还未出元宵灯节，张之洞便着手处理汉阳铁厂的事。他冒着严寒到铁厂去过多次。近一年来化铁炉每天只出少量的铁水，这只是为了不让炉子冷却，究其实，五六天开一次炉子足够了，仓库里堆着不少钢锭铁锭，有的已生了锈，一半以上的匠师和工人一天到晚无所事事，处室中那些办事人员多半是一杯清茶三五闲聊，就这样打发日子，个别人竟然在办公时间里抽起大烟来。还有的一连几天不来，人影也见不着。但每个月的薪水是一个子儿也不能少，而且薪水很高，几个职位较高的洋匠月薪一千两银子，全部三十六个洋匠月薪水高达一万余两。钢铁卖不出去，开支异常庞大，铁厂督办蔡锡勇焦急万分，早就盼望张之洞回来了。

        在湖广总督衙门议事厅里，张之洞召集蔡锡勇、陈念扔、徐建寅、梁敦彦，以及洋匠总管德培等人一起会商铁厂的整顿。

        蔡锡勇将铁厂的情况如实向张之洞作了报告。耗费他一生中的最大心血，寄托他徐图自强的宏伟理想，曾被洋人誉为亚洲第一大企业的汉阳铁厂，在他离开武昌仅一年零四个月的时间就落到如此地步，这个打击对他是沉重的。

        “我离开武昌的时候，将铁厂之事郑重委托给谭抚台，他对铁厂关心得如何？”

        张之洞在江宁这段时间里，湖广总督由湖北巡抚谭继洶署理。对于张之洞提的这个问题，大家一时都沉默着。谭继洶仍是湖北巡抚，说他的不是，得罪了他总不是好事。

        在美国受过多年教育的陈念礽在这方面的顾虑少些，他见老岳父的话没人回应，遂答：“谭大人只去过铁厂一次，平时也几乎不过问铁厂的事。”

        张之洞非常不悦：“其他人呢？湖北的藩、臬两司呢？”

        张之洞走后不久，藩司王之春、臬司陈宝箴先后调迁外省，接任的藩司员凤林、臬司龙锡庆也都对洋务不热心。

        见大家依然不做声，陈念礽又答道：“他们也不过问铁厂的事。”

        “啪”的一声把大家惊吓一跳，张之洞拍打着桌面火道：“铁厂又不是我张某人的私产，我一走，湖北的人都不过问了，岂有此理！”

        蔡锡勇息事宁人：“铁厂没管理好，总是卑职等人的责任。我们是要湖北腾挪银子给我们，他们拿不出银子，所以也不好意思问我们的事了。”

        张之洞问：“铁厂目前缺多少银子？”

        徐建寅答：“至少要一百万两才能全面转动起来。”

        “向户部去要嘛！”

        梁敦彦说：“户部不给，说前后拨了两百万，再也拿不出银子来了。”

        张之洞问蔡锡勇：“铁厂总共花了多少银子？”

        蔡锡勇答：“五百多万两。”

        张之洞心里也猛地被堵了一下：花了五百多万两银子，还是这个样子，六年前筹办铁厂时，可没想到要花销这样大。

        张之洞转脸问洋匠总管德培：“铁厂技术上的主要问题在哪里？”

        英国人德培虽来中国多年，仍听不懂更不会说中国话。陈念扔把岳父的话译给他听，他想了一下，叽里呱啦地说起来。陈念扔翻译：“德培说，煤和铁矿的质量都有问题。煤里含硫较多，铁矿里含异质过多，可能与炼铁炉不配套，需要把铁矿送到英国去化验一下。”

        张之洞不耐烦地说：“铁矿还要送到英国去化验吗？没有这个必要，先前不也炼过好铁吗？”

        陈念扔见老岳父一口否决德培的意见，便没有把这个话翻译给德培听，德培也便不再说话了。

        其实这位洋匠总管正是说出了铁厂技术上的症结，可惜让外行而执掌大权的张之洞给粗暴地顶了回去。真知灼见被扼杀，铁厂因此得再受若干年的惩罚。

        蔡锡勇见张之洞脸色不好看，一句话几次欲出口又给压了回去。这时，他还是硬着头皮说了出来：“不少人说，不如将铁厂改为商办，银子的问题便可解决。据说，户部也有这个想法。”

