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学第一年我留了级，之后没多久又因为太调皮捣蛋而退了学。也是在这个时候，爸爸得到了一个很好的工作，去澳大利亚帮美国领事做厨师长。

        这份工作可以让爸爸赚到更多的钱，获得更好的机会，但也意味着他要离开香港，暂时与我和妈妈分离。也是在这个时候，父母开始认真思考我的未来。如果完全无法在学校乖乖待着，那我的未来到底在哪里？

        爸爸的朋友们给了他一个建议，把我送进于占元师父的中国戏剧学院。在那里，有师父的严格管教，我的顽劣习性肯定大大收敛，还能学到一技之长。不过，那里是包吃包住的封闭式管理，一旦爸妈把我送进去，就相当于替我签了卖身契。这听起来很残忍，但对当时的爸妈来说，未尝不是一个选择。

        一天早上，爸爸破例说要带我出门去玩，我开心死了。回房换上最心爱的牛仔套装，手里抓了一支玩具手枪，兴高采烈地出了门。一路上，爸爸竟然一句都没训我，要吃豆沙包也马上买给我，简直不可思议。到了戏剧学院，爸爸把我带进门，我进去看到满院子白衫黑裤的男生女生，正在排着队踢腿练功，好威风的样子，觉得特别兴奋，在那里四处溜达着玩了半天，临走还特别舍不得。爸爸问我，如果以后送你来这里，你觉得怎么样？我说太棒了！

        第二次去学院，就是签约的时候了。师父说合约期限有3年、5年、7年、10年之分。爸爸问我，炮炮，你想在这里待多久？我想都没想就说道，我愿意一直待在这里！爸妈眼里闪过一丝痛苦和不忍，但还是跟师父签下了合约。当时的我并不知道，这个合约签下去之后，我不仅将会成为师父的“私有财产”，而且在未来10年里，就算把我打死，师父也不用偿命。

        我的童年在那一刻正式结束了。

        等我明白过来的时候，一切已经来不及了。爸爸很快去了澳大利亚，妈妈暂时留下来，陪我经历过渡期。那时我每天的作息是这样的：早上5点起床吃早饭，一直训练到中午12点吃午饭，饭后继续训练到夜里。每天只睡6小时，周而复始。我和所有的师兄弟一起打地铺，睡在一个角落里。房间的地毯多年来从未换过，大家吃饭睡觉起夜撒尿发噩梦都在那里，上面有各种脏东西，比如剩菜、剩饭、师父的痰……几年的脏东西沉淀下来，我想那块地毯应该比出厂时重了很多倍吧。

        还好那时候妈妈每星期会来看我一次，带着我爱吃的糖果和零食，到学院里分给我的小伙伴们。不仅如此，妈妈每次来还会拎着一大袋开水，跟师父要来浴盆帮我洗澡。当时香港水少，开始是一周洗两次澡，后来变成了一次。妈妈常常边给我洗澡边哭，因为总是在我身上看到一些伤痕，比如藤条的印子之类，我就跟她讲，没关系，我已经习惯了，妈妈就哭得更厉害了。

        没几回之后，妈妈来帮我洗澡的事开始引来大家的嘲笑，说我是个娇生惯养的小孩。在那之后，我就跟妈妈闹开了脾气：“你不要每次来了就像抱小孩一样抱我，也不要再拿水来给我洗澡了好吗！我已经长大了！”妈妈没说什么，只是轻轻点了点头。现在想起来，当时是多么的不懂事啊。妈妈每次要在领事家烧好热水，很烫的那种，再从山顶开始走，走25到30分钟的路程，坐一毛钱的缆车到缆车站，再走30分钟到天星码头，再坐一毛钱的船到九龙，再从码头走路到美丽都大厦，整个路程要走很快，不然水会变凉，一桶水起码四五十磅重，她只是希望儿子能洗一个热水澡……

        两三年以后，爸爸回来了。他跟妈妈一起来学院看我，这一次，他们是来真正道别的。妈妈也要跟他一起去澳大利亚了。再次分别之前，爸妈请师父和师兄弟们吃了一顿饭。送他们去机场那天，妈妈给我买了一袋水果。看着他们走进闸口，我的眼泪一直流，流到他们的飞机飞走。

        爸妈离开之后，我每天晚上躲在被窝里哭，哭了一个礼拜，也就慢慢接受现实了。那时候，他们每周都会给我寄来录音带，收到之后，我就拿着爸爸送的录音机，躲在后楼梯那里去听。听到他们说：“仔啊，好挂住你啊！”就又开始哭。后来爸妈还会寄钱来给我，慢慢地我就开始只拿钱，不再仔细去听他们说了什么，反正每次说的内容都差不多，既然一听就哭，还不如不听算了。那时候，一到周末就会有点不适应，看着别人有家长来探望，甚至可以跟家人回家，心里就是一阵难过。

