香港大学周末举行新生舞会，学生里杂着各色人种，还有一些年长的外籍职员教师也来参加。张爱玲独自靠在一个昏暗的角落，手里拿着一杯汽水，她只有一件蓝白花的洋装，普通的剪裁，在这样的新生舞会里，是绝对不出色的。所以她很安心地藏在角落，看那些南洋来的富家女学生，头系发带，穿着蓬松的舞裙，和一些受西式教育举止完全西化的香港青年翩翩起舞。

        法提玛热心地拉着一位男生走到一群还没有舞伴的女生当中劝道：“快呀！女孩的青春是以秒计算的！不要浪费我们的时间！”

        张爱玲靠窗站着，法提玛就站在她身边问：“你怎么不跳舞？”她讲话的腔调很奇怪，是洋腔里混了不知是沪语还是粤调，乍听就令人好笑。

        张爱玲反问：“你怎么不跳舞？”

        法提玛的大眼睛里光彩熠熠，她嘻嘻笑着说：“问得好！因为我把男伴都借给别人了！嘿！你比我高，你做我的男伴正好！”

        张爱玲有些困窘地说：“我不会跳舞！”

        法提玛马上回嘴：“太好了！我不会走路！”张爱玲觉得这个女孩简直妙透了。

        法提玛对张爱玲介绍自己的家庭：“我妈妈，天津；我爸爸，锡兰！卖珠宝，在南京路有一个店！我妈妈是从家里逃走，才嫁给我爸爸。”

        张爱玲很快地接上去说：“喔！我母亲是嫁给我父亲以后才从家里逃走！”她和法提玛（张爱玲后来给她改名炎樱）的友谊保持了一生。

        两个少女最喜欢结伴领略香港旧街的风情。她们靠在天星码头渡轮的栏杆边上，天色昏黄，一种咸腥的海味随着潮湿的海风迎面袭来，有海鸟的叫声伴随着。渡轮上忽然有一个黑人随兴地吹起自己随身带的萨克斯，张爱玲和法提玛都转过身来看，那自由舞动的手指，自我陶醉的快乐，旋律伴随海潮和船上发出的汽笛声融在一起。第一次，张爱玲感觉到自己的生命还是自由的，她找回自己呼吸的节奏，一股强烈的悸动，让她相信自己活着是有足够的理由。

        三年以来所有的伤害与压力仿佛被香港湿热的海风蒸散了，带走了，她有一种想哭的感觉，因为相信还有未来。她转过来面对着海，不让法提玛看见。她看向远方，不够远，她还要看得更远。

        一九四一年底，日军入侵香港。女生们被学校赶到地下室里躲避轰炸，惟独不见炎樱。张爱玲和舍监到处找她。她的室友说她去上环看电影了，舍监大为震怒：“她疯了！难道不知道在打仗吗？”

        终于她们听见漆黑的浴室里传来歌声，仍是那首“Over the Rainbow”，突然一声子弹打破玻璃的声音，歌声停下来。

        舍监的吼骂声在黑暗空荡的浴室里回荡：“你这个笨蛋、疯子，你给我从淋浴间里马上出来！”

        炎樱嚷道：“带着肥皂泡泡吗？”站在舍监身边的张爱玲低着头用力忍住笑，炎樱的不在乎仿佛是对于众人的恐怖的一种嘲讽。

        清晨时分，空气是止寂的，疲累的人在一个仓库里倒头四处睡着。

        张爱玲蜷缩着身体，身上盖满了杂志报纸。轰炸时远时近，地面时有震动，他们至多是睁一睁眼，或挪一挪身子，又继续睡，战争不能惊动他们。

        张爱玲冷得下巴直哆嗦，她睁开眼，看到一对男女坐在靠门边的两个圆凳上，两个人彼此痴痴地望着，对着彼此傻笑，他们那里仿佛是春天，一点也不冷，炸弹也听不见。

        在学校医院里，做看护的张爱玲见到了战争的残酷后果。下午的阳光直射在一个垂死病人的脸上，他张着嘴好像要挠痒挠不到的模样。张爱玲站在他面前，百般不情愿地看着他，不知能做些什么，事实是她什么也没做就走开了。

