香江水荒，紫荆凋零
1963年，香港大旱。
这一年的香港人似乎只做一件事情——排队接水。铜锣湾、旺角、油麻地，到处可见排着长队等待接饮用水的香港居民。蜿蜒连绵的人龙长达数公里，人流慢慢蠕动，水珠点滴入桶，人们心急如焚却又无可奈何，心中一股怒火却不知道发泄于谁。港人又有何办法呢？香港一连数月滴雨不下，空气已经到了燃烧的临界点，一粒火星就能把大地的情绪引爆，那是无从发泄的民怨。一曲不胫而走的民谣唱出了港人的愤懑：
月光光，照得港，山塘无水地无粮，阿姐担水，阿妈上佛堂，唔知几时没水荒……
这一个场景，今天香港20出头的年轻一代已很难想象，繁华富庶仿佛从来如此，打开水龙头纯净的即饮水哗哗流淌在他们看来天经地义，然而父辈们却饱受滴水贵如油的煎熬。
水从来都是港人的“命根”。除了用来维持生命，进行生产，讲究风水的粤港澳自古以来就有“水为财”的说法，视临水而居为上选。一个关于水的故事是，据说当年日军进攻香港时，知道水源就是香港人的身家性命，是以处心积虑地要攻占香港的水塘——打九龙先占领城门水塘，打港岛先占大潭水塘。水塘沦陷后，命脉被掐，随时可以停止供水，英军只有投降一条路可走了……
1963年的旱灾历史罕见。旱情由头一年末开始，从1962年9月到1963年5月，整整九个月间，香港没有下过一场透雨，烈日暴晒，土地龟裂，河塘干涸，恐慌在城市的上空盘旋不走。港英当局遭遇了殖民香港以来的最大挑战。客观地说，港府也并非无视人民疾苦，他们采取了不少措施，甚至连迷信方式都派上用场。用飞机撒干冰降雨，失败！宗教团体作法祈雨，失败！临时开掘的水井挖出的却是泥浆。当局不得不派船每日奔赴广州黄埔购买淡水，这唯一可行的方法却远水难解近渴，僧多粥少，杯水车薪。岌岌可危的是，此时香港各个水塘的积水量仅够43天食用！无奈之下，港英政府实施严厉控水措施，每4天供水一次，每次只有4个小时。顿时，全港300万居民陷入困境，苦不堪言！
事实上，从19世纪中叶香港开埠以来，旱灾在香港时有发生。即便香港三面环海，但由于河流和地下水稀少，这个弹丸之地淡水奇缺。1902年大旱，有限的几口井供不应求，香港每日只能供水一小时；1920年港英政府多次派船到内地运水，但仍然不能满足香港的用水；1929旱灾，20万人拖家带口为避水荒而远走他乡；1938年，港英政府制定条例严格限制食用水供应，港人称作“制水”，从此制水成为家常便饭，成为政府缓解供水压力的一种例行措施。
在1963年香港大旱之前，面对香港天然淡水匮乏的困局，港英政府一直依靠两种措施解决香港的供水问题：一是兴建水塘和水库，二是充分利用海水资源代替淡水。一方面，从19世纪末开始，港英政府修建了黄泥涌水塘、大潭水塘、九龙水塘、香港仔水塘等多个大型水塘以满足港人的用水需要。另一方面，香港政府在号召市民节约淡水的同时尽量用海水来代替淡水，实行海水冲厕、海水消防和海水冷却等措施以减少淡水的消耗。然而，前者终是靠天吃饭，后者所起作用有限，果然两项措施都在1963年这起百年一遇的旱灾面前失效，水荒形势严峻，不仅350万人生活陷入困境，还严重打击了香港正欲起飞的经济！
用水量大的制造业首当其冲。资料显示，在香港各行各业中漂染、雪糕、皮革、饮料、酿酒、毛纺、织布等13个行业受到了极大的冲击。据《经济导报》估算，仅因为1963年的缺水，给这13个行业造成的损失就高达五六千万元，这在当时是个不小的数额，其中织造业及漂染业减产三至五成。水荒除了给企业带来利润损失外，停工现象也随处可见，当年香港失业率飙升。1964年出版的《香港经济年鉴》指出，港九工会联合会估计是年19个行业因水荒停产停工，20万工人收入减少。
农渔林产业遭受的影响更是严重，其中农业损失达1000万港元。在新界，大片稻田被弃耕，耕地如干裂的龟甲在烈日的暴晒下苟延残喘，一些居民迫不得已，勉强插秧，换来了几乎为零的收成；在西贡码头，渔业大量减产，渔民依赖的海鲜产业遭到重创——水都没有，何来烹海鲜？！工商界损失惨重。由此带来的影响波及到了香港经济的支柱服务业、旅游业等行业，香港经济萎靡不振。
水荒更造成了某种程度的社会动荡！
旱情伊始，疫病开始流行。《明报》报道，1963年6月28日，第一宗霍乱在香港被发现，到年底，全港共发现霍乱115起，每天都有许多剧烈呕吐者被送至医院，严重者脱水病危。除霍乱外，其他肠道传染病如痢疾、肠热及伤寒疫症也有暴发的趋势，三伏天口罩脱销，熟人见面也是匆匆而过不敢多谈。这一切都是由恶劣的卫生环境引发，缺水是主要的祸源。
4日一次、一次4个小时的制水措施更让邻里之间矛盾频发，由抢水导致的争执、斗殴事件屡见不鲜。对香港老人来说，高喊“楼下的关水喉”，既是记忆里永驻的回响，也是一个时代不灭的声音——由于供水限时限区，同一栋楼的水龙头全开势必导致水压不足，只有楼下的住户把水龙头关掉之后楼上的才有水供给——“关水喉”的声音时时飘荡。由于分秒必争，一旦协商出现分歧，或彼此不够配合，很容易恶语相向并发生肢体暴力，水桶、脸盆接踵摩肩，难免磕磕碰碰，以往客气有礼的邻里现在轻易就拌嘴，甚至有人大打出手。在1963年，抢水械斗的新闻已不算新闻：《大砌村街喉有水霸，身怀暗器实行武装取水——港九有两起为水而战伤四人》【香港《文汇报》1963年5月11日报道】。
水荒开始让习惯现代生活的市民不顾斯文，被现代设施豢养起来的他们如此不堪一击，文明社会溃败的迹象开始显露……
“楼下关水喉！”喊了又喊，吼了又吼！
澡能不洗就不洗，衣服能穿就尽量穿，锅碗盆瓢只要是容器都拿来装水，全港300万个水桶叠起来比太平山还高2000倍！
抢水引起的争执不断上演，叫骂声、哭喊声不绝于耳！
香港就快成了臭港、死港！
香港告急！紫荆凋零！
在严峻的形势下，一封发自香港中华总商会、港九工会联合会的求助急电拍到了广东省省长陈郁的案头。在电报中，香港中华总商会会长高卓雄等联名向广东省政府请求救援，从广东东江引水供给香港的旧事又被提起。
而此时的内地，又是另外一番景象……
东水悠悠，乡情绵绵
在岭南古老的大地上，一条蜿蜿蜒蜒的大江流过了一个世代又一个世代。她如同羞涩的客家少女，一路走来，温良恭顺却又脉脉多情；又如同一位慈祥智慧的母亲，在她的养育下，河源、惠州、东莞等沿途的城市一个个拔地而起。她在岭南婀娜多姿的乡村边流过，在绿树婆娑的山峦边流过，在洗衣的粤女面前流过，在沟壑和珠江三角洲从容奔出，最后优雅地注入南海。罗浮山和隐居于此的明末清初的岭南著名诗人屈大均，温柔地注视着这条经流不息的河流。维多利亚港也在河流的尽头，感恩地享受着她的滋养。她，就是深港人民的母亲河——东江。
东江为珠江流域的四大水系之一，东晋称涅水，隋称循水，唐称循江、河源水，宋称龙川水，宋以后始为东江。东江是珠江流域第三大水系，排位次于西江和北江。她发源于江西寻乌县丫髻钵，源头称寻乌江，与定南水汇合后称为东江，源头至龙川县合河坝为东江上游；从合河坝至博罗县观音阁，是东江中游；观音阁以下为东江下游。东江经西南向流入广东省，经龙川县，至惠州市折向西，过东莞流入珠江，在狮子洋出虎门入海。干流全长520公里，集水面积27040平方公里，总落差约440米，河道平均坡降0.39‰，主要有西枝江和增江等支流，流域面积32200平方公里。作为连接赣粤港三地的东江，是香港及广东省河源、惠州、东莞、深圳等城市4000多万居民的主要饮水资源，关系着珠三角区域的经济发展和香港的繁荣稳定。
据相关研究结果表明，东江上游区域的空中水汽资源约有1864亿立方米，通过自然实际形成的降水水量578亿立方米，除去蒸发、地下渗透等消耗，可利用的水量为280亿立方米，仅占空中水汽资源的15％。可见该区域空中水汽资源的开发利用具有很大的潜力。
也难怪港人会寄望于这条河流。倘若东江能在深圳附近打个趔趄、拐个小弯，那香港人民“制水”的苦难日子早就抛到九霄云外去了！
陈郁看着案头的加急来电，陷入了沉思：内地给香港供水是个庞大的系统工程，牵扯到中英两个国家微妙的政治关系，行事需谨慎为好；况且当时国家刚经历了3年自然灾害，加上人祸，自身困难重重，国内的政治气候又不明朗，香港这场旱灾显然来得时机不好……但眼见香港300万同胞深受旱灾的困扰，祖国岂能坐视不管！
