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8年4月29日，北大校园内异常喜气。因为师生们都知道今天有位贵客要亲临校园，他就是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江泽民。上午，才艺卓著的江泽民主席或在与教育界泰斗畅谈之际，或在参观北大新落成的图书馆途中，时而出口成章，时而高歌咏赋，给百年大庆的北大校园带来阵阵涌动不息的春潮。临近中午12时，江泽民主席来到了学生食堂，正在就餐的学生们沸腾了，他们想不到国家主席如此平易近人地来到了他们中间。特别令学生们激动的是，江泽民同志亲切地走到一个打菜的窗口，饶有兴趣地看着一位同学用一张磁卡在买饭菜。当他得知全国高校的大学生都有这张生活磁卡，而学校有关部门正是通过这张磁卡上出现的“晴雨表”来及时掌握和解决那些经济有困难的同学生活问题时，情不自禁地高举起那张小小磁卡，连声说了几个“好”、“好”！

        总书记手持磁卡的镜头在当晚的“新闻联播”中播出时，团中央机关的一些干部特别激动，因为对大学生手中那张磁卡的诞生和后来开展全国性高校济困工作的过程，他们最知其来之不易。

        1994年下半年的新学年开学后，北大、清华在内的几十所重点高校按照国家教委指示精神，首先开始了“双轨制”试点工作。随着对新生入学的收费，一批家庭经济困难的大学生随即出现了上不起学、进了校门也面临辍学的严峻问题。作为主抓青少年工作的团中央，像敏锐地关注山区失学儿童一样，又一次敏锐地把目光投向了大学贫困生群体。也许是十几年来开展声势浩大的“希望工程”使团中央的领导们有了一个更清醒的认识：组织和动员几千万失学儿童重新走进课堂其任务艰巨而繁重，而如果眼巴巴地看着好不容易通过“希望工程”培养出来的学生，最后仍因经济贫困而不能进大学门，或者进了大学门又不得不面临辍学，这实在不仅是学生本人的不幸，更是民族的悲哀。

        “我们应当全力配合国家教育部门，像抓希望工程一样地关注大学贫困生问题！这件事关系到下世纪科教兴国的大业，一定要抓紧、抓好！”团中央的书记处会议上，青年工作的领导干部们激情如潮，迸发出一个共同的心声。

        贫困大学生之所以贫困就是手头缺钱，要开展帮助他们的济困助学工作缺的也是钱呀！团中央作为共青团的最高领导机关，它本身并没有钱，当年由他们一手发起的“希望工程”也是一项公益事业，靠的就是动员和鼓励全社会“众人拾柴献爱心”。如今进行大学济困助学，路子还是一样。团干部们戏言：他们是专业的“星星之火”火把手。可不要小看了这火把手，现在我们人人都知道、就是在联合国也挂上名的中国“希望工程”便是他们搞起来的。在最初时的1989年，当团中央领导听说联系上了第一笔2000元的“希望工程”捐款时，喜得奔走相告。常务书记刘延东亲自带人前去捐款者那儿接受捐款。十几年以后的“希望工程”是个什么样，今天我们都看到了，它已经成了深入亿万人心的中国最大、最广泛的一项公益事业了。团中央有关部门开展大学贫困生济困助学这项工作时，形势并不比“希望工程”的初期乐观。1995年12月，他们商议在新年的寒假来临之时，进行第一次有影响的全国性救济贫困大学生活动。战略部署一经确定，剩下的就是找钱——没有钱只能是纸上谈兵。

        最初谈定一家企业资助，捐款仪式也隆重地安排妥当。不想半途出岔，有关部门的负责同志赶着星期天不休息，操起电话，向熟悉和不熟悉的企业“老总们”求助以解燃眉之急。就在与原定的捐款仪式仅差十几小时之时，棘手的问题终于有了转机：深圳黄金灯饰集团公司老板、著名的青年民营企业家夏春盛先生，同意出资捐助，每年40万，连续三年共120万！

