到新兵连第一顿饭，吃羊排骨。肉看上去倒挺红，就是连连扯扯，有的还露着青筋。这一连兵全是从河南延津拉来的，农村人，肚里不存啥油水，大家都说这肉炖得好吃。这部队的肉就是炖得有味儿。但大家又觉得现在身分不同往常了，不能显得太下作，又都露出不大在乎的样子，人人不把肉吃完，人人盘底还剩下两块骨头。全屋的人，就排长把肉吃完了。排长叫宋常，二十六八岁，把我们从家乡领到这远离家乡的地方。排长吃完肉，背着手在屋里转了一圈，看了看各人的盘底，问：“大家吃饱没有？”
大家异口同声地答：“吃饱了，排长！”
“吃饱了整理内务吧！”
“整理内务”，就是整理房子。这房子里，除了排长挨窗户搭一个铺板，我们班里十几个人全一个挨一个睡地铺。这时我的一个同村、也是同学，小名叫“老肥”的，便要抢暖气包，说：“我这人爱害冷，还是挨着这玩意儿合适！”
其他几个外村的，便撅嘴不高兴：“你爱害冷，谁不爱害冷？”
这时排长正在床板上翻自己的脏衣服（路途上换下的），不翻了，当头一声断喝：“李胜儿！”
“李胜儿”是“老肥”的学名，我们在火车上已经学会了立正，“老肥”赶忙把手贴到裤缝上答：
“到！”
“睡到门口去！”
“老肥”撅嘴不高兴：“我不睡门口，门口有风。”
“有风你就不睡了？你说，你不睡谁睡？谁睡合适？你指一个！”
“老肥”指不出谁睡合适，因为指谁得罪谁。
排长说：“你指不出，就是你睡合适。你表个态，你睡合适不合适？”
这时“老肥”的眼圈红了，说：“合适。”
排长说：“既然你自己说合适，那你就睡吧。”
排长走后，“老肥”边在门口摊铺盖卷，边埋怨大家：“你们都不是好人。咱们是老乡，你们怎么当着排长的面挤兑我？”
大家说：“是你要抢暖气包，谁挤兑你了？”
下午，一个班为单位，一块出去熟悉环境。这时“老肥”找到我，眼圈红了：“班副，我看我完了。”
我说：“刚当一天兵，怎么说完？”
他说：“看来排长对我印象极差。”
走在旁边的白面书生王滴插言：“谁让你尿排长一裤了？”
这是在闷子车上的事。我们从家乡到部队来，坐的是闷子车。车上没有尿罐，撒尿得把车门打开一条缝，对着外边直接滋。“老肥”有个毛病，行动中撒不出尿，车“哐哩”“哐当”的，他站在车门口半小时，没撒出一滴尿。别人还等着撒，便说：
“你没有尿，占住门口干什么？”
“老肥”说：“怎么没尿？尿泡都憋得疼，就是这车老走，一滴也撒不出来。”
这时排长见车门口聚成一蛋人，便吆喝大家回去，又拉“老肥”：“尿不出就是没尿，回去回去！”
谁知“老肥”一转身，对着车里倒撒了出去，一下没收住闸，尿了排长一裤。把排长急得蹦跳：
“好，好，李胜儿，我算认识你了！”
王滴的话说中了“老肥”的心病。“老肥”的眼圈更红了。
我安慰“老肥”：“你不要太在心，尿一裤不说明什么。”
“老肥”又悄悄对我说：“王滴最会巴结排长了，中午我见他给排长洗衣服。”
我说：“行了行了，谁不让你洗了？”
正说着，眼前走过一队蒙古人。长袍短褂的，骑着马，大衣领上厚厚的一层人油。河南哪里见过这个？大家不再说话，立在那里看。
突然王滴问：“怎么不见女的？”
一个叫原守——大家都喊他“元首”的，用手指着说：“怎么没有女的？那不是，勒红头巾的那个！”
果然，一个人勒着红头巾是个女的。只是长得太难看了，脸晒得黑红。
这时王滴说：“我明白了，边疆地带，能有这样女的，也算不错了。”接着正了正自己的军帽。
蒙古人过去，又看四周。四周是茫茫一片戈壁。王滴指着地上一个挨一个的小石子，告诉大家所谓戈壁，原始社会便是大海，不然怎么一个挨一个的小石子？不然怎么到现在还寸草不生？
“老肥”不满意了：“怎么寸草不生？看那不是树木，还有一条河。”
大家顺着“老肥”的手指看，果然，远处是一簇黑森森的树棵子，旁边还有一条河。它的上方，升腾着一片水汽，在空气中颤动。
可离开那簇树棵了，别的地方就没有什么了。
于是大家说：“别管大海不大海，反正这地方够荒凉的！”
王滴说：“排长带兵时，还说在兰州呢，谁知离兰州还有一千多！”
“老肥”说：“那你还给排长洗衣服！”
王滴马上面红耳赤：“谁给排长洗衣服了？”
两个人戗到一起，便想打架。我把他们拉开。这时班长站在营房喊我们，让我们回去开班务会。
班长叫刘均，是个老兵，负责我们的军事训练。班务会就在宿舍开，大家各自坐在自己的铺头上。班长讲了一通话，要大家尊敬首长，团结同志，遵守纪律，苦练杀敌本领。接着又对中午吃饭提出批评，说大家太浪费了，羊肉排骨还不吃完，每人剩了两块，倒到了泔水桶里；以后不要这样，打到盘里的菜就要吃完，吃不完就不要打那么多。大家听了，都挺委屈，原是为了面子舍不得吃完，谁知班长又批评浪费。于是到了晚饭，大家不再客气，都开始放开肚皮吃。盘底的菜根儿，都舔得干干净净。“元首”一下吃了八个大蒸馍杠子。似乎谁吃得多，谁就是不浪费似的。
这时“老肥”又出了洋相。下午的菜是猪肉炖白菜。肉瘦的不多，全是白汪汪的大肥肉片子，在上边漂。但和家里比，这仍然不错了。大家都把菜吃完了，惟独排长没有吃完，还剩半盘子，在那里一个馍星一个馍星往嘴里送。“老肥”看到排长老不吃菜，便以为排长是舍不得吃，也是将功补过的意思，将自己舍不得吃的半盘子菜，一下倾到排长盘子里，说：
“排长，吃吧！”
但他哪里知道，排长不吃这菜，是嫌这大肥肉片子不好吃，突然闯来“老肥”，把吃剩的脏菜倾到自己盘子里，直气得浑身乱颤，用手指着“老肥”：
“你，你干什么你！”
接着将盘子摔到地上。稀烂的菜叶子，溅了一地。
晚上睡觉，“老肥”情绪坏极了。嘴里唉声叹气，在门口翻身。我睡醒一觉，还见他双手抱着头，在那里打滚。我出去解手，他也趿拉着鞋跟出来。到了厕所，带着哭腔向我摊手：
“班副，我可是一片好心啊！”
我说：“好心不好心，又让人家戗了一顿。”
他说：“排长急我我不恼，我只恼王滴他们。排长急我时，他们都偷偷捂着嘴笑……”
我说：“自己干了掉底儿事，还能挡住人家笑？”
接着又安慰他两句，劝他早点睡觉。他说：“班副，你得和我谈谈心。”
我说：“看都什么时候了，还谈心。快点睡吧，明天就要开始训练了。”
他叹了一口气，和我回去睡觉。这时月牙已经偏西，只有两个站岗的哨兵，在远处月光下游动。
军事训练开始了。一个班为单位，列成一队练操：齐步走，正步走，跑步走。还练卧倒和匍匐前进：身子一扑倒在地上，不准用脚蹬，要用两只胳膊拖着身子往前爬……
白天累了一天，夜里也不得安宁，练紧急集合。半夜睡得正香，“嘟嘟”一阵哨响，紧急集合！不准开灯，要你十分钟时间穿得衣帽整齐，背着背包、提着长枪跑到操场上。大家不怕白天训练，就怕晚上集合。十分钟的黑暗时间，屋里吵成一锅粥，不是你拿了我的袜了，就是我穿错了你的裤子，哪里出得去？但连长、指导员已经背着手枪站在操场上，检查人数，看哪班是最后一个。然后严肃地说：几公里处几公里处有特务，限二十分钟赶到。你就拖着长枪、撒丫子跑吧。跑一圈回来，累得通身流汗，气喘吁吁，这时连长、指导员又站在操场等你，检查各人的背包散形没有，衣裳穿错没有。
各班都有出洋相的。我们班出洋相最多的，是“老肥”和“元首”。“元首”长得瘦瘦的，平时一脸严肃，不爱说话，爱心里做事，可做事竟不利落。他爱将左右脚穿反，左鞋穿到右脚上，右鞋穿到左脚上。连长让他出列，在队伍前走一个来回，他鞋成外八字，走来走去，像只瘸腿的病鸭。大家都笑了。散队回宿舍，白面书生王滴说：
“其实连长不该批评‘元首’，紧急集合抓特务，反穿鞋有好处，脚印不宜辨认。”
大家看着“元首”，又笑了。“元首”的两只鞋还没换过来，闷头坐在铺头，也不说话，只是狠狠剜了王滴一眼。
“老肥”出洋相，是爱把裤子穿反，大口朝后，露着屁股。连长不好让他出列展览，只是说有人把裤子都穿反了，“还没抓特务，自己先把裤子穿反！”散队后，“老肥”揪住屁股后边的开口，情绪十分沮丧。似乎特务没抓到，全是因为他的裤子。
夜里不但紧急集合，还得站岗。两人一班，一班一个小时，往下传着一个马蹄表。十六、八岁的孩子，在家里还是睡打麦场的年龄，现在白天训练一天，哪里会不困？困不说，还饿。晚饭明明吃饱了，吃了好几个蒸馍杠子，晚上一站岗就饿。饿不说，还冷。这戈壁滩的三九天真不一般，零下十几度、二十几度。轮到我站岗，最向往的地方，是连队的锅炉房。烧锅炉的老兵叫李上进。他和其他老兵不一样，他不欺负新兵，见了我还叫“八班副”，慢慢混得挺知心。他烧锅炉有夜班饭，即七八个包子，自己在炉皮上烤一烤。我每次去，他都匀给我两个，然后坐在烧火的条凳上，踢蹬着双腿，眯着眼看我大口大口吃。他那包子也确实烤得好，焦黄喷香的，吃了还想吃。可惜不能太抢人家的夜班饭，只好抹着嘴说：“吃饱了，吃饱了”，将又递过来的包子推回去。他爱笑，笑得挺憨厚。第一次见面，就问我。
“写入党申请书了吗？”
我摇摇头，说：“刚到部队，就写？”
他拍了一下大腿，似乎比我还着急，挥着手说：“赶快写，赶快写，回去就写！像我，就因为申请书交得晚，现在当了三年兵，还没入上！”
可等我背地里打听别的老兵，申请书早交晚交，不是决定的，决定的是找组织谈心。何况李上进没能及时入党，也不是因为申请书递得晚，是因为他受过处分。受处分的原因，是因为他在探亲时，偷偷带回家一把刺刀。刺刀的用途，是为了谈对象。与对象见面那天，他穿了一身新军装，扎上武装带，屁股蛋子上吊着一把刺刀，跟着父母从集市上穿过，觉得挺威风。后来对象是谈成了，但吊刺刀的事不知怎么被部队知道了，便给了他一个处分，也影响了他的进步。第二次见面，我不由关心起他，问：
“那你什么时候能解决？”
“他一手握住捅火的铁棍，一手拈着刚钻出的小胡须，说：据我估计，快了”
“为什么快了？”
“你看，这不让我烧锅炉了吗？”
我百思不得其解，为什么烧锅炉就能入党？
他说：“领导让你烧锅炉，不是对你的考验吗？”
我恍然大悟，也替他高兴，说：“不管早晚，你总能解决。我听说有的老兵直到复员，还不能解决。”
李上进说：“那真是丢死人了。”
转眼半个月过去了。大家对部队生活都有些熟悉了，连走路也有些老兵的味道了。这时大家也开始懂得追求进步，纷纷写起了入党、入团申请书，早晨起来开始抢扫帚把。随之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也紧张了。因为大伙总不能一块进步，总得你进步我不能进步，我进步你不能进步；你抢了扫帚把，表现了积极，我就捞不着表现。于是大家心里都挺紧张，一到五更天就睡不着，想着一响起床号就去抢扫帚把。