        “什么户部，是翁叔平他想卸这个包袱！”张之洞怒气冲冲地说，“商办，商人惟利是图，没利的事他们能干吗？他们难道比我还对国家对朝廷负责任？我明天亲自去看谭抚台，要他先拿点银子来帮铁厂过眼下的难关。”

        张之洞态度如此坚决，蔡锡勇不好再说什么，大家也都不再提这事了。会议就这样无结果地散了。

        第二天，张之洞放下总督的架子，亲往棋盘街巡抚衙门。六十多岁的谭继洶这一年来既当鄂抚又当湖督，事情比先前自然要多得多。他又是个拘谨的人，故更感到劳累，多年来患的哮喘病一到冬天便加重，今年冬天则更严重。入冬以来，他连前院衙门签押房都没去，就在后院卧房旁边的书房里办事接待来客。昨天接到督署巡捕的来函，说张制台今下午要来看望他。

        张之洞身为总督，是决不应该在后院书房里接待的。谭抚台赶紧命令仆役将衙门中庭的会客厅打扫好，连夜生好炉子；又吩咐厨子去买点时鲜的菜蔬来，要请刚回任的总督在家吃餐饭；又在入睡前加重剂量喝了一碗鹿茸参芪汤，以便明天精神充足。他还不放心，又叫儿子谭嗣同明天决不能离开衙门。一是让他见见制台大人，和制台大人说说话，建立好关系；二来有什么事好随时呼应。老三机敏强干，谭继洵知道他不仅远胜自己，就连衙门内那些号为干员的人也不能与之相比。

        午后，张之洞如期来到巡抚衙门。谭继洵带着儿子及抚署里的总文案、文武巡捕、师爷总管等早已来到辕门外，又打开中门，放炮礼迎。

        张之洞笑道：“敬翁身体欠佳，大冷的天气，何必亲立辕门外，督抚同城，常来常往，也不必开中门，放礼炮，行此大礼。”

        口里这么说，心里倒也很高兴，满肚子对谭继洵的不满，经这番隆重的礼仪，化去了多半。

        望着一旁挺立的谭嗣同，张之洞又喜道：“三公子英迈俊拔，我的儿子中无一人比得上。”

        “香帅夸奖了！”

        到了会客厅，谭嗣同亲自侍奉茶水后，便掩门出去了。

        “敬翁身体近来好些了吗？”

        张之洞望着须发如枯苎麻，面皮如花生壳，行动如笨狗熊的湖北巡抚，心里想：这种衰迈的人如何有精力领牧数千万人口，数万里田园？他只宜在家卧床曝背、含饴弄孙而已。但是，上自枢府，下至州县，却有许多这样的人物在占据着要津。他们固然是贪槽恋栈，舍不得手中的权力、腰中的银子，而朝廷居然也不劝他们早日致仕腾出位子来给年轻有为者。唉，就凭这点，就非改革不可！此刻，张之洞仿佛心灵上与康有为等人又靠近了一些。

        “哮喘病人，最怕的是冷天。今年已咳两三个月了。”

        谭继洵说话，浏阳腔很重，张之洞须得仔细听才能听清。

        “哮喘不好治，我家有个亲戚也长年患这个病。他有个方子，不妨试试。”

        一听说有单方治病，谭继洵心里欢喜，忙问：“什么方子？”

        “用冰糖蒸晒干的野枇杷，连枇杷和汁一道吃下去，对病症有所缓解。”

        谭继洵说：“这两样东西都好找，我明天就可以试试。”

        两人又闲聊了一会儿。谭继洵问：“不知香帅亲自过来，有什么重要事情要老朽效力。”

        “我专为铁厂而来。厂里现在周转不过来了，想向湖北藩库借点银子，一旦铁厂的钢铁卖出去后，就连本带息还给湖北。”

        谭继洵说：“铁厂的钱该户部出。您跟朝廷上个折子，让户部批银子下来。”

        张之洞说：“户部那里一时要不到，只有自己先想办法了。”

