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华园里涌“清泉”
1995年岁末的一天午饭时，从不在学生食堂就餐的几位老教授突然来到异常拥挤的学生食堂打菜处，正准备就餐的学生和打菜的大师傅们觉得很奇怪。
“先生们也想尝尝这儿的饭菜味道？”掌勺的大师傅半开玩笑问这群“不速之客”。
“不，我们看看。”老教授们脸色凝重，既不像是来此参观检查，也不像是闲逛。那是来干什么呀？
“有什么特色小炒吗？怎么老是那几个破菜，没劲。”学生们只管打自己的饭菜。这时有几名站在前边的学生正在跟大师傅们说着话。
老教授们看看这几个嚷着要买“特色小炒”的学生，没有说话。
“给半个豆腐白菜，加一个馒头……”又一位学生来到卖菜窗前。他话说得很轻，又几乎以快得不能再快的速度买完饭菜后出了食堂。
“追追，快追上去问问是哪个系的……”几位老教授忙不迭地互相催促着，但两位跑得气喘喘的老先生不一会儿回来沮丧地报告同伴：没追上。
“先生们为什么要追刚才那位同学呀？”大师傅们好奇地问。
“我们听说学生中竟然有人常年一天只吃两顿饭，每次还只打半个菜、一两个馒头，所以来考察一下到底情况是否真实。”老教授们终于讲出了自己的“秘密行动”。
“哈，你们问一声我们不就全知道了吗？”掌勺的大师傅们觉得教授先生们就是有股学究气，啥事都自个儿跟自个儿较真。
“你能告诉我们什么呀？”老教授们冲着掌勺的大师傅瞪眼。
“嘿，那你们就小看咱掌勺的了。”一个年轻的大师傅说起劲儿来，“不是海吹，我的勺对学生情况的了解要比校领导和学工部的人清楚得多，谁是富家子谁从贫家来，谁是本分人谁是败家子，谁今儿个成绩好谁明儿心不顺，我这小小的勺上都记得哩！不信，咱就说说你们想打听的刚才那位打半个菜的学生……”
“是啊是啊，你说说他是哪个系的？几级几班？”老教授们迫不及待地问。
“我不但知道那学生是哪系哪级，还知道他是四川人，去年考上咱清华后整整乘了四天车才到了北京。他家贫，来上大学时就背了半袋花生米，身上的那件西服是乡长临送别时给他的……”
“现在呢？现在这同学怎么生活的？”
“刚才你们不是都看到了，他几乎天天只吃两顿饭，每顿只打半个菜还是最便宜的，打那么一两个馒头……”
“果不其然，果不其然！”老教授们神情更显凝重，之后，他们又分头到了学生宿舍……
不几日，校报《新清华》以醒目的位置刊发了这几位老教授以“清华大学侨联”名义向清华全校和全体清华校友发出的一封援助贫困生的“倡议书”——
清华大学——这所全国著名的高等学府，为我们伟大祖国的现代化建设输送了成千上万的高级科技人才，全国人民对她寄予越来越高的期望。“争取在2011年清华大学建校100周年时，建成世界一流的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大学”这一宏伟目标，正日益深入人心，成为全校教职工奋发工作的强大动力。广大清华校友无不关切母校的发展，海外侨胞和华人也时刻注视着祖国经济建设和教育事业的发展。
清华大学历年招收的新生都是来自全国的好苗子，有许多是各省市的高考“状元”或前十名，他们在老师的帮助下，为把自己培养成国家需要的优秀人才而勤奋学习。我们还注意到，在全校1万多名学生中，生活处在难以自给的，即平均每月生活费只有150元者，约占8％，特别困难的学生，即每月平均生活费不足90元者约2％。据我们所知，虽然学校已采取了许多补助措施，但仍有相当一批学生的困难得不到很好的解决，他们常为生活所困扰，影响他们健康成长。听说有一位困难学生每天只能买一个菜，其余两顿饭只吃主食。这样优秀的学生，生活这样困难，我们心里难受。
我们特向全校教职工和广大清华校友呼吁，希望大家都来为这部分学生的生活困难伸出援助之手。在我们力所能及的情况下，捐助一点钱，积少成多，为困难学生排忧解难……
没有华丽，只有硕果。清华人从来都是这样的品质，面对这发自肺腑的呼吁，谁能不为老教授们那殷殷赤子心而激动、而感染！
“老先生们的建议多好，我们清华人都应当像他们一样立即行动起来，尽自己所能，援助那些生活还困难的学生。哪怕是每个教职工每人拿出几块钱，让学生们吃上一顿像样的饭，在考试时不至于因饥饿而昏场嘛！”校长王大中在校务会上激动地站着高声说道，“清华大学在历史上从来就不是贵族学校。今天，也绝不能让一个同学因家庭贫困而失去学业！”
这是多么庄严的承诺！
那些经济困难的学子们，你们听到了吗？
正是一石激起千重浪。一时间，素以沉稳著称的清华校园内涌动起了少有的滚滚热潮。有人说，那是重师生情的清华人心与心撞击的“心潮”。在校领导和清华大学教育基金会的直接关注和参与下，中国高校第一笔专门为援助贫困大学生的基金——清华大学“清泉”困难学生基金，在清华园宣告诞生。
“今日一滴清泉，明天一片桃李。”1996年4月28日，这是清华大学85华诞之日。阳光明媚的清华园内彩旗飘扬，歌声此起彼伏。当校庆的序幕刚刚拉开，王大中校长激动地向万余名师生和来宾宣布了一件事：请在场所有心中有爱心的人给我们的贫困生们捐上一份你的爱！说完，王校长第一个来到已经摆在长桌上的一只捐款箱前，庄重地向箱内投进了300元。“谢谢校长。”一位同学代表走到王校长面前，端正地给他胸前别上一枚精制的徽章，那上面闪亮亮的正是本节开头的那十二个字。
“泉水清清，泉水清清，流到你心田……”美妙的歌声，动人的旋律，把节日的清华园里的每一寸绿地都催醒了。在校长后面，是长长的队伍望不见边际的捐款者，他们中有享誉国际的中国科学泰斗，有白发苍苍的退休老教授，有刚从国外回国的年轻博导，有专程而来参加校庆的海外校友或出差顺道回母校“探亲”的国内校友，更有同是学子的青年团员、学生干部……
“那场面太感人了，那些在清华园里住了几十年的老教职工们都会告诉你，这是自有清华园以来让人感到真情的少有的动人一幕。”两年后的1998年“五一”前，当我来到清华园采访清华大学教育基金会负责人时，这位当年作为“清泉”基金捐款仪式组织者之一的老师仍按捺不住内心的激动而感慨道。他说就那一天，他们的“清泉”基金便收到捐款20余万元。他拿出当时的一份登在《新清华》上的捐款名单，我忍不住将目光从长长的名单上停在了下面的几个名字与数字上：
陈浩凯1000元
凌瑞骥1000元
李传信1000元
顾涵芬10000元
耿涛0.10元
熊强5元
