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7年7月初的一日，北京白石桥路边的某高校的毕业典礼刚刚开完，毕业生赵小刚激动地双手捧着盼望四年之久的红皮烫金大学毕业证书，他面对西北方向，泪流满面地断断续续说着：“……爸，你儿子终于拿到大学毕业证书了！你那年在小煤窑用生命给我换来的2000元学费没有白花呀，爸——！”赵小刚“扑通”一声双膝跪在地上，久久没有起身……等他从悲喜交加中清醒过来时，发现同宿舍的人都不知到哪儿去了，连床上铺盖也不知何时不翼而飞。赵小刚本来也准备下午离开学校，只是觉得同学一场，该相互打个招呼，于是便留了下来。入夜，往常热闹异常的宿舍变得静悄悄，这更勾起了赵小刚的浮想联翩——

        是啊，四年的日子，对赵小刚来说似乎太漫长，太不堪回首了。他情不自禁地想起四年前自己捧着大学入学通知书又不敢给父亲看的那一幕：那是一个天气非常晴朗的日子，可赵小刚觉得自己像是犯了什么罪似的，站在父亲面前半天不敢说话。“啥事？快说嘛，我还要去矿上干活呢，要不全家就快掀不开锅了。”父亲有些不耐烦地看着儿子。赵小刚不得不把揣在怀里的大学入学通知书拿出来：“我考上大学了。”儿子早知道父亲听到这事后不会兴高采烈，但他还是没有想象出自己的父亲竟会朝他发怒：“你、你咋考上了么？”赵小刚听了这话，眼泪一下夺眶而出：“爸，你就让我上大学去吧。家里的债等我上大学后也像城里人那样赚大钱，我保证全部还掉它！”“真的？”父亲一脸严肃。“真的。等大学毕业后我再挣不了大钱我就不是人！我也再不回这个山寨！”儿子跪下双膝，面朝父亲，对天发誓道。父亲终于受感动了：“成，你就去念吧，把大学里的书好好念，我不死就可以看见我们赵家的祖坟上也能长大树了！去吧！”父亲转身从里屋那个谁也不能动的箱子底取出2000元钱，交给儿子，“这是我刚刚从矿主那儿借来的，本来就准备给你念大学用的。我没跟你说，是不相信你会考上，说实话，心里确实也不想让你再去念书了。你莫怨爸，谁叫咱们这家小的小，病的病……”那一夜，从小不爱跟父亲说话、打心里嫌父亲目光短浅的赵小刚，一下对父亲有了重新认识。他终于明白，父亲平时常打他骂他，但心里同样是深爱着他的，就像别的父亲对自己的儿子一样。

        赵小刚就是拿着父亲从矿主那儿借来的2000元，走进了大学门，并且艰难地跑完了对他来说是太漫长的四年血路。他已经记不清多少次因为自己是“贫困生”而屡遭冷眼与歧视，这些他都不在乎。他最刻骨铭心的是，在他第一年回家过寒假时父亲为了还矿主的那2000元债的事。那天已是大年三十了，儿子问父亲为什么还要到矿上干活，父亲告诉他，矿主要让他还钱，因为还不出就只好给人家加班出苦力呗。父亲临走时，朝儿子重重地看了一眼，说：“以后就看你的了，爸这一辈子只能给人做牛做马，可也没养活好一家人。唉——！”长叹一声后，父亲驼着变形的腰背，消失在晨雾之中。那一天，赵小刚仿佛有一种预感似的，他觉得父亲这一走就再也不会回来了。后来父亲真的就再也没有回家。几小时后，矿上的人前来报信：小煤矿崩塌，包括赵小刚父亲在内的五个人埋在百米深的井里……

