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条小木船颠簸在浊浪滔天的黄河上。一叶扁舟。黄河水重浊而凝滞地流淌着……
站在东渡黄河的小木船上，毛泽东深深地叹息了——
你们藐视谁都可以，但是不能藐视黄河。藐视黄河，就是藐视我们这个民族。
把一条大河与一个民族的生存尊严相提并论，毛泽东无疑是赋予了这条大河以人格的力量与魅力。中华民族的精魂就凝固在伟人脚下的这条大河里。说这句话的时候，毛泽东正进军北平——他刚刚打败了蒋介石的几百万军队，但他却说，不敢藐视黄河……
雄才大略的毛泽东一生说过许多气吞山河的话，他说人定胜天，他说与天奋斗其乐无穷，与地奋斗其乐无穷，与人奋斗其乐无穷，他说苍茫大地谁主沉浮敢教日月换新天。但唯独面对黄河，他说，不敢藐视……
与他同船共渡的周恩来，当然能理解领袖的忧虑。他们即将缔造一个国家。缔造这个国家就必须面对这条母亲河、也是“中国之忧患”的大河的治理。
于是仅仅才相隔了两年，毛泽东又站在了黄河大堤上。望着浊浪排空的滔滔黄河水，毛泽东又说：一定要把黄河的事情办好。说这句话的时候，毛泽东仍然出语谨慎。不能说，包括毛泽东、周恩来这样一些中国当代最伟大的人物在内的共和国第一代领导人不想把黄河的事情办好。问题在于，人的主观愿望在大自然的伟力面前，有时，也表现得相当乏力。当1955年夏的中南海怀仁堂里，国务院副总理邓子恢向中国乃至世界宣布：不要多久就可以在黄河下游看到几千年来人民所梦想的这一天——看到“黄河清”的时候，如雷般鼓掌的一千多名人民代表乃至于全体中国人无疑都真诚地相信并期盼着“黄河清”。
“黄河清，圣人出。”
这是一句在中国民间流传甚广的民谣。
可以说，在古老中华民族的诸多梦幻中，治理黄河水害是一个延续了几千年的最古老的梦幻。世界上许多民族都有早期大洪水的神话或传说，如《圣经》里的大洪水和诺亚方舟，这些神话故事不少是说洪水毁灭了人类而仅有少数的人幸存了下来。也就是“毁灭”与“得救”的故事。并且，这些故事的重点讲述的是人类的“得救”与“救赎”。也就是人类的“幸免于难”与“幸运”。洪水滔天但人类很幸运。这几乎就是对给人类造成了灾祸的水的一种礼赞。中华民族不同，世界上恐怕只有一种语言汉语——里有“祸水”这个词。而追究这个词的来源，我相信，这里的“水”毫无疑问指的就是黄河。
女娲补天的故事中说“积芦灰以止淫水”。
又说，“淫水涸，冀州平”。
这里的“淫水”，也是黄河。
祸水，淫水，就是我们从远古的祖先那里得到的对黄河的一种“别称”。
正因为如此，黄河又被称为“害河”——以至在我们的民族语言中有了“黄祸”、“黄患”、“黄灾”这样一些词汇。它所凝结着的是一个民族对养育了她又祸害了她的这条大河深为恐惧的一种民族情结。这种情结是那样的源远流长，刻骨铭心在一个民族的情感记忆中……
由于恐惧，也由于无奈，谁能够征服黄河，谁便是这个民族所崇拜的英雄。这便是这个民族所特有的一种“黄河情结”——黄河清和圣人出。
中国有朝代名号的历史就是从一个治黄英雄开始的。
这个治黄英雄是大禹。
大禹治水的故事就发生在黄河的中下游地区。古籍中记载的女娲补天和黄河水泛滥有关，而中关于鲧、禹治水更是一个华夏先民与洪水搏斗的前仆后继感天地泣鬼神的故事：“洪水滔天，鲧窃帝之息壤以堙洪水，不待帝命；帝令祝融杀鲧于羽郊。鲧复生禹，帝乃命禹卒布土经定九州。”大禹的父亲鲧因辱使命，被天帝杀于羽山脚下，鲧死而不甘，尸体抛于荒野而三年不腐，人们剖其腹而禹生。禹治黄十三年，“三过其门而不入”，终于“决江河而通四夷九州”。
禹因为治水有功，人民拥其为共主，建立了中国第一个王朝——夏。
这是说，禹之所以生为帝王，死为神圣，都有赖于他治黄的功绩。中国历史上第一个帝王诞生于治理黄河的伟绩中，由此也不难想象，这个有着这样一条大河的民族，心目中理想的君主应该是怎样：他哪怕全然无所作为，只要他能够驯服住那条桀骜不驯的黄河。于是沿着晋陕峡谷，沿着中原黄河岸边，几乎到处布满了大禹的“圣迹”。而最能体现禹的神奇风采和独特神韵的，则是素有“黄河天险”之称的“人、鬼、神”三门的横空出世。
黄河自陕西潼关以东，流经中条山和崤山之间，两山相夹，浩浩荡荡穿行在大峡谷中，转而被北岸的陡崖迎头拦住，再转而南折，正要顺石壁急转而下，猛然间被阻于一座巨大的石山绝壁下。相传，黄河水在此聚为大湖，湖中有乌龟精兴风作浪，危害百姓。大禹治水到此，用巨斧劈山，但山石坚硬，怎么也劈不开，他便把脚伸进刚劈开的石缝里，使劲向南边蹬去。于是天崩地裂，河水东流，山峰被劈开断为三截，三股激流惊心动魄急泻而下。这被大禹劈开的三座石岛，即为“人门”、“神门”、“鬼门”。
这里，也就是今天被人们称之为“万里黄河第一坝”的三门峡大坝之坝址。
当上世纪五十年代人们修建这座宏伟大坝的时候，也就是人们当时认为他们是开始一项“前无古人”的伟大的历史壮举的时候，几乎没有人能够预想到，此后在半个多世纪里，这座大坝的存在会如此深刻地影响到了与它相隔几百公里的一座古城的命运。影响到了与这座古城相毗邻的另一座城市的命运——以及几十万陕西移民的命运……
这座古城是西安。
与这座古城相毗邻的另一座城市是渭南。
说句实在话，由于黄河的水害、水灾频仍，致使一些人叫它“害河”，在修建黄河三门峡大坝以前，陕西人没有过关于这方面的记忆。从古到今，在中华五千年文明史中，流经陕西境内的黄河第一大支流渭河——古人又叫渭水——渭河连同流入渭河的其他支流，都是陕西人的福河、惠河、利河。成千上百年恩惠和恩泽着这片土地上的人们。留在陕西人记忆里的都是对黄河的美好记忆。这是因为陕西位于黄河的中游，而黄河的水患水灾则主要发生在黄河中下游，尤其是河南与山东境内。
与黄河在陕西境内是一条福河相关的，是这条大河催生和缔造了西安——也就是古长安，作为中国封建社会十三个王朝建都于此的辉煌历史。并且，几乎每一位伟大君主也都在这片土地上留下了他们治黄和利用黄河的伟大“圣迹”。
这就是黄河与这座千年帝王之都的不解之缘。
也是利用黄河兴修水利和漕运的辉煌历史。
第一位伟大君王秦王嬴政和著名的郑国渠。
后世的历史学家相当感慨，说，如果没有郑国渠，中国的历史也许需要改写。这是因为没有郑国渠，恐怕就没有秦王朝日后那么强大。在这里，历史和人们所有的想象都开了一个玩笑。因为郑国渠的发轫，并不是秦王一次自觉的施政行为，却是源自一次政治权术和政治阴谋。事件发生在公元前246年【秦始皇元年】，时值战国末期秦、齐、楚、燕、赵、魏、韩七雄争霸。当秦国的国力强大到足以随时吞并掉它的近邻韩国时，韩桓王在绝望中不幸采取了身边谋士所谓“疲秦”的策略。派韩国著名的水利工程师郑国为间谍入秦，游说秦国在泾河和洛河【北洛水，渭水支流】间，穿凿一条大型灌溉渠道。以韩王的如意算盘，如此这般秦国便无力东顾……
这一年是秦王嬴政元年。本来就想发展水利的秦国，很快采纳了这一诱人的建议。并立即征集大量的人力和物力，任命郑国主持、兴建这一工程。在施工过程中，韩国“疲秦”的阴谋败露，秦王大怒，要杀郑国。郑国说：“始臣为间，然渠成亦秦之利也。臣为韩延数岁之命，而为秦建万世之功。”【《汉书·沟洫志》】秦王认为郑国说得很有道理，同时，秦国的水利技术还比较落后，在技术上也需要郑国，所以一如既往，仍然加以重用。经过十多年的努力，全渠完工，人称郑国渠。
郑国渠既成，不仅没能“疲秦”反而“强秦”。、《汉书》都说：“渠就，用注填阏【淤】之水，溉舄［xì戏］卤之地四万余顷，收皆亩一钟，于是关中为沃野，无凶年，秦以富强，卒并诸侯，因名曰郑国渠。”一钟为六石四斗，比当时黄河中游一般亩产一石半，要高出许多倍。郑国渠修成后仅过了十多年，秦始皇就完成了统一六国的霸业和建立起中国历史上第一个真正意义上的中央集权制的秦帝国。
对韩国而言，这恐怕是世界间谍史上最为失败的一次“用间”。
秦帝国咸阳宫建都在渭河边上，汉帝国长安城也建在渭河边上。只不过汉长安城已经从咸阳东移到了现在西安的西北郊。隋朝建立以后，认为汉长安城已经过于潮湿，于是从渭河北岸东移到了渭河南岸。大唐帝国建立后，在隋帝国大兴城的基础上扩建了唐长安城。
位于汉长安城之东南的渭河两条支流——浐河和灞河，是隋唐长安城郊的两条河流。而周文王和周武王所建丰、镐二京，在今西安城西的沣河两岸。
沣河也是渭河的支流。
