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月，我到上海采访的第一个学校是华东理工大学，这个学校是上海几十所高校中贫困生最多的一所。学生工作部的老师特意给我介绍来了该校96级化学专业的曾祥德同学。

        在我面前坐着的这位瘦小的同学身上，看不到一点点在东方大都市上学的那种特有的上海大学生风采。他穿得上大下小，似乎蛮新的罩衣和很旧的球鞋，低着头、搓着手说话的神态，一看便明白地告诉你这是个“山里娃”。

        只有知识和语言属于这座著名大学的学子。果不其然。

        “我到上海读大学一年多，没上街出去过。只有在香港回归那天学校组织上了一次南京路，也就是一两个小时就回来了。”曾祥德同学说。

        “老师说你是1995年考上大学的，怎么你现在才是96级学生呢？”

        “我考上大学后整晚了一年才有学籍的。”他说。

        “为什么？”

        “接到录取通知书后家里没有钱，我就出去打工，给耽误了。”

        “那——你当时没怕失去学籍？那样不就遗憾终身么！”

        “我当然知道。可……当时什么办法也没有。”他抬起头时，两眼泪汪汪。

        “能给我说说吗？”我轻轻端过杯中水，怕触痛他的伤痕。

        曾祥德同学稳了稳神，说：“可以。”

        下面是他的话：

        我的家在四川丘陵山区，全家六口人，种四亩地，丰年时够吃，能卖点农作物换些油盐酱醋的现钱，一到灾年就有四五个月靠东借西挪过日子，所以我的同龄人中一般初中毕业就休学了，不是在家干活，就是到外地打工。我六岁上学，同时也开始帮家里干活。八岁时我就能挑水、打猪草，十岁便能下地与大人一起干农活。父亲在一家窑厂帮活，后来弄伤了身体，花了不少钱，家里因此欠了很多债。中学毕业后，父母让我去广东打工，说村上的小孩都去了，你也该为家挣钱了。我没听，因为我心里有个“大学梦”，为此可想而知我的高中三年是怎样结局了。我在家里是老二，老大出去打工挣钱了，家里就剩我是主劳力。记得读高二时，父亲在农忙时把脚扭伤了不能下地，母亲本来一直有病躺在床上。地里所有的活就我一个人干，十四五岁的人，在城市是“花季、雨季”的宝贝儿，可我们不行，不仅要干繁重的活，而且还得挑起全家生活与劳作的重任。那十二天里，我不分日夜地干，硬是一个人既收割，又播种。乡亲们一提那年“二娃”的事，至今还能说出个一二。我的小名叫二娃，他们说二娃将来准出息。可不，高考我一下考取了，被上海华东理工大学录取。爸妈对我上大学并不怎么高兴，他们觉得上大学还不如去广东打工。说你上大学四年，一分不能为家里赚钱，还要一年花几千元的学费，这里外里，四年家里要损失多少？就说大学好，可以后毕业了还说不准连工作都找不到，不还是去打工吗？所以劝我别上了。我哪能同意嘛！穷山沟沟里十几年上学你不知有多苦！我绝对不会放弃好不容易得来的机会。可是总不能两手空空去上学呀！入学通知书上写得清清楚楚，学费和学杂费几项加起来得4000多块！上哪儿弄出这么多钱？亲戚朋友也没富人，自个儿家里连吃饭都成问题，当时我真觉得走投无路。父母毕竟心疼儿，最后悄悄把家里惟一的一头耕牛给卖了。当我从他们手里接过那几百块钱时，我就有自己上大学是一种罪过的感觉。可几百元的耕牛钱与几千元学费之间还差远着呢！不得已，我流泪告别家人，踏上了漫长而遥远的打工攒学费的艰辛之路。

