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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谁都说自己的家乡好，谁都说自己的家乡美。然而我在言说苏州时却常常感到笔力不足，这是因为当代苏州的变迁难用几句话、几个篇章可以说得清、道得明的。这一点连生活和战斗在这片热土上的父老乡亲们也认同我观点。

        当代的苏州是什么？有人说苏州是一种模式，有人说苏州是一种精神，也有人说苏州是中国社会主义现代化的道路与方向。其实，苏州从伍子胥建“阖闾城”那天起，注定了她是一种独特的文化，一个镌刻着中国独特文化与奋进追求的精神家园。

        人们所言及的“天堂”之意，大概就是这种具有东方色彩的独特文化与奋进追求的精神家园和归宿吧。

        “天堂”一语自古就有，这是东方人追求的最高生活境界。我们现在用“小康社会”作为现生现世的一种追求目标。“民亦劳止，汔可小康”，这话出自之中，可见“小康”概念在几千年前的东方哲学思想里就有了。“小康”是东方人对现生现世生活的一种向往目标，“天堂”则是东方人对未来世界的一种梦想追求。“小康”与“天堂”，蕴含了东方人对现实生活和未来理想化世界的一种人生哲学追求。

        苏州古今被称做“人间天堂”，当代的苏州又是中国社会主义特色下率先建成“小康社会”的典范和样板。我确实有些感到笔力不足。因为你无论从哪个角度和哪个方面去讲述近30年的苏州发展史都可能是一部鸿篇巨著。

        有人对我说：你应该写一写苏州的教育发展史。我稍作涉猎，就发现这块领域的苏州，在昨天和今天都是那样的光彩夺目。

        昨天的苏州教育可以说是星光灿烂，有远古的军事教育家孙武，他的十三篇《兵法》流播千秋。传说当时的吴王想试孙武的兵法是否管用，于是令他操训宫女，结果孙武令旗一出，吴王的两位爱妃嬉笑乱阵，孙武当即杀之，没半点军事知识的宫女们顿时肃然操练，军容整齐。孙武兵法从此名扬天下，直至今天，仍为中外军事学界奉为经典。昨天的苏州人，另一位令我敬佩的重教育者是宋代大思想家、政治家、文学家范仲淹。范公的“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激励人们先天下、后个人，成为千古座右铭。他在苏州为官时选了个地方准备安家，结果风水先生一看，说“此乃龙头宝地，范氏后裔必世代大官”。范仲淹一听，立即改变主意，自己出资造了一座孔庙和一所学府，开创了当时中国的第一个培养高等人才的郡学。“吾苏也，郡甲天下之郡、学甲天下之学、人才甲天下之人才，伟哉！”范仲淹在《苏郡儒学兴修记》中如此赞叹道。苏州学风从此“甲天下”，故而带来苏州才子层出不穷，成为中华优秀人才的摇篮。后来的苏州教育之风更是大盛，光有名有姓的教育家如明初的况钟，北京故宫的设计者、建筑教育学家蒯祥，文学教育家冯梦龙，清代的医学教育家叶桂，文字教育家俞樾，苏绣教育家沈寿。近现代的教育家就更多了，如顾颉刚、叶圣陶、颜文梁、夏坚伯、谈家桢、时钧、钱伟长、张光斗……他们的存在，使得苏州这块富庶的土地上始终学风蔚然成风。在我小时候就常听大人常说“书包翻身”，意思是只有上学念书才能解放自己，改变穷困和卑微的地位，成就理想。重教和重人才是苏州人一以贯之的理念，也是苏州能够几千年常盛不衰的真经。近年在异乡采访，总听到一句豪言壮语：再苦不能苦了孩子，再穷不能穷了教育。苏州人不是这样说的，苏州人说：再富你也得苦读书，你穷就穷在不念书。过去历朝历代，苏州念书人出名当官的自然不用多说。旧时的状元，苏州一直居全国之首，甚至还有像翁同龢等一族出了两个、三个状元的也有好几个家门。在当代，苏州也是院士最多的地区；而著名的科学家也是数不胜数，像大名鼎鼎的中国无线电创始人李强、“两弹一星”元勋王淦昌、王大珩、程开甲和化学专家张青莲、物理学家何泽慧、水利专家陆佑楣、电子学家韦钰及诺贝尔奖获得者李政道、朱棣文及大建筑设计师贝聿铭等都是苏州人。据苏州有关部门2005年时作过的调研，发现当时的近百名苏州籍院士中，绝大部分家境并不好，都是普通人家的子弟，但由于他们的家风好、族辈重视教育，所以成了“书包翻身”的典范。

