慈禧再度训政的第二天，光绪便从养心殿搬出，住进紫禁城西边南海中一个名曰瀛台的孤岛上，对外称之为养病，其实已被软禁，身边只有几个太监和宫女服侍。他的正妻那拉氏皇后原本就和他不投缘，现在则干脆投入她的姑妈怀抱，与丈夫断绝了联系。与皇后同日册封的瑾妃平素嫉妒妹妹珍妃的独宠，此时更有幸灾乐祸的快感。她明白表示站在皇后一边。至于珍妃，本就招慈禧的嫌恶，正好以干预朝政的罪名将她打人冷宫。其他几个地位低的妃子更是不敢上瀛台。于是，光绪身边便没有一个妃嫔了。

        他一天到晚孤孑一身，形影相吊，连个说话的人都没有。可怜的皇帝，心绪痛苦到了极点。先前只相信康有为所说的“若不变法，求为长安一布衣亦不能”，却没有想到，变法后的遭遇，也同样是“求为长安一布衣而不能”。光绪的性格本脆弱，体质又单薄，遭此打击后，果然大病了一场。从此他便木木讷讷的，形迹近于呆滞。每月朔望之日，他照例被太监引导，乘坐一叶小舟渡过水面，进宫向太后请安，背诵两句固定的台词后便不再开口，一旁垂手侍立。慈禧也觉得难堪，便吩咐跪安，让太监重新将他带回瀛台。有时慈禧会见重要的外国客人，为避免洋人猜疑，也把光绪带在身边。光绪同样如一尊木偶似的，不说话，甚至笑都不笑一下。

        于是，有机会见到皇上的大臣们都私下议论起来：皇上莫非真的神志上出了毛病，否则怎么这样目光呆痴，面无表情，精神委靡，言辞木讷？皇上毕竟是皇上，太后毕竟年事已高，反省之后的皇上仍得要回宫处理军国大事，大清国今后还得由皇上来掌管。皇上病得这样，如何能担当起君王的重任呢？在皇族里，则有人在偷偷议论着更大的事情：皇上这个样子，得赶紧另打主意。前代可援引的旧例不外乎两种：一是废，一是让。无论是废是让，都得有个取代者。谁做这个取代者合适呢？有几个王府在遍视近支黄带子之后，对这个天大的好处有可能降落在自己府内抱着希望，于是便对大位怀着觊觎之心，跃跃欲试地在各权贵府第中穿来走去，打听联络，寻求机会，以求一逞。这其中有一家自认为可能性最大，遂最踊跃，最热中，这一家便是位于西城平安里的端郡王府。府主名载漪。

        说起载漪的身世来，可非比一般。他是道光帝的第五子惇王奕谅的次子，奕琮是咸丰帝的弟弟，恭王、醇王的哥哥，当今皇上的亲伯父。载漪则是皇上的嫡堂兄弟。载漪的长兄载濂在父亲去世后承袭王位。按祖制，载漪不可能再封王。载漪的封王是因为过继给瑞王府的原因。

        嘉庆帝的第四子绵忻封瑞亲王，绵忻去世后其子奕志承袭王爵，奕志无子，为使国不除，咸丰帝让侄儿载漪出为奕志的嗣子，承袭王爵。内阁述旨时，因笔误将瑞写成端，圣旨不可改，遂将错就错，瑞王便变成了端王，载漪就这样成了端郡王。载漪的长子溥隽年方十六岁。从血统来说，若为光绪嗣子，他不如出身醇王府的光绪诸侄，若为同治嗣子，那他就是最为亲近的侄辈了。这是从父辈一脉来看，若从母系一脉看，溥隽则有着别人不能攀比的优势，这是因为他的母亲乃慈禧的内侄女。

        慈禧的弟弟桂祥有三个女儿，长女乃光绪之后，次女即溥隽之母，三女则为辅国公载泽的福晋。当年光绪即位，除开为咸丰的亲侄外，更仗着母亲是慈禧的亲妹的缘故。满朝文武都知道老佛爷的私心，若要立嗣，最佳人选必为溥隽。因为醇王府现今的溥字辈，并非老佛爷之妹的血脉，乃是老醇王的侧福晋刘佳氏的后代。

