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之洞接过大印、王旗，做起山西巡抚已经快一个月了。刚到太原那几天的时候，他几乎都在酒宴上打发了。先是即将离开山西去江南任江苏巡抚的卫荣光请客。卫荣光是前任，关于山西的一切，张之洞都想向他请教，他请客自然非去不可。席上，卫荣光说的全是不着边际的应酬话。饭后茶室里两人聊天，他也是东一句西一句，不得要领，张之洞很为失望。接着便是藩司葆庚请客。巡抚之下就是藩司了，今后天天要和此人打交道，他请客，能不去吗？

        圆头圆脑的葆庚，殷勤得几乎令张之洞难受。中午在赵氏酒楼设盛宴款待，他一个劲地挟菜斟酒，介绍山西的名酒名菜。葆庚是个美食家，说起这些来滔滔不绝，根本无张之洞插话的余地。赵氏酒楼上的宴席刚刚结束，杏花坞的夜宴又开始了。酒酣耳热之际汾河园的戏子又唱起了堂会。

        葆庚拿起戏单硬要张之洞点戏，张之洞于此道不通，也无兴趣，推托不掉，忽然想起京师皮黄有一出戏叫《玉堂春》，说的就是山西的事。他随手翻开戏单，果然上面有一折，便用手点了点：“就唱这个吧！”

        “好，大人真是行家！”葆庚摸了摸油光水滑的下巴，笑眯眯地说，“到了山西，非听这个戏不可！”转脸吩咐身边的跟差传令立即准备。

        一会儿，一个满身红色囚服却娇滴滴的青年女子，被一个化妆成三花脸的矮胖老头，用绳索牵着走了上来。那女子唱的是山西梆子调，虽然歌喉凄楚婉转，张之洞却听不明白她在唱些什么。身旁的藩司则眼睛一动不动地盯着那个女囚犯，手掌轻轻地拍打着椅子，听得入迷了。猛然间，藩司意识到，决不能只顾自己听而冷淡了抚台大人，忙侧过身笑着对张之洞说：“苏三刚才这句‘洪洞县里无好人’真是唱得好。洪洞县里的好人的确不多，那里的民风至今还要比别的县刁滑些。”

        张之洞听了这句话，觉得好笑，便说：“戏文里的这句话，真的是事实吗？”

        “真的！”葆庚一脸正色地说，“洪洞县里的刁民，在山西省是出了名的。过段时期空闲了，我陪大人到洪洞县去走走，大人自然就相信了。”

        张之洞笑着说：“不怕葆翁见笑，我的祖上就是洪洞县人！”

        葆庚先是吃了一惊，随后马上满脸堆笑地说：“大人这是指责我，讲我这句话说得不对。”

        “不是。”张之洞脸上没有丝毫笑意，“我的祖上的确是洪洞县人。先祖张本，永乐十五年，从洪洞县迁到直隶。先住漷县，两代后才迁居南皮。”

        没想到无意中的一句话竟然伤了抚台大人，葆庚吓得头上直冒冷汗，慌忙起身，双手抱拳，对着张之洞直打躬：“冒犯了大人，罪过！罪过！我实在是不知道，还请大人宽恕才是。”

        “坐下，坐下！”张之洞哈哈大笑，“葆大人不要在意。戏里的事发生在明代嘉靖年间，那时我的祖上早已是南皮人了。洪洞县的民风刁滑是那时开始的，与我张氏祖先无关。”

        葆庚这才放下心来，一边坐下，一边大笑着，趁机冲淡刚才的窘迫。他实在舍不得眼前这个美丽的苏三，两只小眼睛又重新将她盯得死死的。正在兴味盎然时，葆庚突然听到轻微的鼾声。他转眼一看，原来是张之洞已经睡着了。他不做声，又去看苏三。直到这折戏唱完，苏三下去了，藩司才轻轻地拍了拍张之洞的肩膀。

        张之洞睁开眼睛，说：“唱完了？”

        “唱完了。”藩司说，“大人再点一曲吧。”

        张之洞说：“不听了，我要回去睡觉了。”

        “好，不听了，回家去吧。”葆庚传令下去之后，又对张之洞说，“大人是喝多了点。我家有上百年的陈醋，我叫厨子为大人调一碗鱼羹汤。今晚就委屈在寒舍里歇息如何？”