“陈浩凯和凌瑞骥两位都是老先生，也是‘清泉’基金的倡导者，李传信是我们的老党委书记，他跟上面的几位老教授都是第一批捐款者。捐10000元的顾涵芬是位在教育一线的老教授，她把自己多年的积蓄全都拿了出来。那位只捐了一角钱的自己就是位贫困生的耿涛，他本来是受捐者，可那种场面他说太令他感动，他把当时口袋里仅有的一角钱捐了出来，并郑重其事地在捐款者留名簿上写下了自己的名字。那一天感人事例太多了，譬如捐5元钱的熊强，他是个中学生。他在捐出这5元钱时还专门附了一封信，谁看了都会掉眼泪，他说：‘在我十五年的人生岁月里，深切感受到社会主义大家庭的温暖。我常常想，自己能为社会做点什么呢？当我得知全国著名大学、我心目中的圣殿——清华大学竟有许多大哥哥大姐姐们连饭都吃不起，我难过极了。我想：他们考上清华已经很不容易了，如果因为生活拮据，而在营养方面跟不上，就会损害身体，也将耽误学习。因此，今天我把自己上周参加勤工俭学得来的5元钱捐给你们，希望尽自己的一点微薄之力，帮助某一位大哥哥大姐姐买一份好菜，从而更有精神地投入到紧张的学习中去。钱虽然太少，但这是我的一点心意，恳请一定收下……我祝愿清华的大哥哥大姐姐们早日成为祖国的栋梁。’老师们的事迹就更生动了，精仪系的老师还在自己系里设立了一个‘精仪系希望工程’，200多名老师人人捐款，并用这笔款长期援助本系的几位特困生……”清华教育基金会的这位老师告诉我，清华园内的师生共同筑起的这“清泉”济困基金，从那次捐款之日后，学校每年4月28日的这天校庆日，便自然而然地成了全校师生自觉自愿的“济困日”，真是做到了有钱出钱，有力出力。这一校风后来渐渐被校友们都知道了，故现在时常收到海内外诸多校友及他们的亲朋好友给“清泉”基金捐款。这位老师透露，清华全校贫困生约1100人，不久前的一次抽样调查表明，清华现在普通学生的伙食费平均每人每月280元左右，而特困生的月经济来源过去不足90元，一般经济困难的学生不到120元。如果仅这么点钱，就把它都放在吃饭上，一日三餐每天才不到4元钱，况且学生们总还要买些生活和学习用品。目前约有六至七成的贫困生在勤工俭学，约每月增加100至150元收入，加上一部分人享受学校的“奖、贷、免”，这样就有近一半的贫困生能维持基本生活水平，剩下的一半左右，便是享受“清泉”基金。清华大学现在募捐到社会各界的教育基金总额约1.1亿元，包括其中的“清泉”基金。学校自有了这项专门基金，每年就可以发放“临时困难补助”（专发那些因家庭或自己突遇不测的）、“勤工俭学补贴”（学校设立的勤工俭学岗，一般每天可得12元报酬，另学校加发12元补贴）、“励学奖”（奖励那些生活困难而努力刻苦学习的，每人200至400元）等约130万元至150万元，这几年清华大学年年这样做，这笔金额等于全校贫困生平均每人每年享受学校发的贫困补助金达1000元之多。清华园的学子是幸运的，即使是常年得不到家庭一分钱的经济资助，他们依然可以维持自己的基本生存，如果能再稍稍勤快些谋一个勤工俭学岗，那日子将是宁静和平和的。
校长王大中在评价他们的“清泉”基金所产生的效应时，用了这八个字：惠及清华，功在中华。
校园“自助社”
刘晓平同学是我采访的300多名大学生中惟一一位非贫困生，然而他是我必须采访的对象。他所在的某工学院是我国五大理工学院之一，用这个学院的党委副书记杨波的话说，你别看没几个中国人知道我们工学院的名字，但如果你从小生长在我们学院，你可以从小学一直念到博士后，如果你愿意留在学院，那你就可以在我们学院的校园内度过一生，而且并不影响你有创造世界顶尖科学成就的机会。我知道中国有不少这样的大学，但除了上面这些受教育与搞科研上的同等优势外，他们的生活和工作方面却与清华、北大无任何可比之处，用天壤之别来形容毫不夸张。
刘晓平上的就是这样一所大学。这样的学校还有人来上，就是因为它首先也是所大学，其次它可以在录取分数上得到某种“优惠”——其实考生们后来发现并不是那么回事，凡是家庭贫困的苦孩子们都争着上的大学，其“第一志愿”的竞争更加激烈。刘晓平有深切的体会，当然他当时报考这所大学的原因主要是从前者的角度考虑多一些。那些贫困家庭的孩子们来到这样的学校才发现，进这样的学校有一个好处是穷家庭出身的多了相互之间倒也容易混在一起，而不至于受那些有钱人的冷嘲热讽。但也有一个致命的缺陷，那就是他们不可能像清华大学的贫困生能享受那么多的补贴。每年每人1000元？！给了我，我不也成“富翁”了吗？穷孩子哪想过天上会掉那么大的馅饼！他们最大的心愿是在饭卡上快断钱时能有人给10块、20块的，也就是“上帝的恩赐”了。学院针对贫困生多的情况，尽量地把食堂伙食搞得好一些，把菜价饭价压了又压，一个豆腐1元钱，一个豆芽8角钱，但同学们仍然闹着太贵，说这样的伙食标准他们只能每顿打半份。老师们看着可怜，就自发捐助，每一次捐助总是全校性的，从校长到书记，从教授到助教，甚至家属和员工都被调动了起来。每一次总能募集到十来万元的钱物，但也仅是这十来万元的钱物，绝对难以有更多的捐助，校长和老师们不吃不喝一个月也就拿死死的六七百、千把元钱……尽管如此，学院已连续几年都要进行这样一次活动，除此他们得不到外援——有钱人爱捐助那些大城市里的名牌大学校，这样做既有图方便之处，更有捐资所获得的社会效应，人们对此无权指责，即使有的捐助商怀着某种“意图”。然而刘晓平他们的学校得不到依然是得不到。
来自富庶之地扬州市的善良的刘晓平惊骇地看到了过去他从未看过和听过的同学们为了读书而忍受的种种艰难：
有人吃饭从不到食堂，即使去了也只买最便宜的菜。从小花钱没有受过节制的刘晓平觉得不可思议的是他一个星期为换换口味上一次馆子至少要花上百十来元，而他的同班同学有人竟一个月花的伙食费也不到100元！
他爱穿流行一点的衣服，不算奢侈，一般一年四个季节买上三五套，一两千块吧。可后来有人告诉他：有的同学上大学四年连袜子都没添过一双，从头到脚的所有穿着仅一两套，而且还是上大学时乡亲们送的呢！
开始刘晓平不相信这些，但过上几个月大学生活后他都服了，因为过去别人说的事现在在他身边甚至同一宿舍里都发生着。印象最深的是1997年已经大二的刘晓平亲眼看到了这一年新生入学时的那一幕：有位四川来的新生是其家长送来的，那学生的父亲肩上挑着一根木棍，木棍两头挑着两个塑料袋，塑料袋的四只角都是用小绳子打着结。再往这位学生父亲的脚上看，一只脚上穿的是张着口的凉鞋，另一只脚则光着。一问，说是下火车时掉的。天黑了，学校给这位家长安排了住处，是最便宜的5块一张床铺。那新生的父亲说什么也不住，他说我就在操场上歇一宿就行了——这一宿他真的在操场的露天里铺下一张旧报纸睡了一夜……
刘晓平这位富有家庭出身的“公子”，其内心受到的冲击难以用言语形容。面对一张张因贫苦而惆怅、焦虑多少有些自卑的脸，刘晓平思索着，比较着，并且有一种强烈地要做点什么的心思。特别是一次他参加院四系为贫困生覃璇同学“献爱心”活动后，这种想做点什么的心思就更加强烈。覃璇同学因家贫而面临姐弟三人都要辍学，班里同学二十几人都伸出了援助之手，虽然当时覃璇同学受感动而放弃了原来想退学的打算，然而仍然不能解决在学校的基本生活问题。而像覃璇这样的同学在学校还有不少，怎么帮这样的同学走出贫困的阴影呢？从小学到大学，一向无忧无虑的刘晓平在那些日子里总是在思考这个问题。
