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一天在签押房，他刚放下手中的笔，又想起鹿传霖的那一番话来。这篇文章如何写呢？他捻着下巴下的灰白长须，凝神思考起来。正在这时，梁鼎芬走了进来。

        “什么事呀！”

        “香帅，”梁鼎芬走到张之洞的身边说，“这些天两湖书院的学生们，因湖南《湘报》上的一篇文章引发了大辩论。”

        “是不是易鼐的那篇文章？”

        “正是。平时向往新学的拍手叫好，崇尚旧学的则深恶痛绝，双方各执一端，争得面红耳赤，有的甚至课都没有心思上了。”

        张之洞盯着梁鼎芬说：“你的看法呢？”

        梁鼎芬略作思考后说：“易鼐的那些说法，我不能完全接受，但我说服不了那批新学迷。”

        “什么不能完全接受。”张之洞站了起来，“应该是完全不能接受，我去和他们辩论。”

        “太好了。”梁鼎芬来的目的，就是为了搬总督这个救兵的。“什么时候能去？”

        “两湖书院非一般地方，我得要先准备下才行。第一得有的放矢，第二还得言之有据。节庵，学生们争辩的要点在哪几个方面，你给我说说。”

        梁鼎芬想了想说：“依我看，学生们争执最烈的有这么几个主要问题：一是中学和西学哪个更重要，二是西学不要三纲五常，丢掉老祖宗传下来的根本，这在中国能行得通吗？三是大家都去学声光电化这些学问，今后科举如何考，考什么？光声光电化就能治国强兵吗？四是君权与民权。百姓应不应该有权，是君权大还是民权大。等等，当然，还有不少问题，这几个是主要的。”

        “行，你回书院去吧，待我思考思考。”

        梁鼎芬走后，张之洞重新拿起笔，批起公文来。

        中午吃饭时，张之洞又想起了写文章的事。突然，一个灵感在脑子里闪动：何不将去书院讲学与写文章表明态度两件事当一件事来办？两件事有一个共同的主题，即面对当前的局势，我张某人该说些什么。给太后皇上看的文章不用奏折形式更好，它可以在报上公开发表，让天下人都知我张某人的态度，免得众口悠悠说三道四。这些报纸还可以通过别人之手转呈太后皇上，如此，太，后皇上也看到了。它所起的作用远比上一道奏折大得多。

        放下碗筷后，此事便这样决定了。随即通知衙门总巡捕，说下午要在书房里写一篇重要文章，除朝廷来圣旨外，任何人不接待，任何事不办。

        兴许是常吃赵茂昌送的特制人参的缘故，张之洞虽然已六十有二岁了，外表看起来很苍老，精力却依旧旺盛过人，上个月环儿又为他生了一个儿子。老翁得子，不仅有添丁之乐，更有高寿之兆，张之洞因此更增自信之心。尤其是当一桩富有挑战性的事来临时，更能激发他年轻人似的兴致和热情。他放弃惯常的午休，离开餐桌后便赴西院书房。

        他提起笔来，匆匆在纸上写了几行字：

        今日之世变，岂特春秋所未有，亦秦汉以至元明所未有也。海内志士发愤扼腕，于是图救时者言新学，虑害道者守旧学，莫衷于一。旧者因噎而食废，新者歧多而羊亡。旧者不知通，新者不知本。不知通，则无应敌制变之术；不知本，则有菲薄名教之心。夫如是，则旧者愈病新，新者愈厌旧，交相为愈，而恢诡倾危乱名改作之流，遂杂出其说，以荡众心。学者摇摇，中无所主，邪说暴行，横流天下。敌既至无与战，敌未至无与安。吾恐中国之祸，不在四海之外而在九州之内矣！

        一口气写下这段文字后，张之洞自己都有点惊讶：怎么会写得如此畅快通顺，而且一下笔便为新、旧两学定下了基调：新可救时，旧能守教，新之弊在不知本，旧之弊在不知通。同时也明确指出，在新学旧学的争辩中，邪说暴行便乘隙而人，这将是中国的祸乱之根。

