恭王府里无论是客厅、议事厅还是书房，都有中式西式两种，视客人的身分与爱好分别安置接待。外国客人来访，都安排在西式客厅，但也有例外。比如海关总税务司赫德，是一个标准的英国人，但此人二十岁来中国，已在中国谋事四十年，自称爱中国胜过爱英国，对中国古老文化酷爱不已。赫德每次来恭王府，奕沂都安排在中式客厅里相见，而且事先还得特别布置一番，把中国气味营造得足足的。同样的，本国客人来访，则安排在中式客厅，对于那些爱好洋玩意儿的，则安排在西式客厅。恭王知道李鸿章是一个仰慕西洋的人，常将他请到西式客厅或西式书房相见。李鸿章在充满异国情调的客厅里刚刚落座，奕沂便进来了。

        “李鸿章向王爷殿下跪安。”李鸿章弯腰作揖，左手端着一顶镶着大红珊瑚顶子的大盖帽。

        奕沂忙扶住李鸿章的手臂，说：“中堂免礼。”

        说罢，注目望着眼前这个正遭受各方指责身处困境的四朝元老。与春天见面的那一次相比，李鸿章明显地瘦了、憔悴了，头发胡须上又多铺了一层霜。七十一岁的前淮军首领，原本腰板挺拔硬朗，如今已现出几分佝偻之态了。

        “中堂也老喽！”

        奕沂从心里深深冒出这句话来，然后拉着李鸿章的手，一起在松软的绒沙发上坐下，关切地问：“近来都还好吗？”

        “唉，再不济也得挺过来呀！”李鸿章仿佛百感交集，一时不知从何说起似的。“现在王爷复出，一切都有指望了。”

        奕沂感受到一种与世铎不同的真正的情谊。事实上，他和李鸿章的关系的确非同一般。

        这种不一般的关系，不但因为他们二人相交年代的久远，更因为他们彼此之间对国事看法的投缘。当咸丰皇帝还在世的时候，年纪轻轻的奕沂便以器局开张而获誉于朝，与著名的能干大学士、军机大臣文祥相契合，在对汉人领兵和与洋人打交道这两件大事上，总是持开明的态度，与那些顽固守旧的满蒙亲贵们截然不同。他早期信任湘军，后来又倚重淮军，这使李鸿章对他感激。尤其在洋务事上，奕沂与李鸿章的观点几乎完全一致，即尽力维持和局，以便徐图自强。从这个观点出发，他们主张在国内大办洋务，与洋人宜友好合作，信守合约，尽量不挑起事端，一旦有事也先立足于调和，尽量利用各列强之间的利益关系来求得平衡。因此他们常常遭到守旧势力和清流人士的指摘，但他们一直坚信自己的这一套才是真正有效的治国方略，而反对者的论调不是有意唱高调哗众取宠，便是未亲历艰难不知深浅。在李鸿章眼里，奕沂是他在朝中的强大奧援和靠山。在奕沂眼里，李鸿章是朝廷的干城和柱石。共同的观念和相互的依赖，使得他们成为少有的官场上的知心朋友，他们可以在自家的小房子里推心置腹地谈论国事和人事。

        十年前奕沂被罢黜后，李鸿章顿感失去了一个强大的支持。毕竟有着几十年不同于一般的关系，退居于王府的奕沂和依旧显赫的李鸿章并未中断联系，逢年过节，彼此常有书信问候，李鸿章间或也会去王府看望奕沂。

        今年四月，李鸿章在渤海海面检阅北洋海军。那是他一生中最为出风头的几天。他坐在从德国进口的快艇里，在万顷碧波的海面上乘风破浪，检阅那一艘艘气派庞大装饰一新的铁甲战舰。这是一支多么威武的海上雄师啊！

        李鸿章的巡视快艇每经过一艘战舰边，该舰管带带领全体水手列队站在甲板上，一齐对空鸣枪。此时汽笛长鸣，声震四周，管带手挥两色小旗，向北洋海军的最高统帅打出问候、请安的祝语。然后进行放炮打靶、快速前进、急速转弯等各种实战演习。这时的李鸿章，激动的心情，就如眼前的波涛一样起伏不定。二十年的含辛茹苦、惨淡经营，今天终于有了这样一支强有力的海军。我李鸿章对大清的贡献前无古人，不但在朝野内外是第一大功臣，就是在洋人面前也有头有脸，今后可以和他们直起腰杆说话了。

