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话铃响了。警察局长拿起听筒:“喂?”
“我是警察凯尔策西。刚刚有个行人轻蔑地看着我。”
“或许您搞错了,”警察局长考虑了一会儿说,“碰上警察的人几乎都有些负疚感,所以走过警察身边时看看他,你就以为是种藐视的神情了。”
“不,”警官答道,“并非如此。他轻蔑地从上到下打量了我一会儿呢。”
“您为什么不逮捕他呢?”
“我当时大惊失色,当我意识到这是一种侮辱时,那人已经溜走了。”
“您能认出他来吗?”
“那当然,他留着红胡子。”
“您现在感觉怎么样?”
“很不好受。”
“您坚持一下,我派人接您的班。”
警察局长接通电话,派了辆救护车到凯尔策西所属的管区,并下令逮捕所有蓄着红胡子的市民。
巡逻队一接到命令便迅疾投入战斗。他们封锁了大街,来到商店、饭馆和居民家中,只要发现蓄着红胡子的人便强行带走。交通到处中断,警笛声让人惊恐万状,有谣传说警方在追捕一名杀了许多人的凶手。
搜捕几小时后便取得了辉煌战果:58名红胡子男人被带到了警察局。警官凯尔策西由两名男护士搀扶,仔细察看嫌疑犯,但他没能认出罪犯来。警察局长把这归咎于凯尔策西的身体状况欠佳,命令审讯。“如果他们在这事上没有错,”他说,“那么肯定在别的地方犯下了罪。审讯总是有用的。”
那名正受缉捕的男子回到家里已经好久了。警察按他家门铃时,他正往浴缸里放水,没有听见。待洗澡水准备好,他听到邮递员的按铃声,电报带来了一个令人欣喜的消息,有人为他推荐了一个国外的好职位,条件是必须马上动身前往。“好,”他说,“现在还需做两件事:剃掉讨厌的胡子,马上搞到护照。”他舒舒服服地洗了澡,穿上衣服;为表示对节假日的敬意,又着意挑选了一条特别漂亮的领带。他打电话询问,该乘坐哪一次航班,然后出了家门去理发,最后前往警察局办护照。
这里还得追忆一下,事实上这位男子是鄙夷地瞧过那名警察的人,因为凯尔策西酷似他的堂兄埃贡。对于这个没用又欠他债的堂兄,他心怀蔑视之意,这在他看到凯尔策西时不免无意从眼神中流露出来了。凯尔策西观察敏锐,他的告发是无可非议的。
还真碰巧,那名男子在进警察局时又一次与这位警察不期而遇,他又想起了堂兄埃贡。但这次为了不伤害别人,他迅捷地转过目光回避。凯尔策西走过来了,这不幸的人显然身体不适;两位男护士扶着他上了救护车。
办护照的事可不像那名男子所想的那么轻而易举。任凭他随身携带着各种各样的证件并出示电报也无济于事:警察局里忙乱不堪情景把负责办理护照的官员吓坏了。他解释说:“护照是很重要的证件。签发护照需要时间,这只能让警察局长来决定。”
“那就请他来办吧。”官员收起文件,站起来,“您也同去,”他说着,“我们抄近路穿过机关办公室。”
他们走过三四个房间,里面坐着的全是红胡子男人。“真滑稽,”那男的想,“我不知道竟会有那么多的‘红胡子’,但我现在已不再是他们中的一员了。”
像某些独裁者表现的那样,警察局长显得很善于交际应酬。待官员告诉他事情的原委,他便令其离开,吩咐来客坐下。来客是难以露出脸上的微笑的,因为这位警察局长长得跟他另一个讨厌的表兄阿图尔很相像。然而,那使人一展笑容的肌内却还是顺从地尽着它的义务——这可关系到护照的事呀。
警察局长说:“小官员胆小怕事,避免作任何决定。您理所当然应该立即得到护照。您去伊斯坦布尔任职是我市的荣耀。祝贺您。”他在护照上盖了章,签了名。
他懒洋洋地将证件递给了客人。“您戴的这条漂亮领带,”他说,“上面似乎绘着一幅地图。”
“对,”那男的回答,“是一张伊斯坦布尔的市区图。”
“好主意。那么现在,”警察局长站起来,将手伸给他,“祝您一路顺风。”他把客人送到门口,热情地挥手告别,接着便到审讯被拘留者的房间去了。
为了减轻自己的痛楚,那些“可怜虫”替某些犯罪行为承担了责任,但对被指控的罪行却一致矢口否认。“继续审讯!”警察局长下过命令,便径直吃午餐去了。
餐后回来,他发现一份报告。有个理发师作证说,上午他应一名顾客的要求,刮去了那人的红胡子。他无法描述那男人的长相,可还记得他系着一条绘有地图的领带。
“我真蠢!”警察局长喊道。他急匆匆地走下楼梯,汽车正在大院里待命。“快去机场!”他大声命令司机。汽车风驰电掣地向前冲去,先后辗死了两条狗、两只鸽子和一只猫,擦伤了一辆有轨电车,损坏了一辆装有废纸的手推车,使成百上千个行人惊慌失措。到达机场时,远远望去,只见那架开往伊斯坦布尔的飞机正从滑行道上缓缓升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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