        再将这段话复读一遍后张之洞也释然了，这也并非是什么福至心灵的缘故，而是自己多年来的认识。尤其在看到《湘报》上易鼐的文章和岳麓书院的《辑录》后，时常思索的结果。其实，没有提笔写文章的时候，脑子里的思索如同乱麻似的，没有条理，也不得要领，用心来做文章，条理自然也就清晰，要领也便出来了。张之洞既感欣慰又觉惋惜。欣慰当年写作《辅轩语》《书目答问》时的能力还在，惋惜的是近二十年来杂事纷扰，案牍劳形，使得自己几乎没有一种安宁的心境来握管作文，不能为后人多留下一些诗文书册。唉，有文则无权，有权则无文，前人说“闭户著书真岁月”，又说“封侯拜相男儿事”，人生事业，究竟应以哪种为最佳？

        这样一番感叹后，张之洞忽然想，我何不借此机会多写点，为自己再添一部类似《书目答问》一样的书岂不更好！想到这里，前词臣学政兴奋起来。他慢慢地边磨墨边思考，先来为这本书想个题目。新学旧学辩。这个题目一目了然，但论辩气息太重，不大合自己的身分。求通与守本。这个题目直逼要害，但限制思路，只能作一篇文章，不宜写一本书。

        以总督身分去书院讲课，面对着的是儿孙辈的莘莘学子，宜以劝戒的方式为妥。张之洞想起了荀子的名言：学不可以已。是的，过去只有中学而无西学，只有旧学而无新学，尚且是学不可以已，现在面临更多更复杂的学问，更应该不可以已，好了，就用这句名言的出处《劝学篇》作为书名吧！

        定下书名后，张之洞开始构思这部书的主要内容了。

        他想着：这部书可分为两部分：一部分论旧学。旧学既为本，则从本字上做文章。什么是本呢？对修身而言，心为本；对处世面言，忠为本；对为学而言，经为本；对圣学而言，三纲为本。要把这些属于“本源”的东西论说清楚。一部分论新学。新学既为通，则应从“通”字上做文章。通者，变通也；变通的目的在于实用，新学的确是很具有实用价值的学问。若从全国范围来讲，新学远未普及，应用大力气去推广新学，比如设学堂、设翻译局、鼓励出国留学等，中国目前最需要的是修铁路开矿藏练军队，而这些方面自己都有亲身历练，是可以好好总结总结的。

        到衙门下午散班关门的时候，张之洞脑中《劝学篇》的大纲便基本上有个框架了，必须趁热打铁，抓紧时间做好这件事。

        “大根，我要写一篇大文章，想找一个清静的地方去住几天。你看去哪里为好？”吃完晚饭后，张之洞问大根。

        大根说：“四叔打算住几天？”

        “四五天吧！”

        “四五天时间不长，不宜走得太远，只能在武汉三镇找。”

        “就在武汉三镇吧，近一点，万一有个紧急事，可很快赶回衙门。”

        大根摸着头顶想了半天说：“我看就到归元寺去吧！”

        “不行，归元寺进香拜佛的人多，吵闹。”

        大根大大咧咧说：“跟方丈说一声，这几天不让人来进香就行了。”

        “那怎么行！”张之洞不悦地说，“进香拜佛是善男信女的心愿，也是归元寺的财源。因我住那里而折了世人的心愿，断了和尚的财源，那我不遭人唾骂？归元寺决不能去。”

        “那就去晴川阁好了。”大根终于想起了一个好地方。“那里风景好，安静，游人又少，不会影响别人。”

        “晴川阁倒是不错。明天一早你先去看看，跟管阁子的人说好，租一间干净的小房子，先租五天。这五天的茶饭也请他们做，走时照付。后天一早，我们就去。”