        谭继洵低头望着眼前的茶盅，眼光呆滞，嘴巴紧闭，像个人定的老僧一样，木头似的纹丝不动。其实，对于张之洞来访的目的，他昨天就已料到了。在张之洞回任的前半个月，蔡锡勇还专门为借钱一事跑过藩司衙门。铁厂对他的抱怨，他也是早已风闻，但他一如既往地坚持对铁厂的态度：不冷不热，不反对也不支持。谭继洵为官三十多年，做京官时，他将忠于职守、拾遗补阙作为自己的职分。做地方官时，他将勤政清廉、重农恤民作为自己的职分。谭继洶做官的原则，完全遵循的是中国传统的儒家经典，尽管这几十年来西学东渐，但他不屑于西方的那一套，更从来没有想到自己去办洋务，倡西化。他认为这些都不是一个正经官员所应做的事，也不是为官的职分所在。张之洞办铁厂、枪炮厂，建织布局、纺纱局等等，都不是一个总督应办的事。从好的方面说，张之洞是为了徐图自强；从不好的方面来看，张之洞是借此出风头图大名。张是总督，又得到朝廷支持，谭继洵当然不会也不敢反对。但他抱定一个原则：湖北不能为这些洋务局厂出银子。王之春态度积极，谭继洵很严肃地向他打招呼：湖北给局厂的银子，必须有户部的批文，不能私自给，我们要为湖北的财政着想。在这样严格的规定下，王之春也不敢更多地放银子给局厂，但还是尽力予以方便。就因为此，谭继洵看不惯，趁着张之洞不在武昌时，力荐王之春出任川藩，把他调走。

        谭继洵不认为洋务能致中国于富强。中国有中国的国情，中国的富强只能按圣人所教的那一套去办，至于张之洞个人的出风头，那就更不能称赞了。

        这一年来，他作为署理总督，听到的有关对铁厂和其他局厂的风言风语就更多了，诸如糜耗钱财，挥霍浪费，人浮于事，管理混乱，裙带成风，事倍功半，铁厂为贪利之徒开敛财方便，为悻进之辈谋进身阶梯等等，几乎都是指摘讥讽，少有肯定赞赏的。这一年多里，谭继洶对局厂采取不闻不问的态度。他知道他的湖督是署理，张之洞的江督也是署理，不久都会一切复原的。解铃还须系铃人。张之洞造成的烂摊子只有他张之洞自己来收场。

        “香帅的事就是老朽的事，铁厂的事就是湖北的事。”谭继洵说了这句心口不一的客套话后，腔调完全变了。“湖北藩库的银钱收支，香帅您是知道的，眼下不要说一百万，就是十万都挪腾不出。”

        张之洞注目看着眼前这个不知哪一天便会突然去了的老头子，吃力地听他缓慢而浑浊的浏阳腔。

        “今年湖北，鄂西十多个州县遭受旱灾，普遍减产三至五成。沿长江两岸二十多个州县遭受水灾，大多数只收丁三四成，有五六个县颗粒无收，全年税收只有去年的四成半。朝廷只给我减去二成的上交钱粮，这剩下的三成半，藩库还不知如何来填补。三天前员藩台对老朽说，年底藩库账簿上的现银只剩下二十五万两，受水淹严重的那些县得拨出三十万两银子给他们买种籽耕牛，否则春上无法开工。流落武汉三镇难民有四五万人，每天还在增加，已开了一百多个粥厂，还远远不够。这一百多个粥厂每天耗银约千余两，估计至少还得开一个半月，这笔银子就要五万来两。这些难民都无处住无衣穿，打算给他们盖四五百间芦苇棚，施发几千件寒衣，还加上每天都有饿死冻死的人，得收殓掩埋。这又要二三万两银子。昨天，又接到急报：京山一带发生地震，方圆百余里的房子都已倒塌，还不知死了多少人。我已命孔兵备道急速奔赴现场，他向我要银子，我明知藩库紧绌，这种时候也只能先顾眼前了，狠下心叫他带十万前去。孔道说十万作什么用。我只得说，先带十万去吧，实在不行以后再说。香帅，老朽所说的句句是实话，无一字是假的。您若不信，明天可问员藩台。您看看现在的情况，湖北藩库能拿得十万两银于出来吗？”

        谭继洵说到这里重重地叹了一口气，颤颤抖抖地端起茶盅喝了一口茶。

        张之洞则在心头叹了一口气。不能说谭继洵在完全说假话，他说的事，张之洞都已知道，只有昨天突发的京山地震，因为这纯属民政事，故最早的急报是报向抚署和藩署，督署还没有所到消息。张之洞知道，包括地震在内的所有这些，都会被不情愿拿银子的鄂抚夸大了，而藩库里的银子又会有意减少。巡抚和藩司联合起来做手脚，总督一时半刻也是查不出的。张之洞心里很生气，但又不好对谭继洵发脾气。

