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天上午，军机处领班大臣礼王世铎，奉着慈禧的懿旨，来到醇王府。自从军机处大换班以来，每天至少有一位军机大臣到醇王府里来禀报朝中大事，请示处置方略。这种情形在当时有个名目，叫做“过府”。

        四十四岁的皇帝本生父醇亲王，这两个月来真可谓春风得意，踌躇满志。自从儿子登基的那天起，他便蓄意要把朝政拿到自己的手里。虽然有周公旦辅佐侄儿的事迹载之于经典，但醇王奕譞并不相信辅佐侄儿的叔伯，都会像周公旦那样忠心耿耿，万无一失。因为自古以来，也只有周公旦这一圣人，能做到任劳任怨，毫无一点野心，至于别的人，多多少少都有点三心二意。

        奕譞当然知道，就在本朝开国之初，也有皇叔多尔衮辅佐世祖爷的故事。但是，若不是太后为了儿子的江山下嫁给小叔子，早就没有了世祖爷登基这码子事；就是后来嫁给了他，那位皇父也一天没有断绝过自己做皇帝的心思，如果不是后来坠马而死，大清朝开国之初还不知又要多添几场腥风血雨！自己儿子的江山，也只有自己来替他看守，才是真正的万无一失。经过十年的韬晦、蓄势、待机，现在终于大权在握了，奕谡怎能不兴奋激动，不思有番大的作为呢！

        他不便上朝，每天由世铎或其他军机处大臣来王府与他商量机宜，定夺国事，他总是拿出全副兴致来做这些事情。然而，奕譞治国的才能，实在不如他精明的嫂子和能干的六哥。不过，他有一个好帮手，此人便是经他全力荐举才得以进军机的孙毓汶。

        孙毓汶字莱山，山东人，咸丰年问的翰林。咸丰十年在山东办团练时曾被革职，后靠银子的力量复了职。到了光绪年问，他的官运红了起来，由侍读学士升到工部左侍郎。孙毓汶聪明机灵，尤擅长走门子。他的老子咸丰年间曾经做过醇王半年的师傅，因这层关系，孙毓汶往太平湖的脚步最勤，跟王府里里外外相处融洽。奕谡一直把他看作自己的人。

        世铎组建新军机，孙毓汶挤了进来。因官阶最低，资历最浅，被排在最后一个，称作军机处行走。行走，意为看看学学，有点类似于学徒的味道。处于这种地位的军机大臣，每到叫起时，则负责把东暖阁的帘子一角掀起扶住，待领班王爷和其他几个资格较老的军机大臣全部进去后，他才完成使命，把帘子角放下来，故朝中戏称为“打帘子军机”。

        孙毓汶自知不能跟张之万、阎敬铭等人相比，遂把这个打帘子的差事做得主动殷勤，人人满意，但他心里却并不把张、阎这些老朽看得很重。每天散朝后，他都要在醇王府里呆上个把两个时辰，有事则办事，无事则陪醇王听曲赏花喂鸟说闲话，连王府里未来的小王爷、小贝勒们，孙毓汶也乐意为他们效力，甘心充当他们游戏的伙伴。他一天也不离开醇王，醇王每天也需要他。

        世铎这次过府相商的事，正是李鸿章昨夜与慈禧说的两件事：天津的和谈和外放张佩纶、陈宝琛、吴大澂三人。孙毓汶也正在醇王府，三人便坐在王府宽敞而高雅的书房里商讨起来。

        “这和谈是好事，若与法国人谈好，越南的战争不再打了，咱们军机处该省去多少麻烦！只是太后怎么会突然间一下子放三个书生出京，太后难道忘记了他们可都是些清流，清流能办事吗？七爷，您看这是怎么回事儿？”

        矮矮墩墩的世铎有一颗肥大厚重的脑袋，和一张弥勒佛似的胖胖的笑脸。他是清初八大铁帽子王的后裔中最无干政之心的一个王爷。他喜欢吃，喜欢玩，喜欢女人，不喜欢读书，不喜欢想事，不喜欢做官。就因为这，仗着祖上的余荫，他过了大半辈子享福的日子，什么麻烦事也轮不到他的头上，他一年到头快快活活无忧无虑的。