        深圳的夏春盛老板救了青年干部们一急。于是，一场声势浩大的“关注贫困生”跨世纪公益活动拉开了序幕。

        1996年1月底前，团中央、全国学联将首批由深圳黄金灯饰集团公司捐助的40万元济困助学金，发到了高校的630名贫困生手中。团中央第一书记李克强等4名团中央主要领导赴北京、重庆、西安和新疆等地的高校，亲自将济困金送到学生手里。从此，为中国大学贫困生济困助学的活动开始在全国蓬勃兴起，广大民众也在各种媒体上认识了一个过去不曾听说的名词——“大学贫困生”。

        大学还有“贫困生”呀？社会主义大学里还有人饿着肚子、半途辍学的呀？老将军洪学智坐不住了，拿出几千元积蓄，让秘书迅速送到全国学联。

        老部长孙大光躺不住了，在病榻上吩咐老伴张刚女士：“把家里那五十多幅书画交拍卖公司拍卖掉吧！孩子们连大学都上不起，我心疼哪……”老部长南征北战六十余春秋，那些书画都是中国近现代书画大师任伯年、吴昌硕、齐白石、张大千、李可染、潘天寿等人的杰作，上面大多落有老部长名字的上款，价值连城。“设个助学基金，奖给我的那些安徽籍同乡贫困生。”老部长爱家乡，也爱家乡的下一代。

        老院长慕玉生呆不住了。翻箱倒柜，把一直没动的三笔政府补发的战争负伤荣誉金、一笔“文革”后重返工作岗位的补发工资和离休后从事种植业所得的积蓄，全部拿了出来。“哇，二十几万元呀！”儿孙们好不惊喜，他们从没听说一向俭朴的老爷子还有这么巨额的存款。慕玉生抱歉地对儿孙说：“这些钱我一直留着没舍得拿出来。现在该是时候了，我要设立个‘寒窗基金’，奖给那些念不起大学的苦孩子……”慕老用这些钱先后资助了19名贫困生上大学。

        花木工张俊年是在《中国青年报》上看到一则贫困生问题报道的，他睡不着了：咱老百姓能做些啥贡献呢？哎，我们俩人一月的工资加起来有一千来元吧？我想每月从中拿出100元捐助一个贫困大学生读书，你同意吗？张俊年用胳膊轻轻碰碰妻子。妻子打了个翻身，说：啥事我没依你？张俊年一笑，第二天正好口袋里有100元钱，他跑到邮局，向全国学联填了张单子……从这以后的第二个月开始直至今日，张俊年每月领到工资后的第一件事，便是乘车到全国学联办公室，亲自交上100元捐助款。现在他还是济困助学的青年志愿者，每天下班后他多了一件事：向认识和不认识的人介绍为贫困大学生们济困助学的意义。

        ……

        上面的这些事，都是我从团中央机关了解到的。因为材料大多是从特别设立的“全国学联济困助学办公室”的卷宗中获得的，所以只能以简单的排列形式来告知读者，其实在这些人和事的后面都有一个个感人至深的细节。由于这些做善事的人，几乎没一个人愿意接受外界采访，所以社会上很少有人知道他们的事。有位老将军从1990年开始就已经为援助失学儿童的“希望工程”资助过十几万元，每月的离休工资一大半给了山区苦孩子。当他从广播里听说有那么多大学生因经济困难而面临十分艰难的生存问题后，又强制自己戒烟戒酒，每天再省下5元钱来帮助某名牌高校的一个贫困生完成学业。而像这样的事，自1996年1月，团中央和全国学联开展为贫困大学生“济困助学”的活动之日起，全国各高校的学联、团组织内都能找出一大批来。

