。”

        周恩来、张国焘、张太雷走出内室，与等在大房间的其他领导人会面。

        从周恩来、张国焘脸上的严肃表情，人们预感到不祥。

        果然，张太雷未作寒暄，直接传达：“根据中央的新政策，这里革命委员会的名称，要改为苏维埃，就是说彻底丢掉‘中国国民党’这块招牌。现在要放弃潮汕，将军队调驻海陆丰，会合那里的农军，改组为工农红军。”

        会场哗然。这可不是一件小事：起义军现在挂的招牌是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并有一套合乎这个名称的政纲。最主要的是，起义军正与敌军对峙，就要发生大战。在此紧急关头，马上改变名称和政纲，临阵以待的军队很难适应。

        周恩来说：“这些事是要从长计议的。我军如果要移到海陆丰去，也要先击溃汤坑的敌军，一切变更都要在这次战役之后才能实施。招牌的问题迟早是要改的，改过来当然好。是不是等打完仗再改？”

        张太雷也知此事难以立即执行，说：“稍推一下吧。我再宣布一下，前敌的事还是由恩来同志负责。”

        周恩来说话的时候，就有参谋人员拿着刘伯承叫送来的紧急敌情在门外等着，一会儿工夫，周恩来就接到两三份报告了。看来前线情况不妙。他站了起来，对张太雷说：“前线情况紧张，我要马上赶去指挥作战。其他问题等战后再说吧，”

        周恩来一走，会场气氛更加沉闷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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