倒霉就倒霉在那个星期天，要不是那个星期天，接到那个电话，跑到公园里去，怎么会陷入那种说不清道不明的境地？
记者部的例会，照例热热闹闹。平常日子各路记者撒下去，跑机关的，跑工厂的，跑农村的，跑学校的，跑旮里旯栏儿的，各有使命，各显神通，难得见面。只有每星期一的例会，老、中、青记者们聚会一堂，传达领导意图，交流各方信息，畅议报导思想，共商重点选题，兼及小道消息，名人轶闻，歌星走穴，球场风波，香菜三块钱一斤。笔头上的功夫见诸于报端，嘴头上的才华显露于会上。与会者高谈阔论，东拉西扯，轻松活泼，人称“神仙会”。
青年记者方芳是记者部最不起眼的小记者，又是最被人喜爱的女记者，谁让她长的那么招人呢？大伙儿都乐意跟她搭话。
“湖南妹子，该你发布新闻了！”
这是汇报，该汇报的汇报。也是逗乐，没啥汇报的就说点趣闻，凑个热闹。当然，更是表现，表现自己的机智、深刻、幽默、思想不同凡响。或语惊四座，或满堂大笑，全看你作何选择。
方芳发布了一条新闻，当然是既不见报，也不登“内参”的，只供群众参考：
“据调查：当代女青年择偶标准有了变化。在被调查的一百名女大学生中，讨厌奶油小生的占75％；认为英俊小生不过是‘玩儿深沉’其实内里空虚的占68％。而喜欢西部小生的占81％。”
“什么叫西部小生呀？”
“西部小生呀——”方芳一笑，露出两颗小虎牙儿：“特点是小眼睛，厚嘴唇，大高个儿，黑脸黑胳膊黑腿，穿一件辨不出颜色的旧布褂子，领子和袖口油腻腻的，两条裤脚一个高来一个底。”
众人哈哈大笑，挪揄之色溢于言表。
还有高声叫嚷的：“这不是美男子，这是叫花子！”
好像说了自己似的，方芳马上为女大学生们辩护了：
“专家们认为：这是女性审美观念的突破。追求质朴、纯真、粗犷、豪迈，表现了女性审美主体意识的觉醒。”
“你呢，方芳？这也是你的审美观念，择偶标准？”
尽管不时有人给方芳提出类似的无礼问题，她总一笑置之。玩笑话嘛，何必认真。她是个豁达的姑娘。
年轻的姑娘就有这样的魅力，谁都愿意接近她。她长得算不上画儿上的美人，然而，一白遮十丑，苗苗条条，清清秀秀，透着那么有人缘儿。胆儿大的，喜欢跟她开玩笑，说些无伤大雅的俏皮话，舞会上争着抢着跟她跳。有贼心没贼胆儿的，只用一双眼睛追逐着她俏丽的身影，餐几分秀色。她呢，活得挺自在，到汽车队要车，用不着主任签字，派车比谁都快。到食堂吃饭，付一份儿钱，得一份半菜，肉给瘦的，蛋给大的，饭菜凉了还管热，只要她开口。
男人们在一起，叫她“女皇”，叫她“记者之花”，她都知道。
然而，一转入制定选题，那就是大记者们的市场了。大题目分给大记者，理所当然。岗位责任制上订的有，专业职务聘任制条例上也写着呢。高级记者、主任记者要担负撰写重要稿件的任务。大题目都是重要的题目，不分给大记者分给谁？给你，一个初出茅庐的小记者，行吗？
西红柿跌价——“记者之花”坐冷板凳，“女皇”成了宫廷的女奴。她奉部主任之命担任记录。把大记者们承担的耀武扬威的题目记下来，汇总上报编委会。
她想哭。年轻有什么用？长得好有什么用？不缺舞伴儿有什么用？被围着发布新闻开心一阵儿有什么用？她甚至后悔选择了新闻这个专业！无冕之王，那是大记者们的专利。他们在新闻的长河里畅游，仰泳、侧泳、划臂、蹬腿，今天一篇通讯，明天一篇特写，得心应手，挥洒自如。时不时掀起巨浪，搅得一片惊慌，赢得一片掌声。她呢？育苗池里的鱼苗苗，刚放入大河，胆怯，不自在，游不远。
说什么谁都喜欢她，只因为她是个讨人喜欢的女人，一个年轻的女人，仅此而已。没有人真正看重她，没有人认真地把她当作一名不缺胳膊不缺腿儿的记者看待。没有人分配她题目，没有人评价她的作品。她的价值好像就是她的性别，她的殊荣好像就是她的年龄。
她真想哭。
作品，作品，作品是她的一块心病。非但别人不把她的作品放在眼里，她自己瞧着也不顺眼，想起来就怪伤心。
头一年见习期不用说。校对科、资料室、信访组，溜溜儿转了一大圈。好不容易得到一次采访机会，写了一条五百字的消息，够精练的，第二天见报，连标点符号，只剩下三十四个字。
见习期满，分到记者部，应该说，时来运转，可以一显身手，有个出头之日了。偏偏见报的还是些豆腐干儿似的小稿子。她也试着写了两篇大通讯，都洋洋洒洒六、七千字。其中一篇，部主任审阅之后说了声“有基础”，提了八条意见。她兴致勃勃一一照改，改了再送上，就石沉大海了。过了半个月，她鼓足勇气去催问。部主任黑胖的脸上有难色，吞吞吐吐地只说“先放一放”，等于判处终身监禁。
大的写不了，只好写小的。大记者们语重心长地说“写小消息是一门大学问”。她写来写去，学问不见长，把学校学的那点也差点忘记。昨天的一条消息更气人：
本报讯 记者方芳报道：西城区妇联昨天召开幼儿教育座谈会，四十多个孩子妈妈兴致勃勃地交流了幼儿教育的宝贵经验。
唉！又是这种残次品。这是新闻吗？有可读性吗？没有。有指导性吗？没有。连新闻背景也没有交代。为什么要开这个会？有什么意义？交流了什么经验？统统没有。“兴致勃勃”表现在哪里？“宝贵经验”宝贵在何处？纯属虚词儿，装腔作势。更恼人的是，偏偏写上“记者方芳报道”，真够丢人的！其实原稿上全有啊？经验共四条，很有针对性。写法上有创新，反映了会上生动活泼的气氛。谁知掌握生杀之权的编辑，大笔一砍，把后边几段精彩的都一气儿删了，只留下光秃秃一段导语。活该你现眼去吧！
她要突破，她要飞跃，她要脱颖而出，一炮打响！让那些无情无义的编辑再不敢小看她，再不敢乱删她的稿子。
蓄谋已久。待到议论自选题时，方芳搁下为她人作嫁衣的笔，侃侃而谈：
“最近我摸了一下离婚的问题，准备写一篇探讨离婚问题的通讯。离婚难，是当今社会一大弊病。据统计，在一百对提出离婚的夫妻中，一年内办成离婚手续的仅占2％，二年至三年办成的占8％；三年至五年办成的占12％，十年尚未办成的占60％，其中有一位工程师，二十五岁时提出离婚，现在年过半百，两鬓斑白，还没有离成。他说……”
有根有据。有面上的材料，有典型的事例，又是社会普遍关心的问题，有可读性，这还不是一个好题目？
“我看这个题目不行。”部主任表态了，“现在离婚率逐年上升，年轻人说离就离，这还行？到百货公司买双鞋，尺寸不合适，想退想换，还得费点口舌呢。离婚就不要费点时间？我看，报纸宣传要谨慎，不要赶时髦。”
部主任是有权威的，他说不行就不行。
“这样吧，方芳，”部主任也不愿挫伤部下的积极性，“既然你已经摸了这方面的问题，还是继续摸下去。题目嘛，我主张还是从积极方面考虑。与其写离婚难，不如写不离婚的可贵。夫妻嘛，互敬互爱，同甘共苦。多表彰这样的和睦家庭，可以促进社会的安定团结，有利于建设社会主义的精神文明。”
自从提出离婚，家里没安宁过。
先是街坊四邻来劝解。
“这是打哪儿说起？十几年的夫妻，怎么说离就要离呀！”西屋赵大婶来了。
妻子忙着沏茶，眼泪汪汪的，心不在焉。小玻璃杯子，一抓茶叶就一大把，足够沏一壶的。那可是五块一两的茉莉花，前天才买的二两。
“他欺负人！”妻子哭了。
“唉，大妹子啊，居家过日子，三百六十五天，两口子还没个磕磕碰碰的？都少说一句，不就完了！”
“他太欺负人了……”
东屋的李大妈也来了。妻子抹着泪儿，赶紧让坐，又沏茶。这回，该少搁点茶叶了吧！不，一点儿没心眼儿，就知道哭。得，又是一大把，挺好的茶叶，就叫她这么糟践。
“他李大妈，我这儿正劝呢，都礼让着点儿，啥事儿都没了不是？”
“那可不！我们家那口子，脾气够多暴，三天两头没少给我气受。年轻的时候还动手呢，我都忍着。这么多年也过来了。”
“他太欺负人了……”
“哎哟，大妹子，你怎么老较真儿啊！两口子一个人儿似的，打是疼骂是爱，啥欺负不欺负的，照你说哪儿去了。这你就不对！他李大妈，你说我这话对不？”
“没错儿！我们家那口子，可不是个东西啦，见天到家就找岔儿，横挑鼻子竖挑眼，一蹦老高。我呢，他急我不急，他嚷我不言语。叫他闹去。男人嘛，就这路货，闹完就完。唉，谁叫咱们天生是女人呢，咱们就得忍着点儿。”
南屋快八十的汪奶奶也来了，众人都忙让坐。往哪儿坐？椅子全坐着人呢。那“不是东西”的男人只好站起来，坐到床沿上，又不敢迈腿儿出去，一走更显得不是东西。
“这是怎么话说的？今儿早晨我才听说，你们小两口儿要打离婚！吓得我心惊肉跳的。街坊邻居这些年，我可得说你们两句。孩子啊，这可不行，这不叫事儿啊！”汪奶奶恨不得掏出心来劝，真着急。
她又沏茶呢，好家伙，又是一大把！老太太喝得了吗？
汪奶奶坐下也说起体会来，她耳不聋、眼不花，声音又粗又哑：
“十四岁我就进了他汪家门儿。腊月初八拜的天地，初九就系上围裙做一大家子十来口人的饭。大下雪天，地上的雪一尺厚，我端着热屉往上房送，滑了一跤，馒头撒了一地，摔得我趴那儿起不来。我那死鬼，上来就踢，踢了好几脚。可不吗？踢了就踢了，爬起来还得忍着泪，怕……”
说古话今，赵嫂、李大妈听得津津有味，妻子的眼泪也忘了流了。
“初十那天又挨了顿好打！那是为婆婆……”
无聊，烦人。一张破唱片，一部老式的留声机。他斜靠在床头，失去了自我，忍受着那吱呀吱呀的声音。留声机是手摇的，唱片转得很慢。一圈儿一圈儿。……
亏得后院孙姐一阵旋风似地来了。她的高音喇叭打断了破唱片。妻子的眼泪在抱打不平的声音中又往下流，茉莉花又少了一大把。
“他欺负人啊……”
也不哪儿欺负你了，你说呀，就会这一句，没出息劲儿。
“不能让他欺负人！像话吗？有委屈冲你孙姐说！咱们有理走遍天下。我就不信，社会主义的妇女能叫男人欺负，初级阶段也不兴这个！八十年代了，还不叫妇女说话，说！”
正月十五灯会似的，走了一拨，又来一拨，这一拨，为首的是居委会主任马大爷。又是一大把茶叶。
马大爷不分青红皂白就开骂：
“你小子，起小就瞧你不仁义，一胡同里，就你领头爬电线杆子，拿弹弓打窗户玻璃，你得罪的人还嫌少？别以为你成了家，工作了，人儿似的。你马大爷就不敢管你了。告诉你，这事儿我管定了，管到底！想当年，老包公开封府里一刀铡了陈世美，现而今，你马大爷也是铁面无私，不徇私情，眼里不揉沙子……”
单位的支部委员、人事干部，她厂子里的女工委员、工会主席，纷纷登门调解。二两茶叶早就没影儿，又来二两，一张大团结。
爹、妈、哥、嫂；丈母娘、老丈人、二舅、三姨，先后驾到。这就不是几把茶叶能打发的了。简单不过炸酱面。那也要带上糖票提上网兜，手上还得端个碗打甜面酱，外加菜码子，两条黄瓜三块钱。跑上跑下，跑里跑外。洗锅涮碗，筋疲力尽，劳民伤财。
好不容易状子递到法院，也不升堂，也不断案。来了一男一女，制服大沿帽，揣着公文包。慈眉善目，明如镜，清如水。问罢姓名问婚史，婚姻法宣讲一遍又一遍。
“你们的婚姻符合婚姻法第四条的规定，是有基础的。”
“还是人民内部矛盾。”
“根据婚姻法第二十五条规定，我们认为你们的感情还没有‘确已破裂’，应该进行调解。”
新的一轮调解开始了。家里几乎天天高朋满座，人来人往，像过年。新的一轮茶叶消费开始，“大团结”像风筝似的飞上了天，可不飞回来。
