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泽东不满陈伯达之流的政治阴谋。“还有余秋里”成了文革时期的一句新闻经典语。
哈哈……同志们，胜利村上就得打出胜利仗！上啊——！将军的铁臂在空中猛烈地挥舞着。7000名石油精兵一夜间迅速集结胜利村，好壮观呵：钻机轰鸣，彩旗飞舞，人声鼎沸。功勋钻井队32120队一马当先，18天完成井深2480米时，喜见85米厚的油层。前线总指挥张文彬和技术专家翟光明拿着电测解释图喜滋滋地请求康世恩：我们想一次性全部射开油层，让油井欢畅地喷一下。一方面看看地下到底啥情况，二来鼓励鼓励士气。
这一天，秦老胡同内张灯结彩，胡同口内口外挂着不少红灯笼，还有不少人家的家门口挂着五星红旗。康世恩满面笑意地走进将军家的会客室时，已经时过零点。周文龙、李人俊等都已“撤退”回家了。屋子里只剩下将军一个人手拿当日的《人民日报》，在喃喃地念着——
好么！算高产井了！比松基三井和大庆的许多高产井还高啊！将军有些激动地在会客厅里走动起来。还有什么比这值得兴奋的？大港油田近在首都咫尺之地，能在这儿逮只“大老虎”其意义非同小可——京津是国家经济文化及政治的龙头，在此发现个大油田，真是毛泽东——也是他余秋里梦寐以求的。
不行，这是反动标语！他们怎么能可以打倒少奇同志呢？他是我们的国家主席嘛！
将军最想“解放”的一位老石油人当然是他的“老搭档”康世恩。自胜利油田开发后，中央一直关注的江汉油田战斗序幕已经拉开。这是第一个规模相当的对 “三线”距离最近的油田。
动不了啊！司机连油门都不敢踩，满街的造反派你敢撞谁？
一张反标！将军冲着大街大喊起来：抓坏蛋！坏蛋！你们这帮坏蛋——！
毛泽东：喊了多少年，成龙配套，总是没有配套。到认真抓一抓的时候了。党政军民如果能成龙配套地抓，就可节省投资、节省物力、节省劳动力嘛！
余秋里笑了，随即脸上又变得庄严和凝重起来：是啊，我们国家有九百六十万平方公里，面积大得很嘞！可现在我们仅仅在东北和西北那么两三个地方把地下石油给“解放”了，从全国看呢，我们解放地球军的任务还真不轻啊！你说是不是老康？
两边都逮住“大老虎”了！康世恩从沙发上跳起来，走到余秋里坐着的木椅前伸手去抓那包“大中华”。点上，过瘾地狠吸几口，然后喜形于色地：先说近的 ——天津大港这边自港5井后前日完井，一试油，你想日产达到了多少吨？
“他身体不好。身体不好就写不好检讨，给他们一些时间嘛！”周恩来既说了实情，又以高超的斗争艺术回应造反派。
在大庆会战热火朝天之时，也许谁也没有胸有雄师百万的余秋里更关切渤海湾的找油注意力了。当几万大军苦战松辽之役并被一个又一个胜利鼓舞之时，将军他则经常独自站在雄鸡形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地图前，一动不动地凝视着……他在看什么？看那边大海呀！看京津脚边的那片华北平原和大海呀！瞧瞧，这20多万公里面积的渤海湾，横垮辽宁、河北、山东、河南和京津六省市区。听地质学家说，这儿原来皆是一片蔚蓝色的汪洋大海。由于地壳运动造成不断下降之势，巨大的海盆里沉积了厚达万米的沉积物。尔后，风起云涌的地壳运动再次又发生区域性缓抬，海水在这儿的一部分区域退去，沧海变成了平原的古陆——华北平原因此出现在中国的版图上。地质学家们分析，既然像松辽这样的盆地有石油，那么渤海湾盆地理当也同样有油的可能。1955年，地质部和石油部就在华北平原上连手作战过，第一口基准井——华1井未能见油。余秋里上任石油部长后，详细倾听了有关部门的汇报，并分析了华1井失利的原因，果断提出应在勘探上转向坳陷区上。随即，石油部迅速派出勘探力量发兵渤海湾的平原陆地。初期战役虽没有天寒地冻的松辽之艰巨，但也丝毫不轻松。石油队伍的艰苦奋斗精神同样可用“艰苦卓绝”来形容。1963年初，32120钻井队经余秋里亲自批准，在山东广饶辛店公社的一个叫东营（即现在的东营市所在地）小村庄打下编号为“华8井”的勘探井。当年3月5日，此井钻至1195米时，值班人员发现了褐黑色的油砂——与松辽那边的松基三井一样的油砂。喜讯传到北京，余秋里右手一甩：快让人把油砂送来！
10天后，前线发来电报，称：“又见多层油砂。”
“好！我们又有大名堂干了！”将军欣喜不已，立即主持党组会议，部署渤海湾勘探工作，从此摆开了中国石油的第二个大战场——“松辽可称是辽沈战役，此为平津战役也。”李人俊曾这样对将军戏说。
“还有余秋里”的意义很深刻吧？就论这一点，毛泽东仍然同样功不可没。因为是他在关键时刻说了这样的话。
难道真的是我错了？难道真的让国家乱下去，农民不需种田、工人不要上班吗？
怎么办？
“只要能坚持八小时工作制，就好办！”将军听后异常兴奋，并且天真地这样认为。
这不“五个规律”和本质现象找出来了：渤海湾盆地面积大，生油条件好，和大庆油田相似；此处含油地层多，从老地层到新地层，从海相地层到陆相地层都有油；油气显示范围广，沿渤海湾将近10万平方公里区域内，所有的探井几乎都见了油气显示，比国内任何一个盆地见到的含油范围都广泛；储油层物理性质好，发现了高产区，有的井产量为全国之最；油藏类型多，勘探领域广阔。结论：渤海湾盆地找油有的利条件，同它的复杂性相比，占主导地位。地下情况复杂，但有规律，只要按照“区域展开，重点突破，各个歼灭”方针进行作战，“大老虎”一定能逮住！ 那一天将军来到“辛3井”，看着正在试油的现场井口里“咕嘟嘟”直冒原油，那原油随即又凝结成一米多高的“油塔”，便对康世恩笑言：看来此处非得用上现代装备的“解放地球军”了！
康世恩随即调兵遣将，余伯良、李德生、翟光明等著名专家迅速云集黄河边。
与松辽会战不同，渤海湾的“敌人”很像东躲西藏的散兵游勇。好么，那我们来它个“篾梳战术”，将整个东营地区一遍遍地通过地震测线对“敌人”进行彻底的“扫荡”。将军说。
主席是这么说的？将军听到这消息后震惊不已！他一生对党、尤其是对毛泽东赤胆忠心，甚至多次说过：“我谁都不听，就听毛主席的！”而现在毛泽东却对他不满了，误解了，划到了与之对阵的一边去了，这让将军内心深深的痛苦，也可以说是从未有过的痛苦和失落。
这一年，毛泽东高兴呀，大庆的油使共和国的经济建设列车飞奔了起来，而原子弹的爆炸又使毛泽东在国际斗争中有了跟美帝、苏修较量的铁拳头。