        回京师向慈禧禀报后，李鸿章特为去了一趟恭王府，一是去看看老朋友，二是对他说说这次海上阅兵的盛况，也让他高兴高兴。他告诉前军机领班，北洋海军吨位目前排名世界第八，我们所防备的对手日本只排名十四，若说北洋海军对付英法等国尚有困难，但对付蕞尔小国日本来说是绰绰有余的。奕沂固然高兴，但也提醒李鸿章，北洋海军毕竟没有经历过实战，真正的战斗力如何，要在实战中才能看得出来。带兵多年的李鸿章自然知道这一点。回到天津后，李鸿章命令北洋海军官兵努力加强实战训练，但大多数官兵并不把这道命令放在心上。北洋舰队的绝大部分管带，是由福州船政学堂毕业又留学过英国的高材生，聘的教官，均为欧洲人，水手是从陆师中十里挑一选出来的精壮汉子。这支洋味十足的舰队，从官员到士兵，从来就有一种很强的优越感，习惯于高待遇高享受，没有吃苦耐劳的传统。作为军人，他们也很少有为国赴难马革裹尸的心理准备。因阅兵有功而得到朝廷赏赐的北洋舰队的官兵们，并没有意识到不久以后，就与一衣带水的近邻有一番毁灭性的海上恶斗。

        但李鸿章身边的外籍军事参谋们有所预感。他们告诉这位北洋大臣，日本举国上下在发愤图强积极扩军备战，目标对准朝鲜和中国的东北。日本海军的吨位虽不及中国，但战舰上的武器装备精良、训练有素，必须切实防范。他们并告诉李鸿章，英国船厂最近造出一艘时速二十三海里为目前世界第一的四千吨巡洋舰，如果将它买下来，可以大大加强北洋舰队的力量。李鸿章很想把这条巡洋舰买下来，但此前他为买舰的事多次碰壁，心里仍有余悸。犹豫很久，他想起这次检阅太后高兴，或许趁着这个时候容易获准，便鼓起勇气再次上奏，请朝廷为北洋舰队拨银一百四十万两，其中八十万两用于购买巡洋舰和培训驾驶人员及水手，另外六十万两用于加强和更新各舰艇上的大炮。不料没有多久，户部便将这纸奏议驳回，说是太后万寿大典在即，所费浩繁，一切其他开支都得停止，北洋舰队买船添炮事着庸勿议。李鸿章看到批文后，叹息不已。很快这艘巡洋舰便给日本买去，取名吉野，成为日本舰队的主力。就是这个吉野号，在大东沟海面上的战役中耀武扬威、凶猛狠恶，终于使得北洋海军败下阵来。李鸿章满脸愁怨，无处诉说，满腹苦水只得往肚子里咽。今天，在奉旨复出的多年上司兼老友面前，北洋海军的最高统帅真想好好地说说，要把含在喉咙里多年的那块骨头一吐为快。

        李鸿章虽然对洋家伙感兴趣，但与盛宣怀不同。盛宣怀是尽可能地洋化。屋子里的摆设，使用的东西，服用的药物都是洋式的，只要与外国人在一起，他就一定穿西装戴礼帽拿文明棍。平时的饮食，他也喜欢吃西餐喝咖啡，惟一的遗憾是他不会说洋话。李鸿章却不这样。他喜欢洋人的家具用具，如钢丝床，如沙发，如手表，他也喜欢服西洋进口的药丸。但他在任何场合下决不穿洋服，也决不以不会说洋话而遗憾。至于饮食方面，他更是顽固地保持家乡的老传统，抽水烟袋，喝黄山茶，吃油腻味重的皖菜。奕沂知道他的习惯，特为吩咐家人给他上府里常备的祁门红茶。

        喝了两口茶后，奕沂将谈话切人正题。

        “李中堂，今天请你过来，是想请你说说北洋海军的实际情况。初夏阅兵时，你对北洋海军抱有很大的期望，为何世界吨位排行第八的反不及排行十四的？是偶尔的失误，还是实力不敌？还有，这次打了败仗，北洋海军有多大的损失，目前在威海港修整的舰艇还具有多大的力量，能不能跟日本再决一战，胜负的结果将会是如何？李中堂，我们相交近四十年了，你应当相信我，请你务必对我说实话，这是我们与日本的决策的基础。”

