谈到当代诗词，有一个绕不开的话题，就是毛泽东诗词。

        在新中国建立后的近半个世纪中，旧体诗坛几乎完全为毛泽东诗词的光芒所笼罩。在新诗大获全胜，旧体诗词边缘化生存的时代，这一现象显得尤为奇特，乃至在一段时间内，人们认为，这就是传统诗词最后的辉煌。

        然而，“毛主席诗词”垄断诗坛，并不是毛泽东的初衷。《沁园春·雪》是最早发表的一首毛泽东诗词。这首词写作于1936年，发表于1945年。并不是由中共党报刊登，而是为重庆一家民营报纸《新民报晚刊》所披露。该报编者搜集到两个文本、拼成全豹，未经毛泽东本人授权，就自作主张地发表了。

        毛泽东诗词的成批发表，是在1957年初。先是，臧克家致信毛泽东，要求在《诗刊》创刊号上发表老人家的诗词。毛泽东将记得起来的旧作，加上臧克家寄去的八首，一共十八首，寄去，附信说：“这些东西，我历来不愿意正式发表，因为是旧体，怕谬种流传，贻误青年；再则诗味不多，没有什么特色。既然你们以为可以刊载，又可为已经传抄的几首改正错字，那末，就照你们的意见办吧。”（《致臧克家》）你看，这完全是被动的口气。

        虽然毛泽东称之“谬种”，认为“不宜在青年中提倡”，但毛泽东诗词的发表和广泛流传，则无异于讽一而劝百。20世纪的成年人，随口背上十来首毛泽东诗词，大约是不成问题的。能背诵三十来首毛泽东诗词的人，比能背诵三十来首李、杜诗篇的人多得多，这也是事实。眼下五六十岁的人，对于诗词的爱好，大抵不是从《唐诗三百首》开始，而是从《毛主席诗词十八首》或《毛主席诗词三十七首》开始的。不少人在最初写作诗词时，都或多或少受到过影响。要说老人家沾溉了一代读者，也不为过。

        爱好古典诗歌并写作旧体诗词，本是毛泽东精神生活的一部分——虽然并非主要、却是不容忽视的一部分。郭沫若谓之“经纶外，诗词余事，泰山北斗”（《满江红·读毛主席诗词》）。中共老一辈革命家会写旧体诗词的人不少，但真正形成个人风格而足以名家者不多。毛泽东诗词远出侪辈之上，是当之无愧的第一人。

        毛泽东诗词以兴会为宗，不作无病呻吟，没有客气假象，是真诗。《词六首引言》云：“这六首词，是1929—1931年在马背上哼成的，通忘记了。《人民文学》编辑部的同志们搜集起来，寄给了我，要求发表。略加修改因以付之。”七律《送瘟神》诗前小序亦云：“读6月30日人民日报，余江县消灭了血吸虫。浮想联翩，夜不能寐。微风拂煦，旭日临窗。遥望南天，欣然命笔。”——又是“马背上哼成”，又是“浮想联翩，夜不能寐”，又是“遥望南天，欣然命笔”，这是何等的兴会。吟过了，就放下了，就“通忘记了”。好事者“搜集起来，要求发表”，才“因以付之”。这种平常心，就让人佩服不已。比起那些写得一两首仿古的诗词，就自恋不已的文人，真不知高明多少。

        郭沫若啧啧称叹：“充实光辉，大而化，空前未有。”（《满江红·读毛主席诗词》）“大而化”本是前人对杜诗的评价。毛泽东本人对“化”字就有个解释，说是“彻头彻尾彻里彻外之谓也”。杜诗“上薄风骚，下该沈宋，言傍苏李，气夺曹刘，掩颜谢之孤高，杂徐庾之流丽，尽得古今之体势，而兼人人之所独专”（元稹《唐故工部员外郎杜君墓系铭并序》），始谓之“化”。而毛泽东诗词并不以风格多样见长，所以这个“化”字是有待商榷的。