        第二天，张之洞料理了一些必办的公事后，告诉总巡捕，要去晴川阁住几天，有要事可去那里找他。

        翌日上午，张之洞仅带着大根一人，悄悄地来到晴川阁，住进一间打扫得干干净净的小房间。

        自从那年宴请俄皇太子后，张之洞再也没来过此地了。

        晴川阁果然不亏待文人学士。张之洞一坐下来，在江风涛声、山气鸟语的感染下，文思倏然间便如泉水般地涌冒出来，仿佛当年在翰林院做学士似的，有一种奔放欲出不可遏制的冲动。世受国恩、身为疆吏获得过皇家格外恩宠的张之洞，不论是出自内心的情感还是为了今后政治的需要，他都情不自已地要歌颂大清朝的德政，希望天下臣工百姓如葵花向阳般地仰望太后皇上，拥戴朝廷，巴望大清王朝能固若金汤，万古千秋传下去。作为一个生于世代书香家庭，从小浸泡于儒家典籍之中，做过多年学政，写过不少代圣人立言文章的士人，张之洞对周公之礼、孔孟之学发自内心的顶礼膜拜、五体投地。无论是表明自己的名教皈依，还是公开与康有为等人划清学术分野，以免珠目相混、鱼龙相杂，他都要借此机会向世人说个清楚。

        于是，在江山如画的龟山禹功矶上，在安谧祥和的晴川阁净室里，张之洞日以继夜地挥笔疾书：

        一曰保国家，一曰保圣教，一曰保华种，保种必须保教，保教必须保国。今日时局，惟以激发忠爱、讲求富强、尊朝廷、卫社稷为第一义。自汉唐以来，国家爱民之厚未有过于我圣清者也。王化之要，百行之原，相传数千年更无异义，圣人所以为圣人，中国所以为中国，实在于此。故知君权之纲。则民权之说不可行也；知父子之纲，则父子同罪、免丧、废祀之说不可行也；知夫妇之纲，则男女平权之说不可行也。汉兴之初，曲学阿世，以冀立学，哀平之际，造谶益纬，以媚巨奸，于是非常可怪之论盖多，如文王受命，孔子称王之类。此非七十子之说，乃秦汉经生之说也，而说《公羊春秋》者为尤甚。

        张之洞认为，这些都是属于务本的范围，而“本”之悟，全靠的中国学问的熏陶，西洋学问是不可能教授的，甚至有大相抵触之处。无论是两湖书院的学子，还是天底下求学求知的年轻人，都应该深知此本不可动摇，不可移易。

        倘若丢掉了这个本，何以为中国之人？无论是朝廷内外的官吏，还是准备进入仕途的士人，都应该加深对“本”的认识，绝不能在西学东渐的时候，迷乱心性，失却方向，忘祖而背本。苟不若此，则中国将何以为中国？

        他对自己的这些议论很满意，于是开始写西学部分。外放晋抚，尤其是擢升粤督以来，他也保境安民，也兴利除弊，这些其实与其他督抚都无异处。这些年来与众不同的，或许说他张之洞之所以成为天下瞩目的原因，就在于他重西学办洋务。可以说，他后半生的心血和事业就在于此。毫无疑问，张之洞对洋务、对西学是深有感情的，认定洋务和西学是致中国于自强的惟一法宝。中国只有坚持这个定见，才有可能跻身世界强国。他多么希望太后皇上也能有这个定见，坚定不移地在中国大办洋务，倡导西学。他多么希望十八省督抚和各级官员都能像他这样，在自己管辖的省府州内办洋务局厂，办新式学堂，同心合力地走在这条使国家早日富强的康庄大道上。可惜，许多人囿于陈见，没有这个认识；也有不少人认识到这点，但鉴于在中国办新事的千难万难，遂失去了实干的豪气。还有一些人，因为洋务和西学要影响到他们的既得利益，于是千方百计地干扰阻挡。这些都已是障碍和困难了，但更令人担忧的是，现在竟有一批人，在这个时候提出类似于易鼐那样骇人听闻的言论来，还有康有为、梁启超之辈，本是难得的新式人才，却偏要鼓吹公羊，倡论民权。他们难道真的不明白，这是在向六经挑战，与朝廷争权吗？好好的一个师夷之长技以制夷的局面，将有可能被这些邪说给毁了，自己有这个责任将中国办洋务行西学之举导向正确的途径。