1134吨！日产1134吨！将军有些不相信这个数字，但前线的电报上准确无误地这样写着。办公厅送来经专人前去核对的数字也是这个。
1134吨！举国第一！
看着总理如此焦虑和疲惫，将军心急如焚，原有内心造反派对自己的那份攻击和污蔑的怒火随之消失了，剩下的只有救国救民的一颗赤诚之心。
“这回要给前线的同志送几头羊去了！”将军一改过去奖励官兵红烧肉的习惯，命令办公厅多杀几头羊送到井场犒劳有功人员。
吃，这是余部长慰劳我们的！大家放开肚子吃！井场上热闹喔，红烧羊肉、红炖羊肉、手抓羊肉，连同羊杂碎……总之功臣们痛痛快快地饱餐了一顿庆功宴，脸上是喜色，嘴上是油腻腻、亮津津的。
2月2日这一天是大年初一，会战职工想了个“革命化过年”——在井场举行隆重的祝捷大会。穿着焕然一新的石油职工们排着整齐的队伍，列队站在千吨油井旁，一个个屏住呼吸——干啥？嗬哈哈，有人出了个奇招：将一根连着北京石油部大楼的电话线接到祝捷大会现场，那电话的话筒对着采油树……
“开阀放油——！”祝捷大会最精彩的一幕便是让身在北京的将军和部机关的同志一起分享倾听千吨高产油井那欢畅的出油声。
可不，大楼里突然传来阵阵激昂高亢的众声齐唱——
“从这件事可以看出，余秋里做工作善于抓住关键问题，抓住要害，而且抓得紧，抓得狠，像打仗一样，务求必胜。”时任物资部部长的袁宝华这样回忆说。
“我们都是无产阶级司令部的人！”
这是什么日子？什么也节日也不是嘛！时隔40天的3月中旬，石油部大楼里又响起鞭炮声和锣鼓声，还有那首“天不怕地不怕”的《我为祖国献石油》歌声。六铺炕的北京居民们是后一天才从广播里知道石油部又在那个胜利油田打出了一口日产千吨的高产油井。这以后，凡石油部大楼里一有放鞭炮、敲锣鼓和歌声传出时，六铺炕的居民们就知道石油部又有喜事了。什么喜事有时并不清楚，因为石油部对外经常“保密”，不过日久天长，六铺炕附近的居民很多人都会唱《我为祖国献石油》的歌。40多年后的今天我在采访本文时曾数次路过六铺炕，竟然在大街上还几次听到有人哼着“我当个石油工人多自豪”的歌呢！一次遇见一个正在修自行车的年轻人也在哼这首歌时，我好奇地问他为什么也会唱这歌，他说他从小就听爸爸哼哼这歌，日子一长也就跟会了。你爸是石油部的？我问年轻人。啥石油部，是石油部的老邻居！年轻人一把油泥抹在脸上，说：要他是石油部的我也不至于干这破活！石油工人多牛！哪儿都去，跟解放军似的。年轻人羡慕地看着身后那座高高的如今改叫“中石化”的老石油部大楼，眼里充满憧憬。这是又一个后话。
现在我们继续回到将军执掌中国石油帅印的激情时代吧。
两口日产千吨油井在相距并不远的同一块地质构造上产生，这让将军和康世恩他们兴奋不已。
完了。彻底地完了。将军走出政治局扩大会议会场时，脑子一片空白。他和小计委的几位同志遵照总理愿望力争的全部希望眼看就要破灭了。工人停工停产，全国还不大乱一片？可又有什么办法呢？那一天将军回到办公室独自坐在木椅上久久未起，为革命忙碌了大半辈的他忽然感觉没有什么事他可以再做了。
话说康世恩向余秋里报告有口新井打出比“港5井”出油量翻几番的高产油后不多时，1965年3月，位于港西地区的港3井钻至第三系地层时，发现良好油气显示。经试油，日产达161吨、天然气2万方。如此油气，预示着渤海湾的另一处新油田——大港油田的正式诞生！
什么话？夹着尾巴做人。
事为三届人大一次会议上出现的一幕。那天将军正从会议大厅走出，突然被人叫住：“余部长，请您稍等。一会儿还有您的活动。”
◆大国家，小计委。残肢忧人在艰难岁月中支撑着风雨飘摇的国家机器。
自刘少奇、邓小平被林彪、江青之流借造反派之手打倒后，中央及各部委党政军领导几乎都被当作“走资派”而被剥夺了权力和工作，尤其是领导中央经济工作的，正如周恩来所说的，当时只有连他5个人：周恩来、李富春、李先念、余秋里和谷牧。李富春身体不好，谷牧不久也不能坚持工作。真正协助周恩来的只剩下李先念和将军俩人。而即使如此，林彪、江青一伙仍不死心，他们一方面欲置周恩来于死胡同，另一方面对从来不屈从于他们的余秋里使用种种手段迫害打击，企图达到不让他再抓生产的目的。
“请，余部长。”另一位工作人员过来引路。
“余部长，您也在哪！不知留下我们干什么？”一双眼睛四处看不够的王进喜不知什么时候也出现在将军面前。瞧他那惊喜万状的样儿，将军开心地悄然凑近王铁人的耳朵说道：“可能是中央领导要见见我们。”
“是吗？会是谁呀？”王进喜有些按捺不住激动地瞪大眼睛看着将军，然后又眼睛滴溜溜转达着左右张望。
“请——！”工作人员又来请了。将军和王进喜被领进一个厅，俩人眼前猛然一亮：原来毛泽东主席坐在一张圆桌前正笑眯眯地在等着他们。
“报告主席，我和王进喜同志来了。”将军仍然一个立正，向毛泽东敬礼道。
原来如此！余秋里转过头，看看王进喜，王进喜似乎有些不太相信眼前的一切——他十分拘谨又有些目瞪口呆地愣在那儿，一个劲地半张着嘴，傻笑着盯着毛泽东。
吃，吃吃。余秋里用右胳膊肘轻轻碰碰王进喜，给他提个醒。
，我在主席和总理、少奇面前充其量也是个小参谋嘛！而在这之前，毛泽东为改进国家计划工作，更好的制定第三个五年计划时，就明确向周恩来建议：由余秋里负责组成一个“计划参谋部”，又称“小计委”，主要任务是抓国家建设的大战略问题，而原来的“大计委”则负责处理计委的日常事务。毛泽东还特别交待：小计委由周恩来直接领导，国务院各副总理不要干预他们的工作。
1964年这一年，大庆红遍了全中国，也响彻了全世界。毫无疑问，作为大庆这面旗帜的旗手和战役的最高指挥者，他余秋里也跟着在毛泽东及其众多高级领导干部眼里身价倍增。
还不是因为彭真同志。据说北京市委的所有领导同志都被揪下台了……
“吃吃，今天这顿饭是用我的稿费请客，你们不吃白不吃啊！”毛泽东这话让几位劳模一下卸掉了拘谨感。王进喜甚至在将军耳边悄声说了一句：毛主席真逗。
中国人什么事干不成？余秋里他们在松辽那么艰苦的条件下不也干出了一个大油田嘛！
我认为大庆油田是有中心思想的，有论证的。余秋里把全国的力量集中起来打歼灭战。他是违背计划来办事的。他们是一无公路，二无粮食，三无房子，能够打歼灭战！我们搞什么事就得打破些条条框框，余秋里他搞出了个大油田，就是打破了一些条条框框嘛！
……
余秋里太红了，红得他想夹着尾巴做人，可有时也很难。这不，在人大会议上、在首都万人大会上，他作完一次次会战汇报报告后，突然有一天中办通知他说毛泽东还要找他谈谈。还要谈什么嘛？将军心里犯嘀咕。