“服了吧，小子！还闹腾不？老老实实给我呆着，别以为混了张电大文凭，中了状元似的，没人招你当驸马爷！”马大爷挑起了调解重担。
赵婶、李大妈、孙姐、汪奶奶、支部委员、人事干部、妇女委员、工会主席、爹、妈、哥、嫂、丈母娘、老丈人、七姑八姨，茉莉花，炸酱面……
算了，别离了，茶叶桶子又空了。
和睦家庭多的是，书面材料一大堆。挑来挑去，挑不出值得报导的。
大学教授吴建华夫妇结婚四十年，恩爱如初，夫唱妇随，在事业上互相帮助，在生活上互相照顾，被誉为“××大学的模范夫妻。”
没劲。
“解放军某部政治部副主任田大中同志职务高了，地位变了，对仍在家务农的妻子忠诚不渝，几年来通过书信帮助妻子学文化，建立了巩固的家庭后方，被评为五好家庭。”
也没劲。
“在台上是好演员，在家里是好妻子。著名话剧演员郭丽丽勤俭持家，挑起家务重担，支持丈夫埋头攻下尖端科研项目，被评为模范家庭。”
没劲，没劲。
唉，中国之大，家庭之多，怎么找不出一个值得一写的？
这有什么奇怪的！这些都是死材料，是被人按照一定的宣传口径编写出来的。再有血有肉有情有理的人也能叫他们给写死。别人嚼过的馍，能有香味儿？
自个儿找去吧！找一个名不见经传的普通人家。唯其普通，才真实，因为真实，才动人。
“众里寻他千百度，蓦然回首，那人却在灯火闌珊处。”啊，寻访了多时，却在这样一个地方，见到这样一户人家……
“这就是我说的刘述怀他们家。”街道居委会庞主任把方芳领进一个大杂院，跨进西屋的一扇小门。凭着居委会主任的权威和熟识劲儿，她用不着敲门儿。管辖范围之内，哪家大人孩子，都像是老太太没出五服的亲戚。
按照现代新闻采访方法的要求，方芳早已放了长线，建立了这个社会生活观察哨，或曰信息反馈点。半年前就跟这位一双解放脚的老太太挂了钩，热线联系。隔十天关月来一趟，从老太太嘴里挖点信息。老太太一肚子情况，街坊四邻对物价、住房、市政建设、婚丧嫁娶、不正之风的种种看法，她全知道个八九不离十。一人顶市政府好几个局，别小瞧人家六十岁的妇道人家。
这回提供线索，领路认门也全仗人家主任。
“凤兰，在屋呢！”主任进了门才喊，也算打了招呼。
一个中年妇女从门外小厨房忙走了进来。平平淡淡的她，哪儿也不给人留下印象。这正是方芳心目中的形象。
“这是报社的方记者，来采访你们家，给你们家登报纸。”
女主人双手在自己滚圆发胖的腰际挪动，不知该往哪儿放才好。活了三十多年没见过记者，做梦也没梦过自己上报纸。
“主任，您走错门儿了吧？我们家也没出好人好事，也没干坏事儿，登，登啥啊？”
“嗐，凤兰，甭害怕，别紧张，你不是挺开通的嘛！方同志人可随和啦，都跟我采访好几回了。她呀，跟我打听了半天，谁家和美，日子过得好，又是普普通通的人家儿。人家为的是贯彻精神文明的大事儿，中央的精神。你在厂子里也学了，不用我说你也懂得，文明就是好好过日子，别打架，别怄气，别三天两头上房揭瓦，家宅翻乱的。我寻思，叫报上宣传宣传咱们这片儿，还不是光荣的好事儿，也配合咱居委会的工作。得，我就决断了，应了人家，上这儿来了。我可跟方同志保证了，你呢，别有顾虑，听见啦！方同志，坐，瞧，都站着干吗？”
顺着主任胖乎乎手指的方向，方芳在床旁箱子、纸盒子等杂物堆旁发现一张简易沙发。沙发很旧了，上面蒙着一条颜色很难断定的浴巾也很旧了。上方常与头部接触的部分有一层油污，亮光光的。木头扶手上落满了灰尘。北京风大土多，一大不擦一层土。这层厚土估计不是半月十天落下的。方芳上身穿了件白色的茄克衫，下面一条米色紧身裤，可巧又都不经脏。她只得侧身半坐，躲着那沙发。
女主人倒了两杯茶之后就不知该干什么了。她愣愣地站那儿，做梦似的。
“嗐，你也坐下，站着干吗？”居委会主任早已在一张黑木头靠背椅上坐下，指挥儿媳妇似的下着命令，透着那么亲切。
“方同志，您喝水！”凤兰搭讪着挨床沿坐下，真像个没主意的儿媳妇。
“这片儿的情况都在居委会掌握着呢！算来算去，就数你们家了。凤兰，别不好意思，你说，这是实际不？你们家老刘心眼儿好，待人厚道，说话和和气气，不挑穿不挑吃。给什么要什么，如今这岁数的男人，这么好伺候的，少有啦！是不？凤兰！你们家这本帐明镜儿似的。方同志，凤兰人可真不错，郊区厂子远，见天早出晚归，还带个孩子上班。难为她前几年，孩子小没断奶，天天摸黑就得走，晚了挤不上车。就这么艰难，也没听他两口子打架闹和的。凤兰，你别，别有顾虑，多说点儿……”
“方同志，您喝水！”凤兰就会这一句。
方芳抬手从箱子角上拿过茶杯。顿时手指觉得滑腻滑腻的。低头细看，杯沿有一圈可疑的茶垢，不是一天半天存下的。杯底一堆茶叶末儿，水面浮起一层泡沫，像螃蟹吐出来的。她用薄薄的双唇吹着黄白色的泡沫，心里已决定不喝这杯中之物了。
“……以实求实，谁家也比不了你们。就你们后院儿马家那两口子，哪一月不往死里打几回。那娘儿们老疑惑她男人有外心，这不没影儿的事儿吗？半老头子黑不溜秋的，谁看得上哇！前儿打的才邪乎呢，你没瞧见，好几个大男人都拉不开。这叫过日子？前世的冤孽！”
方芳耳朵听着，眼睛也没闲着。现代新闻采访强调视觉，置目睹于耳闻之上。这双人木板床年代久远，里边靠墙像是还接了一块木板，大于床，小于炕，似床非床，似炕非炕，想必是大人孩子共睡此床的。床单是两幅条子布接上的，颜色早已淡化，只依稀辨出曾是红、绿相间。三床被面质地花色不一，最上面的黄织锦被面，消失了昔日的鲜艳华丽之后只泛着点点白光。被子叠成条状，上边搁着大小不一的枕头。枕头上铺着枕巾。记者的观察要细，枕中上也有一层类似沙发毛巾上的油腻。
“……唉！东跨院儿小田家，我瞧着也玄。孩子都两、三岁了，还闹起没完。那小媳妇儿回娘家一住就是小半年，把个男人搁家里，吃不上喝不上，进门儿凉锅凉灶的，她也忍得下这个心？不就是考上个走读大学吗，也高不到哪儿去！这就瞧不上自个儿的男人了。一日夫妻百日恩，百日夫妻比海深。如今晚儿这年轻人，没救儿啦！气得我常说，都这么三天结两天离的，政府忙得过来吗？……”
主任心里装着一片儿人家。家家一本难念的经，哪本经庞主任都一清二楚，档案都在她肚里装着。遇上记者来，得把情况好好说说。瞧人家记者多有心，还拿着小本儿呢。
记者两眼紧着忙活。床头上方有两个镜框。一个端端正正装着“五好家庭”的奖状，一个歪斜着的挤满了小小的照片。有一张仿佛是结婚照，可惜被挡住了，看不清。屋子里的墙皮发黑泛黄，看来有日子没粉刷了。窗台上有灰尘，有两个空啤酒瓶，一支假唐三彩飞马，四蹄踏在尘埃上。最令方芳惊讶不止的是窗台上赫然摆着一个旧搪瓷痰盂。它怎么上那儿了？
“居家过日子就那么回事儿，老较真儿还行！前儿有个小伙子跑居委会闹，非离婚不可。我一问，结婚才六个月零三天。说什么没共同语言，感情勾不通。气得我也没好话，我说，你才二十五，离了还结不？还得找个女的不是？放着日子不过，瞎折腾什么！方同志，您别乐，基层的工作难着呢，哪儿掌握不好就许出点儿事。这年头儿，人心活，平常你连影儿都不知道，事儿就闹大发了。三号院老王家，没听见他们家闹和呀，当着人没事儿没事儿的，冷不丁那女的就喝了嘀嘀畏……”
老太太谈兴方浓，不可遏制。方芳只得乖乖地听着，抢不过话头来。女主人似有不安，她大概想理顺一下关系，把老太太的话打断了：
“方同志，您喝水！”
一句话提醒了主任。她也渴了，端起杯子“咕咚咕咚”地喝个个痛快。
方芳也觉得机不可失，该她说了。
“庞主任，您忙您的去吧，我跟张大姐谈谈。”
“行，行，你们谈，你们谈。有啥问题您再找我们居委会。我可不拿您当外人。”
临出门老太太又找补了一句：
“凤兰，方同志我可交给你了！”
老太太屋门一关，屋里顿时鸦没雀静，两人相对不言声儿。女人采访女人，比女人采访男人难多了。
“张大姐，您说说吧！”
大撒网，说啥都行。不加限制，不给约束。别拿题目把人家思想框住，搞“诱发式”采访，这是采访之大忌。
张凤兰缺乏临场经验，且毫无思想准备，面对着这位不速之客，面对着一个无边无际的问题，无从启齿。
“您想到什么就说什么，关于你们家的事。”
“方同志，您喝水。”
方芳举起杯子，装出递到唇边马上要喝的样子，随即放下说：
“那就谈谈你们怎么认识，怎么结婚的，好吗？”
不得已求其次。当采访对象不善言词时，只有来点“引导式”了，引导对方把话讲出来。这也是采访学上教过的。
这方法果然灵验。张凤兰坐在对面，黄腊腊的脸上顿时起了一片红晕，干巴巴的眼里甚至闪过一道亮波。怎么认识的，怎么结婚的？是啊，怎么认识的，怎么结婚的？已经很久没有人提这个问题了，很久，很久了。还是在刚结婚那一阵儿，常常有人提出这样的问题。回答、嘻笑、兴奋……随后，就过去了，眨眼就过去了，没有人再提这样的问题了。好像她生来就是刘述怀的老婆，天经地义，命中注定，绝对真理。
岁月无情，来去匆匆。它带走了恋情，带走了蜜月，带走了恩爱，带走了美好。新衣服变成了旧衣服，新毛巾沦为抹桌布。柴、米、油、盐、酱、醋、茶；生孩子、洗尿布、絮棉袄、上儿童医院、贮存大白菜。家家如此，年年如此。这就是结婚，这就是家庭，这就是生活，平平常常，实实在在。
“说说吧，你们是怎么认识的？”
“都老夫老妻了，还说这些？”
“说说吧，如果不是秘密的话。”
“有啥保密的！不就是他二姑促和的吗。”
“能不能说具体些？”
“……”
“比如说，你们第一次见面，在什么地方？”
“头一回见，像是在他二姑家。”她笑了笑，“不对，瞧我这记性，是在公园儿。”
“到底是在哪儿呀？”
“一时猛不丁地还真记不起来了……”
“那你再好好想想。”
“想想，让我想想看……唉，孩子都八岁了，谁还记着那些个。忘了，想不起来了。”
真遗憾！一生之中如此关键的情节，竟忘了。这种人！
“好吧，等你想起来了，再告诉我。现在，你能不能说说，第一次见面，他给你什么样的印象？”
“第一次，也说不好。反正，觉着，还凑合吧！”
“那就是说，也还满意，又不太满意。”
“……”
“那你就说说，满意的是什么，不满意的是什么？”
“我？……嗐！我真说不好。”
不知不觉中，采访陷入了“审问式”。或一问一答，或问而不答，很难有收获。
方芳觉得很累。
张凤兰觉得欠人家点什么。
正在这问不下去，答不上来的尴尬时刻，刘述怀回家来了。
他穿着一套旧中山制服，推着一辆旧车，车把上挂着一个旧包，用车轮子顶开门往里走。
“老刘，来客人了！”张凤兰赶忙起身。
他抬头看了看，看到坐在角落旧沙发上的方芳，略点了点头，把车推向床脚边的一个狭窄地带。那里正是一个空挡，正好支下一辆车，好像当初盖房时就是这么设计的。
刘述怀从车把上取下他的旧包，方芳忙站起来自我介绍：
“我是报社的记者，想采访一下你们的家庭。”
她没有伸出手去，他也没有伸出手来。
“好，你们谈吧！”他拎着包往外走。
张凤兰一把拦住他：
“老刘，你别走呀，记者还要找你谈呢！”
找他谈？方芳不记得自己说过这话。是张凤兰急中生智，觉得只有把老刘攥住才能过关。
“唔，好吧！”