        滚滚东逝的长江水，习习暖人的杨柳风，伴随着张之洞为《劝学篇》续写了一系列篇章：

        《益智》：夫政刑兵食，国势邦交，士之智也；种宜土化，农具粪料，农之智也；机器之用，物化之学，工之智也；访新地，创新货，察人情之好恶，较各国之息耗，商之智也；船械营垒，测绘工程，兵之智也。此教养自强之实政也，非所谓奇技淫巧也。

        《游学》：出洋一年胜于读西书五年，此赵营平“百闻不如一见”之说也。入外国学堂一年胜于中国学堂三年，此孟子“置之庄岳”之说也。

        《设学》：天下非广设学堂不可，京师省会为大学堂，道府为中学堂，州县为小学堂。学堂宜中西兼学，中学为体，西学为用。且宜政艺兼学。学校、地理、度支、赋税、武备、律例、劝工、通商，西政也。算、绘、矿、医、声、光、化、电，西艺也。大抵救时之计，谋国之方，政尤急于艺。

        《广译》：译书之法有三：一，各省多设译书局；一，出使大臣访其国之要书而选择之；一，上海有力书贾、好事文人，广译西书出售，主人得其名，天下得其用。

        第五天下午，《劝学篇》已写成二万多字的大文章了，虽尚有不少言未尽意者，但大体上已将自己心目中的中学西学先后次序本体通用的关系理了一个头绪。想说的话也大致说了，不能离开督署太久，许多公务还在等着办哩。张之洞吩咐大根去结账付钱，待衙门的马车到后即离开晴川阁。

        一会儿，大根带着一个六十多岁的老头走了进来。那老头见了张之洞便拜，一边说：“小人不知您是总督大人，这些天来多有怠慢，请大人多多宽恕。”

        张之洞说：“起来，不要磕头。”

        待老头站起来后，又问：“你怎么知道我是总督？”

        老头指着大根说：“刚才这位大哥来结账时说的。晴川阁真正有幸，让总督大人在这里一住就是五天，只怪我这个糟老头子老眼昏花，没有认出大人来，招待不好，多有得罪。”

        张之洞笑问：“你在这里做些什么事？”

        老头答：“看管晴川阁的房子，做些打扫、擦洗的事。”

        “就你一个人？”

        “加上老伴，两个人。”

        “听你的口音，不大像此地人。你老家在哪儿？”

        张之洞因文章写完了，心情较为宽松，遂跟他多聊了几句。

        “小人是江西九江人。”

        “怎么到汉阳来了？”

        “小人三十年前教的一个学生，如今在汉阳县做训导。他怜小人年老无儿女，便介绍到晴川阁来，混口饭吃。”

        “你这个学生倒还不错，如今出息了，还记得三十年前的先生。”张之洞习惯性地摸着胡须。“一个月有多少收入？”

        老头伸出三个指头来：“三吊半。”

        “三吊半的薪水，能过日子吗？”

        “省吃俭用，勉强还可对付。只是不能有个三病两痛，生起病来，那就没钱请郎中了。”

        张之洞看这老头是个本分的人，便说：“本督给你指个生财之道，你在晴川阁里卖点茶水瓜果如何？”

        老头脸上有了一丝笑意说：“好是好，只是游客太少，卖不了几个钱。”

        张之洞一时兴起，不觉抖出当年的名士气派来：“老人家，本督成全你，你去拿两张大纸和笔墨来，我为晴川阁写副对子，再要汉阳府派人将这对子刻在柱子上。这样一来，你的客人就多了，茶馆可以开起来了！”

        老头子喜出望外，忙从自己住的房子里将笔墨纸砚搬了进来。

        张之洞站在禹功矶上，眺望三楚大地这一派莽莽苍苍山河，看着身边这位年老无依靠的本分读书人，顿时生出一份镇守江夏的自豪感、为民父母的责任心来。一副楹联在笔底出现：东去大江，那堪淘尽英雄，彩笔尚留鹦鹉赋；西望夏口，此水永消争战，霸图休即犬豚儿。