        戏剧学院的日子很苦，除了没完没了的严格训练，还有各种各样的体罚。

        在学院的那10年里，我只病过一次。现在想来很不可思议，但其实根本就是吓得不敢生病。那时我八九岁，有天吃过饭之后就吐了，觉得很不舒服，身上也没力气，学校里白头发的方妈过来摸摸我的头：“哎呀小鬼你发烧了，快睡旁边去，我给你拿点药。”我一听，心里一阵高兴，病了岂不是可以逃避练功了？起码可以休息个两天吧。我挪到房间犄角那边躺下，听着别人在外面拉顶啊打飞脚啊的练功。

        待会儿师父来了，看到我躺在那里，就问：“你怎么了？”我虚弱地回答说：“我病了……”还故意演得夸张了一点。师父说：“哦，病啦？”方妈就在旁边说：“对对对，他发烧了。”“发烧了？这样啊。好好好，其他人都别练了，停下。”大家哗啦一下全起来了。他转头跟我说：“你起来，左扫堂100。”我傻了。左扫堂完了，又右扫堂100。接着就左飞脚100，右飞脚100。完了之后问我：“你好了吗？”我马上说：“好了好了好了！”从此以后，不光是我，学院里的其他人也都不敢生病了。

        在戏剧学院里的生活，大家有个共同的盼头，那就是早日登台表演。那时候的梨园行还算兴盛，剧场里经常会有一些演出，对我们来说，那是最大的目标。

        有一天，师父宣布我们将要展开第一次公演。这让大家着实兴奋了起来，更让人期待的是，师父说要在所有人里面选出最优秀的几个去扮演主角。听说了这个消息的那个晚上，很多人都没有睡好，大家都在默默盼望自己可以是其中一员。

        第二天，大家早早起来，等待师父宣布结果。因为师父名叫于占元，所以我们在学校里的艺名都以元字开头，比如我叫元楼，洪金宝叫元龙。那几年里，大师兄元龙没少欺负我们，但大家都顶着祖训，绝对不敢还手，还手就是“欺师灭祖”。直到很多年以后的今天，我依然把他尊为自己的大师兄。我们之间的故事多得说不完，就像那句古文“兄弟阋于墙，外御其侮”一样，不管我们自己打成什么样，一旦对外的时候，我们就是坚不可摧的兄弟同盟。

        时间回到那个早上，师父一个个叫出了那几个名字。“元龙、元泰、元华、元武、元奎、元彪……”他们一个个站了出来，底下一阵骚动，只剩最后一个名额了，会是我吗？师父清清嗓子，让大家安静：“还有最后一个，元楼！”我一跃而起，一个前手翻腾之后，也站到了大家中间。

        “你们7个，向同门的兄弟姐妹们鞠躬！”我们深深弯下了腰。现实就是这样，我们几个有机会上台演主角，就意味着其他同门只能跑龙套，或者是做一些拉幕布、管道具、化装之类的幕后工作。尽管大家心里会有点不是滋味，但那一刻，集体的荣誉感已经超出了一切，台下爆发出一阵热烈的掌声和欢呼，大家为我们感到骄傲！

        今后将名震影坛的“七小福”就这样诞生了。

        我的这群师兄弟各有神通，元彪可以完成极高难度的杂技动作，倒立就像走在平地上一样轻松，元华跟斗翻得很高，元泰是冲劲特别大，元彪和元武都擅长各种武术套路，元奎则是精通勾脸谱，我呢，没有哪一样很强，但是哪一样都不差。大师兄元龙长得英俊挺拔，是那时候的美男子，也是学院里最厉害的拳击手。当时的我没有哪一样非常突出，但算是各方面都均衡发展，而且我有一样东西最擅长，那就是跑得快。这都是被大师兄打得多了练出来的，既然不能还手，那我总可以逃跑吧！根据各自不同的特点，我们被分配到了不同的角色，大师兄常演的是皇上或者大将军，元彪则因为身材瘦弱灵活而常常饰演彩旦。如果是，大师兄演的就是美猴王孙悟空，我演猪八戒，元泰演沙僧。

        元彪进入戏剧学院之前，我是学校里最小的师弟，每天被各个师兄欺负。他来了之后，成了最小的师弟，就变成他被欺负。

        他性格看起来有点软弱，刚来的那天，跟爸妈告别之后就一直在哭。我看他那个样子，想起自己父母离开时候的难过，就马上走过去向他做了自我介绍，安慰了他几句。吃过午饭，他看着我们训练，大家鼓励他也试试看，没想到他很有天分，翻跟斗翻得很专业，这让他得到了师父的夸奖，也引起了两个师兄元龙和元泰的不满。