        吃饭的长桌成了临时病床，送来这里的都是受伤的街头流民，苍蝇在他们的头上飞着要去叮发烂的伤口，他们成了苍蝇和蛆虫的食物。张爱玲每天要经过他们一遍又一遍，她感觉整个世界都在长疮流脓溃烂，嫌恶发自心底。

        几个女同学坐在屏风后面的和男看护同学说调情笑话，没人理睬这些病人。打情骂俏是惟一打发漫长时间的方法。

        张爱玲不停地画画，一张接着一张，都是画人的百态。

        夜里，张爱玲在门口的值日板上签字，然后抱着一个壶牛奶要去后面的厨房，她经过一张一张的病床，每个人都要半挺起身子来眼巴巴地看着她，她冷着一张脸，一点反应也没有。

        一道隔离屏风，隔离的不是要紧的病人，是一对已经打到火热的年轻学生看护。他们身上的白袍显得不再纯洁，女的哼哼唧唧直推，男的身手齐上，一点也没有要打住的意思。屏风露出一道蛮宽的缝隙，毫不遮掩地把战争中惟一使人有实感的事——饮食男女暴露在外。张爱玲经过也像是没看见。

        屏风后那个女学生的人生有了一个新开始，那垂死的病人也终于在深夜里气绝，也算是有一个解脱的结束。

        香港还是沦陷了，港大被迫停课。张爱玲三年半的努力，就在这一场战争中被烧得灰飞烟灭，一点痕迹都不留，只好回到上海。原本她的成绩是第一名，拿奖学金，可以保送牛津的，现在全落了空。张子静要进上海圣约翰大学，张爱玲也想去考插大，把文凭补到。可正在打仗，母亲在新加坡，生死下落不明，姑姑被洋行裁了员，谁也顾不到她。

        张子静鼓足勇气替姐姐向张志沂说情。张志沂一路保持沉默，张子静不知道他会大发雷霆还是根本当没听见，越说越嗫嚅：“姐姐长大啦！变漂亮啦！想得也多啦！也关心家里的事！”

        他在帮张爱玲补好话，也不能编造得太离谱。但这几句话的确勾起了张志沂做父亲的一种情感，四年的光阴，他不知道张爱玲变漂亮了，是怎么样的一个模样，会更像他还是更像黄逸梵。

        张志沂终于发了话：“叫她回来！”张子静差点以为自己听错了，他趁余音在耳，赶紧答应。

        张爱玲在家门外迟疑，她是被逼在刀口上了，一千个不愿意，还是得进去。站在客厅里，她听见楼板上传来踱步声，甚至还有摔椅子的声音，张爱玲敏感地知道后母在家，她顿时替自己感到悲哀，竟然要再回到他们的脚下来乞求援助。

        她背后的窗子透进秋阳，她穿了件碎花洋装，罩着毛衣，头发长了，脸上的稚气褪去了。张志沂对她不能说没有余怒，也不能说没有愧责和想念，想了想问：“你弟弟说你有事情要找我？”

        张爱玲抬眼看张志沂，父亲就是要她亲自开口求他，她极度的不愿意。她看见父亲，她被关半年所有的恐怖记忆又爬上了心头，脑子里闪过的念头就是逃，但是迫于现实，无论如何她都要撑住随时可以崩溃的决心。

        张爱玲索性自己把最难堪的话先说了，心里也舒坦一些：“我知道这是说不过去的，几年没跟家里联络，一回来就要钱！只是没想到闹了半天还是为念书这件事，好像是老天不给这个命，考试考得再好，几次打仗都把我给拦下来！真是这样，我也尽力了！请爹也不要为难！”

        张志沂在她等得几乎绝望时开了口：“你先报名考插班。学费我叫你弟弟给你送去。”

        这是张爱玲最后一次回家，也是她最后一次见父亲的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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