难忘国中
我一直觉得自己很平凡，即使是我的童年，都和大部分的人过得差不多。不过有一件事是我记得很清楚的，我对飞机和大船有一种与生俱来的熟悉感，而且从小就知道，这个世界比我所能想象的，还要大很多很多。
我叫张雨生，真的是因为下雨天出生。在澎湖出生，我父亲是军人。我很喜欢澎湖的海边，泳技不是很好，但是胆子却是在那个时候练出来的。
澎湖是一个很保守的小镇，我还记得有一年夏天，沙滩来了一群外国人，后来那整个夏天，我们谈论的就是那一个个穿比基尼泳装的年轻女人。
我们住的眷村旁边，有一个常常放映电影的中正堂，我爸爸很喜欢看电影，常常吃完晚饭，就带着我赶7点上演的一场5块钱的电影，我对电影产生深厚的感情，就在那个时候。
9岁时，我们全家从澎湖搬到丰原，我第一次坐飞机，坐的是现在已经绝迹的727，我一点也不害怕，一直想着飞机为什么没有我想象中飞得高。
上国中的第一天我好开心，因为理个大光头戴草帽骑脚踏车上学，实在太有趣，觉得自己像个武艺高强、准备上山修道的游侠。
我本来话就不多，到了新的学校变得更加安静，只有在球场上打棒球，才看得到我努力说较多的话。在班上真的是不太出色，丰原瑞穗国小毕业时，我拿的正是没人注意的第34名，不被人注意的感觉蛮好的。我爸妈最可爱的地方，就是他们不曾给我一点压力，因此我拿全班第34名，拿得很安心。念丰南国中的时候，我比较感兴趣的是国文和历史，如果我们数学老师不要长得那么好看，我想我的数学可以念得好一点。
那时的我没有花很多时间念教科书，倒是花了大部分的时间听音乐、打篮球、游泳和看自己想看的书，甚至尝试写作。我写的第一个小说，描写的就是升学压力下，学生被老师体罚的奇怪现象。年少的我，外表一如现在的我，看起来相当温驯而和平，不过这种和平，显然是压抑过度的结果。
我的妹妹
我在家里排行老大，一张婴儿肥的脸让我看起来像老幺，还好两个妹妹和两个弟弟，不曾怀疑我是老大的既定事实。高中以前我沉浸于自己的思想世界，考上丰原高中，结识了几个志同道合的好朋友，并且逐渐形成自己的意识形态之后，我开始懂得为父母着想，且学着用成人的方式对待自己。
我仍然维持着时时写东西的习惯。高三那年，曾因一篇尖锐批评校方的文章，被教官列为不受欢迎的学生。（天晓得，我严苛的批评正是追求真正的和平。）
这个时期，我阅读了很多书籍，也听了很多的西洋歌曲，更因为喜欢弹吉他，写了很多首歌曲，不过真的发现自己喜欢摇滚乐，且深入研究摇滚乐的演变与每个摇滚乐团的意识形态，则是念政大的时候。
大学以前，我不曾在公开场合唱过歌，也不是很明确知道自己能够唱好听的歌，我想，如果不是因为我有一个爱唱歌的妹妹，两年前意外地提早离开这个世界，我不会有勇气走到台前……
这是一件我不知道该怎么说的事。1975年7月6日，我妹妹的猝死，把我从不知人间疾苦的儿童乐园，一脚踢进生老病死的成人世界。
当天早上我们还通过电话，那头传来的仍是她惯常热闹的声音，像平常一样，我们又温柔又强悍地打闹一阵，然后意犹未尽地挂上电话。同学还问我是不是和女朋友通电话，我笑而不答，暗自得意自己和妹妹的暧昧关系。
坏就坏在那一天，如果那个下午，他们一群人不去海边，如果那一天，当大家都转身往回家的路上走的时候，妹妹不莫名其妙地执意踏上那块不稳定的石头，悲剧就不会发生。她原是那样怕水的人呀，命运之神真是和她开了个大玩笑。
妹妹的死，令太多人感到讶异。让人心痛的是，生来意志坚强的她，即使在被急流冲昏之际，仍然不肯接受命运的摆布。