        那天我在南京大学采访，江西籍的大四女生朱早红拉住我，第一句话就非常激动地告诉我，她已经同南京某国家科研所签好了就业协议书。她拿出那份已盖上用人单位大红章的协议书给我看时，双手在剧烈发抖。后来听了她的自我介绍，我才明白这位临将走出大学门的女孩子不可能不激动。朱早红的家在江西临川，那是个十年九涝的低洼山区。她上高中时就是方圆十几里惟一的一个女生，后来她考上大学、考上名牌大学更是当地女界第一人。可小朱的家里贫困，父亲早逝，她与母亲和弟妹五人，靠种五六亩山田度日，无灾无旱的年份里全家人勉强能解决温饱。她考上大学那年却又遇发大水，家里几乎颗粒无收，偏偏她在办理上大学的“农转非”时，有那么个部门竟反要她交550斤“上缴粮”，最后还是好心的粮管所职工代她交了一笔钱才算了事。可是面对入学通知书上写的2000多元学费，小朱傻了眼。母亲一边唉声叹气，一边劝闺女：“咱是苦人家，你就认了命吧！”朱早红不服，说我从小就知道“我们是祖国的未来”，就不信没人救救我们这些穷人家的孩子。真是人小胆大，朱早红提笔就给当时的省长吴官正写了一封求助信。“说实话，当时我是赌气给省长写信，根本没想能顶啥用。但我万没想到的是吴省长真的回了信，而且专门又寄给我1000元钱……”朱早红说她接到吴官正的信时，才真正从心底里感受到了什么是“共产党好”。这位女大学生后来转上了好运，乡里、县里的干部也都学着省长的样，为她捐款捐物。不过朱早红内心最深刻的感受还是来自吴官正这位“大官”那儿。因为进了大学门的朱早红又一个“没想到”的是，后来已当了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山东省委书记的吴官正，仍然一如既往地帮助、支持她读完了四年大学，并经常写信鼓励她好好学习。有一阵小朱因为没拿到奖学金而很苦闷，吴官正得知后写信对她说：“只要你努力了，这就够了！”一位日理万机的党的领导人，正在中南海的紧张会务期间，能给一名普通学子亲笔写下这般语重心长的话语，还有什么能比这更激励青春斗志的？已经走上工作岗位的朱早红不久前写信对我说：“我现在想的最多的是怎样来报答社会，因为我过去‘拿’得太多，以后的日子就该我为别人‘拿’了，只有这样我才对得起所有曾经给予我关爱的人……”我相信这是女大学生的肺腑之言。

        在山西，我见到了另一位与大学贫困生打得火热的省委书记，他就是被山西人民誉为“我们的好书记”的胡富国同志。到山西之前就听山西作家协会的朋友说过许多胡富国的轶事，比如他专爱在山西治穷，为了修那条“太旧高速公路”，他号召干部带头捐款，结果有人为此事整整告了他四年状，而老百姓因为有了一条可以走出大山的通天大道而就差点没呼“胡富国万岁”；路刚修好，他又来个卖掉身上的衣服也要“引黄入晋”，山西过去穷就穷在没水上，但办这么大的好事自然也会在一些利益上得罪某种人。还真有人干得出来，用爆炸他的住宅相威胁。可胡富国说，你就是把我炸烂，我也要流尽最后一滴血把黄河水引到山西来。有人因此上中央告他“像阎锡山一样爱山西”，胡富国知道后大叫“冤屈”，说：“我在提‘爱山西’的口号前面，还有‘爱党’、‘爱国’嘛！”嘿，他就是那么个既幽默又敢作敢为的人。大学里的老师、学生，更喜欢胡富国去，因为“我们的胡书记”说实话、办实事。他到山西农大考察，见学生们连个像样的吃饭地方都没有，当即指示有关部门解决。这个学校的贫困生太多，胡富国听了直掉眼泪，说我这个省委书记也难当，山西有那么多穷的地方要根治，大钱要花在能彻底改变旧貌的大地方上，但眼下也不能让娃娃们饿着，我胡富国眼下能做的是每天让娃娃们吃上一个鸡蛋。“副省长，这件事你一定给我办好！”胡富国脸色凝重地对陪同他一起到农大的副省长说。那副省长点点头，“可你没记下嘛！”胡富国盯着那副省长，直到看着他用钢笔在小本本上记下这事才换了话题。在太原，我有幸与这位被山西人民传神的省委书记面对面地谈论有关贫困大学生的话题。一提起这，他马上显得很焦虑地说：咱山西贫困大学生多啊，我曾作过一个调查，其中国防工办有个中年妇女，培养了两个大学生子女，可家里经济困难呀，靠卖血供孩子上学，后来她自己闹了贫血症。农村家的孩子上不起大学的就更多了，许多苦孩子就连中学、小学还都念不起呢！我来山西当省长、省委书记后，与省里的同志一起就抓了三件事，其中第一件事就是改善贫困山区的教学条件。我们山西底子穷，可再穷不能穷教育，再苦不能苦孩子呀！我们管教育的副省长代表省委、省政府向全社会做出承诺：不能在山西出现一个因家庭经济困难而退学的大学生。这是我们全省的承诺，可是个硬指标啊！为了实现这个目标，我对省长就说过这样的话：“我胡富国和你孙长盛省长，要是有那个靠卖血供孩子上大学的妇女百分之几的精神，咱山西省所有上大学、上中学和上小学的娃儿就有活路了。孩子 们今天有了活路，咱还愁山西明儿没前途？”胡富国的魅力就是在于他说话干事总是带着浓烈的感情色彩。他公开提出的“要带着感情抓教育”的口号，在山西全省深入人心。其实，中国共产党人要实现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宗旨，需要的正是这种感情色彩。胡富国对贫困学生的特殊感情，还在于他自己青年时代有过一段特殊的经历。这位煤矿工出身的党的高级领导，从小生活在一个贫苦的农民家庭，上学时的苦难岁月深深地烙在他的记忆中，而母亲为了保他上大学忍痛让两个女儿辍学当文盲的那块伤痛，至今一直留在胡富国的心头……