这时班里要确定“骨干”。所谓“骨干”，就是在工作上重点使用。能当上“骨干”，是个人进步的第一站，所以人人都盯着想当“骨干”。可连里规定，一个班只能确定三个“骨干”，这就增添了问题的复杂性。拿我们班来说，我是班副，是理所当然的“骨干”。另一个是王滴，大家也没什么说的，因为他能写会画，会一横一竖地写仿宋字，出墙报，还会在队伍前打拍子唱歌。问题出在“元首”和“老肥”身上，他们俩谁当“骨干”，争论比较大。这二位都是最近由后进变先进的典型。紧急集合不再搞得丢盔撂甲。“元首”的办法，是左右鞋分别用砖压住，到时候不会错脚；“老肥”睡觉不脱裤子，自然不会穿反。这样，二人往往比别人还先跑到操场上，表现比较突出。何况平时他们还主动干别的好事。“元首”是不声不响掏连里的厕所；“老肥”是清早一起来就抢扫帚把，有一天夜里还做好事，一人站了一夜岗，自己不休息，让同志们休息。两人比较来比较去，相持不下。这时班长想起了灯绳。在部队，灯绳不是随便拉的。要“骨干”守着。灯绳在门口吊着，“老肥”正好挨着门口睡。如果让“元首”当“骨干”，就要和“老肥”换一换位置。可班长一来怕麻烦，二来“老肥”睡门口是排长决定的，于是对我说：“让李胜儿当吧。”于是，“老肥”就成了“骨干”，继续掌管灯绳。当初让“老肥”睡到门口是排长对他的惩罚，现在又因祸得福，当上了“骨干”。“老肥”露着两很大黄牙，乐了两天。而“元首”内心十分沮丧，可又不敢露在面上，只好给班长写了一份决心书，说这次没当上“骨干”，是因为自己工作不努力，今后要向“骨干”学习，争取下次当上“骨干”。其他十几名战士，也都纷纷写起了决心书。
这时连里要拉羊粪。所谓羊粪，就是蒙古人放牧走后，留在荒野上的一圈圈粪土，现在把它们拉回来，等到春天好种菜地。连里统一派车，由各班派人。由于是去连里干活，各班都派“骨干”。轮到我们班，该派王滴和“老肥”。可王滴这两天要出墙报，我又脱不开身，于是班长说：“让‘元首’去吧。”
“元首”原没妄想去拉羊粪，已经提着大枪准备去操场集合，现在听班长说让他去拉羊粪，干“骨干”该干的活，一下乐得合不住嘴，忙扔下大枪，整理一下衣服，还照了一下小圆镜，兴高采烈地去拉羊粪。拉了一天羊粪回来，浑身荡满了土，眉毛、头发里都是粪末，但仍欢天喜地的，用冷水“呼哧呼哧”洗脸，对大家说：
“连长说了，停两天还拉羊粪！”
接着又将自己的皮帽子刷了刷，靠在暖气包上烘干。这时外面“嘟嘟”地吹哨，连里要紧急集合点名。“元首”一下着了慌。排长急如星火地进来，看到“元首”的湿帽子，脾气大发：
“该集合点名了，你把帽子弄湿。弄湿就不点名了？你怎么弄湿，你再怎么给我弄干！弄不干你戴湿帽子点名！”
可怜“元首”只好戴上湿帽子，站在风地里点名。数九寒天，一场名点下来，帽子上结满了玻璃喇叭。这时排里又要点名。排长讲话，批评有的同志无组织无纪律，临到点名还弄湿帽子。大家纷纷扭头，看“元首”。“元首”一动不动。
排里点完名，“元首”不见了。我出去寻他，他仍戴着湿帽子，坐在营房后的风地里，一动不动。我以为他哭了，上去推他，他没哭，只是翻着眼皮看看我。我说：
“‘元首’，把帽子脱下来吧，看都冻硬了。”
他突然开始用双手砸头，一个劲儿地说：
“我怎么这么混！”
我说：“这也不怪你，你今天拉羊粪了。”
这时他“呜呜”哭了，说：“班副，这都怪我心笨。”
我说这也不能怪心笨，谁也没想到会突然点名。
他渐渐不哭了，又告诉我，他今天收到他爹一封信，托人写的，让他在部队好好干，可他今天就弄了个这。
我说这没什么，谁还不跌交了？跌倒爬起来就是了。
他点点头。
第二天一早，“元首”递给班长一份决心书，说昨天弄湿帽子的思想根源是无组织无纪律，现在跌倒了，今后决心再爬起来……
各班正在训练，连里突然集合讲话，说近日有大首长要来检阅，要各班马上停止别的训练。一起来练方队。大家都没见过大首长，一听这消息，都挺兴奋。一边改练方队，一边悄悄议论：这首长有多长？该不是团长吧？夜里我和班长站岗，我问班长，班长本来也不一定知道，但他告诉我这是军事机密。
练了十几天方队，上边来了通知，明天就要检阅。这时告诉大家，来检阅的不是团长，也不是师长，是军长！军营一下沸腾起来。说军长要来检阅我们！有的当即要给家写信，说这么个喜讯。班长也兴高采烈地对我们讲，军长长得什么样什么样，到时候检阅可不要咳嗽。接着又重新排队，谁站哪儿谁站哪儿。大家又“稀里哗啦”地卸枪栓，擦枪，把刺刀擦得明晃晃的。
晚上刚刚八点钟，连里就吹起了熄灯号，要大家早点休息，养精蓄锐。灯虽然熄了，但大家哪里睡得着？后来不知怎么睡着了，外面又“嘟嘟”响起了哨声。大家一愣怔，“元首”急忙问：
“又搞紧急集合吗？”
大家慌了手脚，也不敢开灯，黑暗中开始穿衣收拾背包，纷纷埋怨：“明天军长就要检阅，怎么还搞紧急集合？”
这时连长进来，“啪”一下拉着灯，告诉大家，不是紧急集合，是提前起床。起床后立即到食堂吃饭，吃了饭立即站队上车；八点钟以前，要赶到军部检阅场。
大家松了一口气，提着的心又放下了。纷纷说：“我说也不该紧急集合。”又像昨天一样兴奋起来。看看窗户外边，还黑咕隆咚的。
东方出现了血红血红的云块。这是大戈壁滩上的早霞。大戈壁一望无际，没有遮拦，就等着那红日从血海中滚出。仍是数九寒冬天，零下十几度，但大家都不觉得冷，挤着站在大卡车上。司机似乎也很兴奋，车开得“呼呼”的，遇到沟坎，大家“喔”地一声，被车厢颠起来，又落回去。大枪上的刺刀，都上了防护油，一人一杆，抱在怀里。
军部检阅场到了。乖乖，原来受检阅的部队，不止我们一个连，检阅场上的人成千上万，一队一队的兵，正横七竖八开来开去，寻找自己的位置。我问班长：
“这有多少人？”
班长在人群中搭着遮檐看了看，“大概要有一个师。”
人声鼎沸，尘土飞扬。我们都护着自己的刺刀，不让沾土。连长屁股蛋上吊着手枪，在队伍中跑来跑去，一个劲儿地喊：
“跟上跟上，不要拉开距离！”
大家便一个挨一个，前心贴后心，向前挪动。
七点半了，队伍都基本上各就各位。行走的脚步声、口令声少了，广场上安静下来。但随之而起的，是人的说话声。有的是议论今天人的，有的是指点检阅台的，还有的是老乡见面，平时不在一个连队，现在见到了，便窜过队伍厮拉着见面，被排长连长又吆喝回去……
突然，大家不约而同安静下来。原来检阅台上有了人，一个参谋模样的人，在对着麦克风宣布检阅纪律，让大家学会两句话。即当军长从队伍前边走过喊“同志们辛苦了”时，大家要齐心协力地喊“首长辛苦”。然后问：
“大家听明白没有？”
大家齐心协力地喊：“听明白了！”
接着又让检查武器。于是全广场响起“稀里哗啦”的枪栓声。
武器快查完，整理队伍开始了。各级首长开始纷纷报告。一个连整理好，向营里报告；一个营整理好，向团里报告；一个团整理好，向检阅台报告。全广场清脆的报告声，此起彼伏。
最后全体整理完毕，队伍安静下来，一个白发苍苍的老头子接受报告。他站在指挥台上，从左向右打量队伍。我悄悄捅了捅班长：
“这是谁？”
“师长。”
七点五十分，师长开始看表，接着开始亲自整理队伍。那么一个老头了，喊起“立正”、“稍息”，声音滞重苍老，加上那白发，那一丝不苟的严肃，让人敬畏和感动。于是人们纷纷踮起脚尖，前后左右看齐，使偌大一个广场，偌多的千军万马，成了一条条横线、竖线和斜线。好整齐壮观的队伍。整个广场上，没有一点声音，只有旗杆上的军旗，在寒风中“哗啦啦”地飘动。
八点整。军长该来了。
时间在“滴答”“嘀答”地响，十五分钟过去，军长还没有来。师长在台上一个劲儿地看表。队伍又开始出现骚乱。“老肥”说：“别是军长忘了吧？”
“元首”说：“忘是不会忘，可能什么事给耽搁住了。”
半个小时过去，大家更加着急。这时王滴发话：
“看来这阅检不成了。”
正说着，大路尽头出现一组车队，转眼之间到了队伍前。是几辆长长的黑色轿车，明晃晃的。大家纷纷说：“来了，来了。”
于是立即精神倍增，“嗡嗡”一阵响，广场又安静下来。这次可安静得能往地下掉针，车门打开的声音，都能听风。接着从车上走下来一些人。有几个胖老头子，也有年轻的，还有一个如花似玉的女兵。年老的背着手，年轻的立即撒成散兵线，向四周围张望。这时师长在台上紧张地整理自己的军装，又转身整理队伍：
“大家听好了，立正——
“向右看齐——
“向前看——
“稍息——
“立正！——”
最后一个“立正”，老头子扯破喉咙地喊，喊出了身体的全部力量，然后双拳提起，跑步下台，向台下那群老头子中的一个敬礼：“报告军参谋长，X军X师现在集合完毕，请指示！”
那个老头子挥了挥手说：“稍息！”
“是！”师长双拳提起，气喘吁吁地路回检阅台，向部队：“稍息！”
部队稍息。
军参谋长老头子吃力地踱上检阅台，在中心站定，看了看部队，说：“同志们——”
一说“同志们”，队伍立即立正，千万只脚跟磕出的声音，回荡在广场。
老头子又说：“稍息！”然后说：“今天军长检阅我们，希望大家……”讲了一番话，然后自己又亲自整理部队，又双拳提起，跑步下台，向另一个胖胖的，脸皮有些耷拉，眼下有两个肉布袋的人报告：
“报告军长，队伍整理完毕，请您检阅！”
那个老头子倒挺和蔼，两只肉布袋一笑一笑地，说：“好，好。”
然后，检阅开始。说是检阅，其实也就是军长从队伍前过一过。但大家能让军长从自己脸前过一过，也算很不错了。于是眼睛不错珠地、木桩一样在那里站着。刺刀明晃晃的，跟人成一排，这时太阳升出来了，放射出整齐的光芒。一排排的人，一排排的枪和刺刀，一排排的光芒，煞是肃穆壮观。人在集体中溶化了，人人都似乎成了一个广场。在这一片庄严肃穆中，军长也似乎受了感动，把手举到了帽檐。但他似乎没学过敬礼，一只手佝偻着在那里弯着。可他眼里闪着一滴明晃晃的东西。走到队伍一半，他开始向队伍说：“同志们好！”
大家着了慌。因军长说的问候词和参谋交代的不一样。参谋交代的是：“同志们辛苦了。”但大家立即转过神，顺着大声喊：
“首长好！”