        日后，矿主还曾为2000元的借款找过赵小刚的家人和他本人。这种黑了心的要求理当被拒绝，但此事却一直像一团阴影跟踪了赵小刚的四年大学岁月。在赵小刚的潜意识里，父亲的生命就是他上大学的2000元学费，如今他捧着这鲜红的毕业证书，如同捧着父亲的那颗埋在九泉底下的滴血的心。此时此刻的赵小刚思绪万千，他恨不得长上翅膀飞回贺兰山，在埋下父亲的那片凹陷的墟土前磕上一百个头，以奠亲情。

        “小刚，你怎么还没走？”突然，一位同学闯入宿舍。

        赵小刚从遥远的思绪中回到了现实。他有些发愣地问同学：“我们宿舍的几位都跑哪儿去啦？招呼也不打一个……”

        同学笑了：“人家都快当上某外企主管了，你倒好，一点也不愁呀！”

        赵小刚觉得奇怪：“我愁啥？现在大学毕业证书都拿到了，有啥发愁的？”

        “哈哈哈……看看，我以前就说过，我们现在的大学方向有问题，专门培养高智商而忽视社会实践能力。眼前的你不就是一个很好的事例吗？”同学犹如在课堂里高谈阔论开了，“赵先生，你以为一张大学文凭就可以救你了？可以使你一个山娃娃一夜之间变成大富翁？错了！尊敬的赵先生，你要清楚地明白，现在的你，跟四年前那个土得身上掉渣的赵小刚没有多大区别。一句话，你依然是个穷光蛋！不是吗？”

        “我？我怎么还是个穷光蛋？你看看，我的毕业证书少别人一个角吗？”赵小刚急了，拿着红皮毕业证书像要说明一个几千年颠扑不破的真理。

        这回轮到同学摇头了：“赵先生呀赵先生，真没办法跟你说。我问你，你现在身上除一张毕业证书外，还能不能拿出100块钱去买张回家的火车票？我再进一步问你，你即使回得到家，你想过没有，你是骑着毛驴在那美丽的贺兰山小村庄上走‘信息高速公路’，还是扛着扁担去进行‘网络’耕作？想一想，我亲爱的同学！”

        是啊，我回贺兰山能干什么呢？是带着一个鲜红的毕业证书去与那矿主讨回父亲的生命？还是拿着这鲜红的大学文凭放在正屋里的桌台上，每天让全家人供着？不，我不能这样空着双手回家，我要成为一个富有者！赵小刚想起了他在拿到大学入学通知书时曾经在父亲面前许下“日后要像城里人一样赚大钱”的愿，顿时他有些激动地拉住同学的手：“你一定帮帮我，让我跟你们一起去发财……”

        从此，茫茫人海的北京城内，又多了个每天匆匆忙忙又不知在干些什么、收获些什么的“盲流”。而赵小刚则是京城百万盲流中的几万“高级盲流”之一。所谓“高级盲流”，有位社会学家对此做了这样的定义：泛指那些脱离人事关系、户口关系，在外地工作或找工作的知识分子、技术人员等。而这中间，高校的毕业生最多。据某高校学生部的一位老师介绍，现在大学生的毕业分配已渐趋自由择业，所以学校除国家部分指标外，一般已不管你毕业后的去向，换句话说，只要你有能耐，就是留在皇宫当天王老爷，也没有人管你。因此，大学目前实际出现的又一种情况是，辛辛苦苦四年间动员各方力量帮助那些有困难的学生完成学业，而一旦帮助他们走完这四年学路后，至于再下面的路，学校一概不管，也管不了了。

        我们济困助学，挽救贫困，让苦孩子能读完大学到底为了什么？

        一个天大的误区！

        一个不得不正视的现实问题！

        在赵小刚毕业近一年后的某一天，我在军博后面的一个俗称“京城白领雅士”的居住区见到了他。现在他与一位同乡合租一间老乡的房子，很小，一看就是属于临时建筑。房子内除了两张床外，便是一大堆各种广告宣传材料。小赵告诉我，他现在与几位同是大学毕业后没有回原籍而留在京城的“哥们儿”，一起在为中央电视台几个栏目拉广告、做专题。