        先前，常有黄带子笑他无大志，无能耐，无出息。近几年里，黄带子们则又称赞他有识力，有远见，有福气。他不曾料到，年过五十后，还有宰辅的福分。那天醇王对他说，要他出来接替老六做军机处领班，他还真以为耳朵出了毛病，听错了。他一再推辞，醇王就是不依，对他说：“我与太后一起把所有王爷都挑了出来，逐个儿琢磨，比来比去，还只有你最为合适。”世铎仍是不敢接受。最后，醇王不得不说实话：“我身为皇上本生父，不便出面，只有请你挑起这个担子。遇到大事，可以来王府一起商量着办。”世铎这才明白，自己只是替老七看摊子而已，他答应了。于是从接任的那天起，不论大事小事，他一概“过府”，由醇王和其他几位军机拿主意，他甘愿做个传声筒。果然，醇王对他很满意，太后对他这样做也无异议。

        “李少荃这个人一贯怕洋人，畏敌如虎。法国人在越南并没有打败仗，他们为什么会派特使谈和，此事奇怪！”

        体形单薄、满脸病容的醇王奕譞靠在藤制的躺椅上，声音不大，但语气很是峻厉。

        “是呀，七王爷怀疑得很有道理！”孙毓汶立即接腔。他高高瘦瘦的，神色精明得近于阴鸷。他平素称奕譞，口口声声都是“王爷”，遇有世铎在时，为便于两个王爷相区分，他在奕譞的“王爷”面前加一个“七”字。“福禄诺这人我知道。他原是法国凯旋号舰艇的舰长，据说在天津塘沽码头停过一两个月，与李少荃和北洋衙门里的官员们都混得很熟。卑职以为，这很可能是法国政府在玩诡计。利用福禄诺与李少荃是朋友这个关系来迷惑我们，一方面在天津谈和，使我们戒备松懈，一方面抓紧时间调兵遣将，打我们一个措手不及。”

        “哎呀，莱山，你真不愧为智多星，眼睛就是比别人尖利。”世铎对孙毓汶这番话表示由衷的钦佩。“你这一说我就明白了。法国和谈是假，再打是真，用和谈这块幕布遮盖我们的眼睛，幕后在秣马厉兵。”

        其实，孙毓汶也没有确凿的证据，证明法国人是假和谈真备战，只是，聪明和阅历，使得他知道世上的事大都较复杂，从一个角度来看是这样，从另一个角度来看又是那样。谈判有多种可能性，刚才醇王对这次谈判表示怀疑，于是孙毓汶便把眼光盯在另一种可能性上。现在经世铎这么一肯定，他也仿佛觉得就是这么回事似的，脸上露出得意的冷笑。

        “莱山说的不无道理。”奕譞对洋人有一种近于本能的反感。“李少荃喜欢和谈，就让他谈去，我们还是做我们的事。只是还得要跟李少荃指出几点，不能离谱太远。”

        “七爷说得很对。”世铎谦恭地说，“太后讲了，赔款一事不能谈，朝廷没有银子。”

        “太后说的这点很重要。”奕譞摸了摸没有胡子的尖下巴，略为思索一下后，转过脸对孙毓汶说，“莱山，你看还有什么要对少荃说的吗？”

        孙毓汶想了想，说：“有一点很重要，务必要跟李少荃讲清楚。越南是我们大清的藩属国，这是祖宗传下来的规矩，这个规矩不能坏。别的事可以跟法国人商量，咱们大清跟越南的主仆关系则不能改。若丢了越南这个藩属国，我们如何向祖宗交代？”

        “这是个顶重要的事！”奕譞从藤椅上站起，以坚定的口气说，“世上最大的事莫过于正名，名分之事乃第一等大事。我们即便赔法国人几百万两银子，也不能丢掉我们对越南的宗主权利。亭翁，明天上午叫起时，你要向太后禀明这一点。然后拟一道谕旨，把不能赔款和不能改变藩属这两条写进去，发给李少荃，叫他务必禀遵照办。”

        “是，是。下午就叫许庚身去拟旨。”世铎忙答应，想起外放张佩纶等人的事，他又请示，“七爷，你看张佩纶、陈宝琛、吴大澂三个人的事怎么说？”

        奕譞重又坐到藤躺椅上，沉吟良久后问：“上午太后召见时，你揣摸太后的意思，是定了，还是交给咱们议一议？”

        世铎想了一会，说：“我揣摸太后的口气，好像这三个人的外放也没有定下来，是有点叫咱们议一议的意思在里面。我说过会儿就去禀报七爷。太后说，明儿个你把七爷的话说给我听听。听这口气，我寻思着太后没最后定。”

        “清流中向来藏龙卧虎，张佩纶这几个人也都是人才，虽说他们爱说些过头的话，但向来不满李少荃在洋人面前委曲求全，竭力维护我们大清国的形象，这种骨气我是很看重的。”