幸好还整齐，大家的心放下了。惟独“老肥”出了洋相，千万群人中，他照旧喊了一句“首长辛苦！”队伍的声音之外，多出一个“苦”字。幸好是一个人，军长可能没听到。但我们连长立即扭回头，愤怒地盯了“老肥”一眼。
军长走到了我们团队面前。这时有一个换枪仪式，即当军长走到哪个团队时，哪个团队要整齐地换枪：将胸前的枪分三个动作，换到一侧；“啪”“啪”“啪”三下，枪响亮地打着手，煞是壮观好看。这时“元首”露了相。换枪时，他用力过猛，刺刀擦着了额头，血立即涌了出来，在脸上流成几道。但这个动作别人不易发现，他自己也不敢说，仍持枪立着，一动不动，谁知军长眼尖，竟发现了，突然停止检阅，来到“元首”面前。“元首”知道坏了事，但也不敢动。军长盯着他脸上的血看，突然问：“谁是这个连的连长？”
连长立即跑步过来，立正敬礼：“报告军长！”
但立即吓得筛糠。我们全连跟着害怕，军长要责备我们了，班长愤怒地盯“元首”。谁知军长突然笑了，两只肉布袋一动一动的，用手拍了拍“元首”的肩膀，对连长说：“这是一个好战士！”
大家全都松了一口气。“元首”十分感动。连长也精神振奋地向军长敬礼：“是！报告军长，他是一个好战士！”
军长“嗯”了一声，点点头，又向身后招了招手，他身后跟着的如花似玉的女兵，立即上前给“元首”包扎。我们这才知道，她是军长的保健医生。“元首”这时感动得嘴角哆嗦，满眼冒出泪，和血一起往下流。
军长检阅完毕，各个方队散了，整齐地迈着步伐，唱着军歌开往各自的营地。这时军长仍站在检阅台上，向我们指指点点。
我们回到了营房。连里开始总结工作，讲评这次检阅。严厉批评了“老肥”，喊致敬词时喊错了一个字；又表扬了“元首”，说他是个好战士，枪刺破了头，还一动不动，要大家向他学习。接着班里又开会。鉴于以上情况，班里的“骨干”便作了调整：“老肥”让撤了下来，“元首”成了“骨干”。当即就让二人换了铺位：“老肥”睡到里面去，“元首”搬到门口掌握灯绳。“老肥”再也憋不住，一到新铺就扑倒哭了。班长批评他：
“哭什么哭什么？你还委屈了？”
“老肥”马上又挺起身，擦干眼泪，不敢委屈。
“元首”自然很高兴，立即趴到门口铺头给家里写信。这时王滴来到他跟前，扳过他脑袋，看包扎的伤口，说：“你还真是憨人有个愣头福！”
晚上，熄灯睡觉。我仍想着白天的俭阅，觉得军长这人不错，越是大首长，越关心战士。想到半夜，出来解手，不巧在厕所碰到排长。见了排长怎好不说话？我搭讪着说：“今天检阅真威武呀。”
排长边扣着裤子上的扣子，边作出老兵不在乎的样子：“就那么回事。”
走出厕所，我又说：“军长这人真关心战士。”
没想到排长鼻子里“哼”了一声，走了。走了老远，又扭头说：“你哪里知道，他是一个大流氓，医院里不知玩了多少女护士！”
我愣在那里，半天回不过味儿来。回到宿舍，躺到铺上，翻来覆去再睡不着。我不相信排长的话。那么一个和蔼可亲的老头子怎么会是流氓？那么一个壮观的场面，怎么会是这么一个结局？想着想着，我不禁既伤心，又失望，眼里不知不觉流下了泪。
部队有政治学习，现在要搞批林批孔。这时我们班长家里死了老人，突然来了电报，班长边哭边收拾行李，急急忙忙走了。
班里一时没有班长，工作进行不下去，连里便把烧锅炉的李上进给补了进来。全班听了都很高兴，大家都知道李上进是个热情实在的人。我去锅炉房帮李上进搬行李，倒是他扳着一条腿在铺板上，脸上有些不高兴。我说：“班长，我来帮你搬行李了。”
他看我一眼，说：“班副，你先来帮我想想主意。”
我坐在他身边，问：“什么主意？”
他说：“你说让我当班长是好事还是坏事？”
我说：“当然是好事了。”
他摇摇头，叹了一口气：“可烧了两个月锅炉，组织上怎么还不发展我呢？”
我也怔在那里，但又说：“大概还要考验考验吧。”
他看看我，点点头，“大概是这样吧。”便让我搬行李。
批林批孔，连里作了动员，回来大家就批上了。可惜大家文化不高，对孔子这人听说过，就是不太认识；对林彪也只知道他是埋藏在主席身边的定时炸弹，要炸主席。这样批来批去，上边说批的不深刻，便派来一个宣传队，通过演戏，帮助大家提高认识。戏演的是老大爷诉苦，说林彪家是地主，怎么剥削穷人。这下大家认识提高了。“老肥”说：
“太戴意太大意，他家是地主，怎么让他进了政治局呢？”
“元首”也激动得咳嗽，自己也诉开了苦，说他爷爷怎么也受地主剥削。全班纷纷写起了决心书，情绪十分高涨。
热火朝天的班里，惟独王滴情绪低落。自入伍以来，王滴一直表现不错，能写会画的，当着班里的“骨干”，但他这人太聪明，现在聪明反被聪明误，跌了交子。批林批孔运动中，他不好好批林批孔，竟打起个人的小算盘。班里的“骨干”当得好好的，他不满足，想去连里当文书。文书是班长级。为当文书，他送给连长一个塑料皮笔记本，上边写了一段话，与连长“共勉”。谁知连长不与他“共勉”，又把笔记本退给了排长。排长看王滴越过他直接找连长，心里很不自在，但也不明说，只是又把本子退给李上进，交代说：“这个战士品质有问题。”李上进又把本子退给王滴。王滴脸一赤一红的，说：“其实这本子是我剩余的。”
王滴犯的第二件事，是“作风有问题”。那天宣传队来演穷人受苦，有一个砸洋琴的女兵，戴着没檐小圆帽，穿着合体的军装，脸上、胳膊上长些绒毛，显得挺不错。其实大家都看她了，王滴看了不算，回来还对别人说：
“这个女兵挺像跟我谈过恋爱的女同学。”
这话不知怎么被人汇报上去，指导员便找王滴谈话，问他那话到底是怎么说的。王滴吓得脸惨白，发誓赌咒的，说自己没说违反纪律的话，只是说她像自己的一个女同学。指导员倒也没大追究，只是让他今后注意。可这种事情一沾上，就像炉灰扑到身上，横竖是拍不干净的。大家也都知道王滴没大问题，但也都觉得他“作风”不干净。他从连部回来，气呼呼地骂：
“哪个王八蛋汇报我了？”
这两件事一出，好端端的王滴，地位一落千丈。大家看他似乎也不算一个人物了。连里出墙报，也不来找他。他也只好背杆大枪，整天去操场训练。谁知这白面书生，训练也不争气。这时训练科目变成了投手榴弹，及格是三十米。别人一投就投过去了，他胳膊练得像根檩条，也就是二十米。这时王滴哭了。过去只见他讽刺人，没见他哭过，谁知哭起来也挺熊，一把鼻涕一把泪的：“娘啊，把我难为死吧！”
鉴于他近期的表现，排长决定，撤掉他的“骨干”，让“老肥”当。“老肥”在军长检阅时犯过错误，曾被撤掉“骨干”；但他近期又表现突出，跟了上来。批林批孔一开始，他积极跟着诉家史——家史数他苦，他爷爷竟被地主逼死了；军事训练上，他本来投过了三十米，但仍不满足，晚饭后休息时间，还一个人到旷野上，跑来跑去在那里投。于是又重新当上了“骨干”。王滴“骨干”让人给戗了，犯了小资产阶级毛病，竟破碗破摔，恶狠狠地瞪了“老肥”一眼：
“让给你就让给你，有什么了不起？你不就会投个手榴弹吗？”
“老肥”被抢白两句，张张嘴，憋了两眼泪，竟说不出话。到了中午，班里召开生活会，排长亲自参加，说要树正风压邪气。排长说：
“自己走下坡路，那是自己！又讽刺打击先进，可不就是品质问题了么？”
王滴低着头，不敢再说，脸上眼见消瘦。
“老肥”虽然当了“骨干”，又被排长扶了扶正气，心里顺畅许多，但大家毕竟是一块来的，看到王滴那难受样子，他高兴也不好显露出来，只是说：
“我当‘骨干’也不是太够格，今后多努力吧。”
春天了。冰消雪化。这时连队要开菜地，即把戈壁滩上的小石子一个个捡起，然后掘地，筛土。大家干得热火朝天，手上都磨出了血泡。王滴也跟着大伙干，但看上去态度有些消极。李上进指定我找他谈一次心。晚饭后，我们一块出去，到戈壁滩的旷野上去。我说：“王滴，咱们关系不错，我才对你说实话，你别恼我，咱可不能破碗破摔。眼看再有一个月训练就要结束了，不留个好印象，到时候一分分个坏连队，不是闹着玩的！”
王滴哭丧着脸说：“班副，我知道我已经完了。”
我说离完还差一些，劝他今后振作精神，迎头赶上来。
他仍没精打采地说：“我试试吧。”
谈完心，已经星星满天。回到宿舍，李上进问：
“谈了吗？”
我说：“谈了。”
“他认识得怎么样？”
我说：“已经初步认识了。”
李上进点上一支烟说：“认识就好，年轻轻的，可不能走下坡路，要靠拢组织。”又忽然站起来说：“走，咱俩也谈谈心。”
于是，我们两人又出来，到星星下谈心。
我问：“班长，咱们谈什么？”
他“扑哧”一声笑了，说：“我让你看一样东西。”
“什么东西？”
他四处看了看，见没人，又领我到一个沙丘后边，在腰里摸索半天，摸索出一张纸片，塞到我巴掌里，接着揿亮手电筒，给我照着。我一看，乖乖，原来是一个大姑娘照片。大姑娘又黑又胖，绑两根大缆绳一样的粗辫子，一笑露出两根粗牙。我抬起头，迷茫地看李上进。
李上进问：“长得怎么样？”
我答：“还行。”
他搓着手说：“这是我对象。”
我问：“谈了几年了？”
他说：“探家时搞上的。”
我明白了，这便是扎皮带吊刺刀搞的那个。我认为他让我提参考意见，便说：“不错，班长，你跟她谈吧。”
李上进说：“谈是不用再谈了，都定了。这妮儿挺追求进步，每次来信，都问我组织问题解决没有。前一段，对我思想压力可大了，半夜半夜睡不着。”
我说：“你不用睡不着，班长，估计解决也快了。”
这时他“嘿嘿”乱笑，又压低声音神秘地告诉我：“可不快了，今天下午我得一准信儿，连里马上要发展党员，解决几个班长，听说有我。要不我怎么让你看照片呢！”
我明白了他的意思，也替他高兴，说：“看看，当初让你当班长，你还犹豫，我说是组织对你的考验，这不考验出来了？”
他不答话，只是“嘿嘿”乱笑。又说：“咱俩关系不错，我才跟你说，你可不要告诉别人。不是还没发展吗？”
我说：“那当然。”
李上进躺到戈壁滩上，双手垫到后脑勺下，长出一口气：“现在好了，就是复员也不怕了，回去有个交代。不然怎么回去见人？”
接下去几天，李上进像换了一个人，精神格外振奋，忙里忙外布置班里的工作，安排大家集体做好事。操场训练，口令也喊得格外响亮。
停了几天，连里果然要发展党员。指导员在会上宣布，经支部研究，有几个同志已经符合党员标准，准备发展，要各班讨论一下，支部还要征求群众意见。接着念了几个人名字。有“王建设”，有“张高潮”，有“赵承龙”……念来念去，就是没有“李上进”。我懵了，看李上进，刚才站队时，还欢天喜地的，现在脸惨白，浑身往一块抽，两眼紧盯着指导员的嘴，可指导员的名字已经念完，开始讲别的事。
