阎敬铭在太原城住了五天后，在侄孙和山西巡抚衙门专门派出的一名武巡捕的陪同下，离开太原径赴北京履任。张之洞指示清查局按照阎敬铭所教方法办事。

        马丕瑶将光绪三年赈灾时期的虚衔执照全部调出来。二千张执照发出了一千五百余张，其中捐六品至四品中级品衔的有三百余张，占全部捐款的一半，约二百五十万两。这中间捐四品和从四品两种品衔的有四十二人，共一百三十八万两。这四十二人全是票号的老板。

        票号亦称票庄，又称汇兑庄，是银行业在中国出现之前，中国近代社会中的一种信用机构，经营汇兑、存款、放款等业务。据说此种机构明末清初时首创于山西，又说是乾隆嘉庆年间，由山西平遥籍商人在天津所设的日升昌颜料号改组而成。总之，票号多为山西人经营，故有“山西票号”之称。在咸丰、同治年代，山西票号业务十分兴隆。光绪年间又有新的发展，其分号遍布全国各地，有几家大的票号正准备在东京、莫斯科开办海外分号。山西穷苦，山西的金融业却这样发达，这真是一件令人深味的趣事。

        “信任”二字是票号的生命。雄厚的资本、经营者守信义重诺言等等，都是票号获取信任的极为重要的条件。然而，在中国，一切行业，都必须和官府拉上亲密的关系，有官府做后台，官府给脸面，才能在百姓的眼中有地位。依傍官府，则是票号换取信任的重要手段。故而，票号老板都加强与官府的联络。不但要与抚、藩、臬这三个实权在握的衙门保持密切的联系，还得支持官府所提倡的事情。所以，山西票号的老板们，对于官府号召的捐款赈灾不敢怠慢。这是其一。

        其二，票号老板尽管有金山银垛，日食山珍海味，夜宿豪华宅院，出则前呼后拥，入则妻妾成群，但他们终究是民而不是官。在翎顶辉煌的会议酒宴中，没有他们的一席之地；在衣冠衮衮的公众场合，主持者也不知把票号老板摆在哪个座位上。这些腰缠万贯的阔佬，常常会因此而尴尬而沮丧而脸上无光。所以，他们要用银子来买顶子，银子多的票号老板，则希望买一个品级高的顶子。只是因为朝廷有规定，用钱买官的，最高不能超过四品，若没有这个限制的话，他们中也有人宁愿出几十万，上百万两去买个一、二品的红顶冠在自己的头上。他们为的不是权，而是争个社会地位，取得社会的认可，好让芸芸众生知道：读书从政是一条通向成功之路，经营票号也同样是一条通向成功之路，同样也可以达到人生的高峰，赢得荣耀和风光。这也是所有发达的票号老板乐于用银子来换取虚衔执照的重要原因。当然，同时也因此为票号争得了更大的信任。可以设想下，一个票号的老板是四品衔的官员，一个票号的老板是无品无级的布衣，有钱人对哪家票号更信任？他的银子更愿意存入哪家票号？在中国，这是个答案很简单的问题。

        这些票号的老板，尽管本人在全国各大分号来回巡视，但他们的根子都还扎在原籍。通常在原籍都有大庄院和大片的田土，或由父亲，或由兄弟，或由嫡妻掌管家政，虚衔执照这种朝廷颁发的重要文书，照例都保存于原籍的老家。因此，查核正本并不是一件难事。

        清查局派出六名委员，分头到这四十二家票号老板的原籍去查核。两个月后，这些委员都相继回到太原。果然如阎敬铭所料的，此行收获巨大。四十二个老板家中所保留的正本，上面所书写的捐银数量，除七人与副本相符外，其余三十五名的正本均与副本不符，正本的银数一律多于副本，相差大的达三千两，相差小的也有八百两，总共有七万余两，约占四十二名老板所捐款的二十分之一。一千五百余张虚衔执照共换来五百余万两银子，照此推算，当有二十五万两左右的出入。

        杨深秀所提供的原始记录也起了很大的作用。他只记录了两个半月的捐款细目，将这张细目与保存在藩库里的，由徐时霖签名的一千二百余张军功牌副本上的银数相比，有二万两银子的出入。

        现在情况大致明白了。在光绪三年赈灾期间，由藩司葆庚主持、冀宁道员王定安为副手，以阳曲县令徐时霖为主要办事人的善后局，在接受捐款一项中，有确凿证据的贪污银子为九万两，怀疑贪污银子三十万两左右。

        张之洞看到清查局送上来的这份禀帖，不由得怒火中烧。这可不是寻常的贪污，它贪污的是救灾的银子。在那大灾大荒的年月，一两银子就是一条人命呀！身为朝廷命官，手握朝廷授予的权力，处于百姓父母官的地位，掌管着百姓的生死命运，却利用权力去中饱私囊，置百姓的生死于不顾，真正是良心丧尽，天理不容！张之洞恨不得即刻就将葆庚、王定安等人抓起来，绑赴街市，杀头示众，以平民愤而大快民心。但他们身为司道大员，不能如此简单从事。他和桑治平商量着。