能不能创造一种机会让这些贫困同学通过自己的努力来自立？刘晓平悄悄把自己的想法告诉了一名好友，谁知好友反问他是不是神经有问题了。“你爸你妈花大把钱是让你好好来上大学的，将来有个出息的工作。你操别人的心干啥？再说操得起吗？学校对他们都头痛，你有多少能耐？如果为了心理找平衡，等人家捐助时咱们多扔一份钱不得了！”
话不投机，刘晓平只得自己独自琢磨。他开始为自己的构想奔波起来，先是找到班主任。班主任很支持，说应该力争得到系和学校的支持。于是刘晓平挑灯夜战写方案，第二天又给班主任老师看，老师又帮他修改。几稿之后，刘晓平敲开了学校团委书记的办公室……
“想法很好。就是学校可能力不从心，不能过多地帮你。”团委书记说。
“我什么都不要，就只要学校给提供一个场所和一部分启动资金。”刘晓平赶忙做补充。
团委书记苦笑道：“学校缺就缺这两样。”
刘晓平从头到脚像被灌了冷水。“先别急，我与学工部商量看看，争取他们的支持，因为你想成立‘大学生自助社’的目的，也是我们都在想的事。”最后，团委书记给了他一个有些希望的答复。
刘晓平等啊等，隔三差五地往团委和学工部那儿跑。终于有一天，学工部部长告诉他：你的建议被批准，学校还准备提供一个场所和一部分启动资金。
“太好了！”刘晓平一听，简直就想欢呼。
接下来的事是：招集人马，添置设备。既非学生干部又非“红头文件”任命的“自助社”社长刘晓平，想了想，只能先说服身边的同学好友加盟呗，当然主要是那些需要帮助的贫困同学，还有必须是会一定专长的人才能参加。
能借块黑板用用吗？——没有！
你们的油印机能让我们使一下吗？——没见我们正用着吗？
在宣布“自助社”成立的前几天，刘晓平受尽了这一张张冷漠面孔的蔑视，不过最后让他欣慰的是毕竟还有七八个人和“六七条枪”。
“现在我宣布：自助社自今天开始正式成立。以后我们要做的事，便是通过全社人员直接参与勤工俭学，共同创造财富，从而为社内的贫困同学以及学校的贫困同学尽我们社的所能支持他们完成大学学业。自助社现暂设三个部，分别为洗衣部、电子维修部和财务部，以后根据发展再确定具体步骤……”在一间还没有来得及粉刷的小屋里，刘晓平带着7名社员，面对墙上挂着的那件补了又补的破衣庄严宣誓——他这样做是想告诫全体“自助社”成员：今后他们所做的一切只有一个目的，那就是为帮助同室、同班、同校的贫困同学尽其所能！
在当今大学校园内各式各样名目繁多的社团现象中，刘晓平他们的小小“自助社”更像一缕不起眼的小萤火，尤其有人一听这名字，就嘲笑说：“这怎么跟农业合作社时代差不离呀！”
“我们就是要发扬小小萤火的精神，把大学生的自立互助风尚燃遍全校。”以往干什么都是嘻嘻哈哈的刘晓平，转眼在同学们的眼里成为“红色赤卫队队长”，又是刚正不阿，又是威严果敢。他带着“社员”利用课余和星期天时间，逐个宿舍、逐个楼门去宣传、去服务。真是功夫不负有心人，一个仅仅诞生没几天的小小学生社团，竟在校园内成了无人不知无人不晓的知名组织。同学们开始主动把要修的旧鞋破衣拿来了，而一到星期天想修“随身听”的人更是排着队来到了“电子维修部”，至于想参加“自助社”的同学更多了。等到第二学期开学，“自助社”人员一下从原来的8人发展到40余人，其中70％是贫困生。“自助社”的业务也扩大到了承揽全校教职员工和家属的各种家政服务、有义务对校内遗失物品进行妥善处理的“失物招领中心”，有“家教中心”、“公益服务中心”等十几个类别。
今年5月的一天，我来到刘晓平所在学校，学校领导带着几分骄傲的喜悦，首先向我介绍了刘晓平他们的“自助社”。在两间并不大的校舍内，我看到一群同学们正在忙着整理一大堆衣服。刘晓平告诉我，这是他们“自助社”前一段时间搞的一次捐衣活动募集来的1000多件衣服，现在“自助社”的同学们正利用本学期结束前的一两个月时间，把这些衣服整理洗净，等新学年开始后发放给那些缺衣少穿的同学。
“在社里工作，一个月能获得多少报酬？”我问一位正在忙碌的女生。
她有些不好意思，片刻后说：“几十块吧！”
“那能帮你解决些什么困难吗？”
“当然。至少我现在不为吃饭发愁了……”
我感到一种具有振奋力的欣慰，因为我明白：在刘晓平他们所在的学校里，也许永远不可能出现像清华大学那样每个贫困生都能得到一份丰厚的特殊关怀，但他们这儿的贫困生们在像刘晓平这样一批非贫困生的热心帮助与呵护下，其自立自强的小萤火精神，同样光芒照人！
刘晓平成功地创办“自助社”，使我联想到了毛泽东主席在早期中国革命战争中所创造的“星星之火，可以燎原”的理论实践。中国贫困大学生问题在今天的高校是个不可避免的普遍性现象，学生成天生活在校园，他们的喜怒哀乐集中地表现在那块属于他们的圣院之内，加之他们多虑、敏感和多数人性格与行为上的封闭，能够在校园内得到关爱无疑是他们最求之不得的。另一方面他们的经验也证明了毛泽东主席的“走群众路线”是我们战胜一切困难的最有效办法。在校园内，学生和教职员工是学校的主体，凡是有广大的师生们自觉自愿地参与的事，总会有预想不到的效果。
在华东理工大学，团委主管学生勤工俭学的书记给我讲述了这样一件事：家住上海市区的退休教师陈鹏及夫人，其一子一女都在北京工作，老两口自迁居新村后生活多有不便，且精神倍感空虚，尤其每当疾病缠身时更感到孤独无援。陈鹏老先生后来一听学校有不少学生经济困难交不起学费或生活成问题，且又找不到合适的勤工俭学项目，便萌发了与贫困生结对建立“互助社”的打算。陈老先生将自己的想法给学校勤工俭学指导中心写了一封信。接信的正是那些在勤工俭学指导中心工作的贫困同学，他们看了信很受感动，即日派代表到陈老先生家看望。当同学们看到从教一生且写得一笔好字的老人家中并不富裕的境况时，内心受到极大震撼。回校后他们将情况在贫困生中一转达，同学们议论开了，说我们在这儿工作的十五个同学大都来自农村，每月平均生活水平在160元以下，如果说靠这些钱能生存得下去，应该归功于学校特别是老师们的各方照顾。今天老教师家里有难，我们应当伸出热情之手给予帮助。大家很快达成一致意见，决定分成若干小组，每周一至二次到老人家，义务为两位老人服务。陈鹏老两口对同学们的到来好高兴，尤其看到这些贫困生们个个热爱生活，又很会关心帮助人，做起家务活也十分的在行，更是乐不可支。但有一点他不赞同，那就是同学的义务服务。老人说：“我是想着同学们生活困难，才提出我们老少师生结对互助的，你们要一‘义务’，我心里就不落忍了，该怎么着还是怎么着。我们年岁大了，生活清贫一点无所谓。可你们不行，你们一方面学习任务那么重，另一方面又是长身体的时候，没有一定的物质保障是不行的。”在这位老教师的坚持下，同学们只好接受部分报酬，而陈鹏老先生呢，除了辅导学生一些功课外，还教同学们练字。现在这个“老少师生互助社”一直坚持了好几年，而他们之间的这种互助早已超出了劳动报酬上的交换范畴，更多意义上是一种同济共勉的崇高精神境界的相互援助。