        载漪自然深知端王府目前所处的形势，故对慈禧百般逢迎，务必要讨得这位大清神器授予者的欢心。

        对于四岁进宫的光绪，慈禧经历了一个从期望到失望的过程。当她得知光绪竟然听从康有为的奸谋，居然有围攻颐和园的想法时，这个一生强悍，只能制人不能制于人的女人终于狂怒了，失望升格为仇恨。她决定要将亲手立的皇帝，再亲手废掉。心存这个念头后，她遍视近支各王府，目光最后也停留在溥隽的身上。她叫载漪把溥隽带进宫来瞧瞧，又特为邀请蒙古老状元、同治皇后的父亲、她的亲家翁崇绮一旁观察。

        经过三天的强化训练，溥隽在父亲的带领下，走进养心殿东暖阁。慈禧见他健康清秀，跪拜如仪，应答也还流畅得体，心中颇为满意，随口问道：“平时在家除读圣贤书外，还做些什么？”

        溥隽答：“奴才除读书外，还喜弓马骑射。”

        这话让慈禧中意，说：“骑射乃咱们满人的本色，万不可丢掉。”

        又问：“喜欢读什么书？”

        溥隽答：“史书及祖宗典册。”

        慈禧点点头：“也做诗吗？”

        溥隽答：“间或也做些诗。”

        慈禧问：“近日做了什么诗，念一首给我听听。”

        溥隽答：“奴才昨日作了一首《秋雁》，请老佛爷赐教。”

        停了一下，溥隽念道：“西风乍起时，群雁飞江南。聊将天作纸，挥洒二三行。”

        慈禧笑着说：“诗做得不错，赏你一套文宗爷用过的笔墨，下去吧！”

        载漪带着儿子，高高兴兴地出了养心殿。

        载漪父子刚出宫，崇绮便对慈禧说：“老佛爷，恭喜恭喜，端王府有这样聪明的小主子，老佛爷您有这样颖秀的内侄孙，这真是大清之福。溥隽知书达理，尤其诗做得好。聊将天作纸，挥洒二三行。这诗真有王者气概。老佛爷，您若将溥隽赐给老朽做门生，老朽这一世就算没白活了。”

        慈禧听了这话，很欢喜，说：“好哇，就叫溥隽拜你为师吧！”

        崇绮乐得白胡子翘了起来：“老朽谢老佛爷了。”

        见过溥隽这一面后，慈禧已在心里定下了这桩大事。

        溥隽进宫面试并得到老佛爷的赞许之事，很快便传遍朝廷上下，端王府立即车水马龙，热闹如市。在许多人的心里，端王府就要成潜邸了，其中荣禄、刚毅、启秀、裕禄、徐桐等人更为积极。

        荣禄、刚毅在这次变局中，坚定地站在太后一边反对皇上，启秀、裕禄是新政期间进的军机，他们本是皇上提拔的，却反了水投靠太后。他们都害怕一旦山陵崩皇上重新掌权后会报复，遂一致主张废除皇上，另立新主。徐桐一向反对西学，他不满光绪，主要在信仰上而不是利害关系上。荣、刚、启、裕执掌军机大权，是眼下大清国的实力派人物。徐桐身为大学士，又曾做过同治帝师，年高德劭，在朝廷中有极高的声望。他们与慈禧结成联盟，废光绪立溥隽，看来已是势在必行的事了。但这时却有两位王爷主张持稳重的态度，一是军机处领班礼王世铎，另一个是总署大臣庆王奕劻。

        世铎做了十四年名不副实的军机处大臣，奕劻则是近几年来走红的王室重要人物。

        世铎和奕劻与光绪无怨隙，他们站在较为超脱的立场上，认为废除皇上一事太重大，且光绪因行新政而废，亦颇冤枉。二人意见一致，遂共同奏请慈禧，但他们不便直说，而是采取纡回的方式。

        世铎奏：“近日王公中密传，谓皇上病重，不能理政，老佛爷有另立之意。奴才和庆王以为此事可否听取京外督抚意见，请老佛爷圣裁。”

        慈禧看了看奕劻：“你也是这个看法？”

        奕劻叩头说：“奴才的看法与礼王爷一样。”

        慈禧沉默不语，过了一会儿，问世铎：“依你看，此事如何与地方督抚商议？”