        我搭上四川到福建的火车，到了福建永安的舅舅家。我选择这儿是希望舅舅能帮我一把，因为我必须在一个多月之内把4000多元的学杂费挣到手。结果一到永安舅舅家，心里就凉了：舅舅家比我家好不了多少，更主要的是我的舅娘是他的后老婆。那女的太厉害，舅舅干什么事都得看她的脸色。我这么一个外乡人突然进了她的家，吃着住着，她哪会有好脸色嘛。没几天，我已经觉得再不能在舅舅家呆了，便决定搬出来。舅舅好心，背着舅娘给我弄了辆三轮板车，说永安城内交通不便，你有个板车可以拉点活能养活得了自己。我失望地看着自己的舅舅，可又能说什么呢？后来我租了一间小破房，每月30元，小得只能够我躺下伸直。住定后，我就开始找活打工。先是到建筑工地搅拌水泥，后来又卖菜。可永安是个小市，啥都不是那么景气，干啥都赚不了大钱。我很着急，越着急则越不灵，人生地不熟的，好挣钱的活也轮不到我呀。于是我又做起收破烂的活，每天早上三四点就起床，一直走街串巷到天黑。就这么辛辛苦苦干了两个月，人家说省吃俭用，我是常常不吃不用，到头来也才挣了1400元。这时已到开学的时间了，我原本认为出来打工一两个月就能把学杂费挣回来，然而我千里颠沛、受尽苦难，仍然计划落空了。当我在永安街头收破烂时见到人家扔下的报纸上说全国的大学已经全部开学时，我呆呆地坐在大街上欲哭无泪……一些新开学的小学生从我身边走过扔下几个可乐瓶，说：“收破烂的，送你吧！”然后哈哈哈大笑着走了。我当时真想告诉他们，别搞错了，我是一个堂堂正正的名校大学生！可我说得出口吗？说了又有谁信呢？我一副无可奈何的样子，继续迈着沉重的步子，凄婉地沿街吆喝着：“有破烂卖喔——！”我始终没有停下自己的吆喝声，因为我心中仍然编织着“大学梦”。

        12月8日，当我怀揣3000多元钱，来到上海，找到我心中久已向往的华东理工大学时，老师惋惜地告诉我由于来得太晚，他们不能再准许我注册入学。我一听差点当场晕倒，好在后来他们说可以给我保留一年学籍。有这话就行，我就开始在学校餐饮服务公司打工，但又有人不让干了，说学校有规定不是本校的人不能在学校打工。我好伤心，因为从情理上我也该算是学校的人呀！无奈，我把3000元钱存在学校的储蓄所，又开始了漫长的打工生涯。在走出校门的那一瞬间，我回头向学校默默地说了一句：“明年，我一定要上学……”

        1996年9月，曾祥德如愿以偿，成了华东理工大学的正式学生。只是这一程，他走得太艰难太漫长。其实，在每年近百万的新生中，像他这样的又何止一个！而且，那些经济困难的学生，当他们历尽辛酸迈进大学门后，等待他们的仍然是一个又一个不曾想到的沟谷与坎坷……

        不过比起另一些同学，曾祥德仍算是幸运者。

        苏州是我的老家，这片富饶的江南水乡，在历史上曾经出过三四十位影响过中国历史进程的金科状元，因此这儿的父老乡亲们对读书人一直极为敬重。大概也正是这一点被一些出于无奈的“今日状元”所看中，我故乡的朋友告诉我，曾在1995、1996年两年的八九月份里，富裕一点的乡镇街头和车站码头边，出现过好几位讨钱的大学生。江南人本来就心善，加上当地比较富裕，这些讨钱的大学生几乎都能如愿以偿。后来街头路边这样的“乞丐大学生”多了，便引起了当地公安机关的注意。某日，在锡沪公路沿线的名镇支塘一带，公安人员突击出动，把一名正在街头举着“乞讨书”的大学生“请”进了派出所——

        公安人员：“你叫什么名字？”

        学生：“我叫×××。”

        公安人员：“什么地方人？”

        学生：“安徽××人。”

        公安人员：“为什么要到这里乞讨？”

        学生：“因为我考上了大学，家庭困难，交不起4000多元的学费……”

        公安人员：“拿出你考上大学的证明材料。”

        学生便从口袋里拿出学校录取通知书和高考分数单等。之后，候审室里除了一名警察外，其余公安人员不知为什么进了另一间屋。方才还并不在乎的这位学生开始紧张起来，看着墙上“嘀嘀”走动的闹钟，他忍不住呜呜大哭……

        “对不起，×××同学，让你委屈了。”屋里又突然进来好几位公安人员，其中一个领导模样的非常和蔼地对他说，“你可以走了，因为刚才我们与录取你的某大学取得联系，证实了你的身份。”

        学生听后，先是一惊，继而更加放声嚎哭起来：“完了！我还没进大学校门，学校就知道我在外当乞丐，我的脸放哪儿呀？……”

        公安人员赶忙说：“我们并没有把你在这儿的事实真相告诉学校嘛！”