陈郁心急如焚，不仅是因为他作为广东省省长，理应从政治高度和民族大义看待粤港两地的兄弟情分，更源于其幼年时和香港不解的缘分。
1901年11月11日，陈郁生于广东省宝安县南头陈屋村，这个南粤典型的小村庄山美鱼肥，与香港仅一步之遥。12岁，陈郁离开家乡，第一次踏入香港。香港当时还是一片贫瘠的土地，远没有早在康熙二十四年【1685年】开放海禁不久就开埠的广州发达。陈郁先在一个机器厂里当童工，异乡的生活清贫而艰辛，却留给陈郁一副倔强的性格和坚忍的生存智慧。14岁，他进了香港一家汽车公司当学徒，不久又被公司派往广州汽车实习学校学习驾驶和修理技术。短暂的回乡经历，让陈郁思想极为震动，他看到了祖国因为军阀内战带来的凋敝，而与此同时香港却在和平的氛围中高速发展。他暗下决心，自己有朝一日一定要回来，报效生他养他的土地。学习结束后陈郁返回香港，1922年当上了“亚洲皇后”号的海员。他在船上负责组织“工余乐社”，这是早期工会组织的雏型。1923年陈郁被选为香港海员工会“亚洲皇后”号支部负责人，1924年又任香港中华海员工业联合总会干事。陈郁的才干在工会工作中得到了极大发挥。他如鱼得水，与工人和海员打成一片，为他们的利益摇旗呐喊，奔走呼号。1925年陈郁任香港中华海员工业联合总会副主席，兼任太平洋航线分部主席，与此同时他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年轻时飘零香港的革命斗争生活给陈郁两个强烈感受：第一，香港是中国的香港，香港的同胞是我们的兄弟；第二，虽然身受异族的统治，但香港人民和一线相隔的南粤人民诉求一样，都渴望在和平的环境中过上幸福温暖的生活。
而今香港情况危急，广东得立即采取措施，为300万同胞施以援手！广东省省长陈郁即时发表谈话，对香港同胞的困难表示十分关切，欢迎港方派船到珠江无代价汲取淡水，广东省人民政府会从各方面予以积极配合，提供方便！此外，广州市每天免费给香港供应自来水两万吨。
1963年3月，香港当局即刻派船到珠江汲取淡水，从此，源源不断的淡水由内地运往香港，解了燃眉之急。在1963年6月到1964年3月期间，香港派船来珠江运水共约1100艘次，内地共运往香港淡水30多亿英加仑。同时，深圳水库也增加了对香港的供水量，1963年深圳水库全年共输水57亿英加仑到香港。
两项举措双管齐下，香港旱灾大大得到了缓解！
然而这还是没能从根本上解决香港的缺水问题。香港没有河流，这是香港缺水的根本原因，无论是到内地运水还是深圳水库供水，都只是权宜之策，并非可持续的解决之道。300多万港民嗷嗷待哺，饮水工程是百年大计，为了香港人民的长远利益，粤水入港成了唯一的解决办法！
事实上，东江引水并不是遇到百年大旱才被提起，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祖国就非常关注香港同胞的饮水问题。
香港长期缺淡水，这极大地束缚了香港经济的发展。建国之始，中央就发现了香港的这个隐患，香港的企业更是深受困扰。1950年，有香港企业家通过某些渠道向当时中共中南局及广东省委第一书记陶铸反映港企的困境，建议广东帮助香港解决缺水问题。时任港澳办公室主任的廖承志听闻此事，立即向国务院总理周恩来汇报情况，广东引水香港事宜提上国务院议事日程。
然而抛出了橄榄枝需要人接才行，香港被腐败无能的清政府割让给了英国，现在在港英政府的殖民统治之下。有道是“卖出去的儿女永远都是自己的儿女”，祖国怀着一份母亲的情怀对香港同胞念念不忘，但港英政府可能顾虑国际战略关系迟迟不领情。
香港著名爱国企业家利铭泽曾上书时任港督葛量洪，力促港英政府从广东引水以缓解香港的淡水危机。港督虽然也发现香港的水塘难堪重任，特别是较长的时间不降雨的话，香港的供水就出现吃紧的局面，但面对意识形态的分歧，葛量洪变得瞻前顾后、犹犹豫豫……
情况在柏立基出任港督时出现了转机。柏立基意识到香港的缺水问题一日不解决，香港的经济腾飞就遥遥无期。1960年，柏立基作了一个大胆的决定，4月15日，港英政府派代表到深圳与广东省政府洽商供水给香港的问题。这一天终于到来！心系港胞的祖国乐观其成，会谈相当圆满，双方一拍即合，初步达成了深圳水库供水香港的协议！
按照协议的规定，深圳水库每年向香港供水50亿英加仑【2270万立方米】，这是1.5个香港半城门水塘的蓄水量，香港等于每年多出了一个半“异地”水塘。此外，供水量还逐年增加，虽然规定每年供水50亿英加仑给香港，但数据记载最高的一年供水达80亿英加仑！
关于这份协议，在1960年10月28日广东省委办公厅下发的文件里可以找到记录。文件称：“深圳水库对香港供水的谈判于10月20日基本达成协议，中央外事小组同意11月14日在深圳签字。”双方签字后，中港两地的媒体都用大量篇幅报道了此事，欢欣之情洋溢在字里行间。新华社广州分社于当天发表会谈联合公报，《南方日报》、《广州日报》、《羊城晚报》三报加以刊登，香港大公、文汇等报在头版发表联合公报内容和报道签字的消息，并配发简短社评。
这是香港同胞的幸事！也是祖国人民的幸事！数十年后的今天，香港已经回到了祖国怀抱，如今看来给香港供水简直就是一件微不足道的小事。但在那个冷战思维占据头脑、东西方高度对抗、政治神经绷紧的年月，祖国给香港供水绝对是值得浓墨重彩大书特书！
但是每年供水50亿英加仑还是不够，1963年的旱灾又将香港缺水的窘境暴露无遗。深圳水库的蓄水量也有限，只能做到尽其所能地给香港供水，但是不能竭泽而渔，因为它本身还担负着给内地供水和灌溉的重任。如今香港遭此大灾，东深工程旧事重提正合时宜！
似乎，要彻底解决香港缺水的难题，东深工程是唯一的选择。
总理拍板，粤水入港
东江——深圳供水工程【简称东深工程】是一项以供应香港、九龙地区用水为主要目标，同时对深圳、宝安一带供水并兼有灌溉、排涝、发电和防洪等效益的综合利用水利工程。东深工程位于广东省东莞和深圳境内，输水路线全长83公里，全部工程位于东经113°30′至114°30′、北纬22°30′至23°10′之间。它北起东江，南至深圳河，其间由9座电力抽水站【东江、桥头、司马、马滩、塘厦、竹塘、沙岭、上埔、雁田】、6座拦河闸坝【旗岭、马滩、塘厦、竹塘、沙岭、上埔】、两座调节水库【雁田、深圳】、两座水电站【丹竹头、深圳】、24.5公里的人工渠道、3.5公里供水管道、47.9公里天然河道和桥梁等建筑物组成。它自东莞市桥头镇附近的东江左岸取水，经过各级抽水站和人工渠道、天然河道，并将原来由南向北注入东江的石马河，改为由北向南导引东江水倒流，逐级把水位提升共46米，输入雁田水库，然后通过白泥坑明渠，跨越雁田水库与沙湾河的分水岭，流入深圳水库，最后用输水管道送往香港。
从史料翻出的抽象数据中很难看出东深工程的光荣和艰巨，那我换一种方法加以表述。从工程量看，仅土石方工程就达两百多万立方米，如果铺成一条高一米宽一米的坝堤，就相当于从广州至深圳来回走八趟！架设的高压线长达140公里，可以绕着整个香港岛转整整5圈！
尤其值得大写一笔的是，东深工程创造了“让江河倒流”的改造自然奇迹！为了引东江水流向深圳水库，原来在东莞桥头镇由南向北注入东江的石马河，必须倒换流向，改为由北向南！为了实现“大逆转”，东深工程动用了6座拦河坝和9座抽水库，翻山越岭逐级提水，硬是把东江河水提升了46米高。而这样浩大的工程，不仅全由我国自主设计、自主制造设备、自主安装施工，而且从设计、建造和安装的完工，前后只用了一年的时间。这在中国水利工程史上不能不说是个罕见的壮举！
在三年自然灾害以及人祸造成的严重困难还未退却的20世纪60年代初，在国计民生暂且喘息、经济发展还在蹒跚学步的1963年，东深工程这样的宏伟事业是如何实现的？建设的过程碰到过什么艰难险阻？话题还得接着那封香港拍来的加急电报说起。
接到香港中华总商会会长高卓雄等知名人士联名发来的函件后，广东省人民政府一方面允许港英政府采取免费取水的应急措施，一方面着手开展东深工程。1963年6月，港英当局正式派代表到广州市商讨广东给香港供应淡水事宜，正式要求调引东江之水。粤港政府迅速达成共同意向！