        奕譞头靠在藤椅上的杏黄苏绸枕头上，说话间，枕头滑下去了。孙毓汶忙上前将枕头拉上来，重新平放在奕譞的后脑勺下。

        奕譞继续说：“张佩纶是个大才，跟何璟会办福建海防，却不是一个合适的安排。他不懂水师，万一出了差错，会误了他的前程。此人今后我有要职相委。陈宝琛与曾沅浦去共事也不太合适。曾沅甫脾气不好，陈宝琛与他会合不来，曾沅甫也会看不起他。我看不如把陈宝琛放到两广去，做个什么臬司、藩司的。他与张之洞气味相投，彼此合作，说不定会有一番作为。至于吴大澂，他擅长地理之学，让他与俄国人一道踏勘地界，倒是挺合适的。莱山，你看呢？”

        孙毓汶托着腮帮坐在一旁，两只眼睛一直在望着奕譞。世铎刚进府时一说到外放三人的话，便立时引起他的警觉。他一直在想：怎么突然间一下子外放三个书生出京，或会办军务，或与洋人打交道，都是挺时髦又挺麻烦的事，是清流们时来运转吉星高照呢，还是别有缘故？

        孙毓汶讨厌清流党，结怨始于一次清流党人的集会。

        那是孙毓汶刚放工部左侍郎时，一次杨忠愍公祠的集会上，清流党干将邓承修，毫不留情地说他这个左侍郎，是靠走醇王府的门子得来的。另一干将黄体芳则说他是靠趴在地上，给小王爷做马骑换来的。工部有个主事也参加了这次集会，为之鼓掌叫好。孙毓汶得知后气得不得了，他奈何不了邓承修、黄体芳，却可以整治工部那个主事。

        不久，朝廷要外放一批边远地区的知府，孙毓汶便将这个主事的名字报上去。此人被分到云南匪乱最重的东川府，叫苦不迭。不到一年，孙毓汶又指使心腹云南藩司参东川知府一本，说他治乱不力。很快，知府被贬为县令。前工部主事终于明白了此中的过节，请邓承修、黄体芳帮忙说话。邓、黄很为他抱不平，但苦于找不到孙毓汶陷害的痕迹，这个主事的冤终于无法伸清。然而，清流党人都心里有数，视孙为杀人不见血的奸邪小人，彼此之间的仇也便越结越深。这次孙升任打帘子军机，清流党人又好一阵子冷嘲热讽。孙决心伺机出这口怨气。

        现在清流党人一下子外放三人，要说他们走红运了，也说得过去。三年前张之洞外放山西巡抚，两年前张佩纶升为副都御史，都是清流大用的明证。张之洞眼下又擢升两广总督，更成了万众瞩目的人物，官场内外都说他为清流露了大脸。因张之洞的能干，使朝廷许多人改变了“清流能说不能干”的传统看法。从这种背景来看，张、陈此次外放军事会办，应该是太后对他们的重用。但孙毓汶却不这样认为，他从蛛丝马迹中看出了另一些苗头。

        他想：这事与李鸿章和谈一事同时传出，可见是李在昨夜陛见太后时提出来的。李鸿章一向与清流党不睦，由他来建议此事，不可能对清流党有利。如此说来，李所采取的手段也跟自己一样：陷对手于无形之中——让书生来办军务，以军务来困书生。想到这一层，孙毓汶高兴起来，心里说：你李鸿章聪明，我孙某人比你更聪明，你借太后之手，我就来借你之手。

        于是，他以十分明朗的口气对奕譞说：“七王爷，依卑职之见，太后这个安排是很有远见的英明之举。她一是让张佩纶、陈宝琛二人有立功的机会，二是为了配合张之洞在两广的军事行动。曾沅甫、何小宋都是张之洞的前辈，他们都是积了一辈子的勋劳，才做上一方总督的。张之洞年纪轻轻，便擢升粤督，跟他们平起平坐，他们心里多少有点不服气。太后想到了这一点。一旦战争打起来，法国人海舰厉害，两广、闽浙、两江水域必定联成一气，如果曾、何两位与张之洞不配合的话，就会影响大局。故派他的两个好友去会办闽浙、两江的海防，这对张之洞是大有好处的。”

        孙毓汶不愧为才高一筹，他这番话正说到奕譞的心坎里去了。因为有了与法国人打仗的失败，才有新军机处取代旧军机处，故而中法这场战争的胜负，便成了新军机处能否立足的关键。仗打胜了，新军机处就有了威望；若打败了，不但无威望可言，说不定也会全班换掉。在别的军机大臣而言，只是丢掉一个兼职，对于他奕譞而言，则有可能是主政之梦的彻底破灭。