        奕沂敛容正色说的这番话，虽然含有责备的意思，但李鸿章并不感到难堪，因为他们是多年的相知，更因为奕沂的话诚恳、实在。李鸿章是个做实事的人。他深知，诚实的话即使不顺耳，也比那些顺耳的虚假话要强过千百倍。在这一点上，醇王奕澴与他的六哥便有很大的区别。奕澴的致命弱点便是不务实，喜欢说过头话，办过头事。李鸿章遇着奕澴这种顶头上司，有苦说不出，还不得不违心顺着他。奕沂的平实态度，让李鸿章心里有一种踏实的感觉。他正好借这个话题向奕沂说一说这些年来的实情。

        “王爷，您这个话问得很好。多年来，我就想对您说说。只是您既已退隐王府，我也不便以这些俗事来烦恼您。现在王爷既领军机，又领总署和海军部，我有这个责任要将这些年的事情如实禀告王爷。只是请王爷耐着性子听下去，莫嫌我人老话哕嗦。”

        奕沂笑道：“你说什么，说多少，我都愿意听，中午就在这儿吃饭，我还要陪你喝两杯哩！”

        “谢谢王爷的美意。”李鸿章喝了一口祁门红茶，脸色端凝地说了起来。“要说我们大清的海军，不是我当面在王爷面前说好话，实实在在地是在王爷的手里草创的，又经王爷的特别照顾而初具规模的。”

        奕沂轻轻地点点头。为了取得奕沂的更大同情，李鸿章有意回顾起往事来：“早在咸丰十一年，曾国藩提出购外洋船炮的建议时，王爷便奏请以关税款来购买外洋小兵轮，命广东、江苏等省督抚募内地人学习驾驶，又命已租的美国轮船二艘配上炮械，驶赴安庆，交曾国藩调遣。中国人指挥外国炮船，应从这里开始。”

        奕沂插说：“还是你的老师曾国藩有远见，早在咸丰十年便奏请学习洋人造炮制船的技艺。我还记得他的折子里说得很清楚：目前资夷力以助剿，得纾一时之忧；将来师夷智以造炮制船，尤可期永远之利。曾国藩真正是见高识远，老成谋国。”

        奕沂如此称赞他一生所敬重的恩师，这让李鸿章心里甚是舒帖，忙说：“曾国藩的这个想法还得靠王爷您的玉成，若不是您紧接着奏请皇上设立总署及添加南北口岸关税，哪有日后洋务之事的出现！”

        “你说的也是实话。”奕沂若有所思地说，“若将后来的各项洋务举措比作一台大戏的话，曾国藩的动议，我与文祥及我的岳父大人的会衔奏折算是拉开了这台戏的帷幕。”

        “王爷比喻得真好！”李鸿章不失时机地赞扬一句，继续说下去。“同治元年曾国藩在安庆试造小轮船，同治四年在上海建制造局，五年朝廷任命沈葆桢为船政大臣，七年，江南制造局造出恬吉号兵船，这是我们大清第一艘战船。”

        “这恬吉还是你的老师亲自取的名字。我记得他对我说过，恬吉二字寓含的是四海波恬、厂务安吉之意，他还亲自坐着恬吉号从江宁到采石矶。”

        “是的，王爷好记性。其实曾国藩那时身体已很衰弱，他之所以那样高兴，像年轻人一样兴致勃勃地登船试航，是因为他从恬吉号的身上看到大清徐图自强的希望。”

        “不错！”奕沂的心里充满了对辞世二十多年的那位社稷之臣的无尽缅怀。

        “这一年，瑞麟向英国订购六只船，又向德国订购一只。八年，船厂又造出一只取名万年青的兵舰。到了光绪四年，便有沈葆桢奏定各省每年协款四百万两，南北二洋各分二百万，专用来发展海军，用十年的时间建成北洋南洋和粵洋三支海军。这时多亏王爷出面说服沈葆桢，不要将有限的银子平分，应先集中精力建好北洋，然后再建南洋、粤洋，这样才保证北洋有较多的银子办事。”

        奕沂笑了笑说：“沈葆桢那个倔老头，把他的那个南洋看得很重，非要平分不可。不是我去劝说他，只怕别人是说服不了的。”