刘述怀顺手把手上的包放在窗台的痰盂上。手提包大，痰盂口小，只好斜躺着。
方芳打量此人：衣着陈旧，脸也灰扑扑的透着一股子旧色。两眼大而无神，像两盏蒙满灰尘的旧灯泡。真是一个平平常常的人。难怪张凤兰说不出个所以然来。
她不想再重复刚才向他妻子提出的那些问题。一个连同丈夫初次见面的地点都忘得干干净净的人，是乏味的人，一个连初次见面的地点都被妻子忘得干干净净的丈夫，必定是个更乏味的人。她不想问，心灰意懒。
“刚才方同志还问我，咱们头一回见面是在哪儿呢？”
“喔？”他用一只大手抹了抹脸，问妻子：“在哪儿？”
“问你呢！”
他又抹来抹去，不知要抹去什么，只说：
“忘了。”
走吧！应该结束这场极其无味的采访了。方芳站起来，客气中含着冷淡：
“时间不早了，我该走了。我本来是想搞点家庭调查，随便谈谈……”
客人要走，张凤兰如释重负。她起身送客，也把刘述怀推起来。
方芳走着，不说两句话显得太冷淡，又说：
“本来还想问问，你们这个家庭是怎么过的？”
“凑合过呗！”张凤兰答得挺快。
“是啊，凑合过呗！”刘述怀接着说，妇唱夫随。
如果到此为止，客人走了，主人回了，什么事情都不会发生。当然，这将是一次失败的采访。每个记者在自己的采访生涯中都会遇到这样的失败。方芳很快就会把它遗忘。
刘述怀也是接过妻子的话，随便说的。送客人嘛，总得说点什么。口中念念有词，心中并无所想。心里没有什么，说话也就随便。他跟着说出来的一句话，本来也是无意的，随口那么一说。可是，这句话一出口，顿时使事情发生了戏剧性的变化。拉上的大幕又拉开了。
这时，他们正好走到院儿门口。方芳同张凤兰握手告别，转身又同刘述怀握别。刘述怀正说道：
“其实，哪家不是凑合着过？千万个家庭都像瞎子过河——自个儿摸着慢慢过呗！”
方芳眼前一亮，她的手忘了抽回，她的眼盯着他。他原来极不平常。一双眼睛炯炯有神。平常的是那间屋子。极矮的房檐，极旧的门窗，就在这矮房旧窗前，站着一个极有光彩的人。
“我下次再来！”方芳留下一句话，走了。
千万个瞎子过河。
搀着的，扶着的，背着的，拄着拐棍的，摸着石头的……
真是这样的吗？
她常常做瞎子过河的梦，醒来一身冷汗。
不，这不是梦！她走到哪里，那里就有这幅画。在街上，在本站，在办公室，在图书馆，在食堂，在宿舍，到处都是过河人。
她躺在床上，呆呆地望着天花板，天花板上也是跋涉在湍湍激流中的人群。
这是一间很窄的单身宿舍。两张床，当中一个三屉桌。两盏台灯，分别照着两个单身女人。那一位比她大十岁，校对科不爱说话的李索玲。
都说李索玲很怪，很少被人知道。记者部的人，十个有九个不认识她，尽管她到报社八年了。正是这位记者们不认识的女人，校对过他们所有人的稿子，改正过他们许多错别字，能辨出那些龙飞凤舞或狗爬式的字体出自谁人之手。她像蝙蝠，别人上班她下班，别人睡觉她起床。记者们可想不起认识她，她是校对，幕后的人不上台。
如果不是分到同一间宿舍，方芳也不会认识她。虽说平时难得见面，星期天节假日总在一起。她们也曾交谈过，总是方芳的话像扔在水里，连个响儿也听不见。一年多的友谊，方芳才得到几句话：“我插过队，待过业，结过婚，离过婚。爱过也恨过，现在不爱也不恨。”遇见这样脾气的人，采访学上教的也不灵。
这个怪人，此刻也同方芳一样，正躺在床上。不一样的是，她的眼睛没盯在天花板上，而是盯在一本书上。她总是看书。晚上看稿子，白天看书，总不让眼睛闲着。有一次方芳问她：
“你老看书，眼睛不累吗？”
“不看点什么，眼睛就闭上了。”
接着又去看她的书。
她看书也有个怪癖。每一本书都包上封皮，不让人看见是什么书，就像把自个儿包起来一样。不着了就把书锁抽屉里，就像把自己也锁起来一样。
方芳的眼睛从天花板挪到李索玲身上。她捧着一本书，斜躺着一动不动。她结过婚，有过家庭。她离过婚，家庭散了。他们没能过去。跌倒了，跌散了，跌疼了，不想再过了，再也过不去了。他为什么不扶住她？她为什么不扶住他。
刘述怀的一句话，仿佛给了她一把万能的钥匙，供她去打开千家万户的小门。她觉得自己长大了，成熟了，再也不会为写不出大稿子哭鼻子；再也不会费心去收集那些不着边际的择偶标准变化之类的材料；再也不会把什么“离婚难”等等别人写过的题目当成宝贝。她觉得有了新的高度，仿佛自己正站在大河边的悬崖上，正俯视千千万万个家庭在她的脚下一步一步走向河心。
这是一幅多么壮观的图画，壮观得令人心惊肉跳，壮观得令人晕眩，想闭上眼睛。不，她要睁大双眼，她要把握细部。她要观察那一个个过河人的外部特征、内蕴心理、命运遭际。
面前就是一个掉在河里的人！这诱惑对她是太大了，她憋不住。
“索玲，别老看书了好不好？我想跟你谈谈。”
“谈什么呀——”书没有放下，脸没露出来。
“谈谈你。你为什么结婚？为什么离婚？”连自己也吃惊，方芳，你怎么敢向她提出这样的问题。
书，没有放下。很久很久，才从书的背后冒出一句话来：
“出于好奇吗？”
“不是。”
“那你为什么问我？”
“我正在研究家庭问题。我真的很想知道，家庭的和睦和家庭的瓦解，有什么规律？”
“没有规律。”
“可是，任何事情都是有规律的？”
“没有规律就是规律！”
“我不懂你这话？”
“以后你就懂了。”
“前几天，我采访了一个人。他说，千万个家庭就像瞎子过河——自个儿摸着慢慢过。”
书，从李索玲手上掉下来，直掉到冰冷坚硬的水泥地上，方芳看到一张煞白的脸，一双惊恐的大眼睛。
“说这话的，是个什么人？”
“一个很普通的男人。”
李索玲弯下腰去，慢慢地把书取了上来。另一只手撂了撂遮住脸的长发，重又躺下身，把书放在眼前。
不知为什么，方芳觉得她并不在看书。
“你说，这人是不是真有体会？我想再采访他一次。”
“我劝你不要去。”
“为什么？”
“你会后悔的。”
柜台前。
“你看，我穿那件蝙蝠衫，粉红色的那件，怎么样？！”
“哪件？”
“那边，从左边数，第五件。”
“挺好。”
“好像颜色太刺眼了。哦，那件怎么样，天蓝色的？”
“不错。”
“要不，那件那件，半边红半边黑，挺新潮，好吗？”
“可以。”
“你这人怎么回事？是不是不愿意陪我出来买衣服，老哼哼哈哈的。”
“没有哇！”
衣服没买成，两人出来了。
“没有？别以为谁傻！瞧你那样儿，爱理不理的，骗得了谁？”
“我骗谁啦？你要我陪你出来买衣服，我来了。你问我这件好那件好，我都表了态了，你还要我怎么样？”
“谁要你怎么样啦？我干吗要你怎么样？你自己心里怎么想的，你自己知道！”
“我问心无愧。”
“问心无愧？哼！我问你，结婚五年了，哪一次是你主动提出来要给我买衣服的？”
“你衣服那么多。我没感觉到你缺少衣服，所以我没提出过要给你买衣服。”
“我衣服多？你调查调查去！谁不说我穿得像个老太婆？”
“就算我没有主动提出过，你每次提出要买衣服，我不都陪你来了吗？”
“谁稀罕你陪我来？你根本不懂我的心……”
假如此时，他伸出手去，搂住她的肩，这场冷战也许就宣告结束了。
他没有。中国丈夫大概还很不习惯这种亲昵的“西方方式”。不惯你这毛病！
大马路上人挤人，她也不管，委屈大了：
“我是你的妻子。我买衣服穿给谁看？给你看。你模棱两可含含糊糊，叫我怎么买？”
“你穿什么都好看。”
“披麻袋片儿呢？”
“更好看。”
假如此刻，妻子破涕为笑，把手伸到他胳膊弯儿里，也许就化险为夷了。
她没有。中国妻子大概也不习惯这种“西方方式”。没那么贱！
待转入另一条街，舌战升级。
“你变了。”
“你才变了呢？”
“你变得冷漠无情。”
“你变得胡扰蛮缠。”
“五年前你是这样的吗？”
“五年前你是这样的吗？”
“早知你这么无情，我才不嫁给你呢！”
“早知你这么难缠，我才不娶你呢！”
“谁让你娶的？”
“谁让你嫁的？”
刀出鞘，箭上弦，一触即发。即便如此只要有一方鸣锣收兵，这场“小品”仍可能以喜剧收场。只不过，小喜剧演多了，会腻。
这一对看样子是持久战，谁也不偃旗息鼓。
“我早就看出来了。你躲着我，讨厌我，我怀疑，你根本不爱我。”
他没有说话。好像是被她击中了要害：难道我没有想躲过她？难道我没有感到过厌倦？可怕！
“你放心！我再也不会请你陪我出来买衣服！”
果真如此，倒解脱了。不过他没说。
她还喋喋不休，他已默默无言。
走着走着，她也不说了。他们不声不响地走着，走到街的尽头，走进两人必需走进去的小屋……
采访就要深入。不深入能写出好文章吗？奇怪，有什么可后悔的。
还是那间屋子，还是那张沙发。她顾不得一身刚买的新套服，想也没想那脏浴巾就坐下去。
女主人不在屋。男主人递过一杯茶，转身坐在对面那唯一的黑木头椅子上。
“庞主任通知说，您还想来谈谈。其实，家庭问题说复杂也不复杂，说不复杂也复杂。复杂就是不复杂，不复杂也未必真不复杂。”
“等等，我能把你这两句话记下来吗？”
“值得记吗？我是随便说说的。”
“你善于抽象。”
“我第一次听说。”
“听庞主任介绍，你是搞绘图的。没想到你这个职业的人，抽象思维这么活跃。”
“任何一张图纸，拿出来分析，只剩下一条条线，再抽象不过了。”
真有意思！一个很有趣的采访对象，一个很好的开始。
采访，是一种苦差事。别看喜庆宴会盛典上，记者们上窜下跳，风头十足。他们吃闭门羹，见冷脸，被人拒之于千里之外的难堪时节外人看不见。
像刘述怀这样的采访对象真是百年不遇。他没有拘束，没有戒备，不需“诱获”，更无须“审讯”，完全自觉自愿与你交流。这种交流式的采访，是采访的最佳境界，可遇而不可求。大记者们说这种可贵的交流采访，是一种愉悦，是一种享受，是人生一大乐趣。莫非，这福气降临到自己头上了？方芳高兴极了。
“我们怎么谈呢？”
“谈谈你对家庭的看法，怎么样？比如说，结婚以前，你理想中的家庭是什么样子的？”
“理想中的家庭？我没有理想过。”
“或者说，设想中的……”
“我没有设想。”
“希望，希望家庭是什么样子的？”
“我没有希望过。”
高兴得太早了！这个刘述怀怎么回事？恋爱了，要结婚了，对于将要建立的家庭——人生很重要的一个转折，居然没有想法，没有希望，这能叫人相信吗？
“不可能的嘛！年轻人谁没有自己的梦，谁没有自己的幻想。梦和幻，都包括了爱情和家庭。你也曾经年轻过——当然现在你也不老。我不相信你没有想法。刚才我还庆幸，找到了一个没有拘束的采访对象，现在我要考虑是不是这样了。”
刘述怀只是淡淡地一笑：
“结婚以前，我确实没有想过。我不是为了建立家庭才结婚，是结了婚才有家庭的。有了家庭我才有了一点想法。或者用你的话说，才考虑到理想的家庭应是什么样子的。我说的是真话。”
“好吧，不管前后吧，你说说，你理想中的家庭吧！”
她等着他说出这个“理想的家庭”。她原以为他会有什么精辟的见解；她原以为未来的通讯中可以用刘述怀马上就要说出来的话作为骨干材料来构架。不料，这位抽象思维挺活跃的采访对象，竟说出一句最没有嚼头、最没有诗意、最俗的话来：
“我理想中的家庭应该有两间房子。”
方芳发愣，这还用记？这也挨不上嘛！