在天津机电工业学校，有一群女班主任老师，她们为了使所在班上的贫困生渡过生活难关，数年来始终如一地贡献着母亲般的关爱。1994年寒冬的一天，班主任王学凤老师路过校园的一条小道时，见本班的一个姓段的学生，站在一只垃圾箱旁边正伸手从里面捡出一双旧棉鞋。王老师过去问他捡这干啥，那同学低声地哭泣道：“老师，我想把脚上的鞋换一换……”王学凤老师一看这学生脚上竟穿着一双露出脚丫的自制单鞋，再抚摸一下他的腿，连条最起码的毛裤都没穿。王学凤老师的鼻子酸了：“从今天起，除了学习上课外，你到我家来……”从那天起，这位同学就成了王学凤家中的一员，有好吃的，全家人先留着让他吃，一年四季的衣服都由王学凤老师给添置，放假的车票也都是她买好后送到他手里。这位同学后来当了班长，还被学校评为“十佳青年团员”。现在他已经毕业了，成了某工厂的一名技术骨干。他给王学凤老师来信说：“王老师，在学校几年里我就想喊你一声妈妈，然而始终留在心头。现在我毕业了，我觉得可以大声地叫你一声：妈妈。妈妈，没有你这几年胜似亲人般的爱护，我难以想象自己能完成学业，今天成为一名能为国家做些事的有用人才。真的，王老师，请允许我终生叫你妈妈吧……”
这样被学生们尊称为“妈妈”的津门女教师何止王学凤一个。陶崇威老师这三年中带的学生先后有七个学生因重病住过医院，而每一个有病的学生从入院到平日的看护都是她陶老师包下的活。陶老师知道学校的难处，她从不向校方诉苦求助，她更知有病的贫困生内心的痛苦和无援的家庭，所以她只靠自己默默地担负起这些同学住院治病和平时生活上的照料。最辛苦的是有人住院治病的时候，陶老师就得成天从早到晚忙活。她家离医院很远，来回要骑车三十多公里，可为了让住院的同学能感受到一种家的温暖，她坚持自己炒菜做饭给同学送到病榻前，仅为了做到这一条，陶老师不知吃了多少苦。五十多岁的人了，又有需要管理的几十个上课的学生，又要照顾好在医院的病号学生，陶老师几乎天天要全身心地投入。医院里的人开始感到奇怪，问她为什么你家那么多“儿子”都有病呀？陶老师苦笑地摇摇头，说他们都不是我的儿子，是学生。医院的人惊愕得说不出话，因为在她们的眼里，这位累弯了腰的“母亲”至少陪床、护守了三五个病情严重的“儿子”。有人给陶老师算了一笔账：在这近三年里，她少说为有病的学生加了四百多个昼夜班，为学生交的学费、出的治疗费等不下3000元，至于平时买营养品、炒个好菜所花费的钱就更不计其数。人们无法从陶老师本人的嘴里知道这些，只有从她那日渐变白的头发和苍老的脸庞上看出那颗为贫困生们操劳、奔波的慈母之心。
某大学有位老教授八十多岁了，为资助贫困生，第一次制定了一天省1元的计划，后来当听说一个贫困生一月只花150元以下的生活费，老人家掐手指一算，才3块来钱一天。这怎么过呀！老人心疼地跑到学工部，说我今天开始每天省下5元钱，外加省掉早餐的一个鸡蛋，请你们把我省下的这些钱资助给一个贫困生，看他够不够吃的、用的，再不行我愿把收藏的一批书画全部给卖了。后来老教授真这么做了。当他欣慰地得知用自己的钱救助了5名贫困生时，老人家自己的生活费却每月降到了一个贫困生的水平上。就是这位老先生，他在接受我采访时坚持不让我说出他的名字。
几乎每个大学都有这样的老师，都有这样的同学，他们尽其所能，有的与贫困生结成“一帮一”对子，有的一个教研组、一个党小组合作起来帮助一名或几名困难学生。在南京十几所高校中，每年学生毕业时，校园内总有那些由老生联手自发形成的“旧货跳蚤市场”，其规模、其声势、其内容都很不一般。然而这几年“旧货跳蚤市场”的大拍卖，变成了一年一度老生向贫困生的捐献仪式。毕业生把自己已经不用了的成千上万的旧衣旧帽、旧书旧物和生活用品，无偿地留给困难中的学弟、学妹们用。这等众志成城的场面，谁见了都热泪难忍……
今年开学不久，中国科技大学商学院97级2班学生小魏，意外地收到了200元钱和一封热情洋溢的信。从信中小魏才知道这是学校内的老师和同学们给他的一份“爱心款”。与此同时小魏还知道了另外9名与他一样经济有困难的同学也收到了来自学校“爱心行动特别账户”的这份钱物。“爱心行动特别账户”为何物？原来从去年底开始，有关如何帮助经济贫困的同学的问题，便成了科大校园计算机网上的一个热门话题。众多“网虫”经过网上一番交流、策划后，决定在全校范围内组织一次“爱心行动”，其内容是通过义卖、募捐等形式筹集资金，为帮助贫困生完成学业做一份贡献。动议一经在网上发出，立即得到科大师生们的积极响应。校网络中心还在BBS电子广告站专辟栏目，那些平时一心钻在知识海洋里的“网虫”们，这一回做起了另一件事：搜集自己的和所有可能参与的校友们的“口袋”——有钱出钱、有物出物，一分钱不言少，1000元不嫌多。行动吧，同学们、老师们！不几日，科大校园内的师生都忙着在做一件共同的事，这就是向网上“爱心账户”捐款捐物。“网上特别行动”收到了意想不到的成功，短短一段时间内，就收到了少至一毛、多至千元的捐款。策划此次活动的“网友”们又将这些钱转入当地银行……至此，科大的“爱心特别账户”就这样诞生了，小魏和另9名贫困生则是这个“账户”的第一批获得资助者。据发起“网上行动”的一位老师介绍，“爱心特别账户”完全是由师生们通过自愿捐助并完全在严格的网上监督下实施定期对贫困生的资助。运用这种先进的网上手段开展爱心活动的好处在于，可以随时随地提醒师生们向那些有困难的同学奉献爱心，从而在校园内连结起“爱心长城”。
如今，大学校内类似刘晓平式的“自助社”和科大式的“网上爱心长城”到处可闻，这些师生间的相互帮助集中体现了一个特色，即自觉、自愿。一位从老师和同学们那儿获得过这种资助的贫困生感动地说，我们的老师和同学大部分人都不是物质的富有者，因而他们的这种滴水之恩，更能激起我们贫困生的自立、自强。
从自觉、自愿到自立、自强，这是一段从单极到多媒、从分散到联合和从个体到集体的过程。不要小看了这过程，因为它连结起来就是钢铁，就是长城，就是不可战胜！
3月——生命的驿站
1995年3月的一天，正在金陵古都东南大学读书的吴淼同学感冒了。南京的春天真是怪，不是下雨，便是暴热。吴淼对自己的感冒并没有放在心上，这种流行性感冒在大江南北的气候交汇处是太常有的事了。体育课时，吴淼与平常一样，该跳照跳，该跑照跑，他毫不在乎。可突然间，吴淼一下感到视线模糊，开始他以为有什么异物掉进了眼睛里。不对，吴淼觉得除了眼睛模糊外，浑身也顿然乏力，彻底地乏力，直到像掉进了万丈深渊……等吴淼再醒来时，他早已不在体育场，而是躺在了雪白的病房内。呵，床是白的，墙是白的，一切都变成了白的，连同自己的生命。吴淼从昏迷中醒来时，就听一群医生在跟自己的班主任交待：严重肾衰竭。只有两条路可走，一是长期做肾透析，每星期两次，每次最少得花340元，一年3520元左右；二是做肾脏移植，手术费约5。5万元左右，连同手术后服用5年的抗排异物药费（一瓶3000元），至少27万元……