“余秋里同志，你给我们讲讲石油大会战的事吧！”毛泽东又出了这个题。他身边坐着周恩来、陈云、邓小平、李富春、李先念……
还要讲？将军不知所措地看看毛泽东——毛泽东一脸期待的欣喜状，像一个没有听够的评书听众。将军又将头转向他的那些尊敬的领导们——周恩来冲他笑笑，意思是讲吧，我们也还想听听呢！再看陈云——陈云干脆道：“余秋里，讲嘛，讲讲大会战的情况嘛！”
将军再次震惊：这算哪门子事？看一下彭真同志的母亲也是罪？
你们听着，大串连可以，闹革命也成，但你们不能鼓动工人停工停产，这是界限！
这是1964年底的事。
果不其然，毛泽东批阅了。某某部的某某部长再没脾气了，他见了将军涨红着脸：好你个余秋里，论打仗我不服你，可要说搞经济建设，我服你。
大庆的油和西北“轰隆”一声震天的原子弹爆炸使毛泽东重新恢复了“胜似闲庭信步”的潇洒，并开始又将目光集中到了国内经济建设上来。此刻国内的经济情况怎么样了？老实说并不怎么样。自“大跃进”后，中国的经济形势让毛泽东一度很是头痛。加上紧接着的三年自然灾害，各行各业可以说除了石油工业外，都不怎么理想，尤其是国民经济生产速度问题，远没有毛泽东所愿望的和人民生活所需要的那种日新月异、蒸蒸日上的局面。而这其中，毛泽东最不满意的还是国家的计划方案。在计划经济时代，国家的计划编制，就是国家建设的“大法”，这“大法”不令人满意，国家经济形势会有什么好的局面？
毛泽东早已觉察身负执掌全国经济大局的国家计划委员会如同“一团死水”。既然“死水一团”，就得有人去搅动搞活它。于是毛泽东有了1964年在中央工作会议上的“余秋里做计委副主任不行么？”的问话。
让秋里同志去好！“去冲破一潭死水”。周恩来对毛泽东的点将表示赞赏。
三届人大一次会议在继续之中，毛泽东之所以在生日宴会上除了邀请王进喜、陈永贵、董加耕和邢燕子这些工农知青代表外，特意还邀了余秋里一起坐在身边，当然既有毛泽东看重余秋里带领队伍搞出了大庆油田，其实他老人家心里已经有了让这位智谋与勇猛兼备的爱将执掌国家计划经济谋划大权的成熟想法。第二天下午的会议上，毛泽东再次当众问道：“准备叫余秋里当计委第一副主任，你们看行吗？”许多人不知道党中央决定干部任免事宜是怎么回事，其实有时很简单，领袖一句话，组织部门去办便是了。毛泽东如此问，大家还能有什么话？再说他余秋里就是行嘛！建国十四五年来，有哪位将军和开国元勋可与他比较在建设战线干得更漂亮的？没有嘛！
“已经同他谈了，他很谦虚，说他干不了这个工作，又没有人。我说，你可以带点人去嘛！”周恩来一脸喜色地接过毛泽东的话。
“我看这个人行。我们现在有些人只问小事，不问大事。”毛泽东再次拍板，而且说的这话里有一层特别的潜台词：余秋里这个人能干大事，因为他会抓大事。
林乎加哈哈大笑：此乃高招也！
1964年的最后一天，副总理兼国家计划委员会主任的李富春同志主持国家计委副局长以上干部会议，会上宣读了党中央对余秋里的任命决定，李富春把独臂将军介绍给大家后说：“今后党组会议由余秋里主持，一切重大问题都通过余秋里同志。”“大家都要向他学习，并且帮助他把计委工作搞好。”
既然如此，帮着总理一起守住生产建设这一块吧！只有生产建设不乱，那几个乳臭未干的红卫兵又能怎么样？将军一向对耍笔杆、耍嘴皮子的“文人”不感兴趣，这回看到张春桥、姚文元，当然连同陈伯达他们这些整天只知贫嘴的人更加异常反感。
这是将军的又一个不可抹去的盖天功绩。
将军从部长一步跨进中南海——他上班并不在三里河的那栋九层计委楼里，而是在中南海的国务院内。他实际上成为毛泽东、周恩来的经济建设“总参谋长”。
为了工作的连续性，我还是想从计委里挑几个人，完全抛开国家计委另起炉灶并非完美之策。余秋里向周恩来建议。
的巨幅标语几乎把整个计委大院封得密不通风——“揪出资产阶级司令部在计委的黑干将余秋里！”“打倒余秋里！”
大喜特喜！我要请客！将军令办公厅的同志将翟光明等技术人员从前线请回到北京，在一家饭店里请他们吃了顿“涮羊肉”。
毛泽东半坐半躺在沙发里，手中叼着烟卷，一副欣赏的神色看着自己亲自挑选的“小诸葛”汇报。将军的开场白，毛泽东很满意：我一直很欣赏孙中山的那篇文章。孙中山把一片邪说通通驳了，把欧洲人、日本人通通驳了。后来梁启超驳孙中山的文章，骂孙中山是目无孺子，欺人太甚。我看干什么事就是要目无孺子嘛！
这回将军没有能够出面请前线有功人员吃“涮羊肉”，此时的他已经被调任到了中南海的“小计委”任职。而更重要的还有另一层意思——毛泽东刚刚有话对他说过。
这正是毛泽东的想法。当年中央苏区一、二、三次反围剿时，敌人那么多，武器那么好，而我们的人那么少，我们的红军战士每人一支枪，有的是几个人一支枪，有枪的也就只有几十发子弹，但我们还是打了胜仗。现在我们的形势大变样了，为什么我们就不能干得更好呢？将军：“三五”计划还是要坚持以农业为基础，农业这一头不能放松。
◆自大庆油田以来，是总理和将军使“余秋里”三个字成为了中国和平建设时期的一种道路、一种方法、一种经验和一种有中国自己特色的社会主义的象征。
毛泽东的目光一亮，那意思是：你来计委没几天，情况了解不少啊！不过，他提醒道：钢铁问题要搞质量、搞品种、搞规格。数量慢慢上，不要急。
周恩来笑：现在石油部可不是你的了。
将军自知失口。
毛泽东也笑：还归他指挥。不过四川那地方蛮复杂，可能成功，也可能失败。
参加过《余秋里回忆录》材料整理工作的李国昌先生还向我介绍过他亲眼看到的将军流泪情景：那天李国昌先生与将军谈起了一件在石油部颇为忌讳的事—— 1979年底的“渤海二号事件”。年轻人不知道这个事件，但它却是留在石油人心头一块很痛的伤痕，事过20多年后的今天我在大庆采访时仍然感觉到石油人不太愿意谈论此事，因为一向团结向上、亲如兄弟的石油部几任领导间为了这事出现了旁人想象不到的尖锐矛盾，这事关及到将军，尽管他那时早已离开石油战线。但由于他当时是中央政治局委员、书记处书记、国务院副总理，石油部出现“渤海二号”严重事故后，一下有72名石油工人葬身于滔滔大海之中、一艘进口的自升式海上石油钻井平台沉陷，这在新中国石油工业史上是前所未有的事，因此它震惊全国。人们以各种方式对这起事故的责任单位石油部以最严厉的指责，可以说那一阵石油部上上下下的压力绝不比前阵子川中油气井事件所产生的影响小，因为出现“渤海二号事件”那个时候，我们的媒体很少报导所谓“有损国家形象”的重大事故，不像现在什么事情透明度都很大。故而“渤海二号事件”公布于众后，石油部陷入了全国性的谴责声浪中。最后国务院作出两项重大人事处理决定：石油部部长宋振明被解职；主管石油工业的副总理康世恩记大过处分。关于“渤海二号”事故当时社会上的普遍认为是石油部领导和具体操作平台的人“不讲科学”和“蛮干” 而造成的人为悲剧，而石油部内部坚持认为是不可抗拒的客观原因及环境气候所致才出现的沉船与伤亡事故——后来证明石油部的意见基本是正确的。