        世铎说：“此事太重大，又属绝等机密，不可扩散，只宜与极少数人商议。奴才与庆王私下认为，当今天下只有三个总督可议此事。一为大学士、前直督李鸿章，二为两江总督刘坤一。二人为湘淮两军硕果仅存者，且久为总督，老成稳重，此二人非得事先征询不可。第三位便是湖广总督张之洞。此人非湘非淮、非台非阁而受天下督抚推重，眼界开阔，谋国忠贞。此人亦宜与之商议。三人之外的督抚，似不宜让他们知道。”

        慈禧又沉默多时后才说：“好吧，就按你们说的，军机处办个绝密信函，分寄李、刘、张三人，叫他们直抒己见，尽快答复。”

        第二天，三封绝密信函由军机处发出。一封直送贤良寺李鸿章寓所，另两封以四百里加急分发江宁和武昌。

        李鸿章从欧美五国回来后，满以为可再获重用，却不料依旧只是一个文华殿大学士。自雍正建军机处后，内阁的权力便大为降低，到咸同之后，内阁大学士完全成了一个虚衔：位虽高，秩虽隆，而实权几乎一无所有。“大学士”往往成为对立有大功之人的荣誉褒奖。李鸿章很少去内阁办事，当然也无事可办。他一直住贤良寺，读书散步，门前冷冷清清。他是一个十分看重权势和事功的人，处于这种境遇，自然心境抑郁。对于前一段的新政，李鸿章的态度比较复杂。

        应该说，李鸿章是最早认识中国已落后世界很远，必须向别人学习的先知先觉者之一。他的这个认识是在战争中得来的，是在与洋人打交道的过程中感受到的。正因为此，早在同治初年，他便办起了金陵制造局、江南制造局等一批洋务军工厂，是曾国藩“徐图自强”国策的重要制订人和继承者。早在同治九年，在处理天津教案中，他便和曾国藩会衔上书，提出派幼童出国留学的建议。后来在长达二十多年的直督兼北洋大臣的岁月中，他更是倾尽全力办北洋水师，办军火工业。光绪的百日维新变法，不过是以朝廷的名义将他三十年来所做的事业推行于全国罢了。作为第一代的试办新政者，李鸿章怎能不拥护不支持？

        但是，对刚刚夭折的新政的实际谋划人康有为及其一班子人员，李鸿章却与他们有着很大的隔阂；造成隔阂的原因，不在学理上和策略上，而在感情上。

        甲午海战失败，李鸿章被康有为及康的同志们骂为汉奸、卖国贼，已够伤他的心了。后来强学会成立，他打发家人持两千两银子要求人会，而遭到严拒。这对他来说，更是脸面扫尽。于是李鸿章不再与康党发生任何联系。对康党这次的惨败，李鸿章多多少少有点幸灾乐祸。不过，作为一个淮军统帅出身的国家重臣，他的胸怀尚不至于褊狭到不能容骂他的人。在心灵深处。

        他还是欣赏康有为、梁启超的。百日新政期间，李鸿章一直安居在贤良寺里，静观时局变化，可与否，他都不置一言。

        这天，他接到由军机处送来的火漆密封的信函，心里想：两三年了，还没有收到一封如此函件，老夫早已是一个闲云野鹤了，还有什么重大的国事要问我？待到拆开看时，李鸿章怔了半晌。废立皇上，这是何等重大的事！做过多年翰林的李鸿章熟稔史册，知道历史上凡有废立的时候，均是局势动乱的时候，废也好，立也好，往往都没有达到期望的目标，反而加重动荡。典型的例子如东汉末期，废立之事经常发生，导致的结果是权臣执政，朝廷威望下降，政局进一步恶化。大清立国二百多年来，除康熙朝外，从未有过废立之事。当初康熙爷对于太子的废立慎而又慎，即便太子作恶多端也还是想方设法尽量不废。最后，实在到了不可救药的程度，才下狠心废黜，从而实行传之后世的藏名于金匣的建储制。然而，就是这样的慎重，也引发了诸子争位、骨肉相斗的朝局。历史的经验值得借鉴，废立之事，不是万不得已，决不可轻率行之。