        老头捧过墨汁未干的对联，口里激动地说：“总督大人，您真是湖广百姓的活菩萨呀！”

        张之洞为这句话高兴得哈哈大笑起来：出自于普通百姓之口的话，才是真正的民心呀！

        第二天，他将已成初稿的《劝学篇》送给鹿传霖看。鹿传霖看后说：“写得不错，尤其是尊朝廷卫社稷和称颂大清深仁厚泽这几段写得最好，太后皇上都会爱听。这应是大家共同遵守的基点，无论中学西学，无论新政旧政，都要尊朝廷卫社稷，这话从你的口中说出来就作用更大。今后无论是新派掌权。还是旧派执政，你都万无一失。”

        张之洞说：“这是我一贯的主张，我不想别人因我办洋务，就说我是崇洋媚外，想用外国的一切来替代中国。那其实也是做不到的。你看还有哪些不足或忽略的地方吗？”

        “西学我不懂，旧学多少知道一点。谈旧学这一节，我提几点建议吧！”

        张之洞笑道：“你是宿儒，你多多指正。”

        “讲旧学，还是你在行。我只是点一点而已。”鹿传霖翻了翻手中的《劝学篇》初稿。“其实，你过去写的《輶轩语》和《书目答问》里都提到了。但你既然把旧学当根本之务提出来，不能不再扼要地为年轻学子们说几句人中国学问之门的途径，其要在两点，一日循序，先经次史后子集，待中国学问初通之后，再择西学以补阙。”

        “很好。”张之洞轻轻击掌。

        “其次在守约。”鹿传霖侃侃而淡，“中国学问浩如烟海，若见一本读一本，这一辈子光读书还读不完，岂能做事？所以要守约，择其重要者而读。你的《书目答问》为学子开了二千多种书目，你可在此基础上，再从中遴选出五六十本至一百本最重要的书来。”

        “这个主意好！”张之洞连连点头。

        “以我的经验，十五岁之前，通《孝经》、‘四书’‘五经’及唐宋人之晓畅文字。十五岁时开始读经史诸子、舆地小学各门，美质者五年可通，中材者十年也可了。二十或二十五以后，可专力讲求时政，旁及西法，若有好古精研不骛功名、终身为专门之学者，那又自当别论了。”

        “行，我再增加两个章节，就用你的题目：循序，守约。”

        “还有一点，本不是学问内的事，但我想借你的大作来惊世警俗。我想你会与我持同样看法的。”

        张之洞认真地问：“何事？”

        “禁烟！”鹿传霖口气坚定地说，“此事，早在道光年间，林文忠公便大举禁绝过，十几年前你在山西又继续了林文忠公的事业，这些年来我在陕西、四川做督抚，依然要花大力气做这事。香涛，这鸦片不禁，中国将有亡国灭种之祸，什么中学西学，体用本通之类的话，一概都不用说了。在今日中国，此为国家第一号大事。”

        够不够得上国家第一号大事，张之洞与鹿传霖尚有分歧，但禁烟确是国事中的大事之一桩。对于力禁鸦片的前晋抚来说，这个认识始终是明晰的。虽然不能属于学问之一门，但从国本的角度上也是可说的。

        “好，接受你的建议，再添一节：去毒。”

        鹿传霖满意地站起身来：“如此，你的《劝学篇》就完满了。”

        送走鹿传霖后，张之洞想：古人说集思广益，此话不假，鹿传霖的这些建议就很有益处，不如再让几个人看看，提提意见，修改修改，就更臻完美了。他首先想起的便是引出这篇作品的梁鼎芬来。

        梁鼎芬将大根送来的《劝学篇》仔仔细细地看了两三遍，又搜肠刮肚地思考大半天后来到总督衙门，当面向张之洞陈述了自己的看法。

        “香帅的《劝学篇》一经刊印，必然警醒当世，嘉惠万代。两湖书院的学子如有幸最早聆听你的这些良言，福莫大焉！”