        这场战争的胜与负，重要之处在粤督的人选上。可以说，奕譞把这场战争之宝，甚至把自己主政之宝，都押在张之洞的身上。对于张之洞，只能全力支持，不能有半点损伤。经这么一点拨，他突然明白了这是太后的深谋远虑。奕譞从心里佩服慈禧的治国谋略，他重又从藤躺椅上站起，断然对世铎说：“莱山说得有道理。你明天禀明太后：军机处完全遵照太后的安排，即刻拟旨，发布张佩纶、陈宝琛外放闽浙、两江，同意派吴大潋去东北，与俄国人踏勘边界。”

        世铎躬身答道：“我一定照七王爷所说的去办。若没有别的事，我先回去了。”

        世铎刚要转身，奕譞又对他交代一件事：“你顺路到张子青家去一下，叫他今晚到我这儿来一趟。”

        世铎领了这道旨意，命令绿呢大轿直奔煤渣胡同张府。

        七十三岁的张之万刚睡好午觉醒来。他踱步来到书房，戴上老花眼镜，一边啜着浓茶，一边翻看着近日的邸抄。

        邸抄上登载的多是有关越南战场上的事。有揭露徐延旭手下两个前线将领，互相倾轧而贻误军情内幕的；有抨击越南君臣昏庸贪婪，主张丢弃越南的；也有说张之洞以一介书生持节两广前途难卜的。张之万默默地翻着看着，自己的整个心绪都让这场战争给浸泡了。

        蛰居老家十余载，不料古稀之年还能重返京师做尚书，升协办大学士，此次又进了军机处，张之万深知老来的这番风光，完全是醇王所送。他禀赋清雅，不贪钱财，现在到了这把年纪，就是有再多银子，他也消受不了。两个儿子都还争气，一个走的是两榜正途，现正在河南做个同知。一个举人出身，在江南制造局做个局员，收入颇丰。二子都不用他操心。他深服同辈好友曾国藩所说的话：子孙贤，没有父祖的财产，也有饭吃；子孙不肖，财产越多越坏事。因而，他认为昧着良心去聚敛钱财，其实是件很愚蠢的事，既害自己，又害子孙。

        老状元已到了清心寡欲的境界。官位、权势、金钱、享乐，他都无所求了。惟一应该做的，便是竭尽全力为国效劳。这既是平生志愿之所在，也是为了报答醇王的知遇之恩。张之洞升粤督，其实并非他提的名。当年他做会试同考官，堂弟作为应试举子尚需回避，何况今日他为军机，弟为巡抚，若由他提名，岂非明显的徇私？张之洞的名是醇王提的，阎敬铭立即附和，他当然也同意。太后很快便钦准了。这说明堂弟恩眷正隆。

        前几天，他收到张之洞临离太原前给他的一封信函。信中申谢对堂兄提携的诚意，同时也恳请堂兄给予指点和帮助。不用张之洞开口，张之万也会全力帮助的。这不仅因为堂弟年轻，前程远大，更重要的是目前的形势，明摆着是兄弟二人的命运已连在一起了。

        张之万离开书案，慢慢地在书房里来回走着。他开始认真思索起来：应该从哪些方面为堂弟提供资助。

        他首先想到的，便是应该为两广的军队提供一批新的枪炮弹药。在军机处讨论前线战事时，有人提到打败仗的一个主要原因是装备陈旧，徐延旭、唐炯的军队用的都是当年打长毛打捻子时的枪炮，比起法国人来相差得太远了。

        打仗靠的是武器。武器不利，如何打得赢？张之万想，这批军火要向洋人去订购。据说美国、德国都有人在中国专做军火生意。关键是要银子，这要请身为户部尚书的阎敬铭帮忙了。国库再紧，也要拨出几十万两银子给张之洞才行。此事明天就要找阎敬铭商量，最好由醇王来出面。

        再者，应该调几员宿将去两广。张之洞毕竟是个书生，缺乏实战经验，带兵这码子事，还是沙场上打出来的老将靠得住些。调谁呢？张之万重又坐到太师椅上，闭着眼睛回想起来。

        二十多年前那场弥漫全国的战火，仍令他记忆犹新。他虽然没有直接带过兵，但身为地方高级官员，与当时带兵的文武大员多有接触，对他们的才干长短都很清楚。可惜，当年的那些能征惯战的将帅们，如今绝大部分已凋零故去，剩下的几个也已老病不堪，再也上不了战场。张之万掰着指头一个个地数，终于想起了两个人。

