昨日，我与幼齿驱车缓慢地游荡于郊外一汪寂静的水库，在无边的虫唧中，但见闲帆如星，山河浩荡，岁月可鉴，我的乡愁，我前半生的离愁，忽然就像一杯生榨啤酒，汹涌地泛到了喉管。

        我一遍遍地想，我有否对不住天地良心的事情。我在脑袋里Google了许多次，百度了许多次，没有。我欢喜，并且欣慰。

        在过去的稻粱生涯里，我很少想过人品问题，直到有一天我成为了比芙蓉姐姐更激凸的焦点人物，我才发现，做人没有亏欠是多么重要的事情。我没有贪污，没有乱搞，没有违背任何职业操守和为人良知，这令我在聚光灯下有足够的坦然。巴菲特说：只有在退潮时，才知道谁没有穿内裤。我竟然是寥寥无几的，穿着内裤的那个人，我太他妈自豪了。

        我少时顽劣，以鞭炮炸飞农民伯伯珍惜的牛粪，用学校的手摇电话拨给邮电局接线员问候令堂，都是常干的坏事。上大学时，我是蒙起被子不出晨操的懒惰差生，工作之后，我是剑走偏锋的黄色专栏作家，我永远都是非主流。这种非主流的人居然比无数沐猴而冠的庙堂人士清白，这真是现今中国的一大讽刺。

        许多中国人的做人哲学，就是做小人得益，做君子傻逼。不过，我现在深深体悟到：做一个干净的人，不授人以柄，没有任何痛脚被人抓住，是人世间最大的幸福。

        一个中年男，在这个盛夏，脱胎换骨。

        我对饭碗历来淡然。上个世纪前叶，金岳霖年轻的时候，在《晨报：副镌》上发表了一篇文章《优秀分子与今日社会》：“我开剃头店的进款比交通部秘书的进款独立多了，所以与其做官，不如开剃头店，与其在部里拍马，不如在水果摊子上唱歌。”我开剃头店恐不够格，脱毛不是我的长项，但开个田螺店不成问题。倘若在某个深夜，我与幼齿收拾摊位，蓬头垢面地相视一笑，其实也是很幸福很安然的人生。

        我亦不是喜欢辩解之人。当年有外国人问辜鸿铭，为什么中国男人要留辫子，他反驳洋人为何要留胡子；鬼佬又问为何中国女人要缠足，辜鸿铭则反问鬼妹为何要束腰。这样的诘问纯粹鸡同鸭讲。吾辈草民，唠叨无益，哪怕做不到一片冰心在玉壶，只要一柱清尿在夜壶，足矣。

        我对乡愁亦已淡然。我知道自己此生已经没有故乡。

        只是没有了乡愁，亲愁还是有的。昨夜，回幼齿娘家吃饭，离去时幼齿发现忘拿钥匙，折返回去，岳母正在洗碗，毫不理会幼齿的呼唤，幼齿懊恼上前，却发现她的母亲因为感伤于我们的漂泊宿命，已满脸是泪。

        是夜，我和幼齿默默地坐在公车上，望着这座曾被我们视为不二故乡的城，不约而同地泪流满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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