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27年3月以后，中共中央委员们陆续集中于武汉三镇，留在上海的中央委员到3月底只有陈独秀和彭述之了。4月之日，共产国际代表罗易自广州经湖南到达武汉。彭述之、蔡和森也先后到达。从4月4日到20日，在武汉连续召开了共产国际代表、中共中央委员和湖北区委的联席会议，先后参加会议的有瞿秋白、谭平山、蔡和森、张国焘、张太雷、罗章龙、毛泽东、陈延年、彭述之、邓中夏以及罗易、维经斯基、鲍罗廷等。

        中共中央对上海的情况完全不明，决定从武汉派李立三和聂荣臻到上海了解情况、处理善后。

        李立三这段时间一直在武汉领导工人运动，任中华全国总工会委员长。他一生几度出生入死，即使在武汉还算左派的天下，他也不得安宁。右派为了谋害他，雇用了一些刺客。刺客们算计他的方式也比较怪。总是事先侦察好他的行踪，趁他不在，突然袭击他的住处或工作点，一般都是放几枪就跑了。原来刺客们知道李立三在工人中影响很大，怕遭报复，同时指使者是雇一次付一次钱，于是他们就用这种故意扑空的办法，多赚几个钱。有的时候，上头逼得紧了，他们便偷偷通知他：某日某时我们将在某地采取行动，请你届时避开。危险的环境将李立三磨炼得格外机警。

        聂荣臻是被党派往苏联学习军事，于北伐前与叶挺等人一齐回国的。他任军委湖北省委书记，频繁往来于武汉三镇，了解情况，传达中央指示，派遣干部。党对张发奎的部队寄予希望，分去了大批黄埔四期的毕业生，林彪就是这时经聂荣臻分配到第四军二十五师七十三团去的。叶挺在汀泗桥、贺胜桥中战功卓著，晋升为二十五师副师长。李硕勋也在此时派往二十五师任政治部主任。七十三团后来成为南昌起义的主要部队。

        为了安全起见，他俩通过关系，搭上了宋子文的船，一直坐到南京。在南京又和共产党际代表维经斯基等人同车去上海。他们到达上海后，先找到赵世炎的秘密住处，随后又找到周恩来、陈延年、罗亦农等。

        周恩来转移到吴淤附近徐家宅一处工人住家的小阁楼上继续工作。这里离市区远，偏僻荒凉，巷子狭小，房屋破旧，周围大多是工人宿舍，不易暴露目标。他们几个再加上3个俄国同志组成特务委员会，就在赵世炎家里开了会。周恩来把上海受损的情况一说，个个对蒋介石切齿痛恨。

        李立三传达他们来上海的任务：“武汉对于打击老蒋的决心已成事实，因为军事问题还在犹豫。现在不但军事上犹豫，已发生政治上的犹豫，因为奉方（指张作霖部）进攻甚烈。所以决定如果蒋不十分反动，还可姑予敷衍，尤其是接到仲甫等来电表示反对打蒋，大家益发动摇。”

        李立三总是西服眼镜，很像银行经理。他性格豪爽，外表最大的特点是嘴大。在旅欧期间，当同学们情绪低落时，他就表演把拳头伸进嘴里，引得大家发笑。现在却神色严肃。他的话也引起周恩来的激愤：“我们在这次屠 杀中可以看出老蒋只是对我们表面和缓，实际是准备整个打击，但我们事前太和缓，以致无好好反蒋宣传，以致民众对我们不满意。军事上，武汉方面对于老蒋无积极对付的方策，而主张先北伐，并怕老蒋军事力量太大照我们观察，对于老蒋军队并不是没有办法，且应先解决老蒋，然后再北伐。现在我们应打一电报给武汉提出抗议，要求赶快决定打东南的方策，马上派得力人员来东南准备军事活动。”

        4月16日，周恩来、赵世炎、罗亦农、陈延年、李立三等从上海致电中共中央，建议迅速出师东征讨伐蒋介石；当时，关于武汉政府的战略方向问题，意见纷纭。

        瞿秋白早在4月初，就与吴玉章等提出，把第四军调到南京，以呼应上海的革命势力，监视蒋介石的行动。因鲍罗廷反对，未能实现。这时，瞿秋白又提议先打南京的蒋介石，然后北伐张作霖。但是，共产国际和斯大林主张直接由武汉出师河南进行北伐。鲍罗廷主张北伐到西北去，打通国际即中国与苏联之间的路线。罗易则着眼于布置巩固武汉政府的防线。

        中共中央内部，陈独秀、彭述之、张太雷等赞成鲍罗廷直接北伐的主张。

        蔡和森主张在立即实行土地革命条件下进行北伐。张国焘、谭平山主张南征。

        最后，北伐主张占上风。

        在素以家长自居的陈独秀看来，党内和他能够并驾齐驱的人，只有李大钊够资格。其余的在中央领导层的人，不过是他的学生、翻译或顾问，根本不放在他眼里。陈独秀最得力的助手彭述之，处处维护陈独秀的家长之尊，同时紧紧抓住陈独秀，挟陈以自重。动辄说：老先生的意见同我一般。在他看来，中国共产党的领袖除了陈独秀以外，非他莫属。所以在党中央，与陈独秀相左的意见很难通过。

        陈独秀还是不赞成先打蒋后北伐的意见。他对着上海区委打来的电报直摇头：“现在罗易和鲍罗廷都拿不定主意，罗易要巩固两湖，鲍罗廷要北伐京津，我看国民政府能免掉蒋介石的职，通缉蒋就不错了，叫他东征，很难的。”

        当时虽然中国革命发生了重大变化。但从共产国际传出的消息给人的印象是：中国革命好像是跨进了一个更高的发展阶段，今后只要和国民党左派继续在武汉保持密切合作，继续按既定方针办，革命仍能如原来设想那样走向胜利。许多不明究竟的党员，以为形势真的只是暂时明暗不定，很快又会阳光普照的，所以思想上虽有许多疑问，却并没有意识到问题的严重性。

        在举棋不定中，陈独秀又去找汪精卫商议。汪精卫反复权衡了武汉国民政府中的两派意见，决定继续北伐，同时成立一个土地委员会，研究土地问题。

        4月18日，经国共两党联席会议决定，以唐生智为总指挥，率军于19日出师北伐。土地委员会开会时，也邀请陈独秀参加。参加会议的还有邓演达、徐谦、谭平山、顾孟余、毛泽东等人。谭平山是国民党农业部长，毛东是中共中央农委书记。陈独秀对土地问题的原则和方法提了六七条意见，他强调解决土地之先决问题，必须给农民以武装及政权，但谁给农民以武装和政权？毛泽东听了直摇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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