广东省政府一边请示党中央和国务院，一边派出干部和水利专业技术人员到东江沿线的河源、东莞、深圳一带考察水文资料，制定设计方案。两项工作同时开展。广东省政府对中央会批准这一项目信心十足，虽然我们国家刚在灾难中复苏尚且虚弱，可是祖国决心要一劳永逸地解决香港同胞的缺水难题已经准备了很长时间！
东深供水工程由广东省水电厅主办，广东省水利电力勘测设计院负责勘测设计，由特别组建的工程指挥部负责施工。设计院的勘测人员重点考察了东深工程的水源——东江。东江流域面积33218平方公里，这是东江流域的整体面积，而工程引水口博罗水文站集水面积达25325平方公里，年平均流量761立方米/秒，平均年径流量240亿立方米，具备良好的引水条件。虽然博罗站在1955年5月5日曾出现过31.4立方米/秒的最枯流量【按照这个流量，枯水期东江支流有断流的危险，引水效果无法保证】，但随着1960年开始在东江干支流陆续建成新丰江、枫树坝和白盆珠三座大型水库，三座水库控制集水面积共11740平方公里，水库库容总计170.6亿立方米。如此一来，经过水库调节，东江枯水流量明显增加，上述枯水期断流的隐患已经不复存在，东江除了满足流域各地方用水之外，满足全年的香港供水绰绰有余。
另一个利好的消息是，在东江和深圳水库之间有一条东江的支流石马河。石马河发源于深圳市大脑壳山，呈南北流向，在东莞市新开河口注入东江，集水面积达682平方公里。倘若不考虑流向问题，从东江到深圳水库之间一条理想的引水渠道是，东江水由石马河引到石马河上游，再由石马河支流雁田水引入已经建成的雁田水库。上述过程一旦实现，流入雁田水库的东江水将沿着附近的沙湾河一路流向深圳水库，长达百里的引水工程圆满实现。
唯一的问题在石马河上。石马河的地形为东深工程从东江跨流域引水提供了有利条件，但也提出了一个技术难题——石马河是从南到北流向，而引水香港需要从北到南流向，叫江河倒流的成本会不会太高？
石马河方案的优势显而易见：利用现成的地形引水，施工量小、工程便利、工期短，并且沿河输水还能兼顾两岸的灌溉和排涝效益。但就因为存在石马河流向的技术难题，由东江至深圳的引水路线只好再预备两个方案：一是沿珠江口海边修建渠道，东江水通过渠道输入深圳水库；二是重修建钢管，东江提水经东莞企石到常平后再沿广深铁路线用钢管输水至深圳水库。和“石马河方案”相比，这两个方案不仅输水的线路更长，而且不能利用地理优势，得额外修建输水管。
1963年9月，广东省水电厅将拟订好的东深供水工程方案上呈，等待中央意见。虽然水利专家倾向于“石马河方案”，但为了保险起见，三个方案一并摆到国务院负责水能资源开发的领导案前。而这位领导，就是周恩来总理。
香港人民好福气啊，是深受全国人民爱戴的周恩来总理，亲自审查解决香港供水的预案并作出定夺。
新中国成立后，周恩来亲自主持全国水能资源开发、国内主要江河流域的供水和灌溉以及全国水旱灾害的防御治理等一系列和“水”相关的议题。而作为我国第五长河的珠江，其径流量仅次于长江，为黄河的8倍，汛期从4到10月长达半年之久。珠江自古就是易洪易涝喜欢穷折腾的水系，珠江防洪也成了总理的重要议题之一，总理的头发不少是为珠江白的。
建国后第二年即1951年，周恩来组织政务院第67次政务会议，讨论通过了《关于水利工作1950年的总结和1951年的方针和任务》的报告，总理在报告中提出：“珠江水系在最近几年以内，应就现有的围堤的基础，整理堤系，酌建涵闸，缩短防线，加强干堤，并积极进行基本测验规划工作，准备向上游发展。1951年以巩固东江、西江、北江堤防，保证普通洪水位不致成灾害为目标。”次年3月，总理又起草《政务院关于1952年水利工作的决定》提出：“珠江就现有基础，岁修防汛，应比去年保证提高一步。”在总理的亲切关怀和广东省人民政府的领导下，百废待兴的20世纪50年代，广东大量兴修河坝，堵口复堤，解放前在珠江三角洲多次遭遇的堤坝溃决农田漫顶的现象基本绝迹。
周总理对广东水能资源的开发和利用也格外关心。1960年，广东在珠江的北江支流修建南北水电站，装机7.5万千瓦。虽然工程规模不大，但由于河流独特地形的原因，必须采用特殊的设计方案和施工方法。就这么不算困难一件小事，总理特意过问，并于1960年12月14日下午召集时任水利部副部长李葆华开会，专门讨论南北水电站的建设问题。
1963年12月8日，周恩来总理出访非洲路过广州。百忙之中，总理来到中南局第一书记陶铸的家里，他要听取广东省水电厅厅长刘兆伦关于东深工程三个供水方案的汇报，总理要代表中央一锤定音，正式吹响开启粤水入港工程的战斗号角！
下午三点，周恩来矫健而快速地走进陶铸的家门，总理的脚步总是这么的匆忙，因为共和国有太多的事情让他操心。而这一次，香港300多万市民还在旱灾中焦急地等待着祖国送来的甘露，他怎能不心急如焚？进屋坐下，总理看到中南局第一书记陶铸、广东省省长陈郁、广东省委第二书记赵紫阳、广东省副省长曾生等都在座。陶铸向总理介绍了负责作具体汇报的广东省水电厅厅长刘兆伦，总理微笑地点了点头，问好寒暄后，汇报开始。
刘兆伦着重讲了石马河方案的优势和困难。在汇报中，他提出了解决石马河流向难题的技术方案，认为通过拦河筑坝和建立一系列大型抽水机站，技术上能够将水位提升，从而改石马河由北向南倒流，并且在成本和工期上也具备可行性。总理安静地听着，仔细地想着。
听完汇报，总理情绪很高，用显然比平时高一些的音调作出部署。他先是向着陶铸说：“东深工程关系到港九300多万同胞，应从政治上来看问题。香港供水议题，与政治谈判要分开，不要连在一起。供水谈判由广东省负责。”说到这里的时候，总理将目光转向了陈郁，“请港英当局派人过来谈。我们礼数要周到，不宜失礼于人，做到不卑不亢。”
“至于三个输水方案，中央研究过了，同意广东省水电厅的建议，采用石马河分级提水方案，不仅时间快，工程费用也较少，还可以结合农田灌溉，这样会提高农民的积极性。水利工程应综合考虑，结合当地农业效益进行兴建。”总理对刘兆伦投以信任的目光。刘兆伦微微点头，听到了总理的首肯，心中一块石头终于落下。他下意识地擦了擦汗，刚才汇报的时候显得有点紧张。
总理就东深工程的具体设计、施工和费用安排做了具体布置：
“供水工程由我们国家兴办，不能把所有权给港英当局。因为香港百分之九十五以上是自己的同胞，我们为同胞付出是理所应当。”
“工程列入国家计划，由广东省负责设计和施工，工程费用由广东省按基建程序上报国家计委，由国家计委审查批准。此工程由中央人民政府从援外经费中拨出3800万元人民币兴建，有关省市和部门大力支援。”
“工程就定名为‘广东省东江——深圳供水灌溉工程’！”
总理掷地有声。在座的各位都听出了总理话语里掩饰不住的兴奋，都暗暗下决心一定不负总理重托，要大干一场！
3800万，这在当时绝对不是一个小数目。1963年的中国，三年自然灾害留下了满目疮痍；台海局势仍不明朗。但也就是这患难中的3800万，凝聚着祖国母亲对香港同胞的深情。
东深工程宜速不宜迟！1964年初，广东省政府会同港英当局，进行了两次高效率的商谈。广东省代表由刘兆伦、杨可忠、叶明华三人组成；香港代表由毛瑾、罗彤、孙德厚三人组成。双方很快就东深工程设计、施工、费用、人员等问题达成共识。1964年4月22日，广东省人民委员会和香港当局在广州市广东迎宾馆正式签订《关于从东江取水供给香港、九龙的协议》，广东省人民委员会代表、广东省水利电力厅厅长刘兆伦，香港英国当局代表、香港副工务司兼水务局长毛瑾在协议上签了字。协议规定，从1965年3月1日开始，东深工程每年供给香港原水150亿加仑，即6820万立方米。
在签字协议完成后，广东省副省长曾生设宴招待了双方参加会谈的代表和出席签字仪式的各界知名人士。盛大的晚宴给东深工程的前期工作画上了一个完美的句号，中英双方代表人士像两位久未见面的至亲相遇，气氛祥和融洽，甚至都有了些醉意。
因为两方的人士都知道，一旦东深工程完工，从香港开埠之日起就困扰着港人的缺水问题将彻底解决！
而建设东深工程的千军万马，已经提前开赴位于东江之滨石马河岸的战场！
初战告捷，速战速决