毛泽东对将军一副誓在必得的劲头很欣赏：嗯我看有希望。
将军想到了一个重要战略问题：建设“三线”，我以为要依靠沿海地区的支持。
你看呢？康世恩没直接回答张文彬，把球踢到将军这儿。
将军：在三线建设中，包括所有国家建设中，设计一定要采用新技术，设计上的浪费是最大的浪费。
那些日子里，秦老胡同里比平时安静了许多。康世恩忙着渤海湾找油的事，其它几位石油部领导有时见将军独自站在雄鸡形地图面前一站回不过神，也就悄悄退出会客厅，回家干自己的事去了。
将军：在工业建设上，一定要注意综合利用。
毛泽东：这就叫战略思想。然后毛泽东将目光转向周恩来等人：怎么样？
躺坐在沙发里的毛泽东突然神情集中地转过头来，颇为疑惑地：“两论？”
可事隔几日后，将军“不去计委”的话再也没有了。原来一问，将军说：总理几次三番的找我谈话，又说是主席点的将，我不去行吗？其实据跟随余秋里一直到晚年的雷秘书介绍，将军他之所以接受计委工作除了坚持党性外，还有一个因素，就是将军的挑战意识和从不怕困难的品格。将军是很清楚计委的工作性质的，而且当时毛泽东多次在公开场合批评过国家计委的工作，他将军也知道计委工作的难度。但将军有一种正如他自己经常说的独特性格：任务越艰巨，担子越重，我情绪就越高，精神越振奋，劲头也越大。他还这样诠释困难：办法总比困难多嘛！办法来自党中央的方针政策，来自于广大干部群众的智慧。
余秋里大将风度，站得高，看得远，做得实，干得猛；林乎加，才思敏捷，足智多谋，连恨透他的江青都不得不称其为“摇扇子的小诸葛”；李人俊素有“算盘”之称，他头脑里的数字计算，能使国家的一盘大棋不知精打细算、多快好省了多少财富！如此三人组合，可顶立宇宙苍穹，可支撑寰宇星天，可荡涤惊涛骇浪，可挡抵风暴冰雹。然而这样的国之幸的“梦之队”却未能善始善终。这一切都应归结于余秋里他们始料未及的“文革”风暴。
将军这时才看清，在毛泽东身边已经坐着几个熟悉的人物：左边紧挨毛泽东的是董加耕，王进喜在董加耕旁边，自己则被安排在王进喜旁边。毛泽东的右边是邢燕子，再右边是陈永贵。将军一看自己的左边是老熟人、同乡曾志同志。紧挨着曾志的是钱森、彭真和罗瑞卿。将军明白了：他和钱学森是“大庆”和“原子弹” 工程的代表，王进喜和陈永贵是工农代表，董加耕、邢燕子两位是知识青年代表。
最初的第一个“三五”编制设想，更多考虑的是让饱受吃不饱穿不暖没的可用的百姓尽快有吃有穿又有用的“吃穿用”方案。后来国际形势变化，毛泽东准备打仗——这不是你想不想的问题，当时的“苏修”和美帝确实在我四周磨刀霍霍，你不作“深挖洞、广积粮”准备，你就得当抬不起头的三孙子。毛泽东和中国人民不干，于是“三线”工程就是在这样的背景下产生了——这让本就虚弱的中国国体遭受巨大负担。
都是部长，都是国务院组成成员，都在说为“国家利益”，可又各不相让，吵得面红耳赤，拍桌瞪眼。
总理在三届一次会议的《政府工作报告》中第一次提出了我们要向“四个现代化”目标前进的努力方向，主席也特别强调指出了要迅速改变我国社会经济、技术方面的落后状态，否则我们就要犯错误的英明论断，因此我们的计划思想应该要服从这个大局，着眼这个大局。所以编制“三五”计划时，必须首先考虑加速经济步伐、积极发展新技术，努力赶上世界先进生产力的发展形势。将军在中南海第一次以“计划参谋部”负责人的身份向毛泽东等领导面前交第一份“考卷”。
于是乎，将军等关上国务院“计划总参谋部”的办公门舍，夹着本子挨家挨户开始跑部——注意不是跑步，而是跑“部”，国家部委的部。上人家门上，人家一见搞出大庆油田的“余部长”来了，好是一副毕恭毕敬的谦和与欢迎状。
将军呢，也跟着笑嗬嗬的满口都是我们是来“烧香拜佛”的，说得人家乐滋滋的。心平气和之中，一不留神，人家满盘端出，将家底和埋在心底的话全都倒了出来：余主任啊，我们本来是可以这样的，因为没有这样是考虑到不能这样，所以现在才这样了，嘿嘿，你大人不计小人过，今后还望你能在计划内多考虑我们，计划外多照顾我们是不？
什么，你小计委，你余秋里想跟我过不去？没门！那些老资格的部长有的比将军参加革命还要早，身上留的弹痕还要多，见小计委亳不留情给他们加了任务却少了投资，就上中南海翻脸骂娘。那阵势让“小诸葛”林乎加和“铁算盘”李人俊见了都有些怕。这可怎么是好？
什么招？
是是。
那就行。我今晚上总理家去，让总理把某某部的这一块计划方案呈主席阅批。
将军伸出右胳膊，一把将某某老部长搂住：老司令员啊，你德高望重，我余秋里学你一辈子都嫌时间短嘞！今后国家建设这盘棋，少了你老司令员，我们这台戏可就唱得没劲儿嘞！哈哈哈，你这独臂老伙计，还是当年那个样。我信你，啥时候用得上我这匹老马，只管言语！
老当益壮，国之所幸。将军要请老部长喝酒，老部长说你忙你的，我还要回去执行你的计划呢！
经过一番亲自调查考察，将军发现1965年国家的经济形势开始出现快速增长势头，工业总产值增长了26.4%，大大超过了编制“三五”计划的预计，农业形势也十分喜人。1966年初，将军又随邓小平赴西北三线建设考察，一路上对西北几省的工业情况又作深入调查考察之后，再次获得同样感受。于是作为国民经济建设的“计划总参谋部”的“总长”，将军敏感地认为，毛泽东原先确定的国家“三五”计划大轮廓应该调整。 “经过一年的实践证明，原设想的三线建设和第三个五年计划，都可以大大提前实现。大小三线建设的重大项目，可以提前一年或者两年建成。就生产来说，1970年的主要指标，大部分在1968年可以完成，有些会更早地可以完成。”他向邓小平汇报这些情况同时，提出了修正“三五”计划的意见。“好么，这是一个有干劲的计划！回北京以后你要尽快向中央写份关于调整‘三五’计划的报告。”邓小平听后甚喜，并指示将军。
将军：三线建设要坚持勤俭建国方针，在开始时要少搞一些非生产性建筑。
将军转到毛泽东当时最为关心的一件事上：三线建设应宜集中力量把几条铁路干线、攀枝花钢铁基地和贵州六盘水煤炭基地建设起来。