从历史上看，所谓中国历史上最鼎盛时期的周秦汉唐以及短命但却非常重要的隋朝，全都与这条黄河最大支流——渭河——有着极其密切的关系。揭开王朝与河流关系秘密的，是这些定都长安的王朝或者帝国，为了支撑其中央集权制的帝国首都政治与经济的需要，全都需要和仰仗黄河漕运。
黄河漕运至帝都长安，也就是从黄河入渭河，黄河中游的三门峡，便成为古代东西漕运的大动脉。也是古代东西漕粮运输的必经的要道。所谓“漕运”，主要是指由关东各地转输粟米接济关中的需要。这条运输通道，从秦王朝一直维持到唐朝的末年。秦汉两代，奠都关中，曾通过渭河运输关东漕粮。隋唐时期为了解决京都长安的物资供应问题，也曾大量漕运东南米粟。到唐玄宗统治的盛唐时期，最大的一项水利工程是漕运港口广运潭的修建。这个港口曾经对唐长安经济的发展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广运潭铭序》云：“唐天宝纪元之九年，陕郡太守韦坚有请治汉、隋运渠，起关门抵长安，以运山东之赋，有诏从之。乃绝灞、浐，并渭而东，至永丰仓复与渭合；又凿潭于望春楼下以聚舟。越二年潭成，天子临幸嘉焉，赐名广运。”广运潭建成后，当年漕运量就达四百万石，有力地巩固了李唐王朝的统治。
唐诗略云：“秦地有吴舟，千樯渭曲头。”可见当时渭河运务相当繁忙。
秦汉隋唐的漕运历史说明，这些王朝的都城都在关中，关中是全国的政治经济中心。但是，当时的经济区域却距关中相当遥远。不论是在黄河中下游，还是在长江下游，这些区域的粮食要运到都城，就必须利用黄河。这就是说，从秦始皇开始，由关东转运粮食时，运粮的船只就已经通过三门峡了。
唐代以后，长安失去首都地位，渭河漕运迅速衰落。
三门峡再次和关中发生密切关系已经是千年以后。这次，既不是为了给关中进行漕运的需要，也不是如同秦始皇修郑国渠一样为灌溉关中良田。它的主要目的乃是为了“根治黄河水害”。这是大禹工作的不彻底性而造成的一个后世的难题。大禹虽说“鬼斧神工”开山劈路乃至于“疏通九河”，且为后人尊为“神圣”。但是大禹仍然不能算是“圣人”，因为他未能使“黄河水清”。
“黄河水清”这个理想在中华民族上下五千年文明史中也只能是个理想。
黄河仍然挟带着大量泥沙万古如斯地流淌着，并且暴虐地滥施着它的淫威。即使是在禹自己开创的夏朝，古文献中记载的“商侯冥治【黄】河”，就已经记载了黄河的泛滥。夏之后的商朝都城屡次迁徙，也可能都与黄河的泛滥有关。周定王五年，即公元前602年，有文字记载的黄河第一次泛滥，到国民党扒开花园口的1938年，两千五百四十年间，黄河共计溃决了一千五百九十次，大改道二十次。平均三年就有两次决口，一百年就有一次大改道。宋代开封，那繁华的大都市东京汴梁，也因黄河的改道，湮没在七米黄土之下……
但黄河，既为我们诞生了第一个祖先黄帝，诞生了第一个王朝夏，诞生了第一个帝王大禹，赋予了我们一片黄土地、一条黄色河流，乃至于我们与生俱来的黄色皮肤、黄色人种；此外，也由于黄河，诞生了我们中华民族最古老的图腾崇拜：龙。我们的民族也就自称为“龙的传人”，那歌词就是：古老的东方有一条龙，它的名字叫黄河……
黄河孕育了中华民族五千年文明史。正如尼罗河孕育了古埃及文明，恒河孕育了古印度文明，幼发拉底河和底格里斯河孕育了古巴比伦文明，黄皮肤、黄色人种的中国人也与生俱来地对他的母亲河、他的生命之河——黄河，充满着痴情的热恋和近乎崇拜的敬畏。
或许世界上没有一个民族对一条河流有着如此复杂的感情，如此地爱恨交加和如此地既依恋崇拜着她，又那么千方百计地想要改变她！这种情感，就是龙的传人流淌在血液中的一种“黄河情结”。
宋以后政治中心东移，北宋建都大梁，江淮漕粮也就没有必要再西运关中了，三门峡作为东西漕运的大动脉日渐失去了它的重要性。但黄河水患此时却也开始直接威胁京都。为了治理愈积愈厚的黄河泥沙，保住繁华的大都市汴梁，北宋王安石曾经发明“混江龙”，在黄河水面上来回穿梭，搅起积沙，疏通河道。但那只是一个梦而已。
真正让三门峡重回世人视野的，不是别人，却是因黄袍加身落了个千古骂名的袁世凯。此时，从十九世纪后半叶起，西学东渐，中国人从西方学习到了新的科学技术，以往对黄河的利用仅限于漕运或修渠灌溉，这时也发展成为修建水库，集蓄洪、发电、灌溉为一体的综合开发利用。1912年民国初立，就有水利专家向当时的民国大总统袁世凯建议，在三门峡截黄河而根治水患。袁世凯大概也非常想在治黄问题上有所作为，建立一番千秋功业，于是成立了治黄机构，三门峡水库工程便是其治黄的主要构想。但不幸的是，黄袍加身的袁世凯很快便葬送了自己，也葬送了治黄的事业……
袁世凯之后，又一个想在治黄问题上大做文章的人是蒋介石。
1938年，国民党政府为抵挡日军侵略，掘开花园口“水攻”，一举酿成巨祸。此举引起黄河大改道，受灾面积达54000平方公里，受灾人口1250万人，死亡89万人。造成赤野千里，饿殍遍地，城郭破碎，满目疮痍。令人不可思议的是，这个造成花园口大决口的始作俑者、这个千夫所指的“独裁者”蒋介石，似乎也逃脱不了这种“黄河情结”。就在他掘开黄河大堤的前后，干出这桩令人发指伤天害理的丑事恶事的前后，1935年，1946年，独裁的蒋介石以国民政府的名义先后聘请了挪威人安立森、美国人雷巴德等外国专家，先后两度查勘黄河。安立森在实地查勘了黄河干流的潼关至孟津段以后，向国民党政府提交报告说：“就地势言之，三门峡诚为一优良库址。”建议在三门峡修建一座拦洪水库，以控制黄河下游的洪水。据史料记载，这个挪威人，是中国近代水利史上提出修建三门峡水利枢纽的第一个外国人。
与安立森不谋而合，同样对在三门峡修建蓄洪水库情有独钟的第一个中国人是李仪祉。这位中国近代著名的水利专家时任国民政府黄委会委员长兼总工程师。上世纪二十年代末三十年代初，是蒋介石的国民党政权最兴旺的时期，盛世兴修水利，这时期国民党政府的治黄工程又鼓噪了一阵子。李仪祉怀抱救国济民的热忱，辛辛苦苦地勘测黄河，绘制草图，雄心勃勃地想要大展宏图。可是，治黄必经山东和河南，山东军阀韩复榘和河南的石友三，一心只在搜刮民脂民膏，扩充地方势力，而蒋介石此时也在忙于围剿红军，没有谁的心思真正用在治理黄河上。李仪祉壮志难酬，无门报国，空对着滔滔黄河水自叹生不逢时……
此时，故乡人找到了他。
李仪祉是陕西蒲城县马湖乡人，他的蒲城老乡杨虎城将军此时正主政陕西，时任国民党陕西省主席。1929年陕西关中发生大旱，饿殍遍野。引泾灌溉，急若燃眉……杨虎城将军深知李仪祉的水利才能与天才，经过同是陕西同乡的于右任先生的牵线，盛情邀请李仪祉回陕，派专人专程到河南把李仪祉请了回来，并当即任命他为陕西省政府建设厅厅长。李仪祉先生得知家乡有难，黎民百姓处于水深火热之中，辗转饿死成千上万人，既报国不成，就想惠泽乡梓，于是临危受命，毅然决然地挑起在郑国渠遗址上修泾惠渠的千秋重任。在他本人的亲自主持下，此渠于1930年12月破土动工，数千民工辛劳苦干，历时近两年，终于修成了如今的泾惠渠。1932年6月放水灌田，引水量16立方米/秒，可灌溉60万亩土地。
除了泾惠渠，李仪祉还为陕西贡献了至今仍在丰泽乡梓的洛惠渠、渭惠渠等。涓涓水流在李仪祉故去半个多世纪后仍滋润着关中的沃野千里……
历史让人感慨。
历史让人深思。
三位中国近代史上著名的陕西人，于右任、杨虎城、李仪祉，相遇在了一个特殊的历史时空中，完成了一个对陕西关中百姓而言造福千秋万代的水利工程，谱写了一段水利佳话。
而越过浩渺的两千多年，在陕西，在古秦国的故土上，当年被韩王派做“间谍”的郑国，因了彪炳史册的郑国渠，郑国与李仪祉，也相遇在了历史蔚蓝色的天空上……
郑国不说，郑国完成了郑国渠应当说夙愿以偿。秦始皇借此强秦，完成了扫六合统一中国的伟业，郑国已死而无憾。但李仪祉不同。李仪祉怀抱的不是强秦之梦而是强国之梦，他是要完成根治黄河水害的梦想的，对他而言，治黄才是他的屠龙之志。屠龙之志未了，李仪祉就夙愿不偿，终至抑郁成疾，不幸病殁。死前，这位中国近代史上伟大的水利专家都因未能根治黄河而引为恨事！
当然，李仪祉绝对没有想到，他建议的坝址在他死后二十三年——李仪祉死于蒋介石掘开花园口大堤的1938年，三门峡大坝建成于1961年——由共产党人替他付诸了现实。当然，他做梦也没有想到的，是三门峡大坝的建成，会对他那么钟爱的关中沃野、那么深爱着的故乡，纵横交错着他的青春血脉、流淌着他殷殷血液的八百里秦川，带来一场几乎是大伤元气的深刻灾难——他的数以几十万计的故乡人为此而饱尝颠沛流离之苦以及深及三代人的赤贫和苦难……