        李鸿章对历史感叹一番后，又回到眼前来。他并不认为光绪是一个非废不可的昏暴之君，即使如密函所说的“身患重病”，也不能成为理由。皇上今年才三十八岁，正当英年，病得再重也是可以治愈的，不必因此而废黜。再说，皇上并无儿子，若是废了，又由谁来继位，岂不又要引起一场近支王府之间的争斗？但李鸿章知道太后很恨皇上，以他如今伴食之身来规谏此事，力量不够，而真正有力量的，是太后所惧怕的洋人；如果洋人反对，那太后就不敢了。但自己如今的地位也不宜到各国公使馆去探听此事呀！

        苦苦思索良久后，富有权谋的李鸿章突然有了极好的主意！

        李鸿章悄悄来到定阜大街庆王府。老于世故的奕劻在王府客厅契兰斋，热情地接待了这位已无往日威风的落魄大学士。

        坐定，寒暄之后，李鸿章说：“废立大事，老朽不敢与闻，承蒙王爷和军机处看得起，告知这等机密大事。老朽认为，处眼下局势，这等大事，一是太后圣心裁夺，二是要探一探各国的态度。”

        奕劻是一个极为看重洋人的王爷，忙点头说：“中堂说的是。西洋各列强都与我们大清建有外交往来，他们自然会很重视这件事，探听一下他们的态度很重要。中堂与外人打了几十年的交道，又刚从欧美回来不久，与各国公使馆交往颇深，可否就请中堂到公使馆去探听探听？”

        “唉！”李鸿章长叹一声后说，“洋人都是势利的人，我如今无权无势，不过一闲人而已，怎么能去公使馆探听这等重大的事？即便去，他们也不会对我讲真话。”

        奕劻说：“中堂说的也有道理，还有什么别的办法可以探知公使馆的态度吗？”

        李鸿章想了想说：“办法也不是没有，老朽有一个主意，也不知可行不可行？”

        奕劻忙说：“中堂有什么好主意，尽管说。”

        李鸿章说：“我离开直督已经有三年了，各国公使都以为我现在是一个拿薪俸养老的人，不过问朝政，他们自然也就不会和我谈朝政。如果太后能让我暂时到哪个省代理一下总督的话，各国公使知道朝廷又要用我了，必定会来祝贺，那时我就会顺便跟他们谈起这件事，探一探他们的口气。”

        奕劻是个精于权术的老政客，李鸿章这番话背后的真正目的，他一听就明白了：无非是不安于赋闲，欲借此机会向朝廷要个总督的实职，他在心里冷笑了一声后，转个念头又想：李鸿章的这个主意也是可行的，若不找个由头，又如何能与公使馆接触？太后对两广总督谭钟麟不太满意，不如建议他去广州取代谭钟麟，两广洋务多，李比谭更合适。

        想到这里，奕劻笑道：“中堂这个主意很好，我明天和礼王爷商议后，就奏请太后。”

        世铎也认为此法可行，一同面见慈禧，请放李鸿章两广总督，替代不善于与洋人打交道的谭钟麟。慈禧答应了。

        果然，各国公使馆听说李鸿章外放两广总督，纷纷前来祝贺。英国公使心直口快，不等李鸿章转弯抹角探听，先自问了起来：“听说贵国要废掉大皇帝，有这事吗？”

        李鸿章就势说：“废立的事，我没有听说过。不过，即便真有这事，也是中国的内政，贵国是不能干预的。”

        英国公使气傲地说：“这当然是贵国的内政，我们大英帝国是不会干涉的。只是，我们只认得‘光绪’二字，若是换别的人做大皇帝，我们承认不承认，还得请示敝国政府。”

        显然，英国公使不赞成废除光绪。其他一些主要国家的公使除俄国外，李鸿章通过旁敲侧击，也探出了他们的心思：反对废除光绪。李鸿章把他的探听告诉奕劻，奕劻又禀报给慈禧。慈禧得知后，心里甚为不高兴：这些洋鬼子真是可恼，中国换皇帝与你们何干！

