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恩来是25日晚饭后离开武汉的。24日（或25日），周恩来与罗明那兹、加伦、张国焘在武汉举行会议。

        周恩来在会上要求中央从速决定南昌暴动的名义、政纲和策略，切实计划发动湘鄂赣和广东东江一带工农势力，并要求共产国际经由汕头迅速予以军火和物资接济。

        会议决定在南昌举行起义。并根据加伦的提议，规定起义后部队的行动方向：立即南下，占领广东，取得海口，以取得国际援助，再举行第二次北伐。

        那天晚上，他从中央开会回到住所，告诉邓颖超，他马上要去江西九江。去干什么，呆多久，他都没说。这已经成为邓颖超严格遵守保密制度的习惯了，她什么也不问。然而险恶的形势摆在面前，每次的生离，也许就是死别。他们都极力显出平静，可心里似火烤一般沉痛。在门口，他们互相对望着，松开握了很久的手，默默地道别了。路上有陈赓陪同，于26日赶到九江。

        周恩来一到九江，立即召集李立三、谭平山、邓中夏、恽代英等开会，他向会议报告了中央的意见。有人问：“暴动后要不要没收大地主的土地？”

        此话一出，会场顿时热闹起来，发表什么意见的都有。

        周恩来看看时间，不愿无休止地争论下去，便明确指出：“应该以土地革命为主要的口号。”

        会议同意了周恩来这个意见。周恩来又问起集中九江部队的情况。

        谭平山汇报：“贺龙的部队是7月23日从鄂东到九江的，我把暴动的打算告诉了他，征求他的意见，他的反应很强烈，立刻表示同意。”

        周恩来点点头：“我6月在武昌见到他，他对我也表示得很好，他说他听共产党的话，决心和蒋介石、汪精卫这班王八蛋拼到底。看来他是我们可以完全信赖的同志。不但要通过周逸群做好他的部队的工作，吸收他入党的事也要适时进行。”

        会后，在叶挺原来的司令部一间大屋子里，周恩来又听取聂荣臻、贺昌和颜昌颐的汇报，他对他们的工作很满意：“感谢你们出色地按中央部署完成了传达任务，我很快就要去南昌，你们下一步的任务是设法把二十五师拉到南昌参加暴动，并且负责接应赶到九江的部队和零星人员，使他们及时赶到南昌参加暴动。”

        聂荣臻记下周恩来的话，又问：“起义的时间决定了吗？”

        “还没有确定。等我到南昌以后，视形势发展再做确定吧。”

        “起义以后，我们没有电台，民用电报又不保密，如何同南昌方面联系？”

        周恩来想了一下，说：“这样吧，南昌一开始行动，我让他们立刻放一列火车到马回岭，你见到火车， 就说明南昌已经动手了。”

        大伙都认为这个办法好，火车不但可以报信，还可以运部队和辎重去南昌，都一致赞成。周恩来说完，又离开办公室忙别的去了。

        聂荣臻对颜昌颐说：“我们的任务很重要，也很紧迫，为了尽快做好，咱们也分一下工吧。我的意见是你留在九江做接应工作，我马上到马回岭去拉二十五师。”

        颜昌颐同意。聂荣臻最后说了一句：“恩来同志已经动身去南昌了。起义随时都可能举行。我们就分头行动吧，”

        九江到马回岭只有两小站，火车用不了半小时就到了。

        聂荣臻下了火车，直奔二十五师的驻地。他边走边想：看来在二十五师的传达动员范围应该扩大一些，让更多的人了解中央的意图。因为二十五师是预定参加起义的主力部队之一，叶挺曾任过该师的副师长，现在该师的七十三团就是原来叶挺的独立团，仍是共产党员周士第任团长，党的基础比较好，扩大传达范围也不会出什么差错。但是困难他也清楚：要想把二十五师从张发奎手里拉出来，及时赶到南昌参加起义，也不是件容易事。现任二十五师师长是李汉魂，他是张发奎的人，让他参加起义是不可能的，必须甩开他；七十三团除团长外，参谋长许继慎也是黄埔一期中非常活跃的共产党人，指导员是李硕勋。七十四团团长孙树成，参谋长王尔琢，都是党掌握的力量。七十团先是叶挺兼团长，后是李江，他不是共产党员，但他下面的3个营也在党的掌握之中。

        林彪当时在周士第任团长的七十三团二营任七连长。在武昌时林彪任排长，周士第对他的印象不好，“记得练兵时，林彪当排，有一次在操场上犯纪律，与参谋长许继慎吵架。在河南打奉军时，在敌人炮火下不敢前进，战士架着他走，当时他表现得很怕死，这时他还没有升任连长。什么时候升的连长不记得了。”后来林彪还是随着英雄的热潮汇入了起义队伍。

        聂荣臻到二十五师后，避开师长李汉魂，找了许多基层党员干部个别谈话，有时就召集起一二十人集体传达，每天都累得汗流浃背，舌干唇燥。白天动员完，晚间还要考虑自己的行动计划。就这样在马回岭搞了3天，他几乎没有睡一个整觉。他两眼通红，面颊凹陷下去。这期间，他还上了一趟庐山。

        当时，鲍罗廷在庐山，叫他去谈谈南昌起义的计划和准备情况。聂荣臻很快上了山，向他介绍了中央的决定和部队的准备情况。当时担任翻译的是张太雷。鲍罗廷之所以要了解情况，是因为他就要回国了，了解中国共产党的近期打算，回去好有所交代。所以他已和从前不一样了，只是听，并不发言，也不表态。不久，他就奉调回国去了。刘少奇也在庐山养病。按照周恩来的交待，聂荣臻通过林伯渠的弟弟林祖烈，了解到刘少奇的住处，见面后，通知他中央决定要在南昌暴动，要他有所准备，注意自己的安全，刘少奇很快搬走了。

        贺昌又回到武汉。在武昌城里雄楚楼附近的湖北省立第一小学一间僻静的教室里，已有十几个学生装束的男女青年散坐在那里。

        大概还有点封建吧，十几个穿灰布军装的青年到了之后，那些女学生立刻收缩“阵地”，挤坐到一边去了。这是他们准备离开武汉前开的最后一次共产主义青年团会议。贺昌是青年团武汉区的负责人。他穿着一身白底有细黑线条布的褂裤，走上讲台。屋里顿时静寂下来，气氛显得异乎寻常地严肃。他的语调缓慢而庄严：“我们先寄希望于郑州会议，但是郑州会议失败了，冯玉祥背叛了我们，和蒋介石称兄道弟拜了把子；现在，汪精卫又决定与我党决裂而叛变了革命 ”贺昌讲到了党在当前的任务，要求党和团的组织要隐蔽起来，有些同志要离开武汉。贺昌没有明讲起义的事。但是听讲的人已预感到将有一种什么巨大的事变横在前边。中国革命已处在一个危急关头。

        从开会的地方出来，团员们突然发现过去经常出现在大街上的武装同志现在非常稀少了，偶尔碰上一两个，也是脚步匆匆，好像有急事。 至于那些过去十分神气，左臂军衣袖上缀有蓝布标记、打着蓝布裹腿的武汉军校的女兵们，一个也见不到了。山雨欲来风满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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