成为龙虎武师不久，在朋友的介绍下，我居然得到一个出演男主角的机会，只是那部电影《广东小老虎》最终一败涂地，连上映的机会都没有。我回到片场继续拼命，中间又得到机会成为梦寐以求的武术指导，但参与的两部电影再度遭遇失败。

        那时候，我感觉自己跌到了谷底，除了爸爸买的小公寓，其他一无所有。一个人在香港的生活忽然变得很难熬，我给远在澳大利亚的爸妈拨了电话，告诉他们我要回家。准备出发的那几天，我没再联络片场的同行们，只是每天给自己洗脑——除了电影，我还有很多别的工作可以做。

        那是我长这么大第一次单独出远门。

        朋友帮忙买的是打折的便宜机票，我稀里糊涂就上了飞机。在飞机上，空乘让大家填表，我不会英文，没法填，还要麻烦一位空少帮忙。飞机上的广播说了什么我听不明白，也不敢睡觉。后来就感觉飞机在下降，接着就降落在了一个在那个年代都算很落后的机场。我跟着人群出了飞机，不知道自己在哪里，也不知道应该去做什么，但我感觉那里不像是澳大利亚。

        这时候，飞机上的空少看到我，好心地告诉我这趟航班经停印度尼西亚，第二天才继续飞澳大利亚，现在要去航空公司安排的酒店。我英文也不太会说，他就帮我叫了计程车，之后到了一个条件很差、房间也极其狭小的酒店。人家还提醒我，印度尼西亚那段时间正在反华，让我晚上不要随便出门。进了房间的门，害怕护照丢掉，就把一个台子掀起来，把护照藏在里面，钱绑在身上，不敢拿出来。自己一个人在房间里，很无聊也很孤单。忽然有人敲门，是那个一路都在帮我的空少，我很热情地把他迎进门来，接着就发生了这本书前文提到的那尴尬的一幕。

        把人家赶出门之后，我又累又困也就睡了。第二天一早五六点醒来，叫了计程车到机场，到了之后才发现护照忘了拿！还好我会说护照的英文，赶忙跟计程车司机大声说“Passport！”，司机帮我找了一个路边的电话亭，打电话给酒店，央求酒店派人给我送来。护照送来之后，司机说我得给人家钱，就拿了我50镑澳币给那个送护照的人，接着又跟我要车钱，我给了一些，他说不够，最后从我手里又抽走100镑。当时的我毫无概念，后来才知道是被骗钱了。

        再上飞机的时候，跟一个很胖的人坐在一起。他很傲慢的样子，两个手撑在座位两边的把手上，挤得我只好缩在自己座位上。下了飞机，终于到澳大利亚了，很开心，排队拿了行李就往外跑，但没有看到来接的爸爸妈妈，就自己去了等计程车的地方。

        那时候我知道自己要去堪培拉，它的英文发音跟摄影机的Camera差不多，这是我知道的少数几个英文单词之一，就一直默念Camera，Camera……找到车，把行李摆好，再把我家地址给计程车司机看，就听司机讲了一大堆英文，我也听不太懂，后来才勉强明白，大意是你现在在这里，这里叫悉尼，你要去的堪培拉，在地图上面很远的地方，他用手比出飞机的手势，说你至少还要再飞一小时……

        我几乎要崩溃了。

        把行李从车里拿出来，心里忽然觉得很怕，完全不知道该怎么办。还要再飞，去哪买机票呢？怎么转飞机呢？到哪里转飞机呢？全都不知道。

        再走进机场里，忽然看到之前那个胖子，我赶紧跟到他身边，看他先是到了一个柜台，把行李往磅秤一摆，就跟柜台的人讲话，接着就把行李送了进去。我心想，如果我的行李交给人家，人家收下的话，就说明是对的。我也跟着把行李摆在那里，果然收下了，人家又给了我一张登机牌，告诉我说大概几点再回来之类，但我整个人是蒙的，也没听太懂人家在讲什么，工作人员跟我讲话的时候，我就一直看着那个胖子。拿回证件和一堆票卡之后，我赶紧跟上那个胖子，他逛街，我也逛街，他去一家餐厅吃早餐，我就站在门口等着他，大概等了一个多小时，他才走出来，我继续跟着他走。看他到一个登机口坐下来，我也跟着坐下来，接着是过关，上车，我也跟着上了车。在车上，那个胖子递给人家一张票，我也不知道自己的票在哪里，又稀里糊涂给了人家钱，这才终于上了飞机。其实我手里的一堆票子里就有车票。

        就这样，几经波折，转了两次飞机，我终于真正降落在堪培拉的土地上。

        那是一个杳无人烟的小机场，房子都小小的，只看得到机场跑道、森林和沙漠。出来之后，我远远看到一个白发苍苍的人，那是我的爸爸。几年没见，他头发已经都白了。我走过去，感觉有个人抱着我，低头一看，是妈妈。原来这些年之后，我已经长高了这么多，以前妈妈抱着我的时候，跟我是一样高的……

        看到他们俩，回想这一路坎坷的遭遇，我号啕大哭。

        终于来到父母身边，我整天无所事事，在家靠父母养自己。不想学英文，也不爱吃那里的东西，最重要的是，我开始偷偷想念片场的生活。终于有一天，我骗父母说香港有工作机会，需要我回去。他们也许看出我是在说谎，但没有拆穿我，爸爸只是安慰我说：“这里永远都是你的家，香港不好混就赶快回来。”

        刚开始回到香港，我跟着大师兄洪金宝混，得到了一些工作，但随着李小龙的去世，动作片迅速衰落，我们的工作机会越来越少，直到有一天连师兄都劝我回澳大利亚，至少饿不死。我知道自己要接受现实了。