        这时，江宁发给军机处的密电也到了慈禧的手中。七十二岁的前湘军首领两江总督刘坤一，是个不拘细末却大事明白的人，他不认为光绪行新政有什么错，不能因此而遭废黜。想到自己年过古稀，近年来又疾病缠身，有生之年也不多了，在这桩大事上，不妨说句真话，大不了开缺我的江督。我已做了三十多年的督抚，也做烦了，开缺后正好回籍养病，安度天年。刘坤一这样想过后，给军机处发了一封密电，电文简洁，关键话只有两句：君臣之分已定，中外之口宜防。慈禧看到这两句话后，心里不悦，难道已定的就不能变动了？君在我的手里，我立谁，谁就是君。新立的君与臣之间，不也是君臣之名分吗？心里虽这样想，但到底外国公使和两个元戎重臣都明确表示不同意废立，慈禧不能不慎重对待。她现在期待着来自武昌的回复。

        武昌的湖督衙门里，张之洞接到军机处的密函后，已经反反复复地思考三四天了。摆在他面前的真是个大难题。张之洞的内心里毫无疑问是支持新政、拥护光绪的，是不主张废除这个“身患重病”的年轻皇帝的。皇上有不足之处。在张之洞看来，这不足之处主要在两个方面：一是太过于相信和依靠康有为，二是太急于求成。康有为学理怪诞，使人不能对他完全放心，且地位卑微，又不足以服众，用他作新政的主要赞襄者，是皇上的一大失误。旧法实行二百多年了，有的则从前明继承，为时更久，怎么可能在短期内便全部除旧布新？百日维新期间大大小小的变革达三百余项，有时一天之内下达十余个变法谕旨，使人目不暇给，叫各省各府县如何办理？纸上的东西不落到实处，是一点用处都没有的。皇上太轻率，太躁进，太缺乏实际办事能力了，有的甚至近于儿戏。“欲速则不达”这条古训，百日维新的失败给了它又一个最好的证明。但即便这样，他也不同意废除皇上。因为皇上所要办的这件大事，归根结底是为了强国富民，是符合世界潮流的，与张之洞本人的心是相通的。然而，张之洞又不便明确表示这个态度。他有两个大的顾虑：一是在百日维新中，他本人尽管没有应诏人京襄助，但他的学生杨锐，他的山西时期的幕友杨深秀都卷入得很深，此外，康有为、梁启超、谭嗣同都和他有说不清的牵连，在知晓内情的人看来，湖广总督实际上已卷入了这场变局。鉴于此，张之洞想尽可能地把自己与百日维新划得清楚些，隔得开些。此时，若再站在皇上一边上，他怕别人指责他为康党，为维新派第二。张之洞知道太后很想废掉皇上，若明确表态不同意废的话，无异于直接反对太后。张之洞怕得罪这位厉害的老佛爷。

        他将此事与梁鼎芬、徐建寅、辜鸿铭、陈念扔等人商议。梁鼎芬主张跟随重新训政的太后，辜鸿铭主张支持失败的皇上，徐建寅、陈念扔则依违两可，张之洞仍拿不定主意。这时，大根进来对他说：“四叔，吴郎中远游归来，想看看您，您有空吗？”

        自从那年送武当山焦桐到武昌以后，吴秋衣与张之洞便没再见面。眼下遇到这等大事，张之洞本没有心思与一个江湖朋友闲聊天，但转念一想，江湖人乃权利场的旁观者，俗话说旁观者清，何况他多年来漫游四海，见多识广，更可以清醒地看待这样的政坛大事。只是这事决不能传扬出去，否则，总督向游方郎中咨询朝廷废立，将会被世人当成笑料看待。

        “吴郎中现在哪里？”

        “他已在督署门房外。”

        “你问过他吗，他住在哪里，是不是还在归元寺挂单？”

        “是的，他说他还是借住在归元寺。”

        张之洞想了想说：“你去告诉他，说我这时正有急件要办，请他晚上再来，我有重要事和他商议。”

        晚上，吴秋衣如约来到督署，张之洞高兴地在小书房里接待这位不一般的郎中。吴秋衣将他上下打量了一番后，感叹地说：“香涛老弟，你这些年老多了。案牍劳形，此话不假！”

        张之洞看老友虽黧黑瘦削，却神完气足，也感慨地说：“你跟上次见面时差不了多少。风雨滋露松柏人，此话也不假！”

        说罢，二人都快乐地笑起来。

        张之洞问：“秋衣兄，这些年你都去过哪些地方？”