        我知道，在我老家人的眼里，口袋里有钱并不能炫耀，但若家里出了一个学习好的孩子是可以大大炫耀的。在干部的嘴里，你的地区生产总值并非是最值得夸耀的资本，可你的学校建得好、“状元”出得多、高考分数在省里、市里排名居前，却尽可炫耀。还有一件事在苏州干部中是可以炫耀的，那就是家中的藏书。苏州每年有一次民间自发组织的藏书展活动，并有“书会”评委进行点评。苏州市委的领导和宣传部的同志们一说起这件事，可以跟我聊几个小时，而且手舞足蹈，因为他们都是藏书“状元”。苏州人崇尚读书和藏书，给这个古老而现代城市的文明建设增色不少，同时也给市民百姓的素质注入了许多知识养分。

        有人对我说，你还应该写写苏州的城市建设改变。其实这是根本用不着争议的问题。借诺贝尔奖获得者丁肇中教授的话说：“苏州的老城外形没有变，但内容变了。苏州老城的外面是苏州新城，苏州的新城是苏州老城的继承者和创新者，苏州城外的苏州也早已是美丽无比的城市。”这话听起来有些绕口，可丁教授说出了今日苏州的城市概貌。

        现在的苏州城与2500多年前伍子胥建造的“阖闾城”相比，无论从面积和风格上都已经有了极大变化，这是历史发展的必然。但值得庆幸的是苏州这些年在保护老城上所下的功夫和资金的投入是空前的。你若有机会到苏州一游，你就会发现这一点。对待古城的保护是一门大学问，对于像苏州这样世界著名的旅游城市来说更是如此：一方面她是国务院发文明文规定的一座整体风貌需要保护的城市；另一方面她又不得不需要与现代文明社会接轨。保护和改造古城是摆在苏州人面前的一项艰巨任务。聪明的苏州人采取的态度为：老的不动，不动并不意味着绝对的原样，要保持原样就得在“动”的时候下功夫。为了这“动”与“不动”，苏州近几届政府领导就没少动脑筋，甚至没少受各种压力。然而这种压力带来的效果是让世人看到了苏州古城里的传统与现代、古老与创新之间流动着的那种美观、深刻和韵味——当然是具有东方水城特色的那种畅流着文化和民风的韵味、深刻与美观。它们仍然是们记忆中的观前街、干将路、沧浪亭、狮子林、虎丘塔和粉墙黛瓦的民居、花木飘香的小巷及亭园斜塔和小桥流水……鸟啼花落屋西东，柏子烟青芋火红。

        人道我居城市里，我疑身在万山中。有一日我站在苏州西门的老城与新城交汇处的立交桥上，不由想起元代名僧惟则写的这首诗，一下觉得很奇怪：几百年前的老僧怎知几百年后的苏州人会有“人道我居城市里，我疑身在万山中”的感受？

        现在的苏州城已经成为一城三体，即原有的古城，以太湖之滨的苏州高新区为中心的“新苏州”和东边与上海接壤的以苏州工业园区为中心的“洋苏州”。它们以古、中、洋三个不同特色构成了今日苏州城的风貌，其面积已比“阖闾城”大了几百倍，与二三十年前的苏州城相比也完全变了样。今天生活在苏州城内的居民特别地幸福，他们既可享受古典风物的韵味，又可呼吸现代化城市的气息，更可与当今世界上最完美的物质文明融合。如果你想重温姑苏的市井旧景，你可搭乘公交车上人民路，然后到观前街漫步；如果你想换换空气和观赏蓝天白云、鸟语溪流，你就或骑车或驾车到孙武亭旁的太湖岸堤上，那里既可朝来暮归，也可享受半时、一午间的浪漫情调；当然，如果你是年轻人，最好上东边的金鸡湖，那岸头的时代广场和湖中的水上游艇，尽可让你激情澎湃……

        在这二十多年里苏州城发生了历史性变化，但有一点没有变，那就是对古城的保护。为此，苏州人付出的代价也是极其昂贵的。因为历史和现实、保护和重建，其实充满着矛盾与对立。有位苏州官员告诉我，苏州百姓对旧城的感情和保护意识强到你若没有充分的理由说服他为什么要动一块砖、一块瓦时，他会直接向北京中南海写信告状。我听说有一任苏州市市长在任三年，被老百姓骂了三年“大拆”。后来这位市长调走了，他力主改造的老城老街改造好后，老百姓又经常念叨他的好。这事让我深切体会到“苏州干部不好当”的真实含义。