“难道家庭问题只是房子问题？”你的抽象思维跑哪儿去了，方芳简直有点生气，合上了笔记本儿。
“两者之间有关系。”
“什么关系？”
“如果有两间房，夫妻一人一间，各人都有一个可以逃避对方的地方。这样的家庭就比较理想了。”
“为什么要逃避？夫妻之间要逃避，还叫什么理想家庭？”不合乎逻辑嘛！这人思想方法有问题，方芳想，没好说出来。
“我猜想——你还没有结婚。等你成了家，你会有感受的。”
方芳有生以来第一次感到，没有结婚是一大缺点。它妨碍一个记者平等地向那些已婚的人进行采访。跟你说也白说，你能了解吗？然而，她不是轻易服输被人吓回去的人，八十年代的新女性，什么问题不敢探讨。她红着脸说：
“我结婚没结婚，是我个人的私事。我的职业是记者，我这篇稿子写家庭问题。我不能等结了婚再去写稿，我也不能为了写稿去结婚。”
一口一个我，显然地激动。
“对不起，我是无意的。只要你觉得有用，我可以对你讲。”那口气像大人对孩子，方芳更加气不打一处来。
好像是为了表示歉意，为了表示对这位未婚记者的尊重，刘述怀拿起热水瓶去给她的茶杯续水。她欠了欠身，望了望杯子，那杯茶不知不觉中已喝了一多半。奇怪，杯子上的茶垢不见了，仔仔细细洗过了。
“其实，道理也很简单。”刘述怀平静地说，“比方说，我和我妻子，以前谁也不认识谁。经人介绍认识了，也就是说交了朋友，或者说搞对象了。怎么交呢？无非是半个月、一星期见一面。或者在公园里，或者在电影院，或者在饭店，或者逛大街。每次三两个钟头，长一点，五六个小时。双方都捡对方爱听的说，尽可能取得对方的好感。同时千方百计把自己的缺点隐藏起来。这不是虚伪，这是本能。动物也有这种本能，孔雀求偶还知道张开它漂亮的羽毛呢！”
“那就是说，你们相识的时候，彼此很满意？”
“可以这么说，比较满意。那时候，她不像现在这么胖，说话细声细语，给人印象，修养不错。其实，她脾气很坏，心眼很小，嗓门很大。”
方芳想笑，没敢笑出来：
“你认为她隐瞒了自己的缺点？”
“刚才说了，说不上隐瞒。只是接触不多，不可能全面了解。别光说人家，我也一样。我很懒，喜欢睡午觉，喜欢睡懒觉，没事儿喜欢躺着，常常不洗脚就上床。这些，结婚以前我妻子都不知道。并不是我有意隐瞒，而是没有必要去说。我总不能结婚之前就在公园湖边跟她谈判：我爱睡懒觉，我不爱洗脚。你可考虑好了：你要同意我睡懒觉，同意我不洗脚，咱们就结；你要不同意，咱们就吹！天下恋爱的人，有这么谈的吗？”
说的人和听的人，都笑了。
“这些鸡毛蒜皮的事情，何至需要逃避？”
“这我也说不清。反正是一结婚，两人生活在一个屋檐下，朝夕相处，形影难离，以前看不见的缺点全看见了。有些也说不上是缺点只是一种彼此看不惯的习惯而已。开始还能容忍，日子长了，越来越难以容忍。还有些连习惯也说不上，只是一些个性特点。比如，我这个人爱‘侃’，常常聊起来没完，也爱想，有时候喜欢一个人躺在床上想点什么。开始的时候，我妻子并不觉得这两项有什么不好。我爱‘侃’，她说我开朗；我爱想，她说我深沉。日久天长，她观点就变了。我刚‘侃’了个头，她就说，一天‘侃’到晚，有这功夫干点活儿好不好？我刚躺到床上点上一支烟，希望享受一点孤独遐想的乐趣。她就不高兴：一天到晚躺着想什么见不得人的事，不理我我也不希罕！”
她不由得被逗笑了，他可没有笑。
“我们承认夫妻双方都有独立的人格，谁也不是谁的附庸，谁也无需屈从谁。每个人都有权力维护自己的个性，发展自己的个性。这就需要空间，生存空间！如果每个家庭都有两间房，夫妻双方都有自己生存的空间。那么，你不愿意看见对方的脸色，不愿意听见对方的声音，你就可以躲到自己房里去；你不愿意让对方看见你的样子，不愿意让对方听见你的声音，你也可以关在自己的房里别出去。”
“我不相信事情会这么严重。夫妻双方应该互相尊重、互相容忍，不应该躲避。”
方芳话未完，脸已经先红了。想起刚才还被他齿笑过，此刻，一个未婚女子竟然给一个已婚男人讲起家庭八股来了。哪儿跟哪儿呀！
刘述怀仿佛没心思笑，抽着烟，皱着眉“侃”自己的：
“容忍意味着压抑。当你容忍别人时会感到自己的压抑。当你意识到被人容忍时会感到你压抑了别人。为了不压抑自己，不压抑别人，最好呆在自己房里。我记得有一位作家说过，他不愿意每天晚上见到他的妻子。”
“那是俄国作家契诃夫说的。他的原话是：我不愿意我的妻子像天上的月亮，每天晚上出现在我的夜空。”
“是啊，那是契诃夫，咱比不了。他的妻子像天上的月亮，他都不愿意她每天晚上出现，他要自己的夜空。我的妻子呢？你见过了，她是好人，但肯定不是月亮。”
他笑了笑，苦笑。
她没有笑，也没有搭话。她忽然觉得自己冒冒失失地犯了一个错误。她看清了，或者感觉到了：这个被居委会主任推荐的和睦家庭，正潜伏着危机。
“我该走了。对不起，让你说了这些不愉快的话。”
“不，应该我说对不起，让你听了这些不愉快的话。”
她停立着，告别似的看了看这间小屋。忽然，她感到窗台上有什么地方跟上次不一样了，啊，原来是那只摆得不是地儿的痰盂拿走了，灰尘也掸了掸。啊，那个歪斜的镜框也扶正了，只在墙上留了一块发白的直角三角形印记。
出了大门，她伸出手去，由衷地感谢他：
“谢谢你给我讲了那么多。”
“恐怕对你的稿子没有什么用处。好在你还可以访问更多的家庭。千万个家庭就有千万个秘密，关起门来都是一部《天方夜谭》。”
他接过她的手，握了握。
她心里一怔。是这句话的份量，还是这只手的力量？她辨不出来。
“喂，你干吗呢？”
干吗呢，干吗呢，什么都好，就是话多。老爱问，干吗呢，干吗呢？干吗？什么也没干，坐会儿。这沙发太小了，怎么这么不舒服。喝杯热茶？还得泡去，懒得动，算了，反正一会儿就睡觉了。
这个厅也真是个厅，刚搬来的时候，不觉得，怎么愈住愈小了？小鸽子笼，谁盖的？一室一厅，巴掌大，太没有远见。放了沙发放不下桌子，放了桌子放不下沙发。唉，要不是这块鬼地方，何至于买这么小的沙发，再加那么个小桌子……
她也不知哪来的那么大劲，上班也够累的。回来没见也闲一会儿。出出进进，走马灯似的。其实，也没必要跑这么多趟。收碗的时候为什么不带块抹布？顺手擦了不就完了，又一趟擦干净了吗？那儿还有一点儿呢，菜汤？叫她回来再擦擦，算了……
有厅总比没厅好，知足吧，说是要卖房子，到时候买不买呢？买它干吗？一辈子就这儿，一室一厅？这几年盖的楼好点儿，都谁住了？反正轮不上我。反正我不买，就这儿，凑合吧！
这方桌就是小了点儿，真别扭。怎么看怎么别扭。什么毛病呢？是腿儿短了，是短一寸。是桌面小？是小，小多了，反正比别的小了一号，要不瞧着别扭。别扭透了。
“干什么呢？”
又问，又问，你该干什么，干你的去，干吗老问我。干什么呢？不干什么。有什么可干的，吃完饭坐这儿歇会儿。她进屋了，厨房收拾完就清静了。一天三顿饭，顿顿要吃，要收拾，真烦人。中国人什么都能改，改不了吃。光吃面包也是不行，也吃不起。那也不叫饭。那倒省事，不用炒菜焖饭，不用她忙忙叨叨地收拾个没完。面包也不脏桌子。
这桌子就是小了点儿。不，还不光是小，整个儿就不行。是腿太粗了。怎么搞的那么粗，那么笨？完全可以细一点嘛！细一半儿，对，细一半就轻巧了。桌子腿儿要是细点，那占地面积就小了，就不会叫人那么堵得慌，出气儿都舒坦得多。真蠢！干吗费这么多木头，弄这么四条大粗腿。十年前的家俱，是差劲……
“想什么呢？”
又问又问，想什么呢？想什么说得出来吗？织毛衣就织毛衣吧，老问个没完，没话找话。她怎么老织不完，又换了蓝线，给谁织的？她干吗不在屋里织？偏跑这儿坐着。这个灯也不亮，八瓦日光灯鬼火似的，唉，咱们就是省得不是地方，黑不溜瞅，憋气。没法儿不憋气。还老问，想什么，想什么？
“没想什么。”
旧了。关键是旧了。十年前的样子，是旧了。连块塑料贴面都没有，光木头板儿。现在少见了，这样的。漆得什么呀，太马虎，毛毛糙糙的。桌子角那块厚圪塔，瞧着堵心。真他妈的别扭。这样的桌子，也叫方桌！不知哪儿做的？设计的人没脑子！要是我……
“想什么呢你？”
“噢，问我呢，没想什么。”
挪个地儿就好了。挪那儿呢？就这么块地儿，往哪儿动呢？屋里满了，箱子还搁衣柜顶儿呢，它能进去？它动不了，就得在这儿呆着。沙发也没法儿动，就得对着它。要么你别管，你坐这儿就得瞧着它。躲不了。搬这儿就这么搁着，天天你得瞧它。要么你别回家，回家就得瞧它。沙发搬屋里去呢？搬哪儿？总不能把床搬出来？真不是玩艺儿，怎么买这么个桌子？也不知怎么想的，跑了好几家才买了它，真是的！
“每天吃完饭你就坐这儿半天。”
“是吗？”
“你自己不觉得呀，我可看见了。”
“我什么也没觉得，我琢磨这桌子呢。”
“桌子怎么啦？”
“别扭。”
“我看挺好的。挺实用，又不占地方。”
“太小。”
“大了能搁下吗？”
“是啊，大了更堵得慌”。
“那你还赚它小？”
“主要是旧了。”
她还瞧呢，还没瞧够？天天瞧，月月看还看个没完。能看出个花儿来？
“是旧了。要不，换个新的。”
换新的？上哪儿买去？买了，还得找三轮儿拉。现在的平板三轮儿，比出租还贵。还不管往楼上抬。六层的楼没电梯，当初怎么设计的？首长住看他敢不敢没电梯！
“换个折叠的，卖了它！”
“凑合吧，懒得卖！”
“你这人，现在讲究更新嘛！”
“新的用两天还不是照样旧。”
这秘密是什么？是苦，还是乐？是悲，还是喜？
“怎么没见你去吃晚饭？”李索玲躺在床上，手不离书。
“我不饿。”方芳也躺在床上，两眼望着天花板。
“中午呢？也没见你去食堂。”
“不想吃。”
“怎么？病了？”李索玲放下了书。
她是有病，几乎从来没有生过病。在家父母待若掌上明珠。从小身体好、功课好，一帆风顺考上大学新闻系，对口分到报社又进了人人眼红的记者部，哪一次机遇也没错过。身心愉快，她得什么病？她不知世上的愁。
只是近一年来，她才知愁滋味。天大的愁，没写出篇大通讯。这一次，她磨拳擦掌，准备克服一切采写中的阻力，一举成功。万万没有料到的是，阻力竟来自自己的内心——怕深入那个家，怕看那流血的伤口，怕听那痛苦的呻吟。
“你会后悔的！”当初为什么不听李索玲的话！她有过家庭生活，她有过惨痛的经验，她全知道那是怎么回事。她早就看清了：家庭的神秘是不能去探寻的，家庭的秘密是不能公开的。怪只怪自己，像个任性的小女孩，闯进别人的家，把别人的伤痛当财富，把别人的隐私当收获。
“啊！不要，不要，放弃这个题目！放弃这个采访对象！”
为什么要放弃？为什么不能深入采访？深入进去，揭开这不幸家庭的秘密；捅开这层薄纱掩盖下的家庭的疮疤，无情地解剖那丈夫，那妻子，把他们流泪的心、受苦的灵魂双手捧给读者，她必将赢得读者。她又何尝不是在为社会作一件好事？
然而，这又是多么残酷的采访啊！横得下心吗？下得了手吗？方芳左思右想，吃不下睡不着。
“你有心事。”李索玲不看书了。
“不，没有……”
“你瞒不过我。”
“我没有瞒你。”
“你又找了一次那个姓刘的。”
“嗯。”
李索玲轻轻地叹了一口气，重又拿起书来。方芳一骨碌坐起来，问：