        梁鼎芬一开口，便给张之洞的这篇长文予以高不可攀的总体评价。张之洞听了，却并没有多少喜形于色的表现。他知道梁鼎芬一向爱在他的面前说好听的话，通常他都是乐于听这种颂辞的，有时候也会觉得梁鼎芬有点言过其实，不过转念又想：自己办的事向来都是深思熟虑的，少有别人可指摘之处；再说，一个好汉还须三个帮，一面响锣也应有四处应，未必还要一些专跟你作对的人在身边？当然要听话的，要顺从的人才好。这样，他跟梁鼎芬不觉日趋亲密。梁鼎芬一年到头，在两湖书院的日子少，在总督衙门里的日子反而多些。武昌知府年近七十，致仕养老已迫眉睫，梁鼎芬多次有意无意地流露出想接替这个位置的念头，张之洞也有意无意地表示可以考虑，惹得梁鼎芬跟总督屁股后面更紧了。

        “你不要说空话，有什么根据？”

        “当然有根据，香帅。”梁鼎芬满脸都是笑容。“晚生看这篇《劝学篇》首在持论平正，于中西之学新旧之政不持成见偏见，一秉大公，无论新派旧派都能接受。这是一个方面。最重要的还在于香帅将中学和西学最核心的作用以及它们之间的主次关系用八个字作了最为简要最为明了的概括，这就是您在《设学》一节中所说的‘中学为体，西学为用’。这八个字，真可谓金科玉律，金声玉振，治学之宝，治国之纲。这个首创之功将不可估量。”

        张之洞笑道：“你看中了‘中学为体，西学为用’这八个字，这也算是你的眼力吧。不过，这八个字是别人提出的，我不能掠人之美。两年多前，我在江宁时，江苏一个候补道吴之榛跟我写了一封信，他准备在苏州创办一所中西合璧的学校，并提出‘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的办学宗旨，我很欣赏这两句话，就套用过来了。”

        梁鼎芬虽略有点失望，但他很会说话：“常言说人微言轻，一个候补道的这两句话能有什么影响，一经香帅提出，那就有天地之别了。太后皇上会知道，文武大臣会知道，各级官员和普天下的百姓都会知道，它就可以变为国策，化为全国上下的共同见识。这个功劳有多大！从今往后，大家都是从你的《劝学篇》里得知这两句话，首创之功非你莫属了。”

        “哈哈……”

        张之洞得意地大笑起来。

        “你莫只说好听的，提点不足之处。”笑完后，张之洞认真地说。

        “香帅文章天下第一。虑事之精密，也世间少有，这部《劝学篇》更是您的心血之作，本不容卑职置喙。但卑职想香帅这部书，必将成为大清的治国之纲，眼下国家所要办的新政大事，如铁路、矿冶、局厂、练兵等，香帅都亲手办理过，有许多局外人不能得到的体会和见解，若能把它写出来，对太后皇上来说是个很好的参考。”

        张之洞说：“你这个建议好是好，只是六天没办事，案牍又堆积盈尺了，抽不出空来。”

        梁鼎芬想了一下说：“有个办法，可叫徐建寅、念扔他们先起个草。他们是专门家，熟悉，要他们先写个一两千字出来，由您来删改定稿。如此可为您节省一些精力。”

        “好，接受你的建议，就请你代我去办这事。请徐建寅写矿学一节，梁敦彦写铁路一节，念扔写工商一节，练兵一节无人写。可惜仁梃不在了，由他来写是最合适的。”

        提起仁梃，张之洞的胸口有点堵闷。儿媳已守寡近两年，不能让她做一辈子孀妇，今后宜寻一个合适的人嫁出去才是。这样方可对得起孝顺的媳妇和自己的老友桑治平。

        “练兵一节可请张彪先拟个草稿。”

        “张彪！他能写吗？”

        当年大根的拜把兄弟张彪从山西投到广东，张之洞将他安置在督标营，后又随着来到武昌，先在亲兵营做个把总。多年来。也还知上进，积年迁升，现已做了亲兵营的都司，武功不错，只是从小失学，文墨不行。

