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7年，对中国人来说是一个具有重要历史意义和喜庆的年份，这就是我们的国家要从英国人手中收回原来属于自己的“东方明珠”香港。

        150年前，一个泱泱大国竟被西方的几艘炮舰打得割地求和；150年后，这个泱泱大国的12亿人全都沉浸在宝地失而复归的喜洋洋气氛之中。用150年的代价，换来这个不寻常的从耻到荣的结果，我们在喜庆之后，是否应该认真地进行一次历史的沉思。

        结论并不复杂，因为过去我们穷，穷就挨打，受欺侮，现在我们终于强大了。

        150年是一个漫长的时间，但在历史的长河中又是个很短的一瞬间。同我们中国相比，当年打败我们的英国其本土、其人口、其历史，都不能同日而语，可是他们赢了，赢得让我们那些扎长辫子的祖宗们瑟瑟发抖。其实英国本不可怕，可怕的是他们当时已经开始了持续近两百年的那场“工业革命”。就是从18世纪就开始的“工业革命”，使这个欧洲西海岸的区区小国称雄世界，到19世纪成为全世界最发达、最富有的一流强国。即使到了20世纪，我们仍不得不承认它依然是当今世界上屈指可数的富庶国度之一，它的经济实力和人民生活水平，用我们现在的速度，仍可能需要几十年的艰苦奋斗才行。

        英国人了不起在于它那场使它强大了近三四百年的“工业革命”。当我们今天有兴趣掀开大不列颠及北爱尔联合王国发达的面纱时，竟发现它最早的“工业革命”动源，与我们的常熟人开始市场经济的动源同出一辙：都是一台纺织机！

        工业革命前，英国原是个充满田园牧歌情调的农业国家，当时人称“快乐的英格兰”。它的居民有80%从事农业生产。由于英国很早就把自己的大量羊毛卖给欧洲邻国，这使得它的农业经济比当时任何国家都具有更深刻的商业性质。随着这种商品经济的发展，农民与市场的联系逐渐密切起来。走过“圈地运动”和“海盗生涯”后，从18世纪60年代开始，英国便创纪元地进行了后来一直影响到我们今天生活与人类进步的大工业革命。这场革命最先肇始于棉纺织工业部门。当时英国有过这样一项法令：凡死在英国领土上的人都要用毛织的寿衣来入殓。但与此相反的棉纺织业则是英国一个新兴的工业部门，由于没有传统的束缚，这个部门的技术革新便是顺理成章的事。懂行人知道，棉纺织业有两个重要门类：纺纱与织布。这两者必须保持平衡，生产才能正常。可是在1733年，兰开夏的一位钟表匠发明的飞梭，完全彻底地打破了这种平衡。用飞梭取代手工引线，使织布效率提高了几倍，这样纺纱的人就赶不上织布的了。这“纱荒”潮让英国人着实头痛了整整30多年，直到1765年有位名叫哈格里佛斯的人发明了“珍妮纺织机”，才算透了口气。

        大胡子哈格里佛斯每天下班后看着妻子珍妮很劳累地纺着纱，心疼地叫爱妻早些休息。珍妮“哎”了一声，手一松，不慎将纺车碰翻在地，纺车子则仍带着那只锭子飞旋着。哈格里佛斯看着看着，突发灵感：如果把几个锭子同时竖起来，效率不就可以比横锭纺纱车快出几倍吗？第二天正是星期日，哈格里佛斯一早起来就干开了他拿手的木工活计，一台多锭纺纱机很快就在这位英格兰汉子手下完成。妻子一试，连声“OK”！为了表示这台机器是给爱妻的礼物，哈格里佛斯特意把它取名为“珍妮纺织机”。就是这台木工哈格里佛斯发明的小机器，连我们伟大的恩格斯都这样评论道：“珍妮纺织机降低了棉纱的生产费用，从而扩大了市场，给工业以最初的推动力。”瞧，小小的“珍妮纺织机”多了不起！

        但是“珍妮纺织机”还有更了不起的地方，那就是它的诞生还导致了无产阶级的产生！这听起来似乎有些唐突，大胡子哈格里佛斯给爱妻做的一台小小的纺织机怎么可能与我们伟大的阶级、伟大的马克思主义，以及后来的包括我们中国共产党在内的整个国际共产主义运动联在了一起呢？只要我们细细看一下后来因“珍妮纺织机”而引发的一系列工业革命运动，就会明白事实正是如此。

