看了张之洞的信,听了徐建寅的禀报后,谭继洵大吃一惊,心绪十分复杂。他既痛恨马鞍山乡民的野蛮无礼:殴打矿师,砸烂机器,无论如何都是说不过去的。又埋怨武昌知府和江夏县令办事不力:他们一定是没有把他的意思原原本本地传达,不知在哪一个环节上走了样,才激起乡民的愤恨。同时又对张之洞信函中的不客气很是不快:论年龄,论科名都在你张之洞之上,你张之洞怎么可以就凭着品衔高一级,对我说这等亢厉不恭的话呢?
送走徐建寅后,谭继洵为着这件事恼恨至极,一个整夜没有睡好觉,第二天上午便觉得有点头重脚轻。他强打起精神,把武昌知府再次唤进巡抚衙门。谭继洵阴沉着脸,以少有的峻厉口气对涂炳昌说:“你看看张大人这封信吧!”
涂炳昌看完信后,才知马鞍山闹出大事,张之洞为此发了大火。他与谭抚台打了三年多交道,一向都是和颜悦色的,今日第一次见他这个模样,知道抚台大人心里也大为生气了。他颤抖着双手将信函还给抚台:“马鞍山刁民竟然殴打矿师,卑职实在是不知道。江夏县出了这等事,卑职有责。大人看此事如何处理,卑职一定照办。”
“唉!”谭继洵跺了跺脚,重重地叹了一口气。“都怪你们无能,辜负了我的一番好意!”
“是,是,卑职无能,卑职无能!”涂知府检讨不迭。
“我原想把他们捏合在一起,双方都得利,没想到煤窑上的人竟然动起武来,打伤人,尤其是打伤洋人,这事就麻烦了。张制台信函上的话虽然难听,道理上还是他的对。事情到了这般地步,再没有合办的余地了。你去告诉吕文魁,叫他亲到汉口去看望两个被打伤的矿师。吕文魁切莫以为这是代人受过,拒绝去汉口。涂知府,你要他心里放明白点,除开作为县令责无旁贷这点不说外,要知道打伤的是英国洋人,倘若惹怒英国大使馆,告到朝廷那里就不得了啦。他吕文魁的县令做不成是当然的,只怕你我也不得安宁。”
涂知府心里猛然生出一股恐惧感来。这几十年里,与洋人冲突的事还少了吗?本来是一件芝麻大的小事,一下子就闹成大事。本来是洋人理亏,到头来都是中国人的不是。朝廷不管三七二十一,先办了自己的官员和百姓再说。洋人可是惹不起的呀,何况这事明摆着是马鞍山的乡民不对。涂知府忙说:“大人指教的是,卑职不但叫吕文魁去,而且卑职也陪同前往,一道去慰问受伤的洋矿师。”
“你就不要去了,事情出在江夏,江夏县令去赔礼就行了。”谭继洵继续说,“还有,要吕文魁尽快通知马鞍山煤窑撤除,再不要说别的话了,那块地方只有全部交给煤矿局,才可以大事化小,小事化了。”
“是,是,卑职一切照办!”
江夏县令吕文魁本不愿意过江去看望被殴打的煤矿局矿师,认为这是降了他堂堂县太爷的格,但当涂炳昌指出此事将可能导致一个新的洋案后,吕文魁也害怕了,连忙答应。第二天亲自过江到汉口,寻到那家英国人办的医院,看望亨利、梁普时,代表江夏县衙门说了许多赔不是的话。又对守候一旁的徐建寅表示,三天之内一定将马鞍山煤窑撤除,并查办肇事者。
这时,江夏县丞钱乃昌向总督衙门上了一封密函,将吕文魁收取马鞍山煤窑税银作小金库一事禀报张之洞。钱乃昌揭发吕文魁并非为了公义,纯粹是出于平日相处不合的私怨。他知道马鞍山的事一定使张之洞对吕文魁极为不满,于是趁此机会落井下石,既泄了私愤,又讨好总督,最好是促成张之洞罢掉吕文魁,由自己来坐正堂,那就更是求之不得了。
果然,张之洞接到这封密函后十分恼怒,立即派衙役去江夏县传令,命吕文魁明天一早来督署听候训话。
吕文魁接到命令后心里很是惶恐。他知道,殴打洋匠一事能大能小。若以渎职失责酿成地方洋案而论,只需一道奏本,头上的七品顶戴便立时丢掉;若不上告朝廷,则一点事都没有。而这告与不告,全操在总督张之洞一人手里。现在没有别的法子,只有求张制台宽恕这一条路了。第二天一早,吕县令诚惶诚恐来到总督衙门。门房认识他,忙客气地将他带到候见厅,坐定后门房告辞。宽大的候见厅只坐着吕文魁一人,他的心像鼓槌似的上下急跳:张制台会说些什么呢?我又该如何回答呢?