李仪祉是陕西省蒲城县马湖乡人。
上世纪九十年代中叶，我为三门峡水库大坝而去采访三门峡水库移民——名称叫“三门峡陕西库区移民”、也就是我所称的“黄河大移民”的移民时，到过李仪祉先生的故乡，蒲城县马湖乡。到了这里，才知道这是一个什么样的地方。“马湖”，尽管有一个美丽的字眼“湖”，却是一个令秦地农民谈虎色变的著名旱原。陕西民间流传着一句民谣：“龙山马湖，渴死寡妇。”民谣一言以蔽之地概括了这个有着“湖”字的地方恰恰是陕西远近闻名的最缺水的地方。当地农民告诉我，这里十年九旱，水源极其匮乏，井深一百多米也打不出一桶即便是黏稠的黄水。要买水，得越过县界，到毗邻的白水县去买，往返二十多里。要挑水，得到最近的一条河洛河去挑，往返还是二十多里。二十多里翻山越岭买回来或挑回来的水，那是比金子还珍贵，它是活命的水，人饮尚且不够，土地的干渴就更可想而知了。我奇怪这句民谣里的“渴死寡妇”，为什么偏偏渴死的就是寡妇呢？
人说，因为寡妇没有男人去为她买水或者挑水。
龙山马湖，“龙山”是在紧紧毗邻着蒲城的陕西白水县。从民谣里得知，白水县的龙山和蒲城县的马湖，那是一片著名旱原，一片黄土高坡沟壑区。谁能想到，恰恰是从这片能渴死寡妇的旱原上，走出了近代中国最著名的水利专家！遥想当年，当李仪祉在上世纪初告别故乡、踏上德国的土地进行深造，并且选择了水利专业的时候，年轻的李仪祉的心里大约是装着故乡的那一片旱原、那一片会将寡妇渴死的干渴的土地……
我后面还将说到这片干渴的土地。
因为我一生中一次灵魂的颤栗就发生在这里。从前从来没有想到、没有见到、没有听说过的黄河移民的苦难故事就发生在这里。但我还必须提前声明，虽然没有见到过李仪祉先生关于选址在三门峡修建水库的报告，但后来家乡人的苦难却肯定和李仪祉先生无关，李仪祉先生在九泉之下也不必为自己当初的建议负疚。因为水库和水库概念不一样。挪威人安立森和李仪祉建议在三门峡修建的是一座“拦洪水库”，也就是“蓄洪水库”，目的只是为了控制黄河下游的洪水——这就是一个非常重要的概念和区别，此水库和日后果真建成的被誉为二十世纪五十年代中国人最伟大工程的三门峡水利枢纽工程的三门峡水库，有着几乎是天壤之别！
安立森等人之后，四个美国人于1946年12月至1947年1月乘飞机考察了黄河流域全貌，并且随后向南京国民政府提出了治黄方略。美国人认为，修建水库的首要任务是控制黄河下游的泥沙和防洪，而不是发电——美国人的这个认识，可以说，和安立森、李仪祉是“英雄所见略同”。首先是防洪、蓄洪、拦洪。不是发电，也更不是后来有些人忽发奇想的所谓“航运”——在古时候，就是经过三门峡的“漕运”。美国人进一步论证说，他们认为在三门峡建库发电，对陕西潼关以上的农田淹没损失太大，又是日后无法弥补的。如果非要有一个急功近利的目标，在三门峡建库发电的话，那么，他们建议国民政府将坝址改移到三门峡以下100千米处的八里胡同，这样就可以避免淹没陕西的百万亩良田。
应当说，这的确不失为一个科学的建议和方案。
这是自有民国政府以来，自袁世凯以来，第一次有人否定了选择三门峡修建水库大坝。也是第一次有人非常郑重地提出了黄河泥沙问题——这个日后确实影响到三门峡大坝命运的致命的泥沙问题。
仅仅六年以后，苏联人来了。
苏联人和美国人仿佛天生是一对冤家对头。他们争霸于太空航天、争霸于核武器，这时，他们又争霸到在中国的黄河上修建一座水利大坝的纯技术问题上。不过此时，中国已经是“换了人间”。中国的五十年代初叶，美国人已随着国民党政府的溃败退居于台湾岛一隅，退居到了中国正在发生的历史剧目的厚重帷幕的背后。属于帝国主义的美国在中国大陆没有了发言权，而同属于社会主义营垒的“伟大的盟邦苏联”【副总理邓子恢报告中语】愿意援建中国的三门峡工程。1952年5月，苏联专家格里柯洛维奇和瓦果林等人乘坐木船自陕西潼关顺流而下，来到相传公元前21世纪夏帝大禹神斧劈开的三门峡峡谷。上溯到洪荒初开的年月里，曾令鬼斧神工的大禹也不得不使出吃奶的力气才得以劈开的坚硬石质和优良的岩床，将两个苏联人的目光紧紧吸引住了。良久，两个苏联人叹道：黄河实在太伟大了！这样好的水电站坝址，实属举世罕见，可建高坝大坝！
修建高坝大坝的思路，就这样被苏联人提出和肯定了。
修建高坝大坝的思路，也就这样惊世骇俗地横空出世了。
泥沙问题呢？
苏联人几乎不屑于考虑。
大禹没能让黄河水清。尽管如此，禹在黄河许多地方包括天险三门峡留下了许多“圣迹”之后，最终定格为中国人的一个理想的“圣君”。蒋介石不可思议地动摇在毁黄和治黄之间，更是有大过而无大功。袁世凯更不用说，治黄对他只是昙花一现的一个梦影而已。但禹的形象至少包含了一个民族的理想，上下五千年，一代又一代中国人念叨着“黄河清，圣人出”，无奈地叹息着走过了几千年……
历史把这份光荣与梦想给予了年轻的共和国第一代领导人。
一代伟人毛泽东曾说，我们一定要敢想、敢说、敢干，干一番前人没有干过的伟大事业。黄河三门峡水利工程终于在中国人梦想了半个多世纪后的1957年破土动工了。历史记载下了这一页。
出版于1958年的《新知识词典》中有关“三门峡”的词条正好阐释了这样一个光荣与梦想——
根治黄河水害和开发黄河水利的综合规划中，计划在这里修建一座最大和最重要的防洪、发电、灌溉的综合性工程。三门峡水利枢纽工程已在1957年4月13日正式开工了。修建中的拦河大坝高110公尺，底宽121公尺，顶宽32公尺，顶长839公尺。建成后，造成一个面积达3500平方公里，容积647亿立方米的水库，不仅可以控制中上游流下来的洪水，使下游的河水基本变清，基本上消灭下游的水灾，还可以每年发电60亿度，使河南、山东、河北等省4000多万亩农田得到灌溉。一向不能通航的下游，也可以在邙山到海口间790公里长的河道上，行驶500吨的轮船。
这里描述的库容647亿立方米、年发电量60亿度等，正是按照苏联专家设计的正常高水位360米高程所能达到的规模和效益。但是，应当说，这个蓝图已经成为一个永久性的蓝图，成为尘封在纸页上的一幅海市蜃楼图。直至二十世纪末，直至二十一世纪，也不会在中国大地上出现的一个迷人的梦幻……
历史也永远记下了这一天——
1955年7月18日，中南海怀仁堂。
一千多位人民代表倾听了国务院副总理邓子恢所作的《关于根治黄河水害和开发黄河水利的综合规划的报告》。邓子恢副总理庄重地向世界和全中国人民宣布——
只要6年，在三门峡水库完成以后，就可以看到黄河下游的河水基本变清。我们在座的各位代表和全国人民，不要多久就可以看到几千年来人民所梦想的这一天——看到“黄河清”。
邓子恢的话音刚落，怀仁堂里发出海啸般的掌声。一届二次人大代表手臂如林举起，一致通过了这个报告。每个人都感到他们站在中华文明史的一个新开端。的确，这事非同寻常。以国家最高权力机构——全国人民代表大会，通过一个大型水利工程，在共和国半个多世纪的历史上只有过两次：三门峡和三峡。
三门峡为万里黄河第一坝，三峡为万里长江第一坝。这是中国版图上的两条真正意义上的大河。大河的治理和开发对中国的国计民生有着不同寻常的意义，而黄河，对中华民族的意义甚至是长江都无法比拟的；因为它自古以来都是一条“害河”。是中国的母亲河，又是中国的心腹之患。
另有一个事实足以说明新中国的第一代领导人对治理黄河的重视。共和国诞生伊始，百废待兴。一届一次人大通过了共和国宪法，一届二次人大即通过了这个治理黄河的规划。
应当说，这是一个伟大民族向一条伟大河流的挑战，自然伟力面对由最强健的民族灵魂凝结成的伟大人格。然而，千古不驯的黄河征服起来却相当棘手，年轻的共和国可以勒紧裤带，积聚起自清末以来百年战乱销蚀殆尽的国力财力，但科学技术的落后与不济却是这个自尊的民族不能不承认的痛苦现实。中国落后了，落后的中国要治理一条世界上最难治理的大河。雄心与尴尬，热情与严酷，气魄与拘囿，梦想与现实……诸般滋味交织在一个崛起的年轻巨人的心腹里。它需要外力。以自力更生为立国之本的新生政权需要借力于科技发达国家。域外的“伟大盟邦苏联”伸出了援助之手。当时正值中苏关系的蜜月期，中苏友好时期，几亿中国人连妇女小孩提起苏联人也必口称“苏联老大哥”的时代。“老大哥”慷慨援建中国156个工程项目，而在这156个项目中黄河三门峡水利枢纽是唯一的一项水利工程。苏联最权威的科学机构列宁格勒设计院，承担了三门峡大坝和水电站的设计。苏联专家组组长柯洛略夫在回答中国同行们提出的对三门峡水库淹没损失太大的忧虑时，慷慨激昂地说道：