东深工程的建设者有一句豪言壮语叫做“让高山低头，让河水倒流”，虽然这句高调的口号稍显沾染了大跃进的“无知无畏”气息，可是用在“东江——深圳供水灌溉工程”初期建设的评价上，可谓之贴切。东深工程有两个显著特点，一个是效率高，另一个是施工环境险恶。这两大特点都是因为工期过短给“逼”出来的——工程能拖得太久吗？300多万同胞还等着祖国的供水啊！由此再去思考那句“让高山低头，让河水倒流”，也许就会理解了，会动容了。过于理性的人会觉得这种精神过于狂妄，显得不够敬畏自然，可是在那个物质匮乏、技术落后的的20世纪60年代，对于那些战斗在堤坝上在急流中的建设者来说，没有开天辟地的豪情，没有敢教日月换新天的霸气，要想在短短一年中完成这样庞大的工程，绝无可能！
1964年4月，粤港两地代表在广州签订东江供水协议的时候，数万人组成的东深工程施工队伍早已在2月20日就提前来到石马河施工现场，东深工程全线开工！而在此前半年，广东省水利电力勘测设计院也在极高的效率中完成了水文资料的勘测和施工方案的设计，得到国务院肯定的“石马河方案”就是这半年工作的结晶。这一切，离香港中华总商会、港九工会联合会拍来急电不过短短几个月的时间。为东深工程特别组建的工程指挥部甚至发下死命令，东深工程1964年2月20日开始施工，1965年2月完工，工期只有一年！
“石马河方案”的供水线路是：东江水→人工河道→石马河→雁田水→雁田水库→沙湾河→深圳水库→香港。其主要工程包括：首先，在石马河距东江最近点，开挖一条三公里长的人工河道，打通东江水和石马河；其次，在石马河建五个抽水站，在其支流雁田水建三个抽水站，各站将水位抽提5—8米不等，总计抬高水头40余米。提水的目的是抬高东江河水，让河水倒流入雁田水库，再顺着沙湾河注入深圳水库。整个工程宛如一个大滑梯，东江水在石马河入口靠着抽水站提供的动力逐级提升，到达滑梯顶部的雁田水库后，再沿着“滑道”顺流而下一路越过沙河湾、深圳水库直奔香港。
战斗打响了，万名工人日夜奋战在施工现场。在东江之滨，在石马河畔，能听到的是水流湍急声、机器轰鸣声、劳动号子声；能看到的是千军万马奋战、热火朝天的劳动场景，这是热情似火的20世纪60年代，这是只讲奉献不求回报的20世纪60年代！这边厢，为抢工期、争效率，施工队伍开展劳动竞赛，男工人劈山修坝、劈路开河，女工人端茶送水、呐喊助威，都忙得不亦乐乎；那边厢，刚建起的围堰又被河水给冲垮了，垮了再建，塌了再围，和水流赛跑，和时间赛跑，跑在前边的一定是我们的建设者！
毛泽东说过这样一句话：“人民，只有人民，才是创造世界历史的动力。”如果你有幸到过东深工程施工建设的现场，你就会觉得，眼前的场景很好地给这句话下了一个注脚。
3月过去了，原来一片荒郊野岭、杂草丛生的野地，现在盖满了工棚，堆满了机器。工人进进出出，早出晚归，这既是他们工作场所，也是他们暂时的家。劳动时人声鼎沸，在“家”也是谈笑风生，休息时又默契地安静下来，人们精神昂扬，幸福而疲惫……
6月过去了，纸上的蓝图，慢慢地变成了眼前的实体，荒野里一座座厂房拔地而起，往常奔腾不息的河流现在碰到了拦路的坝堤，闸门将水拦腰折断，抽水机欢快地轰鸣着，石马河水被提高、提高，恨不得一夜之间就乘着滑梯向香港奔去……
10月过去了，各工段均已初具规模且各具特色，蜿蜒辗转的人工河道、气势宏大的司马抽水站、视野宽敞的旗岭、工程艰险的马滩、施工复杂的白泥坑引水渠，沿着初定的供水线一路排开，就像一串树枝上结着沉甸甸的果实……
在东深工程竣工之后，一部由香港导演拍摄，反映整个工程建设来龙去脉的纪录片《东江之水越山来》在香港上映，引起轰动，创造了纪录片票房收入过百万的最新纪录。香港人民饮水思源，通过该片满足了想了解东江之水如何翻山越岭来到港九的好奇心，也目睹了东深工程建设的经过和建成后的面貌。无独有偶，1964年底，广州电视台也为东深工程拍摄了一部新闻记录影片。如今该影片的解说词静静地躺在省档案馆里，笔者翻阅并忠实地录入它，以便可以身临其境般地感受到当年火热的场景——
【场面：施工】
解说词：由东江到深圳的东深供水灌溉工程，为早日给香港同胞供水，正在紧张施工；为把东江水引到石马河，要开挖一条三公里长的河道。由于国家对港九同胞用水问题的关心，在这段三公里的引河上，就出动了一万多人。
【场面：安装抽水机】
解说词：在司马的第二级抽水站，工人们正安装巨大的抽水机。
【场面：汽车近景】
解说词：在旗岭和马滩工地上，却是另一番情景。汽车奔走于石场和拦河坝之间，在这里将出现一座17孔的大坝。
【场面：水库】
解说词：经过了六个阶梯、八级抽水，这里已是雁田水库，水位在这里提高了46.6公尺。东江的水引入石马河以后，再经过宝安县沙湾河，流入深圳水库，通过输水管灌入香港，从而满足港九同胞的用水问题。
抒情般的叙述和白描会让你以为东深工程的施工充满了诗情画意，事实上，由于抢工期的关系，东深工程的初期建设困难重重，危机突现是家常便饭！
东深工程的主要施工地段是石马河。石马河河床窄小、水流急促，一年之中河水暴涨暴降，变化幅度很大，这对水利工程的施工是极为不利的。由于要在次年春季开始供水，为了抢工期，绝大部分土建工程需要在汛期和台风季节施工。从1964年的5月到10月，这是东深工程最繁忙的施工时期，工地上连续遭受了五次台风暴雨的袭击，其中旗岭、马滩工地的围堰分别被洪水冲垮三次。特别是1964年10月中旬的23号强台风，持续时间长，降雨强度大，这使石马河出现了50年一遇大洪水，东深工程面临到严峻考验！
暴雨从12号傍晚就开始下了，石马河河水渐涨，沿着坝基和围堰慢慢往上爬，工人有些着急一旦洪水漫过围堰，围堰就有倒塌的危险，先前的劳作功亏一篑不说，如今已是10月份，倘若因为倒塌拖了整个工程的后腿则要坏事。13日，雨越下越大，台风暴雨轮流冲击着坝基和围堰，眼看等不得雨停，指挥部决定出击，迎战狂风暴雨。13日雨下得最大的时候，工地过万名工人自动组成抢险队，坚守着坝基和围堰，一旦洪水有漫堤的危险就迅速抽水，抽水机不够用就用桶装、用肩挑。暴雨实在太大，旗岭的水已经控制不住，围堤终于垮了。垮了就要马上垒起来！千里之堤毁于蚁穴，一个漏洞都不能出现！还要保护工地的器材仓库，这些祖国各地支援来的器械如果被洪水冲走和浸坏，那将是极大的损失！工地附近的人民公社社员也赶来了，东深工程不仅是广东省水利建设局和香港的，也是全国人民的！干部也来了，他们和工人一起奋战在洪水中、在淤泥里！似乎上天也怜见这批无私无畏的建设者们，经过和暴雨洪水一夜的搏斗，水势终于在第二天黎明渐渐平息。坝基保住了，围堰保住了，设备和器材也保住了！我们那些奋战一夜展现出英雄气概的干部、工人和社员们，累了，倦了，笑着靠着泥泞的树根睡着了……
今天回过头去公允地说，如果说计划经济也有优势的话，计划经济的优势就在于能够集中力量办大事。在1964年，这件大事就是建设给香港同胞供水的东深工程。
东深工程的另外一个难点在于，由于工程项目多，施工地点分散，大批工人需要来回奔波。而且，因为施工机械不足，劳动主要以人力为主，肩挑手挖，加上小手推车搬运，这就决定了需要大批人员参与。2月份开赴工地的就有万名工人，之后人数不断调整、补充，施工人员在工程高峰期已达两万人！幸好，这一切，都得到了全国、省内以及工程所在地人力方面的大力支援——中南局和广东省首长多次到工地视察；国内许多水利、机电专家频繁到工地指导工作；施工地点附近的东莞、宝安、博罗等县以及广东省内佛山、汕头等市的许多人民公社先后派出数以万计的社员，参加施工建设；铁路、公路、水运及民航部门也发扬协作精神，优先为工程的设备进行运输……所有资源都在广东省政府的调配下有条不紊又突飞猛进地进行着。显然，万众齐心、倾巢而出兴修水利这在集体主义氛围浓郁的20世纪60年代是家常便饭，在祖国各地的建设工地不胜枚举，但因为东深工程是给香港同胞的礼物，大家的热情格外高涨。
东深工程让国人引以为豪的原因还在于，建国后，我国的大型工程多数都有苏联专家和苏联技术的影子，而这一次，东深工程完全是由我国自行设计，设备自己制造、自己安装！设计方面，“石马河方案”是广东省水利电力勘测设计院用半年时间跋山涉水、披荆斩棘，在进行大量钻探、测量和试验工作后完成的“得意之作”；工程使用的机电设备由上海、西安、哈尔滨、沈阳等14个省市的50多家机械制造工厂自主生产，这些工厂为了配合工程的工期都优先安排生产工程需要的设备，工厂还主动派专人到工地协助机械电器安装和及时解决一些技术问题，中央水利电力部特地从河南省批调一批机械冲击钻等先进工具，用于旗岭闸坝工地承担防渗墙施工；至于安装，老一代“东深人”都可以告诉你，哪一颗螺丝是他拧上去的，哪一个部件是他运过来的……