不知不觉,枯坐了个把钟头,却不见值班的衙役过来招唤,吕县令有点急了。他眼睛盯着门口,希望能逮住一个人替他传传话。又过了半个钟点,好容易看见一个衙役,立刻走上前去,对衙役说:“我是江夏县吕县令,奉张制台之命来衙门,已等一个半钟头了,烦你转告一声。”
那衙役虽不认识吕文魁,见他穿着正七品官服,知不是假冒,于是脸上堆着笑容说:“吕太爷您坐好,我这就去转告。”
一会儿工夫,衙役出来了,说:“吕太爷,张制台现在正跟襄阳镇的总兵说着话,请您等一等。”
吕县令心里不快,却不敢发作,只得重新坐下耐心地等着。这一坐又是一个多小时,仍不见任何动静。可怜一个平时在江夏县境内耀武扬威的县太爷,一个人冷冷清清地在总督衙门候见厅枯坐了三个小时,没有人搭理,也没有一口水喝。正窝着一肚子火的时候,只见一个气宇轩昂的武官在几个戈什哈的簇拥下,热热闹闹地从候见厅门口走过。吕文魁心想,这武官大概就是襄阳镇总兵了,看来,张制台与他的谈话已结束,这下该轮到我了。他正了正衣冠,挺直腰板坐着,等待衙役前来导引。又过了一会,刚才那个衙役来了,手里提着一个竹篮子。
“吕太爷,张制台已回后院吃午饭去了,您将就在这里吃一点吧!”
像是得到提醒似的,一听到“吃”字,吕文魁的肚子立马便咕噜噜地响了起来,一股强烈的饥饿感冲口而出。竹篮打开,一大碗米饭,一小碟豆腐,一小碟萝卜,一小碗青菜汤。显然,这不是款待客人的酒菜,而是衙门工役的便饭。吕县令又是不快,但肚子饿得厉害,只得受了。悄悄地问衙役:“张制台吃完午饭后一般做什么?”
衙役答:“没有定准。有时他会在后院散散步,有时他会躺下来睡一睡,有时他会见客,有时碗一丢就进签押房办公事。”
吕文魁心想,说不定张制台吃完午饭后就会召见。他匆匆吃了饭,也不敢到候见厅外走动,压下性子又坐着等。
坐了许久,依然不见动静。他弄不清此时张之洞在做什么,想想也可能午睡了,便干脆背靠着墙壁闭目养起神来。眼睛虽闭紧,心神却安宁不下,于是掏出小怀表来,睁眼一看,已指向二点一刻。他想,即便午睡,也应起床了,为何没有动静呢?往日候见厅里客人不断,偏偏今天再不见第二人,偌大的侯见厅,只有这个吕县令一人孤孤单单。想到这里,吕文魁心里不免生起满腔怨恨来。正在这时,候见厅外响起一阵响亮的皮鞋声,吕县令定睛一看,三个粗壮的洋人趾高气扬地从门口走过。他下意识地一惊,莫不是外国领事馆的人来会见张制台?若是使馆的人,多半与马鞍山一事有关?这么说,真的酿成了洋案,洋公使们到总督衙门交涉来了!看来事情严重了!吕县令如此一想,心马上怦怦乱跳,背上冒出虚汗,刚才的怨恨早已飞到爪哇国外,全身已被恐惧包围得严严实实。
吕文魁在恐惧中淡忘了时间,反倒没有枯等的难受了,直到衙役再次来到候见厅时,他才知道已是傍晚。衙役说:“吕太爷,晚上张制台要请洋人在花厅吃饭,就不能见您了。张制台发下话:他明天一早要出衙门到铁厂视察,只是在临出门前有半个钟头的空隙,吕县令要么回县衙去,明天一早再来候着,要么就在客房里睡一晚,明早见。回还是不回,由太爷您自己定。”
回自家住,当然舒舒服服,但不知张制台明天什么时候出衙门,来早了,怕衙门未开,来迟了,有可能见不到。住这里,苦是苦一点,但明天早上决不会误事。在候见厅冷坐了一整天的吕县令,此时仿佛突然开了窍:张制台今天是有意惩罚我,也在考验我,他是在看我的态度。
“请你转告张制台,为了明天能顺利得到召见,卑职今晚就睡在总督衙门客房。”
“好,那我就带吕太爷去客房吧!”