        停了好长一段时间，张之洞才说：“敬翁刚才说的，我也知道一些，藩库的银子自然是紧绌的，也不必从藩库里拿了。我知道江汉关过几天有一笔银子要上缴，估计有五六十万，敬翁把这笔银子先挪给铁厂用用吧！”

        “香帅有所不知。”谭继洵又叹了一口气。“江汉关的税收还没缴上来，这笔银子早就先用完了。”

        “为何？”张之洞惊道。

        “去年八月，宜昌出了个教案。德国教会的一条狗被附近百姓打死，教会拘捕了几个百姓，其中一个百姓死在教会。此事激起了众怒，结果教会被砸，两个传教士和四个教民被打伤，闹出了一个大事故。最后英国驻汉领事馆出来圆场，宜昌县被迫赔五十万两银子，以江汉关税银担保，才把这桩教案平定下去。江汉关的银子早已寅吃卯粮，没有了！”

        张之洞的胸中堵了一口闷气，不是因为这笔银子，而是因为这不平等的教案处置。在四川！，在山西，张之洞已亲身遭受几次教案，一概以中国人吃亏而结束。没有别的缘故，就是因为中国弱，洋人强，办铁厂本是为了中国的自强，可眼前这个抚台就是看不到这一点。他是宁愿赔银子也不想做自强事业，而像谭继洵这样的昏聩官员，又何止百个千个？

        “敬翁，你有你的难处，我也就不勉强了。有一件事，还得请敬翁出面帮忙说说话。”

        “老朽一开始就说了，香帅的事就是老朽的事。只是这银子，湖北藩库一时真的拿不出，不能为香帅解决这个燃眉之急，老朽心里惭愧已极。其他事，老朽一定尽心去办，您只管说。”

        “大冶铁矿堆放矿石的山坡，原本就是无人管的荒坡。现在县衙门派人来告诉矿区，说矿区用了五年了，要交占地费，一年二百两，五年一千两银子。这本是无道理的事，且矿务局亏损厉害，他们哪里拿得出这笔钱！敬翁，你下个公文给大冶县衙门，免了这笔银子吧！”

        说来说去，还是银子的事。不过，这笔银子和方才说的银子大不相同。明摆着这是大冶县衙门的敲诈，禁止他们这样做是名正言顺的，何况谭继洵还有求于张之洞，遂痛快答应：“香帅放心，我明天就叫文案拟公文，叫大冶免去这一千两银子。”

        “那就谢谢敬翁了。”

        看着张之洞有起身要走的架势，谭继洵忙说：“香帅，老朽有一件小事也要仰求香帅，请您万勿推辞。”

        “什么事？”张之洞见谭继洶说这话时声音颤颤的，似乎含有一丝幽怨感，颇觉惊讶。

        “哎！”尚未开口，谭继洵先叹了一口气。“说来这是老朽的家务事，老朽本不应该来麻烦香帅，但是小儿一向敬重香帅，又因香帅那年也曾勉励了他几句，故老朽只有厚着脸皮恳求香帅出面，开导开导他。”

        张之洞奇怪地说：“令郎聪颖勤奋，广受称誉，还有什么需要鄙人来开导的吗？”

        “香帅，您哪里知道，他是金玉其外，败絮其中啊！”

        谭继洵一副恨铁不成钢的神态，同为父亲的张之洞自然深知这种望子成龙的父母之心。他满腔同情地听着。

        “小儿要说资质倒也不蠢，书读得还好，诗文也做得通顺，十七岁就进了学。但这些年却不幸走了歪道，不好好读书应试倒也罢了。却又偏偏迷上邪书邪学。近半年来，他关在家里写一本叫做《仁学》的书。有一天，趁他不在家，我在书房里看了他写的稿子，真是骇人听闻。也不知他从哪里检来两个字，叫什么‘以太’，说世界万事万物都是以太组成，这真是海外奇谈。又说节俭是不对的，连世世代代遵守的准则他都反对。