“为了解决防洪问题，想找一个既不迁移人口，而又能保证调节洪水的水库，这是不能实现的幻想、空想，没有必要去研究！……为了调节洪水所必需的库容，都是用淹没换来的。”——
这就是著名的、后来确实影响到三门峡工程命运的“用淹没换取库容”的观点。这个观点日后要接受历史的严厉评判！
中国专家们没有沉默。
他们是炎黄子孙，懂得土地对农民、对于国计民生的重要性。对他们来说，柯洛略夫用带有卷舌音吐出来的“用淹没换取库容”的一连串俄语实在太沉重了！它意味着什么？它意味着三门峡水库正常高水位360米高程【指水平线以上的水位高度】，淹没农田325万亩，淹没区域移民87万人！这个数字对于五十年代的中国不是一个小数字！假如淹没的土地是贫瘠的或荒芜的也罢，偏偏它淹没的大部分是中国最好的土地之一。是除珠江三角洲、长江三角洲、胶东半岛以外，号称八百里秦川粮仓的富庶的关中平原沃野！水利学家张光斗愤然而伤心地说：“中国固然需要电，也不能以一个西瓜去换一个芝麻。”青年技术员温善章先后致书水利部和国务院，提出三门峡水利枢纽应按低水位、少淹没、多排沙的思想设计，水库正常高水位335米高程足矣……在其后召开的专家讨论会上，温善章、叶永毅等颇有远虑地预言道：
关中平原土地资源宝贵，将来可能比动力还缺乏。
对于要剜去其大片肥田沃土的陕西，陕西省的反应自然强烈。当时，朱德、李富春、薄一波等中央领导人到陕视察，陕西省领导直面进谏，陈情与诉说三门峡库区淹没损失太大，应降低水库正常高水位。陕西列举了两个数据：陕西省耕地的85%是山地，平原只有1000多万亩。陕西人口密度平均每平方千米为82人，而淹没的平原高产区人口密度为每平方千米200人。“用迁移70万~80万人口的代价，换来一个寿命只有50~70年的拦洪库，群众很难通过。”陕西领导人委屈地说，“另外，水库回水末端泥沙淤积将逐渐向上游延伸，西安的重工业基地将泡松泡软，甚至威胁到西安的安全……”——
威胁西安！
不少人的确倒抽一口冷气。
1958年4月，当三门峡大坝正在修建期间，周恩来总理亲自主持召开了三门峡水库现场会议。对西安这座对于中国以及世界而言意义非凡的闻名于世的古都，没有谁能够或敢于承担起毁坏它和破坏它的责任。周恩来最后在总结发言中确定一条原则：确保西安，确保下游。
实际上，这是一个悖论式的命题。
想要确保的西安和想要确保的下游本身就是一对矛盾。
但在当时，这又是一个比较折衷和比较中庸的方略。它既保留了一部分苏联专家的意见，又兼顾国情进行了一定范围的修正。愿望是良好的。处于上游的西安必须确保；处于下游的河南、山东等易受黄河泛滥威胁的省份地区也必须确保。然而，这的确又是一对矛盾。当洪水来犯时，蓄水位达不到一定高度，下游灾情得不到控制；而蓄水位过高时，黄河水阻在了中游地区【就整个黄河流域而言，陕西位于中游】，不说淹没关中平原大片肥田沃土，即使很想确保的西安也难确保。人类常常面临两难之境，“熊掌与鱼”的命题之所以成为永恒其意义恐怕就在于此。
但这还不是尴尬的全部。
更大的尴尬来自黄河本身——这条流经中国腹地，流经大半个中国，因它而诞生了中华民族，也因它而使中华民族历尽磨难的大河。这是一条世界上最古怪的河流。史称“黄河斗水，泥居其七”，即从黄河里舀起一斗水，水三分，泥七分，其含沙量居世界河流之首。有资料表明，每立方水的多年平均含沙量，埃及的尼罗河是1公斤，苏联的阿姆河是4公斤，美国的科罗拉多河10公斤。这些都是世界上著名的含沙量大的河流。而黄河在河南省陕县竟达34公斤！更形象的一种说法，黄河年平均输沙量为16亿吨，如果用载重4吨的卡车运送，需要每天出动110万辆车拉一年；假如将这些泥沙堆成高和宽各一米的土墙，可绕地球赤道27周！
苏联境内没有这样一条河。他们也没有过一个民族同一条河流亘古搏斗的悲壮史。世界上也没有任何一个民族对一条河的感情如此复杂，炽热的爱和炽热的恨，炽热的崇拜和炽热的恐惧。它既孕育了一个民族，又祸害着一个民族。在千百万年的历史中持续不断地考验着这个民族的承受力，也持续不断地激发着这个民族的智慧与活力。黄河，以其雄浑的自然伟力和桀骜不驯的怪僻性格向一个智慧民族提出了挑战，这个民族从来也没有放弃过对它的征服，尽管历史记载的是太多的失败；当然，也记录了一个民族不屈不挠的雄魂……
苏联专家肯定不理解这条河，同样也不理解这条河与这个民族的这种“生死冤家”一样复杂而奇特的关系。但在当时的历史背景下，苏联专家的意见却不可能完全不听。三门峡大坝从开始动工的1957年到基本完工的1960年，在它的施工过程中，几经争论，从最初苏联专家提出的360米高程降至350米，再降至335米——而最后的实际运用，一般只按305米到300米运用。用一个形象的比喻，从360米降至335米，其高度大约八九层楼房高；而从335米再降至305米，又大约十一二层楼房高。这样，水库实际运用比当初苏联人的设计“矮”下去了将近二十层楼房高！
但黄河水确实清了。
1960年9月14日18时55分，黄河生命史上一个重要时刻到来了。
三门峡水库开始蓄水，一天之后，一个平静的绿色人工湖出现在了古老的中原大地上。当时，数以万计的人看到了这个奇迹，“黄河水清”再也不是梦想。人们欢呼雀跃，热泪盈眶。“黄河水清”，当然，也被大肆地宣传报道……
从上流而来的泥沙淤在库里，下游河床经过冲刷，浊水渐渐变清——自古以来，中华上下五千年，中国人从来不敢梦想的奇迹，就这样在共和国成立十年后得以实现。被后世尊为“神圣”的大禹也没有做到的事情，被这一代中国人做到了。“黄河清”，实实在在地出现在了人们眼前……
倘若黄河水继续清下去，那句中国最古老的谚语，“跳进黄河也洗不清”，怕是此后要从中国人的语汇中消失了吧？——变清了的黄河水又该怎样去改写此后的中国历史？人们还会将“黄袍”加身的皇帝视为尊贵？还会将紫禁城的“黄色”琉璃瓦的皇宫视为神圣？还会将每个中国人生命的结束说成是“赴黄泉”？就连我们的始祖轩辕黄帝、我们的黄色皮肤、我们最古老的图腾“龙”，后世的中国人恐怕也会感到陌生和无法解释……
人一生中能够有一次奇遇，人的两眼能够有一次看见“圣迹”一般的神圣景象，那么，此情此景就会终生难忘，永久地刀刻在你的记忆中。
这个“圣景”被一个叫张昌让的当年还十分年轻的理工大学生有幸撞上了。张昌让在时隔几十年后写给我的一封信中回忆了当时的情景。他说，那是1961年冬，在西安冶金建筑学院读大学的他从西安回山西运城老家。车到黄河古渡口风陵渡。此时呈现在他眼前的一幅人间美景即使在三十五年后、写信给我的时候仍旧激动不已。那是一幅你无法想象的壮观而美丽的景象。与山西芮城隔河相望的陕西潼关一带，已呈一眼望不到边的一片汪洋大海！“水色湛蓝，波浪不兴，潼关城已尽被淹没。未拆除的西城门楼孤露水面，如汪洋中的一座水中楼阁，景色甚美！”
没有人会在这样的美景面前无动于衷。
但是，这样的美景却只为人们存在了不过七天七夜。
我为此曾查阅了有关资料和专程采访了事件发生时亲历此事和亲睹此景的潼关老人。七天七夜的概念就是老人们讲给我听的。我这才知道，年轻大学生看到的美景，实际上是三门峡大坝的第二次蓄水。时间是1961年2月9日，最高蓄水位332.58米。请记住，记住这个“332.58米”！因为这个“332.58米”的高程，是三门峡大坝绝无仅有的历史上最高蓄水位。从此以后，建成后的三门峡大坝再也没有达到过这样的高程。
“332.58米”，被永远尘封在了人们的记忆中。
“332.58米”，也只能作为万里黄河第一坝的三门峡大坝曾经有过的“历史记录”，永远尘封在历史档案里……
老潼关人那时候很兴奋，他们毕竟平生头一回看见万古如斯流淌在家门口的混浊的黄河水变清了。潼关县移民干部张虎亭告诉我说，当年他曾有过一次乘坐着拖轮，犁开碧波荡漾的黄河水游历赏玩的难忘经历。那时候，整个潼关城真的变成了一片碧绿的湖水，想要发展航运事业的陕西航海俱乐部喜洋洋地奔着这片湖泽而来，搬迁到了潼关新城。而潼关县本身的航运队此时当然也喜出望外，他们请为移民搬迁、为盘查清库而劳苦功高的移民干部们乘船旅游一番。能够乘坐二三十人的拖轮汽船响着汽笛嘟嘟发动起来，仅仅一个多小时，拖轮就把他们从潼关老县城的南街带到了山西的黄河古渡风陵渡，不可思议地转眼间就从南岸到了北岸，不可思议地转眼间两只脚就踏上了山西的土地！