        一个是当年威名赫赫的霆军首领鲍超，因为战功卓著，同治三年江宁打下后，他被封为子爵。鲍超不识字，为人粗豪，有一则笑话说，他封爵后衣锦还乡，在四川奉节老家盖起一座壮阔的府第。有个秀才跟他开玩笑，说，你这个房子盖得跟宫殿一样，皇帝的宫殿叫皇宫，你是子爵，你的宫殿就是子宫了。鲍超不知此人戏弄他，反而很得意地说，我是子爵，住的府第当然是子宫，麻烦你老兄给我题“子宫”两个字，我要制一块匾，把它挂在大门上。众皆大笑。一个幕僚附着他的耳朵嘀咕了几句，鲍超明白过来，瞪着眼睛对那秀才说，你在侮辱本爵！那秀才忙叩头谢罪，鲍超居然也没惩罚他。鲍超今年五十六岁，正在湖南做提督，身体还硬朗，请他出马，对前线将士是个鼓舞。

        另一个是娄云庆，湖南长沙人，十几岁投军，东征西讨，军功累累。现正做着正定镇总兵，还不到五十岁，是当年一批大将中存世的最年轻的一个。此人最是合适。

        还有一点令张之万欣慰的是，现正在广东督办军务的兵部尚书彭玉麟乃湘军元老，而鲍超、娄云庆都是原湘军的哨官。对于军营来说，这层情谊非寻常可比。

        张之万想，这两件事都是大事，得赶快办理。正在思忖着在什么事情上，还可以再为堂弟援上一手时，他的眼睛突然被邸报上的一道奏章吸引过去。那道某御史的奏章上讲，徐延旭、唐炯的军队排斥越南境内的黑旗军首领刘永福，这也是北宁、太原失守的一个重要原因。这位御史建议重用刘永福，利用他久居越南的长处，收里应外合之效。

        张之万立时觉察到，这是一道很有识见的奏折，可惜没有引起太后的重视。他认为张之洞应该在此事上，吸取徐、唐前车之覆的教训，要和刘永福取得联系，建立一种彼此融洽的关系，以此换来刘永福的倾力相助。但刘永福乃会党出身，参加过长毛，又和越南的三教九流都有联系，背景很复杂。张之万深知堂弟清流本色，是极不情愿与那些江湖人士打交道的，更何况现在身居制军之尊，也不宜贸然与刘永福这类人联系，应该有一个人代替他去办这种事才好。派谁去呢？

        张之万左思右想，终于替堂弟想出一个人来，此人即桑治平。无论从本人阅历才干，还是从目前的身分来说，桑治平都是最好的人选。

        他拿起笔来，给张之洞回一封信，将自己的这些思考告诉堂弟，盼望他在中国与法国的这场纠纷中，发挥中流砥柱的作用，为朝廷，也为他这个老哥的脸上争来光彩。

        正在这时，世铎进来，亲自转达醇王的口谕。张之万高兴地说：“我正要去晋谒王爷哩，过会儿就去。”

        说着，把世铎请到客厅，细细地向他询问上午太后召见的情形来。二人正谈得兴起，家中仆人进来报告：“贤良寺今日张灯结彩，准备迎接左侯下榻。”

        左侯即爵封二等恪靖侯的左宗棠。上个月，左宗棠奉旨将两江总督一职交给曾国荃，以东阁大学士的身分入阁办事。左宗棠虽已高龄七十二岁，体弱多病，然豪雄之气仍不减当年，面对法国人的嚣张气焰，他多次上疏请缨。张之万对这个素有常胜将军之称的老朋友十分景仰。猛然间，一个想法跳入脑中，他兴奋地对世铎说：“左侯进京，此乃天助我们成事！”

        “此话怎讲？”世铎尚不明白内里。

        张之万说：“军机处六人，没有一人带过兵，眼看与法国人这场战争不可避免，一旦打起来，调兵遣将，筹饷谋画，便是军机处的第一件大事，我们于此都是生手。何不请太后调左侯入值军机，借助他的声望和经验？他肯出力，您这个领班就好当多了。”

        世铎喜道：“你这个提议好！今夜我们一起与醇王商量，明日启禀太后。”

        张之万笑着说：“左侯入军机，军机添虎翼。明日我们军机处全班启奏太后，务必说服太后，将左侯请进军机处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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