        “苏州干部不好当”的后一句话应该是：苏州干部必须当好。

        前者不易，后者更难。

        然而苏州的干部们依靠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和科学发展观来指导工作，几十年来完美地完成了一棒接一棒、一棒更比一棒强的执政任务。

        从上世纪70年中后期到90年代初的十几年间，苏州依靠大力发展乡镇企业实现了大飞跃，创造了著名的“苏南模式”。可是随着改革的不断深化，中国民营经济的迅速崛起，特别是“温州模式”出现后，苏州的乡镇企业经济模式受到了极大的挑战。这事发生在上世纪90年代中后期，这阶段的苏州人异常地痛苦。摆在他们的面前有两条路：或继续固守以发展乡镇企业为主导的集体经济形式并作最后的挣扎，或摒弃它重走一条腾飞新路子。固守老路显然要准备接受落伍的现实，重闯新路同样将可能面临“死亡”的命运，因为在这之前的苏州一直走在全国经济发展的前列并已经形成响当当的“苏南模式”。

        那是一场蜕变。一场意味着必须自我否定的蜕变，一场意味着从头重来、另起炉灶的蜕变。

        凤凰能否涅槃，姑苏城内城外顿时山雨欲来风满楼……

        “谁敢砸一下我们的机器，我们就砸谁的脑壳！”那个时候恰逢全国纺织行业大调整，国家下达了“砸”几万万锭纺织机械设备的指令，苏州的乡镇企业又多数是纺织企业，是“砸”纺机首当其冲的地区。某乡镇的几百名工人手持铁铲和锄头，堵在厂门口，死守三天三夜，欲与前来砸锭的干部拼个你死我活，并声言“愿用生命和鲜血保卫社会主义成果”！

        纺机仍然要砸，而且砸得稀巴烂……

        工人们嚎啕大哭。

        又一个工人痛哭流涕的现场：一群工人们愤怒地撕碎手中的新工作证，高喊着“要当社会主义企业的工人阶级，不当资本家皮鞭下的臭苦力”的口号。他们想不通为什么转制，想不通自己用几十年心血建设起来的工厂一夜之间会成为某某个人名下的企业，尤其是想不通昨天还是“共产党的厂长”，却转眼成为掌握许多股份的“资本家”……苏州人民对“集体经济”所怀有的深刻感情太强烈，而不少人当时还没有全面意识到由于产权不明晰，粗放型的乡镇企业在自己发展道路上已经接近走向末路的事实。当然，也有一些百姓是担心自己的饭碗被彻底地砸了，于是他们心怀痛苦。

        “转制！”

        “必须定时间、定任务地转制！”市委的死命令，县政府的死命令，镇上的死命令，企业和工厂关上门也要完成的死任务！

        呵，那岁月，苏州像一艘飘荡在海上的大船，突然间断了桅杆与篷帆，不知驶向何方，在风起浪滚的海面上打转悠……

        “来，你们看看，看看这条小河还可不可以下去游泳了……”

        “来，你们闻闻这江水为什么是臭的，看看水里还有没有游动的鱼儿……”

        “来，你们瞧瞧这桃花为什么不再是红粉色的而像是涂了灰似的……”

        干部们耐心地将原来是种地的农民现在是乡镇企业工人的群众引到河边、领到江堤，让他们自己体会发展和致富的同时应该注意些什么。

        污染的河可以治，涂了灰的桃花可以在雨后重显芬芳，江湖清了小鱼还会欢游，可是产品不对路，资金周转不了，工厂就会关门，这才是真正的自取灭亡啊！

        苏州全市的干部群众不得不放下头上的光环，开始痛苦地反省……

        “浙江的私营企业火得很，为什么我们的产品越来越成问题？人家的企业越办越红火？到底奥妙在哪？”

        “没啥奥妙。人家姓私，我们姓公：一字之差，效益和效率差十倍百倍。市场经济竞争如此激烈，我们不败才怪！”

        有人已在私底下“悄悄革命”——把僵板的企业分配制度和产权制慢慢分解成集体的、个人的，还有企业主的，甚至是彻底的私人承包制的、部分出租式的……

        那股风从东南角吹来，越吹越猛。那风里夹着浓浓的“温州味道”，最先吹到了苏州乡镇企业走在最前面的丝绸之乡——盛泽。

        “一河之隔，人家的原材料，人家的销售成本低而又低，利润高出我们几倍，而且老板可以当场兑现，甚至十万、百万的现钞出手也没违规、违纪一说。可我们呢，厂长请客商吃一顿饭因为没有发票却弄不好被说成是贪污！别无选择，我就是在这种情况下被浙江人俘虏过去了……”一位在苏州地面上当了15年乡镇企业的厂长经受不起浙江人5万元的年薪诱惑，带着10多名骨干跨过一道十来米的小河，在浙江嘉兴的一家私营纺织厂安家扎寨。不到半年，这个厂长获得20万元“分红”，那10多个骨干每年也有4万元“红利”。