但好景不长。
短短六七天以后——他们告诉我说，顶多也就是七天七夜——南迁二十多公里的老潼关新城居民出来一看，怎么，绿汪汪的黄河水咋就下去了？不见了？水哪儿去了？“清流”哪儿去了？老潼关人诧异万分地扶老携幼前去探访，探访突然有了、又突然没了的一片湖，想要去看个究竟。
这一群人出了北门放眼望去，这一看一下惊出一身冷汗。不得了，真的是不得了！潼关老城几乎被泥沙全部覆盖！泥沙有多厚多深？最典型的就是，原先横跨陕西潼关到山西的铁路大桥，虽然因为修建三门峡水库这时已经被拆毁，但桥拆了，可桥墩还在。然而现在，人们找不到桥墩了！再仔细看去，才发现原来四五米高的铁路大桥的桥墩已经被泥沙抹平了！
老潼关人都倒抽一口冷气：“这么厉害！”
与老潼关人有着相似经历的还有陕西朝邑县、华阴县、大荔县，这几个县就是日后被称为“三门峡陕西库区”的地方。其中，朝邑县因修建三门峡水库而从陕西省的版图上消失了，整县制地被撤销合并到了大荔县。朝邑县一个县成为了“库区”，而大荔县与华阴县的部分乡镇也成为了“库区”。据老朝邑的居民回忆说，大水淹了七天七夜后，朝邑县城淤积起来的泥沙也足足有几米深！
朝邑人也倒吸一口冷气，说：“这么厉害！”
这么厉害的就是泥沙的淤积。
但最厉害的淤积和最厉害的灾难却还不在这里，而是在三门峡水库本身和它上游的关中平原以及古城西安……
然而，“谁也没有想到，黄河三门峡水库的兴建会威胁百里之外的关中平原”【中央电视台1990年6月20日专题片《黄河三门峡》解说词】。
从1960年9月到1962年3月，三门峡水库首次蓄水拦沙运用。三门峡水库蓄水仅一年半，从上流而来的泥沙淤积在库区里达15.3亿吨，93%的泥沙“只进不出”淤在库里。原来设计在330米高位的时候，库容为59.5亿立方米，到六二年的这个时候仅剩22亿立方米。淤积之严重是人们始料不及的，人们开始忧心忡忡，照这样下去，要不了多长时间，这座“黄河第一坝”就会淤废……
以仅仅清澈了六七天的库区水色湖光，付出的太沉重的代价是耗尽无数人力财力建成的三门峡水库几乎淤废！宣传中可以“通航”，“可以在邙山到海口间790公里长的河道上，行驶500吨轮船”的人造航道，也以这种几乎是“神圣的荒诞”的方式仅仅存在了六七天以后，永远消失在了地平线以外。滑稽的就是那些想要在这个航道中捕捞打鱼的单位和人们。乘兴而来，却败兴而归。原本想要在家门口养鱼的华阴水产学校撤销了。原本想要在这里航海的陕西省航海俱乐部也偃旗息鼓地回去了。而只高兴了六七天的潼关县航运队这时也只能垂头丧气搬迁出了他们盼望中的这个“港口”……
说起来这些还都是些小事情。
比起后面要发生的巨大灾难，这些还都是些不足挂齿的太小的小事情。历史完全可以忽略不计，人们也完全可以权当从来没有发生过。说心里话，在我检索过的全部有关三门峡水库大坝的资料中，压根儿就没有过这方面的只言片语；而当我在潼关，在大荔，在我所接触的移民和移民干部们讲给我的这些听起来像是“历史掌故”的事情时，我所有的感受便是“忍俊不禁”。
太有趣。
也太滑稽。
这些水产学校，这些航运，这些航海。
淤废了三门峡水库不得了，但比淤废了水库更要命的是，淤积的严重后果是河水倒流，向上游漫溢，即所谓“回水”。陕西境内的渭河形成“拦门沙”，泥沙不再按它千古以来的自然法则向下游流淌，潼关河床因此抬高4.5米。渭河变成悬河，一旦决堤，洪水将首当其冲直泻古城西安！
这才是最可怕的事情。
预感中最可怕的情形不期然降临了。
周恩来总理夜不能寐了。他坦然告诉人们，这样下去，淹了关中，也救不了下游……
人类的智慧仿佛在此枯竭了。难题便是，关中要保，下游要救。三门峡水库绝不能淤废！于是就有了三门峡水库的两次“大手术”，也于是便有了三门峡水库运用方针的改变——三十多年后的1994年隆冬，当我为我们陕西几十万黄河三门峡移民寻找他们痛苦和不幸的源头时，我来到了三门峡水库。当我站在96米高的混凝土筑成的宏伟大坝上时，如果不是耳边尚能依稀听到的移民的嘤嘤泣诉，如果不是眼前尚还晃动着移民们那些被苦难折磨的痛苦的脸庞、那些老泪纵横的脸庞，我必须承认，这座闻名于世的黄河三门峡大坝给予我感情上的冲击，的确是“壮观和壮丽”。它的确是人类的一个伟岸的和伟大的作品。
站在这座黄河大坝上，呈现在你眼前的是一座烟波浩渺，水清如碧，两岸峰峦倒映，水天相接的偌大人工湖。放眼望去，但见凶猛的黄河水，在此被拦腰斩断，大坝左端底部的8个泄水孔和右岸山崖下的两个隧洞，喷泄着浊流泥沙，黄雾弥漫，水声如雷，景色十分瑰丽壮观。但这已经是两次“大手术”后的三门峡大坝了。三门峡水利枢纽局的一位总工程师告诉我说，两次“大手术”增加的便是泄洪洞和泄洪孔，主要是要将淤在库底的泥沙冲刷出去。毫无疑问，这都是些补救措施。也毫无疑问，两次“大手术”肯定又投入了巨资和巨大的人力物力……
三门峡水库没有淤废，且安然地走过了半个世纪。然而，当我们赞叹中华民族这一令世人惊叹的非凡智慧和奇迹时，却不能不同时承认，三门峡水库与水利工程，是一个留有遗憾的人类作品。
黄河惩罚了人类对它的轻慢和好大喜功，投入数以万计人力和数亿财力建成的三门峡水库其运用远没有达到苏联专家的360米高程，也没有达到“保守”一点的中国专家的335米高程。对它的实际运用，在以后的若干年里，在建成后投入使用的近半个世纪里，实际上都被迫采取了“限制”或“控制”。一般按305米至300米运用，最高的春灌水位也只达到324米。
但如此一来，问题又出现了。
陕西境内的所谓的“三门峡库区”，在洪水淹没七天七夜后，洪水退后，实际上已经不再是“库区”。也就是说，不再是库区淹没区。库区土地在短暂的淹没后又露出了地面。土地还是土地。原先预计中的一片水泊泽国实际上仍旧是陆地。准确地说，陕西境内的百万亩良田实际被淹没只有很短一段时间。——
但为修三门峡水库而迁走的移民呢？
一个新的问题，一个因为水利建设而引发的移民问题，悲痛而悄然地出现了。土地和移民，在此后的若干年里，从上世纪五十年代到八十年代，成为了陕西省政府的心头之痛。
为了修建中国有史以来最伟大和最宏伟的高坝大坝，上世纪五十年代，1956年秋，陕西首批远迁宁夏的青壮年先遣队5208人上路了。这是一个下雨的日子。应当说，也是一个天在落泪的日子。以后，三十八年以后，当已经老去的先遣队员们坐在我的面前，他们说了一句仿佛带有谶语意味的话。他们说：“我们走的那天下着雨，奇怪得很，在我们的记忆里，凡是和移民有关的重要日子都下雨。华山脚下共青团誓师那天下雨。第一批到宁夏移民先遣队走的那天下雨。多年后，我们返回库区的那天，还下雨……”
这似乎就是个不祥的预兆。
从1956年到1958年远迁宁夏的有三万多陕西移民。
移民大批迁移的1958年、1959年，正值极“左”思潮泛滥的大跃进时期。移民经费的补偿标准几经变动，愈变愈低。由于补偿标准过低，土地国家既没有征用，也没有给予补偿费，靠土地赖以生存的农民一下子失去了自己祖祖辈辈在关中的肥田沃土，遂陷入贫困而不可自拔的境地。大跃进时代人们头昏脑热刮起的共产风、无视农民的土地利益，终至埋下了数十万移民几十年贫困的不幸种子。这枚苦果，是当时热衷于“放卫星”的极“左”路线的执行者们始料未及的……
从1959年秋到1960年三门峡水库蓄水前，又有15万多移民迁出库区。水库蓄水后，又将黄渭洛河沿岸回水影响的近9万人后靠安置。至此，三门峡陕西库区共移民28万多人。与陕西隔河相望的山西省移民4700多人。此外，7万多河南人也离开了他们生养栖息的土地。
库区淹没涉及陕西省的潼关、华阴、华县、朝邑和大荔县。山西省的平陆、芮城和永济县。河南省的灵宝和陕县。其中，以陕西省的淹没面积最大，约占全部三门峡库区总受淹面积的80%。据资料表明，三门峡陕西库区335米以下土地100万亩。其中，耕地75万亩。搬迁朝邑、潼关两个县城，21个乡镇，253个村庄。
现在的问题就是，如果说三门峡水库是人类一个失败的作品，只要是“作品”，就还可以修改。但为修建水库而迁移出去的农民呢？迁移出去的百姓却不可能轻易地再回到他们的家园、他们的故乡……