        “正是王爷所说的，沈葆桢倔得很，那一年也是为了银子，硬是跟曾国藩对着干，最后还是曾国藩让了步才罢休。”李鸿章继续他的大清海军史的简要回顾。“北洋海军就凭着这笔银子，在七八年时间里陆续在英国和德国定购铁甲船两艘、巡洋舰五艘、鱼雷艇六艘，再加上上海福建两船厂所造战船十五艘，于是有了像模像样的北洋舰队。我又在天津办了一所水师学堂，请闽省侯官人严复主持教务，培养海军各种技术人员。”

        “严复这个人我见过。听人说，他的英文书写能力比英国人还强，有这事吗？”奕沂对严复表现出少见的兴趣。

        “有很多人这样说。”李鸿章答，“这是一个绝顶聪明的人。他是福建船政学堂的第一届学生，以第一名的成绩毕业，曾在军舰上实习五年，后又到英国海军大学留学五年。他与别人的不同之处，是在海军大学里留学时，不仅研习海战的战术，还研习欧洲各国的政治、经济等学问。有一次，他跟我谈了一个晚上的话，他说我们不仅要学洋人的技术，还要学洋人的国家管理办法，而且这比技术还重要。我看这人是个很有头脑的人。过几天，我把他从总教习提升为总办。”

        “严复多大年纪了？”

        “今年刚满四十。”

        “喔。年纪还不大，今后说不定有无量前途。”已过花甲的皇伯近年越来越感觉到“年富”才是真正的财富，纵有金山银山，一旦人死身亡，便全都化为乌有。他停了一会，说，“光绪十年前的北洋、南洋的旧事我还记得。十年后我不当政了，第二年海军衙门建立。照理说，应该发展得更快，为什么不像大家所期望的那样呢？”

        “唉！”李鸿章从胸膛里重重地吐出一口气来。“王爷，您有所不知，我难呀！”

        奕沂两只略为浑浊的眼睛盯着这位滂館四聚的北洋大臣，认真地听着他的下文。

        “光绪十二年，朝廷设立海军衙门，太后命醇王爷总理其事，命庆郡王和我为协理，又命善庆为帮办。我当时看到这道上谕，因设立海军衙门的喜悦一下子减了许多。”

        “为什么？”奕沂颇有兴致地问，“你跟我都说过好几次要由朝廷出面办个海军衙门。有人还说，张佩纶积极倡议此事，是受到你的指使。”

        十年前，张佩纶因马尾之役被革职充军，在西北荒原一住四年才获赦回籍。李鸿章赏识他的才华，家里刚好有一个寡居的女儿，便将四十岁的鳏夫张佩纶招为女婿，并留在身边做幕僚。一个当年视李鸿章为浊流的清流骨干，如今却成了依靠李鸿章栖身的上门女婿，不要说昔日友朋耻笑，想必张佩纶自己心里也决不会好受。真可谓此一时也，彼一时也。然则张氏的违心曲己，也正好说明一种世情：对于大多数士人来说，“清高”只能建筑在舒适的生存基础上，失去了这个基础，要再保持“清高”则十分不易。张佩纶的命真的不好。甲午海战后，李鸿章大受攻击，张佩纶也因此受到牵连，不少人指斥他应负“参谋失误”之责。张佩纶成天如缩头乌龟般地躲在家里，忍气吞声地接受各方谴责而不敢做声。

        “没有，这是有人存心挑唆，张佩纶那样爱管闲事的聪明人，还要我来指使吗？合北洋、南洋、闽洋、粤洋为一洋的事，他是可以想得到的。”李鸿章喝了一口祁门红茶，继续说，“朝廷同意设立海军衙门，这是我企盼多年的事，我当然欢喜，但委了这一大堆人来办，令我为难了。由醇王爷来牵头，这是出于太后的重视。海军是要与洋人打交道的，醇王爷对洋人的态度，王爷您是知道的，我真怕有些事与他讲不清楚。”

        对于自己的七弟，奕沂是再了解不过了。他轻轻地摇了摇头，嘴角边露出一丝苦笑。

        “醇王爷倒也罢了，中间还夹一个庆郡王，后面又跟着一个善庆，这事可不更难办了？”