        元彪跟我关系很好，我经常为了他在学校打抱不平。有一回，大师兄洪金宝借了元彪的钱，我们当时在巴士上面，元彪没钱买车票，就问他拿，他不拿，还讲脏话，我去帮他出头，结果被追着打，我不敢还手，那就只能跑。那时候洪金宝已经开始胖了，我们先是从巴士跑下来，接着跳过栏杆，等他爬过栏杆之后，我们已经跑了，结果就一直被追到学校，最终还是无路可走，被他捶了一顿。

        大的欺负小的，小的服从大的，已经是学院里多年来不成文的规定。之后的那几年，我们还是经常被师兄们欺负，我也经常会站出来保护元彪。对于师兄们的“淫威”，我们虽然不敢还手，但是练就了一身逃跑的功夫，有时候跟他们对骂几句转身就跑，他们追不上也就拿我们没办法。现在想来，虽然大师兄经常捶我，但他依然是我的师兄，是我最敬仰的人。

        尽管已经入选“七小福”，成了小小的角儿，但我们这群人也没少闹事。

        有个阶段我在学校里被叫作“小外国人”，因为小时候在法国领事馆，喝牛奶吃面包长大，比其他人体力和营养都好，吃东西总是“双料”，大家就给了我这个称号。那时候他们经常看我不顺眼，不喜欢我。有一次，我跟元奎两个人打架，忘了是为什么。大家就把我们围在中间看热闹。

        我的剪刀脚很厉害，打起来的时候，旁边就有人说，“不许你用剪刀脚”，我就不敢用。打着打着，师父来了，所有人吓得全部站起来往两边跑。他先是喝住大家，然后转头问我们：“怎么了？”我和元奎还在喘着粗气，互相仇恨地瞪着对方。师父说：“行，喜欢打架是吧？所有人闪开！你们两个站出来，打！”我俩先是愣住看着师父，忽然见师父大吼一声：“打啊！”我们两个只好开始打。

        你们不知道，其实打架很累的。打个30秒40秒还好，如果是连续打下来真的很累。那时候我们也小，不太懂步伐啊呼吸啊那些东西，就是拳拳到肉的连续猛打，到后来两个人都躺在地下没劲儿了。师父说：“不打了？”“打不动了。”“打不动了？好，跪下，面对面，抽巴掌。”我和元奎只好互抽巴掌，左一巴掌右一巴掌地打，打到后面手的力气也没有了。开始的时候还使劲抽对方，他力气大，我力气更大，到后面他力气小了，我也力气小了，最后脸也肿了，牙血都打出来了，两人又累又痛就开始哭。看我们确实没力气了，师父命令我们趴下，一人再打十藤条。十声响鞭之后，我俩差点昏过去。不仅如此，师父还暂时取消了我们“七小福”的资格，另外找了两个师兄弟顶上。我们俩简直后悔死了。

        从那以后，大家都不敢随便打架了，如果非要打也绝对不敢再让师父看到。

        不知道是哪一天，元奎跟元彪结拜了兄弟。十三四岁的时候，我们去台湾演出，在一个叫永和镇的天台上，三个人一起看公仔书，就是那种漫画小人书，书是元彪的。我看书看得很快，也不太在乎顺序，总是元彪一看完我就拿起来看，这时候元奎说：“我们俩是结拜兄弟，他看完就该轮到我，几时轮到你？给我先看！”我一听就很生气，看他过来抢书，我不给，他再抢，我干脆往地下一丢，他刚刚想捡，我又一脚把书踢走。这下他也怒了，要过来打我，他刚一探身，我咚地一闪身就给了他一拳。

        那时候在学校里，除了不敢打洪金宝，剩下的人里面我身手已经是最好的，身体又壮。结果我一拳过去，他一摸鼻子说：“我现在下去照镜子，如果鼻子肿了，我一定回来打你！”我站在原地等，待会儿他上来了：“我鼻子肿了！我要打你！”这时候我们打架，已经不是小时候那种滚在地上乱抓一气了，动作都已经带有套路和招式。逐渐他打不过我，要去拿板凳，一看他要拿板凳，我回身就抓起一个水泥铁罐子，很重，摇摇晃晃地叫嚣：“你来啊！来啊！”