        当时在英国由于棉布需求量的增加，织工的工资不断上涨。因此一些原来织布的工人开始放弃以往兼营农业生产而专司织布业，这样就在英国土地上出现了第一批无产者。他们没有了自己的财产，只靠工薪维持生活。此外，“珍妮纺织机”的问世还促进了纺织业中分工的发展，结束了过去那种纺纱与织布在同一屋完成的生产关系。操作“珍妮纺织机”是个力气活，男人们就渐渐成了这职业的主导群体。许多家庭往往靠男人所从事的纺纱工作得来的钱维持生活。同时另一些家庭因为买不起“珍妮纺织机”，使用过时的手摇纺织机又无济于事，于是干脆放弃手摇纺纱而专门从事织布。这样纺纱与织布同在一个家庭完成的现象彻底消逝，而替代它的是明显的职业分工。这种资本主义初级阶段的工业分工，由于各司其专业，使得纺织业生产的专业化程度不断加剧。而专业化的加剧又极大地刺激了生产力的提高，生产力的提高反过来又促进了社会分工的更加明显。共产主义先锋队的无产阶级也就在这个时候越来越扩大、越来越具自己阶级的特征。

        “珍妮纺织机”的历史功绩，似乎超越了当时整个英国社会所给予它的评价。它诞生后为人类造就了一个崭新阶级的同时，又大大促进了另一个阶级——资产阶级的强大活力，特别是资本主义生产和资本主义商品交换的突飞猛进。

        随着“珍妮纺织机”带动的纱绽日渐增多，以人力作为纺纱动力显然越来越难以胜任。1769年，理发师阿克赖特，在哈格里佛斯基础上发明了能解决动力因素的水力纺织机。这使得整个英国纺织业又大大地往前迈进了一大步，并真正推进了近代工厂制度的出现。所以别看理发师的技术是从一位木匠那儿窃来的（当然毕竟阿克赖特有其自己的创造），但在普遍意义上人们还是一直把他当作英国近代工厂制度的始作俑者，这一点我们的马克思也赞同。

        木匠哈格里佛斯和理发师阿克赖特的发明，为英国社会带来的是前所未有的生产革命、技术革命以及后来的社会革命。这三大革命后来由英国发展到周边国家，直至整个世界。过去我们一直把英国的工业革命归功在瓦特的蒸汽机发明上，是有误的。其实瓦特的这一人类性发明，是完全始于“珍妮纺织机”和水力纺织机的基础上的，而且瓦特的蒸汽机最初应用，也仅是为纺织工业服务。因此，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出，从“珍妮纺织机”开始，至水力纺织机、到瓦特的蒸汽机，英国社会的一场后来曾影响了整个人类社会的工业革命，就是这样产生的。

        可以归结为一句话，英国人靠一台“珍妮纺织机”改变了自己，创造了富有，同时它也改变了人类，包括出现了后来像我们的香港被它掠夺走的命运。一台“珍妮纺织机”带给英国人更多的是文明与进步，对人类也是这样。

        我的主人公——在今天中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的常熟人，或许自己尚不清楚他们正在走的路，与现今世界上最发达、最富有的国家之一的英国的经济最初发展模式为何如此吻合！

        常熟人自然不会想到，或许他们就根本不想这么想、这么比较。但有一点他们应当明白，他们今天在走有自己特色的中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道路的探索中，萌生的许多追求，许多举措，许多创新，实质上都是符合经济发展规律的。这就是从实际出发，抓住当地当时自身优势，把握机宜，最大限度地激发人民对自我价值与自我财富及自我发展所抱有的创造天性、本能追求，并使之成为推动经济与社会发展和进步的动力源。

        就其形式而言，今天的常熟人与当年工业起步时的英国人在生产力发展现象上十分地相似。但就其本质而言，则是十分地不同。当年的英国人运用纺织机是生产力发展到一定阶段的必然结果，而常熟人运用纺织机则是生产关系出现改变时的一种有序进步。但对两种不同历史阶段出现的同一现象我们可以用同一种结论，那就是不管是昨天的英国人，还是今天的常熟人，他们从自我发展的自我条件出发，同样依靠一台纺织机的最终目的是一样的，即为了改变自己的落后，增加自己的财富，从而实现社会的整体进步。

        虽然我们不能预计常熟人今天手擎一台纺织机，是否也能像昨天的英国人一样后来不仅改变了自己的命运也改变了整个世界命运那样，令人激动人心，但有一点可以肯定，常熟人今天手擎纺织机，终有一天也会让世人所惊殊！事实上这种强大的工业化、商品化、资源化、财富化、实力化，已经从他们身上显示了出来。只是过去没有人这么讲，没有人这么去想而已。任何一场深刻的革命都是发展到一定阶段才被人们有所认识。常熟人的经验，或许在更长一些时间后，更能让人从本质上理解和认识到它对我国社会主义历史进程所起的某种不可小视的影响力。暂时让我放弃这种预言，带着读者们一起去看一看常熟人今天手擎一台纺织机而带来的那场正在涌动的波澜壮阔的革命吧。