距今上溯一千二百年，公元八世纪，瘦削而忧伤的唐代大诗人杜甫在从洛阳返回华州的途中，写下了千古流传的忧国忧民的诗篇、著名的“三吏”、“三别”。《新安吏》的故事发生在今河南省新安县，《潼关吏》的故事发生在今陕西省潼关县，即古时候的桃林寨，《石壕吏》的故事则发生在今河南省陕县东南七十里的一个小村庄，也即今三门峡大坝的所在地。潼关、陕县、新安恰恰是当初苏联人选择坝址时所勘察的潼关至孟津段黄河流经的区域，也是黄河水流湍急、在中条山和崤山的夹峙中，穿峡而过的晋陕峡谷地带。三门峡水利枢纽建在陕县三门峡，回水淤积影响到潼关，而在孟津以西的新安县则也在三门峡受益地区。如此，杜甫当年看到的由于安史之乱带给百姓的不幸和苦难，也就恰恰发生在这片黄河流域……
冥冥之中，这，又在启发我们什么呢？——
民生。
杜甫忧国忧民的是民生。
是百姓的生计，是百姓的生存。
如果说，修一座三门峡大坝要几十万移民付出几代人的血泪和痛苦——截至笔者接触和采访三门峡陕西库区移民的1994年，38年后，人口的自然繁衍，三门峡库区的陕西移民已经增至45万多人，移民已经是三代人——那么，这样的水利工程要它和不要它之间究竟应该做何选择？
民生，还是民生的问题一个水利工程绝对不应该忽视的问题。
民生，百姓的疾苦，杜甫想过，说过，写过。
我们呢？我们今天还在想，还在说，也还在写？
……
现在，让我们从公元八世纪下展一千多年，再从孟津《新安吏》的故事发生地顺流而下至郑州花园口，就是1938年国民党扒开黄河大堤后受灾最惨重的地方。还是在这同一区域内，1933年黄河河堤决口五十多处，淹没六十多个县城，受灾百姓三百六十多万，死亡一万八千余口，致使无数灾民携家带口，背井离乡，外出逃生……
在那些逃难的灾民中，有一家河南花园口人。当年，十多岁的张新年随父母和两个妹妹逃荒要饭到了陕西，落脚在陕西境内关中东部的黄河滩上——原朝邑县平民乡。张新年开始给人扛长工，出苦力，母亲给人洗衣做饭。渐渐地，勤劳吃苦的河南人张新年给自己挣下了几亩土地。张新年说：“移民之前我们在黄河滩有很好的生活。”那时候，张新年耕种着十几亩地，有着自己的一院六间房，家里有架子车、飞鸽自行车，三四只奶羊，一条大耕牛，还有双铧犁，更有一个一亩八分地的果园，园内桃李杏树成行……1959年，作为三门峡水库移民，张新年含泪告别了这一切。告别了富庶的家园和流淌了二十五六年血汗才养育成了肥田沃土的黄河滩……
张新年迁移到了澄城县罗家洼乡车盖村。
和李仪祉先生的家乡蒲城县一样，这里也是渭北旱原沟壑区。移民到这旱原上时，张新年的六间房，只折合人民币1600元。所有的家当，或贱卖，或丢失，变得几乎一贫如洗。他说，搬迁上原时，他只拉了一个织布机和母亲的一口棺材。需要指出的是，张新年的这种经历在三门峡移民中相当普遍。农民的搬迁和城里人的搬家不同。农民的房屋、土地、祖坟带不走，打的井、种的树、石磨石碾等等都带不走。而这些，却是农民祖祖辈辈积累起来的家业与财富。移民一次，农民元气大伤，许多许多移民就是如此陷入了赤贫……
这是张新年一生中的第二次迁徙。一次因黄河决口，一次因国家要修水库。
也是1933年因黄河泛滥而逃荒到这片黄河滩的难民中还有一对山东济宁夫妇。丈夫叫程光学，妻子叫赵玉君。这对年轻夫妇带两儿一女在当时的荒滩上辛勤劳作，男人下窑挖煤，女人给人纺线织布洗衣。到后来，他们也在黄河滩上过上了和张新年同样的“很好的生活”。他们也同张新年一样，于1959年迁移到澄城县安里乡高槐村。
这里，同样是渭北旱原沟壑区。
据朝邑县志记载：民国二十年前后，黄河河滩东移，显露出一片荒滩。至民国三十年前后，因河南、山东等省遭殃流落于此的难民，便在此建立家园，垦荒种地。因此，朝邑县黄河滩居民的组成约来自十三个省份二百余县，其中，以河南与山东人为主。五十年代中叶，即三门峡大坝修建以前，这里的一个劳动日值2~3元，每个劳动力平均耕地十四亩，主要农作物花生的产量占陕西全省总产量的90%以上，家家户户“三转一响”【注：当时富裕生活的标准即自行车、缝纫机、手表和收音机】。
但1959年前后，他们却必须搬迁了。
三门峡水库移民分为远迁和近移两种方式。
1956年，陕西省将32380人集体迁安在了宁夏靠近内蒙古沙漠地带的贺兰、惠家、陶乐、永宁、中卫、中宁等县。河南省则将7879人远迁到了“春风不度玉门关”的边塞敦煌。迁安之前，对这部分移民的政策便是，“以集体安置开垦大片荒地为主”。当我们今天检索当年的这段历史的时候，当从尘封的档案中赫然入目地看到这句话的时候，说心里话，我简直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简直是难以置信！这根本不像是安置为国家的水利建设作出牺牲和贡献的水库移民，这是垦荒啊，是发配到边塞的一种类似于“流放”的安置方式！水库库区占用了他们的土地，他们失去了土地和家园以后，这些勤劳善良的农民实际上是被集体发配到了边塞荒漠地区屯田垦荒……
华阴县义和村原本是一个人丁兴旺的大村，原本在华阴滩上有着一大片肥沃的土地。这个村首批迁移到宁夏的先遣队87人，全是正当年的壮劳力。他们打着铺盖，带着农具，一行十五辆卡车往宁夏去。一到平吉堡，他们傻眼了。平吉堡靠着贺兰山，沙漠边缘一带，半人高的茅草，无草的地方光秃秃一片；荒滩上满是拳头大的石头，仔细看去，老鹰印下的爪痕还赫然在目！关中人吓得不由得倒抽一口冷气。就在这片荒滩上，关中农民大把大把地抛洒着汗水，好不容易播种下去的麦子，两个月以后，扒开松松软软的干土，一看，麦种仍原模原样地躺在那里！
这是一片不赐给他们粮食的陌生的土地。
1956年前后，潼关县有个著名的劳动模范、公联社主任李学仁。当时，潼关县一般亩产二三百斤，李学仁试验的试验田粮食亩产近千斤。公联社地处肥沃的黄河滩，原先的名字叫潼关县高桥乡桃林塞。杜甫的《潼关吏》，写的就是这个桃林塞的故事。这是个著名的古塞，洛阳通往长安的咽喉。唐天宝十五年，哥舒翰二十万大军兵败潼关，潼关失守而长安危急。这个在安禄山之乱时的一场大战就发生在这里。李学仁作为社主任兼著名劳动模范在群众中享有极高威望，由他带头，全社十个自然村三百多户迁移宁夏中卫长乐乡，全部开垦荒地。在宁夏中卫，最困难的时候，一人一月只分给8斤口粮。移民们开始不要命地往回逃跑。到了1961年夏，移民返籍终成浪潮，几千陕西移民守候在黄河仁群渡口三天三夜，饥寒交迫，东望长安故乡而不得归，凄凄悲悲的号啼几乎盖过了黄河的滔滔水声……
至1962年，那个大饥荒的年代，远迁宁夏的陕西移民和远迁甘肃的河南移民，在以命相抗后，政府不得不进行二次安置，绝大多数人得以返回故土。
李学仁带领的原桃林塞人又回到了原籍。但原先肥沃的黄河滩此时却由于塌岸、河水倒灌、泥沙淤积、洪水侵害等等，变成了自然条件极其恶劣的荒滩地。李学仁愧对父老乡亲，从宁夏返回陕西以后见人就大哭：“咱响应政府号召去了，现在人带不回来了！”
李学仁说的“人带不回来了”，是说，桃林人有六十户“绝”到了宁夏。
这个数字，当年的桃林高级社社主任李学仁说，他是“掐指算过的”。
迁宁以后的惨状和惨景，至今让这位七十多岁的老汉都无法忘怀。老汉说他至今没脸见乡亲，至今提起那“带不见了”的六十户桃林人伤心落泪。著名的劳动模范再没有回库区故土，而是“隐居”到了秦岭深处，一个叫“绝鹿岭”的沼泽地带……
陕西省有一个数字——当然，这个数字却是任何一级政府都没有考证过的。1957、1958年，该省远迁宁夏移民31590人，三年以后，即1961、1962年，陆续回到陕西的仅30000人。三年内人口没有增长。三年还“短”掉了一千多人。除了“自愿”留在宁夏的人以外，这些人是自然死亡？还是非自然死亡？
一切似乎都混混沌沌。
一切似乎都无法说清。
1959年，蒲城县接纳了陕西本省三门峡水库淹没区大荔县和华阴县等地移民48600人。这就是三门峡水库移民安迁政策中的“近移”：在本县或邻近县“插队落户”。蒲城就是著名的水利专家李仪祉先生的故乡，移民迁移落根到这里也就成了李仪祉的“同乡”。但这里的旱原沟壑对原先在素有“关中白菜心”之称的关中东部移民来说，落差之大却是根本无法让他们接受的。在这个本来相对自然条件就恶劣的地方，移民们又被安置到了更加恶劣的沿山沟壑区、旱原和卤泊滩。真正的“穷山恶水”。从前从来没有感到过“水”是什么问题的“白菜心”的人到了这里，880马力的水泵探进井里，只抽七分钟，没水了。38岁的原民办教师王福义带着一家大小迁移到了蒲城县马湖乡——就是李仪祉先生真正的故乡，王福义面对我时，用了“饥寒交迫”这个词来形容他在马湖乡度过的二十多年移民生涯。他说，一年一人只分60多斤粮，补上红薯，加在一起总共200多斤。这是他们的“口粮”。为了活命，饥饿的移民回到原属于他们的土地的库区捡拾麦子，吃牛马吃的青草和苜蓿，人拉的屎，就像牛马拉的粪……