        “更可怕的是，他还说‘三纲’是错的。君臣父子夫妇之间的纲常，这是圣人定下的规矩，他都敢说是错的。这几十年来的书读到哪里去了！”

        谭嗣同竟然说“三纲”都是错误的，这倒也真出于张之洞的意外，这个聪明的年轻人怎会如此糊涂！是得开导开导。

        “香帅，小儿的这些怪谬，老朽从未跟别人说过。不敢说，怕人以此加罪他。老朽请香帅以童言无忌来看待小儿，宽恕他的无知，指出他的荒谬，让他迷途知返。小儿心性还是善良的，可以教化。他之所以迷乱，老朽也曾思忖过，可能是从小失去生母，与庶母不合，养成了孤僻冷漠性格。又加之四次乡试不第，由怨生恨。娶亲十多年也没生过一男半女，夫妻不和谐，失去了对人世的爱心。他还好四处游荡，结交了一些不三不四的朋友。这些都使他生出一些与常人不一样的心思，老朽规劝他多次，无奈他总是听不进。老朽命苦，所生三儿，如今也只剩下这一个，孙辈也只老二留下一根独苗，这一子一孙便是维系谭氏家族的血脉。请香帅务必接受老朽这一请求。倘若小儿能有所开窍，香帅您就是老朽的大恩人了。”

        说到这里，谭继洵两眼发红，似有泪水在眼角边流动。七十老翁的舐犊之情，使得张之洞不能不答应。

        “好。令郎一表非俗，当是瑚琏之器，即算现在走了点弯路，也不为怪。据说胡文忠公在年轻时也曾走过一段弯路，文忠公父亲心中焦急，倒是他的岳翁陶文毅公看出他疏散行为中的鸿鹄大志，劝老太爷不要过急，到时一切都会好的。自古来英雄豪杰都有一些不循常规之举，令郎说不定也会是胡文忠公那样的英豪。我倒是很喜欢他，你叫他今晚到我家里来。我告辞了。”

        张之洞居然将儿子许为胡林翼式的人物，这令谭继洵兴奋莫名。他一时间竟忘记了留张之洞吃晚饭，连连激动地说：“谢谢，谢谢香帅，犬子今夜一定会来登门求教！”

        断黑的时候，谭嗣同在一个老家仆的陪同下，来到了湖广总督衙门。为了表示亲切，张之洞在二进院落东边小书房里，接待这位“海内四公子”之一的谭公子。

        大冷的天气，张之洞身穿丝棉、狐皮还感抵御不住严寒，又在书房里生了一大铁盆炭火，而谭嗣同进门便脱去西式黑呢披风，露出一身紧束的短装来。他只穿着薄薄的棉袄和两层布的夹裤，脚上穿着褐色牛皮靴，长长的靴帮将及膝盖，靴帮上是一层又一层的绳箍。这一身打扮与瘦精的身材、深陷的双目相配合，显露出一股大异通常贵家公子的精悍、豪爽的英气来。

        这的确是个非一般的人！

        张之洞在谭嗣同进门那一刻所表现的没有任何虚套的礼节和风风火火的举止中，已经有了这个强烈的感觉。

        “三公子，听说你现在又有了一个新的字号。”张之洞亲切地望着谭嗣同笑着说。

        “是的，我为自己新起了字号叫壮飞。香帅，您怎么知道了？”

        等闲人物，不管年龄多大、官位多高，在张之洞面前都有几分畏惧之感，谭嗣同却不这样。这并非因为他父亲是巡抚的缘故，而是他天生就是这种无所畏惧无所顾忌的性格。

        “你刻了诗集四处分送而不送我，是认为我这个老头子不懂诗吗？”张之洞抚须笑着，笑容中流露的是长辈的慈祥。

        谭嗣同前向将自己的诗作汇集起来，取个名字叫《莽苍苍斋诗》，印了三百本，署名壮飞。原来是从诗集上看到的！总督衙门的人都没送，他又是从哪里看到的呢？

        “香帅是诗坛泰斗，没送是不敢送。我的那些涂鸦之作哪敢烦渎香帅清神。”

        “但你的诗已耗了我的清神。杨叔峤带着你的诗集来江宁接我，那天夜晚我读了半夜。”