        一条小河可以隔成两种经营制度，却隔不断老百姓的耳朵。于是又有十个、百个盛泽人跨过那条十来米宽的省界小河，来到浙江嘉兴和湖州地盘，或加入当地的私营业主的行列，或干脆租下几间房子自己开始干了起来……

        “怎么样？跟这边集体的效益哪个好？”

        “还用说！过去我们是为‘大家’干，现在是为自己干。干多干好除了缴税全归自己，你说哪个好？”过河的人对河这边的人如此说。

        于是，又有一批批人过河去了。这回不再只是盛泽人，还有震泽人，甚至是吴江以外的昆山人、常熟人，还有张家港和老吴县人。

        苏州感到了前所未有的危机，这种危机不仅反映在内部出现了分裂，更有外界机枪扫射式的对乡镇企业发展实质的抨击与争议。

        彻底的否定是唯心主义的。苏州乡镇企业从无到有、直至成为“半壁江山”，一切实事求是的人谁也无法否定它对国家、集体和广大人民群众所带来的巨大的积累与贡献——那些年农民们盖的小洋楼、昔日泥泞的乡村土埂变成了四通八达的水泥马路，还有学校、医院、图书馆等等公益事业的大改观，难道是天上掉下黄金白银后才换得的吗？

        不，没有轰轰烈烈、热热闹闹、硕果丰实的乡镇企业经济，一切都不可能！

        苏州人清楚，苏州以外的人后来也清楚——“人间天堂”并非上帝给的，天堂同样得靠人的奋斗与辛勤的劳动。

        但此时的苏州人更清楚另一点：任何一种本来属于创新的事物早晚都会僵化，早晚都会走向反面；只有继续不断地创新才能永葆生命活力。思想解放的成果只有在继续思想解放中才能获得可持续发展。“苏南模式”是如此，其他模式也是如此。一切模式都不过是发展途中的一个路标。现实的自我否定并不意味着对历史的全部否定，而恰恰是对历史更加尊重和对未来的负责。

        “乡镇企业到了该脱胎换骨的时刻！那种政企不分、不允许私人资本进入生产领域和不注重产品的市场竞争力，都是开放型市场经济的阻力。我们需要调整，需要继续创新。”苏州市委、市政府的领导们清醒地意识到：90年代之后世界工业革命已呈明显的全球化经济特点，开放型是它的主要特征；顺其规律而行则昌盛，逆势而走则消亡。

        既然是开放型，我们的发展方向就不能是单一的一种“灵丹妙药”。也就是说，我们要浙江的私营经济模式，但我们更要大量吸取外资企业，走外向型经济之路！

        “机遇总是青睐有准备的头脑。”相对论创立者爱因斯坦这样说。聪明的苏州人在严峻的历史转折关头，他们又比别人更清醒和高出一筹：一方面派出数千名干部全力以赴帮助乡镇企业全面转制，一方面花大力气左冲右突抓外向型经济项目……如此握紧两个拳头，以万钧雷霆之势，在短短的几年里实现了98％以上的乡镇企业的转制，并将一定规模的企业又集中到乡镇以上的工业园区，同时调整产业结构，“既要金山银山，更要绿水青山”。这是苏州人在发展乡镇企业过程中深刻总结出的一条血的经验教训，也是曾经被人在“苏南模式”的光环上涂黑漆的一处隐痛——有痛，才会痛定思痛。防止环境污染，保护土地资源：这是苏州飞速发展过程中的两大难题。巨大的经济总量，洪流股的劳力涌入，使得苏州人越发“虽富难安”。为这，他们给自己制定了一条铁律：380万亩基本农田保护是谁也不能碰的红线。随之他们提出了后来传遍全省乃至全国的经验——工业向园区集中，人口向城镇集中，住宅向社区集中的“三集中”。于是，招商引资中有了一条“土地投资强度”硬性指标：每亩土地上的投资必须达到500万元以上，否则入门无路。