“上次你劝我别去，我问你为什么，你为什么不说？”
“不想说。”
“如果你把我看成朋友，你应该说！”
“正因为我把你看成朋友，我才不说的。”
“为什么？你看，我又问为什么了。”
“这回我可以回答你，因为我不愿意影响你。”
“我还是要问，为什么？因为我愿意受你的影响，因为你的阅历比我多，生活的经验比我多，我愿意！”
李索玲紧缩的脸上露出少有笑意。她说：
“方芳，你跟我不一样。你年轻，你努力，你有前程。就像那些稿子上写的，生活对你像一首诗。我是在生活中吃过亏的人，我的思想，我的情绪，我的看法，通常被认为，是灰色的。尽管我自己不这么看，可我还是注意，别影响你。”
“你应该再结婚。”
“我不会再结婚。”
“是不是因为你的婚姻很不幸？”
“无可奉告。”
“你应该申请调动工作，你有才气，有见解，长期放在校对科，不公平。”
“你错了，我爱校对。在我看来，每天摆在我面前的，不是原稿，不是铅字，不是小样，不是大样，而是……”
“是什么？”
“你想什么就是什么。”
方芳睁大了眼睛，觉得无法理解。她当然不能理解。就连李索玲自己，也是在年复一年的校对生涯中，逐渐进入到这个连她自己也说不清的境界中来的。
当她每天夜晚坐到桌前，校阅那些原稿和小样，展开在她面前的是五光十色的人生，是纷繁复杂的世界。崇高的和卑劣的，美好的和丑恶的，永无休止的纷争，不了了之的结局。甚至在那手稿和改稿的字里行间，她还看到了矫揉造作，强词夺理，丑媳妇装美人。她始而厌恶，继而麻木。她看得太多了，眼镜近视了，世界离远了。她好像站在高处，一览人生。
校对的职业，注定了她不能改造她看到的一切，只能修补她必须修补的小疵，随即把这一切送给明天。有益的，有害的，受欢迎的，不受欢迎的，她都不觉得是灰色的。世界本来就是灰色的。她不觉得校对工作低人一等，反倒认为高人一等。她看到的比人多，她悟到的比人深。她更不觉得长期夜间伏案有什么苦楚。正是这天赐的夜间孤独，可以任她把自己封闭，不需要费力地同人周旋。对工作、对生活她满意，无需多求，这是灰色吗？
当然，她不会同方芳讲这些。尽管如此，这天晚上，她跟方芳说的话，比一年说的还多。
“我饿了。”方芳是该饿了。
“我这里有饼干。”李索玲抽屉里总有吃食。
方芳盘腿坐在小床上，捧着一塑料袋小饼干，边往嘴里丢还边说话。
“我现在拿不定主意，真的，要不要再采访他一次。”
李索玲不答，方芳还说：
“我又找了他一次，谈得挺好的。就是谈到他们夫妻关系，我没敢再问下去。你说，我能再去一次吗？”
“随你。”
“随我？”
“愿意去就去，不愿意去就不去。”
“上次你不是说我要后悔吗？这次为什么不拦着了？”
李索玲只摇了摇头。
女友不表态的表态，使方芳非常高兴。她由衷地叫了出来：
“你太了解我了！”
李索玲望着那双漆黑发亮的眸子，望着那光滑白洁兴奋得微红的脸，无声地叹息道：
“等你去了回来，我告诉你一句话。”
“不，现在说！”
“现在不说。”
他真是个“侃协主席”。
“好吧，再谈谈，上次谈到理想的家庭。我又想了一条。”
这个刘述怀还真不错，对事情挺认真。被采访人如此主动，真令采访人高兴。
“第二条是什么呢？”
“每个星期天请一次客。”
什么？这是什么招术？请客，还每星期一次？正想问，还没问，刘述怀已经满脸严肃地在烟雾中阐述自己的理论了：
“每星期请一次客，就有事干了。起码，从星期五晚上开始，夫妻就要商量请些什么人，做点什么经济实惠又拿手的菜。星期六忙着采购，晚上得把汤炖出来。还要打扫一下卫生，免得客人看见你们家到处是灰尘。你大概已经发现我们家很脏……”
“这两次来，好像收拾过了。”
刘述怀讪讪地环顾四周，笑了笑，接着说：
“到了星期天，一早起来，忙着做菜。一会儿客人来了，大家春风满面，问好，喝茶。然后围桌一坐，喝两杯，夸夸夫人的烹调手艺。酒盖脸，海阔天空地神聊一番。一天下来，又快活又充实。夫妻想打架都没有那个氛围。”
方芳还是替主人累得慌：
“哎呀，客人一走，洗碗收拾，不是自讨苦吃？”
“不，不。一边洗碗涮盘子，一边还可以回味方才的趣谈，品尝它的余味。你算算，请一次客，忙三天，三天有话说，说的都是开心的话。夫妻二人同心协力，一致对外，站在一个战壕里，这家庭的空气不就好多了吗？”
他说得认真在理，听起来新颖有趣。方芳几乎忘了自己是来采访他们家，而不是来听他侃请客吃饭的必要性的。她真想听他天马行空地侃下去，看着他还有什么与众不同的绝招儿。
现在看来，矛盾、顾虑、怕进这个家都是多余的。他侃侃而谈，平静自如，谈起理想家庭就像讲一个科学命题，跟自个儿家毫无关系似的。什么心的哭泣，什么流血的伤口，什么痛苦的呻吟，统统没有。他立论清晰，妙语如珠，给人一种轻松的超脱之感。方芳甚至产生一种怀疑，跟这样谈笑风生的人生活在一起，家庭生活怎么会乏味？也许，人家根本没乏味，也许，人家压根儿就和睦。是你自己瞎猜度？
“你真能侃。”
“在我们单位，我是‘侃协’主席。最高记录连侃九小时，从黑夜侃到天明。”
“如果有时间，我很愿意听你接着说。听听你的第三条，第四条……”
“那我太高兴了。”
“不过，现在不行，咱们没时间。我想知道一点具体的，实在的生活。比如，从你们建立家庭的时候……”
“那好办。我历来反对侃虚不侃实。当今侃坛，人所共知是三大流派。一是侃虚派。禅宗、道教、宇宙、回归，他们故弄玄虚，不着边际。一是侃实派，鸭子有几种吃法；人民币存着好还是花了好；玩牌有多少名堂。他们倒是足踏实地，只是庸俗无聊。我是虚实并侃派。虚中有实，实中有虚，有虚有实，虚实结合，因而老少咸宜，雅俗共赏。”
真够绝的！方芳差点笑出来。她倒是早听说北京目前流行的“侃爷”、“侃大山”、“十亿人民九亿侃，还有一亿在发展”直至“十亿人民十亿侃，海外华人在发展”之类的时髦语言。至于侃还有坛，侃还分派，对她倒是新闻。当然又是这位侃爷的杜撰，不能随他侃下去，九个钟头还说不到正题：
“老刘同志，还是书归正传，讲你们家吧！”
“我们家嘛，跟别人家也差不多。”他先定了调子，再接着侃，“我们是自由恋爱，小二黑结婚，自愿的。当然，也有介绍人。介绍人嘛，牵个线，搭个桥，归根结底还是我们自己从五湖四海走到一起来的。自己乐意，自己选择，自己找的这包袱背，怨不着天也怨不着地，这种婚姻没有什么可抱怨的，对不对？”
她没法儿表态。
“同是选择，情况有不同。我们可以说是在当时特定的情况下作出的最后选择。当时，我二十八，老大不小的了，她也二十六了。按现在的杠杠，都够着了大龄青年的线。我一个二姑，其实也不是亲的，不过从小那么叫。跟她们家一个不知什么八杆子打不着的亲戚有点来往。说让我们认识一下，我们就认识了。”
侃了半天，没超过他妻子“他二姑介绍的”一句话的范畴。这人看似无拘无束，其实把自己包得很扎实。什么该侃，什么不该侃，他明白着呢。有些话方芳又不好问，比如说：在认识张凤兰之前他有没有过女朋友，怎么会人家一介绍认识了就结婚了，也太简单了，其实不用劳神问。
“我这个人哪，白开水一杯，没有吸引力。中技毕业生，一个技术员，上不上下不下，脸不白，眼不大，衣冠不整，懒懒散散，就算个头一米八，也不过多费二尺布，算不上优势。像我这么一个不引人注目的人，谁稀罕？因而，在认识我妻子以前，我是白纸一张，没谈过什么恋爱。”
她看了他一眼。他这幅“自画像”还真不离谱。只是现在他正集中注意力侃，一双眼睛显得明亮闪烁，挺有神。
“她，你也看到了，也不是一个对男人很有吸引力的女人，相貌平平，文化不高，干活挣钱，穿衣吃饭，别的全说不上。我们俩，就这么凑合到一块儿了。”
又转回去了。“凑合过”。头一次登门两口子都一唱一和地说清楚了，怎么又来了。总不能一开始就是凑合吧？方芳不敢挑明问：难道你们就为结婚而结婚？难道你们就为凑合而凑合？难道夫妻之间最重要的感情你们没有？那你们也太惨了！
“恐怕不能光是凑合吧？”
听话听音儿，几十岁的人，什么话听不出来。况且刘述怀一点不傻。他笑着，换一支烟，接着侃：
“当然，不能说没有感情。可是，什么叫感情？我看，问一百个人，九十九个答不出来。这玩艺儿看不见摸不着，全凭你感觉。感觉有就有，感觉无就无。不像热馒头，一眼能瞧见。照我的观点，能凑合到一块儿，就是感情。当然，不是高档的大路货。”
方芳很难同意感情能凑合之类的说法。买条裙子不合身还不能凑合呢，两人之间的感情怎么能凑合？她实在想不通。可此刻，她又不能不相信刘述怀讲的并非假话。确实，很难想像这位懒散的人与他妻子之间，有过热恋之类的场面。你怎么知道？你怎么知道人家没有过？也许，这种状况才是正常的。也许，很多家庭就是建立在这种基础上的？方芳迷糊了，像谁打击了她似的。她那么关切这一对凑合人儿的命运：
“后来呢？”
“后来，后来就凑合过来了。”
“那么，到什么时候才感到凑合不下去了呢？”
“我并没有说过凑合不下去。凑合这么多年了，能凑合下去。人活着就是凑合，凑合一辈子完事……”
“这太可怕了！”方芳不禁失声叫了出来。对说话的人倍感同情。
刘述怀抬了抬眼皮，看了她一眼，笑笑说：
“这没有什么可怕的，死不了人。难道你不认为能凑合也是一种幸福？当然，不是高档的。大路货而已。”
大路货，大路货！三个字刺痛了方芳。对这个已凑合来还将凑合去的家，她感到失望又同情。她想像的和睦家庭不该是这样的，那又是怎样的呢？她可又想像不出来。她怯怯地问：
“那，你对这一切非常满意？”
“我说的是凑合，不是非常满意。满意就不是凑合，非常满意就更不是凑合了。凑合的含意是差不多就将就。咱家买不起肉人家还没钱打油呢，比上不足比下有余这是凑合。我曾经谈到理想的家庭，那就是说我并不认为我现在的家庭很理想。”他不说话了。
她还问什么呢？她心里充满了疑问，充满了同情，只是关于和睦家庭的采访不能进行下去了，她只好客套：
“刘述怀同志，我们的采访可以结束了，谢谢你讲了这么多。”
“尽管你对我表示感谢，我还是可以感到你对我的失望。我没有提供给你具体的材料，你……”
“这没有什么。”
“允许我对记者工作发表一点意见吗？——当然是班门弄斧。”
“好，请说吧！”
“我认为具体的细节并不很重要，特别是在家庭问题上。俩口子为什么吵，怎么吵，谁吵的对，谁吵的不对，这并不重要，也无法弄清。所以俗话说，清官难断家务事。我常说，家里没有什么社会主义、资本主义之争。所以，我认为，写家庭问题难度是很大的，往往吃力不讨好。因此我建议，最好是不写。”
晚饭前，孩子就问：
“妈，爸几点回来？”
“不知道。”
晚饭后，孩子又问：
“妈，爸怎么还不回来？”
“我怎么知道！”
“爸爸说了给我看作文的。”
“乖乖的自己先作。”
孩子一边作文，一边看电视。
“康尔保，康尔保，您的宝宝离不了！”爸爸妈妈宝宝搂在一起笑哈哈地唱了一遍又一遍。
电视“再见”了。孩子也睡着了。
她跑去打公用电话：
“喂，你怎么还不回来？孩子等着你看作文呢！”
“喔，我还有点事，完了就回来。”
他放下电话筒：
“该我出牌了！黑桃A！”