        常熟这场革命的产生，首先与当年英国工业革命始于棉纺业的历史，有惊人的相似。常熟这个地名始于宋代，当时的官人取名这块“土壤膏沃，岁无水旱”之地为“常熟”，可谓聪明备至。常熟常熟，常种常熟。常熟常熟，种什么熟什么。常熟人富裕首先要感谢先圣虞仲开垦出来的那片让老天爷都无法拒绝不熟的肥沃土地。19世纪末到20世纪初这一阶段，中国的民族工业开始出现，而早期的中国民族工业，又都以与人们生计十分紧密的日用品工业生产为起点。常熟作为粮棉产地，又近靠上海、苏州等城市，这时期便出现了一批商人到这里办厂的浪潮。如江西籍盐商独资27万两银元，于光绪30年在常熟支塘镇建的“裕泰纱厂”便是一例。此厂占地200亩，所引进的设备都是1888年英国“道勃生”和“汉斯顿”制造的纺织机，其生产规模在中国早期纺织工业可算非同一般。20世纪20年代，又有一批上海、无锡商人到常熟开厂，形成了常熟纺织业工业第二个发展阶段。之后是抗日战争开始，上海、无锡等城市的工厂又为免受日军飞机的轰炸而纷纷搬到离城不远的常熟乡村，这客观上又给常熟纺织工业朝前迈进了一大步。

        其实上述原因还远非是常熟纺织业发展的根本因素。常熟纺织业之所以今天能成为当地人民走向市场经济的“火车头”，主要还是常熟人自身的条件在起作用。

        在常熟的浒浦镇，人们告诉我一个很有点像18世纪中叶的那个发明了“珍妮纺织机”的大胡子哈格里佛斯式的人物，不过这个人物是位女性，她叫季根仙。不知是因为她的祖先季陵是宋代名将之故，还是她生来就有灵仙之气的原因，父母给她起了如此一个名字。根仙生于1884年，卒于1978年，是位有94岁高龄的老寿星。在她的家乡浒浦镇大居家宅基，乡亲们为她塑了一尊像，这是常熟土地上唯一一尊老乡们自发地为一位平民农妇塑的像。在常熟市内，政府也为季根仙塑过像。这是一件极不寻常的事。上点年岁的人都知道中国的出口创汇产品中有一样就是在世界手工艺界也享有盛名的“常熟花边”。而中国的“常熟花边”的开山鼻祖，便是季根仙这位活了近一个世纪的农妇。

        1919年，家境贫困的青年妇女季根仙去上海徐家汇投亲，经妹夫介绍，受洗礼加入天主教，后跟教堂一位外国修女学手绣花边，时约半年。因季根仙心灵手巧，所绣的花边不但超众，且在工艺上既承外国之技术，又融中国传统手工之精华，在质量上堪称开辟花边之一代先河。后季根仙回故里浒浦便开始以刺绣花边为业，这时总有邻近姑嫂姐妹结群前来观赏。因当时刺绣花边工价较高，且又是手头针线活，学起来也并不费劲，所以每当季根仙做活时就四周拥满学艺者。为了让众农家姐妹们也能学到刺绣花边的技术，次年春，季根仙租下白宕桥居氏一大厅开始正式传授刺绣花边技术兼营发放业务。由于绣花边能使妇女们不仅更加心灵手巧，而且有了一门其收入远超于其它农家副业的本领，所以到季根仙那儿学艺的人蜂拥而至，后又一传十，十传百，到20年代初的常熟一带农村，数以千计的农家妇女都学会了“做花边”。妇女们农闲在家做，农忙带到田头做，也可以在给孩子喂奶时剌上几针，也可以在做饭等火时绣上几行。等一张花边做完交活后，就可以换回数元、数十元现钱。那些手巧的姑娘们三年五载下来由绣花边得来的私房钱，就足够办嫁妆用的了。刺绣花边的这种效应，使得后来常熟一带的民间流传着一种风俗：哪家的姑娘小姐不会“做花边”，就找不到好的婆家，而“做花边”快的姑娘小姐则当然成了婚嫁娶亲的抢手对象。如此的风俗反过来又大大刺激了花边业的发展。至解放前，常熟的花边商行多达300余家，而在常熟周边的县市也出现了数以百家的花边商行。解放后，由于常熟城内有了独立的花边出口业务，乡乡镇镇也都设立了花边收购发放站，所以农家妇女们的这种手工艺，便完全形成了一种地方产业，县里乡里还办了几家专门的花边厂，“常熟花边”也因此成了国家的一个著名的地方出口产品而享誉世界。