1965年2月25日，这是个胜利的日子，也是个喜庆的日子。经过数万人一年的艰苦奋战，战胜了五次台风暴雨的猛烈袭击，克服了汛期施工的种种困难，东江——深圳供水工程终于竣工了。在这一年的时间里，东深工程的建设者完成了包括240万立方米土石方开挖和10万立方米混凝土与钢筋混凝土浇注在内的全部建筑工程；在这一年的时间里，东深工程的英雄们用汗水和心血，浇筑出了这一个浩大的奇迹！
2月27日，雨后初晴，春寒料峭却挡不住温和的风。在绚烂的阳光下，雄奇的塘头厦闸门挺立于群山之间，如巨人手掌一般将畅流拦截。这一天，东深工程落成大会将在塘头厦举办——塘头厦是东深工程的心脏地带，长达83公里的工程就是由设在这里的指挥部集思广益、点滴聚成。广东省人民政府派来了副省长林李明、副省长曾生、水电厅厅长刘兆伦等高层领导出席；另一边，香港、澳门同胞、各界人士200多人也专程前来参加庆典，其中高卓雄、陈耀材、马万祺已经是我们很熟悉的好朋友了。
庆典就要开始了，附近的群众和人民公社社员不断地拥来，他们舞动着醒狮，摇曳着彩旗，小小的塘头厦沸沸扬扬，鞭炮声、欢笑声、锣鼓声响彻云霄。是啊，人们等这一天等了很久了，从一年前开工之日起就日盼夜盼，盼工程早日完工，盼祖国的清泉早日满足香港同胞的渴望。而且，东深工程建成之后，东莞和宝安两县的灌溉面积也会扩大10万多亩，这是香港人民和内地人民双赢的工程，是利国利民的好事！放眼望去，眼前的石马河碧水悠悠，满载着祖国人民的深情，蜿蜿蜒蜒，浩浩荡荡，流往前方，流往香江。
落成大会照例有领导人讲话，照例有东深工程的介绍及其意义的宣扬，没有人感到枯燥，对于在这里鏖战了365个日日夜夜的干部和工人来说，这些都是落到心坎的看得见摸得着的话语。也许有人会被勾起了辛酸，想起了艰难的日子，可是如今苦尽甘来，成就感和自豪感更多占据了他们的心绪。落成大会在香港代表的讲话后达到高潮，港九工会联合会会长陈耀材说“香港工人对祖国人民的亲情永不会忘记”，香港中华总商会会长高卓雄说“对祖国人民的关怀与爱护表示十二分感谢”，两人真情切切，语音激动，现场的群众动容了。是啊，唯有经历过因为缺水而逃难的人，方知道水的珍贵和对水的渴求。而祖国和东深工程所做的一切可以豪迈地宣布，港民将永远远离缺水之苦！
300多万香港同胞没有机会亲口说出的感激，也许在港九工会联合会和香港中华总商会向大会赠送的两面锦旗中得到了诠释：
“饮水思源，心怀祖国”！
“江水倒流，高山低首；恩波远泽，万众倾心”！
两天之后，深圳。
1965年3月1日清晨，港府新闻处发布消息：“依照本港与中国之新协定，本港已于昨日下午4时开始接获东江水。依照此协定，本港每年由东江接得之水量最少为150亿加仑。经过深圳举行之东江——深圳供水计划开幕之后，东江水即开始流入本港之水管。”
“港府”？这个名称在当时确实有点陌生。港府发布的新闻稿没说出来的是，150亿加仑的水是香港所有水塘蓄水量的两倍。
下午，粤港代表在深圳举行东江——深圳供水工程向香港供水的简单仪式。并非港英政府迫不及待，而是香港的旱灾实在刻不容缓。中方出席的代表最高代表为省水电厅厅长刘兆伦，港府代表团由工业司邬利德率领，其他官员包括副共务司【建筑和土地】莫觐、副工务司【水务】罗彤、助理工务司【水务】莫而芹及水务工程师兼翻译孙德厚四人。从出席阵容看得出，港英当局对派人参加供水仪式的考量很谨慎。
典礼仪式举行之前，邬利德礼貌地询问广东省水利电力厅厅长刘兆伦，在仪式上能否让他讲话，并声称准备了讲话稿。邬利德一再强调说，他只是讲几句感谢的话。刘兆伦明白对方的谨慎，也理解邬以小人之心度君子之腹的做法，笑呵呵地说：“欢迎欢迎。”
邬利德在致辞中提到，“对于设计东江——深圳供水工程的人员们的才能以及在施工上的技巧和速度，我们留有非常深刻的印象！”
邬利德实在过于小心翼翼，他在数日前参观东深供水工程后对工程的评价是：“这个工程是第一流头脑设计出来的。这个工程对我们来说的确是一个保险公司，对香港有很大的价值！”
供水工程开幕典礼还有一个细节是，除了邬利德的正式讲话外，英方代表讲话不多。助理工务司莫而芹懂得一些广东话，他在宴会上与中方多交流了几句。这急坏了副工务司罗彤。罗在回港后对邬利德说，他曾用脚踢了莫几下，要他不可多讲。
这些意味深长的片段传达了在冷战思维弥漫全球的20世纪60年代，祖国和香港的交流是多么的难能可贵。而东深工程，就是在这种氛围下建设起来的。其实，无论是“饮水思源，心怀祖国”的锦旗还是桌面下“踢脚”，传递的都是祖国和香港渴望接触的情意——无论是意识形态的分歧，还是国家利益的偏见，都阻隔不了祖国和香港的血脉深情。
事实上，我们不需要港府的赞叹，我们感激港人的深情表白。正如东江之水默默不断地流向香江，无需多言，仅看下列数据就可以感受“东深速度”的伟大了——这是新中国水利史上的傲人战绩，这是新中国自力更生的一曲凯歌，这是祖国给香港同胞最美好的馈赠！
这是多么令人难忘的日子：
1963年9月开始勘测规划。
1963年12月初提出工程设计任务书。
1963年12月8日周总理原则上批准。
1964年2月20日工程开工，边施工边继续设计。
1965年2月25日竣工验收。
1965年3月1日正式供水香港。
历史将铭记1963年9月到1965年3月这1年零6个月的时间！这1年零6个月是何其的短，要知道，三峡大坝可是做了整整百年的规划；这1年零6个月是何其的长，长得让长期缺水的香港早已望眼欲穿，终于等到了永远不会再缺水的日子！
起飞！起飞！扩建！扩建！
1965年开始，随着东江每年将150亿加仑【6820万立方米】的淡水源源不断地传送给香港，香港缺水危机彻底得到了解除。与此同时，在诸多有利因素加上淡水资源充足保障前提下，原来被束缚的经济能量得到了充分的释放，香港走上了腾飞之路。20世纪70年代是香港整体发展的黄金时期。从1972年开始，随着新任港都麦理浩的到任，一个新香港在崛起，香港这片殖民地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香港的繁荣首先从人口数量的增长上得到了体现。1971年，香港的人口估算是400万，1972年香港人口已增加到411万多人，这比1964年中英签订《关于从东江取水供给香港、九龙的协议》时的人口整整增加了100万！
人口的增加和经济的发展意味着用水量也相应增大。东深工程每年6820万立方米的供水量已经无法满足香港的消耗了。实际上，根据港英政府的请求，东深工程的供水量每年都在逐步增加——1967年为7638万立方米，1972年为8182万立方米，1973年达到了8412万立方米！显然，最初的协议不适应香港发展的要求了，需相应做出调整。可是一旦供水数量加大，东深工程需要进行扩建就摆在中方面前！
扩建？扩建谈何容易！20世纪60年代中期到70年代中期是中国最动乱的10年，在这个荒唐的年月中，阶级斗争是所有工作的重心，被荒废的工程何止千万？特别是像东深这样的对外工程更是烫手山芋，一旦接触则很容易被斥责为和资产阶级有染。更何况，当初东深工程的奠基者之一陶铸在“文革”开始之时就被打倒、迫害致死，周总理因为要主持全国大局而分身乏术，东深工程就像没娘的孩子，被遗忘在清冷的角落里。
1967年之后，国内文化大革命运动开展得轰轰烈烈，一切正常的工作秩序都受到了冲击，政策朝令夕改，中英两国之间的关系也出现了微妙的变化。鉴于此，香港政府也不敢过多接受东深工程的供水，从而致力于发展海水淡化技术，想以此减少对东江的依赖。1975年，香港第一个海水淡化厂——乐安排海水淡化厂建成。然而时至今日海水淡化技术都尚未成熟——淡化成本过高，此举只是下下策。
1973年，香港当局正式向中国政府提出要求提高东深工程的年供水量，其认为1965年的每年6820万立方米已经不合时宜，要求从1974起到1979年之间，年供水量逐渐由9550万立方米逐步增加到1.68亿立方米。1.68亿立方米！是6820万立方米的2.5倍！东深工程除了扩建否则根本无力承担！中国政府与港英政府多次磋商作出决定，批准东深工程一期扩建项目，时间从1974年开始动工，到1978年11月完工。中方提出条件就是，香港政府为配合东深一期扩建计划也需要投资。