好像一切宝贵的都失落了。
天色渐晚，落日低沉，方芳孤独地走在这孤独的小胡同里。心头空落落的，好像丢了东西，丢了什么呢？她觉得天空那么低，空间那么小，胡同那么窄，他那些话那么挤压人，人生是那么不如人意。唉。她说不出失落了什么，好像一切宝贵的都失落了。
这胡同真长，像一条望不到尽头的隧道。两旁是一色的灰墙，单调、乏味、没有变化、消磨着人的意志、毁坏着人的情绪；那灰墙后低矮的小屋，像刘述怀家一样令人感到不愉快，抬不起头。家家户户闭着的门里都在演着怎样的一场戏？
她忽然感到一阵恐怖。
……仿佛也是这样一个灰色的傍晚，仿佛也是这样一条孤独的小路。荒丘野湖，老树枯枝，不吉利的乌鸦呱呱叫着在天空盘旋，盘旋在荒径旁的孤坟上。一座座坟头上有一块块粗陋的石碑，像一道道小门在门前竖立。忽然，她看见，那门被推开了，出来许多游游荡荡的鬼魂。可怕的是，这些鬼们没有一个是披头散发、青面獠牙。他们飘然而至，悄声无息，面带笑意，煞白的脸上镶着一个更为煞白的弯弯的嘴唇……
记得那刹那间，她丢了魂似地猛跑，跑到在田间下放劳动的母亲身旁，扑在她汗湿的怀里嚎啕大哭了一场。
后来，后来就忘却了，彻底地忘却了。童年的恐怖怎么会突地从心底泛起，她弄不明白。她只感到此时此刻仿佛又经历着那同一样的恐怖，她不由加快了步子，生怕两旁的小门忽然大开，从里面走出……
所幸迎面有人来了，一对情侣依偎着。他拥着她的肩，她偎在他身旁。低低的话语谁也听不见，浓浓的情意却能让所有的人感到。方芳挪了挪脚步，让这双幸福的人儿走了过去。
又有人迎面而来。没等方芳认清，庞主任的大嗓门已响彻胡同：
“哟，方同志，又上小刘家去了！事儿怎么样了？文章写得了吧？”
“还没呢。”
“慢慢写吧，不着急。动笔杆的事，可不容易，费脑子呀。瞧，你大婶挑的这人家儿，挺合适吧？”
不提这人家儿还好，提起这人家儿，方芳就觉得怪委屈的。走访了三次，不能说不深入，可是文章没法写。采访越深入，越没法儿写。她只好说实话：
“庞主任，我觉得，这家人不像您说的，那么，和睦。”
“怎么啦？两口子打架了？”
“没有。”
庞主任松了口气，拉着方芳的手说：
“这不结了！不吵不闹，这还不叫和睦！方同志，你是不了解，两口子不吵不闹就不易。要说他们家都不成，你可再让我给你找谁家去？”
“他们有隔阂。”
“嗐！人心隔肚皮，哪能都那么透亮儿！”
“不是……”
“其实呢，我也知道，这家子生活紧巴点儿。几大件儿都不趁，就那么一个九寸黑白小电视机，洗衣机还没攒够钱买呢。是不是这样人家儿登上报纸，优越性儿显不出？”
“不是这个问题。”
“那是啥问题？俩人都不错。小毛病儿是都有点儿。小刘呢，懒点儿，动嘴不动手，光拿话甜和人，说起没完。小张这人也不赖，该干嘛干嘛，就是爱叨叨两句。这也不怨她，刘述怀整个儿一大松心，衣来伸手饭来张口，里里外外全指她一人。老干也有烦的时候不是？依我瞧着，这家子人也就凑合了。”
“不是凑合的问题。我总觉得他们好像，好像……”好像什么呢，方芳可又说不上来。
庞主任上下打量着面前这皱着眉头的姑娘，听着她半半拉拉吞吞吐吐的话，神情严肃起来。她凑到方芳跟前说：
“方同志，你把话说到这儿了，那我也跟你实话实说吧！我这话可没跟别人说过，连小张跟前我都没敢露过。你听了就完，千万别跟人说。”
到底什么事儿呀？这老太太，不怕人着急。
“我保证，不跟人说。”
庞主任这才叹了口气：
“唉，要说这家子呢，眼下是挺好的，前几年可出过点子事儿。”
“什么事？”
“也算不上大事儿：说是小刘外头有个人。”
“真的？”好像发现了新大陆，方芳一阵莫名的兴奋。
“可不是真的吗？那女的，我见过，姓孟，是小学的老师……”
庞主任还说了些什么，方芳全不理会了。她觉得眼前又有了一条路。看来，人生并不都是灰色，家庭并不是都是坟墓，只要没有第三者插足，和睦家庭还是有的。
讨厌的第三者。
他戴金边眼镜，跷着腿，斜靠在沙发上翻一本杂志。
她拖地。穿一件家常的旧褂子，当中白扣子掉了，换了个绿的。裤腿卷到了小腿肚上，光腿套一双塑料拖鞋，米色变成了黑色，而且大出一寸。她手背擦着头上的汗，拖把推到沙发边。
“喂，抬抬腿。”
他抬起腿，指着手上的杂志：
“嘿，你看，这印度还真有新鲜的。”
她弯下腰，拖沙发底下。
“你瞧，印度的风俗，新媳妇到晚上要打扮得漂漂亮亮的，再送丈夫屋里去……”
她白了他一眼。
“其实，对这种风俗，也不能一概斥之为落后，有它一定的道理。听说西方发达国家，妻子每天晚上都要化妆一番，抹上红嘴唇，才进丈夫的卧室。”
“我累着呢。”她直起腰，拄着拖把站那儿。
“累就歇会儿。我早说过，家里的事儿做不完，不要要求那么高。比如这地吧，不一定非每天拖不可。一个礼拜拖一、两次也足够了，何必那么认真呢！”
“我就学不会你的不认真。”
“慢慢学嘛，来，来，坐下嘛，尊敬的夫人，你不是累了吗！先坐下，坐下听我说。生活嘛，不能搞得太苦。不要作屋子的奴隶，也不要作地板的奴隶，工余饭后，要活得多姿多彩，自个儿高兴，人家也高兴，岂不好？”
她无以作答，哭笑不能。
“就刚才说的，无论是印度的风俗，还是西方的习惯，其目的不外乎美化自己，美化家庭，美化夫妻之间的生活，应该说，这是一种很高尚的情操，是人生不可缺少的。我一直认为，社会主义是富，不是穷，社会主义是美，不是丑。”
“这不用你教，谁不爱美？”妻子终于发言了。
“我看你就不懂得美。为什么你在家总是穿这件，穿件……”
“不穿这件穿哪件？要干活儿。”
“上班呢？上班为什么不穿好衣服？”
“上班穿好衣服干吗？给谁看？”
“那么，请问，你的好衣服什么时候穿呢？”
“那还用问——过年过节出门儿穿呗！”
“一年三百六十五天，你有几天出门作客呢？就算有六十五天吧，那就是说，一年之中你有三百天是不美的。”
说女人不美，无疑是捅马蜂窝。妻子怒容满面了：
“我下班回来洗衣服、吃饭、拖地板，把你养得白白胖胖的，整天油头粉面，在家还穿着皮鞋，大少爷似的，你倒嫌我什么美不美的了？”
“夫人息怒！我是措词不当，绝不是有意中伤。我的意思是说，你一年之中，只有六十五天是注意美的，而竟然有三百天是不注意美的。换句话说，在这三百天里，你不惜破坏自己美的形象。再换句话说，在这漫长的三百天里，在你丈夫面前，你不是把自己的美展现出来，而是不把自己的美展现出来。”
“你美，我不美，行了吧！”
“问题不在这儿。问题在于你原本是美的，可你不注意展现自己的美，特别是在家……”
“那你写篇论文去，跟我说半天也没稿费。”
“咱们这是探讨问题嘛！”
“美，得有钱！”妻子挺实际。
“不，美和钱有一定的关系，但并不是绝对的关系。比如说，在家也可以穿件比较鲜艳漂亮的衣服，布也不贵，作件睡袍之类。”
“睡袍？还晨衣呢？你别闲着没事干。”
“你看，对门的新娘子，那天早晨我看见她就穿件小花点的睡袍……”
“哼！哼！你看人家新媳妇，你专门看人家新媳妇，专门看人家新媳妇的睡袍！你可太是个人了！……”
“哎，哎，哎，你这个人怎么这样想问题呢？这样想问题人家就没法跟你说话了嘛！”
“没法儿跟我说，跟她说去！叫她穿上小花点儿的睡袍听你说去！”
“这你就不对了呀。男女之间，其实，应该承认一个吸引力的问题。你说，谈恋爱的时候你为什么打扮？”
她不说话，只觉委屈。
“不说话了吧！理亏了吧！我看你这件褂子可以处理了，扎拖把吧，怎么样？明天我陪你买件睡衣去。我看了，小摊儿上的也不贵。”
她觉得温暖，又觉得别扭。他想着她，可又嫌她不懂得美。还不是为了这个家？眼泪儿都快掉下来了。
“怎么样？高兴了吧？女人嘛，总该要男人有点想法儿。”
什么？太不像话了。
“见你的鬼？想法儿？男人没一个好东西？爱想你想去！新媳妇儿有想法，有本事勾搭去！”
“你不要歪曲我的意思嘛！我指的是夫妻之间，限定在这个范围之内。其实，女人对男人就没有想法？”
“哼，女人，女人才不像你们那么坏呢！见了别的男人根本没想法儿。”
“没有？不对。假如一个男人很脏，你是不是愿意接近他？假如一个男人的牙很黄，你是不是不愿意跟他同桌吃饭？假如……”
“没那么多假如，你说的根本不是那个问题，别以为我不懂！”
“你懂就太好了！我们可以平心静气地谈。你想，夫妻几十年，过着过着两人像一双旧鞋似的搁一个破抽屉里，谁也想不起看谁一眼，那多没劲，是不是？其实，那天我看见一种拖鞋，半高跟，挺漂亮的，红颜色，给你买一双怎么样？”
“真感谢！绕着弯儿说来说去，想让我学人家抹红嘴唇儿，装扮了给你看，想的美！这是中国，不是西方，要那劲儿你找个老外去！”
“唉，我不过是谈一点感想。既然你那么反感，我也不强加于你。不过，我坚持我的观点是对的。”
“观点？什么观点？见女人就有想法儿，教女人让男人对自个儿有想法儿？夫妻之间还用得着想法儿？”
“对了，说的就是这个问题。”
“什么想法儿不想法儿。我看你，整个儿——资产阶级自由化。去年搞运动你们所里怎么把你拉下了？你整天阿兰德隆似的，我怎么也没想法儿。”
“那太遗憾了！”
一个人，要干傻事太容易了。
不知不觉中，又干了一件傻事，真是追悔莫及。
没有费好大的劲，方芳见到了孟雅平。
去找孟雅平，这个决定几乎是不假思索就作出来的。当时觉得这是绝对必要的，是非常合理的，甚至是满怀希望的。只要证明孟雅平确实插下一足，就可以进而反证，没有第三者就会有和睦家庭。
等见到孟雅平，她才觉得这次访问有点不合适。她很瘦，很黄，三十岁的样子，普普通通，放在人海里一点也不显眼，并不像是能讨男人喜欢的女人，并不像小说里或电影里常见的那种风流的“第三者”。
谈话很艰难。两人在一间屋坐了几分钟，简直无从启齿。好不容易，方芳才说：
“你认识刘述怀吗？”
“你问这个干什么？”
“我想写一篇稿子，介绍他和他的家庭。”
“你应该找他们家去。”
“我想了解他这个人。”
“你应该找他本人去。”
“我找他谈过。”
“是他介绍你来找我？”
“不是。我只是听说你过去跟他们比较熟。”
她不否认，也不承认，默默地坐着。缅怀、伤感、负疚、窃喜，种种滋味，似有似无。像一缕飘忽的云，像一团迷茫的雾。
“小孟同志，你不要担心。我保证，我不会把你写进去的。我要写的是他，是他们的家庭，不是你。”
孟雅平呆呆地望着方芳，仿佛在欣赏一幅画——一个年轻、漂亮、很有风度的女孩。她不是画，她在说话，她的话很厉害，瞬间敲开了那关闭已久的心扉。往事如烟，时光销蚀了记忆，岁月带走了伤痛，一切都过去了。此刻，忽然被人提及，那原以为沉入心底的记忆，竟一点点翻腾上来，那原以为愈合了的伤口，又一道道撕裂开去。
“我们之间没有那种关系，他是好人，连碰都没有碰我一下！”孟雅平叫道。
方芳惊愕了。猛然间，后悔了，不是什么“有点不合适”，而是十分冒昧、十分唐突、十分荒谬。你有什么权利去刺探别人的隐私，何况那已经早就过去。你有什么必要来找这已经受到伤害的姑娘，她已经与刘述怀那个家的安危毫无关系。