        “这儿离中央台近，走几步就到‘梅地亚’了。我们几乎天天要与客户们谈生意，可我们自己又不是中央台的正式工作人员，进台里不方便，所以利用‘梅地亚’这块宝地做事。”看来走出校门后的小赵早已脱胎换骨，不再是那种傻乎乎的书呆子，变成很有一套的“商务专家”。他一听我的奉承话，赶忙谦逊道：“只能算刚刚入门。”

        “能介绍介绍经验？”

        “哪是啥经验，教训倒是挺多！”下面是赵小刚给我讲的毕业后的那不同寻常的经历：

        一开始，我跟着几位同学就像瞎子摸大象似的，在北京城内到处转悠，就是不知哪是头来哪是尾。出了校门就不像在学校，别看有时吃不上饱饭，但毕竟有人管呀，总不愁半夜被民警叫起来查你身份证。这会儿可不行了，开始我们没有找到一份正经的活儿，就五六个同学合住在一间十来平米的小房子。白天你睡，晚上他睡，反正我们有人是干白天的活，有人是整夜去录制节目，倒也能对付。但主要还是为了省些钱。我们搭帮的六个人都是大学毕业后没有回原籍的，而且基本都是在学校靠吃特困补助过来的。你问他们为什么也不想回老家？想法跟我差不多，就想在外面挣点钱。大伙儿说，过去我们这些从穷地方来的学生想得太简单，以为拼死拼活跳出“农门”，把大学文凭拿到手后就可以改变自己的一生。可一到现实社会，才发现我们的思维太落后了，比时代发展至少慢了几个节拍。换句话说，如果在前五六年，可能是这样，现在就不行了。我们中间有人还是硕士毕业的，他说他毕业那阵子以为自己在大学苦读六七年后就可以安安稳稳给安排个什么国家科研部门或大型企业的科研岗位。结果他等啊等，就是没有等到，后来他自己跑，一跑才发现像他这样的硕士生满北京城都是。好不容易有家单位愿聘用，他上班一看，是让他给一位只有初中文化的科长当助理。他气得找头头说理，人家告诉他你是个外地户口，又没正式工作关系，这个位置给你已经是照顾的了，像你这种情况，在我们这样的国家正式编制单位，你就是博士也永远是“打工仔”。我的这位哥们儿气坏了，从此就打消了再找单位的念头，开始自己独闯天下。后来他靠自己的经济管理学硕士的渊博知识与吃苦耐劳精神，赢得了中央台几个经济栏目编辑的好感，就开始给了他些活儿，干了干就一直干到现在，成了我们圈里的老大。你问我？嗨，比他差远啦，一辈子可能没法跟上人家。我与这帮哥们儿合伙时间不长，过去干过许多活，比如在昌平给一家私营企业的老板当过助理，也在延庆的一家饭店搞过促销，后来在一个连锁店搞过派送，多了，我现在已经记不清到底干过多少地方。但有一点你不知发现没有，我一般都找那些有住的地方和管饭的活儿。刚开始打工你没有钱呀。如果自己再租房、买饭，你在北京就是最次的农民房一个月也得二三百吧！打工一个月才赚多少工资？五六百元，你花去房租、饭钱不等于白干了么？可要找那些既管饭又管住的单位，没有几家不是苦力的干活。他们才不管你是不是大学生，只要有力气就行。有一次在一家矿泉水公司干活，一天在烈日下要跑十几个单位，还是蹬大车的，累得你晚上睡觉被 推到火葬场烧了都不知道。你问这么累又不赚钱咋没想回原籍？我咋不想？有一阵还真回了一次老家，可一到家里我就想哭，咱那儿，没法提。别的不说，光吃水这一条，祖祖辈辈的人都要赶着毛驴走上三四十里弯弯曲曲的山路才能担上几桶水。那次我回去因为要喝水，便重新掌起了赶毛驴的鞭子，我一路赶，一路就有大爷大妈的问我，说小刚你在外面见得世面多，知道不知道我们这儿啥时候吃水不用赶毛驴哪？我摇摇头，说不知道。他们又问，你是大学生咋会不知道？要不你读了那么多书，帮着村上修口井吧！看着乡亲们一双双企盼的目光，我就差没入地三尺。是啊，我是读了十几年书，是个大学生，可我哪会打井找水？但大学生在我村上的百姓眼里是无所不会的才子呀！我觉得自己不能再呆下去了，因为我知道我这个大学生是不会给老乡们找出水井来的，如果我留在老家结果连口水井都找不出来，老乡们会对大学生多失望呀！他们还在为了儿女或孙辈能像我一样读上大学而不辞劳苦地拼挣着，我不能让他们对儿女、孙辈们的企盼落空。另一方面，我想自己用父亲的生命换来一个大学毕业生的崇高荣誉，结果我连一口小井都不能帮乡亲们打成，我这个大学生的脸面还不都丢尽了？再说，即使有人把井打成了，有没有水呢？如果有又能怎样呢？还不照样见不到“信息高速公路”、“网络世界”嘛！我就是在这种情形下重新回到了京城，带着对故乡那种说不出滋味的情感回到了至少可以随便能喝上自来水、可以不花钱上一回“信息高速公路”和“网络世界”的大都市……