1974年3月，东深一期改造工程正式开始，按照规划，工程将采取以原有设备为基础，挖掘潜力，实行技术革新、改造，同时适当增加设备的方案。工程内容包括：将新开河的河底高程降低0.45米及将桥头进水闸闸槛凿低0.3米以加大引水量。司马、马滩、塘厦、竹塘、沙岭、上埔等6个抽水站各增加与原站同型号的抽水设备一套，对原有机电设施进行改造以满足增加供水量需要，除塘厦站外，其余各站均增建35千伏变电站。雁田站增加一台800千瓦抽水机组。适当疏浚河道以扩大过水断面，并对输水土渠实行混凝土衬砌以提高其过水能力。深圳水库增建一条供水钢管等。如此算来，一期改造工程将加建7台抽水机及增建中小型水库，工程费用达人民币1483万元。
此外，香港政府为配合东深工程第一期扩建计划，将于1978年再斥资1.17亿元改善东江供水计划，第一部分在木湖兴建一个新蓄水池及抽水站，加强输入广东省原水设备，第二部分是由梧桐河抽水站至船湾淡水湖兴建输水管，增加梧桐河抽水站抽水量。
一期扩建工程于1978年9月完成，其间共增加抽水机7台，使安装总台数达40台，装机容量8805千瓦，完成工程量土石方50万立方米、混凝土1.2万立方米，使用工程费1483万元，对香港年供水能力增大到1.68亿立方米。
关于这段历史，请原谅笔者只能呈现这些枯燥的史料，东深一期扩建工程确实乏善可陈。规模不大的扩建工程就花费两年，这和1964年的“东深速度”相比多么让人扼腕叹息。在两年的扩建过程中，技术上的不见突破，精神面貌大受影响，倒是香港同胞给与了极大的支持。当然，这是荒谬的时代造成的苦果，在东深工程一期扩建的700个日日夜夜，国内始终坚持一切以阶级斗争为纲，虽然“四人帮”在1976年被一举粉碎，但此后的尚在复苏阶段，真正发生变化得等到改革开放以后。1976年周恩来总理逝世的时候，仍旧对东深工程念念不忘。1978年，政治气候为之一变，改革开放振奋人心，思想解放的春风吹遍神州大地，一切百废待兴，到处生气勃勃，这个时候，东深工程的二期扩建工程别是一番新气象。
1977年，邓小平复出。
1978年，“两个凡是”禁锢破除，“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确立为指导思想，国家政治、经济、文化生活重归正轨，中国这只经历了惊涛骇浪的大船又拨正了航向。
“文革”不堪回首。在那个荒唐的年月里，为期两年的东深一期改造工程终于勉力完成。香港的供水一度得到了满足，可是粤港的决策者都知道，按照亚洲四小龙之一——香港的发展速度，东深工程的供水能力迟早会遭遇瓶颈！
更何况，如今内地的沿海地区也日新月异发展起来了。
1978年，改革开放启动。总设计师邓小平给他深爱的国家绘制了一幅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美好蓝图，此时，一个宏伟的念头在他心中涌动——要让中国翻天覆地，这里必是开拓者和试验田！
他看中的是祖国的南陲——深圳，这个和香港一衣带水的地方。
总设计师的想法很朴素也很智慧，为什么香港可以，深圳不可以？
深圳完全可以效仿香港，中国完全可以创造几个特区，杀出一条血路！
党中央一经决策，千军万马奔赴深圳，不同于以往的是，东西南北中如此多的人前来创业不是因为一纸命令，而是个人选择，对发财的梦想。你不得不感叹自由经济的力量，你不得不感叹中国人民对幸福的渴望，我们被压抑得太久了！一时间，深圳欢天喜地，人仰马翻，昔日一个默默无闻的边陲渔村，如今成了中国的热点，也是备受世界瞩目的焦点，这里是改革者的圣地，这里是开拓者的乐园！
深圳迎来了黄金时代的幸福，同时也迎来了幸福的烦恼，这烦恼和香港面对的如出一辙！
水！水！水！任何地区的发展离不开水。深圳拥入大量人口，需要食用水；大量工厂拔地而起，需要工业用水；修路、架桥、工地铺开得密密麻麻，需要建筑用水！20世纪80年代初期，偌大的深圳市里，到处都是对水的呼唤，到处都是对水的渴望。三十年河东三十年河西，1963年出现在香港的场景如今又在深圳演绎！
在缺水的情况下，想要维持迅猛的发展速度，简直不可想象。
与此同时，香港的“瓶颈”也越勒越紧。
港英政府资料显示，1979年香港人口增加到492万多人，生产总值达到1070亿港元。不到10年，人口猛增了100万！港府发现因为缺水对香港经济的制约越来越明显，只能不断向中国提出增加供水的要求。1978年东深一期改造工程结束后，中英双方签订协议，自1982年以后，中方每年的停水期由原定的8、9月份改为3、4月份。此举旨在为香港提供更多用水，因为每年的8、9月是内地的灌溉高峰期，灌溉用水和香港供水之间存在矛盾！停水期改为3、4月份后，东深工程的供水能力稍增，年供水量由1.68亿立方米增加到了1.82亿立方米，然而，还是不够！
港府为了解决缺水问题也是绞尽脑汁。20世纪70年代开始，香港政府陆续建造了18处贮水塘，使香港的总蓄水量达到了5.8亿立方米，可是蓄水塘靠天吃饭，仍不保险；于是另辟蹊径，港府耗资9200万美元建造一座海水淡化厂，日产水能力达18万立方米。18万立方米杯水车薪，况且海水淡化成本是东深供水费的6倍！
无奈，香港政府只能再次求助东深工程。此时的国内政通人和，党的基本路线以经济建设为中心，举国上下一心一意搞现代化，早已没有“文革”那样的后顾之忧。
1980年，中英政府开始磋商，很快，于5月14日，中英政府签订了《关于从东江取水供给香港、九龙的补充协议》。按照协议：东深工程自1983年度供水2.2亿立方米开始，连续两年各递增3500立方米，到1990年度达5亿立方米；再从1991年度开始，每年递增3000万立方米，到1994年度，年供水量需达到6.2亿立方米！
6.2亿，又是东深一期改建后供水量的4倍！
如此一来，东深工程二期改造势在必行！
从1973年的1.68亿立方米，到1994年的6.2亿立方米，这是个极大的跨越，这势必牵扯到大规模的扩建工程，主管部门东深供水局面临新的考验。该局始建于1965年，是我国最大的涉外供水企业，伴随东深工程走过了峥嵘岁月。她有过东深工程初期建设的荣耀，也有过一期扩建的惨淡经营，如今传承到了第三代“东深人”手中，他们只能殚精竭虑、兢兢业业，才能将由周恩来总理奠定的“东深精神”光荣传统传承下去。
东深供水局面临的首要难题是二期扩建工程规模太大，甚至大到了足可颠覆东深工程原有的引水口选择和饮水线路的布置，一旦这个方案论证可行，初期工程中让国人自豪不已的“江河逆流”引水线路就要改弦更张！东深供水局不敢轻举妄动，一度规划了五种方案，并对各个方案进行技术经济等方面的可行性论证。经过无数次勘测、讨论、比较、复核之后，决策部门果断决定选用在原有工程布局的条件下进行扩建方案，“逆流”得以继续保留！
1981年10月，东深二期扩建工程开始动工。工程的主要部分包括：一、新建东江抽水站一座，沿线7个抽水站各增建厂房一座，增加抽水机组26套，如此一来，抽水机总容量达21600千瓦；二、穿过深圳水库坝下，新建直径为3米的输水钢管，直通坝后三叉河的钢筋混凝土输水管道，这将为深圳水库的送水能力注入一支强心剂；三、在丹竹头及深圳水库坝后新建两座水电站，装机4台，总容量6400千瓦，这两个工程可以利用地形的落差优势；四、新建渠道及扩挖河道、渠道共19公里，深圳水库大坝加高一米并建造混凝土防渗墙。
二期扩建工程的另一个特点在于，施工期间不仅不能够影响深圳、香港的正常供水，供水量还要逐年增加，另外，沿线农田灌溉也要正常进行。工程规模大，三方不影响，东深二期的难度可想而知！面对困局，东深供水局采取的策略是，首先集中力量打通雁田水库至深圳三叉河交水口这段“瓶颈”——在深圳水库坝下穿孔埋管，这是改善输水能力最重要的因素，一旦完成，送水速度将达到16.8立方米∕秒，大幅提升！其次，根据工程项目的轻重缓急，逆着输水线从南到北进行施工，如此一来，工程按部就班，三方互不影响。
战斗打响，首先啃掉“瓶颈”！