        “真的？”

        “这还有假！”

        学生顿时破涕为笑：“谢谢你们。”

        “先别忙走。”有人叫住他，并郑重地交给他一个红包，“这是我们全所同志刚刚集得的1200元钱，一点心意，祝贺你成为一名光荣的大学生！”

        学生接过红包，“扑通”一声，跪倒在全体干警面前，早已泣不成声……

        两年后，我几经周折才与这位学生见上了面。

        “真对不起，如果不是知道你也是曾经给予我大恩大德的苏州老乡，你的采访肯定会失败。”见面第一句话他便这样告诉我，“尽管如此，在学校里还是没一个人知道我曾经是靠做乞丐来上大学的……”

        “为了面子？”

        “不！”他非常严肃地回答，“你完全说错了。”

        “那又为什么？”

        他神情惨然地仰天长叹一声，说：“那段当乞丐的日子，对我来说实在是太痛苦了……”

        下面是他的话——

        ……我的家在安徽大别山区，父母都是农民，我是家里老大，下有一弟一妹，还有一个奶奶。父亲对我上高中就不太赞成，可考上大学后他着实高兴了一阵，觉得儿子给他露了脸。但等学校的入学通知书接到手里，他就再也不说话了，整天唉声叹气。我知道父亲是被几千块一年的学杂费给难住了。在我们那儿，要让一个普通村民家庭一年里拿出几千元现钱，除非全家都是在外打工的壮劳力。我家上有老、下有小，根本不可能拿出入学通知书上说的那些钱来供我上大学。政府帮助？不行，乡里、县上都靠吃国家救济，你跪下来求人家也没用。一天夜晚，我跟父亲坐下来认认真真地作了次对话。我说爸你只要说一声同意我上大学去，其他的事你就甭管了。父亲说你考上大学也不易，但家里这个样原本还想让你帮着支撑，可现在你要走，求个出息，我不反对，只是希望可能的话在上大学后能帮家里搭一把手。当时我听了太伤心，心想上大学又不是去打工，一年几千元学费让我这个两手空空的人对付就已经难上加难了，哪儿还能有啥办法帮家里搭把手呢？可我知道父亲说的是实话、心里话。村上像我这个年龄的青年，都到外地打工挣钱去了，父辈们生在山里长在山里，他们只听人说山外面能挣大把大把的钱回来，并不知道那钱在外面也不是好挣的。为了不让父亲失望，我违心地点头同意了。在接到入学通知书第三天，我就像村上的打工仔一样，背起铺盖，离开了家乡。父母所能给我的是卖掉了奶奶那口寿棺的150元钱和20个熟鸡蛋……

        走出大别山，我没敢直接到我所要上学的那座城市，而是径直到了苏南的一个乡镇找我在此打工的同村老乡。当时我有两个打算，一方面早知那儿的经济发达，乡镇企业多，看能否找份既现成又能挣大钱的工打。另一方面想到几位要好的同乡那儿借点钱，凑满我的学费。但一到这人生地不熟的地方，我才发现自己临出家门时的想法过于乐观。要说在苏南一带找个工打并不算难，可想一个来月里挣得能让我跨进大学门的钱就不容易了。同村打工的老乡那儿几乎也没有什么钱可借的，因为他们工资的大部分要等年底才能拿到手。我初中的一个同学很仗义，听说我借钱是为了上大学，就到他的老板那儿想提前把工资要出来，没想第二天他被“炒了鱿鱼”。之后我再不敢轻易到同乡好友那儿提借钱的事，便琢磨着想别的辙。后来我发现苏南一带那些有钱的家庭妇女、特别是上些年纪的妇人，很爱烧香拜佛。于是我从一个小摊上花了五块钱买了一本“八卦算命书”，并用了一夜工夫熟读了几遍。第二天我就悄悄来到一个小镇的服装小市场，挨摊向那些上年纪的妇女问要不要算命。还真有人前来凑热闹。或许是我心里老惦记着能挣钱上大学的事，所以每次给人看相说事时我特别认真，尽量把自己以前学到和听到的那么一点半玄半虚的所谓“积累”都用上，因而时不时能让几个心事重重的算命对象相信一二。第一天尽管口干舌燥胡说了十来个小时，最后也只是挣得了二十多块钱。有了第一天经验，第二天我的“生意”翻了一倍，得钱近五十块！夜里我躺在同乡的宿舍里，暗暗思忖着如果照第一、第二天的水平，不出一个月，我就有可能把上大学的学费全部挣到手哩！哈，看来我上大学有救了！那一夜，我睡得特别的香……等醒来时，发现已经大天亮。