        桑治平说：“阎丹初先生明知山西赈灾款里出了事，也明知葆庚、王定安等人有贪污嫌疑，但他就是不出声。既不向朝廷奏报，也不向曾国荃、卫荣光揭发，假若这次若不是去京师任户部尚书，他可能还会缄默不语。这是为什么？”

        张之洞说：“你这个疑问提得好。依我看，不外乎两个原因。一是身处客位，虽有怀疑，不便去一一查实，手中没有真凭实据，则不便挑明。二是明哲保身，多一事不如少一事。”

        桑治平两只手来回地搓了很久，说：“这两个原因是不错，不妨还可深入思考一下：阎老先生以赈灾钦差大臣的身分，来告发山西的司道大员贪污赈灾款，他自己觉得可能不合适。要说顾虑，他最大的顾虑可能是那个曾九帅。前几年，曾九帅在山西，葆庚为其所信任，王定安又是其一手提拔的心腹。曾九帅不愿意伤害这两个人，况且身为一省之主，赈灾款中出了这样的大问题，巡抚也难逃其咎。阎老先生是深知曾九帅的为人的，若触及此事，他会来个一手遮天，全盘否定。卫静澜胆小怕事，既怕麻烦，更怕得罪曾九帅。故而归根结底，山西的事情都在曾九帅身上。香涛兄，你要先有这个准备，得想想如何对付那个恃功自傲，又得到太后信任的威毅伯。”

        “我不怕那个威毅伯！”张之洞毫不犹豫地说，“去年二月，授他陕甘总督重任，朝廷倚重他，他却在老家养病，居然一养半年不赴任。八月，我上疏太后，说陕甘重地，不可久无总督，曾国荃既然病情严重，不如开缺，让他安心在家养病。结果朝廷真的将他开缺了。要说得罪，我早已得罪了他。”

        桑治平笑道：“这两者之间有所不同。去年那道奏疏，固然是对曾九帅不客气，但没有伤他的面子。他可以说自己的确是重病缠身，说不定他是不愿意去兰州那个苦地方，巴不得你上这道折。你看他今年放两广总督，接旨就起程了，前后判若两人。同是总督，他愿意去广州，不愿意去兰州。若去年放的就是两广，他决不会在湘乡呆半年。”

        张之洞也笑道：“正是的哩，你说到他的心窝里去了，我倒真的是小骂大帮忙了。”

        桑治平说：“这次不一样。葆庚、王定安都与他关系密切，他至少有失察之误。曾九帅是个极霸道的人，给他脸上抹黑，他不会善罢甘休。”

        “他不善罢甘休又怎样？”张之洞有点气愤起来，“大不了他反咬一口，告我一个诬陷之罪，要朝廷撤掉我这个巡抚之职，我也不怕。何况，只要证据确凿，他也反咬不成。”

        “你有这个准备就好。”桑治平沉吟片刻后说，“阎老先生不愿以共事人的身分揭发对方，他的这种谨慎的处事方式也不是不可效法的。我看，这事是不是可以这样办。”

        “你说怎么办？”张之洞两眼盯着桑治平，急切地等着他的下文。

        “我们把证据办得扎扎实实的，然后再把这些证据弄到京师去，请你过去的那批朋友张佩纶、陈宝琛他们上一道参劾折。这样做，或许更妥当些。”

        张之洞想了想，说：“也好，把这个功劳送给幼樵、弢庵。我叫叔峤去协助马丕瑶，把文字理得顺畅些。”

        就在巡抚衙门商量如何惩处贪官污吏的时候，藩司衙门也在紧张地计议如何对付这位办事认真的名士抚台。

        还是葆庚三姨太卧房后面的绝密烟室，过足了公班土瘾的徐时霖，带着揶揄的口吻对王定安说：“鼎翁，你的三条妙计：劝阻、包揽、美人，现在看来一条都没有起到作用。你还有什么别的法子可想吗？该不是到黔驴技穷的时候吧！”

        王定安焦黑干瘦的脸上一副阴冷的神色，他瞥了徐时霖一眼说：“徐县令，你别幸灾乐祸。张之洞若真的把什么都抖出来的话，我王定安过不了关，你徐时霖的七品乌纱帽也保不住。”

        本来躺着的葆庚一屁股坐起来，面色沮丧地指责小舅子：

        “你还有心思说风凉话，大家都坐上一条漏水的船了，要得救大家都得救，要沉大家都沉！”

        徐时霖顿时感受到一种灭顶之灾的威胁，心里一紧，闭着眼不再说话了。

        烟室里一片沉寂。尽管未燃尽的烟泡仍在散发着诱人的余香，但三个烟客已再无吸食的心情了。

        “大家还是得同舟共济，商量出一个法子来度过这一关才是。”葆庚离开烟榻，在屋子里迈着方步，一向肥胖的他，这两个月来因焦急害怕已明显地消瘦了，素日转动灵活的两只小眼睛也变得呆滞了。他朝着王定安说，“鼎翁，你多年来跟着曾文正公和九帅，见过大世面，踏过大风浪，你难道就再拿不出个主意了吗？”