第二天一早,天还没亮,吕文魁就起床盥洗,然后一人坐在候见厅等候。刚到七点钟,衙役就将他带到张之洞的面前。
张之洞冷冷地盯着吕文魁,好长时间不说话,盯得吕文魁的两只腿直打哆嗦。“吕县令,有人说你是马鞍山事件的幕后支持者。”
吕文魁吓了一大跳,忙分辩:“卑职不是支持者,卑职是办事不力。”
“你不要急于辩解。”张之洞打断吕文魁的话。“我问你,马鞍山三家煤窑每年交县衙门三千两税银,是不是真的?”
吕文魁犹豫了一下,答道:“有这回事。”
“这笔银子用到哪里去了?”
“大多数用在修路补桥、赈灾恤贫等事情上。”吕文魁回答得麻利,像是真这样做似的。
“哼!”张之洞冷笑一声。“既然是在做好事,为何不见你禀告知府和巡抚。”
吕文魁不做声。
张之洞厉声道:“据本部堂所知,这笔税金并非用在百姓上,而是用在官场上了。正因为有这个好处,你才庇护三大家煤窑,阻挠煤矿局。本部堂本想参掉你这个县令,看在你态度尚好,暂不罢你的官。你回江夏后将历年来所得马鞍山税金报一个明细账单来,听候核查。另外,罚三大煤窑一万五千银子,一家五千两,限十天内交齐。这一万五千两银子,本部堂一两不要,完全交给煤矿局,用于开发马鞍山煤井。若十天内办不了这件事,你摘下翎顶来见我!你去吧!”
吕文魁木然听完这段训话后,垂头丧气地走出总督衙门。
傍晚,张之洞回到衙门,徐建寅已在这里等候好一会子了。他告诉总督,他上午去巡抚衙门,表示对谭抚台处理马鞍山一事的谢忱,得知谭抚台因此事已气得生病卧床。张之洞本对谭继洵很是不满,一听说老头子为此而生病,心里顿时对他宽谅了许多。沉吟片刻,他把儿子仁梃唤了进来。
二十二岁的张仁梃长得比父亲略为清秀点,在师傅桑治平多年教导下,他不仅学问根基打得扎实,而且器局开阔,眼光远大。张之洞对这个儿子很满意,认为他比大哥仁权要强得多。
张之洞对儿子说:“你去准备几样瓜果糕点,明天一早去巡抚衙门,代我去看望谭抚台。谭抚台年纪大了,又生着病,你不要在那里坐得太久了。看一看,转达我的问候,说几句安慰的话就回来。让大根陪你去。”
张之洞还是第一次派儿子代他出门看望人,怕他年轻不懂事,遂仔仔细细地吩咐着。
仁梃感觉到父亲对自己的信任,突然间有一种已长大成人的感觉,兴奋地领下了这道父命。
第二天一早,大根陪着仁梃来到巡抚衙门。门房见是总督的二少爷来问候抚台,十分殷勤。抚署总文案出来接待,又亲自陪着来到谭继洵的卧房。谭继洵得知后,硬是挣扎着起床亲自接见。他见仁梃长得一表人才,举止也很得体,甚是高兴,对张之洞的这番举动也颇为心暖。
为了答谢总督的心意,待仁梃走后,他把自己的小儿子叫过来,吩咐儿子明日到督署去代他谢谢张制台。谭继洵的这个小儿子不是别人,正是日后感天动地泣鬼神的一代人杰谭嗣同。
谭嗣同虽贵为巡抚公子,年纪轻轻却经历过许多不幸。若说起人生幸福来,他远不及一个普通人家的孩子。
谭嗣同同治四年出生在北京,那时他的父亲正在户部做山西司员外郎。谭嗣同有两个哥哥,两个姐姐,母亲徐氏为父亲的发妻。他出生的那年,父亲纳妾卢氏,卢氏比丈夫小二十三岁。在谭继洵的眼里,十八岁的小妾远比四十出头的发妻漂亮动人,他的爱心几乎全部转到卢氏的身上,而卢氏又是一个心胸狭窄的自私女人。从此,原本和谐的家庭埋下了多事种子。