王铁人在“文革”初期也是被整得很惨的，造反派为了打倒将军，涂黑大庆红旗，就把王铁人打成是“工贼”、“政治大扒手”，甚至诬蔑他“搞乱女人”，目的是搞臭这位大庆标兵。批斗王铁人的大会声势也大，造反派说当年余秋里搞会战、树铁人有万人“誓师大会”，现在我们批判王进喜起码也得这样的声势。于是他们别出心裁，举行了一个“打倒政治大扒手王进喜誓师大会”，在全油田设了一百多个分会场，要求油田职工尽可能的参加。王铁人被造反派们戴上用钢筋和套管接箍焊成的2米多长的高帽子，站在3个叠起的方凳上弯采九十度。高帽子又长又沉，造反派就让时任石油部副部长、大庆工委书记的徐今强扶着。会上批斗王铁人时，造反派要他承认“十大罪状”，承认“余秋里是黑后台”。铁人不从，有人就上来把凳子踢倒，把铁人从高处摔下来。如此惨无人道的场景，让许多工人、家属看不下去而流着泪悄悄退场。王铁人也真奇，竟然没死没伤。事后有人问他是怎么回事？王铁人顽皮地笑笑，说：“当时我耳也听，眼也看，特别注意警惕从哪一边出来人踢凳子。他一踢，我就跳，防止把腿和腰摔断了。我是钻井工人，断了腿和腰就不能为国家打井了”。瞧，多棒的中国工人代表！将军得知王铁人惨遭迫害的消息后，不时借机在总理面前提及他。后来在周恩来的一再过问下，王铁人被“看押”在解放军的一个农场里——实际上周恩来和将军把他保护了起来。王铁人也不愧是条硬汉子，他哪呆得住？乘解放军看守不备时，悄悄跑回了油田。见钻井工们都停工了，着急啊！于是他一个井台一个井台地给工人老哥们讲不能停产的道理，使多数钻机重新恢复了生产。然而造反派是不甘心的，他们煽动部分职工继续停产“闹革命”。这期间大庆一片无政府的混乱状态，事故频繁发生（有一年曾发生过化肥着火，一次烧死一百多人的惨案。而且一向稳产高产的大庆油田发展到1970年时竟然全年第一次欠产18万吨没有完成计划任务。用当时主持一线生产的副部长唐克的话说，这是“齐天大耻”）。
自然灾害和与苏联闹翻的背景一并考虑进去。在这两个背景下，毛泽东现在既已从自然灾害的困境中摆脱，又跟赫鲁晓夫的较量中稳定自若地把握着斗争的航舵，现在大庆油田源源不断地供给国家经济发展的“血液”，他毛泽东能不高兴得“不得了”吗？太高兴了，高兴得一向不轻易连续表扬谁的毛泽东在这段时间里逢会必说大庆，必表扬余秋里。
“啪！”车至拐弯处，又一张标语贴在他座位的玻璃窗上。将军再次跳下车，直着身子正眼看：“打倒邓小平！”
将军心头暗暗一笑：其实我最想听主席能说出这些话。言归正题，将军说：我国国民经济经过三年调整、巩固、充实、提高，现在的基础已经比较好了，从各方面的情况看，今后建设的步子可以迈得大一点。
我执行的什么路线？我执行的无产阶级司令部的路线！将军“啪”地放下电话，怒不可遏：妈的他问我执行什么路线！老子在中南海能执行 什么路线！是毛主席、无产阶级司令部的路线嘛！
那儿更不能去首长！司机哭丧着脸，哀求着。
回吧，首长。司机轻声地提醒，提醒了一次又一次。最后还是硬拉软扯地才将他扶上车子。
中央有几十个部，明明有几个部工作成绩工作作风较好的，例如石油部，别的部却视若无睹，永远不去那里考察研究请教一番。
秘书赶紧关紧房门，并悄悄告诉他：小计委重要人员贾庭三同志已经被公开点名批判，上不了班啦。
你还不知道吧？咱们计委有个副主任到山西出差去看了一下彭真同志的母亲，这几天计委机关的大字报铺天盖地都在说这件事呢！
什么？《炮打司令部》？炮打哪个司令炮？资产阶级的司令部？！资产阶级司令部怎么可能会在中国嘛！
黑帮？我余秋里不也是接受刘少奇、邓小平的领导吗？将军喃喃道。
可不，您首长更得在这个时候要注意了，千万别让他们抓住小辫子。
司机一把将其拉进车内：首长我们回家吧回家吧！
与此同时，全国各地向国务院“求救”的电报少则几十封、多则几百封，他“小计委”一时成了“救火消防指挥中心”了。
什么？贾庭三同志是北京市委书记处书记、副市长，他有什么错？将军一震，追问。
喂喂，我找你们省长！什么？省长揪下台了？哪书记呢？书记找不到了？那我找你们造造头头，我要跟他说话！
“打倒余秋里！”
一块写着“刘少奇的黑干将”大牌子挂在将军的脖子上。“黑干将”？我是刘少奇的黑干将？将军不服，直着脖子就是不愿挂这牌子。
造反派便上来两个人，狠狠地将那颗高昂的头颅往下一压：敢不挂？！
再看看总书记邓小平——邓小平已经作好了倾听的准备，一双眼睛直盯盯地看看自己……
还有一件事不能不提：“文革”十年中，石油战线曾经一度被林彪江青一伙煽风点火搅得极度混乱，如大庆油田武斗造成的惨案触目惊心，仅打死的就有一二百人。将军闻讯后心如火焚，又一下想不出办法。有一天周恩来满头大汗地找到他：煤炭上不来了，铁路要转不动了，工厂要停机器了，国防兵工厂也快关门了，得想个法子呀！总理问将军：现在就得想法多生产点油了，有没有办法？
批斗大会上的口号通过麦克风，又传向高音喇叭，响彻计委大院，震荡三里河一带。“我们那时常常看到计委大院那儿开批斗会。每回那个一只手的余秋里总被他们斗得怪可怜的。人家一只手，还给涂上墨，一举就是几小时，稍稍想放一放，有人就上前拳打脚踢，真没人性……”我爱人小时候的家就紧对着计委大院，她记忆犹新地对我几次说过计委造反派们批斗将军的那悲惨的一幕幕……
凭什么？
将军一身正气，继续敢抓敢管，一心忙于生产和经济建设大事，因而遭林彪江青之流的迫害便可想而知。先是在计委大院、计委礼堂，再是上北京展览馆，后是北京工人体育馆，总之声势越来越大，参加的人数越来越多，喊出的“打倒”口号越来越响。造反派们逼将军承认他反毛主席，执行的是资产阶级反革命路线。有一回几万人的大会上，有人用高音喇叭逼着将军问：你是不是刘少奇资产阶级司令部的黑干将？全场的人等着他的回答。只见将军猛地一抬头，高声喊道：“我是执行毛主席革命路线的红干将！”造反派哪饶得了将军，他们像发疯似的扑向将军，几个人上来残暴地把将军的头往下摁，将将军惟一的一条胳膊反向地抬起，让他做 “单翅喷气式”。是周恩来得知后赶到现场救下了将军。
看着新一代年富力强的国家建设领导者上任，毛泽东这一天异常高兴，一番谈古论今中大有将余秋里等推向政府工作的前台之意：“看起来还是青年人行。群英会上的英雄，大多是二三十岁的人嘛。那诸葛亮当时才27岁，孙策最多也就20多岁，孙权更小。这京剧舞台上把诸葛亮和周瑜的关系搞错了，周瑜总是小生，诸葛亮反倒戴着胡子，其实历史上的周瑜比诸葛亮大好几岁了嘛！”