        “香帅不知道，这几年张彪自己漂笔，早已识字断文，偶尔写出封信函来，也还通顺。叫他将湖北练兵章法如实写出，我再替他润色，然后送给你，当个材料用也好嘛！”

        “也好，他当了多年的亲兵营都司，洋枪洋炮使过，德国兵操也练过，让他先写个草稿，也是对他一个提高。你一并去告诉他。叫他们四个人三天之内每人给我交两千字。”

        三天后，陈、徐、梁、张都如期交来自己的文稿，张之洞一一审读增删，比起全由自己从无到有的构思草拟来，这确实省了不少的心思。

        正在阅读之际，辜鸿铭闯了进来。

        “香帅，大家都为你的《劝学篇》作贡献，就连张彪都提起笔来。你就不叫我也写一写，你是嫌我中国学问没学通，还是嫌我没有专门知识？”

        张之洞放下笔，望着辜鸿铭颇有点激动的面容，问：“我的《劝学篇》底稿，你也看到了？”

        辜鸿铭不满地说：“阖署上下都在诵读，我能不看到吗？”

        张之洞惊道：“怎么阖署上下都在诵读了，这还是草稿哩！”

        “这样精彩的文字，怎会不传诵呢？徐建寅、梁敦彦他们很神气，说他们也写了一段，今后可以附骥尾而至千里。香帅，你太小看我了！”

        张之洞心里很得意，脸上却有意冷冷的，说：“先不要说小看不小看的怪话。你给我的草稿提提意见，提得好，我自然也会让你附附骥尾。”

        辜鸿铭说：“提就提吧。我看你的《劝学篇》分为两个部分，前部分谈的务本的事，有类似的内篇，后部分说的是通用，类似于

        以的内外篇来看待《劝学篇》的本、用两个部分，目光犀利，比方得也恰当，看来辜鸿铭的中国学问已到了不可小觑的地步。张之洞的双眼中开始流露出笑意。

        “内篇七章，出自庄子手笔，外篇和杂篇是庄子和其门人共同的著作。今日《劝学篇》的外篇除你本人外，已加入了徐、梁等人的文章，后世学者，也可将外篇视为香帅及其门人的合著。”

        这一点，张之洞倒的确没想到，经辜鸿铭这一提醒，也确乎有几分像。张之洞的笑容从眼中流到了脸上。

        “如果香帅同意的话，我可以关起门来，写个十天半个月，弄出七八篇来，为《劝学篇》补个杂篇如何？”

        张之洞笑出声来，说：“汤生，你的想法倒是好，只是这《劝学篇>是决不能跟相比拟的。且不说见解上的差别，光是文风，那一派汪洋恣肆、恢诡瑰丽，哪里是后世人可以学得到的！庄子是前无古人，后无来者，我可不敢方驾攀比。”

        辜鸿铭说：“你不去比三十三篇也可以，但我为你补个杂篇总是可以的吧！”

        张之洞拿这个怪才也无法。他还真怕辜鸿铭去弄个杂篇出来，那才叫人哭笑不得，只好说：“你看还有哪些不足，把外篇再补充一下是可以的，杂篇就不必了。”

        “我看至少有两个章节可以补上。”辜鸿铭激动地说，“一个是变法，一个是废科举。不过，这都不是我的主张，都是你自己多次与我们闲聊天时说过。你常说中国要自强，有两个拦路石不可不搬掉，一是不合时宜的律令法规，一是误人子弟的科举考试。为何这两个非常好的想法不在《劝学篇》里写出来呢？是因为怕被人误解，遭人反对吗？”

        辜鸿铭两只灰蓝色的眼睛，犹如半夜时猫头鹰的双目一样，直勾勾地盯着张之洞，真把这位强悍的湖广总督盯得心里微微发起慌来。

        辜鸿铭的这两句问话，一针见血击中要害。张之洞在写通用篇章的时候，确实想到过变法与废科举两件事，但最终还是没有写。现在有人在变法的名义下要否定祖宗传下来的家法，要设议院行民权，如果自己也大谈变法，很可能会授人以柄。至于科举考试，更是国内数十万读书人的进身之阶。废除科举，不等于撤了他们的登天梯？