嗣同七岁那年,大哥回浏阳完婚,因为嫡庶不和,徐氏有意借儿子完婚之机离开北京。嗣同与二哥留在父亲身边读书。徐氏走后,卢氏便把平日积压在心里的怨恨向嗣同兄弟发泄。嗣同年幼,更成了卢氏经常打骂的对象,卢氏又在谭继洵面前大说他的坏话,使得他失去了父爱,小小的年纪,便开始懂得以少言寡语、含恨忍痛来应对世事。一年后,徐氏从浏阳回来,见到小儿子骨瘦如柴、木讷呆滞,伤心痛哭。七八岁年纪,正是一个人性格形成的重要时期,这一年的精神创伤为谭嗣同特立独行的性格奠下了基础。
光绪二年春天,北京流行白喉。出嫁不久的二姐染上此病,随后,母亲徐氏和长兄也染上了,五天之内,三人先后去世。十二岁的谭嗣同也感染上了。他在床上昏死三天三夜,竟然苏醒过来,留下一条命,父亲因而又给他取了个“复生”的名。这段家庭惨故给谭嗣同打击极大,多少年后,每一提及此事,便欷嘘流泪。不久,二哥护送母亲及大哥的灵柩回浏阳安葬,并留在家乡主持家务。嗣同仍住京师读书。从那以后,后母卢氏便将谭嗣同视为眼中之钉,想方设法虐待他。谭继洵公务繁忙,不理家事,在卢氏的挑唆下,也不喜欢这个死里逃生的儿子。
谭嗣同痛失母亲,又缺少父爱,只有书籍伴随着他孤单寂寞、伤感多愁的心灵。如此环境,促使谭嗣同逐渐形成桀骜不驯,愤世嫉俗,厌恶旧秩序,渴望冲决罗网的叛逆性格。
他在父亲送他诵读的《闱墨大全》上愤怒地批道“岂有此理”四个大字,却以大量的精力阅读各种不上台面的杂书。就在这个时候,他结识了北京镖局的镖师大刀王五。大刀王五是个回教徒,从小与父母失散,在浪迹江湖中长大。他武艺精熟,尤以善使大刀出名。谭嗣同与他交往,不仅从他那儿学到武功和江湖义气,也由此获知生活的艰辛及社会的复杂。
不久,谭继洵外放甘肃巩秦阶道。谭继洵在甘肃十二年,这期间谭嗣同不断往返浏阳与甘肃之问。他从名师读书,深究天人之际,又喜与边塞将士往来,纵马狩猎。在多次南来北往的过程中,他深深地体会到国家的贫弱、政治的腐败和百姓的艰苦,强烈的济世救民愿望,就在这跋涉奔波餐风宿露的日子里萌生了。
张之洞听说谭继洵派儿子谭嗣同过来答谢,满心欢喜,他早就想见见这位不寻常的后生辈了。张之洞知道谭嗣同,是听杨锐说起的。杨锐听他的那班年轻朋友说,当今天下有四大名公子。战国时期的四大名公子:孟尝君、信陵君、平原君、春申君,在历史上一直是美名传颂。当今也有这等公子?杨锐怀着极大的兴趣问这四大公子分别是谁,于是朋友告诉他,这四公子即丁日昌的儿子丁惠康,吴长庆的儿子吴保初,陈宝箴的儿子陈三立,另一个便是谭继洵的儿子谭嗣同。陈宝箴虽在武昌,但陈三立却在京师,而谭嗣同却近在咫尺,怎能失之交臂?喜交朋友的杨锐务必要结识。托人介绍,杨锐认识了谭嗣同,果然一见倾心。谭嗣同也喜欢杨锐,彼此成了知心之交。有一次闲聊天时,杨锐对老师说起了谭嗣同,说谭抚台的这个公子书读得如何好,诗文做得如何好,尤其可贵的是豪侠仗义,武艺出色,堪称文武双全。张之洞听了心里一动,读书做诗文不奇怪,难得的是以一抚台公子而有武功。武功这码子事,本是八旗子弟的特长,时至今日,连八旗子弟都不习骑射了,一个汉家高官的公子居然好此道,实为罕见。想不到平庸懦弱的谭继洵,竟然会有如此卓荦不凡的儿子!张之洞真想见见,但总没有机会,不料今日他自己来了。