会散了，各班回来讨论，征求大家对发展入党同志的意见。这时李上进不见了，我问人看到他没有，这时王滴双手搭着脑壳，枕着铺盖卷说话了，他又恢复了酸溜溜、爱讽刺人的腔调：
“老说人家不积极，不进步，自己呢？没发展入党，不也照样情绪低落，跑到一边哭鼻子去了？”
我狠狠瞪了王滴一眼：“你看见班长哭鼻子了？”
这时“老肥”说：“别听他瞎说，班长到连部去了。”
王滴又讽刺“老肥”：“现在还忘不了巴结，你不是当上‘骨干’了吗？”
“老肥”红着脸说：“谁巴结班长了？”两人戗到一起，便要打架。
我忙把他们拉开，又气愤地指着王滴的鼻子：“你尽说落后话，还等着排长开你的生活会吗？”接着扔下他们不管，出去找李上进。
李上进在连部门口站着，神态愣愣的。连部有人出出进进，他也不管，只是站在那里发呆。我忙跑上去，把他拉回来，拉到厕所背后，说：
“班长，你怎么站在那里？影响多不好！”
这时李上进仍愣愣地，似傻了：“我去问指导员，名单念错没有，指导员说没念错。”接着伤心地“呜呜”哭起来。
我说：“班长，你不要哭，有人上厕所，让人听见。”
他不顾。仍“呜呜”地哭，还说：“指导员还批评我，说我入党动机不正确。可前几天……怎么现在又变了？”
我说：“班长，你不要太着急，也许再考验一段，就会发展的。”
他说：“考验考验，哪里是个头啊！难道要考验到复员不成？”
我说：“班长，别的先别说了，班里还等你开会呢！”
便把他拉了回来。可到班里一看，情况很不妙，指导员已经坐在那里，召集大家开会，见我们两个进来，皱着眉批评：“开会了，正副班长缺席！赶快召集大家谈谈对这次发展同志的意见吧。”
说完又看了李上进一眼，走了。
李上进坐下来，没精打采地说：“大家随便谈吧，让班副记录记录。”
接连几天，李上进像换了一个人，再也打不起精神。也不管班里的事情，也不组织大家做好事，军事训练也是让大家放羊。周末评比，我们的训练、内务全是倒数第一。我很着急，“老肥”和“元首”也很着急。惟独王滴有些幸灾乐祸，出出进进唱着“社会主义好”。我们都说王滴这人不好，心肝长得不正确，又委托我找班长谈一次心。
又是满天星星，又是沙丘后边，我对李上进说：“班长，咱俩关系不错，我才敢跟你说实话，咱可不能学王滴呀！你这次没入上。破碗破摔，不以后更没希望了？”
李上进明显瘦了一圈，说：“班副，你说的何尝不是？只是我想来想去，就是想不通，我不比别人表现差呀！”
我说：“这谁不知道，你烧了那么长时间的锅炉。”
他说：“烧锅炉不说，就是来到班里，咱哪项工作也没落到后边呀。”
我说：“是呀。”又说：“不过现在不能尽想伤心事，我劝你坚持到训练结束，看怎么样。”
他叹息一声：“我也知道这是唯一的道路，不然情绪这样闹下去，把三四年的工作都搭到里边了。”
我安慰他：“咱们还是相信组织。”
他点点头，又说：“班副，你不知道，我心里还有一个难受。”
我一愣，问：“还有什么难受？”
他叹一声：“都怪我性急。那天让你看了照片，我就给对象写了一封信，说我要加入组织，她马上写信表示祝贺。现在闹来闹去一场空，还怎么再给人家写信？”
我说：“这事是比较被动。不过事到如此，有什么办法？依我看，只好先不给她写信，横竖训练还有一个月，到时候解决了，再给她写。”
他点头：“也只好这样了。”
从此以后，李上进又重新打起精神，变消极为积极。班里的事情又开始张罗，号召大家做好事。班里的训练、内务又搞了上去。
一天，我正带着“老肥”“元首”掏猪粪，李上进喜孜孜地跑来，老远就喊：“班副，班副！”
我扔下鍬问：“什么事？”
“过来！”
我过去，他把我拉到猪圈后，神秘地说：“告诉你一个好消息。”
我问：“什么好消息？”
他说：“今天我跟副连长一块洗澡，澡塘里剩我们俩时，我给他搓背，他说，要经得起组织的考验，横竖也就是训练结束，早入晚入是一样。”
我也替他高兴，说：“这不就结了！我说组织也不会瞎了眼！副连长说得对，早入晚入，反正都是入呗，哪里差这一个月！”
他说：“是呀是呀，都怪我当时糊涂，差一点学王滴，破碗破摔！”说完，便兴冲冲地跳进猪圈，要帮我们起圈。
我和“老肥”“元首”拦他：“快完了，你不用沾手了。”
他说：“多一个人，不早点结束？”又说：“今天在这儿的，可都是‘骨干’，咱们商量商量，可得好好把班里的工作搞上去。”
于是几个人蹲在猪圈里，商量起班里的工作。
我们排长是个怪人，常做些与大家不同的事。比如睡觉，他爱白天睡，夜里折腾。白天明晃晃的，他能打呼噜大睡；夜里却翻来覆去睡不着。大家都是农村孩子，往常在家时，午休时要下地割草，没有白天睡觉的习惯；但排长睡午休，一屋的人都得陪着他躺在铺上不动。晚上，大家训练一天，累得不行，要睡了，这时排长却依然挺精神。床上睡不着，他便倚到铺盖卷上看书。他看书不用台灯，非点蜡烛，说这样有挑灯夜读的气氛。明晃晃的蜡烛头，照亮一屋。王滴说：
“多像俺奶夜里纺棉花。”
当然，排长也有不睡午觉的时候。那是他要利用午休时间写信，或者训人。他一写信，全班的人替他着急。因为一封信他要返工五六次：写一页，看一看，一皱眉头，撕巴撕巴扔了；又写一页，又一皱眉头，撕巴撕巴又扔了，……闹得情绪挺不好。他情绪不好，别人谁敢大声说话？再不就是训人，开生活会。上次开王滴的生活会，就是利用午休时间。所以，大家说，排长睡颠倒虽然不好，但不睡颠倒大家更倒霉。一到午休时间，大家都看排长是否上了铺板。一上铺板，大家都安心松了一口气。
柳树吐了嫩芽。戈壁滩上下了一场罕见的春雨。哩哩啦啦，下了一天。训练无法正常进行，连里宣布休息。大家说，阴天好睡觉，今天该好好休息了。于是到了午休时间，大家都打着哈欠，摊铺盖卷准备睡觉。这时排长急急忙忙进来：
“不要睡了，不要睡了，今天午休时间开会。”
大家心里“咯噔”一下，以为排长又要训人。可看他脸上，倒是喜孜孜的。大家闹不清什么名堂，都纷纷又穿起衣服，整理内务，围坐在一起，等待排长开会。
排长先给自己倒了一杯茶，“噗噗”吹两口，坐到一张椅子上，拿出一个笔记本翻着说：“刚才我到连部开了一个会，训练再有二十多天就要结束了，研究大家的分配问题，现在给大家吹吹风……”
大家的心“咯噔”一下，马上睡意全无，人圈向内聚了聚。连刚才还漫不经心的王滴，也瞪圆眼睛，竖起了两只耳朵。大家在新兵连训练三个月，马上面临分配问题，谁不关心自己的前途呢？
排长说：“大家也不要紧张。能分到哪个连队，关键看各自的表现。大家想不想分到一个好连队？”
大家异口同声地答：“想！”
排长说：“好，想就要有一个想的样子。现在训练马上进入实弹考核阶段，大家都要各人操心各人的事，拿出好成绩来！到时候别自己把自己闹被动了……”
又讲了一通话，问：“大家有没有信心？”
大家异口同声地答：“有！”
这时排长点了一支烟，眯着眼睛说：
“大家还可以谈谈，各人愿意干什么？”
大家都纷纷说开了，有愿意去连队的，有愿意去靶场的，有愿意去看管仓库的，排长问身边的“老肥”：
“你呢？”
“老肥”这时十分激动，脸憋得通红，答：“我愿意去给军长开小车！”
大家“哄”地笑了，说：“看你那样子，能给军长开小车！”
排长问：“你为什么愿意给军长开车？”
“老肥”答：“那天检阅，我看军长这人不错。”
排长拍了一下他的脑袋：“好好干吧，有希望。”
“老肥”乐得手舞足蹈。
开完会，大家摩拳擦掌，纷纷写起了决心书。
这时新兵连训练又开始紧张起来。投弹、射击，马上要实弹考核；夜里又练起紧急集合。这时大家都已成了老兵，本来吃不下这苦；但面临一个分配问题，大家都像入伍时一样认真。分配又是一个竞争，你分到一个好连队，我就分不到好连队，大家的关系又紧张起来，又开始面和心不和。本来投手榴弹、瞄靶，大家一起练练、看看，多好；但一到晚饭后，各人找各人的地方，悄悄练习。一直快到熄灯，才一个个回来，各人也不说自己练习的成绩。李上进把我、“老肥”、“元首”召集到一块开“骨干”会，说：
“还是号召大家互相帮助，不要立山头。一闹不团结，班里的工作就搞不上去。”
接着开了一个班务会，号召大家平山头，休息时间一起训练。当天晚饭后，李上进便集合大家，一块排队到训练场去。路上碰到副连长，问：
“这时候排队干什么？”
李上进说：“利用休息时间补课。”
副连长点点头说：“好，好。”
李上进很兴奋。
但到了训练场，大家仍是面和心不和，各人使劲甩自己的手榴弹，不给别人看成绩；惟独李上进跑来跑去，说某某投了多少米。
夜里紧急集合。这时连里又缩短了集合时间。过去是十分钟，现在缩短成五分钟。但大家到底是老兵了。竟能在规定时间利利索索出来。“元首”穿鞋也从不错脚。这时“老肥”出了问题。不知是白天训练太紧张，还是他夜里睡不好，一到紧急集合，他就惊慌。全连已经排好了队，他才慌慌张张跑出来，背包还不是按标准捆的，勒的是十字道。有一次把裤子又穿反了。班长找他谈话，说：
“李胜儿，咱们是‘骨干’，可不能拖班里的后腿，那同志们会怎么说？”
“老肥”含着泪说：“我难道想拖班里的后腿？只是心里一紧张，想快也快不起来。”
李上进说：“过去你不出来的挺快？”
“老肥”说：“过去是过去，现在也不知怎么了，浑身光没劲。”
王滴挨着“老肥”睡，背后对别人说：“‘老肥’这人准是犯病了，一到夜里就吹气，嘴里还吐白沫。”
我把这情况告诉了李上进。李上进问：
“过去他有什么病？”
我说：“没见他有什么病。”
后来又一次紧急集合，“老肥”更不像话，队伍已经出发抓特务，他还在屋里折腾。队伍跑一圈回来了，他出去找队伍没找到，一个人不知跑到哪里去了。
李上进说：“看样子他真有病。”
王滴说：“他犯的准是羊羔疯！你想，一听哨子响就吐白沫，浑身不会动，不是羊羔疯是什么？”
李上进把我拉到一边说：“班副，要真是羊羔讽还麻烦了。领导知道了，非把他退回去不可！部队不收羊羔疯。我们那批兵，就退回去一个。”
我看看四周说：“班长，不管是不是羊羔疯，咱们得替他保密。你想，当了两个月兵，又把他退了回去，让他怎么见人？”
李上进摸着下巴思摸。
“再说，他这羊羔疯看来不严重，到部队两个月，怎么不见犯？现在偶尔犯一次，看来是间歇性的。横竖再有二十多天就结束了，我们替他遮掩遮掩。”
李上进思摸一阵说：“只好这么办。以后再紧急集合，你帮他一把。”
我点点头。