        谭嗣同和杨锐很投缘。杨锐到京师后，他们之间常有书信往来，《莽苍苍斋诗》印好后，谭嗣同寄了十册给杨锐，请他代为分赠京中诸友人。

        “叔峤喜欢你的《潇湘晚景图》二篇的第一篇：搦搦箫声搦搦风，潇湘水绿楚天空，向人指点山深处，家在兰烟竹雨中。说是得《楚辞》之风。我却喜欢你的第二篇：我所思兮隔野烟，画中情绪最凄然。悬知一叶扁舟上，凉月满湖秋梦圆。这篇更像《楚辞》，它得的是《楚辞》之神。”

        张之洞居然可以随口吟出自己的两首诗来，而且给予很高的评价，心性高傲、身在官衙却瞧不起官宦的谭嗣同不觉对张之洞刮目相看，表现出他平生极少有的谦虚来：“谢谢香帅的厚爱，香帅的高评，晚生担当不起。”

        “三公子，我从这首诗中看出你心中好像有很重的隐忧。”张之洞试图用迂回的方式来开导谭嗣同。他觉得谭继洵的分析有道理，先不谈他的怪诞心思，而从开启他心灵的幽闭开始。“三公子，人生的灾难，是人人都会遇到的。你十二岁丧母，比起老夫来又强多了。老夫四岁时，母亲就去世了。虽然功名还算顺遂，但老夫中年以前连丧三妻，又痛失长女，晚年则有丧子之痛。尽管命运这样多舛，老夫依然豁达以待，坦然接受种种打击，以平和之心看待人世，不忌不刻，不怨不尤。三公子，你刚过三十，前程还大得很，听老夫的话，去掉心头的隐忧，快快乐乐地读书应试，为朝廷为国家做事。”

        知子莫如父，谭继洶对儿子的分析是深中肯綮的。

        母亲早逝，父亲宠爱小妾冷落儿子，长年生活在没有亲情的环境中。这是谭嗣同一生中刻骨铭心的悲伤，也是造成他孤冷性格的重要原因。四次乡试不第，琴瑟不睦中年无子，使他的悲伤和孤冷更加重几分。

        但是，张之洞想错丫。有不少男人，他真正的最深重的忧伤是不愿意说给别人听的，更何况谭嗣同这样一条心高如天骨硬如铁的湖湘汉子！他在嘴角边浅浅地一笑后，淡淡地说：“香帅说对了，我心中是有隐忧，但这不是对身世的隐忧，而是对国家对百姓的隐忧。”

        “忧国忧民，这是自古圣贤传下来的美德，当然是值得钦敬发扬的。但圣贤也为后人做出了榜样，他们并不把忧伤积压在心里，更不把忧伤转化为怨尤，而是以此激励自己，设法为国办事，为民造福。”

        谭嗣同坚定地说：“我正是这样想这样做的。”

        张之洞愣了一下，他没有想到这位谭公于是如此听不进别人的话。想到谭继洶的恳求，也为了抢救这个不可多得的人才，张之洞压下心头的不快，继续说：“谭公子，听乃翁说你有些过激的心思，他颇为你担心。”

        “香帅，不是我的心思过激，而是这个世道实在是沉闷太久，弊端太多，非得大声呐喊，大声呼叫不可，非得大改大变，彻底改变不可。我有些想法，包括家父在内，很多人都不可理喻，其实我是在矫枉过正，而这种过正，也是世道逼出来的。”

        张之洞目光凛然地问：“难道非要彻底改变，非要矫枉过正不可吗？”

        “香帅，非如此不可！”谭嗣同毫不迟疑地说，“因为积重难返，甚至可以说已腐烂败坏，非得用刀子来剜去不可。举个例子说吧。比如香帅您，目光清晰，看出了中国要自强必须引进洋人的科学技术，又魄力闳大，在湖北率先办出了一大批洋务局厂。应该说，您的举措，会得到全国的支持，您办的局厂，会取得巨大的成效。但是，据我所知，至少湖北官场，包括家父在内就不支持您。他们大多数袖手旁观，觉得这桩事与自己毫无关系，少数人还在暗中使绊子，恨不得这些局厂垮掉。而且说句不怕您怪罪的实话，您办的局厂，也没有取得多大的成效。我听说局厂里问题也很多。说句大实话，局厂里除极个别的人外，绝大多数的人也并不对它的成与败真正关心，他们只不过是为赚薪水罢了。”