张之洞吩咐安排在小书房接见。张之洞与人相见通常安排在客厅或茶厅,倘若为他所喜欢,或愿与之深谈的人,则安排在小书房,至于与他关系特别密切的人,如桑治平、杨锐、辜鸿铭等人,他有时也会在签押房里直接交谈。
当下张之洞离开签押房来到小书房里。只见一个人早已在此等候着,见他来,立即起身,垂手肃立。张之洞注目看这人年纪约摸二十七八,中等略偏矮的单薄身材,清癯的面容上镶着两只微觉凹下的双眼,那双眼睛中流露出的是忧郁思虑的目光。张之洞知道这便是谭嗣同,他丢掉素日的倨傲,主动打着招呼:“是谭公子吧,请坐,请坐。”
“张大人,晚辈向您请安。”谭嗣同操着一口纯正的京腔说着,同时向张之洞深深一鞠躬,然后落落大方地坐下。
“哦,你的官话说得真好,在北京住过几年?”张之洞从小在贵州长大,父亲说的又是一口南皮话,他的官话其实说得并不好。常与他打交道的人官话都说得不好,尤其是衡阳人王之春、义宁人陈宝箴,那一口带着浓厚家乡腔的官话,既难听又难懂,乍然在武昌听到这样纯正的官话,犹如久喝浑浊水,突然饮到清泉似的舒畅。
“我出生在北京,一直长到十三岁,才第一次回浏阳老家。”
“哦,怪不得。”张之洞点点头,用父辈的慈爱望着这个名气不小的年轻人。“你是老几,今年多大了,成家了吗?”
“我有两个亲哥哥,还有一个嫡堂哥哥,故家人都呼我老四。今年二十八了,早已娶妻,岳父名叫李寿蓉,署理过汉黄德道,前些年奉调去了安徽。”
“哦,你还是李道台的女婿。”张之洞随口问,“令堂身体健朗吗?”
“先母已去世十多年了。”谭嗣同一提起母亲,就想起当年家里同时摆着三日棺木的惨景,语声不由得哽咽起来。
这孩子天性纯良!张之洞心里想着,便不再问他的家事了。“令尊的病好些了吗?”
“好多了!”谭嗣同诚挚地说,“家父深谢大人遣公子问候的一片好意,特意叫我一来答谢,二来告诉大人,他今日好多了,明天便可以起床办公务了。”
“不要那么急,令尊高龄,应当多休息几天,待痊愈后再办公不迟。”
“家父说,昨日公子送的厚礼,他却之不恭,受之有愧。特命我给大人回赠一架鹿角。这是家父做甘肃藩司时一位朋友送的。西北梅花鹿角养精提神,更要胜过他处产的鹿角。”谭嗣同说罢,从椅背后提起一个大布包来。他打开布包,露出一架二尺长的黑褐色长满绒毛的梅花鹿角,他起身双手奉上。
张之洞面对这份贵重的礼物,颇觉为难。他平生不喜欢别人送礼,尤怕送重礼,绝大部分礼品他都婉拒不接。但处于眼下情势,这份重礼,他真的不便推辞,推辞则意味着拒绝巡抚的好意,今后督抚共事便更难了。想到这里,他微笑着说:“好吧!令尊的这番厚礼我也不能拂逆,我收下了,你回去后代我多多致谢。”
“谢谢大人赏脸!”
“杨锐多次在我面前提起你,说你文武双全,豪侠仗义,我为谭抚台有你这样的佳儿感到高兴。”张之洞充满爱抚的目光和蔼地望着谭嗣同,他这话完全出自内心。本想再说一句“可惜我没有这个福气”,话到嘴边又噎下去了。
“大人夸奖了。杨叔峤是个实诚君子,前两天我还收到他从京师寄来的信,说是在内阁做中书感觉沉闷,还不如在武昌。武昌虽忙碌,但生气,日子充实得多。在内阁做事,心情烦,连读书的情绪都没有了。”
提到读书,张之洞听杨锐说过,谭嗣同在名儒欧阳中鹄的指导下,已经研读完毕《船山遗书》,便问:“听说你用整整一年的时间,通读了王夫之的书,有什么特别的体会吗?”