        王定安仍旧斜躺在烟榻上，手捻着老鼠般稀疏黄须，一言不发，两只眼睛盯着烟灯出神。

        “你们都不做声，我倒有一个办法。”葆庚停止迈步，斜躺的王定安、盘坐的徐时霖都注视着他。“我们都敌不过张之洞，我看干脆主动向他自首算了。一共亏空多少银子，我们垫上。我知道鼎翁在太原城几家大票号里都入了股份，这几年生了不少息，你的那一份拿出来不成问题。我的银子，兄弟捐官，儿子娶亲，都用空了，一时拿不出，鼎翁你就先借我几万吧！”

        徐时霖立时叫起来：“我的银子也空了，一时也拿不出，鼎翁也借我几万吧！”

        “嘿嘿！”王定安未开言先冷笑了几声，“葆翁，你这话是在逗我呢，还是真向张之洞投降？”

        说罢也坐起来，两眼直勾勾地望着葆庚。葆庚觉得那两道目光，犹如两把尖刀似的直插进他的心窝，刺得他发痛。

        “不瞒二位说，银子我拿得出，十万二十万，那些票号的老板都是讲义气的汉子，可以借给我，但这算是主意吗？葆翁呀葆翁，亏你做了这多年的方伯，你以为把挪用的银子垫补上，你就可以安然过关了吗？一个吏目或许可以免去坐班房，一个正三品的布政使还能保得住头上的蓝宝石顶子吗？辛辛苦苦混到这个地步，你就甘心到头来竹篮打水一场空？”

        “那你说怎么办呢？”葆庚也知道这个法子并不好，他是想先赔出贪污款，以此来赎免更重的处分。革职是免不了的，只要不充军不囚禁，他在京师闲住两年，凭着家世背景和人脉关系，再加上大把的黄金白银，不愁开复不了。一旦开复，他确信过不了几年，这顶正三品官帽又会稳稳当当地重新戴上。当年琦善因丢失香港，先是被革职抄家，没几天又奉严旨在广州就地处决。结果，既未就地处决，也未秋后处决，发往军台效力不到一年，便赏四等侍卫，充叶尔羌帮办大臣。第二年又赏三品顶戴，升热河都统。再过三年，授四川总督，恢复头品顶戴协办大学士。五年时间，一切复原。琦善那大的罪，那重的惩罚，他靠的什么来转圜，还不是一靠家世，二靠人脉，三靠金钱。相对于琦善来说，贪污几万两银子算得了什么？作为豫亲王的后裔，葆庚深知朝廷的法典，像他这种人，只要不杀头，就一切都好办。大难到头，先设法免去皮肉之苦，才是当务之急。

        “我说怎么办？让他张之洞办不成！”王定安猛地从烟榻上坐起来，一副跟张之洞干到底的气势。

        “怎么个让他办不成法？”葆庚似乎从中看出一线生机。

        兴许是刚才坐起太急，王定安有点气喘喘地说：“我们赶紧拟个折子，搜罗张之洞来山西一年来各种不当之事，坐他个渎职之罪，建议朝廷罢去他的山西巡抚的职务，他就什么事都干不成了。”

        “张之洞有渎职的罪行吗？”徐时霖提出疑问。

        “怎么没有？”王定安冷笑道，“私自动用兵丁下乡铲除罂粟苗，就是一条大渎职罪。你们都知道，方濬益说的，全省因此事造成的人命案就有七八起，烧去房子不下二三百间，这个罪还不重吗？”

        “对啦！”徐时霖拍起手来，“这一条就够他受了。”

        葆庚想起当时自己也很卖力地执行这个命令，倘若要认真清查起来，自己也逃不了责任，何这事还要牵连提督葛勒尔，于是摇摇头说：“这事是张之洞和葛勒尔共同办的。葛勒尔是个翻脸不认人的魔头。他若知道是你我告发了他，说不定会拿刀子捅了我们！”

        葛勒尔的性格王定安也是知道的，葆庚说得不错，惹恼了他，弄不好半夜被人劈了，还找不到对头。

        王定安心里一阵发毛后，也不敢坚持了。

        见王定安不开口，葆庚说：“我们请九帅帮办吧，若九帅出面讲话，一切都没事了。九帅一个小指头，就把张之洞扳倒了。”

        “你也说得太容易了！”王定安抬起头来，面上带有几分忧郁的神情。“张之洞这个人也不是好惹的，去年他就戳了九帅一下。”

        葆庚说：“九帅正好要找个借口出气呀！”

        “九帅离开了山西，他又怎么好再来过问山西的事呢，得为他找个理由才是。”

        “我看也不要麻烦九帅了，干脆，来它这么一下！”徐时霖咬紧牙关，伸直右手掌，用力晃了晃。

        葆庚一见，顿时脸黑了，王定安也呆住了。

        徐时霖走到二人的身边，三颗脑袋靠得紧紧的。

        徐时霖低声说：“过几天就下手，到时朝廷查的就是命案了，谁还会再管五年前赈灾的事！”

        葆庚唬得直盯着王定安。王定安木头似的立了半天后，轻轻地点了两下头。

        三颗脑袋靠得更紧，说话的声音也更轻微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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