        这些话虽然很不中听，但的确说的是实情，正为铁厂而忧心的张之洞无力责备眼前年轻人的狂妄不敬，反而脱口说道：“照你这样说，那什么事都不要办了。”

        谭嗣同说：“所以我以为非要大改变彻底改变不可，如果不这样，那是什么事都办不成的。”

        “你看怎么改变法？”

        “要冲决两千多年来所形成的各种有形无形的罗网，全盘引进西方对国家管理的制度法规，改变世代相袭的那些限制中国前进变革的学说思想。如此，方可言洋务，言富强，言中国的前途。”

        谭嗣同气势磅礴地一句接一句，仿佛在向世界发布他冲决罗网的宣言，在给病疴沉重的大清王朝诊断症状，在给古老的华夏民族指明出路。

        张之洞在谭嗣同咄咄逼人的气势下已觉自己无能为力，他不想使寄与重托的老鄂抚失望，更不愿在一个年轻的被开导者的面前承认失败，一个主意在他的心里已经冒出。尽管他并不认为这是个好主意，但现在只能借此为自己赢点面子，先让这个桀骜不驯的谭三公子接受再说。

        “谭公子，忧国忧民也好，冲决罗网也好，大丈夫为国家百姓办事，不能只凭热血，更不能只讲空话，要的是踏踏实实地做事。办事凭的什么？凭的权和位。你既无权又无位，这些岂不都流入空话吗？”

        张之洞目光炯炯地望着谭嗣同，他试图用这种威凌压住谭公子刚才的气势。

        “香帅，这个我懂。我四次乡试，也是想通过科场进入仕途，以取得权位。但主考有眼无珠，不辨龙蛇，我也无可奈何了。”

        本想说一句“我只好自谋出息了”的话，但想一想在制台面前说这样的话不妥，便又咽了回去。

        “比起寻常百姓来说，你有一条更便捷的路可走，为什么不走呢？”

        二品以上的大员子弟，在获得秀才功名后可以通过人监和捐银直接进入官场，其出身视同正途。朝廷的这个规定，谭嗣同知道，谭继洵也曾这样考虑过，但谭嗣同不同意。

        “我三十二岁了，不想进国子监了，靠捐银买顶子的是些什么人？我岂可与那些人混在一起。”

        “谭公子，捐班的确很杂乱，老夫一向也看不起，但事情也不可一概而论，捐班中也有极优秀卓异者。你知不知道，胡文忠公便是以捐班而成就大业的。”

        “胡文忠公不是翰林出身吗？怎么又是捐班呢？”

        对于胡林翼，谭嗣同自然是景仰有加的，但胡是捐班，却是第一次听到。

        “胡文忠公翰林出身是不错，但在浙江主持乡试时，因主考文庆携人进闱阅卷一事被告发，他受了牵连，降一级为内阁中书。第二年又丁忧，三年后起复，按常规在内阁中书一职上候补。若从这条路走到朝廷大员，不知要到何时，也许一辈子也走不到。另有一条路，若捐银一万五千两，则可得一个候补道，遇到好机会，不久便可得实缺，过几年有望升为藩臬大宪。胡文忠公想，大丈夫做事，当以最后成败定高低，不必拘于区区小节，遂捐了一个候补道。他看准盗匪多的贵州大有英雄用武之地，便主动要求去贵州。果然，没有几年便因肃盗立功升为贵东道，由此发迹。谭公子，倘若没有捐班这个过程，会有后来的胡文忠公吗？”

        谭嗣同猛地省悟过来。无权无位不能办大事，走科举正途又得不到权位，看来要想办大事，只有效法胡林翼走捐班一路了。大丈夫能伸能屈，姑且屈一屈吧！

        “香帅，谢谢您的点拨，我先去捐个候补知府吧！”

        “好。”张之洞十分高兴。他已看出谭嗣同是个不循常规的豪杰。没有约束的豪杰将闯大祸，有所规范的豪杰可望成大事。候补官对于谭嗣同来说正是个约束。如此看来，谭嗣同将有可能成就一番大事业，不妨预作张本，遂笑道：“到时，我将设法把你分发两江。两江我的故旧较多，有利于你的实授和迁升！”

        “谢谢香帅！”

        谭嗣同告辞张之洞，走出湖广总督衙门时，夜已很深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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