王福义后来“揭竿而起”，成了远近闻名的“返库司令”——也就是移民闹返库、要求返回库区去的“移民头头”。离开故土二十多年后，包括王福义等蒲城移民在内的十多万移民，才又回到了他们当初含泪告别的故乡的土地——三门峡陕西库区。
而且，王福义回去的地方，就是他当初离别的地方——三门峡库区大荔县韦林乡。可是，令王福义和移民们痛苦与沮丧的是，这片土地，像是一个失散了二十多年的亲娘，二十多年后骨肉团聚，亲娘老子却不再认自己的骨肉了！这片土地变得暴戾无情，变得刻薄悭吝，仿佛她曾被恶魔掠去过阴曹地府一遭，心肝脾肺全换过了……
她不再是他们记忆中的那片热土。
也不再是他们渴盼梦想了多年的那片土地。——
答案还是在五百里之外，在三门峡水库。
仍旧是黄河泥沙的问题。
三门峡水库泥沙淤积影响和改变了这片土地的自然环境和自然条件。原先的风调雨顺变得风不调雨不顺了，原先肥得流油、肥得让人眼馋的富庶的八百里秦川中的“关中白菜心”，如今成了不毛之地，成了盐碱地，成了水涝旱灾频仍的贫瘠的土地……
黄河阴鸷地报复了想要蔑视它和想要限制它自由的人类。
三门峡水库在运行了仅仅两三年以后，库容量就淤废了将近三分之二。假如泥沙仅仅淤积在了水库里的话，那还影响不到在它上游的黄河最大支流——陕西境内的渭河。但情形根本不是这样。一条河流，其实就像人一样，它是一条自然的河流。自然地按照自然规律流淌的河流。河流也都是有生命的水流，它们本身就是一种生命的存在和生命的形态。人类只能按照自然规律，在尊重河流自然生命的基础上合理地利用它。这个道理，我们的老祖宗禹知道。他不是像他父亲鲧一样，以“息壤”【传说中的一种神土，可以自己生长不息】去壅塞洪水，而是改为疏导。即改“堵”为“疏”。
禹因此才被尊为神圣。
西方社会在经历了上世纪初乃至中叶修高坝大坝而导致了无数地理与地质的自然灾难与灾害以后，突然幡然醒悟。原来人不是自然的上帝，人也不是养育了人类的母亲河流的上帝。人必须像尊重每一个个体生命的权利一样，尊重每一条河流的生命权。人不能轻易地在河流身上开口子；修坝，尤其是修大坝、高坝，就等于在河流的身体上开大口子动大手术，必然会损害甚至窒息河流的生命。基于对河流生命的这种认识，从上世纪八十年代起，西方发达国家就已经发起了一个反对高筑坝的运动，其理论就是要尊重河流的生命自然形态。因为对于人类来说，拥有一条自然流淌的河流，它带给人类的福祉远比切割它的肢体用来发电重要得多！
黄河本来不清，奈何人要让它变清？！
黄河万古如斯混浊地流淌了上亿年，奈何我们非要把它变为一股清流？！非要“黄河水清”？！——“黄河水清”，就是为了“圣人出”？！
我们聪明的人类想超越以往的圣贤，甚至想超越神圣的大禹，做到大禹也没能做到的事情，让黄河水变清。结果，历史一个轮回，我们又回到了禹父鲧的道路上——堵。在黄河三门峡这个地方挖一个巨大的槽，这个槽，人们叫它“水库”。由于当初的好大喜功，当初想要建一座旷古未有的“天下第一坝”，就修了这座堪称“伟大”的高坝大坝——而不是像挪威人安立森和水利专家李仪祉以及后来的美国人建议的只是修一座拦洪坝，以调节水位，解决下游的水患问题。这座高坝大坝，不错，解决了下游的水患，也浇灌了下游万顷土地，虽然并没有实现当初说的“航运”，发电也远没有达到当初说的“60亿度”。可是，大坝的存在，却从此害苦了号称“八百里秦川”的陕西关中。
水灾和水患危害到了历史上黄河从来都不危害的陕西渭河一带。
黄河改变了脾性。
你看它是驯服了，其实，它只是换了一种方式。
由于三门峡水库的存在，黄河之水再不能顺畅地从上游流向下游。水势从截流部分的陕西潼关段以上变得极其缓慢，水缓则泥沙淤积：水流了下去，而泥沙则滞留在了上游。久而久之，黄河病了，黄河像患了小儿消化不良症，肚腹变得鼓胀。而鼓胀的这部分，就是陕西境内的那段黄河和黄河在陕西的支流：渭河和洛河。
本来，黄河自北向南而来，直冲潼关北城墙后，蓦然呈90度，从潼关城折东而去。渭河南流至吊桥村以后，在潼关附近汇入黄河的入河口宽达10余公里，现在突然收缩到了1公里，变成了个“细脖子”。这样，当黄河发生大洪水时，上游的水不但不往下流，反而从“细脖子”的地方倒灌回来，在渭河河口淤成所谓“拦门沙”。“细脖子”和“拦门沙”又加剧了泥沙淤积的速度，致使黄河潼关段河床高程持续抬高。资料表明，到1991年10月，三门峡水库运行30年后，潼关河床比建库前抬高了约4.6米左右，多高？相当于两层楼房那么高！
受潼关高程的影响，陕西境内的黄河、渭河、洛河的河床也均因泥沙淤积而抬高，水位上升。最最可怕的，也是最最让人担心的，是我们从前姜太公姜子牙钓鱼的渭河，诞生和养育了周文王和周武王，诞生和养育了周秦汉唐中国历史上最伟大的四个王朝的渭河，已经由地下河变成了地上河——高出了地面水平线。渭河的部分河段变成了“悬河”，滩面淤高了1~4米！
不要小觑了黄河所发生的这些变化。
一条河流，可以是一个国家乃至一个民族、种族生存的灵魂。尼罗河养育了埃及数千年的文明，地中海为沿岸数国滋养了蓝色文明，德意志民族的莱茵河、印度的恒河、俄罗斯的涅瓦河、美洲大陆的密西西比河、亚马逊河，有了这些著名河流才有了这些民族和国家的兴旺发达。人们不敢想象，有一天，这些著名河流突然从某个国家的版图上消失；假如真有那一天，恐怕就意味着一个民族灾难的降临甚至毁灭，就像亿万年前的恐龙一样。
且不说一条河流突然消失，单单就是泥沙淤积、河床抬高，这样在地球的变化中可以忽略不计的小事件，对生存在这里的人们就带来了灾难性的后果。
灾难真正地降临了。
灾难降临到了这片不幸的土地上。
黄、洛、渭三角洲昔日的富庶，对回到这片土地上的移民和移民后代来说，已经成了一个久远的童话。生态环境的日趋恶化已经成了不争的、十分严酷的现实。由于地下水位普遍抬高2~3米，本来地势平坦的土地变成了低洼地；地下明水上升，又造成大面积土地盐碱化。水涝地和盐碱地的面积到了90年代初叶已达12万多亩，占重新回到库区的移民安置土地总面积的40%以上。
由于泥沙壅阻在潼关河床一带，深受“消化不良”之苦的黄河剧烈地扭动起躯体，渭河河道摆动加剧，在三门峡以上河段形成十多处“S”形河流，塌岸十分严重。1998年秋，在采访过三门峡库区移民四年后，我又回到了这片曾经让我那么牵挂的土地，我和我们陕西省主管农业的副省长王寿森在潼关县县长的陪同下站在黄河边，我们脚下的黄河堤岸那时那刻正在发生着坍塌，轰隆，轰隆，脚下的泥土不断地塌到了黄河里，转眼间便被滚滚的黄河水裹挟而去。潼关县县长告诉我们说，这样的塌方一直在持续着，潼关县的土地也一直被黄河水吞吃着……
不仅如此，三门峡水库建成运用10多年后，黄河主流开始西倒，将渭河河床吃进4.2公里。用专业术语来说，这叫“黄河西倒夺渭”。“夺渭”的结果是使得位于黄河西岸的陕西成千上万亩土地塌进黄河。仅移民返库后最初的短短两三年时间，因此而损失的土地就有2.3万亩……与此同时，与陕西隔河相望的黄河东岸，山西省永济县却好端端地“长”出了18万多亩土地。大自然发生了一幕无声无息的血腥战争，一方面是陕西的失地，一方面是山西的得地。
有着“失地”之痛的陕西移民，更有着洪水威胁的心腹之患。
原先迁离这片土地时，作为三门峡库区占地的100万亩。其中，耕地75万亩。如前所述，这片土地重新又“裸露”了出来。移民既走，这就成了一片广袤的“无主之地”，大大小小的机关、学校、部队、厂矿企业、社会团体就把这片百万亩的关中沃野变成了他们“大办农业”的大战场。以后，有的走了，有的来了，最后形成了三大国营农场和三大部队农场、四大靶场及三四十家部队小农场等等。由于历史的原因，以后在国务院和水利部的主持下，只能归还给移民库区土地30多万亩。移民从部队和国营农场接收的这30多万亩土地，绝大部分分布在黄、渭、洛河边，堤外地仅10多万亩，近20万亩耕地直接受到洪水的威胁。1992年8月，渭河南山支流、柳叶河等决口【原因仍旧是渭河河床抬高，回水倒流进了渭河的支流】，淹没库区移民村庄14个，受灾移民达1.1万多人。