一边供水一边施工，这意味着穿孔埋管必须在水下进行。这样做风险极大，万一出现事故，势必造成深圳水库大坝坍塌，甚至有水淹深圳的危险。而且，在如此大的土坝下植入内径3米、长80米的大型管道，在国内尚属首次。东深供水局经过慎重考虑，决定将此项工程委托经验丰富的上海基础工程公司施工。签订合同后，上海基础工程公司认真做好各项准备工作，经过反复论证，一个万无一失的方案出台，从容立下“军令状”，雄心万丈地开始施工。
上海基础工程公司的底牌是气压挖掘顶管技术。这是在重压之下铺设管道的先进工艺，具有国际领先水平。施工过程中，工程技术人员高度戒备，随时根据土质的情况变化采取措施，严防渗漏和塌方；同时，另一组工作人员使用电子预警检测仪器，对堤坝进行严密监控，一发现安全隐患立刻将其消灭于萌芽。两方面双管齐下，双保险，施工队争分夺秒铺设管道。如此，工程持续了数月，神经也持续紧张了数月，大功告成！
攻坚战打赢了，剩下的工程随之迎刃而解。1987年8月，东深二期扩建工程完工。二期扩建工程共完成土石方390万立方米，混凝土与钢筋混凝土26.78万立方米，工程费总计2.70亿元。工程完工后，东深工程的抽水装机达到66台套，功率共有3.29万千瓦，最大供水量由4.72亿立方米提高到1989年的8.94亿立方米，对香港供水能力已达到初期工程的9倍。
1989年的8.94亿立方米的使用情况是，供给香港6.12亿立方米，稳定的供水已是保证香港地区繁荣稳定的一个关键因素；供给深圳1.32亿立方米，这保证了这个1980年建立的经济特区，从宝安县城的一个小镇，一跃成为一个人口将过百万的国际大都市；供给沿线10多万亩农田灌溉及其他用水1.5亿立方米，这使得东莞范围内12万余亩农田获得旱涝保收，粮食亩产已增加到634公斤，比东深灌溉使用之前足足增了400公斤！毫不夸张地说，东深工程的存在，给香港、深圳以及周边地区的经济“起飞”提供了稳固的“地勤”保障！
东深工程一再救香港于危急，几十年来源源不断地给香港供水，这是周恩来、陶铸等老一辈领导人赋予它的光荣使命；东深工程供水深圳，助其经济腾飞，灌溉农田，让农民丰衣足食，这后来的功用，也是其职责所在，是国企应承的福祉。东深工程恩波远泽，却默默不语，阔步前行！
新的传承，东深精神
没有想到，仅仅一年之后，三期扩建就接踵而来！
香港消化能力太强了！
深圳发展太快了！
1988年5月，香港正式向广东省政府提出增加供水的要求，希望中方对港供水由1995年的6.6亿立方米逐年增加，至2008年最终规模为11亿立方米！
与此同时，随着深圳特区的开枝散叶和新兴人口的迁入，深圳市亦致函广东省水电厅，要求增辟水源，扩大供水规模，增加年供水量4亿立方米，加上原有的9300万立方米，合计年供水量为4.93亿立方米！
深港两地真有点急不可耐了。
广东省政府还能怎样？满足！都满足！一个是自己的孩子，另一个是祖国母亲寄养在别人家里即将回归的孩子，手心手背可都是肉。为稳定香港的长期稳定和繁荣，为给起飞后的深圳经济强力助推，东深工程三期扩建马不停蹄地展开！
三期扩建工程于1990年9月动工，1994年1月完工通水，比原计划提前一年。三期扩建工程包括全面扩建河渠61.4公里，新建隧洞6.42公里，抽水站6座总装机33台共48950千瓦，水电站一座装机容量3200千瓦以及相应输变电工程。三期扩建完成后，东深工程年供水能力已达17.43亿立方米，相当于首期供水工程能力的十倍！
对港供水，10倍于昔，三扩规模的东深工程已经足够用了！
此时香港的人口增长已趋于饱和，经济发展的规模也趋于稳定，高速发展了几十年，香港步入了稳定期。
东深人可以松一口气了，扩建的事情近期内不会发生了，因为他们有这样的底气——现在的东深工程，已经可以满足数十年内整个香港的供水。
香港和深圳都满意了，可以安心发展经济了。奋战了四代的“东深人”，也可以过几天平凡的日子了——他们对东深工程的关心一悬就是几十年啊。
谁能料到，风波忽至。
起因是因为石马河的污染。
作为东深工程的主要输水河道，20世纪60、70年代的石马河不存在环境污染的问题。那时中国尚未摆脱农耕社会的特征，农业是国民经济的支柱，自给自足可以维持农村的日常生活。在这样的背景下，人口密度较小，植被和环境都得到了很好的保护，石马河的水质一直以优良著称。但这种情况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发生了剧变。
制造业的崛起首先敲响了石马河污染的警钟。大量外资注入珠三角，一个个厂房争先恐后地立起，东莞一带成为“世界工厂”，极大地推动了广东甚至是中国的经济腾飞。然而这也意味着大量的植被遭到破坏，水土流失现象非常普遍。另一方面，随着新土地的开发，大量未经处理的生活污水倾入了附近河道，更为严重的是加工工厂产生大量工业污水无节制地往河流排放，石马河水体遭受了严重污染！
事实上广东省政府一直监控着供水质量，为保障供水安全甚至颁布了《东江水质保护条例》等法律法规，并分别于1989—1991年和1992—1996年对东江水质进行检测，两次检测结果都显示东深供水工程的源水水质保持在国家GB3838-88地面水Ⅱ级标准以上，水质属于清洁。然而，制造工厂毫无节制污水排放导致了东江水质的全面恶化。
20世纪90年代后期，深圳和东莞飞速发展，污染源大量增加，平衡终于被打破。局部开始的水质污染已经蔓延到全线。对石马河水质的检测发现，先前小范围存在的个别项目随机超标已经发展到大范围项目超标，其中生物需氧量值为Ⅲ—Ⅳ类水质标准，氨氮及总氮超过标准值达8倍之多。这意味着，石马河已经到了生存和死亡的临界点，一旦这样的状况继续恶化，除了严重影响香港、深圳及沿线城镇上千万人民的正常生活外，经济的可持续发展也面临着致命威胁。
谁曾想到，东深工程不知不觉间到了生死存亡的关头！20世纪80、90年代的人们沉浸在国家一日千里的喜悦里，却未发现对自然资源毫无节制的开采终将遭受自然的报复！
拯救东江工程，这副沉甸甸的重担又放在了广东省水利厅的肩上！
省水利厅经过反复研究，达成的共识是：为了粤港经济的发展和社会稳定，为了香港700万同胞的安居乐业，我们提供高质量、无污染的清洁水责无旁贷！由此，对东深工程进行彻底改造已是当务之急。主要工作是：建设允许清污分流的的专用输水系统，确保东江源水能够送至终端，在保证供水质量的同时加大供水数量！
事实上，东深改造迫在眉睫的另一个重要原因是深圳又开始缺水了。根据“深圳市中长期供求计划报告”预测，到2010年时，深圳市需水量为20亿立方米，而此时东深供水工程可供水量仅10亿立方米。深圳经济的持续高速发展和城市人口的增加，对水的需求也越来越大，香港的昨天就是深圳的今天！
为打好这一场向世人正名的战役，省水利厅以高标准组建了东改工程领导班子，由省厅主要领导担任正副总指挥，抽调专业人士和重要科技人员充任技术骨干，此外，严格遵守公开、公平、公正的招标流程，吸引大批经验丰富的施工队伍参与工程建设。一句话，整个建设队伍从上到下都是精兵强将！
尤为重要的是，为了使万众瞩目的东改工程达到世界一流标准，东改工程总指挥部严格完善了各项制度，建立了一套科学、透明、规范的管理施工、质量、资金、财务、监管机制，同时辅以严密的质量监察，既可保证干部队伍廉洁清正，又可使资金的使用合理到位，东改工程创一流的决心势在必行！
兵马已经备齐，人员已经整装待发。2000年8月28日，随着全面施工的礼炮放响，东深供水改造工程擂鼓开战！
走笔至此，笔者强烈地感觉应该转换一种叙述方式了。
和1964年的东深初期工程一样，东改工程又创造了中国水利史的一个个奇迹：东改工程不仅规模大，技术复杂，施工难度也大，更为重要的是，东改工程中使用的不少施工工艺和技术在世界上没有先例，都是我们的技术人员在施工中独立摸索和自主研发出来的：我们率先在世界上采用了最大现浇预应力混凝土U型薄壳渡槽、最大直径现浇环形后张无黏结预应力混凝土地下埋管、工程全线自动化监控系统等先进技术……尤其难能可贵的是，东改工程在施工质量和安全生产方面近乎创造了奇迹：合格率100%、优良率95%以上，并且没有发生一例安全责任死亡事故！