        李鸿章说到这里，有意停了一下。对于庆王奕劻和善庆，他有着满肚子的牢骚要发。这两个人都是看中海军衙门的时髦和银子，不知费了多少心机才弄到这个肥缺，哪里是办事的人！可是，现在他们都还与他共着衙门办事，还是不说为好。

        “我打听到曾纪泽英国公使任期已满，请求朝廷让曾纪泽进海军衙门。醇王说，曾纪泽是个最合适的人，张之万也推荐了他。于是我给他写信，请他赶快回国。”

        “曾纪泽有乃父之风，可惜天不假寿。”奕沂叹息。

        曾纪泽回国后，出任海军衙门帮办，不久又兼任兵部侍郎、总理各国事务衙门大臣，眼看将要为国家担当更大的责任，却不料四年前以五十二岁的英年早逝，朝野均为之惋惜。

        “是呀，那几年的海军衙门多亏了他在支撑。唉，为他的去世，我难过了好些日子，我为国家哭，也为自己哭，我一直把曾纪泽当亲兄弟看待。”

        以曾国藩待李鸿章的恩德，奕沂相信李鸿章说的不是假话。

        “海军衙门有曾纪泽在支撑着，我也极想利用它为大清的海军做点实事，但事实上，我和曾纪泽的想法都是一厢情愿，我们根本没有力量按自己的意愿办事。现在看来，不办海军衙门还好，有海军衙门，反而成了海军扩建的最大阻力。”

        “这话从何说起？”奕沂微微睁大眼睛问。

        “光绪十二年未建海军衙门前，北洋、南洋每年都还购船添炮。自从光绪十二年海军衙门建立后至今，八九年间，北洋、南洋再未购买一只外国兵舰，连炮台都没有增加几座。今年初夏海上阅兵后，王爷谆谆告诫我，要加强实力。这真正是金玉良言。回天津后，我即与洋技师商量购买英国刚下水的全世界时速最快的巡洋舰，结果户部未批，这艘舰让日本买去，这次海上作战成了我军的克星。现在想起来，真正追悔莫及！”

        奕沂惊道：“从甲申年解甲归田后，我就不再过问国事。李中堂，你刚才说海军衙门设立以来八九年，海军没有添购一艘兵船。这桩事，我还是第一次听到。海军衙门没建之前，每年尚有各省协助建海军的四百万两银子。建了衙门后，不要说再增拔银子，就原先的四百万，总得照常协解。八九年里有三千多万两银子，这是一笔巨款，不买军舰火炮，拿它做什么去了？李中堂，你可要好好跟我说说。”

        李鸿章望着脸色憔悴的军机处领班，心里想：恭王呀恭王，您是真不明白，还是想从我的口里套话？这件事不但朝中百官晓得，连京师百姓都晓得。您不做军机大臣，到底还是皇上的亲伯父呀，何况还有一个女儿荣寿公主天天在太后的身边，您怎么可能一点都不晓得？

        李鸿章犹豫着，不知怎样开口，心里将措辞仔细掂量一番后，重重地叹了一口气，试探性地说：“王爷有所不知，海军衙门设立的前一年，颐和园的园工便已开始了。”

        不料奕沂冷笑了一声后，说了一句令李鸿章颇感意外的话：“他们之所以要挤掉我，就是为了好放开手脚做这桩事。”

        李鸿章虽说是领三殿三阁之首的文华殿大学士，但他未人军机，一直往返于保定和天津之间，做他的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他实质上只是一个外官。京师里的事，他当然也是知道的，但毕竟不太明就里。他也听说过慈禧与恭王失和的主要原因是因为园工而起的：慈禧要修建，恭王反对，冲突便产生了。恭王并不因慈禧的不悦而让步，故慈禧对恭王积怨愈来愈深，遂借越南的战事而罢黜恭王。恭王的这句话，证实了过去的传闻，而且从话外之音里还可以感觉到并不因如今的东山再起而冰释前嫌。这样看来，下面的话便好说了。因为恭王不是不知道，而是要从我这个海军衙门会办的口里掏出对园工的不满，使他得到满足感，获得一种“让历史来证明”的回报感觉。李鸿章本就有一肚子怨气，正因无处发泄而郁闷，眼下，正可以对这位多年的知交一吐衷肠。