不收拾也得收拾。周恩来一边苦口婆心地向造反派们解释，一边来到将军他们那儿千叮咛万嘱咐：无论如何也要尽可能防止国家的经济建设出现瘫痪。
“你们，你们无论如何可得帮我把住经济工作这个关啊！经济基础不乱，局面还能维持。经济基础一乱，局面就没法收拾了。所以，经济工作一定要紧紧抓住，生产绝不能停。生产停了，国家怎么办？不种田了，没粮食吃，人民怎么活下去？还闹什么革命？”一天，疲惫不堪的周恩来深夜把将军和谷牧找到身边，焦虑而恳切地说。
“没那么严重吧！”周恩来对将军他们担心陈伯达闹事并没看重，又说：“明天下午，我再听你们汇报一次。然后再向主席作个报告。”
而在此刻，陈伯达在中央召开的工交座谈会上也起草了一份关于工矿企业如何开展“文化大革命运动”的文件。他把文件搞送到将军他们手里，说是让看看，其实是让将军他们按照他的意见定调的。将军等拿到陈伯达的文稿，在请示总理后，乘工业会议的各地代表在京，又在征求和听取意见后，突击几天几夜，完成了一份关于工交战线“文革”的《十五条》通知精神——陈伯达起草的是十二条。几天后，陈伯达将将军和谷牧叫去，见了两位便劈头盖脑地大发一通文霸：“看看你们多能耐！有本事啊！把我们的稿子改得体无完肤了！有本事你们自己写一个嘛！”末后，又阴沉着脸，阴阳怪气地说：“反正我们写文章的，无权无势，小小老百姓，谁也瞧不起。过去邓小平瞧不起，现在你们瞧不起，就你们有本事！我也是小计委的成员，国家计委的副主任，可你们把我放在眼里吗？”
哪知又过几日后，周恩来突然打电话给将军：毛泽东批示，让林彪主持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听取工交座谈会的汇报。你们要赶紧准备一个全面材料。
林彪要主持会议？不是破天荒头一回的事嘛！他“林副主席”什么时候对工业工作也感兴趣了？将军甚至兴奋地对起草材料的郑耀舜几个小年青说：“中央文革的人都是书生、秀才，不理解我们当兵人的心情。对不懂工业的人谈工业，等于对马弹琴，实在难办。以后有事我才不去找文革那些人呢！我们要直接向毛主席、林副主席汇报。”
郑耀舜是当年《十五条》的起草执笔者，我在2004年“五一”前采访他时，先生正和将军的老秘书李晔等人在华北油田写一部中国石油反思的书，郑先生谈起文革这段亲历时，说得生动精彩又有几份悲壮：“那阵子我们真是整天不知所措。搞一个文件得让那些本不相关的人传来看去。不这么做又不成，连总理做工作都常常有点儿像地下工作似的。那次在京西宾馆开的工交座谈会，十几个人。总理、陶铸、先念，对我们起草的‘十五条’逐一通过，都说好。可后来传出话要让林彪主持政治局常委扩大会后，我们不得不又重新起草修改。又一天总理在京西宾馆召集秋里、谷牧和林乎加等开会。李晔、李灏和我当时都是首长的秘书。开会时坐在后排。总理一进门见我们三个年轻人，就非常警惕地问秋里他们这三个人是谁？余秋里同志就一一介绍，指到我的时候，他说：小郑是林乎加同志的秘书，铁杆保皇派。周恩来点点头，表示对我们这三个秘书是放心的，可他仍然非常憎恨地说了一句：我最讨厌秘书了！估计他不知吃过谁的秘书之苦。那天会上，总理在谈到工厂闹运动停工停产，十分恼怒，并说到悲愤处，一抹脸，说：‘我不入虎穴谁入虎穴？我不下地狱谁下地狱？’这话后来传到林彪、江青那儿后，总理的日子也不好过。工交会上，几位老部长、老市长谈起各自领域的混乱状况时气不打一处来。最有趣的是铁路部部长吕正操将军，别人在会上慷慨激昂地陈斥，他在一边唱着‘到处流浪，到处流浪’和‘九一八，我的家在哪儿……’。我就跟正操部长开玩笑，说我上造反派那儿给你告一状。将军摇摇头，说你不会的。那天总理打电话说林彪要主持政治局常委扩大会听取我们的工交《十五条》，秋里、林乎加和李人俊还有谷牧同志就聚在一起，商量连夜准备汇报提纲。我是起草执笔者，赶了一夜。林乎加口述，我笔录，秋里同志拍板定稿。第二天下午，林彪到中南海，我把准备的材料整理好后送到秋里同志的手里，并送他上了车。去之前，我看得出秋里同志对这一次林彪听汇报是寄予巨大希望的，所以晚上我们在起草材料时都尽可能把当时工交战线甚至将财经方面的问题也一起写入了汇报材料之中，期望能借同样军人出身的‘林副主席’之力扭转乾坤。晚上下班之前，秋里同志夹着皮包回到办公室。一进门，他将皮包往桌上一扔，脸色非常难看。我心想事情肯定坏了。只听他长叹一声，回天无力地感慨道：唉，准备大乱吧！从此我们这些人就像当作没用的垃圾一样，被赶出了中南海……”
“啪”！一条标语贴在将军眼前的玻璃车窗上。什么字啊？将军开门探出头，站正身子正面一看：“打倒刘少奇！”
怎么错啊？工交部门与文教部门不同，问题也少些，不能像文教战线一样整天停课闹革命嘛！将军急了，站起身来争辩。
林彪脸色骤变，声音也变了调：工交部门的问题还少？比文教部门的问题少？这是你的认为。余秋里，我看你要来个180度的大转弯，放下臭架子，到群众中去老老实实承认犯错误，要不我看你是危险了！
将军还要想争辩，被周恩来用眼色制止了。
毛泽东对过去不注意综合利用的现象进行了批评。他说：是啊！单打一总是不成。搞化工的单搞化工，搞石油的单搞石油，搞煤炭的单搞煤炭，总不成吧！
“胜利？！这名字吉利。就在这儿打它个歼灭战！”将军一生不迷信，不过这“胜利”两字有很好的革命色彩。这回他要信一回上帝，看看它上帝到底灵不灵嘛！
哈哈哈……大黑手！大黑手！造反派们狂笑起来，并命令将军把手高高举起。
将军越说越激动，到最后竟泪流满面。
哇哈哈哈！这才是真正的欢畅——油井现场，在指挥员的一声“试油”的命令下，只见直径30毫米的井管内突然喷涌出一股冲天的褐色巨柱，那呼啸奔腾的褐色巨柱湍激而高扬，得意而欢舒，洒潇而自信地撒着野向欢呼跳跃的人们摇头晃脑、尽情显耀。
怪哉怪哉。林乎加笑容可掬地给将军的茶杯里沏上刚刚托人从杭州带回的新“龙井”，说：先别上火，我有主意。然后在将军耳边如此这般地一通“耳语”。将军的脸多云转睛，大手在桌子上又猛地一拍：走，就这么着！
