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上得远行。远行。远远地离开这儿。毫无意义的职业也有优点，那便是可以远远离开这儿的优点。远远地离开马拉喀什。三个星期。就好比是离开那个男人去休假，还可以得到报酬。那个我深爱的男人，那个不爱我的男人，他站在机场阻止无票者人内的栅栏后挥手，犹如一只死蜘蛛临死前的挣扎。他的手在空中挥动，可眼睛却已经望着别处。那个男人，他也许是爱上了另一个女人，也许是连他自己也不爱。我站在那儿，仿佛被那个傻兮兮的栅栏给撕碎了似的。我的心被拉了出来，躺在地上，围着那个男人，舔着他的脚。那个男人让他的身体随着他的眼睛转去。他一边走开去，一边诅咒着，因为有什么黏乎乎的东西粘在他的鞋子底下。那个男人的红头发还留在我的眼睛里，犹如我对着太阳看久了似的。我那空虚的躯壳将去作一次长途旅行。除了死之外，这是唯一能帮我去对付不被人爱的办法。我已经死过很多次了。死的感觉太乏味了，所以我要在雨中离开，要从这个让人觉得受到凌辱的城市中离开。飞机朝香港飞去。不管怎么说，所有坐在飞机里的人都是这么认为的。只有我知道得最清楚。飞机还停在地上，神不知鬼不觉地放了几个小时的云朵投影照。当人们下飞机的时候，只是变换了背景而已。香港的布景很漂亮。天际在雨中闪烁着，那可能是高楼，可能是云朵，是山峦，可也有可能是冥府。在那些看不清到底是什么东西的底下有人在走动。他们乘停在百货公司大楼下面的地铁去购物。他们走进没有出口的过道式商店——香港的大楼底下几乎全是这样的商店——去购物。这情景就好比是一觉醒来发现自己身在地狱里一般。毫无意义地购物，购物，直到所有的人因此而死光为止。女人们坐在街道边的塑料布上。她们给自己、也给她们所采购的东西拍照。她们欣赏着那些上面有她们和她们所购物品的照片。

        我问那些女人，她们为什么要在雨中坐在马路边的塑料布上。她们说，除此之外并没有很多可以让人坐的地方。我在香港的大街上穿行，可我并没有看见这个城市。在我的头顶上是一幅广告，上面画着一副巨大的隐形眼镜，眼镜上遮着一缕红色的头发。我站在香港，望着雨中朦朦胧胧的中世纪的高楼。这些高楼犹如被开膛破肚的怪物，奇丑无比地矗立在那儿。我和那些楼房。我们，我和一个摄影师，想在夜里两点上一艘货船。我们坐在雨中的货船码头上。我们在等船，那艘船将越过太平洋，把我们带到美国去。在历时十六天的旅途中，这艘船将会帮助我把一个像男人一般高大的肿瘤从我的心灵里割去。在货船码头上，除了我们俩还有高大的吊车、路灯和很大的虫子。我们有足够的时间来观赏这些东西，因为我们的船要到清晨五点钟才靠岸。这是一艘巨轮，可以装好几百万吨货物。这是一艘在波兰造的船。我们的客舱布置得犹如华沙火车北站的某个饭店，用的是氖灯和用机制板拼装起来的家具。丑陋无比，可你却无法逃遁。这种丑陋一旦进入你的心里，它就会一直追随着你。

        船起航了。香港市区的灯火闪着疲惫的光。它根本就不在意我们究竟会留还是走，根本就不在意我们的船是否会因为有人没有把门关好而在海里沉没。在这艘船上，除了我们之外，就是许多集装箱，还有三个退休的人，二十个菲律宾水手以及一个闷闷不乐的德国船长和一个德国机械师。第一天，我们在船上到处闲逛。我们去看那些集装箱，看钢制的船舱板，看救生艇，看海。第二天，我们又在船上闲逛，这一次我们把一切细节都看得很清楚。看，那些集装箱上所写的字完全不同。看，这根缆绳特别漂亮。第三天，我们没有去闲逛，因为想要再发现一些新东西的可能性极小。再说，第三天天气变冷了，谁也不愿意冒着严寒去看那些集装箱和灰色的大海。三天之后，一日三餐的意义变得越来越重要。它们把单调的生活一分为三，它们打破了我们内心的独白，迫使我们去作类似“这一餐究竟会供应米饭呢还是土豆”的思考。到了第四天，餐盘中的东西变成模糊一片。第四天之后，餐盘中的东西看上去成了一片灰色，就像大海一样。天上下着雨，海上很冷，船舱里也很冷。夜晚，我坐在船的最高处，望着大海。我听到一首安魂曲，一首关于生命终点的安魂曲。望着一片无边无际的灰色，我思索着：爱情只是一个使我们愿意活下去的幻想而已。我们因为追求爱情而不想去死。我变得疑虑重重的。我眺望大海。任何一种失恋的痛苦都无法在海上持续一个星期之久。我努力集中思想，尽量不让痛苦消逝。不管怎么说，痛苦至少是一种感情。我坐在这条陌生的船上。我被一个男人抛弃了。这个男人将会把他那小小的、温暖的身体遮盖在另一个女人的身上并将在什么时候用他那肉鼓鼓的双手去抚摩另一个女人，抚摩除了我之外的所有女人。我摇摇晃晃地走向船栏杆。我站的地方的舷栏离海面有三十米高，海水飞快地流去。如果一个人掉下去的话，会以多快的速度在海水中漂流呢？他将会独自一个留在这无底的深渊中。他会感觉到，咸咸的海水是如何涌进他的肺部的。他会改变想法，他会想活下去。可是已经太晚了，他必死无疑。他的身体往下沉，身体里灌满了水，灌满了带着污泥的液体，这些液体把身体里的血液挤走。翻着白眼的眼睛里充满了恐怖。朝正在远去的一艘小船最后再望上那么一眼。生命随着小船的远去而消逝。