        1978年，94岁高龄的“花边皇后”谢世，两年之后由她自成一派的“常熟花边”，荣获国家金质奖。

        季根仙的“花边传播现象”，看起来似乎很寻常，其实却深刻地揭示了当地人心灵手巧的天性和特有的商业敏锐性。说到常熟季根仙的“花边现象”，我不能不在这儿说一说常熟市场经济中的另一个独一无二的“小裁缝现象”。所谓的“小裁缝”，在当地是人们对那些靠做衣服为生的手艺人群体的一种称呼。你可千万别小看了常熟“小裁缝”。读者知道有个北京“红都”服装店，它生产中国乃至世界一流的服装。然而“红都”的“第一把剪刀”是谁，也许没有人说得上来。常熟人却可以明白地告诉你：那就是他们的“小裁缝”——田阿桐。

        常熟是著名的棉花产区，从明代开始这里就有了农民自产自用的土布纺织业。土布纺织业日趋成熟后，便出现了一大批与木匠、泥瓦匠并称当地“三仙”之一的“小裁缝”。特别是20世纪初至解放后，随着脚踩的“洋机”越来越多地替代手工缝剪之后，江南特别是像常熟这样的棉区，几乎村村有一个或几个这样的小裁缝。在尚未有市场经济时，小裁缝完全是一群个体手工业劳动者，他们靠自己的劳动，走东家串西村地为近邻远亲裁衣缝裤，一天最多能挣得养家糊口的微薄报酬。然而尽管得的是微利，可比起纯靠干农活为生的“田匠”，用今天的话说，那小裁缝就算是“白领人”了。因为他不用晒太阳，不用抓粪灰，而且还能又吃又拿（客家得管饭付工钱）。所以，小裁缝在六七十年代之前的苏南一带非常吃香，不管是男是女，找个小裁缝做对象在当地可算一门“高攀”的亲事了。在这种风俗的影响下，小裁缝就遍地皆是——尽管有的一个月接不上一两桩活，但这并不影响学裁缝这门手艺的人越来越多。然而到了70年代特别是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江南一带广大农民先是有了较好的吃，后来又家家户户住进了楼房。人生“吃、住、穿”三件事，到再后来，穿好就成人们生活中的大事了。于是江南一带的小裁缝，便有了从未有过的大发展和用武之地。

        1991年秋，在华东地区爆出了一个令中国纺织业同行们震惊的新闻：常熟小镇王市在自己的小镇上举办了一个“农民时装节”。此事在当时不仅引起国内强烈反响，就连外国数家报纸都相继报道。在人们的印象中，像时装节这样极为高雅的服饰艺术的专业盛会，只有那些高雅人才欣赏得了，非一定水准的大中城市不能举办。那些脚上带泥的“土包子”们怎么可能搞这样的活动呢？确实，据说当时有不少人对这样一个几乎全是在种棉花的地里、卖棉花的路上、织棉花做服装的厂里举办由清一色种棉花的人、卖棉花的人、织棉布做服装的人唱主角的“农民时装节”，抱有怀疑。但后来人们发现自己错了，就像上海大明星张瑞芳所说，她开始便是考虑农民兄弟的面子才接受邀请的，可到了常熟王市小镇后这位大明星激动得直掉眼泪。她说她从50年代开始一直演了几十年的农村妇女，以前一演这种角色，导演就让穿有补丁的衣服，好像越破就越像农村妇女似的。可今天到了常熟小镇参加农民时装节一看，她们人人穿得那么漂漂亮亮的，我以后再演农村妇女时就可以对导演说，我也要穿漂漂亮亮的衣服上台了。

        王市小镇的时装节如今已办了好几届，且办出了名。费孝通先生曾对小镇时装节给予高度评价，并写下“王市小镇，衣被天下”的题词。说到王市的农民时装节，就不能不说支撑这个时装节的“秋艳”服装了。而今驰名中外的“秋艳”时装，就出在这个王市小镇上。常熟人自豪地向我介绍，他们的“秋艳”作为名牌服装产品，是江苏服装行业最先的一个免检产品。作为企业集团，它名列全国500家最大经营规模乡镇企业前茅，年产值达两个多亿，利税3000万元。现有职工1200多人，每天生产5000套成衣，可企业自己没有一个专职产品推销员，它的产品年年都是别人追在屁股后面要。“秋艳”所在地的王市小镇，现在大大小小共有120多家服装厂，生意虽没能都像“秋艳”那么火，但全是属于“丰衣足食”。我了解后发现，所有这些厂的厂长是清一色的“小裁缝”出身。小镇当家人向我透露：王市之所以今天能在激烈的纺织业中独领风骚，就是因为这块土地上长期保有一千多名心灵手巧的小裁缝。就拿“秋艳”来说，六位厂级领导个个都是当年的小裁缝。在常熟本地有句很流行的话，叫做“内行当厂长，裁缝打天下”。探究一下常熟服装业发展的因果，你会发现此话不无道理。

        如今已有1.4亿资产的“秋艳”集团董事长、全国著名企业家潘炳福，想当年也仅是位吃百家饭的小裁缝。在“秋艳”的本部办公楼，我与这位驰骋“穿”场的大老板仅有一面之缘，但就这短短的瞬间，他那双目光深邃的眼睛给我留下了极深印象。