“小孟同志，很对不起。我不该问你，根本我就不该来找你的。好了，我们不谈了，好吗？千万别因为我来，使你激动。真的，不谈了，我什么也不想知道了。”
方芳站起来，想走了，孟雅平却一愣，几乎笑了笑，说道：
“其实，我也没什么不好说的，既然你已经问到了，我应该告诉你……”
她说了一个极其平常的故事。没有曲折的情节，没有倾心的爱慕，没有缠绵的情思，只有一点朦胧……
“我和他是在一个朋友家认识的，那天，有很多人在。他很健谈，说了很多有趣的话，后来，在这个朋友家，又见到他，这次，就我和他两个是客人。我的朋友忙着做饭，就我们两人在屋里聊。他知道得很多，聊起来很神。给我印象最深的是：他没有轻视妇女的思想，并不因为我是女的，就不屑于谈。本来，我同不熟的男人相处，也是很拘谨的。可是，和他在一起，一点也不拘束……”
方芳注意地听着，感到她的真诚。
“后来，我们比较熟了，彼此之间也有来往了。我到他家去过，他也到我家来过。我教语文，有时需要看些书，就去找他，他总是乐意帮忙的。当然，我承认，备课不一定非找他不可。但是，他热心，他还能给我解释许多我不懂的，对我很有吸引力。至于我去找他，是不是有一种见不得人的感情？我觉得没有。我确实没有想到别的。我见过他爱人，也见过他的孩子，我根本没有想到别的。”
方芳相信她说的是真的。坐在她面前的，根本不是一个轻佻的女人。她那么娴静，那么本份，与方芳心目中的第三者形象风马牛不相及。
“当然，后来我也发现，他爱人不大欢迎我去。我还发现，他在家里并不那么高兴。他好像找不到说话的人。有时候，在她家里，在他妻子面前，他说得很少。等我告辞，他送我出门，反而说个没完，显得特别高兴，好像憋了好久的话总算有机会说出来了。”
“他说些什么呢？”
“其实也没什么重要的。他就是‘侃’天南地北地什么都说。”
“对你他没有表示过什么？”方芳已经忘了刚才的誓言。
“没有，他从来没有表示过什么。当然，他也说过他对我的看法。他说过他喜欢跟我聊天，因为我很有耐心，能够听他滔滔不绝地说下去，能够找到共同的话题。而且，他说他有一种感觉，好像在‘侃’的时候，我们都分享到一种乐趣。”
“后来呢？”
“后来，就有很多议论了。我学校里，他单位里，都有人说些不三不四的话。我很生气，他不在乎。过了一段时间，难听的话越来越多，我给他写了一封信，约他出来谈一次。那时候，我确实思想负担很重。我不明白，都八十年代了，男女之间有一点交往，为什么就不能允许？难道，难道除了夫妇就不能有朋友，除了爱情就不能有友情？”
孟雅平越说越激动。
过了很久，方芳才小心地问道：
“收到你的信，他跟你谈了吗？”
孟雅平摇摇头。
“他给你回信了吗？”
孟雅平又摇摇头。
“那是为什么呢？”
孟雅平仍摇摇头，又说了一句：
“大概他也是屈服了舆论的压力吧。”
“小心你自己。”
这算什么名言？
什么事情也不曾发生，却又好像发生了什么事情。发生了什么呢？本来就什么也没有发生嘛！方芳心里烦，不痛快，不舒坦，又说不出个为什么！是为那篇眼看就要夭折的通讯？唉，几经磨难，心中早已放弃，早就不想写了。胎死腹中，回天乏术，遗憾也无用，不是为这个。
是什么缠缠绕绕，舍不了，丢不下，搅得她不得安宁？或许，是因为糊里糊涂闯入一个陌生的家庭，触摸到那人的一些隐痛，牵引得心里难受？或许，只因为这个家不能构成一个和睦家庭的典范，一个善良的愿望未能实现而招致的一种失落感？这与你有什么相干？何至如此不安？
太阳累了，天空被灰色笼罩。食堂过了开饭的时间，家家户户涮锅洗碗也吃罢了晚饭。她不饿，不想吃。李索玲不知跑哪儿去了，好像又是好几天没跟她说话了。这个怪人，她就一辈子这么怪下去？人家有自己的生活方式，你凭什么认定人家古怪？与你有什么关系？
张凤兰多么知足，知足到令人同情。谁需要你的同情？谁需要你的评判？她把青春奉献给了自己的家庭，她生活在不吵架的和睦家庭中很安适，或者说你认为不那么安适，又与你有什么关联？她知道曾有人分享过同她丈夫侃的乐趣吗？她知道他对理想家庭的向往吗？她为什么要知道！她只要她的家，她的孩子，她的丈夫，她满意。你遗憾什么？
是孟雅平黄黄的脸儿令你不安？她承受了不该有的沉重的社会舆论的压力，埋葬了人世间除爱情之外最值得珍惜的感情。她并不甘心，并不情愿，却必须埋葬。你是为她而伤感？为她不平？不，她离你是那么远。
“他没有一个能说话的人。”你为什么偏偏记住这句话？他的眼睛是灰暗的，又是明亮的。他的声音是爽朗的，又是压抑的。他喜欢侃，侃得很动听，也很悲哀。没有人听他的。他有没有说话的人与你毫无关系，不是吗？他内心很苦。他苦否与你也毫无关系，不是吗？毫无关系，毫无关系……
她扭亮了床头的台灯。
一道黄黄的小光圈可怜地亮在这小屋，一道莫名的孤独绵延在她心头不愿离去。她问自己：这一切，与我有什么关系？我应该高兴，我没有结婚，我没有家，我是自由的，我可以选择。
可是，她高兴不起来。
门上插钥匙的声音，打断了方芳头脑中的昏乱。李索玲提着一个大包进门，一进门就拿了一包面包递过来：
“方芳，我给你买了面包，奶油夹心，挺好的。”
方芳确实饿了，接过面包就香香地吃起来，吃个半个才想起来问：
“你怎么知道我没吃饭？”
李索玲难得地一笑：
“这两天你就没好好吃饭。”
“是吗？”她自己都忘了这几天吃过几次饭了。
李索玲把大包的东西分门别类地住箱子里放，往抽屉里塞，背对着方芳，只问了一句：
“稿子还没动手吧？”
“没有。”
“不打算写了？”
“嗯。”
收拾完东西，李索玲照例往床上一躺，捧起一本书，进入了自己的世界。方芳满肚子话想对人说，看着默默无声的室友，不由得怅然，不悦，假如换一个爱说话的人住在一起就好了。
“索玲，你记不记得，你劝过我别去采访他？”
“是吗？”
“你说我会后悔的。为什么？”
“因为他不幸。”
“后来你可没有劝过我，又为什么？”
“凡事听其自然。”
“你说得对。这个家庭不理想。其实他很不幸，她也不幸，真的，我感觉到。你知道，他以前有个很要好的女朋友，很谈得来。后来，因为闲言闲语，不来往了，我也见到那个姑娘了。她……”
“她同情他。”
“你怎么知道？”
“同情和爱情之间并没有一道不可逾越的鸿沟。女人常常出于同情去爱一个男人，以为自己的爱可以把别人从苦海里拯救出来。还认为这是一种至高无上的感情和行为。其实，事实和结果往往出乎意外……”
“你怎么知道？”
“书告诉我的！”李索玲拍拍手上的书，方芳却不信。
“那你是本本主义！那个姑娘只不过对他有些好感，根本扯不到爱情上去。”
“好感比同情离爱情更近……”
“不对。你的观点有问题！照这么说，一个女人不能对男人有好感，有了好感就是爱上了他。照这样推论下去，一个女人只能对一个男人有好感，对其它的男人应该统统反感才正常。是吗？这种观点是太陈旧、太封建了！”
“我不跟你辩论。”
方芳脸上露出胜利的笑意。言犹未尽，又去扰乱看书的人：
“索玲，你说过，要告诉我一句话的。”
“也许用不着了。”
“说呀！”
“小心你自己。”
“这话什么意思。没头没尾的。”
“其实，最可怕的不是别人，是自己。人人感情上的不幸都是自己亲手造成的。”
“你这话，对我是无的放矢！”方芳嘴挺硬。
“那太好了。”李索玲深呼了一口气，悠悠地说，“对了，顺便告诉你一件事。”
“什么事？”
“我要结婚了。”
“什么？”方芳的惊讶不亚于听说今晚有八级地震。
“我要结婚了。”声音的平静更令方芳惊讶不已。
“你喜欢他吗？”
“我连我自己都不喜欢，还会喜欢他！”
“那你为什么要结婚？”方芳气愤了。
未来的新娘一点不动气，更为平静地答道：
“人嘛，总要有个家。”
为什么，她的话只让人觉得心酸？
“方芳，传达室有人找！”
一个电话，把她召到传达室去。她有点纳闷，谁找呢？她不是名记者，那些找名人递状子的人找不到她头上；她不掌握版面，那些走后门送稿子的人也找不到她头上。在这个城市里，没有亲戚，朋友不多，同学大部在外地，上班时间谁来找她？
方芳跑到接待室，在七、八个来访者中扫了一眼，并不见有认识的人。
“方同志，我在这儿呢！”在嗡嗡的人声中，一个女人站了出来。
方芳这才认出，是张……张凤兰。她今天穿得整齐，新烫了发，纹丝不乱，略显死板，衬托着微微浮肿的发黄的脸，比第一次见她好看了些，怪不得一时没有认出来。
“方同志，上次您问的事儿，我想起来了。”
上次问的，什么事？方芳想不起来了。
啊！
“我们头一次见面，是在公园里。”
她低了低头，显出早已失去的羞涩。那神态竟使她年轻了许多。
“我怕您用得着，赶来告诉您一声。述怀说，他跟您谈了两次。可他忘了说这个。他这人，就这毛病，说着说着就不知说哪儿去了。我一想，我应过您的，今天我倒班，就……”
她红着脸解释，又诚恳，又不好意思，倒弄得方芳比她更不好意思，只忙忙地问：
“您还记得当时的情景吗？”
她微微把头一点，看了看四周的人，谁也没注意她，才放低了声音答道：
“记得。那天忘了，是好久没想过那些事了。您一提，全想起来了。唉，这些事，是忘不了的。那是个星期天。前两天我们在他二姑家见的面，星期天他就约我上公园。是春天，瞧，我新买的这种呢外套，那天头一回穿。”
绛色的呢外套紧紧地箍在她身上，更显出了肥胖。
“那会儿我挺瘦的，穿这外套还嫌肥呢。一生孩子，人就胖了。女人没几年，都一样，有个家拖累着，铁打的也经不住。反正这会儿也不在乎了，老夫老妻的。那会儿可挺在意的。就为穿哪件衣服去，折腾了半夜，我妈直骂我，说，穿什么不一样，人家是看人呢，还是看衣服呢！那会儿文化革命刚完，街上还没这么花俏。我这件衣服还算时新的样儿呢，花一个月工资买的。买了搁那儿舍不得穿。那天穿上，他头一句话就说，我这外套真漂亮，真协调。还说，协调就是美。他呀，可能说啦！后来，我们在湖边坐了半天。他拿干干净净的大手绢给我垫在石凳子上，我觉得他挺细心的，会关心人……”
她说说停停，欲罢不能。那些美好的过去温暖着她的心，使得她的容颜凭添了几分秀色。在那双过早爬上皱折的眼中闪烁着流星般明亮的光彩。假如她的心永远沉浸在这种安谧美好的境地里，她该比现在年轻得多。
“他是挺好的人。”方芳答了一句。
“要说，也算不错了。成了家，当然不能像结婚以前那样啰！有时候也吵架。现在想起来，好多事也不怨他。那会儿都年轻，年轻的时候懂什么？把什么都看得花儿似的，遇见不顺心的事儿就烦，就闹。我还记得头一回大吵，是在我怀小凤的时候。您瞧，就您一提头儿，八辈子的事儿都想起来了……”
张凤兰脸上笑笑的，又微微叹着气往下说：
“现在想起来，也真不值得的。那是个大雪天，我怀孕七个月了。下班回来车挤，等了四、五辆车才上去，又没人让坐，到家人都快瘫了。他不在家，厨房一点吃的没有。别说叫我做饭，连吃饭的劲儿都没了。九点他才回来，说遇见个老同学下饭馆了，还喝了点酒。我一听就火冒三丈，就吵起来了，从那以后，吵开了，时常吵，越吵越凶。后来，吵腻了，谁也不想吵了。”
“那，现在呢？”
“现在，挺好的。年龄也大了，都知道让着，也就不吵了。这不，去年街道上评‘五好家庭’，我们家还上了光荣榜呢。”