        而一个“大”字，确实能概括毛泽东诗词给人的总体感受。

        论者经常谈到毛泽东诗词的史诗气概。而史诗是与叙事性和宏伟规模相联系的。毛泽东所擅长的词体和七律，都是篇幅短小之作，根本不具备史诗的规模，何以给人以史诗的感受呢？原来，毛泽东诗词有一个非常显著、足以和辉煌的史诗媲美的特点，就是主题重大。

        毛泽东诗词所反映和表现的，是中国有史以来最伟大最深刻的一场历史变革，即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工农革命——从武装割据到解放全中国的历史过程和革命豪情。写于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期间的有《沁园春·长沙》、《菩萨蛮·黄鹤楼》等等；写于土地革命时期的有《西江月·井冈山》、《清平乐·会昌》等等；反映长征的有《忆秦娥·娄山关》、《清平乐·六盘山》等等；写于红军初到陕北时期的有《沁园春·雪》等；写于解放战争胜利时刻的有《七律·人民解放军占领南京》等。虽然没有展开叙事，但将其诗词标题中的地名串联起来，就是一串历史足迹：长沙——黄鹤楼——井冈山——广昌路上——大柏地——会昌——娄山关——昆仑——六盘山——南京等等，足以引起深远的联想，使读者窥斑见豹般地重温历史，仿佛看到这位伟大战略家，怀揣“以农村包围城市”的锦囊妙计，胸有成竹地带领在黑暗中摸索的中国共产党和红军走出迷津，在抗战争中发展壮大，最后把蒋介石集团撵到一个海岛上去的过程。这段历史风云，实在令人神往。毛泽东诗词津津有味地歌咏着的，就是这一伟大的历史事实及其延续。“我自欲为江海客，更不为昵昵儿女语”（《贺新郎·别友》），“天若有情天亦老，人间正道是沧桑”（《七律·人民解放军占领南京》）——这便是作者的自白。

        毛泽东诗词另外一“大”，就是抒情主人公形象高大。这个形象一出场就是那样自信——“自信人生二百年，会当水击三千里”（失题诗之断句）。如果说这还有点个人英雄主义色彩的话，往后就不一样了——“怅寥廓，问苍茫大地，谁主沉浮？”（《沁园春·长沙》）词中人已在思考更为重大的问题——革命领导权的问题，当然，这里还包含着宇宙人生的思考——“看万山红遍，层林尽染；漫江碧透，百舸争流。鹰击长空，鱼翔浅底，万类霜天竞自由。”（《沁园春·长沙》）这是诗的《天演论》，这里达到了诗情、历史与哲理的融合。往后，这抒情主人公形象逐渐成为一个大我，较之“独立寒秋”的形象又进了一步——“敌军围困万千重，我自岿然不动”（《西江月·井冈山》）、“红旗跃过汀江，直下龙岩上杭。收拾金瓯一片，分田分地真忙”（《清平乐·蒋桂战争》）、“此行何去？赣江风雪迷漫处。命令昨颁，十万工农下吉安”（《减字木兰花·广昌路上》）、“百万工农齐踊跃，席卷江西直捣湘和鄂”（《蝶恋花·从汀州向长沙》）、“唤起工农千百万；同心干，不周山下红旗乱”（《渔家傲·反第一次大“围剿”》）等等，句中的“我”，是与百万工农结合的大我。

        江西苏区岁月是毛泽东生命中最够味的时期之一，也是他诗词创作最活跃的时期之一。作者本人说过，他的有些诗词原是“在马背上哼成的”。这很有意思——人在马背上，没有徒步奔波之苦，而面对广阔天地，各种新鲜印象纷至沓来，应接不暇，这正是灵感的温床、诗思的摇篮。无怪唐代的郑綮在别人问他“相国近有新诗否”时，应声答道：“诗思在灞桥风雪中驴子上，此处何以得之？”