将军的秘书李晔说：在将军的生死好友、另一位著名的独臂将军贺炳炎去世时，将军痛哭过。上将军衔的贺炳炎与余秋里同为独臂将军，他们俩之间有许多传奇，俩人同一年参加红军，又都在贺龙元帅手下成长为红军高级将领，俩人曾几度在一个师旅团担任军政一把手——贺炳炎断的是右胳膊，余秋里在战斗中失去的是左胳膊。俩人断胳膊时都是在没有基本医疗条件的情况下，被人用钢锯锯掉的。而且俩人是在同一年失去胳膊的。俩人在同一师旅团一个当司令、一个当政委，是真正的“一把手”部队，曾威震日寇，名扬全军。贺炳炎比余秋里大一岁，在打仗中是有名的“独臂孤胆英雄”，以打仗又猛又勇而闻名。余秋里则是有勇有谋的多数时候是政委身份，他与贺炳炎并肩战斗的岁月里，俩人配合默契，战无不胜。贺炳炎时时处处以大哥的身份爱护着余秋里，而余秋里则在贺炳炎受到政治迫害时挺身而出救过他。解放后，贺炳炎留在大西南当成都军区司令员，余秋里则受命在东北指挥石油大军。1960年，贺将军不幸英年早逝，余秋里闻悉噩耗后立即前去奔丧，那一天他恸哭了，比失去亲兄弟还要悲恸。
中央决定出来后，全国人民对“渤海二号”事故的情绪倒是平息了，可在石油部上下却引起了前所未有的相互之间的矛盾与指责。至今石油部内部的大多数人仍对解职、受处分和被判刑的那些“弱者”给予同情，而对当时身居高位的“石油老领导”的余秋里则存在极大的埋怨，认为他在关键时刻没有“保”宋振明和康世恩，也没有给石油人留下面子。最要命的是个别受处分的石油部领导本人也是认定这个理，这更使得多少年来共甘同苦、并肩创下新中国石油工业辉煌史的石油人之间出现了情感上的深深裂痕。那些日子里和之后的相当岁月中，将军其实在石油战线的高层干部间成了孤寡之人。曾是部长中属于年轻的宋振明下台后没多少日子因患绝症而英年早逝，他的死更让石油人心头留下重重的创伤。不少人老话重提，甚至把怨愤泼到将军身上。他们哪里知道，“渤海二号事件”对将军内心的伤害有多深。他身在高位，尽管他早已离开石油战线十几年了，可一旦出了大事，有人还是把账算到了他的头上——自大庆油田之后，一直在中央走红的“石油帮”早在一些人眼里视为异已而被人妒忌。“渤海二号事件”终于让一些人找到了给将军为首的“石油帮”撒把盐的机会了。这回将军自己被人“不打肥皂刮胡子”了。
“打倒工业战线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黑后台！”
面对林彪、江青等利用“文革”企图疯狂搞乱国家的跳梁小丑的罪恶行径，这一次将军的泪，是为国之忧、为民之忧，也为他一心想把国家经济建设搞上去的壮心未酬而流。
这是怎么啦？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将军夹着放有他全部希望、满腔激情的《汇报提纲》的皮包，走出中南海，途经回家的路上，他惊得目瞪口呆：满街的年青人穿着黄军装、左臂上一律戴着红袖章，手里举着红本本，不知在高喊什么……
然而造反派仍然不依不饶，他们借种种理由欲置将军于死地。在那个时候，像将军这样管生产和抓业务的人不被批斗是不可能的，周恩来只好一次又一次地出面与造反派周旋，让将军尽可能的少受罪。每次造反派将将军从中南海揪出去批斗，周恩来就派自己的联络员跟随。等待批斗会结束后再接回中央，因而他还要将军与他一起处理焦头烂额的来自全国各地各行各业的求救。有一次造反派使坏，知道你周恩来不是要保余秋里嘛？那好，他们借机批斗后，突然说将军不见了。周恩来急了，立即找到谢富治，命令他必须立即把将军找回来，否则一切后果要他负。谢富治这才紧张地找造反派头头商议，最后把关在北师大地下室秘密地点的将军送回了中南海。
“我们主要是学主席‘两论’的基本观点，掌握认识论和方法论。”将军开始娓娓动听地讲来，他的有声有色、有血有肉、有情有理的汇报，让毛泽东听得入神，也让中南海的决策者们频频点头称道。
“我就不信他余秋里一只胳膊能拧得过我们双条胳膊的人！”江青如此咬牙切齿地说。她和陈伯达等在寻找机会。
一日，周恩来在中南海怀仁堂召集李富春、陈毅、谭震林、李先念、徐向前、叶剑英和余秋里等，及中央文革小组的陈伯达、康生、张春桥、姚文元、王力等，讨论“抓革命、促生产”碰头会。会上谭震林和几位老帅讲到造反派迫害老干部、破坏生产、冲击军队时，对文革小组陈伯达、康生等进行了严厉批评和指责。余秋里在会上也控制不住自己的悲愤，拍案指着陈伯达等，称造反派干出的事“简直像法西斯”，并说：“我对计委的造反派讲了，你们这样对待老干部，我就不检讨了，连你们的会也不参加了！”
再翻一番？！将军这回正眼看他并肩拿下大庆油田的生死战友了。
那四个现代化如何实现？国家怎么强盛？
周恩来急了。一为将军的生命安全，二为没有将军等人帮他支撑国家机器而急。“全国上下这么乱，现在只剩下连我才两个半人在抓经济，我算半个，李先念算一个，余秋里算一个，可你们还没了没完地批斗余秋里，国家的经济、企业的生产还要不要抓了？你们小将造反不也要吃饭嘛！”周恩来苦口婆心地一次次上造反派头头那儿或者批斗现场去做说服工作。但林彪江青和陈伯达暗中指使的造反派才不为此所动。“打倒余秋里”的口号和声势越来越大，北京各路造反派还专门成立了 “斗批批”联络站，即斗薄一波、批余秋里、批谷牧，而且声称要斗倒薄一波，必先斗倒余秋里、谷牧。接二连三的批斗，使得本干起工作不要命的将军最后到了回办公室后连端茶杯的的力气都没有。至于响彻耳边的各地求救电话和雪片似的催促电报，他都无神回复。
毛泽东的话在不同场合，在不同干部中一遍遍地讲着，不停地讲着，连那些好胜性强的开国元勋们都有些眼红余秋里了。然而毛泽东的话仍没有结束的意思。而且在1964年元旦时，又来了次更大的声势——向全国发出“工业学大庆”的号召。这句经典口号后来在全中国喊了几十年，但君不知，在这句口号后面还有一句虽不是毛泽东的原话、但却在部长和高级干部们曾流行一时的话，叫作：“部长学余秋里”。
哈哈哈……康世恩终于情不自禁大笑起来。说：93，93.3吨！
“可我们知道余秋里一不批斗他，他就忙乎抓生产……”
“他不抓谁抓？我把你们提拔上来能行吗？”
你！你给我往三里河开！我要上计委机关去！将军伸手要抢司机的方向盘。
好嘞！将军接令后迅速通知石油部。而在这个时候，将军想到了另外一个问题：他要解放一批被打倒的石油干部和石油专家们，还包括铁人王进喜在内的许多标杆红旗。
71岁？一点也不像！看上去最多也就50来岁。王进喜想把自己的看法告诉毛泽东，可他不敢说话。脸上还是挂着几分憨傻地看着毛泽东。
“还有余秋里”于是成了在报纸上持续相当一段时间的“新闻经典语”。有趣的是：在我采访将军家人，请他们谈谈“文革”中的经历时，他们会不约而同地模仿着广播员的嗓音，绘声绘色地说着“还有余秋里”这句话。
这是极其耐人寻味和具有讽刺意义的。