她笑了，笑得很真诚。
中外合资酒店，阔绰豪华之中带股子霸气。二楼中型餐厅今日更是华灯高照，富贵风流。徐老娶媳家宴，将在这里举行。
经理满脸微笑，躬身于大沙发前。
“徐老放心，都安排好了。我们尽量上几味菜，还请徐老多批评指教。”
“我批评什么？退休了，连吃东西也不行了。等一下请李副市长品尝吧，他是证婚人，主角儿。”
“您瞧徐老说的，李副市长还不是徐老一手提拔的。”旁边市里一个部长对徐夫人悄声说。夫人用手绢捂着小巧的嘴，白皙的脸上声色不动。
笑语欢声。一大帮穿着层次不同的贺喜宾客各以类聚。只有靠墙软椅上坐着一对老人。男的穿一身崭新灰布中山服，衣领紧扣，不苟言笑。女的腰圆肚壮，裹着一套嫌小的西装，左顾右盼，喜不自禁。
“亲家，过这边来坐吧！”徐老周到。
有这一声招呼，那女的“蹭”地一下就站起来，没等男的拽住，就一溜烟风风火火地窜到了沙发前，人没站定就张口扬声：
“亲家母啊！今儿可全亏了您二位啊！多排场！您是不知道，小娟小时候，跟着我们这穷爹穷妈可没少吃咸菜疙瘩，也怪，就出落得这么水灵。也是她福大命大造化大，交上了你们家小刚……”
亲家母像躲避什么似的，把自己瘦小的身躯缩在沙发的一角，手绢捂着的嘴里，只蹦出几个单字儿：
“坐，坐……”
周围并无坐处。西服革履的男士们和珠光宝气的女士们各自占据自己的沙发，并无一人为这嫁女的亲家母让坐。
“您甭张罗啦！往后咱们就是一家人了。我们小娟岁数儿小，没念几年书，不懂事，有啥周到不周到的，您该打就打，该骂就骂，待自个儿的闺女一样。唉，要说这孩子，从小儿听话，我一指头没碰过她。虽说穷，穷家养娇女不是！亲家母呀，瞧，我这心里……”
“您坐，坐……”那亲家母心里八成儿也不好受，声音微弱，近乎呻吟。
还是餐厅见过世面的小姐手疾眼快，从餐桌边端过一张软椅，安顿了这位亲家母好歹坐下。隔着一张大茶几，那位亲家母才从嘴边拿下手绢儿，喘过气来。
“李市长来了。”经理含笑通报。
全体起立。徐老将要起身，犹未起身，年富力强的李副市长已快步到近前，弯腰隔着茶几拱手作揖：
“徐老，恭喜，恭喜！”
徐老拱了拱手。
李副市长又走到徐夫人跟前道贺。夫人笑道：
“我们小刚全靠你市长啦！”
“那里，那里，年轻人嘛，火气大。”李副市长又放低了声音，知己地安慰：“结了婚，收了心，什么事儿都没有了。您等着抱孙子吧。”
徐夫人莞尔一笑，回头高声叫小刚。
新郎新娘徐徐过来。新郎一身藏青西服，合身，体面，精神，只是面颊上有一道刀痕，令人不敢正视。新娘比他高出一头，描眉画目，瓜子脸儿，颇有几分姿色。她欠身挽着新郎的胳膊，似有无限深情。
“小刚，还不快让李叔叔看看新娘子！”
新娘子被新郎展览出来，忸忸怩怩，手脚不知该往哪儿放。
李副市长大大方方，一派长者风度，连说：
“过来。再走近点，让我好好审查审查。”
大伙儿都笑了。笑得那么兴高采烈。好像“审查”多好笑似的。
徐夫人坐着没动，只伸手从后边把新儿媳妇推了一把，推到市长鼻子低下。
李副市长笑眯眯地左看右看，上下端详，赞不绝口：
“好，好，标准以上，标准以上！”
“坐！”徐老说。
李副市长在一张早已让出的大沙发上坐下。
“小娟，挨着李叔叔坐！”徐夫人吩咐。
小娟乖乖地在长沙发那一边坐下，活像一头小鹿。
“给李叔叔递烟呀！”徐夫人又吩咐。
小娟从茶几上烟盘子里拿了一支烟，双手递到李副市长眼前。
李副市长笑嘻嘻地接过烟，从兜里摸出亮闪闪的打火机来。
“快给李叔叔点烟哪！”徐夫人再吩咐。
小娟心慌意乱。拿起火柴，一根没点着。二根，又折断了。平常在家划火点煤气做饭挺利索的。今儿这姑娘怎么啦？
李副市长捏着打火机不动，耐心地笑眯眯地等着新娘子亲手点烟，和蔼可亲，平易近人，一点架子没有。你怕什么？
火柴终于划着了。
新娘子手发颤，颤颤抖抖地把小火苗送到李副市长跟前。众目所视，大伙都屏声静气看着这难得的场面。李副市长把住小娟的手，助她一臂之力，这才把烟凑到唇边，点着了，又朝小娟的手吹了口气。一次，没把火吹灭。二次，还没吹灭。第三次，市长把新娘子冰冷的小手拉得再靠近些，总算吹灭了。
满堂宾客，欢呼雀跃。
“入席吧！”徐老的声音也有点发抖。
葡萄美酒，频频高举，一片喜庆之声：
“天作之合！”
人世间的一切事情都有个了结。这也是一种了结。了了，结了，一切都过去了……
如果星期天一早就出去，肯定接不到那个电话。可是，偏偏哪儿也没去。没去买洗发液，没去看美术展览，甚至把一张新产品展销会的请柬也送了人，哪儿都没有去。
心情不好，哪儿都不想去。昨夜李索玲的一席话，更搅得方芳心神不定。她为什么要说那些不着边际的话，什么好感、同情、爱情，乱七八糟的，什么小心你自己。她是什么意思？她是说我？是说我对他有好感……胡扯嘛！可是，我一而再、再而三地去找他谈，果真是为了“深入采访”，为了“工作需要”？以前怎么没有这么“深入”过？不，不要欺骗自己。工作并不需要我“深入”到他的内心去，还是因为他有一种魅力吸引着我去探视他的内心世界。即使是这样，又有什么呢？他呢？他对我怎么样？……想到哪里去了！都怪李索玲，都怪她故弄玄虚，害得人乱想。
正在这里，那个电话来了：
“方芳同志吗？我是刘述怀。我在你们报社对面的公园里。你能出来一下吗？我想再跟你谈一谈。”
她放下电话，换了件衣服，梳了梳头，跑到公园里去。公园里，除了练拳舞剑的老人，推着儿童车的妈妈，就是一对对旁若无人的情侣。几乎没有单身女子。她忽然觉得不该来。来干什么？是采访？是幽会？这根本说不清楚。
可是，她身不由己地还在朝约定的地点去，走到湖边的一块草地上去。她一边走一边警告自己：你要小心，不能再朝前走了。
刘述怀今天换了一件春季的茄克衫，老远地就迎了过来：
“放下电话我就有点后悔，也许我不该约你出来，耽误你的时间。”
“没关系。”
“我每个星期天早上，都到这里来溜溜，呼吸点新鲜空气。像我们这些搞技术工作的，生活太单调了。要不就闷在制图室，要不就闷在家里，人都快闷熟了。这儿真好，有草地，有湖水，我最喜欢水。”
他们走到湖边。刘述怀在前边走，方芳同他保持一定的距离。她觉得这样比较好。并肩而行，在别人看来，一定会以为……不过，一前一后，在别人看来，也许更会以为……她觉得今天自己老跟自己别扭，找不到应有的感觉。不行，不能跟他走，不能听他侃，要主动：我是记者，他是我采访的对象，要由我来问他。
方芳紧走了几步，问道：
“你约我出来，想谈什么？”
“对了，我想告诉你，理想家庭的第三个条件……”
“我也想告诉你……”
“不，你先听我说，这第三条是最重要的……”
“我要告诉你的，绝不是不重要的。”
刘述怀站住了问：
“你要告诉我什么？”
方芳也站住了说：
“张凤兰来找过我。”
她以为他会吃惊，会不安，会打听张凤兰说了些什么。出乎她意料的是，他像听说一件同他毫无关系的事，只一扬手，又沿着湖畔边走边说：
“我要说的才是最重要的。一个理想家庭，男女双方都需要一个乃至几个无话不谈的朋友。我说的是朋友，不是情人，不是时下流行的所谓‘婚外恋’。你想，夫妻二人，天长日久，昼夜厮守在一起，看烦了，听腻了，什么也不想说了。而每个人心里都有很多想法，都想找个人说话。如果有个知心的朋友，什么话都能说，说完了，心里就不那么堵了，气就顺了，回家也就轻松了。这对于一个理想家庭来说，太重要了。”
刘述怀侃得振振有词，理直气壮。方芳倍加小心，只答了四个字：
“我不理解。”
“是呀，你恐怕是不容易理解。从一般的家庭生活杂志或者文章里，你能够读到的，也只是一些教条式的讲解：夫妻双方应该以诚相待啰，应该无话不谈啰，不应该有什么秘密啰，不应该隐瞒什么啰。其实，这都是瞎扯！每个人都有自己的隐私。我说的不一定是什么见不得人的事情，更多的还是一些隐蔽的想法，或者是些潜意识的东西。只要我们承认每个人都有隐私权，那么，也就没有理由剥夺已婚人的隐私权，非要他或她向自己的妻子或丈夫公开。而且事实上公开了绝对没有好处。比方说，我在结婚前有没有交过别的女朋友，发展到什么程度；或者说我的妻子在跟我结婚前有没有男朋友，发展到什么程度，这都是不便公开的。没有公开的必要！全部公开，特别是公开那些细节，坦率倒是坦率，那个家也够呛了！会有什么积极意义呢？”
不容方芳插嘴，刘述怀一人侃侃而谈：
“当然，这只是举例。实际上，家庭生活中，更不要说社会生活中有许多事情，许多感受，是不便对对方说的。比如说，我在街上见到一个年轻漂亮的女人，我觉得她很美，很有魅力，我有必要告诉我的妻子吗？似乎没有这个必要。还有些事情是对方不感兴趣，不愿意听的，我也只好不说。可是，一个人有了某些感受，或有某种看法，老憋在心里不行，它总要讲出来。这就需要朋友，知心的朋友，无话不说的朋友。”
方芳终于找到机会插进话去：
“我知道你有过这样的朋友。”
刘述怀一愣。
“我见过孟雅平。”
听到孟雅平这个名字，刘述怀终于沉默了。他沿着湖边慢慢地踱去，半晌才说：
“你的调查很细致，很准确。”
“我是记者。”方芳觉得自己占了上风，有点得意起来。
“那是我过去一个很好的朋友，她善解人意。”刘述怀的步子越来越慢，越来越轻，仿佛他脚下不是一片草地，而是一片友谊。
“既然是很好的朋友，你为什么把她忘了呢？”
刘述怀呆呆地站住，他空空的眼中好像只有面前的一池湖水，他叹息着：
“朋友只能是朋友。”
这位“侃协”主席不再侃了。轻快的身姿倏地消失，只那一双腿还在慢慢地机械地朝前挪动。
方芳忽然很后悔，为什么要想到张凤兰？为什么要提到孟雅平？眼睁睁地破坏他朝阳一般的兴致。他外表高大，内心却像孩子般的怯弱。倾刻之间，他像一株被冰雹袭击了的青苗，再也提不起精神。
她很想说些安慰他的话，驱散他心头的阴云。然而，她又能说什么呢？她小心地寻找话题：
“假如两个人生活在一起很不幸，为什么不能分开？”
话一出口，方芳就后悔了。这算什么小心，简直是不知轻重，怎么能跟面前的人探讨这样的问题！
刘述怀一点也没在意，只懒懒地问了一句：
“你是说离婚？”
“也可以这么说。”
“离婚谈何容易。”他淡淡地又答了一句。
“当然，离婚在我们国家是很难的……”方芳努力使话题进入专证性质，把她对这问题的研究像在会上似的讲了一遍，愈说愈觉得没有把握，但她只有说下去，“还要调解，要调查，要上法院。要把好多私事公诸于众，弄得身败名裂……”
他一声长叹，打断了她的滔滔不绝。
“唉！——我佩服那些离婚的人，他们有勇气，他们活得认真，他们对婚姻也认真。我嘛，虽说家庭不理想……嗐，看透了，离不离都一样，懒得离！”
鸟儿折断了翅膀，掉下来了。
“我该走了。”
“我也该走了。”
他走了。她以为他还会说些什么，他什么也没有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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