        第二天我们便做了试验。我们把船上图书馆里的几本书扔进海里。这些书只配被扔进海里。在这些书的前言——前言大约是由这些出版社里管理房屋的人写的——有这样的词汇：值得注意的是，不同寻常等等。这些书很快就漂走了。我饶有兴致地望着大海。在这些肮脏的海水里到底会不会隐藏着什么还没有被人发现的东西呢？白天变得越来越长。我们的生活经历都已经讲完了。我们俩谁也不愿意再谈及失意的痛苦或者轮船遇难等话题。还有九天。我们已经处于神志不清的状态。我在自己的身上发现了一个个疙瘩，很明显，这是被那些脚气病虫咬出来的。到了第十一天，我们——那个摄影师和我——已经不再说话。因为我们不愿意说话，所以我们便唱起歌来，唱起关于脚气病虫的歌，关于排泄物的歌以及关于在水里死去的歌。偶尔我们也到菲律宾水手那儿去和他们一起唱歌，他们因为远离家乡而悲伤。我没有家。所谓家，即心之所在，而我的心已经在某个机场被人踩碎了。船上的餐厅里挂了一幅航海图，上面的一枚小旗每天都朝着美国海岸线挪近一小步。我们望着那枚小旗，似乎这样做那枚小旗便会挪动得更力口快一点。那枚小旗子就是我们这艘船。小旗是红色的，红色的，红色的。海还是海。在海图上海水是蓝色的，不过海图会骗人，还得在海上呆五天，我们出来走动的次数越来越少。几天前我们还干了一些事情，比如像一起去看洗衣机是怎么洗衣服的，或者是一起去船上的桑拿屋。我们在烧得不太热的桑拿屋内坐了一小时，唱了歌。几天之前还有一些事情可做。还有四天，我们无精打采地躺在床上。我已经没有失恋的痛苦了。与生存相比，爱情算得了什么？我们的头发变得油腻起来。摄影师长出了很难看的胡子。我的身上因为寒冷和因为太阳光照太少而生了许多疱。我们用眼睛在我们的船舱里寻找虫于。在坐船旅行的途中人有时是否也得吃虫子？我们什么也不想了。不想与菲律宾水手一起唱歌，不想呼吸，也不想再去看缆绳了。我们连甲板也懒得上。当最后一天来临的时候，我们一点儿也高兴不起来。我们摇摇晃晃地站立在船桥上凝视着大海。凝视了几个小时之后才出现了第一批海鸥。我们用嘶哑的嗓子向它们发出各种各样的咒骂声。然后出现了陆地。我们吃力地唱起了美国国歌。当船靠岸时我们摇摇晃晃地从小梯子走到陆地上。那些水手伤心地挥着手。他们又得回到地狱里去了。我们熬过了十六天与世隔绝的日子。我们飞快地离开那艘船，好像有人要把我们抓住然后重新送回船上去似的。

        一百个小时之后，当我重新回到汉堡躺在我的床上时——床似乎一直在摇晃——我觉得有那么一点儿幸福感。外面是明月，我呆在家里。我还活着，我已经摆脱了失恋的痛苦。正当我这样想的时候，有东西把月亮给遮住了，使它变得很不清晰，让它去模糊不清，把它那黄色的光浸在汤里，浸在该死的红汤里。不知道谁把红汤洒在这个讨厌的月亮上了。我想，真晦气。我想，我又得马上离开这儿了。

        保罗（这个讨厌的保罗是谁？）去马拉喀什我又去了马拉喀什。意大利太无聊了，太欧洲化了。欧洲已濒临死亡，欧洲的女人连性交也不会。太理智了。马拉喀什则不同。在东方国家，你可以到迪斯科舞厅里去找你想得到的女人。她们长得圆滚滚的，她们的身体很温暖，可有点儿像铺在床上的报纸。我在一家卖咖啡和冰淇淋的店里遇见了一个家伙，一个德国人。我和他谈了谈，发现他认识贝蒂娜，而贝蒂娜则刚去了香港。这个世界真小。这个家伙被女人搞得心烦意乱的。我非常能够理解他。只有在婊子那儿才能享受到真正的快乐。在婊子那儿事情非常简单明了。你要是与一个正常的女人发生了关系的话，那你就会遇到麻烦，那么你就会有感情上的纠葛。这个家伙太心烦意乱了，我得为他做点好事。我准备先带他到迪斯科舞厅去找一些真正的女人，明天我准备带他到沙漠里去看看。在沙漠里你会忘却一切（下面我们将会看到，保罗的这一想法是对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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