河流发生的变化，也影响到了这里的区域性气候。水龙王不再眷顾这片土地，过去的风调雨顺如今变得风不调雨不顺。不仅年降雨量减少，而且，在最需要雨水的冬灌春灌时节，偏偏这里的云彩不降雨……
到此为止，凡大自然能够给予人类造成伤害的角色全都粉墨登场了。洪、旱、涝、碱和泥沙、塌岸相互作用，轮番肆虐，搞得这片原先的“浩穰之区”变成了贫瘠的、几乎不播种希望的土地……
至今仍生活在当初安置的渭北旱原上的张新年老汉，在和命运苦苦相搏了近40年以后，已经彻底绝望了。从前黄河滩上的好日子，“移民之前我们在黄河滩有很好的生活。”——成了依稀照亮着老人残存的日子里一道微弱的昏黄的残光。不想还好，想了就更难过。可不想却又总在想，毕竟人生中曾有过“过去的好时光”，那十几亩上好的水浇地，那气派的一院六间房，那架子车、飞鸽自行车，那三四只奶羊、一条大耕牛，那双铧犁，那一亩八分地的桃李飘香的果园……在我采访过的移民中，张新年老汉是最为不能让我忘记的一个人，我当时，以后，乃至过了15年的今天，我都能够感受到当时，以后，15年后的今天，一模一样的一种酸痛和刺痛。就像是一个永远新鲜的伤口，永远张开着刀划开的血口，永远都不能愈合。从那时到现在这十多年里我曾多次地告诉朋友们，我说，是采访和接触黄河三门峡移民，是移民和张新年老汉改变了我关于“贫穷”的观念。我说，在此之前，关于“贫穷”我的观点是，贫穷是可以战胜的。但在这之后，我说，有些时候贫穷是不可战胜的。我说，我那时候对贫穷绝望了。因为我第一次知道了什么叫“穷坑”，“穷坑”就是人无法战胜的一种贫穷命运。面对这样的一种“坑”，人无法抗拒，也无法战胜。我说的就是张新年老汉。澄城县罗家洼乡车盖村的三门峡库区移民。到我见到老汉的1994年隆冬，老汉已经是一个行将就木的瘦弱和病弱的老人了，而他说，他还新开垦了三亩荒地。别人的地里能打四五百斤粮，他的地里只能打一百斤粮。为什么？这又是为什么？很简单，旱原上的水要花钱买，他没有钱买水给地里浇。别人的地里有化肥施，他的地里没钱施化肥。于是，地就越种越薄，人也越来越穷。贫穷，就像一个深坑一样了，再也让人翻不了身了。
是他不够勤劳吗？
当年【1933年】十多岁的他随父母流落到黄河滩，到1959年背井离乡离别黄河滩，他已经挣下了一份相当不错的家业，过上了那时候许许多多城里人都很难过上的“很好的生活”。这说明，他勤劳，能干。但从1959年到1994年，他用了35年的光阴，还是同样的一个张新年，他又过着什么样的生活呢？
我走进一个当地人叫“窄半院”的院子，一间破土窑里，点着一盏豆油灯。这是1994年1月9日，一个将近年关的数九寒天的日子，一个阴云密布的大风雪的前夜。连张草席也没有的土炕上，堆着三床黑乎乎的破棉絮。这就是他们过冬的“被子”。所以黑乎乎，是根本洗不成。这三床破棉絮，是以前政府救济的。张新年老汉和小儿子五金身上穿的破棉袄，也是政府救济的。既有五金，那我想，就该有一金二金三金四金，五金的上面，应该还有四个哥哥。一问，连五金在内，老汉一共有四个儿子，四个儿子都娶不上媳妇，就在前一年，老汉才把三儿“倒插门”给了女方家里。这个家是真正的一贫如洗，真正的家徒四壁。全部的家产，就是3口大缸和一个破旧的板柜……
张新年从前用了26年能够“脱贫致富”，如今用了35年换来的却是“赤贫”！
我无法想通。
我无法对这种特殊情况下的“赤贫”想通。
同样的一个张新年，同样的勤劳，同样的能干，换来的却是天上地下两重天的完全不同的生活！那么，是勤劳强大，还是命运更强大？！
我所有读过的书所有懂得的道理，在此都不起作用。
——因为我无法解读这样一种贫穷和贫困。
——因为我从此知道了命运对多么多么多的人不公。
——命运对三门峡移民的不公。
假如当初他们不移民呢？他们又会过着什么样的生活？他们的儿子，他们的孙子，又会过上什么样的生活？……
没有假如，历史也不相信假设。
和张新年老汉的命运完全相似的是祖籍山东的赵玉君老太和老汉程光学。“高寿”81岁的老太和老汉。老太的案板上放着两只小碗：半碗蒸南瓜，碗底一点白萝卜条。寒冬腊月将近年关靠着南瓜和萝卜充饥的耄耋老人很满足，很知足。老太挂着满脸笑容说：“比刚搬上来时吃糠团团咽不下，咽下去拉不下，现在还算享点幸福。”
原来，“幸福”的概念也能够是这样？
……
命运似乎和他们开了一个恶毒的玩笑。
就在我见到这位河南籍的张新年老汉，见到山东籍的两位高寿老人赵玉君和程光学的同一时间，某报登载了一条新闻：由于三门峡水库发挥效益，“目前花园口乡已奇迹般地全部变成了稻田丰收田，平均亩产780斤，当年黄河泛滥成灾的痕迹已从这里的大地上全部消失”。看到这则新闻我相当感慨。真的所谓三十年河东，三十年河西啊，当年，因为黄河泛滥成灾，这些河南难民，这些山东难民，为了逃离贫穷，逃离苦难，逃离冻馁交加的命运，而弃离祖宗之地落脚到了这片当年还是一片荒滩的黄河滩。他们开荒种地。他们用勤劳的汗水把这片当年的荒滩野洼变成了一个人间的伊甸园，一片富庶的和充满了生机的土地。有一天，人们告诉他们，政府要修三门峡大坝了，这片土地不再属于你们。他们走了。他们含泪告别了他们抛洒了青春和热情的这片热土。他们的伊甸园。他们中的有些人远迁到了宁夏，受尽颠沛流离之苦，甚至，家破人亡。他们中的有些人搬迁到了这个著名的“饿死寡妇”的旱原，几乎毫无希望地挣扎在贫穷和贫困中……
几十年过去了。
几十年后，当年他们逃难离开的黄河下游，他们曾经的故乡河南和山东，成了稻米飘香的“小江南”——而他们，却再也不能够回到那里。
这一切，仅仅都是为了黄河。
仅仅都是为黄河上修了一个叫“万里黄河第一坝”的三门峡大坝。
是为黄河的一次泛滥和一次筑坝。
是不是要我们再回顾一下诗人的诗句？杜甫的诗句？杜甫的“三吏”、“三别”？——“存者且偷生，死者长已矣。”——“吏呼一何怒，妇啼一何苦！”
一个决策，数以几十万计的苍生，付出的是血泪和生命，艰辛和辛酸，痛苦与悲哀。然而，俱往矣。往事如烟。往事已在风尘中。但这一切，又都是为了什么？
……
早在奴隶社会的周朝，算是很古的古人就如此叹息过：俟河之清，人寿几何？——这个“河”，在中国所有的古籍里都是特指“黄河”。这句话是说，人的寿命实在是太短，恐怕是见不到黄河水清的一天。黄河水清，一个迷惑了中国人上下五千年的古老而美丽的梦幻。一个千古不灭的美梦和梦想。中国人做过的这个千年不醒的长梦，到了共和国诞生的初年，似乎全都一往情深地寄托在了当年举全国之力而修建的这座三门峡水库大坝上。让我们再做一下回顾。当年，1955年7月18日，中南海怀仁堂。国务院副总理邓子恢在其所作的《关于根治黄河水害和开发黄河水利的综合规划的报告》中，曾这样无情地嘲讽说，“国民党政府在1946年请来的美国顾问雷巴德、萨凡奇、葛罗同”等，美国人认为，要将黄河彻底治好，“需时或将数百年”。“但是，我们不需要几百年”，邓子恢说——只要6年，在三门峡水库完成以后，就可以看到黄河下游的水基本变清。我们在座的各位代表和全国人民，不要多久就可以看到几千年来人民所梦想的这一天——看到“黄河清”。
当时，中南海怀仁堂里响彻着一千多名人民代表海啸般的掌声。一届二次人大代表手臂如林举起。
半个世纪过去了，黄河水没有变清。万古的黄河，万古如斯的黄河，仍旧滚滚汤汤、混混浊浊地流淌着，沉重地奔泻着。黄河义无反顾地掠过两侧的崤山、中条山，掠过潼关、函谷关，掠过石壕、北邙；掠过曾经的大禹，曾经的毛泽东，曾经的袁世凯和曾经的蒋介石。黄河就是黄河。黄河永远与自然和历史共存。黄河之水天上来，奔腾到海永不归。黄河有着它的自然规律，自然和历史一样都不是可以由着人们任意打扮的小姑娘。我们与生俱来的黄皮肤，我们拥有的第一个祖先始祖轩辕黄帝，我们的黄土地，养育了华夏文明的母亲河——黄河，是大自然给予我们的一份特殊的馈赠。黄河，枯盈循环，永无止境，黄河永远黄浊，裹泥挟沙，向着东海，倾泻冲击，一泻千里……
“黄河清，圣人出”，这依然是一句难解的谶语。
【冷梦：陕西省作家协会副主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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