        “你对今后有什么打算？”我问。

        “说实话，很茫然。”赵小刚抓过一把广告宣传材料，说，“这些活倒是能赚点钱，但不是我的专业，我是学农艺技术的。在首都这个现代化大都市里，这门技术用不着，可这儿能赚到钱，可以让我随时随地看到未来世界的最新发展动向。我的老家虽然可以用上我学的农艺技术，但没有钱呀！连口水井的钱乡政府都不知勒紧了多少回裤腰带，我这一身技术又有什么用？与其那样，还不如先给老家那儿减少一个吃国家救济款的人……”

        我无法断定赵小刚的理论是对还是错，但是他提醒我们一个不可否认的事实，那就是：一部分大学毕业生不愿回到边远和贫困地区，是因为他们的价值观发生了变化，以追求个人前途与改善自我生存环境为中心的这部分学生，从他们发愤读书想跳出“农门”的那时起，就已经失去了对故乡的回报之心；另一部分大学生确实有志愿到大学里好好掌握知识后，将来回到贫困的家乡改天换地干一番大业，然而贫困落后的故乡却无能为力给他们提供施展才能的战场，使之也慢慢丧失了原先的那份改造与建设家乡的热情与抱负。这就不得不使我们的大学尤其是在进行对贫困生帮助的工作上提出更深层次的要求，单一的为解决他们在大学完成学业而去为他们减免学费、为他们寻找勤工俭学岗、甚至为他们不辞劳苦地到社会上，求爷爷告奶奶地拉赞助远远不够，更重要的一点是，还要给他们在理想与人生观上进行“精神帮困”。有资料表明，1997年教育部直属院校共有本、专科毕业生64990人，到广东、江苏、山东等发达地区和留在北京、上海的就达34502人，占毕业生总数的53％，而回到十大边远省区的只有3793人，仅占总数的5％。如此巨大的反差说明了什么？说明了至少约有一半以上的贫困地区出来的贫困大学生没有回到他们本该回去的地方。中国社会调查事务所有一项调查显示：大学毕业生中有78.3％人明确表示不愿到贫困地区工作。我也曾对中国农业大学的10名贫困生进行抽样调查，结果10人中有6人表示只要能在北京找到一份可以每月赚到800元以上工资的工作，就不会再回老家了——需要说明的是他们所指的工作都在不能解决工作关系和户口的前提下。那天在林业大学采访时，正好有两位女生在与老师商量留在北京自谋职业的事。这两位小姐都是林业大学的“委培生”，现在她们毕业了，照理应该回原籍，可她们说：“我们宁可出几千块钱还清委培费也愿意留在北京。如果毕业回去给你分配到一个永远出不来的地方，一辈子不就完了！”我问她们在北京有没有工作意向，她们说还没有找到，“反正慢慢找呗。”看来她们的决心很坚决，大有一种义无返顾的气概。其中的一位说：“留在北京一方面能赚点钱，另一方面我们还想考研。假如回到老家，这种机会几乎可以说是天方夜谭，但在北京是可能的。我们的师姐们有好几个走的都是这样的路子。”原来她们心目中还有另一番天地，谁能说这不是一种健康的心态，一种符合时代精神的追求？可是——我们的问题还是在“可是”上，可是如果我们国家每年为贫困地区培养的20来万学生（全国高校每年 招生约100万，贫困生的比例按官方所说的20％计算）都不回原籍，那么我们那些贫困地区是否就永远地不辞辛劳地送出一批批秀才又永远地照样没有知识、没有文化？我不禁想起有篇报道说，甘肃有个贫困县，每年都培养出许多大学生，乡亲们年年敲锣打鼓欢送他们离乡求学，但几乎不见一个学子毕业后回来，小县城依然一贫如洗……