        吴秋衣爽朗地答道：“这些年主要在北方停留。在泰山附近滞留了两三年，后又去了嵩山、华山和五台山，不知不觉间，人世就过了十年光阴。这次再返归元寺，原住持虚舟法师居然圆寂三四年了，现在的住持，当年不过一斋头而已。岁月过得真快！”

        “是呀，是呀！”张之洞连连点头，“岁月过得真快，就连当年接待你的门房都变老头子了。”

        “香涛老弟，那年从武当山带来的桐木料你做了几张琴？”

        张之洞答：“九截桐木料，我已做了五张琴，还留下四截，预备着给将来的儿媳和出嫁的女儿做。”

        吴秋衣问：“做出的五张琴，音色还中听？”

        “好，每一张都好。”张之洞说，“尤其以那截最长的格外好，我将它做了一张大琴，取名天下和平，留在府里，佩玉常常弹弹，那音色真有绕梁三日不绝的妙处。”

        吴秋衣的脸上露出了欣慰的喜色。

        “秋衣，我之所以约你今晚来此，是有一件重要的事情要听听你的意见。”张之洞面色凝重地将谈话转到主题上。

        吴秋衣颇觉意外地问：“你的重要事情都是国事，而我是一个不问国事的人，我能给你提供有价值的意见吗？”

        “不错，是国事。而且我也知道你不问国事，我要的正是不问国事人的意见。”

        吴秋衣敛容说：“那你就说吧，我尽我的所知所识回答你。”

        张之洞神色肃穆地说：“这是一件绝密的国家大事。你必须答应我，只在这里说，出了书房外，不向任何人提起。”

        “什么国家大事，这样绝密？”吴秋衣下意识地整了整头上的布帽子说，“我答应你，守口如瓶，绝不向任何人说起。”

        “你先看看这个。”

        张之洞将军机处的密函，递给了吴秋衣。吴秋衣接过一看，心里大吃一惊，但脸上却不露声色，平静地说：“我知道了，你是决定不下，想要听听我这个不仅是局外人，而且是江湖人的看法，替你做个参考。”

        张之洞点了点头。

        吴秋衣说：“如此大事，你能拿出来和我商议，足见你对我的相信，今晚我们在这里所谈的一切，我自然不会泄露半点出去。江湖人无求无忮，对这等事，或许比你们局中人还要清醒些。不过，我倒要问你一句话，你也要以实相告。”

        张之洞坦然说：“有什么你就问吧，对你，我没有不说实话的理由。”

        吴秋衣盯着张之洞的眼睛问：“对当今的皇上，你认为是废好，还是不废好？”

        张之洞说：“皇上虽有许多缺陷，但他愿行新政，有励精图治的抱负，这就是好皇帝。若有圣祖爷、高宗爷那样的明君英主，也不是不能废除皇上而改立贤者，但遍视当今，有资格继承大统的人，却没有一个像样的。故我的态度很明确，还是不废皇上的好。”

        吴秋衣说：“我明白了，这就是你的难处：太后要废，你不同意废，既不想得罪太后，又不愿意违背自心，两难！”

        张之洞说：“正是这样。你有什么良法可以帮我摆脱这个两难？”

        吴秋衣思考良久，说：“香涛兄，你说说，自古以来，立君立主，是家事还是国事？”

        张之洞想了一下说：“按理说，立君立主是国事，但它从来又是当作家事对待的。”

        吴秋衣说：“是这么回事。杨修被杀，是因为他插手曹家的立嗣事，曹操恨他。刘琦兄弟相争，请求诸葛亮救他。诸葛亮说，立谁为荆州之主，这是你的家事，外人不得多嘴。依我看，帝王家从来只把立嗣当作家事，当作国事来的，极少极少。即便有说是国事的，也多半另有目的，是说给别人听的。”

        张之洞用心听这位老江湖的分析。

        “我想再问问你，太后是个怎样的女人？”

        张之洞略为思忖后说：“太后刚强明断，看重权力，与一般女人大不相同。”

        吴秋衣说：“依我看太后好比汉之吕后，唐之武则天，是一个喜欢自己揽权弄权的人。她口口声声将自己比之为开国之初的孝庄皇后，其实完全不是。孝庄若像她这样，大清哪会有圣祖爷出现？”