        关于我们党和政府的高级领导关心爱护贫困大学生的事不止一二个人在做。早在1995、1996年时，李鹏总理就曾多次专门从“总理基金”中拨款给不能在寒假时回家的贫困生送去路费与棉衣等钱物。主管教育的李岚清同志近年来每一次到高校视察工作，几乎都要提及贫困生问题，而在他的多次亲自过问下，全国高校的贫困生问题越来越引起各界重视。教育部近几年也连连推出新举措，使各高校的济困助学工作纳入教育改革的重要内容，并有步骤地逐一落到实处。河南、江西、上海等省、市政府，把解决大学生经济困难问题的工作列入政府行为，建立了保证贫困大学生最低生活费和“济困基金”等制度，从而使当地的济困助学工作走入经常化、正规化、制度化。所有这些，都说明了党和政府对贫困大学生们的特殊关爱。正是党和政府对寒窗学子的这份特殊关爱，影响与激起了每一位善良的中国人的爱心。值得一提的是福建恒安集团公司总裁许连杰，这位热心社会公益事业的民营企业家，在一次参加团中央召开的大学生自强自立事迹报告会上，学生们饱受贫困之苦而依然发愤读书的精神，令他泪流满面。许连杰当即表示，他的公司要大力资助那些自强不息的贫困学子。就这样，迄今最大的一笔救助中国贫困大学生的基金——中国大学生跨世纪发展基金。（恒安）济困助学金已正式建立，每年有一批品学兼优的贫困生获得“恒安”基金的爱心援助。

        我在自己的老家苏州听说许云凤的事后，忍不住与许多在场的医生一起流了眼泪……

        许云凤是个只有19岁的少女，然而她生来就不幸。12岁那年的一天，她在连发十几天高烧后终于晕倒在上学的路上，诊断结果是白血病。听到这个消息后，云凤的母亲欲哭无泪，因为八年前孩子的父亲也是得的白血病而死在回家的摇桨船上。小云凤从小是个好学生，每天早晨，都是她第一个叩开学校大门。猝然而至的不幸，使她不得不住进了苏州医学院附属儿童医院，开始漫长而痛楚的吃药、化疗与骨髓抽检。但她没有放弃学习，那之后的五六年间，她时而住院，时而上学，成绩一直非常优秀。1995年9月，她以545分的成绩考取了盐城市供销职工中专商储班。云凤多么渴望像别的女孩一样过着美妙的花季生活，但她不能，时常一节课下来，手腕上就出现许多“出血点”。顽强的她没有被这可怕的病魔所吓倒，在1996年1月的期末考试时，云凤的病情又开始恶化，四门考试每次都是同学们扶着她进教室，当最后一门考试结束时，老师和同学们发现她坐的椅子上全是血，教室里顿时哭成了一片……可云凤那张苍白的脸上则露出一丝微笑，因为这次考试她得了全班第一。