        说不清是我们的帮困工作助长了贫困生们更加立志离开故土的心愿，还是济贫本身就在造就人们追求富有的心态？但有一点是可以肯定的，即：有些贫困生在被别人真诚帮助与关心时，他的思想和意识却在悄悄发生另一种变化——

        南开大学学生处的刘老师给我讲了这样一位学生：此人姓洪，是95级学生，家在农村，是个孤儿。在接到入学通知书后就因交不起学费而迟迟没来校报到。我们就写信打电报告诉他不管什么情况，你把家里的事安排妥后来学校报到再说。后来他果真来了，一看是个非常可怜的苦孩子，什么东西都没带。我向领导反映这学生的情况后，学校一路开绿灯为他注册免学费。我们南开大学的党委书记那天正好看到这个学生，便问寒问暖，又把他领回自己的家，让老伴给他做好吃的，用自己的钱给这学生添置了许多必备的物品。当时这个学生感动极了，说一定要好好学习，将来报答社会和所有关心他的人。因为是个贫困典型呀，所以这学生后来时时处处受到资助和照顾。后来发现资助他的钱老是不够，一查，倒好，他竟抽烟喝酒都学会了。学校组织贫困生勤工俭学，让他去干点活，那么简单轻松的活他干几下就甩手走了，你说哪像个贫苦家庭出身的孩子嘛！

        上海高校里出现了更出奇的事：有位贫困生多次得到学校的补助与社会赞助，反正学校有什么贫困生好处的事他都比别人伸手伸得快，可是在毕业时这位学生为了不去教师岗位，脱离师范生身份，竟一下拿出了一笔不小的现金。与师范大学毗邻的上海某大学这几年为了援助贫困生，该校从1994年以来，每年给贫困生们提供无息贷款，可是不少人宁愿不要毕业证书也不还贷款，至今这个大学有1000多个毕业证书锁在学生处的铁柜里。上海还发生了一件更令人哭笑不得的事：前年香港某公司到某高校兑现自己每年向25名贫困生发放每人每月150元生活补助费的承诺。这天公司老板派代表前去学校向贫困生发钱，学校为了让贫困生们接受一次爱心教育，便把几个年级的贫困生都召去一起参加兑现仪式。公司代表向25名大学生发完助学金后说：尽管我们今天只发给了25个同学，但你们中间确实还有非常困难的同学，我们公司也将视情况予以考虑。他的话刚完，台下的学生竟在没任何指挥下排着长长的队伍，雄赳赳、气昂昂地向台上走去。那公司代表惊得目瞪口呆，站在一旁的老师们则面红耳赤地冲上去拦住自己的学生，但为时已晚……