        “你说潘厂长的眼睛？那当然。他厉害的目光是出了名的。”常熟的服装同行一说起老潘的眼力，无不流露出敬佩之意。

        早在1980年初，那时“秋艳”才刚刚挂牌，没有半点名气。一次老潘在上海人立服装商店获悉：滑雪衫将取代中西式棉衣。当时中国市场上还未出现这种新时装，但老潘认定滑雪衫必将风行中国市场。于是他果断决定转产，并亲自南下广州购料采样，回厂后与技术人员一起创造性地设计出了一种色彩对比鲜明的独特的带帽女式滑雪衫。此款式一投放到市场就风靡上海城。那穿着最讲究的上海女人，当年为了买上一件“秋艳”牌滑雪衫，可以请上两天假去人立商场排队。据说那年仅人立商场一家，在一个星期内就卖了8万套这样的滑雪衫。

        都说老潘爱用双眼去“扫市场”，而且口袋里还总带着三件宝：小剪刀、皮尺和计算器。当他的目光“扫”到一个新款式、好面料时，他就用上自己的“三件宝”，然后回厂开动脑子，用不了几天就出个让同行眼红死的新产品。1983年的一天，老潘又来到上海最繁华的南京路、淮海路等地开始“扫市场”，在五颜六色、熙熙攘攘的街道上，老潘从众多穿中山装的人流身上敏锐地发现已有一部分人开始着起紧身卡腰、线条优雅的西装了，可多数中国人当时仍相对保守。取两者之优，兼顾国人时尚，必胜无疑……老潘一边走一边心中已有一种适合中国市场的新服式了。果然不久，上海商场里出现了一种用中长马裤呢作面料，内托全夹，紧身大方，富有青春活力的“卡曲衫”。新款服装一上市，又在上海并很快波及全国地掀起了一股“卡曲热”。

        1984年，老潘推出“航空式”、“森林式”新颖滑雪衫；

        1985年，老潘推出白色西装系列；

        1986年，老潘推出女式绣花仿毛、粗花呢西装及男女风衣系列；

        1987年，老潘推出毛呢“飞龙衫”、“木耳衫”；

        再后来，老潘每月推出一个新产品，每天推出一个新产品，到现在一天推出三个以上的新产品……

        “常熟小裁缝太厉害了！”一位与老潘屡次交手最终便不知如何再做服装生意的上海服装商如此感叹道。其实，包括上海服装商在内的中外服装界敌不过常熟“小裁缝”的原因是：他们并不清楚现在的常熟小裁缝早已不是过去意义上的那些吃百家饭的小手工艺人了，这些小裁缝他们后面的牌子都是一个个大企业家。他们之所以在市场上驰骋自如，是因为他们个个都是行家里手，他们可以自己设计款式，自己决定生产，自己走入市场。面对这样的对手，所有一般意义上的服装商不甘拜下风才怪！

        而且，常熟“小裁缝”还有一个更厉害之处，那就是他们敢为天下先的精神。说起这一点，我不得不给读者介绍另一位常熟“小裁缝”。

        他就是以“波司登”品牌而驰名国际服装界的江苏康博集团总裁高德康先生。

        你也许无法想象一个小裁缝出身的农民所生产的一个服装品牌就值1.58亿元，然而这是事实——对“波司登”品牌价值评估的是江苏省无形资产评估事务所，这个机构是政府的权威部门。

        常熟“小裁缝”高德康的康博集团，是一家以生产羽绒、牛仔等系列产品为主的国家级大型服装企业，拥有1.25亿元固定资产，全套引进美、日、法等国先进的服装生产流水线，其“波司登”系列产品不仅在国内畅销，而且远销美、德、日、俄等十几个国家，是国家羽绒制品中唯一免检产品。1995年康博集团年产值超两亿元，刨利税2850万元，列全国缝纫业十强之一。纺织业在西方人眼里是个即将步入暮年的“夕阳产业”，然而就是在这样一个“夕阳产业”中，我们中国的一个农民，竟把它振兴得如此辉煌灿烂。

        高德康是常熟白茆镇人。你别小看这个白茆小镇，它可是有不少我们中国人值得骄傲的地方。名闻遐迩的“白茆山歌”，不仅是我国东吴文化的发源地之一，还是日本民歌的鼻祖。以小镇名命名的“白茆塘”，是太湖至长江的重要泄洪道和苏南水上交通要道。“白茆大米”更是过去皇宫里的佳肴。现今的白茆依然物产丰富，名流辈出。“波司登”名牌与老板高德康就是其中的佼佼者。这位小裁缝于1975年出师，但不久，“割资本主义尾巴”的那种极左思潮对他留下了深刻印象。当时邓小平主持中央日常工作后，死寂的中国大地重新开始有了些生机。就在这时，我们的小裁缝高德康不甘寂寞，领着他的11位师兄师弟组成了“康博”的前身——白茆山泾村缝纫组，全部家当是他们自己的8台缝纫机。在开始的许多年里，像所有常熟“小裁缝”一样，高德康他们干的活不是来料加工就是替别人代做活。但后来情况就很快发生了质的变化。