        “小半仙，起来起来，快请我们撮一顿吧！”新一天正好是工厂休息日，我的几位同乡硬要我请他们吃一顿。我想了一下也该酬谢酬谢他们给了我一个立足之地，于是便痛快地答应了。一进饭店，看几位同乡像几年没闻到油香味似的，我心头一阵酸疼，咬咬牙，把刚得来的70元钱一下花去了整60元。吃完饭，同乡们回到厂子又去加班，而我重新开始“算卦生涯”。偏偏这天乐极生悲，来了霉运——当地公安、文化部门联合“打非扫黄”，把我这个“嫌疑犯”也一起抓了进去。执法人员查问半天，我也没敢说出自己的真实用意，咬定是为了混口饭吃。虽然在里面没受啥罪，可蹲在小黑屋里的那六七个小时直叫我心惊胆颤，想这回钱没挣到，弄不好还有可能把自己一生前程给搭进去。执法人员搜了一通，看我身上除10块钱外，就是一本脏兮兮的“八卦算命书”，便扣下书后放我出来。在走出铁门的那一瞬间，我的两腿都软了。你问为什么？我庆幸啊！我庆幸那天把自己上大学的那些手续全放在了同乡宿舍里，要是那天带在身上被查出来我多丢人！

        我再不敢干骗人的“算命”勾当了。当我迈着沉甸甸的步子路过那个服装市场时，有人突然猛地抱住了我的双腿，我吓得大叫一声。低头一看，原来是个面相丑陋、身体佝偻、失去双足的乞丐，趴在地上可怜巴巴地向我行乞：“我、我知道你是仙人，行行好吧，我已经几天没吃饭了，家里还有一个可怜的老母，你要不信我这里有村里、乡里的证明……”那乞丐说着，从口袋里掏出几份盖着红印的皱巴巴的纸要我看。还有什么说的，也许是同病相怜，当时我毫不犹豫地把自己仅有的10块钱扔给了他。那乞丐在我身后“扑通扑通”地磕着头，我怎么也不敢回头再瞅他一眼……

        那一夜，我怎么也睡不着，眼前总是晃悠着乞丐的影子。不知怎么的，我觉得自己虽然四肢齐全、五官端正，可骨子里连那乞丐都不如。人家有难处，明明正正向人要、找人讨，我呢，却假装斯文给人算命骗钱。又不知是哪根弦牵动了一下，我的脑子里突然冒出个奇怪念头：何不干脆亮出自己是个上不起学的大学生！对，听说这儿的人历来尊重读书人，兴许他们能帮我大忙哩！主意一定，我就从同乡那儿借得一纸一笔，把自己的情况往上面如此这般的一写。你不要笑话我，当时我往纸上写下那段话时几乎没费任何脑子，就像往外倒苦水似的，眼泪跟着墨水走……第二天，我起得很早，我知道苏南一带的人爱上早市，于是便早早来到某小镇，选择了一个人多的十字路口，开始了我的乞丐生涯。

        你问我第一次当乞丐什么感受？唉！一句话两句话真是说不清。这么说吧，我当时把贴在一块硬板上的“乞文”竖起后，自己的头就再也没有抬起过，甚至连眼睛都不敢张一张。我惧怕别人走近，怕人家当我一个无赖，一个只会向别人伸手的懦夫。可我又希望很多很多的人走近我，向我问这问那，直到最后掏钱……唉！我心里矛盾极了，说实在的，当我低着头、坐定街头那冰冷的地面时，我就后悔死了，如果不是听到已经有脚步声走到跟前，我可能就扛起讨钱的那块牌子逃跑了。但已经晚了，我感觉已有很多人将我团团围住。最初听到的是有人奇怪地在问为啥年纪轻轻的当起乞丐来了，后来就有人开始读起我的“乞文”来，随即是一片喧哗与惊叹声……之后几乎都是这样，有人认认真真、反反复复读几遍“乞文”，之后便是大发感叹或议论。虽然他们谁也没有碰我一下，而我则仿佛在这此起彼伏的感叹与议论声中，被人无情地从里到外、从上到下地将身上的衣衫扒个精光，什么尊严，什么羞耻，统统被各式各样的锐利目光所吞噬了。不知咋的，好像前后还不足十来分钟，我的额头却已大汗淋淋，而身上却冷得瑟瑟发抖。我弄不明白是怎么回事，咬着牙关告诫自己挺住！挺住！可越这样就越不能自控，完了完了，我明白自己只有最后一点力气了，就在里三层外三层的围观者还没弄清是怎么回事时，我扛起那块行乞的牌子，冲出人群，不知用了每秒多少米的速度跑到了一块无人过往的玉米地边，“扑通”一声瘫坐在田埂头，抱着牌子，情不自禁地大哭了一场……当眼泪再不能流出来时，我发现自己是个彻头彻尾的懦夫了。你想，这个世界上还有比当乞丐更低贱的？而我连一个乞丐所应有的那么一点勇气和能量都拿不出来，我还能做什么呢？还能朝大学的路上迈开步子吗？想到这里，我像疯了似的狠狠用拳头揍了自己，当我再次出现在街头时，我真的成了一个十足的乞丐——既可怜又污秽，既颓废又有些垂死挣扎。