“老肥”这时满头大汗从黑暗中跑回来，衣裳、被子都湿漉漉的。李上进说：
“回来了？”
王滴说：“你还是独立行动！”
“老肥”还在那里喘气，顾不上搭言。
第二天上午，我找“老肥”谈话。问：
“‘老肥’，你是不是有羊羔疯？”
他说：“班副，咱俩一个村长大的，你还不知道，我哪里有羊羔疯？”
我说：“我记得你爹可犯过这病！”
他低下头不说话。
我说：“一犯羊羔疯，部队可是要退回去的。”
这时他哭了，说：“班副，我可不是有意的。我心里可想努力工作。”
我说：“你不用着急。”又四下看一下人，把李上进的话给他说了一遍，让他自己也注意一下，争取少犯或不犯；紧急集合我帮他。
他感激地望着我：“班副，你和班长都是好人，我忘不了你们。万一我给军长开上小车……”
我说：“开小车不开小车，人不能有坏心。”
他连连点头。
我又深入到班里每一个战士，告诉他们不能有坏心，要替“老肥”保密。每到紧急集合，我只让“老肥”穿衣服，我帮他打背包，夹在我们中间一起出去，倒也显不出来。
十来天过去，没出什么事。大家平安。我和李上进松了一口气。“老肥”心里感激大家，把劲头都用到了工作上，休息时间一遍又一遍扫地，还替大家打洗脸水，挤牙膏，累得一头的汗。我看他那可怜样，说：
“‘老肥’，你歇歇吧。”
他做出浑身是劲的样子：“我不累。”
本来以为事情就这样平安地过去了，没想到班里出了奸贼：“老肥”犯羊羔疯的事，有人告到了连里。连里责成排长查问。排长午休时没睡，先独自趴桌上写了一回信，撕了几张纸，又把我和李上进叫到乒乓球室，问：
“李胜儿犯羊羔疯，你们知道不知道？”
我和李上进对看一眼，知道坏了事。但含含糊糊地说：“这事儿倒没听说。”
排长“啪”地将写好的信摔到球案上：“还没听说，都有人告到连里了！”
我急忙问：“谁告的？”
排长瞪我一眼：“你还想去查问检举者吗？”
我低下眼睛，不敢再吭声。
排长说：“好哇好哇，我以为班里的工作搞得挺不错，原来藏了个羊羔疯！连我都跟着吃挂落！你们说，为什么不早报告？”
李上进鼓起勇气说：“排长，真没见他犯过。”
我说：“我和他一个村。”
排长说：“你们还嘴硬，有没有病，明天到医院一检查就知道，到时候再跟你们算帐！”
我和李上进挨了一顿训，出来，悄悄问：“是谁这么缺德，跑到连里出卖同志？”嘴上不说，都猜十有八九是王滴。王滴跟“老肥”本来就不对付，“老肥”又曾顶掉他的“骨干”，他会不记仇？再说，王滴是班里的落后分子，平时唯恐天下不乱，这放着现成的事，他能不吹灰拨火？这奸细不是他是谁？回到班里，又见王滴在那里又笑又唱，越看越像他。我和李上进都很气愤，说：“遇着事儿再说！”可他向连里反映情况，是积极表现，一时也不好把他怎么样。只是苦了低矮黄瘦的“老肥”，在那里愁眉苦脸坐着，等待明天的命运判决。
第二天一早，“老肥”就被一辆三轮摩托拉到野战医院去了，到了晚上才回来。他一下摩托，看到他那苦瓜似的脸，就知道班里的“骨干”、想给军长开小车的“老肥”，要给退回去了！
“老肥”从车上下来，立即哭了。拉着我的手说：“班副，咱俩可是一个村的！”又说：“不知谁揭发了我。来时大家都兄弟似的，怎么一到部队，都成仇人啦？”
我心里也不好受，说：“老肥。”
“老肥”说：“这让我回去怎么见人？”
王滴在旁边说：“这有什么不好见人的？在这也无非是甩甩手榴弹！”说完，甩屁股走了。
我们大家都气得发抖。背后告密，当面又说这风凉话，我指着他的背影说：“好，王滴，好，王滴！”
这时“元首”上前拉住“老肥”的手，安慰说：“‘老肥’，心里也别太难受。咱们都是‘骨干’，原来想一块把班里工作搞好，谁想出了这事！”说着，自己也哭了。
入夜，大家坐在一起，围着“老肥”说话，算是为他送行。卸了领章、帽徽的“老肥”，脸上痴呆呆的。李上进说：“李胜儿同志虽然在部队时间不长，但工作大家都看见了，还当着‘骨干’……”
我说：“李胜儿同志品质也好，光明正大，不像有的人，爱背地琢磨人。”看了王滴一眼。王滴躺在自己的铺板上，瞪着眼不说话。
“老肥”说：“我明天就要走了，如果以前有不合适的地方，大家得原谅我。”
这时有几个战士哭了。
排长从屋外走进来，也坐下参加我们的送行会。他从腰里摸出一包“大前门”烟，破例递给“老肥”一支，吸着说：“李胜儿，别怨我，连里要这么做，我也是没办法。”说着，又递给“老肥”一双胶鞋：“回家穿吧。”
“老肥”抱着胶鞋，哭了：“排长，我不该尿你一裤……”
第二天一早，“老肥”乘着连里炊事班拉猪肉的车走了。临上车问：“班副，你给家捎什么不捎？”
我说：“不捎什么。回去以后，如果村里不好呆，就跟我爹去学泥瓦匠吧。我给我爹写一封信。”
他点点头，一包眼泪，蹬着车轱辘爬上了汽车。
汽车马上就开了。
再也看不到汽车和“老肥”，大家才向回走。回到班里，又要集合去训练场练投手榴弹。这时大家都没情没绪的。我看着班里每一个人都不顺眼，觉得这些人都品质恶劣。十七八岁的人，大家都睡打麦场，怎么一踏上社会，都变坏了？
但集合队伍的军号，已经吹响了。
“老肥”走后的第二天，实弹考核开始了，实弹考核以后，就要分配工作。实弹考核的成绩，是分配工作的一个重要参考。大家都很紧张。实弹考核是先投手榴弹，后打枪。
投手榴弹之前，我找王滴谈话，告诉他班长说了，因为他投弹没达到三十米，没有投实弹的资格。接着狠狠批评了他一顿，也是替“老肥”报仇的意思。
“排长和班长都说了，你这人平时爱偷懒，不好好练习，现在拖了全班和全排的后腿，你说该怎么办吧！”
王滴急得浑身是汗：“我怎么没投弹的资格，我怎么没投实弹的资格？你怎么知道我会不及格？”
我说：“假弹还投不及格，真弹就投及格了？真弹会爆炸，炸死你谁负责？”
王滴说：“假弹没压力，真弹有压力，说不定一投就投过了。”
我说：“一投就投过了？你两投也投不过。我和班长商量，你手榴弹投不投，先给班里写份检查，检查一下自己的思想动机，为什么不好好练投弹？往深里挖一挖！”
王滴一下把胳膊肘捋了出来：“我怎么不努力，看这胳膊练的！”又带着哭腔说：“班副，你们这不是存心整人吗？”
我正色道：“什么叫整人？你这思想又不对了！你自己工作不努力，让你反省，是对你的爱护，怎么叫整人！难道你投弹不及格，还得大张旗鼓表扬你么？”
王滴这时哭了，哭得挺熊，一把鼻涕一把泪：“班副，对我有什么意见，可以当面给我提，用不着这么背地给我穿小鞋。当初咱可是一个闷子车拉过来的！班副，我不就说话随便点，可没犯过大原则！”
我说：“你犯不犯原则，我不知道。排长和班长让我找你，我就找你，别的我也不敢多说，省得叫人到连部去汇报，说不定把我也退回去！”
王滴这时不哭了，半天看我，忽然从地上跳起来，又像蛤蟆一样伏到我脸前：“你这话什么意思？你是不是怀疑，‘老肥’退回去和我有关系？”
我说：“我可没说和你有关系。再说，向连里报告情况，也是积极表现。”
他猛地从地上跳起来，涨红着脸，指着我说：“好，好，你们竟怀疑上我！你们怀疑吧，你们怀疑吧！班副，我算和你白认识了！既然这样，你让我投弹，我还不一定投呢！”说完，一溜烟跑了。
我怔在那里。回到宿舍，把情况向李上进汇报，说：“班长，说不定向连里汇报不是他？”
李上进摸着下巴说：“不是他，可又是谁呢？班里就这么几个人，掰指头算一算，也找不出别人。”
我掰指头算了算，是找不出别人。
李上进拍一下巴掌说：“这事就这样决定了，别听他贼喊捉贼，这人品质一贯不好，汇报必是他无疑！”
这事就这样决定了。这时李上进又说：“班副，还有个事得商量商量。”
我说：“什么事？”
他说：“据你看，临到训练结束，组织上能发展我吗？”
事情的头绪可真多。我叹了一口气，说：“班长，这事你不用再操心了，那天你给副连长搓背时，他不说的挺明确？”
他点点头，又说：“我就怕‘老肥’的问题一出现，对我有影响。”
我说：“‘老肥’的问题是‘老肥’，再说已经把人家退回去了，怎么还会影响别人？”
他点点头，又说：“现在关键是看我了，得想法把班里的工作搞上去。”说到这里，一下从铺板上跃起，“班副，我看还是让王滴投实弹吧。”
我吃了一惊，问：“你不是决定不让他投吗？”
李上进说：“要不让他投，他无非得个零分；可他一得零分，班里的工作也受影响啊！班里出了个零蛋，连里不追查吗？”
我明白了他的意思，说：“他投不过三十米，出了危险怎么办？”
李上进说：“实弹比教练弹轻几两，要万一投过呢？”
我说：“那就让他试试？”
李上进说：“还是试试吧，轮到他投弹时，让别的战士撤下来。”
我又去找王滴，告诉他可以投实弹。但宿舍内外，横竖找不见他。我猜想他又犯思想问题，躲到什么地方哭去了。我信步走到训练场的沙丘后寻找，也不见他。我心想：批评他两句就闹情绪，还跑得到处找不见，真不像话。接着就往回走。这时我忽然发现，远处的旷野上，有一黑默默的影子，在那里跑。借着月牙的光亮打量，身影有些像王滴。我过去，叫了一声“王滴”，那身影也不答。但我看清，确是王滴：原来正一个人跑来跑去，在练手榴弹。我忽然有些感动，说：“王滴，别练了，深更半夜的。”
王滴不答，仍在那里投。
我上前拉住他，说：“王滴，别练了，班长说了，让你投实弹。”
这时我发现，王滴浑身湿漉漉的，胳膊肿得像发面窝窝。他赌气似的，甩开我的胳膊，仍投。弹投完，忽然伏到地上哭，哭得挺伤心：
“班副，要知道这样，我就不当兵了。”
我心里也不好受，说：“王滴，班里并没有存心整你。”
投实弹了。靶场背靠一个山坡。把弦套在小拇指上，顺山坡跑几步，“呼”地一下投出去，弦还在小拇指上，山间便“咣”地一声响了。这时要赶紧卧倒，不然弹片飞到身上不是玩的。成绩测定的办法是：三十米算及格，三十五米算良好，一过四十米，就算优秀了。
第一个投弹者是李上进。他是老兵，只是作示范，不计成绩。李上进不负重望，一投投了好远。响过以后，大家都鼓掌拍巴掌。李上进甩着胳膊说：
“好久不练这个了。过去我当新兵时，一投投了五十米。”
这时“元首”上前一步说：“我争取向班长学习，一投也投五十米！”
第二个投弹者是我，一投投了三十八米。大家挺遗憾，“再稍使一点劲儿，就优秀了。”
李上进说：“不碍不碍，大家只要赶上班副，就算不错了！”因为连里评定班集体成绩的标准是：只要大家全是良好，集体成绩就是优秀。大家说：
“不就是三十五米吗？投着看吧。”