“医生，我、我家在去年我上大学时就借了人家好几千元债，现在穷得连头耕牛都没了。27万元哪！这不是要我全家的命吗？医生，我不治了，不治了……”吴淼这位刚强的山里娃第一次痛苦地闭上眼，只有两行止不住的泪水顺着他那侧过去的脸颊，浸透了病榻头的白被……
吴淼是不幸的。半年前，当这位鄂北竹山县的山娃娃以优异成绩走出山村，来到国家重点学府——东南大学时，17岁的小伙子心里充满了多么浪漫而又美好的理想。然而仅仅几个月的校园生活，吴淼却面临着生命与前途的灭顶之灾。其实，吴淼不知道，像他这样好不容易走出山村，然后又面临病魔不幸折磨的大学生并非他一人。在我采访的几十所大学里，据不完全统计，至少有3％左右的贫困生是由于各种疾病而陷入了学业与生活的双重困境。如果说，一个经济困难的学生要完成四年的大学学业是在跨越一道高不可攀的山崖，那么对那些身患疾病的贫困生来说，他们将面临的则是一道死亡之槛。
吴淼又是幸运的，因为他生活在中国的大学校园内。当东南大学的师生们得知吴淼身患重病、生命垂危的消息后，整个校园发出了强烈的呼唤：“吴淼，我们要留住你！让你回到我们中间来！”
首先行动起来的是吴淼的同系学友，60多名同学全体出动，他们挤出时间，24小时轮流上医院值班。一天、两天，十天、二十天……在吴淼病情最紧急的两个月内，全体同学不分男女，日夜守护在病榻前，用一颗颗青春的滚烫之心，呵护着同窗好友渡过生命的死亡之槛。
当吴淼在病榻上迎来第一个初冬时，东南大学又一次专门为他举行了全校性的捐助活动。那一天阳光正暖，许多人不约而同地来到募捐点，5块、10块、100块……有饭票、有现金，有学生、有教授，也有校领导和退休职工，然而在那本厚厚的签字簿上却留了同一个名字：“爱心”。
“妈妈，你是医生，你一定救救叔叔的命！”一位校医的4岁小女儿听大人们在窃窃私语如果没有那么多钱换肾，那个吴淼同学就很快要死时，竟嘤嘤地一边哭着一边拉扯着年轻母亲的衣襟这样乞求道。
一位外籍教授把刚领的当月薪金1021元原封不动地塞进了捐款箱内，而仅在留名簿上画了一个大大的红“心”图案。
钱！钱！一个生命在呼救。
钱！钱！千万名师生在呐喊。
短短两天时间，捐款竟达4万余。可是、可是吴淼的换肾要27万元哪！师生们还没有来得及喘口气，便一挥手：走，我们走出校门去募捐！
入冬的金陵，北风呼啸。然而在市青少年宫内却是一片暖融融的海洋。东南大学的40多名同学正在这里进行义卖活动。从来没有当过市场销售员的大学生们，却在瑟瑟寒风中，喊哑了嗓子，冻裂了手脚……
繁华的新街口闹市区，傅秀章老师正带着一群学生在街头“叫卖”：“哪家需要拖地擦玻璃——？”“谁家的电脑、电视、电冰箱坏了要修理——？”
东南大学的师生们，为了一个年轻校友的生命，他们几乎忘了自己的身份，也几乎忘了白天与黑夜……上帝终于被感动。至这年年底，东南大学共为吴淼募捐达15万元。在这巨额的捐款中，每一分钱里都有东南大学的师生们和来自全国各大学的师生们，以及社会各界谱写的动人故事。有一个名叫陈辉的哈尔滨女大学生，在捐款的同时，特意给吴淼寄来贝多芬的磁带。汕头大学94级35名同为贫困生的同学们，竟从自己的牙缝里也挤出了450元钱汇给了吴淼。他们在汇款单上写下了一段滚烫的话语：“作为大山的儿子，血管里理应流淌着山的豪迈、坚韧和刚强。吴淼，相信生命，让死神走开！”最令吴淼父母感动的是在众多汇款单中，有一位署名“艾心”的人，落款地址是南京市“同龄路”500号，寄的钱也正好是500元。二位老人决意要面谢这位“艾心”先生，于是整整跑了两天金陵城却仍如大海捞针。后来在邮局工作人员的帮助下，才知道此“艾心”是解放军南京政治学院的一位大学生寄出的。可当吴淼的父母来到解放军大学生中间寻觅这位好人时，学员们笑着就是拒不提供线索，好像一切都是早已“策划”好的。
1996年4月26日21：00，这对吴淼同学来说，是他永不会忘记的日子和时间了。此日、此时，他在母校师生和解放军南京军区总医院的关怀下，不仅凑足了换肾的高额手术费用（缺额部分是解放军的这所医院给予了免费），而且成功地渡过了死亡线……如今的吴淼虽然仍在康复之中，但他一直在抓紧补习功课，努力争取以良好的成绩完成学业，以报答母校和社会各界给予他的第二次生命。
人的生命是宝贵的，青春的生命更是千金难买。然而宝贵的生命却那么脆弱。根本不会有人想到，就在南国校园的贫困生吴淼刚刚摆脱生命危险重新迈进久违了的亲切课堂时，北国一所大学校园内的另一名贫困生却陷入了绝境之中。
又是一个3月。
这一天的封延会同学无论医生怎么给他解释“再生障碍性贫血”是一种非常非常危险的病，如果不进行紧急治疗就有可能危及生命，而且一般患上这种病在发病一年内能生存的仅为96％……“你们别吓唬人！我才刚刚20岁，从小生长在山里，啥苦都吃过，好端端的怎么会死呢？”封延会拒绝医生的劝阻，更不同意留下来住院。他不相信命运对他如此不公。如果说我身体虚，营养不够，这我承认——每天三餐永远是不变的馒头、粥和5毛钱的菜，那是肯定体质差些，贫血嘛也有可能。从现在开始注意些，吃得好些就行了吧！封延会有自己的理论，他嘴上跟医生们硬，但他心里明白：我这也没法子啊，一天三餐馒头稀粥加5毛钱的菜，一个月下来也得120元出头。120元哪！你们知道我家里每月给我这么多钱是多么不易啊！我、我怎么可能不贫血？就是现在贫血了我也绝不可能会多出一分钱去补一补呀！医生们，行行好吧，我、我要上学，我要上大学呀！
封延会从医院跑回来，一头倒在床头，他再也忍不住心中的痛苦与恐惧，抱着被子嚎哭起来，哭得整个宿舍的同学都跟着流泪。大家心里都清楚，苦出身的封延会，能走进大学门已实为不易，你看他天天穿的是什么：一件暗红上衣，一双几经修补的球鞋，不分秋冬春夏，从来都是这一身“行头”。同学们还知道他的书包里只有三样东西：课本、图书馆借来的书和饭盒。
“封延会太爱读书了，我们得帮助他，即使抽遍我们每一人的血，也要延长他想完成大学学业的生命！”当同学们得知封延会的病在配合治疗的同时，还必须在相当长的时间内依靠输血来维持其年轻的生命时，发出了出自肺腑的豪言。
1997年4月17日，河北大学播放了《离开雷锋的日子》的电影。18日上午，校园宣传栏上出现了一张言词动情的巨幅海报：“……看影片情动于衷我们落泪，扶危济困河大人没有沉默；回现实情发于外迅即行动，激浊扬清大学生舍我其谁？”这是一篇专门为动员师生们为封延会献血的特别海报。
“封延会？封延会怎么啦？”
“听说是个经济困难学生，得重病后要输大量血才能维持生命……”
“真不幸。能帮他做什么吗？”
“献血呗。”
“走，只要让同学的年轻生命得以延伸，我愿献！”
“好，咱们走！”