        “王爷这话使我明白了，为什么太后当初要让醇王爷和庆郡王、善庆来管海军衙门，他们是要让海军衙门变成颐和园的金库。海军衙门开办不久，醇王爷便对我说，没有太后，就没有大清的今日，没有太后，也没有皇帝和李中堂你的今日。我们都要知恩图报。再过四年，皇帝要大婚，大婚后太后就要归政。归政后太后想到园子里去住，园子现在哪里能住得人？为此，皇帝和我都很着急。太后这一点小小的要求，我们都不能满足，良心上也说不过去。我问醇王爷，要我李鸿章拿多少银子出来给太后修园子，我决不含糊。醇王说，不是叫你个人拿银子，我是跟你商量下，听听你的意见。海军每年有协款四百万，眼下我们的船炮都大致齐备丁，用不了这多钱。我想从四百万里腾出二百万来给园工用，剩下二百万足够海军开支了；再说，还有不少人愿意报效海军，海军衙门还可以从那里得到一大笔银子。”

        李鸿章端起杯子来喝了一口茶。

        杨宗濂开海军报效先例，正是他一手操持的。这事，他当然不想对奕沂说，故有意借喝茶的机会停停，调整一下心绪。

        李鸿章放下茶碗，继续说：“我心里想，醇王爷是皇上的生身之父，皇上的江山，还不就是他的江山？办海军，说到底也是为了他父子的江山。他既然把太后的颐和园和皇上的江山摆在一个位置上，我们做臣工的也无可奈何了。我说，王爷要这样，就这样吧。谁知，后来曾纪泽告诉我，不只挪用二百万，而是将各省协款几乎都拿到园子里去了。曾纪泽气得不行，我也没料到。转念我想，园工最迟到十四年底要完工，就算全部挪过去吧，也只有两年了，就算这八百万孝敬给太后吧，咱们今后还是有银子办事的。我反倒劝曾纪泽说，别跟善庆这班人怄气了，统统地让他们挪吧，到了光绪十五年，太后归政，住到园子去后，他们就没有借口了。谁知，事情不是我所想的这样简单。”

        李鸿章看了一眼奕沂，只见他铁青着脸，紧闭着嘴唇不做声。李鸿章知道奕沂心里既愤恨又痛苦，他很可能在恨恨地默骂自己的七弟是在拿天下的银子讨好太后，以保障他醇王府里的天子龙椅能坐得安稳无忧。

        “没想到，归了政太后住到园子里后，园工不但没有结束，反而更红火了。善庆给醇王、庆王出主意，说外面有传言海军衙门的银子都用到园子里去了，不如干脆将两桩事合为一桩事办，倒可以堵好事者之口。庆王问如何合法。善庆说，园子里有一个现成的湖，我们将它再拓宽挖深，湖面辽阔，太后必定欢喜。这是园工的事。然后利用这个大湖来做海军的演习场所，在湖边建一所海军操练学堂，将天津的水师学堂移一部分到这里来。善庆的话还未说完，庆王便拍起手掌来，笑道，这个主意好极了，我们干脆将操练学堂的牌子挂在园子大门口去，对外就说扩湖是为了操练海军，这样就可以名正言顺了。湖上再架座桥，好让太后散心；山上再建个喇嘛庙，好让太后参拜。醇王对这个设想也很满意。当时老臣正在天津，未参加这个会议。事后，曾纪泽写信告诉我，他对善庆这个馊主意极为反感：园子里挖个池塘出来能练海军吗？这不存心让外国人笑话我们太无知丫？善庆正因得到醇王、庆王的夸奖而飘飘欲仙，哪里听得进曾纪泽的话，反倒讥讽他，说有意见为什么不在会议上提，你有胆就直接跟醇王、庆王去说。曾纪泽为人胆小谨慎，他心里不愿意又不敢说，怕醇王庆王不喜欢，更怕恼了太后。受善庆这一抢白，于是内火上来，一忧成病。据曾家的人说，曾纪泽后来早逝，就因为怄了善庆的气。”

        奕沂冷冷地插话：“难怪善庆这人不得好报，外放福州将军，第二年便掉到闽江里淹死了。”