        常熟离上海很近，所以上海很多名牌服装过去一直是采取由上海市内设计——常熟“小裁缝”做工——再回上海市场销售的方法。以上海为中心的我国南方服装生产业，几十年一直沿着这样的方式，现在还是如此。常熟服装业今天为什么会立于不败之地是有其特殊的区域原因的。上面已讲述过，常熟本身是产棉区，土布交易和服装自制业的历史又悠久，小裁缝多就必然造成制服工艺的不断精细与提高。后来加上像上海这样文明程度和现代技术水平的国家乃至世界一流的大城市的新技术、新款式、新思想不断输入，常熟小裁缝们的自身素质的提高异常之快。又因为常熟小裁缝的勤学肯钻，他们与大服装商的关系也在不断发生变化，很快由过去的“主仆”关系到后来的合作关系（你上海是设计与市场的老板，我常熟是加工和原料的老板），再后来就变成了我常熟小裁缝是掌握原料、掌握设计、掌握工艺当然也掌握高利润的大老板，你上海人就只能当市场销售的小老板了。

        高德康走的就是这条路。

        他和他的缝纫组给别人“打工”的时间不算短。后来有两件事促使高德康从为别人“打工”的小裁缝变成了走入市场的大老板。一件事是他一次带着自己厂生产的针织涤纶服装到开封市场销售，因产品质量过硬，一下全销了出去。尝到甜头的高德康从那起就有了一个信念：应该早日打出自己的产品，尽快结束为人“打工”的局面。1989年，高德康的“缝纫组”此时也早已在3年前改成了“白茆服装厂”，这一年他们与上海天工服装厂联营并实际由高德康他们唱主角的“秀士登”羽绒服投入市场后风靡华东，被评为“上海市名牌产品”，双方工厂都获得了巨大经济效益。但高德康从自身企业发展出发，开始了更审慎的思考：自己的企业如一直采取与别人联营，打市场、拿品牌的是别人，而且从经济角度自己也是拿“小头”，横竖自己都是“冤大头”。不行，这种为别人做“嫁衣”的历史再不能继续下去了！

        1990年，高德康打出了第一个完完全全属于他自己的品牌“波司登”，精明的“小裁缝”一开始就到工商部门将这一牌名注册。他当时想的就像今天做到的那样：让真正土生土长的常熟“波司登”，成为具有中国民族特色的国际一流质量与工艺的名牌产品，去豪迈地占领世界市场！

        “小裁缝”高德康清楚，有过“秀士登”的成功，并不就代表“波司登”也能有名牌效应，质量无疑是一个品牌成与败的关键。而质量并不是一句空话，它涵盖了一个企业的人员整体素质、原料把关与先进技术设备等诸多内容。为此，我们的“小裁缝”一出手就来了个大手笔，筹资3000万元，引进一批用计算机控制的世界最先进的设备，来取代双脚踩踏的老式缝纫机，当然常熟“小裁缝”特有的手上功夫是不能丢的，而且只能加强。第二步是确定企业战略，把“波司登”作为未来国际名牌从里到外地全方位包装。高德康清楚，他当年与上海人合作打出“秀士登”名牌就是因为质量与工艺取胜于别人，而现在他的“波司登”要超越“秀士登”，并且目标又是放在世界级水平之上，不在生产流程中一丝不苟地苛求是无论如何也不行的。为此，我们的“小裁缝”向全体员工提出这样的苛刻要求：“产品不达国家纺织部颁布的标准不出厂，产品工艺不达国际一流水平的不进市场，产品不达最佳设计不送向消费者。”后来，高德康的这些要求在自己的厂里都得到了实现，因而他的“波司登”也很快在国内国际市场上获得了“服装界的东方黑马”雅称——