那几日，河北大学的校园内到处是有关封延会与献血的话题。学校领导也发出了“不惜一切代价、挽救同学生命”的号召，顿时，一张张“守住生命的烛光”、“献血献爱心”的决心书、海报，在河大校园的每一个角落传扬。
首批百名献血者还没有来得及完成验血，长长的队伍后面又接上了一个更长的新队伍……艺术系的一位同学在体检时血压偏高，医生不接受他的献血要求，这位同学就再次排队，第二次血压仍高又没通过，他再去排队，一连排了三次共三个多小时的队，但终因血压偏高而被医生拒绝。“你们今天不要我，那我明天再来。”天已黑了，这位同学看到医生们就要离开献血现场，仍这样不服地说道。一位家在石家庄的经济系同学第一次抽完血后仍不肯走，他对医生说，因为我从小生活在一个富有的家庭，所以并不了解那些经济困难同学的真实情况，平时还总有些看不起他们。现在让我用自己多献的血，以表我过去的那份歉意。最后他还是献了比别人多一倍的血才离开现场。
苦孩子封延会在短短的几个月里经历了几个“没有想到”的事：9月，他没有想到自己一个山娃娃竟以绝对的高分考上河北大学；他进大学后竟然会因没钱而无法生活下去，想不到是学校的一份勤工俭学岗位使他快要窒息的学业重新焕发了生命活力；他现在更没有想到的是自己的血管里竟然活脱脱地流淌着近400名母校师生们的热血和近万名亲人们的情……血浓于水，情高于山。当滴滴凝聚着情与爱的鲜血，流进封延会的血管，一个垂危的年轻生命从容地甩下死神，重新回到了他那可爱的大学校园，再次拿起法律专业的课本时，封延会的眼里所看到的则是一个映满了他全部视觉的大国徽——那是人民共和国的国徽。在那鲜艳的红旗和金灿灿的天安门下，封延会感受的是一片阳光无限的蓝天和又一个生命的驿站……
一个人与一群人的故事
与山西大学师范学院刘向阳同学的访谈，是我采访的几百名贫困大学生中谈得时间较长的一个。这不仅是因为刘向阳现在是贫困大学生中获得荣誉最多和最高的一个（他现在是“国际青少年消除贫困奖”获得者、中国大学生跨世纪发展基金。建昊奖学金特等奖获得者、团中央授予的“中国保护未成年人权益优秀公民”等十几项荣誉的著名人物），更重要的是这位有过多年打工求学特殊经历的大学生，如今仍在边学习、边打工的同时，带动和影响着他身边的一群大学生在自强、自立的道路上阔步前进。
其实，作为一名贫困生，刘向阳在过去的十几年学业生涯中早已给我们留下了一份非常沉重而又宝贵的精神财富。但是关于他的事迹则很晚才被人家发现并公之于众的，还纯粹是一次偶然机会。那是1996年岁末，山西省新闻界报道了一位74岁的老太太在十四年前捡了一个弃婴刘娜。十四年来，老人含辛茹苦将孩子拉扯大并送进了中学。无固定收入的老人为了这个没户口的孩子能继续上学，不得不拖着老弱病残的身体上街扫地供刘娜上学。当新闻镜头频频对准这位老人和刘娜小朋友时，人们发现了在她们身边还有一位年轻的小伙子。这位小伙子是怎么回事？他与老人和刘娜小朋友是什么关系？观众们纷纷要求了解这一情况，于是记者们转过头来把镜头对准了这位小伙子。这时，人们才发现，在这位小伙子身上还有更催人泪下的故事。
这位小伙子当然就是刘向阳，他是被老人的事迹所感动自愿关照这一老一少而进入这个家的。提到刘向阳，我不能不用一些篇幅来介绍他在十几年间面对诸多巨大的困难而自强不息的感人经历。
刘向阳的家在吕梁山区的一个叫前峡村的小山村。村子小得不能再小，七八户人家；村子又穷得不能再穷，全村惟一能称其为“动力”的是那座磨面的石磨。自然不会有专门的学校，孩子们想上学必须翻过山、走很远的路才行。刘向阳的家境不比别人好，直到9岁时，母亲才让他背起那个用碎布头缝成的书包，踏上了那条通往他乡的上学之路。这是个什么学校呀！一个民办教师、一个黑乎乎的窑洞，便是这所学校的全部。但没有出过大山的刘向阳，却从此激发了对知识与外部世界的渴望，并再也没有任何一种力量能阻止他的求学宏愿。但命运偏偏爱跟这样一个苦孩子作对。11岁那年，他父亲因一次车祸甩下他和母亲及一弟一妹而去。苦命的母亲还没有擦干泪水却又背负一身债款，身边的儿女则拉扯着她的衣角在哭喊着：“饿、饿……”
“小阳，你最大，别光念书，得帮帮妈呀！”急得无路可走的母亲冲着11岁的大儿子嚷嚷起来。小向阳明白地点点头。
11岁的孩子能做什么？11岁的小向阳则像一个成年的汉子勇敢地走进了建筑工地。工地上的人知道这是个苦孩子，便不忍心把他赶走。于是小向阳学着大人的样，开始干起摆砖、和泥、搅石灰、擦砖缝、背石头等不属于他这个年龄的人干的活。可毕竟他人太小，一次只能搬上两块砖；擦墙缝时又因个头太矮，铁砂还没磨几下，他上仰的眼里已经被灰尘弄得无法睁开。工头实在有些生气了，几次把他的铺盖扔到门外，但稍一会儿，可怜巴巴的小向阳又把它拎进了屋……
“给，你的工钱！”当一个暑假快要完时，工头郑重其事地把9元6角钱放进刘向阳的手里。这是刘向阳第一次经手钱，小小年纪的他马上明白怎么使用它。刘向阳至今记得当时他用7分钱买了一个作业本，2分钱买了一支铅笔，剩下的全部交给了母亲。他甚至还清楚地记得母亲当时是怎样流着泪从箱子底下为他找出书包，并抱着弟弟和妹妹一路将重新上学的他送出村口很远很远的地方。从那时起，刘向阳才开始真正懂得了没有父亲后的这个家里他做大儿子的责任。生长在穷人家的孩子总是早当家，刘向阳则比别家的穷孩子更早地当家了。在这之后的岁月里，他一边上学一边做一些短工，以保证自己和弟弟能继续上学。为此他挖过山药、摆过地摊、修过公路、装过货车、下过煤窑……上高小时，他一面要带着小弟，一面要干他每天必须干的活。山里的水是山里人的生命，刘向阳家的那个山洼里没泉，只能到几里外的另一山洼担。正好这泓泉离刘向阳上学的学校不远。为了让母亲少一些操劳，刘向阳便先把水桶带进教室，等一放学，第一个任务就是去担水，他的那副坚硬的双肩就是从十一二岁开始练就的。山里人除了靠几亩薄地糊口外，能换来几个现钱的机会只能是上山去挖山药。一次，刘向阳利用星期天带着弟弟一起上山挖甘草根，兄弟俩在一个山头上发现了一团很大的根系，高兴得只顾拼命往下挖。这时在他们的脚下露出了一个无底的山洞，向阳发现足下一阵松软，下意识地揪住弟弟往后退了一步，就在兄弟俩刚刚移足时，他们原来站的那块地方“轰隆”一声，整整一大片像魔术似的消失了，留下的是一个见不到底的大黑洞……向阳拉着小弟的手，半天直不起身子——他真的吓坏了。