        在中央党校一个理论研讨会上，有人曾经指出，毛泽东的主体观，概括起来就是：人作为革命者，以阶级、革命群体及其政党为主要载体；作为实践者，则具有改造世界的主观能动性。而毛泽东诗词的抒情主人公的形象高大，实植根于他的这种哲学主体观。影片《开国大典》中有一段对话，在中南海，毛泽东对程潜说：“‘数风流人物，还看今朝’，并非就指毛某人嘛。”无论现实生活中的毛泽东说没说过这样的话，这一细节的艺术真实性是无可怀疑的。

        毛泽东诗词还有一“大”，就是气象大。曹丕说“文以气为主”，韩愈说“气盛言宜”，明人谢榛论诗，有堂上语、堂下语之说。堂上语，即上官对下官，动有昂扬气象。气象者，关乎个人气质、抱负、经历、学养和地位，不可力强而致。正如风起云扬之歌的雄盼英风和草泽之气只能出自刘邦一样，大气磅礴的毛泽东诗词也只能由毛泽东本人写出。明人谭元春评曹操诗，说“此老诗歌中有霸气，而不必其王；有菩萨气，而不必其佛”；“一味惨毒人，不能道此，声响中亦有热肠，吟者察之”。（《古诗归》卷七）余谓毛泽东诗词亦然。

        毛泽东诗词想象飞动，喜欢运用古代神话、民间传说的材料，常有超现实的瑰丽色彩。如“黄鹤知何去，剩有游人处”、“赤橙黄绿青蓝紫，谁持彩练当空舞”、“惊回首，离天三尺三”、“飞起玉龙三百万，搅得周天寒彻”、“今日长缨在手，何时缚住苍龙”、“问讯吴刚何所有，吴刚捧出桂花酒。寂寞嫦娥舒广袖，万里长空且为忠魂舞”、“牛郎欲问瘟神事，一样悲欢逐逝波”、“借问瘟君欲何往，纸船明烛照天烧”、“神女应无恙，当惊世界殊”等等，而“九嶷山上白云飞”一律，更是达到极致。

        毛泽东写景大笔如椽，挥洒于广阔的时空之中，善于展示鸟瞰的、全景式的壮丽场面——“北国风光，千里冰封，万里雪飘。望长城内外，惟余莽莽；大河上下，顿失滔滔。山舞银蛇，原驰蜡象，欲与天公试比高”、“五岭逶迤腾细浪，乌蒙磅礴走泥丸”、“山，翻江倒海卷巨澜”、“一唱雄鸡天下白，万方乐奏有于阗”、“大雨落幽燕，白浪滔天。秦皇岛外打鱼船，一片汪洋都不见，知向谁边？”“天连五岭银锄落，地动三河铁臂摇”、“高天滚滚寒流急，大地微微暖气吹”。毛泽东诗词以挥洒放怀而不以追求雕琢见长，其中经心推敲细致之处，如“腊象”改作“蜡象”、“浪击悬崖暖”改作“水拍云崖暖”、“有心——无意”改作“随心——着意”，等等，多是采纳了别人建议，他很尊重这样的“一字之师”，有一种山不厌高、海不厌深的雅量。

        在语言上，毛泽东诗词有一种大气。其措语伐材于古典诗词和民歌，一面是“沉浸秾郁，含英咀华”，一面是“清水出芙蓉，天然去雕饰”。他曾说，朱自清文章不神气，鲁迅文章神气。他自己的诗词也神气，所以有很强的阅读快感，如“国际悲歌歌一曲，狂飙为我从天落”、“雨后复斜阳，关山阵阵苍”、“东方欲晓，莫道君行早”、“不到长城非好汉，屈指行程二万”、“我失骄杨君失柳，杨柳轻飏、直上重霄九”等等，成如容易，岂容易哉！