        1993年，“小裁缝”的“康博集团”被国家统计局信息中心授予“全国缝纫业十强企业”称号；

        1994年11月，“波司登”羽绒服、羽绒被在“首届中国羽绒名牌产品推荐活动”中被确认为“中国羽绒名牌”榜首；

        1995年6月，“波司登”羽绒服被确认为“江苏省免检产品”；

        同年8月，“波司登”羽绒服又被国家授予“中国公认名牌产品”；

        同年9月，“波司登”羽绒服在俄罗斯圣彼得堡国际名牌服装服饰博览会获“名牌金奖”。

        同年10月，“波司登”羽绒服被确认为“中国羽绒制品专业委员会监制产品”、“国家服装质量监督中心跟踪产品”；

        还是这年的11月，“波司登”服装被确认为“全国服装市场认可名牌商品”；

        1996年2月，“波司登”羽绒服装获江苏省产品采用国际标准验收合格证书；

        同年5月，“波司登”作为唯一的羽绒服特许产品进入亚特兰大奥运会。

        ……

        10余年中，“波司登”的品牌争跃至全国同行之首，并牢牢地稳居头把交椅，并且驰名中外。

        你读到这里是否与我一样深深地领教了常熟“小裁缝”的真正厉害之处了？是的，任何一个国家的某一先进性，常常最有力的就是它的民族技术先进性。我说常熟不败讲的就是它在服装行业中那种具有我们中华民族的传统优势，是任何一个别的地区、别的国家都恐怕难以战胜的，而且这种状况可能会持续几十年甚至几个世纪。

        常熟小裁缝掀起的“波司登”浪潮，我想我和许多北京的男士女士们都会有深刻印象。那冬日里无论你走到哪里，“波司登”会带着御寒的丝丝暖意迎面而来；即使是炎热的夏季，“波司登”那秀丽逼人的广告宣传也会随时传入你的感官。

        常熟“小裁缝”就是这么厉害！其实，这种厉害仅仅只是常熟市场经济特征的表象，真正厉害的地方既非一传十、十传百的季根仙，也非制造一竿子捅出去就让全世界人都为之震惊的“秋艳”现象和“波司登”飓风的那些小裁缝。真正厉害的是由女性为主体的“季根仙”们与男性为主体的“小裁缝”们联手结成的产销组合力量！

        还有一个常熟人的故事不得不讲：

        这个人现在的北京办事处就与我家的街道相对着——我是从《北京晚报》上接二连三的广告上看到的。这个常熟人什么都不是，他仅是个“捕蛇者”。人们都不会认识他本人是何等尊容——凡是蛇都怕他！但我们却可能都知道他所创造的那个教你明白“健康的皮肤从哪里来”（广告语）的营养食品——蛇粉“隆力奇”。

        “隆力奇”的主人叫徐之伟。我们一起来听听他的那篇充满传奇色彩的“捕蛇者说”吧！

        徐之伟的家在常熟与苏州之间的“常熟南大门”辛庄镇界善村。这位被人冠名“中国蛇王”的捕蛇者，现在拥有的“中华东方蛇园”资产达6000万元、年产1.58亿、年利税2000多万元，可在10年前这里还是个连蛇都不易见到的一片水乡沃土。“蛇王”开始并不与蛇打交道，因为是“富农”子女，他读小学成绩年年全班第一却没能跨进中学大门。13岁他就跟大人一起翻地、挑担；16岁开始就已经干起农活中最繁重的罱河泥、摇船、拉纤等活。也许为了改变一下命运，18岁时他干起了吃百家饭的木匠。3年出师后，因手艺高超，一连带了8个徒弟。这之后，师徒9人走南闯北，生意越做越红火。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给这位昔日只有干活的份、不能抬头看人的“小富农”，恢复了真正意义上的生命。当时界善村因附近有个乐器厂需要大量蛇皮，结果不少农民就在农闲时当起了“捕蛇者”。徐之伟也就在这时候加入了“捕蛇者”的行列。

        干就得干出个样子。徐之伟兄弟4人在1981年一开春，穿着荷花布鞋，两脚绑着布条，身背竹篓，手提钩棒，从江苏到浙江，又辗转到江西和湖南洞庭湖。他们披星戴月，时而穿草丛，时而钻芦苇，常常为逮一条蛇要蹲在湿地里数小时……那是一种真正的艰辛，真正的困苦，真正的危险，但徐之伟感到苦中有乐，这种乐是当他在与恶劣环境和毒蛇猛兽的较量中成为胜利者时才有的。

        后来他不再当小“捕蛇者”了，他开设了铺店，成为专门经销和收购蛇类，并经营蛇皮、蛇肉、蛇胆等蛇生意的大“捕蛇者”。他因此也开始扬眉吐气地穿上西服革履，又用了没几年时间，成了一个名声显赫的“蛇王”。

        穿西服革履的“蛇王”，依然长着一双当年头戴草帽、肩背竹箩的“捕蛇者”的敏捷眼光。他细细读着《本草纲目·蛇篇》上说的：“蛇，能内走脏腑，外切皮肤，清热于肌之内，克毒于皮肤之外。然蝮蛇以治身痒癣风见长，乌梢蛇以祛风湿、舒筋血见长，水蛇以散疮毒、治恶疮见长也……。”“有了！我要生产独一无二的蛇粉保健品，以治国人之多种顽疾！”