这些举世瞩目的成绩，都可歌可泣，值得歌颂，但我总觉得，这些不是最重要的，至少是表面的。隐藏在这些骄人战绩里面的是五代“东深人”的贡献——无数个东深人把自己的青春、热血、精力和岁月洒在了东深工程上，无数个东深人将知识、经验、作风和认同感代代传承。而凝聚这一切的，是一种叫做“东深精神”的力量。东深人和东深精神，才是东深工程给国人留下的宝贵财富，才是创造一个世界一流工程的核心价值。
于是我决定换一种“群画像”的叙述方式，让你更了解那些可爱的“东深人”，他们有的是设计工程师，有的是技术骨干，有的是行政干部。他们在东改工程中各司其职，但不分高下贵贱——正如每一块混凝土都是大坝的重要部分，他们一起撑起了整座东深工程！他们是任何一个“东深人”的“代替品”，因为他们身上体现的气质在任何一个“东深人”身上都能找到。而且，他们都是平凡的人。
李玉珪——东改工程设计总工程师
李玉珪是东改工程2001年度十杰工作者之一。
李玉珪1942年出生，1965年从广东工学院毕业，但在1964年，他就和东深工程结了“姻缘”。
1964年广东的东深工程是个轰轰烈烈的大工程，广州来了很多知青参加工程建设，他就是其中的一名。他说那时是扁担加箩筐，很苦，但很快乐。从此他和“东深”一发不可收拾：“1980年，东深供水工程第二期扩建工程，我参加了”，“1990年，东深供水工程第三期扩建工程，我也参加了”，“1996年，东深供水工程马上要上马，我就被调回来了。”
那李玉珪算是哪一代东深人？第一？第二？第五？
人家可是“老革命”了。
总工的工作是什么？路线的调查、研究和设计。特点是什么？折腾！
“东改工程的大部分路线需要重新设计。重新设计可不是在纸上画图，也不是坐在汽车上勘察，因为这里是东深工业走廊，到处都是开发区、工厂、高楼大厦，不能随便画一条线就施工，得考虑拆迁费用、施工成本、地质情况、水文情况、施工难度等方方面面，各家的利益，都要顾及。这些，在地图上和汽车上是看不清楚的，得用两条腿，来来回回地走，来来回回地走。”
李玉珪说他们的设计，从接受任务到完成最终的方案，包括施工过程局部的修改，就用了四五年的时间。春夏秋冬、风风雨雨、严寒酷暑，50公里的路，跑100趟就是5000公里。领导、同事，大家一起看、一起研究、一起商量、一起吵架，几年下来，脚步数也数不清啦！
这只是设计的事。从1964到1996，32年过去了，也许李玉珪做的工作不同，但这些“辛苦”是一样的。
冯存熙——广东省水电二局副局长、东改工程处主任
冯存熙从进驻东改工地的第一天起就给自己和大家定下了一条规矩，5个标段的工程质量是“硬活儿”，必须过关，各个项目经理主要负责技术攻关和实施。至于他自己，负责统筹5个标段的技术和管理，包括技术难点攻坚、工人的安全、激励效率的劳动竞赛、标段进展核查、标段效率评比、标段突发问题的抢险和处理、工人后勤、工人休闲娱乐活动、年轻后备力量培养……没有他不管的。工人们都笑老冯苦命，只要事情找到他，绝不推脱。
老冯吃住就在工地，几个月都难得离开。老冯从不会去工地打一转，呱呱讲两句注意安全注意质量的官话就走，他说和工人都是熟人，拉不下脸。作为广东水电二局里唯一一个从工人队伍一路干出来的领导，老冯对工地上每一个工程每一个工种都熟悉得要命，就像熟悉自己的脾气。只要看一眼正在干活的工人，他就知道这个工人在干什么、哪个地方可能出问题、沙石和水的比例对不对、震捣是长了还是短了、钢筋位置对不对……没有他不懂的。工人都说老冯信得过，因为他在骂人的时候，他经常要自己去动手先示范操作。
老冯靠着一腔热忱和无私奉献轻易赢得了上级的敬重和工人的爱戴。每个工人都能随口说出几条他的好处：老冯的踏实、老冯的忘我、老冯的负责、老冯的低调、老冯的俭朴、老冯的周到、老冯的……
到底哪个才是冯存熙？
对于这点老冯自己什么也没说。
曾林阳——东改总指挥部办公室副主任、工程治安社群部部长
曾林阳一出现就给人一种衣着得体的感觉，和整日包裹在工作服和泥水里的同事相比，他整洁的形象让人耳目一新。这也难怪，总指挥部办公室的工作既要频繁接待上级领导，又要上下沟通日常部门的事务，还要协助安排组织各种活动。作为一个办事周密的“总管”，“包装自己”难道不是最基本的职业要求吗？
他不是没有出过洋相的。
曾林阳在水电部门待了20年。调来总指挥部办公室工作时，他经常要下工地。因为这个缘故，他和工地上的工人差不多，不太喜欢讲究穿戴，衣服都是老婆给买的，也没有什么搭配。衣服随便往身上一穿，脏了旧了也无所谓；头发乱了手指随便一拢，成没成型那可管不着。胡子一个礼拜难得刮上一回。西服？领带？已经绝缘了。所以刚来到总指挥部办公室工作之前，他还真有点不习惯。一次办公室主任找曾林阳谈话，曾林阳谈着谈着，不自觉把裤腿一拉，裤脚扯到膝盖上，这是和工地上的同事一起养成的豪爽习惯。同去的同事赶紧给他使眼色，曾林阳才恍然大悟，赶紧把裤腿放下。
曾林阳说办公室的工作天天就是这个样子，忙忙碌碌看似平淡，实际上事无巨细，每件事都很复杂和重要，哪一件都马虎不得，没有集体的互相配合和支持，单独哪一个人是完成不了任务的。他说办公室的口号是：“不被批评、不出差错，就是最好的表扬。”
曾林阳是东改工程2003年度十杰工作者之一。
无需升华，无需煽情，从这些一个个平凡的人身上你自然看到“东深精神”价值所在。更重要的是，你看到的只是凤毛麟角，东改工程里存在着无数李玉珪、冯存熙、曾林阳这样的人物，他们兢兢业业，他们不觉得自己做了什么了不起的事，他们对东深工程有强烈的认同感，更重要的是，他们热爱这份工作并且倾注了人生的感情。1997年6月，姜春云副总理在向香港供水32周年纪念报告会上高度评价了“东深精神”：“东深供水工程建设，凝聚着广大建设者和管理者的辛勤劳动和汗水；在对港供水的生产线上，处处都闪烁着广大干部职工拼搏和奉献精神。”“团结奉献、安全创优”，这就是“东深人”的真实写照，这就是东深精神的内涵。“纸上得来终觉浅”，这七个字看起来是多么的轻描淡写，然而他们背后凝聚着五代东深人的岁月和人生——正是一代又一代的东深人的前仆后继才唱响了东深精神这首嘹亮赞歌。
2003年1月8日，经过7000多名建设者800多个日夜的奋战，东江深圳供水改造工程实现了首段通水，并即日开始向香港供水！2003年6月28日，东江深圳供水改造工程提前两个月顺利竣工，并于当年8月全线启用。东改工程全长51.7公里，总投资49亿圆人民币，主要建筑物包括3座供水泵站、4座渡槽、7条隧道、6条混凝土箱涵、5条混凝土倒虹吸管、3.3公里现浇预应力混凝土地下埋管和9.13公里人工隧道。从此，东深工程的送水速度将达每秒100立方米，从此，东深工程年供水量将达24.23亿立方米。
更重要的是：
从此，东江水源源不断顺着东深供水这条的“水的高速公路”，给港人送去高质量、无污染的清水！
从此，随着源源不断的清水送去香港的血浓于水的亲情，将亲情注满维多利亚港湾！
2003年6月28日，东江工程边上，广东省人民政府立下石碑：
香港环海，淡水奇乏。一九六三年患旱，市民缺水，有涸辙之虞。周恩来总理心系香港同胞，批建东深供水工程，乃有清漪潋滟波澜，挹注香江。润其枯吻，解其倒悬，后三经扩建，水量丰足。省委、省政府更念提供优质用水，决计改造供水工程，勘测四载蓝图始定。二零零零年八月凿土鸠工，建设者越岭翻山，披荆斩棘，飞架渡槽，深敷涵隧，寒暑拼搏，日夜精研，动员凡七千人奋战越八百日，耗资四十九亿，遂使百余里专用管渠连绵起伏，矫若游龙，亿万吨东江源水逶迤奔流，澄如雪练。其水质之优，流量之大，跨越地域之广，科技运用之新，均属全国首位，堪居世界前列。况沿岸群众，为保源清流洁，不惜拆舍迁园，其难可知，其情动人。国家和省各有关部门及东莞、深圳市通力合作，鼎力支持，今东江之水清冽而甘，不舍昼夜，满载内地深情进入港区，润泽千家万户。故特镌此石，以记辛勤，并彰功德，共期粤港连心，振兴中华，看江水之泱泱，传芳烈于久远！
看江水之泱泱，传芳烈于久远！
东深含笑，恩波远扬，群山泽陂，大地飞歌！
【杨克：广东省作家协会副主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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