“船山先生的书体大思精,晚生自以为尚未能入其门槛,不过也有点体会。晚生以为,船山先生隐居著述四十年,无非是要向世人阐述他的一个信念,即人当与时共进。”
张之洞读书,除经史外,偏重于诗文,对子书不很喜爱。曾氏兄弟在江宁刻印的《船山遗书》,他当时作为湖北学政,也蒙金陵书局赠送一部,但他只读过其中一小部分。常听人说船山书最精彩的部分在于“气”、“理”、“道”、“器”、“知”、“行”方面的辨析,而船山隐于山中著书立说,最隐秘的目的乃在于伸张民族大义;甚至还有人私下里说,曾氏兄弟打下南京后,急于刻印船山的著作,实际上是想借此洗刷自己助满压汉的罪过。当然,张之洞对此类私下臆测决不相信。
至于说船山学说的宗旨是阐述人应与时代同行这个说法,倒还是第一次听到。这是船山的本意,还是这位超脱凡俗的公子的自我见解?船山有副名联:六经责我开生面,七尺从天乞活埋。船山可以在六经中别开生面,年轻人也可以从船山学说中别开生面,且听他的解释吧。张之洞微笑着说:“你的领悟力真是过人。船山数百万言殚精竭思的著述,让你一句话就钩玄提要了。”
谭嗣同不好意思地笑了一下说:“晚生读书是奉行五柳先生的榜样,好读书而不求甚解,很可能钩提的不是船山的玄要,不过我以为当如此去理解船山的学说。”
张之洞想:研究船山的这种方法或许不可取,若论经世致用,则未尝不是通者之识。张之洞读书,历来最重这个“通”字,而千千万万的读书人恰好不懂这点,变成迂腐不通;倘若迂腐不通,读书再多也无用。这就是孟夫子所说的,尽信书,不如无书。
“四少爷,你给老夫说说你对与时同行的认识吧!”
“张大人,晚生以为,与时同行不仅仅是船山学说的宗旨,而且是古往今来一切英雄豪杰成就事业的根本之途。一个人,不管你有多大的本事,倘若与天作对,与时作对,则必然碰得头破血流,一事无成。衡之前朝前代,此种人不胜枚举,只是他们没有看到这一点罢了。”
张之洞为官几十年,敢于在他面前如此大言荦荦的年轻人很少。是身为巡抚公子,一向自大惯了?还是初生牛犊不怕虎,不识深浅反而易于放言高论?抑或是真正不同流俗,惊异的只是别人,在他自己却是自然而然的流露?张之洞边听边默默地想着。
“就拿眼下来说吧,我们正面临着一个巨大的变化。合肥相国虽然有些事做得不惬人意,但他的头脑还是清醒的。他有一句话说得最妙不过。他说中国正处在三千年一大变局之中。一个‘变’字最是深刻地概括今日国家的局势。既然局势变了,一切也应随之而变。有句本不是晚辈应该说的话,但久蓄于胸,平素无机会一吐,今日在大人面前,尽管有可能受狂妄之讥,我还是忍不住要说出来。”
“什么话,你说吧。”张之洞和蔼地鼓励。
“大人,以晚辈所见,当今中国最大的问题便是因循守旧,而不知变革维新。”
“变革维新”!“变革”与“维新”本是两个古老的旧词,现在由年轻的谭嗣同加以组合吐出,让五十五岁锐意进取的湖广总督为之一震。他开始对眼前这个名公子另眼相看了。
“这一点在官场最为突出,湖北官场尤为典型。不瞒大人说,家父便是一个因循守旧的人。这句话,晚辈也曾当面对家父说过,家父也承认这一点,说像他这样经历和年岁的人,还是因循守旧最为保险。”
张之洞不由得笑了起来,说:“足下父子能这样倾心交谈,实不容易。”
“这种交谈太难得了,只有在他心情极为舒畅时才可偶尔言之。家父一生很少舒畅,他总在忙碌忧虑中度过。不是晚辈袒护,像家父这样的人,当今官场还不太多见,最多见的是武昌知府和江夏县令一类人。他们真的是曾文正公五十年前所说的推诿、颟顸式的官员。大人要在湖北办洋务大事,依晚辈愚见,最主要的还不是缺资金,最主要的是要如何对待一大批这样昏瞀的官吏。”
这番话使张之洞又是一震。他先是对谭嗣同这种狂放的姿态颇为不满。最主要的不是什么而是什么这一类的话,只有子青老哥、阎丹老那样的人才可以说的,作为二十多岁的子侄辈,岂可当我之面说这种话?拘谨重礼的谭敬甫,怎么生出这样一个不知天高地厚的儿子来。真是咄咄怪事!然而转念一想,这个年轻人说的也有道理。近来令他气闷、愤慨,甚至沮丧的两件事,又的确都是因为官吏的昏聩而造成,并不是因为银钱的缺短。张之洞不得不佩服谭嗣同目光的犀利。从心底里来说,张之洞是喜欢这种人的:玫瑰虽有刺,但有好看的花朵,蔓藤尽管柔顺可亲,却一点用处也没有!