接着又投了两个战士，一个良好，一个优秀，大家又鼓掌。
下一个轮到王滴。李上进问：
“王滴，你紧张吗？紧张就歇会儿再投。”
王滴没答话，立时就把手榴弹的保险盖拧掉了，把弦线往手指头上套。吓得李上进忙往后退：
“王滴，马虎不得！”
王滴仍没答话，向前跑着就扔，唬得众人忙伏到地上，纷纷说：“娘啊，他是不要命了！”
听得“咣”地一声。大家爬起身，见王滴也趴在前面地上。大家悄悄问：“王滴，没事吧？”
王滴没答话，只是从地上爬起来去拿米尺。用米尺一量，乖乖，三十六米。大家都很高兴。李上进上去打了王滴一拳：
“王滴，有你的！没想到你适合投实弹！”
王滴脸上也没露喜色，只是说：
“就这，还差点不让投呢！”
说完，掉屁股走了。
李上进还沉浸在喜悦之中，连连告诉我：“我就担心王滴，没想到他投了个良好！这下班里肯定是优秀了！”
接下去又投了几个战士，都是“良好”以上，李上进高兴得手舞足蹈，掏出一包烟，请大家抽。最后只剩下“元首”。“元首”在训练中是投得最远的，大家都盼他投出个特等成绩。“元首”也胸有成竹，连连咳嗽两声说：“争取五十米开外吧！”
吸完李上进的烟，“元首”上阵了。大家都要看他的表演，纷纷从掩体中探出头。“元首”不慌不忙地拧开手榴弹，将弦线掏出来，这时突然问：
“班长，是把绳套在大拇指头上吗？”
李上进在掩体中答：“是套在小拇指头上。”
“元首”这时出现了慌乱：“怎么我的弦比别人的短，不会炸着我吧？”
李上进说：“你投吧，弹是一样的。”
大家纷纷笑了：“原来‘元首’是投得了假的投不了真的。”
在大家的笑声中，“元首”向前跑去。跑了几步，胳膊一投，同时听见他叫：
“不好，我的弦太短，听见了‘咝咝’声！”
同时见他胳膊一软，但弹也出去了。不好！手榴弹没投远，只投了十几米，眼看在“元首”面前冒烟。“元首”也傻了，看着那手榴弹冒烟。李上进“呼”从掩体中窜出，边叫：“你给我卧倒！”边一下扑到“元首”身上，两人倒在地上。在这同时，手榴弹“咣”地一声响了。响过以后，全班人纷纷上去，喊：“班长，‘元首’，炸着没有哇？”
这时李上进从地上滚起来，边向外吐土，边瞪“元首”：
“你想让炸死你呀？”
“元首”从地上坐起来，傻了，愣愣地看着前边自己手榴弹炸的坑。看了半天，哭了：
“班长，我的弦比别人短！”
李上进说：“胡说八道，军工厂专门给你制造个短的吗？”
成绩测定，“元首”投了十五米。
大家纷纷叹息，说白可惜了平日功夫。“元首”滚到地上不起来，“呜呜”地哭：
“班长，我可不是故意的！平时训练你都看到了。”
李上进这时垂头丧气，连连挥手：“算了，算了，你别说了。谁知道你连王滴都不如，一来真的就慌。”
“元首”听到这话，更是大哭。
实弹投掷就这样以不愉快的结尾结束了。大家排着队向营房走，谁都不说话，显得没情没绪。回到宿舍，倒见王滴喜孜孜的，哼着小曲，提杆大枪往外走，说要去练习瞄准，准备下边的实弹射击。
这一夜里，“元首”明显一夜没睡。第二天一早，戴着两只黑眼圈，在厕所门口堵住我：
“班副，不会因为投手榴弹取消我的‘骨干’吧？”
我安慰他：“‘元首’，别想那么多，赶紧准备下边的射击吧，不会撤销你的‘骨干’。”
他点点头：“可会不会影响我的分配呢？”
这我就答不上来了。说：“这我不知道，不敢胡说。”
“元首”一包眼泪：“班副，我对不起你和班长，身为‘骨干’，投弹投了十五米！”
我又安慰他：“‘元首’，千万不要思想负担过重。如果影响了下边的射击，不就更不好了？”
他点点头，又抹了一把眼泪，果断地说：“班副，你看着吧，我原守不是一般的软蛋，哪里跌倒我哪里爬起！”
我说：“这就对了，我相信你‘元首’。”
瞄准练习中，“元首”很刻苦，一趴一晌不休息。别人休息，他仍在那里趴着，托枪练习。
射击开始了。射击分二百米、一百五十米、一百米，分别是趴着打、跪着打和立着打；六十环算及格，七十环算良好，八十环以上优秀。李上进作了示范以后，先上来三个战士。不错，都打了七十多环。就是一个战士拉枪栓时给卡了手，在那里流血。李上进一边用手巾给他包扎，一边说：
“打的不错，打的不错，回去好好休息。”
又上来三个，其中有王滴。打下来，除了一个战士是及格，王滴和另一个是良好。王滴小子傻福气，刚刚七十环，其中一环还是擦边儿的。李上进虽然遗憾有一个及格，但鉴于上次手榴弹的教训，说：
“及格也不错，及格总比不及格强！”
这时王滴倒挎着大枪，从口袋摸出一包香烟，叼出一支，也不让人，自己大口大口吸起来。吸了半天，突然蹲到地上小声“呜呜”哭起来。大家吓了一跳。
我说：“行了王滴。”
李上进说：“不要哭，王滴，知道你打的不错。”
又上来三个战士，其中有“元首”。我和李上进都有些担心。我说：
“‘元首’，不要慌，枪机扳慢一点。”
李上进拿出大将风度：“‘元首’打吧。打好了是你的，打坏了是我的！”
“元首”点点头，对我们露出感激。但他嘴唇有些哆嗦，手也不住地抖动。我和李上进说：
“不要慌，停几分钟再打。”
这时在远处监靶的排长发了火：
“怎么还不打？在那里暖小鸡吗？”
三个人只好趴下，射击。射完，大家欢呼起来。“元首”打的不错，两个九环，一个十环。我和李上进都很激动：
“对，‘元首’，就这么打！”
“元首”嘴唇绷着，一脸严肃，也不答话。爬起来，提枪向前移了五十米，蹲着打。好，打的又不错，一个八环，一个七环，一个十环。我们又欢呼，拥着“元首”移到一百米。这时“元首”浑身是汗，突然说：“班长，眼有些发花。”
李上进说：“只剩三枪了，不要发花。”
“元首”又说：“班长，靶纸上那么多窟窿，我要打重了怎么办？”
李上进说：“放心打吧‘元首’，再是神枪手，也从没打重的。”
“元首”又说：“我觉得我这靶有点歪。准是打了六枪，打歪了。”
李上进有些不耐烦：“你怎么又犯了手榴弹毛病？”
这时排长举着小旗跑过来，批评“元首”：“怎么就你的屎尿多？我的手都举酸了！”
“元首”和其他两个战士又举起了枪。“啪”、“啪”、“啪”三枪过后，老天，“元首”竟有两枪“啁”“啁”地脱了靶。另有一枪中了，仅仅六环。李上进傻了，我也傻了。傻过来以后，李上进赶紧蹲到地上用树枝计算分数。三个姿势加在一起，刚刚五十九环，只差一环不够及格。李上进也不提“打坏了算我的”了，责备“元首”：“你哪怕再多打一环呢！”
“元首”也傻了，傻了半天，突然愣愣地说：
“我说眼有些发花，你不信。可不是发花！”
排长在一边不耐烦：“行了行了，早就知道你上不得台盘。扔手榴弹也是眼睛发花？”
“元首”咧咧嘴，想哭。排长狠狠瞪了他一眼，把他的哭憋回去了。只是喉咙一抽一抽的，提着枪，看前边那靶。
实弹考核结束了。班里形势不太好。由于“元首”手榴弹、打枪都不及格，班里总成绩也跟着不及格。李上进唉声叹气地，一个劲儿地说：
“完了，完了。”
我说：“咱们内务、队列还可以。”
李上进说：“只看其他班怎么样吧。”
又停了两天，连里全部考核完了。幸好，还有三个班也出现不及格。我和李上进都松了一口气。但算来算去，自己总是落后中的，心里顺畅不过来。
班里形势又发生一些变化。“元首”两次不及格，“骨干”的地位发生一些动摇。和过去看王滴一样，大家看他也不算一个人物了。他自己也垂头丧气的，出出进进，灰得像只小老鼠。虽然写了一份决心书，决心哪里跌倒哪里爬起，但新兵连再有十几天就要结束了，还能爬到哪里去呢？王滴投弹、射击都搞得不错，又开始扬眉吐气起来，出出进进哼着小曲，说话又酸溜溜的，爱讽刺人。有时口气之大，连我和李上进都不放在眼里。我和李上进有些看不上这张狂样子，在一起商量：
“他虽然实弹考核搞得好，但品质总归恶劣！”
按说在这种情况下，“骨干”应该调整，把“元首”撤下来，让王滴当。但我和李上进找到排长：
“排长，再有十几天就结束了，‘骨干’就不要调整了吧？再说，王滴这人太看不起人，一当上‘骨干’，又要犯小资产阶级毛病。上次他给连长送笔记本，让群众有舆论，后来也常给排里工作抹黑……”
排长正趴在桌子上写信，写好一张看看，皱皱眉头，揉巴揉巴，撕撕，扔了。这时把脸扭向我们：
“什么什么？你们说什么？”
我们又把话重复了一遍。
他皱着眉头思考一下，挥挥手说：“就这样吧。”
这样，班里的“骨干”就没有进行调整。“元首”观察几天，见自己的“骨干”没被撤掉，又重新鼓起了精神，整天跑里跑外，扫地、打洗脸水、掏厕所、挖猪圈，十分卖力气；王滴观察几天，见自己的地位并没有升上去，气焰有些收敛。
连里分配工作开始了。大家都紧张起来，整日提着心，不知会把自己弄到什么地方去。但提心也是白提心。直到一天上午，连队在操场集合，开始宣布分配名单。大家排队站在那里，心“怦怦”乱跳，一个个翘着脖子，等待命运的判决。念名单之前，指导员先讲了一番话，接着念名单。名单念完，整个队伍“嗡嗡”地；但随着指导员抬起眼睛，皱起眉头盯了队伍一眼，队伍马上安静下来。
由于我们班实弹考核不及格，所以分得极差。有几个去烧锅炉的，有几个去看库房站岗的，还有几个分到战斗连队的。全班数王滴分得好，到军部当公务员。虽然当公务员无非是打水扫地，但那毕竟是军部啊！——“老肥”没有实现的愿望，竟让王滴给实现了。我们都有些忿忿不平，王滴虽然实弹考核成绩好，但他平时可是表现差的。散队以后，就有人找排长，问为什么王滴分得那么好，我们分得那么差？排长说：
“他够条件，你们不够条件。”
“为什么他够我们不够？”
“军部要一米七五的个子，咱们排，还就他够格！”
大家张张嘴，不再说什么。人生命运的变化，真是难以预测啊！
“元首”是导致全班分配的罪魁祸首。“元首”虽然整日努力工作，但大家还是难以原谅他。他自己也是全连分得最差的：到生产地去种菜。名单一宣布，“元首”当场就想抽泣。但他有苦无处诉，只好默默咽了。回到宿舍，全班就数王滴高兴，一边整理自己的行囊，一边又在那里指手画脚，告诉“元首”：
“其实种菜也不错，可以‘近水楼台先得月’！”
“元首”抬眼看王滴一眼，也不说话。我虽然分得不错，到教导队去受训，但全班这么多人分得不好，心里也不好受；现在看王滴那张狂样子，便有些看不上，戗了他一句：
“你到军部，也可以‘近水楼台先得月’，经常见军长，可以汇报个什么！”
王滴立即脸涨得通红，“你……”，用手指着我，两眼憋出泪，说不出话。