连医生都难以置信，被冲到几百米远的她，被救上岸的时候，竟然还有一口气。更大的嘲讽，不是她的坚强和一般人的脆弱两相对照，而是她的坚强，给了那个不负责任的医生，一个沉默却致命的抗议。
妹妹是按照基督教的方式下葬的，她的坟墓就在我家果园附近，那是她最喜欢的地方。我们曾经梦想，有一天要在那里盖一间大房子的，她没有毁约，只是先搬过去罢了。
很难想象，这样一个爱唱歌的女孩，从此不能再开口唱歌；这样一个热情的女孩，从此就失去她的温度。妹妹活着的时候，带给我很多欢乐时光。妹妹离开这个世界，则带给我“要活就要活得丰富”的启示。现在的我比过去的我，对生命有着更宽阔的眼光与更乐观的态度。
妹妹是真的不见了，她躲在一个大家不知道的地方，唱着大家听不懂的歌。我想念她。
追忆美好
成为一个公众人物的感觉很奇怪，我虽然喜欢交朋友，但并不习惯把自己摆在太耀眼的地方。我很高兴我的好朋友，常常提醒我，不要淹没在掌声和喝彩声中。
我必须承认，成功是一种拘束，原来只是自己看自己成长，现在有几千几万双的眼睛盯着我看。
“张雨生你又瘦了！”
“张雨生你为什么不去演戏？”
“张雨生你为什么长得那么矮？”
这些都是好意，但也成为不小的压力。现在我每天晚上都看尼采的东西，心情不好的时候，常常能从尼采的哲学里，获得重新站起来的勇气。
我很想念和“Metal Kids（金属小子乐团）”在西门町Penthouse做场子的日子，我们没有什么目的，只是唱着我们想唱的歌曲，那种“不管别人接受不接受”的表演方式，实在过瘾。
大三上学期的时候，我写了一首描述退役军人生活的歌曲《他们》，得了学校创作歌谣比赛第一名，这个奖带给我很大的信心，对我而言，唱歌是一种情感的释放，创作则是理想的实现。《他们》这首歌曲所描写的农民，正是我可爱的父亲大人。
念台湾政治大学真是一个快乐的选择，我在学校附近租了一个房子，同居的对象是两个大男生。一个人窝在家里，听CD、看小说、看录像带、弹吉他，就是我的全部。
我常常觉得台北太小，世界应该不是建筑在钢筋水泥中的呀！我喜欢梅丽尔·斯特里普，正是因为她是一个空间很大、有无限可能的人。往往你看完她的演出，你所得到的结论就是：“她怎么能做得到？”我对电影产生这么大的兴趣，就是因为受到太多好导演和好演员的精神感召，然后决定做一个电影的终身信徒。毕业后到美国学电影，就是我实现我导演梦的第一步。
我不是那种到处留情的人，没有太多机会写情书的我，竟然曾经被一个女孩子赞美过情书写得不错。对于这样的说辞，我是心虚的成分较多。我想我的文字是迟钝而不华丽的，或许是我真诚、不修边幅的个性感动了她吧！
好久没回家了，等期末考一结束，我第一件事就是赶快搭国光号飞奔回家，每次回丰原的路上，我总是想起国中时候一次“失了手的离家事件”。
记得读中学的某一天，我因为和爸妈吵架，竟然买好了车票，准备来个不告而别，一个人偷偷地跑回澎湖老家，结果为了回家拿内衣裤，被爸妈逮了个正着，禁足了一个礼拜，跷家的孩子做不成，倒成了笼中之鸟。想起来就好笑，那时候真的把跷家当成一种骄傲，啊！令人脸红的，14岁男生“跷家失败记”。
如果你问我，唱了歌以后，我有没有什么改变，我想，我可以告诉你的是，更像我自己。下次见到我，不要害怕问我的身高，我会直接告诉你，关于我身高的秘密，然后再补你一句：“达斯汀·霍夫曼是我的兄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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