初二了，家里一下多了两个人，一个是继父，一个是更小的弟弟。向阳因此觉得自己更大了，也因此意识到必须为家里承担更多的责任。十三四岁的他无权去选择花季的阳光，等待他的则是永远的煎熬苦雨。向阳的家乡也出煤，那些有能耐的人到处建起煤窑发财，而没本钱的便只有出苦力挣苦钱。不用说，向阳肯定属于后一类人。这一类人需要的是力气，也需要的是玩命——毫无安全设施的小煤窑通常是那些私人业主开的，他们只管从你身上榨取油水，至于其他只能听天由命了。那时向阳其实根本不懂得这些，他只知在小煤窑干活比其他地方赚得多些。他便从那学期开始与一家小煤窑主讲定：节假日来煤窑当装卸工。有一次，正逢庙会日，煤窑上的工人都去赶集了，只剩下向阳一人在矿上。这时有一辆车来拉煤，向阳瞅着没人，便提起铲子自己干了起来。装煤的人不相信这么个“小民工”能装得满10吨重的一辆大煤车，但6个小时后，这位刚比车胎高不了多少的“小民工”真的把煤车装满了……入夜，累得散了骨架似的向阳一睡下去就到第二天大天亮。当他推门往外看时，下了一夜雨而聚集的山洪，早已把煤场上的那座十几米高的煤堆冲得无影无踪。向阳再一看，不由大惊失色：自己呆的那个小棚棚，仅距奔腾汹涌的河床咫尺之遥！那一天，他在回家途中，一路都看到被洪水冲到岸边的人尸、畜尸……
初三了，穷人家的读书人忙着为考中专而喜而愁。中专，几乎是所有那些既期望孩子出息、又期望早早卸下沉重负担的贫困家庭的家长们为自己子女首选的出路。向阳也不例外，但他却以几分之差破灭了父母的期望。“别念了，该到成家立业的年岁啦！”向阳第一次感觉继父和母亲的话那么刺耳，他为此伤心地落下了泪，独自默默地扛起行李，到了一家个体煤矿干井下“推坡”活。那井下的日子不堪回首，向阳一点也记不得了，他只记得那次挣回了100多块钱。别小看这100多块钱，它给刘向阳求学的信念如增千倍力量：妈、爸，我要上高中去，将来还要上大学。从现在开始，我不要你们任何负担，以后我读书、盖房、娶媳妇什么的全由我自个儿担着。
老实巴交的继父和母亲没有阻挠他。但三年后的高考失败，则使刘向阳陷入了几乎难以自拔的痛苦：难道这就是山里人的“宿命”，难道就该听大人话早早娶个媳妇成个家便万事大吉了？不！我不——！刘向阳无法接受这残酷的现实，他倒下了，直到家人将他送进镇医院整整输了十天液……
病好后，刘向阳放下书包又跑到窑井下干起了“推坡”。一个月后回到家，他把200元工钱一半交了继父，一半留在自己的口袋里，并告诉母亲：我到城里去补课，明年还想考一次。这回继父终于发火了，说什么就是不同意。
“我自己的路自己走！”刘向阳临出门时，无奈地与继父翻了脸。
然而命运是如此地捉弄他：第二次高考又以7分之差成为一枕黄梁。面对一贫如洗的家和成天板着面孔的继父，这回轮到刘向阳无话可说了。他开始有些“认命”了，在揭榜的第三天，他扛起简陋的行李，来到另一个私人小矿当起了真正的矿工。矿主交给他的活是在煤井下拉车，这是一件非常非常危险的苦力活，那些私营小矿根本谈不上任何安全设备，只是在认为可能塌方的地方打几个木桩便算了事。昏暗的井下，仅有三尺高的通道狭窄而坑洼不平。拉车人只能弓着腰，顺着车辙小心翼翼地左躲右闪地往返。老板见一身文弱书生气的刘向阳，好意想给他换个活。但刘向阳没有答应，因为他心里仍怀着一个不想被别人知道的“秘密”：争取多挣些钱，重新补习高考。
下井三个月了，刘向阳一算该有一笔较为可观的工钱了吧！于是他那深藏在内心的“秘密”又开始涌动。
“老板，我要去临汾上课，能把工钱结给我吗？”
老板有些为难地对刘向阳说：“年关了，外头有几笔款还没来得及结回来。这样吧，你先去那儿，我保证尽快给你寄出。”
“那就说定了。”刘向阳走出矿井，怀揣仅有的10元钱，重新踏上了求学的艰涩之路。为了省下每一分钱，他不得不打起几十斤重的铺盖和书籍，步行到200里外的临汾。那是一段令刘向阳永生不忘之路。整整三天三夜，他在被风雪覆盖的漫漫盘山路上，一步一个脚印地艰难跋涉着。饿了，从怀里取出干粮啃几口；渴了，抓一把雪团往嘴里润润嗓子。天黑了，找一间路边没有人住的草棚打个盹。有一天夜里，他在荒野的残垣下被冻醒后不得不借赶路的热量继续往前走。当他走到临汾时，已经筋疲力尽，他庆幸自己没病倒。“好了，太阳出来啦！”刘向阳抬头望着耀眼的太阳，心头仿佛有一种预兆：这回我刘向阳的命运可能要重写了！
一年后的1994年9月，刘向阳终于如愿以偿，他以全县第一名的成绩考上了山西大学师范学院。在得到录取通知书那天，刘向阳赤条条地躺在黄土上，他内心有个强烈的愿望：让阳光把沉积在自己身上的所有霉味统统地晒掉……
从吕梁山的黄土坡，走到省城太原，刘向阳的第一感觉是这是个全新的世界：美丽的校园，繁华的大街和富有的人们。但他同时也发现：在这个全新的世界里，他刘向阳还是个穷人。交不起学费，不敢像同学们一样吃个很想吃的炒菜，更不用说上街买什么东西了。怎么办？这儿既没有可供他打工的煤窑，也没有能让他拉车的矿井……难道我刘向阳的名字白起的吗？难道这个世界上偏偏不让一个叫“向阳”的人去沐浴阳光？不，我不信，刘向阳苦涩地自己对自己调侃起来。然而就在这时，他又获得了另一个发现：城里也有比山村更多的赚钱地方。比如卖个什么小玩艺儿，做个什么生意啦，一转手就可能赚好多好多钱哪！
这时的刘向阳，像所有刚进城的山里人一样，他被眼前的花花世界有些弄迷惑了。1995年夏，他结识了一个生意人，开始帮着人家联系到他老家办煤厂的事儿。刘向阳想的不错呀，如果这桩生意做成了，既能为家乡建设助把力，又能解决自己上大学的费用，说不定还能供弟弟妹妹上学哩！但刘向阳怎么也没有想到这做生意远比他下井拉煤要复杂得多，没几日，那个原说准备投资的人甩手不干了，刘向阳白白忙活一通不说，光中间为此事来回东借西挪花掉的就达2000多元呀！偏偏又赶上新学年开始得向学校交1000余元学杂费。两大笔钱一下集中在一起，刘向阳简直到了绝望的地步。一时间，刘向阳的精神几乎崩溃了。系里不得不派人把他送回老家以便让他好好休息，但老师和同学们发现，才三天时间刘向阳便已经回到了教室。
自小饱经磨难的刘向阳没有被意外的挫折所压倒。当重新站立起来的那一瞬间，他明白了一个道理：干什么事必须脚踏实地，量力而行。
从此，在老师和同学们的眼里，刘向阳变了，干什么事都异常稳健，格外踏实，而且心境也显得开朗。而刘向阳自己呢，他也从教训中重新寻找到了自己的位置。他发现自己很适合从事家教一类的勤工俭学，而且由于为人诚恳与热情，使他在家教中不仅寻找到了越来越多的打工活源，而且认识了一批真正热心的好人。很快，刘向阳完全摆脱了自己经济贫困的阴影。而没有了经济压力的他，在学习上更加得心应手，他的积极参与和大胆管理又使他成为班上的班长。一切进入良好状态后的刘向阳，越来越感到自己有许多潜力可以挖掘，他把自己的时间进行合理安排，除了确保个人的学习和勤工俭学外，开始将一大部分精力用于帮助同班的贫困生摆脱命运的困扰。比如说，班上有几个贫困生总也抹不去心理上的自卑感，因而入学几年各方面仍非常吃力。他就逐个逐个带着他们在生活与学习的现实里进行自我调节训练。比如说，有位贫困生找了很多勤工俭学岗，从星期一忙碌到星期日，但仍然不能解决基本的生活费。刘向阳便带着这位同学到打工的现场进行言传身教，特别教育同学们干什么事都首先要做到以诚待人、以信待人、以实待人。学校的那些带有照顾性的勤工俭学岗位来了，刘向阳总是让给那些比自己困难得多的同学。1997年12月，刘向阳获得“中国大学生跨世纪发展基金。建昊奖学金”特等奖后，他除了将近2000元捐献给“希望工程”和资助刘娜小朋友外，还在本校建立了“山西大学师范学院贫困优秀生基金”。这也是中国大学校内第一个由贫困大学生以个人的名义设立的奖励优秀贫困生专项基金。如今在刘向阳的身边围聚着一大群贫困生，他们一方面接受刘向阳的心理与方法上的指导，另一方面以刘向阳为榜样开展着有声有色的自立自强活动，成为山西高校内的一道独特风景线。