        “香帅，丈夫行事，当以大义为重。苟利国家，虽千百人反对，必趋之；苟害社稷，虽千百人拥护，必避之。弊法不去，科举不废，中国决五指望。香帅，这两章，就由我来替你起草吧，倘若遭人指责，我挺身而出承担。”

        张之洞为辜鸿铭的这种气概所感动，但又为他的天真而好笑，既算作我张之洞的《劝学篇》外篇，出了事自然由我张某人承担，怎会轮到你的头上？他笑了笑说：“好吧，我嘉奖你的志气，这两个章节就交给你了。也限你三天时间，不要过多发议论，也不超过两千字。”

        辜鸿铭欣喜万分：“谨受命。”

        正要转身出门，张之洞又叫住了他：“你要注意，写变法一章时，要特别强调伦理、圣道、心术不可变，要变的只是法制、器械、工艺；废科举一章，要把朱子和欧阳修两位先贤关于更改科举的言论找出来作为附件，如此才更增加说服力。”

        在张之洞和他的幕僚们共同参与下，一篇长达四万余字的大文章《劝学篇》，终于几经增删而成文了。张之洞将它寄给陈宝箴，要陈在长沙的《湘报》上连日刊登出来。陈宝箴正担心《湘报》遭王先谦、叶德辉等人的反对办不下去的时候，得到了这篇大文，好比即将干涸的小溪来了一股源源不断的山泉，立时又生机恢复。他指令《湘报》每天腾出第一版的重要位置来，刊登《劝学篇》。一连十天，《劝学篇》登载完毕。果然不出所料，此篇长文在海内引起巨大的反响，除极个别执拗偏激的人认为张之洞是在有意做和事佬外，绝大多数人都认为此文立论公允，态度平和，就连最担心招士人反感的废科举一节，也没有见人公开发表反驳的文章。五月初，张之洞收到己任江宁藩司的袁昶的来信。袁昶除和许多人一样地称赞该文外，还特别高瞻远瞩地指出：在今后很长一段的年月里，中国都会面临着西学与中学、西艺与中艺、西政与中政等一系列的冲突，这种冲突可概括为中西碰撞。老师所提出的“中体西用”的设想，不仅解决了中学西学之间关系如何处理的难题，而且为调和中西碰撞揭示了一条万世不易的经则，那就是中国本土所产生的经过千百代所验证的好的传统永远是体，外来的被彼国所证实有用的东西，永远只能是为我所用。其目标，则是卫我邦本，固我国体。又表示，要用自己的积蓄出版《劝学篇》，刷印三百部，上呈朝廷，并分赠各级官府和学堂，既报师恩又效力国家。

        张之洞欣然同意，并寄出二千两银子，请袁昶代为张罗。

        很快，三百部《劝学篇》便装订成册了。张之洞指示袁昶寄五十部到北京儿子张仁权处，再存五十部于袁处，以便分送两江同寅，然后再送二百部到武昌，由他本人亲自赠人。

        仁权收到书后，与杨锐、杨深秀等人商量如何才能到达太后、皇上处。杨锐说：“黄绍箕在南书房当差，可请他带上两部，当面呈给皇上，并请皇上转呈一部给太后。”

        黄绍箕是黄体芳的儿子。黄体芳当年与张之洞同列京师清流党，关系甚为亲密。黄绍箕在未进翰林院时，曾在张之洞幕府里做过事。通过这条路上达天听，自然是最好的。没有几天，《劝学篇》便到了光绪皇帝的手中。光绪爱不释手，一天便通读完毕，然后亲自拟了一道谕旨：

        《劝学篇》内外各篇，朕详细披览，持论平正，于学术人心，大有裨益。着将所备副本四十部，由军机处颁发各省督抚学政各一部，俾得广为刊布，实力劝导，以重名教而杜危言。就在光绪亲颁《劝学篇》后第四天，中国近代史上最为热闹壮烈的大剧，正式拉开它的帷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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