晚上连里放电影，大家排队去看。“元首”坐在铺头，不去排队。我说：“‘元首’，看电影了。”
“元首”看我一眼，如痴如傻，半天才说：“班副，我请个假。”说完，抽被子蒙到身上，躺到那里。
李上进把我拉出去说：“班副，注意‘元首’闹情绪，你不要看电影了，陪他谈谈心。”
队伍走后，我把“元首”从铺上拉起来，一块到戈壁滩上谈心。
已经是春天了。迎面吹来的风，已无寒意。难得见到的戈壁滩上的几粒小草，已经在挣扎着往上抽芽。
“元首”没情没绪，我也一时找不到话题，只是说：“‘元首’，人生的路长得很，不要因为一次两次挫折，就磨掉自己的意志。”
“元首”叹了一口气，说：“班副，我不担心别的，只是名声不太好听，应名当了兵，谁知在部队种菜。”
我说：“你不要听王滴胡说，他虽然分得好，但也无非是提水扫地，没啥了不起。再说，他这人品质不好，爱背后汇报人，说不定时间一长，就被人识破了。”
“元首”抬起眼睛看我，不说话。
我又安慰他：“你虽然分得差，但比起咱们的‘老肥’，也算不错了，他竟让给退了回去。提起‘老肥’，谁不恨王滴？”
这时“元首”突然拦腰抱住我，吓了我一跳，他带着哭腔说：
“班副，我给你说一句话，你不要恨我！”
“什么话？”
“汇报‘老肥’的不是王滴！”
我心里疑惑，问：“不是王滴是谁？”
“元首”愣愣地说：“是我！”
“啊？”我大吃一惊，一下从“元首”胳膊圈中跳出，愣愣地看他，“你？怎么会是你？你为什么汇报他？”
这时“元首”哭了，“呜呜”地哭：“当时‘老肥’一心一意想给军长开小车，我听他一说，也觉得这活儿不错，也想去给军长开小车。当时班里就我们俩是‘骨干’，我想如果他去不了，就一定是我。为了少个竞争对象，我就汇报了他……”
“啊？”我愣愣地看“元首”。
“元首”哭着说：“没想到现在得了报应，又让我去种菜。班副，我这几个月的‘骨干’是白当了！”
“你，你，”我用手指着他，“你这人太卑鄙了！”
“元首”开始蹲在地上大哭。
哭后，我们两个谁都不再说话。
远处营房有了熙攘的人声。电影散了。我说：
“咱们回去吧。”
这时“元首”胆怯地说：“班副，你可不要告诉别人，我是信得过你，才给你说。”
我瞪了他一眼：“如果你能去给军长开小车，你就谁都不告诉了？”
“元首”又呜呜地哭，说：“要不我这心里特别难受……”
我说：“你难受会儿吧，省得以后再汇报人。这么说，我们还真错怪王滴了！王滴这人原来真不错！”说完，扔下他一个人走了。
“元首”在黑暗中绝望地喊：“班副……”
再有五六天新兵连就要结束了。又是一个星期天，大家一块到大点去买东西。大点是部队一个集镇，有几个服务社，一个饭馆，几棵柳树。周围却仍是一望无际的戈壁。大家在那里买了许多笔记本，相互赠送，算是集结三个月的纪念。笔记本的扉页上，写上各自要说的话。各自的话，其实都差不多。“愿我们的友谊万古长青”，“祝进步”，“与×××共勉”等等。班里的人相互送遍了。“元首”这两天情绪低落，出来进去低着头，可能背地哭过，两只眼看上去像两只熟透的大桃。但他送笔记本并不落后，买了一大叠，每人送了一本。送我的笔记本上歪歪扭扭写道：“人生的道路不是长安街，与班副共勉”。我看了这话，明白他的意思。从大点回来，与他并排走。走了半天，他突然说：
“班副，我马上要去种菜了。”
我忽然有些难受，说：“‘元首’，到那来封信。”
他长出一口气，又说：“班副，我还得求你个事。”
我说：“什么事？你说吧。”
他说：“那件事，就不要扩大范围了。要传出去，我就没法活了。”
我点点头，看他，说：“放心。”
停了一停，他又说：“我不准备送本给王滴。”
我说：“送谁不送谁，是你的自由。再说，他不也不送本给人吗？”
王滴从大点回来，手是空的。他没买一个笔记本，只是口袋里装了半斤奶糖，在那里一个一个往嘴里扔，嚼吃。大家说，王滴这人可真怪，原来不该“共勉”的时候，他与连长“共勉”；现在该“共勉”了，他又一个也不“共勉”。大概是分到了军部，看不上大家了。没想到王滴听到这话，一口痰连糖吐出来，说：“‘共勉’个屎！三个月下来，一个个跟仇人似的，还‘共勉’！”
说完，撒丫子向前跑了。
大家一怔，都好长时间不再说话。
晚上，大家开始在宿舍打点行装。该洗唰的开始洗涮。这时李上进出出进进，情绪有些急躁，抓耳挠腮。我知道他又为入党的事。现在新兵连马上要结束了，他还没有一点消息。等到宿舍没人，他来回走动几圈，突然拉着我的手说：
“班副，你看看，眼看就要结束了，怎么还没有一点消息？”
我说：“是呀，该啦！怎么还没有消息？”
他说：“副连长不会骗我吧？”
我想了想说：“身为副连长，说话肯定会负责任的。”
他叹了一口气：“这可让人心焦死了。”
第二天上午，我领人出去打扫环境卫生。扫完，回宿舍，见李上进一人在铺上躺着，两眼瞪着天花板，也不说话。我知道他又为没消息犯愁，便说：
“班长，该准备吃饭了。”
没想到他猛地蹿起来，拉着我的手，咧开黑红的大嘴笑，叫道：“班副，有了，有了！”
我问：“什么有了？”
他说：“那事！”
我明白了他的意思，也为他高兴，说：“让你填表了？”
他不以为然地看我一眼：“你可真是，这点知识都不懂，那也得组织先找谈话呀！刚才连部通讯员通知我，说午饭后指导员找我谈话。你想，不就是这事么？要是不让入，还会找你谈话？”
我说：“可不！”
他又拉我到门后，翻开巴掌，说：
“你再看看，你再看看，看看怎么样！”
手掌中又露出他对象的照片。
我只好又看了看胖姑娘，说：“不错呀班长。”
他长出一口气，又“砰”地打了我一拳，说：“一个月没给她写信了。”
我说：“现在你就大胆放心写吧！”
他说：“晚上再写，晚上再写。”
中午，李上进饭吃得飞快。吃完，抹了一把嘴，又对着小圆镜正了正军装，对我不好意思地一笑，一溜小跑到连部去了。去了有二十分钟，我们正在午休，他蹑手蹑脚回来了。我欠起身问：
“这么快班长？”
他摇摇手，不说话，爬到自己铺位上，不再动弹。我以为事情已经谈妥了，他在高兴之中，在聚精会神构思晚上如何给对象写信，没想到突然从他铺位上传来“呜呜”的哭声。把我们一屋吓了一跳。
我急忙到他铺位上摇他：“你怎么了班长？”
他开始嚎啕大哭。
一班人都聚集到他身旁，说：“你怎么了班长？”
李上进也不顾影响，也不顾人多，大声喊：“我X指导员他妈！”
我们吓了一跳，问：“到底是怎么了？”
李上进边哭边说：“班副，你说这像话吗？”
我说：“怎么不像话？”
“副连长明明说好的，让我入党，可指导员找我谈话，不让我入了……”
我吃了一惊：“他说不让入了？”
“说不让入还不算，还通知我下一批复员。你说，这样光着身子，让我怎么回家！”
我倒抽一口冷气：“哎呀，这可没想到。”
他又放声嚎哭起来。
连里集合号响了，班里人都提枪出去集合，宿舍里就剩我们俩。这时李上进也不哭了，蹲在铺头不动。我陪在一旁叹气。他埋着头问：
“班副，你说，我来到班里表现怎么样？”
我说：“不错呀。”
“跟同志们团结怎么样？”
“不错呀。”
“说没说过出格的话。办没办过出格的事？”
“没有呀！”
“班里工作搞得怎么样？”
“除了投弹射击，别的不比人差！”
“那指导员怎么这么处理我？”
我摇摇头：“真猜不透。”
他咬咬牙说：“指导员必定跟我有仇！”接着站起来，开始在地上来回转。转了半天，开始两眼发直。
我劝他：“班长，你想开些。”
李上进不说话，只在那里转。突然蹲到地上，双乎抱头，“这样光身子，我是宁死不回家。”接着又站起，对着窗户喊：“我X指导员他妈！”
我急忙把他从窗户口拉回来：“让人听见！”
他狠狠瞪了我一眼：“听见又怎么样？反正我不想活了！”
到了晚上，李上进情绪才平静下来。到了吹熄灯号，大家围着劝他，他反倒劝大家：
“都赶紧睡吧。”
大家都为他心里不好受，默默散去睡了。连王滴也露出一脸的同情，叹口气去睡。脱了裤子，又爬到李上进的铺头，说：
“班长，我这还有一把糖，你吃吧。”
把一把他吃剩的奶糖，塞到李上进手里。
熄了灯。大家再没有话。都默默盯着天花板，睡不着。这是当兵以来让人最难受的一夜。连“老肥”退回去那天晚上，也没有这么难受。不时有人出去解手，都是蹑手蹑脚的。翻来覆去到下半夜，大家才朦胧入睡。这时外边“砰”地响了一枪，把大家惊醒。夜里头，枪声清脆嘹亮。大家被吓了一跳。爬起来纷纷乱问：
“怎么回事，怎么回事？”
接着外边响起“嘟嘟”的紧急集合哨子。大家顾不上穿衣服，一窝蜂拥了出来，问：
“怎么回事，怎么回事？”
这时有人说是有了特务，有人说是哨兵走了火。正一团混乱，连长提着手枪喘喘跑来，让大家安静，说是有人向指导员打黑枪。大家“嗡”地一声炸了窝。我心里“咯噔”一下。这时副连长又提着枪跑过来，说指导员看见了，那身影像李上进；又说指导员伤势不重，只伤了胳膊；又说让大家赶紧集合，实枪荷弹去抓李上进，防止他叛逃。我们这里离国境线只几百公里。
大家又“嗡”地炸了窝。赶紧站队，上子弹，兵分几路，跑着去捉李上进。因李上进是我们班的，大家都看我们。我们班的人都低着头。我也跟在队伍中跑，心里乱如麻。看到排长也提着枪在前边喘喘地跑，便凑上去问：
“这是怎么回事呀，排长？”
排长抹一把汗，摇头叹息道：“这都是经受不住考验呀，没想到，他开枪叛逃了！”
我说：“这肯定跟入党有关系！”
排长叹息：“他哪里知道，其实支部已经研究了，马上发展他。”
我急着问：“那为什么找他谈话，说让他复员？”
排长又摇头：“这还不是对他的考验？上次没有发展他，指导员说他神色不对，就想出这么个点子。没想到一考验就考验出来了！”
我脑袋“嗡”地响了一下。
排长说：“他就没想一想，这明显是考验，新兵连哪里有权复员人呢？”
我脑袋又“嗡”地响了一下。心里边流泪边喊：
“班长，你太亏了！”
队伍跑了有十公里，开始拉散兵线。副连长用脚步量着，十米一个，持枪卧倒，趴在冰凉的地上潜伏，等待捉拿李上进。副指导员又宣布纪律，不准说话，不准咳嗽，尽量捉活的，但如果他真要不听警告，或持枪顽抗，就开枪消灭他。接着散兵线上响起“哗啦”“哗啦”推子弹上膛的声音。
我左边的战士把子弹推上了膛。
我右边的战士也把子弹推上了膛。
我也把子弹推上了膛。
但我心里祷告：“班长，你就是逃，也千万别朝这个方向逃，这里有散兵线。”