        第二学期开始，云凤又不得不回苏州医院治疗，这时学校才知道她得的是白血病，学校为此发起了两次捐款活动，当地市长得知云凤的情况后也亲自批复2万元的救济款。但当校长把这些钱送到云凤手里时，她就是不接受。校长觉得不可理解，因为他知道许云凤的家里早已被十几万元的治疗费缠得一贫如洗了。当晚，校长还在思忖时，一个同学给他送来了许云凤写的一封信。信中说：“我从小就在困难中长大，再残酷的现实我都不会害怕，可我害怕得到别人的帮助，父母已经为我付出了太多，我不得不再违心地接受他人太多的帮助，因为我自己知道没有时间再允许我去还清这么多恩惠了，所以我不能接受别人给予的那么多的钱。我只希望把这些来之不易的钱用在延续有用的生命上……”校长含着泪水，只好向市长如实汇报。

        但就在这时，已知生命不太多的云凤姑娘却在做着一件壮举。她看到《当代青年》杂志上一则有关贫困大学生的报道时，忍不住提笔给杂志编辑部写了一封信，请求联系一名贫困大学生给予资助。她在当天的日记里写道：“生命已经短暂，我只想让它点点滴滴都化成一份美丽的回忆。我要把握生命中的每一分钟，希望去爱每一个人。”《当代青年》杂志社很快来信说，西安外国语学院教育系女生宋春阳家庭困难，父亲患了严重肺炎不能下地，母亲是个残疾人，所以上大学的宋春阳生活十分困难，平时只吃馒头不吃菜，日久天长，得了胆囊炎，极需帮助。云凤没有任何犹豫，把自己用于治病的钱拿出来，又给远在千里之外、素不相识的西安外国语学院的宋春阳写信说：“从现在开始，我每月给你寄30元钱，以助一臂之力，帮助你完成大学学业……”《当代青年》杂志社的人并不知道云凤的真实情况，还以为促成了一件美事。只是西安外国语学院的宋春阳同学见给她资助的也是位学生，便回信说：“云凤妹妹，我真心感谢你的支持和鼓励，我会鼓足勇气渡过难关的。不过你也在上学，是个消费者，好妹妹我求你，以后不许再寄钱来啊！”云凤见信后马上又回信写道：“从我第一次提笔给你写信的那一刻起，我就决定帮你渡过人生的暂时困境。也许生命本来就是一种缘，就再让我们用一颗坦诚的心对待彼此吧！”随信，云凤又给西安寄去30元钱。宋春阳再次收到信和钱后，就突发一种“哭的感觉”。其实宋春阳当时根本不知道此时给她写信寄钱的小妹妹，生命已经处在十分危险的时刻。此时云凤的身体凝血机能已经被白血病破坏殆尽，每天大量失血。一个多月时间内，她整整用掉了22袋卫生巾和22包卫生纸……

        去年2月，为云凤医治了七年之久的苏州医学院，在万般无奈中向这位可爱的少女关上了大门。回家后的云凤，因癌细胞扩散，全身剧烈疼痛，后来又头发脱光，生命最后时刻的每一分钟，都使她承受着生者无法感受的痛苦……2月20日凌晨3时，只有19岁生命的许云凤永远离开了人间。悲痛欲绝的母亲在整理女儿床头的那只书包时，发现了三样东西：一是女儿心爱的课本，二是没做完的作业，三是她给哥哥写的一张纸条。那纸条上这样写道：“陕西有个女孩生活太艰难，以后请你代我每月给她寄30元钱……”

        4月，西安外国语学院学生宋春阳得知一直资助她的许云凤原来是位白血病患者并已不幸离开人间的内情后，悲痛得肝肠欲断。因为她过去一直认为许云凤是位非常健康而富有的女孩。“比起云凤，我简直太渺小了。从今后，我将以云凤妹妹的精神，尽力克服所有困难，完成好学业……”宋春阳在给许云凤母校的信中这样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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