        这一次回去，我不希望自己那么落魄，但手里连机票钱都不太够，怎么办呢？

        初恋女友在这个时候出现了。她塞了两万港币给我，那是一笔巨款，我极力推托，但她坚持说这钱是借给我的，今后赚了钱还她就好。我收下了那笔钱，心里很不是滋味。临行前，我去表店花了几千块给爸妈各买了一只名牌手表，又买了一些礼物送给自己小公寓的管理员，心里默默地跟香港道了再见。

        那块表把妈妈惊喜出了眼泪。那是她第一次收到我的礼物。爸爸也拿布不断地擦拭表盘，我知道他们很欣慰。

        接下来的日子，我先是报了一个晚间的语言培训班。上课时老师问我叫什么名字，我说我叫吧，我说好。其实我在爸妈工作的美国领事馆，所有人都叫我Paul，包括很多美军，他们都对爸妈很尊重，也叫我Paul。我的小名叫阿炮，一直以为大家叫我“Paul”是在叫我的中文小名，不知道其实Paul是个英文名字。于是在家里人家叫我Paul，到了语言班上大家就叫我Steven。

        语言班上的老师讲得很快，我根本没可能跟得上，后来就不去了。在一个台湾驻外机构司机的介绍之下，我找了一份水泥工的工作。到了那里，人家问我叫什么，那个司机就说，他叫Jack，于是我在工地上又成了Jack。其实是因为那个司机自己叫Jack。那时候我对英文已经有了一点粗浅的认识，觉得Jack Chm，于是自己在Jack后面加了一个y，就变成了Jacky。

        那时候，我每天早上5点起床，站在马路边搭个顺风车去工地，在寒风里弄那些泥水，学会了推独轮车，尽管身上的功夫可以加快干活效率，但还是很累。看着师傅们在旁边砌墙，心里觉得很羡慕，也在旁边跟着学。

        那段时间的生活很有规律，但我有时在晚上会失眠，想起自己曾经的梦想，对比现在的处境，觉得有点心酸。后来想与其如此，不如多打一份工，既能多赚钱，又能让日子更充实，这样就没空去烦恼了。我又找了个餐厅的工作，那时变成白天在工地盖房子，推水泥搬砖，下午4点半收工之后回家冲个凉，5点多赶去餐厅继续打工，赚大概800块一个月。

        每天4点半回家的路上，会经过一片树林，我知道妈妈每天那个时候会在门口等我，所以每天走到那里的时候，不管多累多沮丧，我总是停下来把身上的灰拍干净，振作起精神，吹着口哨嘿嘿哈哈地进门，再给妈妈一个大大的拥抱。她问累不累，我就很大声地说“不累”，让她知道儿子过得很开心。洗完澡再出门赶去莲花餐厅，那里的老板是爸爸的朋友。刚开始的时候，我在那里负责拣菜洗菜，但我生性闲不住，等做完手里的活，就去帮别人干活。餐厅晚上10点以后就不接单了，厨房里面没事做，就去外面转转，看吃饭的人们要咖啡、茶、冰淇淋，大家忙不过来我就去帮忙顶上。

        帮忙帮得多了，大家开始对我越来越有好感，也就开始教我很多东西，慢慢我就混成了二厨，负责配菜。那时候餐厅生意很不错，尤其到周末的时候，面前总是贴着一大片纸条，上面写着顾客点的菜，我要把原料配料准备好，迅速递给两个炒菜的大师父。当时其实看不太懂英文，也看不太懂菜单，纸条上通常只用一两个字来简写，比如芙蓉蛋可能就是个“egg”，扬州炒饭可能就是个“rice”，当时竟然就那么连蒙带猜地混过去了。

        那时我就发现生意人真是会赚钱。一个小小的玻璃杯，里面装着一个冰淇淋球，再放两三颗荔枝，就卖澳币两块五，大概合20块港币。我心想：“哇塞，赚死了。”就趁人不注意，故意把冰淇淋装得满满的递给人家。后来不小心被老板看见，还警告我以后不许这么自作主张。

        直到今天，我在世界各地吃饭都不会点炒饭，除非是我认识的餐厅给我现炒。我知道国外那些中餐厅是怎么做炒饭的，每次都是放一堆边角料，炒完恨不得一放一个星期，有人点了他就给你热一下。只要我在餐厅点炒饭，就会说“不要青豆，不要虾仁，不要叉烧”，这样他们就没法拿剩饭去热，只能重新炒给我。

        在澳大利亚打工期间，也认识了不少朋友。餐厅的同事老爱跟我开玩笑，说很多来吃饭的女孩都是因为喜欢我才来。我很爱在工作的时候跟大家讲笑话，一讲得兴起，大家就都听我说话不干活了。老板杜月祥还因此跟我说过：“Jacky啊，你可不可以帮我一个忙，做事的时候不要讲笑话，收工的时候再讲。”

        那段日子每天都像机器一样连轴转，回到家倒头就睡。爸爸看我这个样子倒是挺开心，妈妈却慢慢看出了我的落寞。直到有一天，我忽然接到来自香港的电报。

        对方希望我回去拍摄罗维导演的《新精武门》。这对我来说，简直是天大的机会。妈妈非常干脆地支持我，她知道那是我真正想做的事，爸爸则给我设了一个期限，如果两年之内还没闯出名堂，就要彻底回到澳大利亚。

        临走前，杜老板给了我一个皮包，里面装了10镑，他说希望我以后可以用这个皮包装更多的钱回来。我离开澳大利亚之后，妈妈就像过去一样，把我的照片摆在床头，每天摸我的照片，亲我的照片。

        还好，这一次我没有让他们失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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