他放下架子,以一种近乎平等的姿态问:“你说的有道理。依你看,老夫来湖北办铁厂、办矿务局,湖北官场和民间究竟是支持的人多,还是不支持的人多?”
谭嗣同没有立即回答,他思索半晌后说:“大人若要听我讲实话的话,湖北省无论官场和民间对大人办的事,理解和支持的都是少数,大部分人都在观望。当然,黄鹤楼上看翻船的人也不多。”
张之洞凝神抚须,望着谭嗣同没有吱声,心里却在仔细掂量这几句话。
“不过,大人不必因此而有所顾虑,从古以来雄图伟业都是由少数几个先知先觉做起,然后再得到多数人的襄助,最后才有普天之下的响应,蔚成大举。比如孔夫子创立儒家学派,又比如天竺国的释迦牟尼创立佛教,都是这样的。晚辈是完全赞同大人的这番事业的,只是因为家父一再要晚辈参加今年秋天的恩科乡试,不然,晚辈早就回到原籍浏阳去,仿效大人办两件大事。”
张之洞很感兴趣地问:“回浏阳办两件什么大事?”
“仿效大人在两湖书院设置西洋学问的做法,回浏阳办一西学馆,以算学、天文、测量等为主,招收几十个聪颖子弟加以培植。”
“好。”张之洞立即答道,“你这个想法太好了,我先向你预定,你培养多少我接收多少,我这里正需要这样的人才。”
谭嗣同高兴地说:“有大人支持,我办西学馆的兴头更足了,也不愁没有人来就读了。”
“第二件呢?”
“我的老家浏阳是个山区,田少山多,老百姓生活艰难,世世代代浏阳人都认为贫苦是命,改变不了。自从大人决定在江夏开煤,在大冶采铁后,我就想起十年前看到浏阳县志上记载,普迹寺僧人从明代嘉靖年间起,便在后山下挖一种黑石块当木柴用来烧水煮饭,一直到康熙末年,黑石块用完了,才烧柴。现在我想,那里的石块不就是煤吗?”
“不错,那一定是煤。”张之洞大为高兴起来,“铁政局的洋矿师说:有的煤就在表层,叫露天煤,普迹寺的黑石块很可能就是露天煤;露天煤烧完了,他们不知道往深里挖。你的想法很好,看来你们浏阳会有大量的煤。”
“我就是这样想的。”谭嗣同脸上泛起真情的光彩,“所以,我想请行家去我们浏阳查勘,说不定除煤外,可能还有铁、铜等矿石。我们把这些地下的宝藏挖出来,不就给浏阳百姓带来财富了吗?”