与刘向阳相比，武汉中国地质大学成人教育学院976111班的王国栋同学，在自己还是被拒之大学门外的不幸者时，他便成了大学贫困生们自立自强的榜样和坚强有力的后盾。
看来1993年对相当一部分人来说是个不佳的年份，那一年不仅刘向阳以7分之差失落于高考的大门之外，王国栋那年也正好差了7分而未圆大学之梦。在“黑色七月”败下阵来的人是最痛苦的一族，他们既要经受自我的折磨，还得面对来自各个方面的热讽冷嘲，而且一朝失落，似乎在所有人的眼里，你这辈子的命运将从此黯淡无光。王国栋当初同样面临这严酷的现实，他因家境贫困没像刘向阳那样地走出大山去复读，却到了宜昌的一个石材公司当了一名农民合同工，整天与坚硬的大理石打交道。外人不理解的是，有了稳定收入的王国栋不仅没像村上的同龄小伙子忙着盖房娶妻，而是东奔西颠地把用苦力挣来的钱，全都援助给了本村和邻近那些准备考大学却又经济困难的人。
像比自己念高中时低一届的本村张祖德，这孩子很苦，4岁没了娘，5岁爹瘫痪，13岁时哥哥得了精神病。这么多不幸全给了苦命的张祖德，可小张不认命，咬着牙从小学念到高中。王国栋虽在外地打工，但对张祖德准备考大学的事是知道的，当然也清楚小张是空着肚子在与命运拼搏。王国栋从宜昌当合同工拿回第一笔工钱往村里走时，他没进自己的家，径直去了张祖德家。一打听张祖德不在家。“到哪去了？”“上学校复读呢！”“噢，那我就去学校找。”王国栋出了张家，翻山越岭二十余里，天黑才赶到学校。“这600元钱是给你的。”王国栋见张祖德的第一句话就这么说。“国栋，你这是干啥呀？”“没啥，你不是要考大学嘛，没钱你咋坚持到高考？”张祖德感动得说不出话。在王国栋的帮助下，这一年，张祖德成功地跨进了大学门。得知同村好友考上大学的消息，王国栋似乎比自己考上还高兴，他从干活的工地专程回到村里，见张祖德后，王国栋做的还是同一件事：“祖德，你家贫，上大学的学费我包了，另外以后每月保证给你寄去100元生活费……”从小缺少亲情的张祖德，双膝“扑通”一声跪在王国栋面前：“国栋，让我以后叫你哥吧，啊？”
事过一年，同村青年李兴桂考上了武汉大学图书情报学院。王国栋听后很激动，他找到李兴桂：“你考上名牌大学，是我们秀水坪村人的光荣。兴桂，你家境困难，供你上大学一定有很大困难，我每学期资助你200元，算是个补贴吧。”李兴桂一直在村里读书，村上的事哪一样他不知晓？“国栋哥，你在外做苦力挣钱不易，可你既要资助祖德，前不久又帮助宜昌的一名经济困难生免遭退学，而今你又来帮助我……”李兴桂不知说什么好。
1995年，王国栋除了继续资助同村的张祖德、李兴桂外，又承担了宜昌大学、宜昌师专和宜昌第一技工学校的三名贫困生的生活费。而他所做的这一切，都叫人有些无法理解之处。有人说是不是王国栋把自己的“大学梦”转附给了他人，并以此获得某种心理上的宽慰？可又不全像。人们发现王国栋在做工的同时仍没放弃他想上大学的念头。就是在高考落榜后的第二年，王国栋还专门从做工的单位赶回到县城，只是在临上考场时，他听到自己的邻居邹志信上吊的不幸消息后，竟然背起书包离开了考场。有人看到他回家后就奔邹家，把本来用于高考的钱都给了邹家的孤儿寡母。
不可思议。难道王国栋自己真的就对上大学无所谓了？或者他命里注定“没那个能耐”？
“不！在我第一次高考受挫后，我比谁都更加强烈地想上大学，而且我同所有贫困的农家子弟一样，把上大学当做年轻时的最高理想。但正是因为有了第一次高考失利的亲身体验，我才更加强烈地意识到那些贫困家庭的儿女是多么期待摆脱命运对他们的不公。他们比任何人更需要援助之手，然而却又常常得不到。拉一把，也许他们明天就是祖国的栋梁；冷一语，也许他们就成了霜打的路边草。在这决定千千万万个青年人命运的关键时刻，雷锋精神显得多么宝贵。雷锋，我要追寻你。我要像你一样将个人得失完全置之度外，像你一样将有限的生命投入到无限的为人民服务之中去。也许追寻你的道路是崎岖的，也许在追寻的同时会有许许多多的失去，但我心甘情愿……”五年后的今天，当我们有机会翻开当年王国栋的日记时，才彻底明白了几年前他所作所为的全部谜底。
1995、1996两年，王国栋两度参加成人高考都如愿以偿地拿到了录取通知书，然而为了继续负担起已经资助了几年的几位正在上学的贫困生，他暂时放弃了入大学门的机会，而是留在大学门外的工地上继续卖苦力挣钱。1997年，王国栋资助的六名学生均已完成或快要完成学业了，这时的他便再次信心百倍地走进考场，并以579分的全县最高分考入了中国地质大学成人教育学院计算机专业。但命运却与王国栋开了一个残酷的玩笑：当他考完不久，他工作的工厂却因生产线改造而停产。“这可怎么好？每年3500元的学费外加几千元的生活费从何而来呀？”王国栋没有想到通过自己的捐助把别人送进大学又让他们完成学业后，轮到他王国栋自个儿进校门时却又被贫困这只可恶的“拦路虎”难住了。指望家里是不可能的事，于是为了挣出入学的学费，那6、7、8三个月里，王国栋不管烈日当头还是刮风下雨，天天头戴草帽、脚穿解放鞋，奔波在宜昌城区的各个工地做零活，然而当他向学校交完1000元的预收费后，已是身无分文。王国栋陷入了绝境。就在这时，社会没有忘记这位好青年。他原在的石材公司决定承担其14000元的全部学费，宜昌市市委、团委机关的职工们也给王国栋捐助了近2000元。更值得一提的是，曾长期接受王国栋资助的张祖德、杨朝明两位同学此时已毕业并走向工作岗位，他们得知后马上尽自己所能反过来资助往日的恩人。
1997年9月8日，在大学门外整整徘徊了五年的王国栋，终于迈进了大学门槛。现在他是中国地质大学成人教育学院的大二学生，并担任班长和学院学生会副主席。除了学习和打工解决自己的学费与生活费外，王国栋依然像个老大哥那样只要一有空、一有能力，就去帮助那些困难的同学。身为班长的他，已经几次组织全班同学义务为本校贫困生解难和捐资。更重要的是他以自己的言传身教，为经济困难的同学树立了学习进取的榜样。1997年底，王国栋被团中央授予“中国杰出青年志愿者”称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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