        如果不是亲身体验，谁也无法想象得出一个乞丐内心所感受的那种痛苦与扭曲。有一天我在某小镇的一家服装厂门口行乞，那时已近下班时分，在毒日下烤坐了好几个小时后，我感觉已经快要虚脱了。这时有几个与我年龄相仿的街头闲逛人走过来，他们先是围着我数落一通，然后其中一人拿出一张10元钱的票子在我面前晃悠着，阴阳怪气地说考上大学的人都不简单呀，那肯定你的脑子很灵了，这样吧，你跟我们玩几把麻将，如果赢了，这钱就归你怎么样？我一看他们不是正经想帮我，便回答说不会麻将。他们便说那就玩抓阄，谁输了谁付钱。我知道今天不陪他们玩几把就别想有好果子吃，于是只得搁下行乞的牌子，开始跟他们试几把。我当时想双方各50％的输赢概率，我也有同样的机会。但一开始，我就发现自己根本没有赢的可能，我越着急，就输得越快，结果没两支烟的工夫，口袋里乞讨来的五十多元钱全部掏空了。等我发觉自己上了别人当时，那几个人却得意忘形地拿着赢我的钱在一个西瓜摊上狂吃了一通，最后他们把一堆西瓜皮扔在我的跟前，说像你这样智力低下的大学生只配吃瓜皮。被嘲讽数落和烂西瓜皮淹没的我呢，又懊悔，又羞愧，简直无地自容。我心里不知哪头一下涌出的气，抓起西瓜皮就狠命地朝自己头上砸，一直砸得浑身泥污，泪流满面……街头的行人以为我疯了，远远地躲着，那些顽皮的小孩则用瓜皮和饮料瓶向我扔来，嘴里还一边冲我说着脏话。可我已经不在乎了，并装成疯子似的跟他们逗乐嬉闹。这时的我，脸上露着阿Q式的笑容，用夸大的动作在街道上大摇大摆地招摇过市，而心头却在一滴滴地流血……

        如此几天以后，我感觉自己的脸皮厚了，神经也不再那么敏感了。别人怎么损、怎么挖苦，我都麻木了，惟有我的心境依旧，那就是凑满足够的钱，我要上大学！而正是为这，我行乞了数十个城镇，走遍了苏南大地。其间，我一连睡过几次露天，也为躲过市容执法队的搜查而屡次装扮成小贩。但我还是要说我碰上了无数好心人，特别是一次在我半途中暑昏倒在街头时，几位好心人把我送进了医院。当我醒来时发现口袋里多了几百元钱，却找不到一位留名留址的恩人。

        9月初，大学开学了。当我拎着一书包鼓鼓囊囊的钱票到学校报到时，学生处的老师一边点钱一边很不耐烦地问我是不是做买卖挣来的钱，我告诉他们说是，我是卖我自己。他们奇怪地看着我，不明白我说的什么意思。我心想，这个秘密永远只有我一个人知道。

        这位同学给我讲完他的“乞丐生涯”后，留下一句“代为保密”的话后，便消失在大学城内。在后来的调查采访中我才知道，有过乞丐经历的学生，在每年的大学新生中，不止一两人。在他（她）们沉重的脚下，都留有一串凄怆悲凉而又执着的烙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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