“好好,我支持你。你什么时候去,我叫铁政局派两个英国矿师陪你去,帮你查勘。若有的话,今后就在浏阳再建一个煤矿局,由湖南巡抚衙门来负责办。若他们不热心的话,你再找我,我来办。挖出的煤就运到武昌来炼铁,无非就是远一点,多点运费而已。”
这番话顿时把两代人的心拴到一块。谭嗣同心里涌现出一股多年来少有的痛快,他敞开胸怀对张之洞说:“大人,晚辈跟你说句心里话,这办算学馆、开矿,我以为尚是第二位的事,要使老百姓富裕,国家强大起来,第一位的是要变革维新。变革维新的榜样便是西洋各国,开矿炼铁造机器制枪炮等等是具体本事,当然要学习,更要学习的是他们的政令法律,也即是说我们要来一次新的变法,变革祖宗成法。如此,中国或许有希望。否则,任何好的技艺到了中国来都会变味,犹如橘变成了枳。”
“变法”,一听到这个词,张之洞立即想起了车裂的商鞅、放逐的王安石、鞭尸的张居正,这可不是随便谈论的话题!谭嗣同布衣青年,他可以童言无忌,身为封疆大吏对这等大事是不能随便说的,他决定转一个话题:“橘过淮北则为枳,这是一个很有趣的故事,我们以后再说。老夫听杨锐说,你文思敏捷,为文下笔千言,吟诗七步成篇。”
“叔峤夸奖了。”谭嗣同笑了笑说,“不过,若是不以太高的标准来要求,随便吟一两首还是可以的。”
“好。老夫就试试你如何?”张之洞指了指对面书架上的西洋座钟,“你就当着我的面,用一刻钟的时间吟一首七律。”
“请大人赐题。”谭嗣同毫不含糊地说。
张之洞略思片刻:“就以眼前之景为题,吟一首《登黄鹤楼览武汉形势》吧!”
“晚辈领题了。”谭嗣同说完这句话后便不再吭声,呆坐在木靠椅上,面无表情,两只略为下陷的眼睛死死地盯着那座鎏金发亮的洋钟。张之洞望着瘦小的谭公子,觉得他眼下这个神态决不像达官贵公子的模样,那木讷的面容,像是内心愁苦的入定僧;瘦小的身材,像是终年饥饿的放牛娃;那微凹的双眼,像是荒山坡上的两只小洞穴。张之洞越看心里越不好受:这孩子要么是心灵上蒙有常人所没有的极大创痛,要么是体内藏有未察觉的暗疾隐病,或许难保永年……
“大人,晚辈借你的纸笔用用。”正在张之洞胡思乱想的时候,谭嗣同已起身了。
“好,好。”张之洞也跟着起身,指着书桌上的文房四宝说,“你写吧!”
谭嗣同来到书案边,提起笔来,蘸了墨后,在一张空白信笺上龙飞凤舞地写起来。张之洞跟在他的身后看,一边轻轻地念着:黄沙卷日堕荒荒,一鸟随云度莽苍。山入空城盘地起,江横旷野竟天长。东南形胜雄吴楚,今古人才感栋梁。远略未因愁病减,角声吹彻满林霜。
谭嗣同放下笔,拿起诗笺,双手递给张之洞:“大人是诗界巨眼,晚辈献丑了。”
“不错,不错。”张之洞接过诗笺说,“这首七律通篇都不错,尤其首联两句最好。前人说陈思王最攻起调,看来你写诗学的是曹植一路。接下三联略嫌伤感了点。年轻人嘛,虽有点坎坷挫折,毕竟年富力盛,前途远大,宜乐观激扬为好。这种忧思重重的风格,大概也是受曹植的影响吧!”
谭嗣同说:“大人所论极是。我在吟诗的时候,仿佛觉得自己就是一只孤单失群孤立无援的小鸟,随着浮云在莽苍苍的天际上吃力地飞呀飞呀,不知何处是归宿。”
“喔!”张之洞敛容望着谭嗣同,一时无语。他做学政多年,学生数以千计,像这等身处富贵之家而忧心忡忡的年轻人还是第一次遇到。他原本想叫仁梃与嗣同交个朋友,以便仁梃有一个文武兼资的同龄榜样,但此刻打消了这个念头。他怕这个思想不羁而心绪愁苦的抚台公子给儿子带来不利的影响。
这时,梁敦彦急匆匆地走进来,附着张之洞的耳边悄悄说了几句话。只见张之洞脸色陡然阴沉下来,对谭嗣同说:“四少爷,老夫有急事要办,对不起了。回去后转达对令尊大人的谢意,请他多休息几天,待病完全好后再办公事不迟。”又对大根说,“你送送谭公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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