        张之洞忙说：“那不行，那不行！”

        葆庚十分关切地说：“大人，如果宝眷一道来了，我自然不敢请大人这么晚了还去寒舍。只因宝眷未同来，大人今夜伤了点酒，倘若夜里不舒服，我如何担当得起！所以请大人权且到寒舍住一晚，明天一早再回衙门，决不会耽误公事。”

        张之洞听了这话，对葆庚的关怀备至颇为感动。他自己在这些方面很粗心，难得为别人想得这样周到，但毕竟这么晚去吵烦人家是不妥当的。

        见张之洞尚在犹豫，葆庚轻轻地对他说：“大人，我请你去，还想请你帮我鉴定一样古董。我对这门道不通，幕友说那是商纣王用过的酒器，我不太相信。大人是有名的鉴赏家，去帮我辨识一下如何？”

        张之洞有好古的癖好，世间之物，凡沾上一个古字，他便有兴趣。古字、古画自不必说，即使是一块年代久远的破瓦片碎砖头，他也视为珍宝。那年，他和潘祖荫聊天，说起炎炎夏日，以何物消遣为妙的话题。两人你一言、我一语：拓古铭，读古碑，谈古泉，论古印，用古砚，检古书，样样离不开一个古字。听说是商纣王用过的酒器，张之洞眼睛一亮，倦意立消：“好！到府上去看看。”

        葆庚欢喜无尽，立刻传令备轿。两顶绿呢大轿被前呼后拥地抬进了藩司衙门。一进大门，张之洞便迫不及待地要葆庚把古董拿出来。

        葆庚说：“大人稍坐一会儿，喝点鱼醋羹吧！”

        张之洞说：“不必太麻烦，我的酒已消了。”

        “尝尝味吧！”葆庚说，“寒舍的鱼醋羹不仅醒酒，而且味道奇佳。”

        一会儿，仆人送来两小碗汤。葆庚亲自端了一碗递给张之洞，然后自己也端了一碗。张之洞喝了一口，又鲜又酸，味道真正美极了。他连喝三口，只觉得满肚子酒气全部消去，精神顿时振作起来，犹如睡了一顿安稳觉刚刚醒来似的。他连连夸道：“好汤！好汤！”

        葆庚说：“只要大人喜欢，我今后常常给大人送点去。”

        张之洞忙说：“那太劳神了。今后我叫厨子到府上来学，只要你的厨子能把这手绝活传给他就行了。”

        葆庚说：“要是别人来学，我的厨子是绝不传的，大人的厨子当然例外。”

        喝过了汤，葆庚这才把古董拿出来，又特地吩咐多加几根蜡烛，把客厅照得亮如白昼。张之洞接过古董细细地鉴赏。这古董大约有五六寸高，三只脚托起一个鱼肚式的容器，容器的一端高高翘起，如同雀儿的尾巴。另一端是一个斜斜的槽子，中间的一段肚子较大。在肚子与尾巴之间有两根寸把高的小柱子。熟悉古代器物的人一看就知道这是古代一种名叫爵的酒器。

        “这是爵。”张之洞指着古董对葆庚说，“是商代很流行的一种酒器，酒装在中间的肚腹中，手提着这两根小柱子，手一偏，酒就顺着斜槽流入口中。”

        葆庚兴致十足地托起爵，照张之洞说的在嘴边试了一下，说：“这样喝酒真有意思，这爵肚腹大，怕可以装下四两酒。”

        张之洞说：“这一种比较小的。大的爵，武将喝的，可以装得下一斤多酒。”

        葆庚说：“一爵酒还没喝完，先就醉了。”

        “不会醉。”张之洞以一种行家的口气说，“那时候的酒都是果子酿造的，没有现在的酒烈。王侯们一天到晚在酒池肉林中过日子，如果酒像现在的烈，那能喝得多少？”

        “还是大人学问大。”葆庚笑着说，“我看戏时，常见台上古人喝酒，从晚上喝到第二日天亮，心里纳闷：怎么有这大的酒量？听大人这么说，我心里明白了，原来那时的酒是果子酿的。果子酒我也可以从早喝到晚，又从晚上喝到天亮的。”

        张之洞再次从葆庚手里接过爵，细细地研究起来。

        葆庚说：“幕友说，这是商纣王用过的，大人看是不是？”