        李鸿章“嘿嘿”于笑了两声后，接着说：“这个主意一采纳，园子里的工程就更热火朝天地兴建起来，规模更宏阔，新的建筑更多，一直到现在都还没完工。每年海军的协款大半部分调去园工都还不够。那年醇王又对我说，园子的银子不够了，总不能半途而废吧。太后六十万寿日也快到了，再怎么说，也要在庆典前把园子弄得基本上像个样子。你身为天下督抚之首，还得请你出个面，给各省督抚写封密函，干脆跟他们讲明白：要他们尽快向海军衙门捐款，多多益善，正款办海军，息银给园工，算是他们对太后的孝敬。我也不便反对，只好照办。半年期间，又捞得七八百万两银子。结果，连息带正款，全部都花在园子里了。我原先总以为挪海军银子去办园工，纯是因为醇王为感激太后的缘故，虽不妥当，但毕竟用心正大。后来我才知道，内务府在这里面起了很大的作用，他们要借此捞银子。有这股力量在后面，我李鸿章是决无能力抗拒的，便只有睁一只眼闭一只眼，顺其自然了。”

        奕沂自嘲地说：“算是被你看出来了。这也是有人竭力倡议修园子的重要原因。我一再阻拦，断了他们的财路，所以才有甲申年的天怨人怒。”

        内务府职掌内廷事务。宫中一切事，举凡吃饭、穿衣、营造修缮、婚丧喜庆以及执事人员的赏罚升降等等，全部由内务府管理。晚清的内务府，是全国最大的腐败衙门，卖官鬻爵，贪污中饱，敲诈勒索，瞒上欺下，什么龌龊无耻的事都敢作敢为。他们仗着老佛爷这把大红伞的遮盖，外官纵有冲天怨气，也拿他们无可奈何。内务府敛取钱财的门路尽管很多，但最保险、获利最多的一条路则是营造修缮。宫中办工程三七开由来已久，大家见怪不怪，没有人会出来举报其间的中饱情事。内务府乐意兴建土木，其源盖出于此。

        “就这样，八九年间，海军衙门三千多万两银子，至少有两千万两流失了，这流失的银子，多半进了内务府上下里外人的腰包，少半用在园工上，买船买炮的钱就再也没有了。翁同穌接替阎敬铭掌户部后更是明文宣布，北洋舰队十五年内不能增加一艘兵船。翁老三处处与我作对，他是公报私仇。害我李鸿章是小事，害了国家才是大事，翁老三真是罪不容诛！”

        李鸿章向奕沂叙说这些年来的海军衙门的事，有对善庆的谴责，对奕劻的不满，甚至连对醇王、太后也颇有微辞。但都没有情绪化，惟独说起翁同穌来，便气忿忿的，仿佛要把海战失败的责任都推在翁同稣一人身上似的。这是因为翁家与李鸿章有一段很深的陈年过节。

        那还是同治元年的时候，翁同穌的大哥同书还在安徽做巡抚。安徽那时正是所谓的四战之地，湘军与太平军、捻军在这里展开激烈的角逐。翁同书不谙军事，先是丢掉了临时省垣定远，后又因处理苗沛霖一事不当酿成大乱，丟失寿州。两江总督曾国藩对翁同书极为愤恨，遂不顾翁家的显赫地位，予以参劾，吩咐幕府文案起草奏稿。文案拟了几稿，曾国藩都不满意，最后让李鸿章拟。李拟的奏稿甚得曾的满意，其中“臣职分所在，例应纠参，不敢因翁同书之门第鼎盛，瞻顾迁就”这句最得曾的赏识，称李深得做文章的“辣”字诀。果然，两宫太后得了曾国藩的参奏后，不能因翁心存身为大学士、三朝元老而宽恕他的儿子，翁同书被定为“斩监候”。翁家因此而大乱，古稀之年的翁心存又急又恨，终于一病不起，当年冬天去世。翁同穌与他的二兄翁同爵为营救大哥上下奔走，好容易才保住翁同书一条命，却又詖充军新疆。这件事让翁同穌一生死死牢记，并因此对曾国藩和李鸿章存下永远不可化除的深仇。

        翁、李之间这段过节，奕沂知道，但说翁对李是公报私仇却有失偏颇，遂有意淡化。“翁同穌掌户部，虽不如阎敬铭那样会理财，但他也有一个长处，会省俭。他不仅压北洋舰队的银子，各省各部向户部要银子，他的态度是一样的，能免就免，能省就省，实在不能免省的，他也要削减一半甚至到六成，要人家节俭着去办。为此得罪了不少人，这些人都骂他铁公鸡。对于园工。我知道他也是不同意的，只是拗不过老七罢了。”