东方渐渐露出了鱼肚白。散兵线上一个个哨位，已经看的清清楚楚。李上进没有来。副连长把大家集合在一起，回营房吃饭。吃了饭，又让大家到各处去搜。我们班的任务，是搜查戈壁滩上的一棵棵骆驼刺草丘。我领着大伙搜。我没有话，大伙也没有话，连王滴都没有话，只是说：
“不管搜出搜不出，都是一个悲剧。”
我瞪了他一眼，不再说话。
这样搜了一天，没有搜出李上进。
夜里又撒散兵线。
三天过去了。李上进还没捉拿到。
这时军里都知道了。发出命令：再用三天时间，务必捉到叛逃者，不然追查团里营里连里的责任。团里营里连里都吓傻了。指导员托着受伤的胳膊，也加入了搜查的行列。
又一天过去了。没有搜到。
夜里连部灯火通明。
最后一天，李上进捉到了。不过不是搜到的，是他自己举手投降的。原来他藏匿的地点并不远，就在河边的一个草堆里。他从草堆里钻出，向人们举手投降。叛逃者被捉住了，大家都松了一口气，也来了劲头。李上进已变得面黄肌瘦，浑身草秸，军服被扯得一条一条的。领章帽徽还戴着，不过一捉到就让人扯掉了。精疲力尽的李上进，立即被带到连部审问。
副连长问：“你为什么向指导员开枪？”
李上进：“他跟我有仇。”
“他怎么跟你有仇？”
“他不让我入党。”
沉默。
“不让入党就开枪？”
李上进委屈地“呜呜”哭了：“副连长，我给你搓背时，你明明说让我入，指导员却不让我入，这不是跟我有仇吗？”
副连长红了脸，“啪”地一声拍了一下桌子：“李上进，你问题的性质已经变了，过了界限了！你向指导员开了枪！你开枪以后不是要叛逃吗？怎么不逃了？”
李上进说：“我不是想叛逃，我是想跑到河边自杀！”
“噢——”副连长吃了一惊，看李上进半天，又问：“那你为什么不自杀？”
李上进：“我想着家里……还有一个老爹。”
沉默。
连部审问李上进，这边连里召开大会，要大家深入批判他。连长站在队伍前讲：“这和林彪有什么区别？林彪谋害毛主席，他谋害指导员；林彪要叛逃，他也要叛逃……”
会后，李上进被押到猪圈旁一间小屋里。连里派我和“元首”持枪看守。猪圈旁，是我们以前一起做好事的地方。到了小屋前，李上进看我们一眼，叹息一声，低头不说话，进了小屋。看他那浑身散架、垂头丧气的样子，真由一个班长，变成一个囚犯了。围观的人散去，剩我们三个人，这时李上进说：
“班副，快给我弄点吃的吧，饿了五六天了。”
我想起刚来部队，晚上站岗，到锅炉房吃他烤包子的事。我把“元首”叫到一旁，说：
“‘元首’，我是不顾纪律了，我去给他弄点吃的，你要想汇报，你就去汇报。”
这时“元首”脸涨得通红，“啪”地一声把步枪上的刺刀卸下来，递给我：
“班副，我要再犯那毛病，你用它捅了我！”
我点点头，说：“好，‘元首’，我相信你！”
留下“元首”一人看守，我到连队厨房偷了一盆剩面条，悄悄带了回来。李上进见了食物，不顾死活，双手抓着乱吃，弄得满头满脸；最后还给噎着了，脖子一伸一伸的，忙用双拳去捶。看他那狼狈样子，我和“元首”都禁不住流泪。
夜里，李上进在屋里墙上倚着，我和“元首”在外边坐着。这时我说：
“班长，你不该这样呀！”
但我朝里看，他已经倚在墙上睡着了。
“元首”喊：“班长，你醒醒！”
但怎么也喊不醒。
我们俩都开始流泪。
这时“元首”说：“班副，我有一个主意。”
我问：“什么主意？”
他说：“咱们把班长放了吧！”
我大吃一惊，急忙看了看四周，又上前捂住他的嘴：“小声点。”
他小声说：“咱们把班长放了吧！”
我说：“放了怎么办？”
他眨巴眼：“让他逃呀！”
我叹息一声：“往哪里逃呀，还真能越过边境线不成？”
“元首”不说话了，开始嘬牙叹气。
这时我说：“‘元首’，你是一个好兄弟。”
一夜在李上进的酣睡中过去了。
第二天一早，师里来了一个军用囚车，提李上进。李上进还迷离马虎的，就被提溜上了囚车。临走，也没扭头看看我和“元首”。
囚车“呜呜”地开跑了。
我和“元首”还站在囚李上进的小屋前，愣着。
突然，“元首”喊：“班副，你看那是什么？”
我顺着“元首”的手指看，小屋地上有一片纸。我和“元首”进屋捡起一看，原来是李上进对象的照片。
照片上的姑娘很胖，绑着一对大缆绳般的粗辫子，在对我们笑。
过了有三天，上边传来消息，说李上进被判了十五年徒刑。
消息传来，并没有在连里引起什么轰动。因为三天时间，李上进已经被连里批臭了。任务布置下来，个个发言，人人过关，像当时批林彪一样认真。林彪能被批臭，李上进也被批臭了。
在批李上进的过程中，大家又起了私心。为了不影响自己的最后分配，大家批得都挺认真。李上进出自我们班，我们班成了重灾区，指导员、连长都来参加我们的批判会。大家一开始还挤牙膏，后来索性墙倒众人推，把他日常生活中的大小缺点往一块一集合，一下堆了一个十恶不赦的罪人！好像谁批得越多，谁就越不认识李上进似的。王滴原来也挺同情李上进，说他是“悲剧”，现在为了不影响自己分到军部，第一个发言，而且挺有深度：说李上进叛逃有思想基础，几年之前就带刺刀回家，受过处分。说得连长指导员直点头。发言一开始，下边就有人接了茬。中间休息时，连“元首”也动摇了，找到我，涨红着脸说：
“班副，我也要批判了。”
我看他一眼：“你批吧，我不让你批了？”
他脸越发红：“大家都批了，就我不批，多不好，总得做做样子。”
接着开会，“元首”便批了。说是做做样子，谁知批得也挺深刻，说李上进思想腐化，平时手里老是捏着个女人照片；把他关起来，还看了一夜。连长指导员都支起耳朵。我听不下去，便插话：
“那是他对象的照片。”
指导员说：“要是他对象的照片，还是可以看看的。”
我说：“现在保准不看了，一坐监，对象还不吹了？”
大家“哄”地笑了。笑后，都又觉得心里不好受，一时批判停下了。
中午吃饭，“元首”又找我：
“班副，我不该批判吧？”
我十分气恼：“‘元首’，你怎么这么说话？我说你不该批了？你这么说话，不是把我往火坑里推吗？”
“班副！”“元首”又双手掩着脸哭了。
批过李上进，大家都洗清了自己，分配也没受大影响。该去军部的去军部，该去菜地的去菜地。终于，大家吃过一顿红烧肉之后，开始陆续离开新兵连，到各自分配的连队去。
第一个离开新兵连的是王滴。他可真威风，军部来接他了。来的是一辆小吉普。班里有几个人坐过小吉普？大家都去看他上车。他一一与大家握手，倒没露出得意之色。只是说：“有时间到军部来玩。”
排长本来在宿舍写信，揉巴揉巴撕了两张，也跑出来送王滴。王滴对他倒有些带搭不理，最后一个才与他握手，说：“排长，在这三个月，没少给你添麻烦。自己不争气，把个‘骨干’也给闹掉了。以后排长到大点去，有时间也来军部玩吧！”
把排长闹了个大红脸。
吉普车发动了，王滴又来到我面前，说：
“班副，我走了。”
我说：“再见王滴。”
这时王滴把我拉到一边，突然两眼红了：
“班副，你知道让我干什么去？”
我说：“不是当公务员吗？”
“说是让我到军部当公务员，今天司机才告诉我，原来军长他爹瘫痪了，让我去给他端屎端尿！”王滴说着涌出两包泪。
我也吃了一惊，说：“哎呀，这可想不到。”
他叹息一声：“我以前说话不注意，你可得原谅我。”
我一把握住他的手：“王滴！”
他说：“俺奶在家里病床上躺了三年，我还没尽一点孝心！”
我说：“不管怎么说，到那得好好干。”
他点点头，叹息一声：“这话就对你说了，可千万别告诉别人，不然又让人笑话了。”
我使劲点点头。
车把王滴载走了。车屁股甩下一溜烟。
第二个来接人的，是生产地的指导员，来接“元首”。指导员是个黑矮的胖子，也是河南人，说话十分直爽。“元首”分到菜地，本来十分沮丧。没想到菜地指导员一来，给他带来了喜讯：因分到菜地的都是差兵，相比之下，“元首”还算好的——在新兵连当过“骨干”，于是瘸子里拔将军，还没去菜地，就给他安排了一个班副。这真是因祸得福，“元首”情绪一下高涨起来，给他的指导员让烟，围着问这问那。指导员叼着烟说：
“到菜地没别的好处，就是入党快些。”
“元首”更加高兴，手舞足蹈的。大家围着“元首”和他的指导员，也都挺羡慕，似乎去菜地比去军部还好。
“元首”咳嗽两声，看大家一眼，对他的指导员说：“指导员，从今以后，你说哪儿打哪儿，让我领着班里的同志喂猪也行！”
指导员“哈哈”笑了：“工作嘛，到家再说，到家再说。”
当天下午，班副“元首”，坐着生产地的拉羊粪卡车，兴高采烈地种菜去了。
其他战士也都一个一个被领走了。
战士们走完，我才背着背包离开了新兵连。全班比较，还数我分的比较好：到教导队去学习。因教导队离新兵连比较远，得到一个军用小火车站去搭火车。排长也要离开新兵连回老连队，也要搭火车，于是我们两个同行。离开了新兵连，排长放下了他的架子，与我说这说那。可我老打不起精神。
排长问：“你怎么了？”
我说：“排长，我心里有些难受。”
“怎么了？为李上进？”
我摇摇头。
“为王滴？”
我摇摇头。
“为‘元首’？”
我摇摇头。
“为其他同志？”
我摇摇头。
“那为什么？”
我说：“我今天接到我爹一封信。”
“家里出事了？”
我摇摇头。
他瞪着眼睛问：“那为什么？”
“信上说，‘老肥’死了。”
“啊？”他一下跳出丈把远，吃惊地望着我，“这怎么可能？”
我把爹来的那封信，交给了他。
信是下午收到的。爹在信上说，“老肥”被部队退回去以后，没有跟我爹去学泥瓦匠，就在家里种地。一次三天不见他露面，家里着了急，托人四处找，最后在东北地的井里发现了他，尸体已经泡得像发面窝窝。村里人都说，可能是打水的时候，他的羊羔疯又犯了。
排长抖着信说：“他羊羔疯又犯了，有什么办法？”
这时我禁不住哭了：“排长，我了解他，他决不是羊羔疯犯了。”
“那是什么？”
“他一定是自杀！”
“啊——”排长瞪大了眼珠。
我们默默走了好一段路，没有说话。
快走近小火车站时，排长又问：
“多长时间了？”
我说：“信上不是说了，快半个月了。”
“你告没告诉班里其他同志？”
我摇摇头。
这时天已经黑了。戈壁滩的天，是那样青，那样蓝。迎头的东方，推出一轮冰盘样的大月亮。
火车已经“嗷嗷”地进站了。
“我们走吧。”排长说。
我们背着背包，向车站走去。
1987.9.北京十里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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