        张之洞将爵上下左右仔细地看了几遍，然后以坚定的口气说：“这不是商代的，这是西周初期的。”

        “大人从哪里看得出不是商朝而是周朝的？”葆庚凑过去，一边看爵一边问。

        “商周的差别在这里。”张之洞用手指着爵表面上的纹饰说，“你看，这是条双头龙。从现代出土的商代爵上，还没有见过这种纹饰。商代爵上的纹饰多为鱼、龟、鸟、马、夔、饕餮、虯、凤等等。也有龙纹饰，但都是一个头，没有两个头的。只有周朝初期出土的爵，才开始出现双头龙纹饰。所以，这只爵应是西周初期制造的。”

        “大人的学问了不起！”葆庚从心底里发出赞叹，稍后一会，他又说，“周在商之后，如此说来，这只爵的价值就要低一些了。”

        “不！恰恰相反，这只爵的价值要比商爵高得多。”

        “为何？”葆庚又喜又疑地问。

        “商朝末期，风气奢靡，从宫廷到各级官衙，都终日沉浸在酒色之中，终于害得商朝灭亡了。周武王鉴于此，在立国之初便大力禁酒，并禁止酒器的制造。故商代的酒器极多，而西周初期的酒器极少。物以稀为贵，故这只爵的价值要比普通的商爵高得多。你这是哪里来的？”

        “这是去年阳曲县令徐时霖送的。”葆庚诚恳地对张之洞说，“常言道，宝剑赠壮士。我不懂古董，徐时霖送给我，真是委屈了它，大人真正是个行家，这只爵到大人手里，可算是物归其主了。大人，我送给您吧！”

        徐时霖？张之洞听了这个名字后，立即警觉起来。他想，徐时霖那样一个极端渎职的县令，居然没有受到一点处罚，是否就是靠送礼来讨好上司呢？如此看来，这只爵已不是一个普通的古董了，而是一个行贿受贿的物品。葆庚今夜把它送给我，说不定其背后的用心，与当时徐时霖送给他是一样的。想到这里，张之洞不觉心里颤抖了一下。尽管他十分喜欢这只极为罕见的周武王时期的酒爵，也深知这只酒爵的价值，却仍然毫不犹豫地做出决定：“葆方伯，谢谢你的好意，这只爵你自己好好珍藏，我要回衙门去了。”

        见张之洞陡然变了态度，葆庚大为惊奇，满脸尴尬地说：“大人，夜深了，明早再回衙门吧！”

        “起轿！”张之洞无视葆庚的尴尬，头也不回地向大门走去。

        回到衙门，张之洞心里很久不能平静。他由徐时霖想起阳曲县，想起阳曲县市面的萧条，想起衙门前那个白发苍苍、形同乞丐的老太婆。他又想起荫营镇的贫困，想起沿途的罂粟苗。山西的百姓这样贫苦，山西的民生如此凋敝，作为一省之父母官，怎能一天到晚在酒肉歌舞中消磨呢？这能对得起太后、皇上的圣眷，对得起自己平生的抱负吗？

        第二天一早，张之洞传下话来：不管是谁，不管他的面子有多大，所有的宴请一概不出席。话刚传出去，臬司方濬益便气喘吁吁地来到巡抚衙门，几乎用哀求的口气请抚台大人赏脸，因为酒席已定好，陪客的帖子已发出，戏园子里的戏也早已点好。张之洞板起面孔，不松半句口。过会儿，山西陆路提督又急急忙忙地赶来。提督还没坐稳，冀宁道道员王定安又来了。紧跟在他后面的是太原首富、泰裕钱庄的孔老板也进来了。几个人七嘴八舌，苦苦相求，无非一个内容：赏光吃饭、看戏。张之洞越听越烦，越听越气。他刷地起身，铁青着脸对着众人说：“我张之洞来山西，是来吃饭看戏的，还是来效力办事的？你们这样喋喋不休，究竟是看得起鄙人，还是看不起鄙人？鄙人为人，从来是说一不二，绝不更改。诸位今后若是愿意跟鄙人合作共事，现在就请打道回府，各自勤于国事；若是再留在这里，鄙人就不客气了。”

        说罢，拂袖离开大堂，弄得这些极有脸面的大人物个个脸上无光，心头沮丧，灰溜溜地退出巡抚衙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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