        奕沂说的也是事实，李鸿章不再在这点上纠缠。“翁同穌既然不给北洋舰队买船，他就应该知道我们海战的实力并不强大，但他又一个劲地鼓吹打仗。据说皇上这次下的宣战令，就是受翁同穌的鼓动缘故，太后其实还是主张持重的。虚骄浮躁，哗众取宠，身为帝师而走清流一路，我最是讨厌。”

        李鸿章的这番话引起了奕沂的同感：是的，海战的失败，翁同穌同样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他估计李鸿章还会将翁同解骂下去，遂将话题扭正：“李中堂，还是回到我一开始的话题上。你说说，北洋舰队目前还有多大的实力，我们与日本这场战争的前景到底会如何？”

        李鸿章沉默片刻后说：“大东沟一战，北洋舰队损失惨重，致远、经远、扬威、超勇、广甲沉没海底，这五只铁舰，已不复存在。来远、靖远、定远受伤严重，另有镇远、济远、平远、广丙、镇南、镇中六艘各受伤程度不等，现已经修复，全部开回威海卫港，加上大东沟未出战之威远、康济，共尚有兵舰十一艘，另有蚊炮艇六艘，合起来十七艘战船，再加上鱼雷艇十二艘，若舰炮得力，士气高昂，尚可一战，只是……”

        李鸿章稍停一会，才接着说：“大部分铁舰虽经修复，但威力大减，经此挫折，从将官到士兵情绪低落，估计短期内难以出海作战。”

        “喔一一”奕沂拖着声音，下意识地点点头，两只不大的眼睛盯着李鸿章问：“依你的看法，跟日本这场仗是继续打下去呢，还是尽早坐下来谈和呢？”

        这是一个绝大的难题！要说继续打下去，北洋舰队的情况刚才已经说了，短期内简直无战斗力。有情报说，日本的陆军大将山县有朋正在调兵遣将，麇集朝鲜，拟过鸭绿江，进犯中国辽东。从平壤失守的情况来看，驻守在辽东的中国陆军也决不是日翠的对手。打下去，中国只会失败得更惨，损失更大，然则能言“和谈”吗？李鸿章想起这二个字，胸膛里便仿佛有一股冷气灌进似的。

        从北宋末年以降，中国的士大夫在对外交战中就十分忌讳“和谈”二字。七百余年来，有一种观念在士人之间约定俗成：谁主和，谁就是懦夫、胆小鬼，甚至是卖国贼；谁主战，谁就是勇士、英雄、爱国者。所以，一旦国遇外患，总是主战呼声一浪盖过一浪，调子一个比一个唱得高，尤其是那些清流们，他们既不知己，也不知彼，自己既没有办事的实际经历，又知道真的打起仗来，也不会上前线亲冒矢石，倘若出了什么事，他们也不负任何责任。于是，他们主战的喊声比谁都响亮，以此博得国人的赞赏，同时也借以打击那些真正做实事但又与他们有冲突的人。作为多年来众矢之的的李鸿章，早巳看透了清流的这一套伎俩，对之深恶痛绝，但他又无可奈何。七百余年来积习而成的国情，你一人能改变得了吗？百无办法的时候，他也只能绕着躲着。而今，他苦心经营二十多年、耗费国家数以千万计银两的北洋舰队惨败于敌手，他的声望已降到了一生的最低点，他再提出“和谈”一事，岂不招致更大的举国唾骂吗？何况，宣战谕旨是皇上经太后同意颁发的，他李鸿章能唱反调吗？即便在恭王这样相交四十年的上司面前，李鸿章也不敢冒这个天下之大不韪，只得硬着心说：“战与和，这是国家的头等大事，老臣已疲惫昏聩，这事得由王爷与太后、皇上来决定。”

        恭王知道李鸿章的难处，不过，他已从李的神色中探到几分底细，遂不勉强。看看已到中午，便中止谈话，请李鸿章吃午饭。饭后李鸿章告辞回贤良寺，奕沂也不挽留。他必须好好午睡一下，下午四点钟还有一个重要的约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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