        张之洞在心里想，郎中的话虽然尖刻了一点，却是实话。据说百日新政期间，皇上十二次赴颐和园禀报，二品以上的文武大员还得由太后亲自决定，离京前还得去园子里向她叩头谢恩。这哪里是还政颐养，分明仍在控制着朝廷！再有魄力的皇帝，在这样的控扼之下，也难有所作为。

        吴秋衣继续说：“你想想，这样的太后，她能把一个外臣的话当一回事吗？无非是利用利用而已。你的话投合她的心思，她就把你的话拿出来作挡箭牌；你的话不合她的心思，她或置之不理，或从此以后整个儿不喜欢你这个人。”

        张之洞似乎被这几句话开了点窍，心里一时明亮了许多。

        “所以，依我这个不懂权术的郎中看来，你不妨这样回复军机处：废立乃天子家事，当由太后圣心明断，外臣不宜亦不应置喙。”

        张之洞望着吴秋衣，默念着他说的这三句话。

        吴秋衣说：“你可能以为这几句话好像与没说无多大区别，其实大不相同。第一，你严守君臣之分，不插手太后的家事；第二，你同意太后自己作出的决定，今后是废还是不废，你都是赞同的。”

        张之洞突然完全明白了如此回复的妙处，满脸笑容地说：

        “你这几句话真是太好了，帮了我的大忙。”

        吴秋衣说：“这种回复，你其实也想得到，用不着我来说，我只是解去了你心中的疙瘩。你原先或许以为这样做是耍滑头，其实这才是最恰当的处理方式。本来，既是天子家事，外人便不宜说长道短。你说当今的太后是一个听不进别人意见的人，你又何必去多嘴？”

        张之洞起身说：“你这话说得好极了。我就用你的话作为复电。我这几日事多，今夜就说到这里，过些日子。我再到归元寺看你，听你谈谈云游北部河山的心得。”

        这天半夜，湖广总督的密电，从武昌传到了北京。

        三个总督的答复，两个反对一个不表态。不表态就是不同意，慈禧心里当然明白。这时又有驻外使臣向她报告，英、法等国的报纸上刊登了关于中国欲废除皇帝的报道。正如吴秋衣所说的，慈禧其实并不大看重她手下总督的意见，她最为关注的是洋人的动态，于是她终于打消了废除光绪的想法。但慈禧的改变，使得载漪及荣禄、刚毅、启秀、徐桐等攀龙附凤之辈着急了。他们分头向慈禧奏请换一个法子，即预立大阿哥，为避免醇王府的不满，申明此大阿哥是继承穆宗皇帝的。穆宗做了十三年的天子，无后而终，现在又过去了二十四年，皇上并未诞育皇子，穆宗之庙长期无人祭祀，这事无法向祖宗交代，醇王府不应反对，也无理由反对。

        大清祖制，自雍正朝起就不再立太子即大阿哥，现在破了祖制预立储君，多少有点掣碍，但可以“皇帝病重，事出无奈”作搪词，过两年待大阿哥成年后，便可叫他代行皇帝事。如此，名未废而实已废，外人既无借口干涉，文武百官也不会因废立大事来多口舌。慈禧觉得这个办法好，采纳了。

        于是，以光绪的名义诏立溥隽为大阿哥，开弘德殿教读，以徐桐、崇绮为师傅，又命端郡王载漪为总理各国事务衙门大臣，兼管虎神营。载漪掌管外交和军队，权势在当年的摄政王大臣奕沂之上，隐然可与人关之初的皇叔多尔衮相比了。

        慈禧自以为她玩的这个花招很高明，其实她的真实用心，全国臣民都很清楚，就连外国人也蒙骗不了。光绪二十六年元旦，为溥隽正式行礼的大喜日子，文武百官都遵旨朝贺，但各国公使馆尽管早早接到了邀请书，却一个公使都没到场。公使馆的冷落大大激怒了慈禧，也让未来的太上皇载漪深感尴尬。联系到外国人引渡康梁出逃的前科，慈禧、载漪对洋人的仇恨，已到怒不可遏的分上了。倘若说由鸦片、教案、租借口岸等事而招致的国辱尚可忍受的话，那么这种因个人尊严和地位所结下的私怨，则是决不可宽恕的。大清王朝的最高权力执掌者，对洋人已忍无可忍，他们在竭力寻找一个机会报仇雪恨，发泄心中的这口恶气。

        机会终于被他们找到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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