        “蛇王”把自己的想法，告诉了原沈阳药科大学生化教研室主任、蛇药专家陈建智。陈教授连连称其好，并提出将蝮蛇、乌梢蛇、水蛇这3种优良蛇种合为一体，制出一种全新的蛇粉保健品。于是，1992年在常熟蛇业公司、苏州苏华实业公司和香港星辰公司共同努力下，“蛇王”徐之伟的“东方蛇园”宣告成立。随之他推出的“隆力奇”系列蛇粉保健食品、蛇粉珍珠粉、蛇皮制品、蛇药……迅速占据市场，成为全国同行业中首屈一指的名牌产品和百姓信得过保健食品与药物。1993年“隆力奇”荣获印度尼西亚“中国医药卫生科技成就展览会”大奖，1994年又获国家林业部名特优新产品银奖，1995年被上海评为“上海市场放心产品”。与此同时，“蛇王”的蛇皮制业产品更是大打出手，光远销美国和西欧市场的年出口量就达5000多万元。

        1986年8月28日这一天，我们的“蛇王”异常兴奋，这一天正是他的“江苏隆力奇集团”成立十周年之日。听一听这回“蛇王”又是怎么说的——

        “过去10年，我们‘隆力奇’从一个乡镇企业发展成在全国同行业中市场占有量和产品质量都为第一的企业。在第二个10年起步之时，我们‘隆力奇’已经确定了战略方向，那就是——总部设上海、驻足在香港、左右东南亚、影响全世界……！”

        “隆力奇”现在的年销售额超过20亿！

        听听，这就是来自常熟的声音、常熟的威力。

        这就是有无数男女老少参与的那种宜工则工、宜农则农、宜种则种、宜养则养、宜大则大、宜小则小的广泛植根于民众之中的常熟大市场。

        在为共和国原子弹、氢弹的研制作出重要贡献的著名科学家王淦昌的家乡常熟支塘镇，我耳闻目睹了一个几乎是在瞬间形成的华东第一大副食品市场，其实目前还没听说其它地方也有类似的副食品批发和交易的市场，所以这个在并不为人所知的小镇边迅速崛起的副食品市场，也可能是全国最大的和唯一的呢！

        支塘是个乡级小镇，只是因它紧挨着204国道和支塘镇边有个闻名全国的“阿里山”瓜子厂，所以造就了这个小镇汽车站前那么一块可以做些小买卖的黄金地段。这个市场的形成过程跟常熟“中国服装城”很相似，由开始的马路地摊小贩，到后来的万户商贾云集。但它发展的形式和内容却与服装城不尽相同。常熟服装市场从初期到现今的成熟阶段用了10年时间，而且仿佛是人们一觉醒来形成了现在这么规模宏大的市场。这主要得益于常熟本身就是个“纺织之乡”和具有成千上万的国有、集体、私营服装厂以及几十万农民服装加工者的直接参与。支塘副食品市场则不同，从速度而言，它的今天可以说就是常熟“中国服装城”的昨天，从发展前途看，常熟“中国服装城”的今天可能就是支塘副食品市场的明天。但支塘形成的这个新市场，其经销的形式与内容除了最初的一些“炒品业”与本地优势有些联系外，如今这儿市场上销售交易的物品几乎与当地产品无任何相联关系。譬如香烟、酒类，譬如饮料、糖果，譬如保健食品、旅游方便餐这些东西，都不是本地货但在这儿应有尽有，你在京城或上海、广州见得到的“可口可乐”、“健力宝”、“维维豆奶”、“康师傅方便面”、“上海大白兔奶糖”、“红塔山”……等等这样的名牌，在支塘这儿都有。而且这个市场上你见不到这些名牌产品的假货，因为所有这些厂家都在这儿有直接的代理商或办事处。这里的货品还有个特点：一律都是出厂价。那些千里之外的名牌厂家不惜长途跋涉将货品运达在地图上都找不到的小镇上，与客户进行出厂价交易本身，就说明支塘市场具有非同一般的影响力。

        支塘副食品市场目前年营业额已达30亿元，而且每年正以40%的速度在递增。它靠的是什么？一不靠自我优势，二不靠天时地利，靠则靠常熟这块土地上独有的人和与商旺！是的，探究福地常熟大地今天之所以能出现如此无处不商、无处不市的一派繁荣景象的原因，归结一点：就是这儿的人们遵循了邓小平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理论，结合本地实际，富有创造性地营造出了一个人和与商旺的新天地。

        然而“人和商旺”的繁荣景象，并不是所有的地方和谁都能创造得了的。也许我们看一看常熟的干部们、企业家们和广大从事经营的农民们那种务实、求实、实干的精神后，更会得出准确的结论。

        常熟常熟，熟了你就常来。

        你常来了就知道这块热土真的越显成熟，她成熟于科学发展，成熟于社会和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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