        这时，忽然听见师父在楼下的声音：“你们在干吗？”我们三个人一瞬间“咚咚咚”就从五楼下去了，真是不夸张，就几秒钟，已经连滚带爬地出现在师父面前。师父问：“干什么呢？”我们说：“在上面练功啊。”“元奎你脸怎么了？”“哦没事，我自己撞的。”他看看我们几个，懒得理我们，转身走了。等他走了，我俩又继续打。

        再长大一些之后，除了戏曲演出，我们还会去电影剧组里打些零工。那时候的交通工具是双层巴士，我们认识了一个开车的管工，他负责带我们上车看我们坐好，再让师傅开车。上车后他负责帮我们买票，三四十个人，每人一毛钱一张票，一共就花三四块钱。他的儿子叫崔六，是司机，工号1033。每次上车他就会说，“家属，崔六，1033”，这样他就免票了。

        我们大家记了下来，有时他没法带我们，会把车钱分给大家自己坐车回去，我们就把车钱拿去买吃的，等上车的时候，就一本正经地说：“家属，崔六，1033。”有一天，一起上车的人有点多，大家都用这一招，售票员就觉得不对劲了，开始讲粗话：“我就不信崔六他妈能生十几个小孩！”拉着我们非要买票，我们稍一出手，他卖票的包就被弄翻了。我记得当时车是开在太子道上，他大声嚷嚷着不让司机停车，要直接开到警察局。我们把车门一拉，直接跳下巴士，几个人连续“啪啪啪”跳下去，滚一下，马上很稳地站起来，一点伤都没有，还叉着腰挺着胸气人家。现在想来，这大概是我们最早的特技动作练习了。

        有一回，大师兄洪金宝在训练中把脚摔断了，疼昏了过去，送到医院之后养了很久。那时候的他本来很英俊的，断了脚之后，他爷爷每天来看他，给他做打卤面吃，每天吃打卤面，他的身材很快就像吹气球一样胖了起来。脚伤好了，身材却回不去了，师父只好停止他的演出。这让他非常挫败，终于有一天，他背着铺盖离开了学校。临走的时候，他依然用大师兄的口气跟大家说：“戏曲的时代快要结束了，以后电影才是真正的事业！以后等我混出个名堂，你们就来找我！”

        那时候我们在片场打零工，每个人的酬金是65块钱，师父会扣下60块，只给我们5块钱零用。元龙离开学校之后，元泰成为了我们的大师兄，有一回，他对大家说：“我们应该拿到更多的钱，5块钱实在太少了，师父扣下了那么多。”这个提议得到了大家的响应，一番激烈的思想斗争之后，我们决定一起去向师父请愿，由元泰带领大家开口。这对在师父的威严之下生存了近10年的我们来说，是极大的心理挑战，然而出乎所有人意料的是，师父并没有大发雷霆，他只是慢慢地背过身去，说：“你们是大人了，翅膀硬了，要飞走了。”我们听到这句话，眼里马上泛出了泪水，但这一次之后，我们每个人的工钱涨到了35块，这已经是一次伟大的胜利了！

        随着日子一天天过去，我们越来越体会到元龙那句话的英明。的确，戏曲表演的机会越来越少，取而代之的是电影事业的蓬勃发展，学院里的学员一个个陆续离去，投身到这个新的前景里面去。我，也到了跟师父说再见的时候。

        那个特殊的日子，爸爸来了。他跟师父在外面聊天，我在房间里收拾东西，把这几年的全部家当塞进箱子之后，我特意在身上穿了3条牛仔裤。照旧时的规矩，出师那天是要挨10下藤条的。

        我拿着板凳端着藤条跪在那里，跟师父说：“师父，我走了。”他过来摸摸我的头：“唉，免了。”我松了一口气：“多谢师父。”爸爸跟师父又寒暄了几句：“走了，有空回来探你啊。”我抓着行李箱：“师父，我走啦。”鞠了一躬之后，转身走出了学校。

        出门之后，转身望望学校的门，心里一阵害怕。爸爸叫了的士，我上车之后再转头看，依然害怕。车在佐敦道转弯，再转身已经看不到学校了，我在车里大喊：“啊！啊！啊！我终于离开啦！”

        1988年，已经定居美国的师父返港举办寿宴，大家齐齐到场参加。那一刻，我们才意识到，师父为整个香港乃至亚洲影坛培养了一大批动作人才。加上在我进校时已经离校的袁和平等人，“元”字招牌几乎遍布各大片场和影片演职人员表。单从这个角度来说，师父的成就已经很伟大。1997年，师父在美国病逝，我停下正在拍摄的电影，赶去参加他的葬礼。

        正如我曾经说过的：“陈志平是陈港生的父亲，但于占元是成龙的父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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