        毛泽东诗词最为人津津乐道者，是1936年陕北观雪之作《沁园春·雪》。这首词先大笔驰骛全景式描绘北国雪景，上片煞拍处“须晴日”三句突发奇想，将江山比作美人。作者抛开“逐鹿中原”那个现有譬喻，而把政权的更迭比作情场角逐，《离骚》之“求女”，是其依据。过片后一笔勾掉了五个皇帝，却不流于叫嚣——只用“略输文采”、“稍逊风骚”、“只识弯弓射大雕”等形象化语言轻描淡写。这是一首豪放词，人们喜欢它的不可一世，也喜欢它于壮采中寓妩媚之姿。这首词的和作有那么多，赞的有，骂的也有，就是没有一首在艺术上可与之颉颃的，即使是柳亚子、郭沫若的和词，和原词相比，也是高下立见。人们说李白诗不可学，因为学不到，这首词也是这样。

        毛泽东与陈毅论诗说：“诗要用形象思维，不能如散文那样直说。”（《致陈毅》）《忆秦娥·娄山关》的写作背景是娄山关之战——红军长征中打的第一个胜仗，它使红军摆脱了长时间的乌云压顶的沉闷情绪，然而摆在面前的困难仍然很多，离革命最终胜利还很遥远。词中没有战役过程的实录，也没有一句概念化的议论，纯以兴会为宗，用两组景色和两句抒情，就形象地概括了红军在当时的心境。“苍山如海，残阳如血”，据作者自己说，这是在战争中积累了多年的景物观察，到娄山关大捷时，这样的景物就与作者的心情突然遇合了。这首词很雄浑，也很悲凉，是形象思维的典范。

        总之，毛泽东诗词内容是阔大的，风格是刚健的，美感是崇高的，却又并非“吟看首首是琼琚”。有人说毛泽东诗词有戾气，甚至有俗笔，这是事实。部分作品流于粗豪，也是事实。毛泽东自己就明确说某一首不好，或不满意，或不愿意发表，这并不是完全出于谦虚。然而，衡量一个诗人的成就，要看他能够写到多好。俄国有句谚语：“鹰有时飞得比鸡还低，但鸡永远也飞不到鹰那么高。”说的就是这个道理。

        毛泽东时代盛行的创作方法是“革命现实主义和革命浪漫主义相结合”，简称“两结合”，现在已不太有人提起。在那个“红旗歌谣”时代，彭德怀曾情不自禁写了一首谣体诗：“谷撒地，薯叶枯。青壮炼铁去，收禾童与姑。来年日子怎么过，我为人民鼓与呼。”（《故乡行》）几乎就在同时，毛泽东写出了“喜看稻菽千重浪，遍地英雄下夕烟”（《到韶山》）、“陶令不知何处去，桃花源里可耕田”（《上庐山》）等诗句，这是多大的反差呀。阅读这一时期的毛泽东诗词，不应该忘记这一段历史。由于众所周知的原因，毛泽东晚年心境悲怆，却没有一首诗词。据身边工作人员的“口述历史”，老人家有一次在书房失声痛哭，桌上摊着一本宋词，翻到的那一页是陈亮的《念奴娇·登多景楼》，词云：“危楼还望，叹此意、今古几人曾会！”

        哲人已云逝。毛泽东诗词作为一份宝贵的文化遗产，还会长久地流传下去。人们会不时吟诵和谈论他的诗词，一如毛泽东生前不时吟诵和谈论唐宋名家诗词一样。后人读到毛泽东那些气壮山河的作品时，也不免会产生无尽的感慨和缅怀之情——“横空出世，莽昆仑、阅尽人间春色。飞起玉龙三百万，搅得周天寒彻。夏日消溶，江河横溢，人或为鱼鳖。千秋功罪，谁人曾与评说？”“江山如此多娇，引无数英雄竞折腰。惜秦皇汉武，略输文采；唐宗宋祖，稍逊风骚。一代天骄，成吉思汗，只识弯弓射大雕。俱往矣，数风流人物，还看今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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