        曾有一位教育家早已这样呼吁过贫困其实并不可怕，可怕的是因贫困而扭曲了的心态。我们全社会现在都在济困，都在向贫困挑战，但那些贫困地区的县太爷、乡干部，则心甘情愿地坐在那儿被人高高地戴上“贫困县”、“贫困乡”的帽子，为什么？因为“贫困”这顶高帽子值钱，可以坐吃不愁，伸手来钱来物。我们的大学贫困生中有没有这种现象？我看是有的，且为数不少。因而在解决这些学生的物质贫困同时，解除他们的“精神贫困”工作更为重要。因为物质贫困是暂时的，精神贫困将是一生的。

        我以为此乃警世之言。中国的高校“希望工程”一大内容，便是解决贫困生们的心理贫困，这个心理贫困集中体现在人生观的教育上。阳光和雨露，可以使小苗长成参天大树。但高耸的大树未必能成栋梁，如果是棵空心的树干那只能当做付炬的柴火。我们所要扶助的是一代健康无私并勇于接受挑战的新时代大学生，当然不是那些目光短浅、极端自私的庸才。不然，我们学校的领导、老师的爱心与苦心和社会上那么多挚爱与善良，有可能付之东流，我们的许多广袤山区也将永远地依旧贫瘠下去，父老乡亲们欢送的小锣鼓最终也会不再响起……

        其实有一点需要特别指出：一些贫困生们的“心病”并不全是他们内在因素。社会分配的不公、就业本身存在的问题，同样使他们受伤的心灵又一次次地受到重创。

        我看过一位自称是患了“忧郁症”的大四学生给报社写信诉说自己心头的万般无奈：

        ……已近毕业的我，本应该忙于找工作的事了，但现在我只能默默看着来招聘的十几个单位把同学们招去，而我不能参加。原因只有一个：因为我是来自边远省份的，有规定必须回原省工作。有人会说：“回去建设家乡，有什么不好？”其实，我心中何尝不想回去？而实际情况是，每年有数万名毕业生回省工作，由于省内就那么寥寥几家比较景气的单位，因此关系网“广”不“广”、后台“硬”不“硬”便上升为第一条件，而成绩、在校表现只能退居次要。我一想自己几年学习的成绩被人忽视与践踏，就感到心里有气。每当我回想起四年大学寒窗，自己苦下功夫，从班尾升至班级前列，在班上也担任过干部，校级、国家级的奖励也拿过，就觉得自己应该不比别人做得差。但为什么在就业时就被无情地剥夺了与内地省份的同学的平等权利（他们中间有相当多的人条件远不如我，却能去待遇好、发展前途大的单位）？我知道来自边远省份的同学中有的条件比我还好，剥夺他们与内地学生竞争的权利同样不公平。……一说到工作艰苦的地方，我们这些贫困地区来的学生，似乎就要理所当然地打头阵，凭什么我们就天生该得有这样的“特殊待遇”？如今已不是那个论出身的年代了，但“生源”这个出身却时常在提醒着我：“你来自边远地区，是与人不同的！”

        这坦诚的女大学生给人们提出了一个非常现实而严肃的问题，这便是不容忽视的大学生分配的合理性与科学性。特别是一些所谓的政策性，常常照顾了“强者”，却忽视了“弱者”，这也是当今中国大学贫困生面临的一大难题。

        他们由于“出身”不好，在内地就业时，无论你成绩多好、表现多佳，还是拿过什么奖项，但只要一看你是边远省份的，就会一连串“不要！不要！不要！”为此，他们满怀希望地回到属于他们自己的熟悉地区，可是当那些单位看着他们一张张金色的证书与奖状时，不好意思地笑笑：“我们要不起，要不起！”偶尔也有要得起的，但却轮到我们的大学生自己要不起，因为进一家打破头都想挤进去的好单位，你没有当局长、书记的爸爸，你至少得送上千儿八百的。如此种种，贫困大学生们就会发现，当他们满怀喜悦手拿毕业证书走出大学门后，自己却依旧是个赤条条的穷汉！

        ……你问我是谁，我也不知我是谁。

        你问我到哪儿，我也不知我到哪儿。

        于是，他们又一次漂泊在人生十字街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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