“还有余秋里”，是文革十年和毛泽东晚年时期的一个特殊政治现象，有着深刻的含义。本身便足可以写一本政治经济学的，因为自大庆油田之后，是周恩来和将军使“余秋里”三个字成为了中国和平建设时期的一种道路、一种方法、一种经验和一种有中国自己特色的社会主义的象征。
至此，中国的“三五计划”五年里，像艘失去航向的破船，在一次次触礁碰壁之后，摇摇晃晃地度过了最艰难的岁月，而它最终没有沉没，功当归结周恩来的高超智慧和将军等人对党对国对民赤胆忠心，忍辱负重、硬挺着腰杆的鼎力辅助。
走访当年与将军共同在国务院和计委工作的顾秀莲等“过来人”，我从他们嘴里知道了许多普通老百姓及现有的历史书上不曾记录的事情：
其实将军他自己都不知道因为他一句“你们不要我要”的话，救了多少人的命运。我在大庆采访时，有一天文联同志向我介绍一位“老文学爱好者”，叫梁崇真，今年64岁。老梁先生拿来他写的两本小说送给我，后来他听说我正在写将军指挥石油会战的事，激动得不知如何是好。说你知道我跟将军是什么关系吗？我说不知道。于是老梁就滔滔不绝地给我讲了半天：老梁说他就是后任深圳特区市委书记的李灏的外甥，他父母都是烈士。他舅舅李灏后来当了谷牧秘书，与将军的秘书李晔等很熟。老梁有些惭愧年轻时“不知天高地厚”，整天调皮捣蛋，谁也管不了他。1964年，余秋里得知后，对李灏说，你交给我，我来管他。就这样，老梁就从广东到了大庆会战前线。经过将军的几番“调教”，日后也成了有家有室的中层干部。老梁叹言说，是将军改变了他一生。不过老梁因为与将军有这层关系，文革中也没少吃苦头，被打成“余秋里的小黑干将”，受批斗80多场，一关就是七个月。“因为沾余伯伯的光而惨遭造反派的迫害我一点不后悔。上大庆油田之前我上余伯伯家吃饭，开始以为到部长家能吃点什么好东西，结果就一个炒鸡蛋。打那以后我认定像余伯伯这样的干部才是真正的共产党人。所以日后我为他受点冤屈并不感到后悔。”老梁身上仍然有点知识分子的傲骨气。
当然将军更多的是干的大事。比如，大型企业出现混乱时，将军及时向总理提出“必须用军管”的形式保证正常生产。后来毛泽东采纳了，这才使众多主要的国家机器能够得以运转。军管的初始是为了实现经济运营目的，但后来的军管深入到了政治领域与其它行业，情况就完全变了味。
将军在国家最危难的时刻，以自己在军队里的关系和影响，通过“老战友”们的“帮忙”，解决了多少地方的燃眉之急，这是外人所不知晓的。
来来，大家不必客气，想吃什么就吃什么。今天是我的生日，但这顿饭，既不是做生日，也不是祝寿，而是实行三同。我的孩子也没让来，他们不够资格。毛泽东说到这儿，用筷子指指坐在同桌的王进喜和陈永贵等，说：这里有工人、农民、解放军嘛，我们不光吃饭，还要谈谈话嘛！毛泽东开始一边给几个劳模和有功之臣夹菜，一边极其随便地说着。
将军一听这，“噌”地从沙发上站起。他强压心头之怒，来了段难得的“黑色幽默”：是啊，停也不是不可以。咱们一起商量看看怎么个停法？停止采油行不行？采油停了全国工农生产、部队战备没油用，不得了！看来采油不能停！停注水？注水停了地下压力补不上来，以后采油没法了，看来这也不能停。供应部门停了行不行？可油田生产没有物资怎么办？看来这也不能停。地下观察停了？但这样一来油田生产就不能及时掌握地下动态，这怕也不行。运输停了？那我们靠什么走路？这也不绝对不能停……将军以行家的口吻，一下说了十来个“不能停”，而且越来越激动，最后一个惊天动地的“不能停！”结束了此次谈话。王铁人从老部长那儿精神为之一振。几日后，总理接见，更使他有了“尚方宝剑”。
回到大庆后的王铁人带着总理的指示，想把打倒和受迫害最重的“宋陈季王”（宋，宋振明，时任大庆工委副书记、会战指挥部指挥；陈，陈烈民，工委委员，政治部主任；季，季铁中，工委委员，武装部政委；王，王新坡，工委委员，大庆指挥部副指挥）解放出来。于是他借传达总理指示，动员军管会召集了一个群众大会，想借此顺便让受压多年的“宋陈季王”几名领导有个体面的解放。哪知，会议一开始，造反派早已有所准备，他们不知从哪儿来的消息，说王进喜是谎传周总理指示，结果给王进喜的“大工贼、大扒手、大流氓”前面又多扣了一只“大骗子”的高帽。会场上王进喜原本宰好的几头准备犒劳解放“宋陈季王”的大猪，现在造反派用来让“宋陈季王”每人扛着游街……看着几位大庆领导汗流浃背、气息喘喘地抬着猪崽低头游街的情景，王进喜想哭都找不到地方。
王铁人做不到的事，将军以其智谋做到了。在向石油部传达以中央名义要求开发喇嘛甸油田同时，将军要求“宋陈季王”还有徐今强等干部在“喇嘛甸油田会战中立功改造”——这是当时可能做得到的一种“解放干部”的办法。将军自己不也是被总理这样保护下来的嘛！
行啊！欢畅一次嘛！将军大手一甩，脸上满是笑意。
周恩来问派谁去最合适？
“你是资产阶级司令部在计委的大黑手！”
康世恩！将军脱口而出。
这是命令！将军头一回冲司机发大火了：命令！知道命令吗？
来，拿墨来！有人叫喊起来。
司机惊恐万状地硬将其拉到车内，不管三七二十一的往回家的路上飞奔，将军一路的骂声权当耳边风。
但感叹挽救不了历史，有罪的是林彪、“四人帮”，有错的是毛泽东和他的“党内走资派”学说。将军和总理他们已经尽力了。
周恩来看到自己的亲密战友、整天忙着帮助自己执掌国家机器的将军被人如此残酷迫害，怒火万丈地严斥道：余秋里同志是毛主席要保的人，你们不能这样对待他。大家想想看：我们从开国以来就搞油田，可是最大的发展，最大的收获，是大庆！是大庆这面旗帜。我们靠什么打得这个胜仗？首先靠的是战无不胜的毛泽东思想；其次靠的是广大会战职工；再次就是全国的各方大力支持。但大家想一想，单单这三个条件如果没有这次会战的领导人，没有组织这个会战的领导班子，等于说打一个大仗，没有指挥员，行不行啊？不可能嘛！大庆会战的指挥者、石油部的创业者余秋里在这个工作上他的成绩功不可没！他是在最困难的时候，打了最困难的仗，取得了最大的成绩的！到计委和小计委后，他的工作也是大的，这两年多来，他按照毛主席的要求做的计划工作，成绩也是显然的。毛主席选将是选对了的，抓准了的嘛！
一个六七亿人口的大国，新年第一天就是这样开的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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