        “绿色苏州”、“生态苏州”、“文化苏州”、“平安苏州”就是在这种情形下被一个个地提出来，并且一个个实实在在地做了出来。

        造绿、造园是苏州人的传统与专长。苏州人以其特有的聪明和智慧，再一次用建造古典园林的技巧，勾画出现代经济的新版图。

        这一苏州新版图在2004年、2005年全面形成。

        2001年，苏州入选当年“全国十大最具活力城市”之首并获得唯一的年度大奖。到这一年年底，苏州市区的绿化覆盖率达40％，人均公共绿化地达8.6平方米。古城区内的居民出行350米即有一处小游园。全市建成2个省级自然保护区、19个县级以上风景名胜区和5个县级以上森林公园。受保护地区占全市面积的10％，整个苏州市的环境质量综合指数达87.4分，在全国重点城市中名列前茅。

        在苏州老百姓的眼里是另一种发展的新景象：楼房改成了小别墅、小庄园，河水开始能见底，鱼儿又在水面上嬉戏，白鹭飞满了湖塘……

        那一年，美国《新闻周刊》刊发一篇文章，推介了世界上9个被认为是信息时代重要的新兴科技城市。它们分别是美国的奥克兰、奥马哈、塔尔萨、汉茨维尔、阿克伦，巴西的大坎皮纳，西班牙的巴塞罗纳和中国的苏州与法国的蓝色海岸。无独有偶，其后不久的《纽约时报》也评出世界最具竞争力和最佳投资的10大城市，苏州也赫然在列。

        海外众多媒体此时都把苏州评价为中国城市投资环境的第一名。

        到了2005年的苏州更了不得：全市生产总值等于1982年时的全国总量。这一年生产总值统计一出，使得苏州在全国大中城市的排名一下从第七位跃升为第四。规模以上工业总产值由全国第六名跃升为全国第二名（仅次于上海），农民纯收入全国第一……

        “苏南模式”似乎仍未消温，“苏州现象”则又再次成为全国焦点，并引起世界瞩目。

        “苏州发展好，应当率先在全国全面实现小康，率先在全国基本实现现代化。”江泽民、胡锦涛两任总书记分别在北京的人民大会堂向苏州发出号令。

        时任江苏省委书记的李源潮同志得令后，两年中为指导苏州的“两个率先”，光到昆山就跑了不下七次。“苏州有这个能力和实力，应当负起这个使命！”李源潮每到一次苏州，总要反复强调这句话。

        江苏省委和李源潮是讲实话、干实事的，“两个率先”到了他们手里可不是一句简单的口号，而是硬邦邦的“4大类18项25个综合指标”。其中第一大类就是经济发展指标，它具体包括人均产值、二三产业增加值占地区生产总值的比重和城市化水平、城镇登记失业率等几项。“全面实现小康最核心的问题是提高人民生活质量，必须以富民优先，以老百姓切身感受为依据，以广大人民群众满意为标准。”省委的文件上这样明确规定。李源潮说得更直白和坚决：“农民纯收入不到8000元的，一票否决！”

        昆山泾河村村民黄泉宝这方面体会最深切。2003年新年刚过，黄泉宝家里来了一位贵客，他就是省委书记李源潮同志。那天李书记在老黄的引领下，楼上楼下、宅前宅后走了好一阵。然后李书记与他促膝倾谈，问老黄到底感受到多少“小康水平”。老黄便像与自家兄弟聊家常一样，跟省委书记谈了自己的感受，比如感觉“收入还少了一点”，“乡村道路还不够好”，“尤其是树少了一点”……李源潮听得认真，频频点头，并不时在小本本上记下老黄的话。三年后的2006年2月10日，黄泉宝又在自己家接待了李源潮书记。这回李书记见面就认真地问：“你认为现在的生活算不算小康？树是不是比3年前多了？”黄泉宝没有想到李书记会把自己3年前“聊家常”的话记得这么清，便连连点头道：“收入高了，树更多了，我们老百姓的日子真正可以称小康了！”随后他扳着手指跟李书记说：我家开了一个包装用品公司，年收入10万元左右；房屋出租年收入3万元；加上富民合作社分红等其他收入，一年大约18万元左右。“有收入保障，又有社会保障，所以我感到自家的生活是真正小康了！”老黄开心的笑，也使李源潮书记的脸上露出了欣慰的笑容……

        其实，在此间三年的“两个率先”建设中，绝大多数的苏州人是与黄泉宝一样的感受。他们深切地体会到在王荣书记为班长的苏州市委和市政府领导下，苏州各项工作、各条战线以更高昂的革命热情和脚踏实地的精神，在科学发展观的指导下，更好地发扬了勇于改革、勇于创新、勇于争先的传统，尤其是在提高百姓生活水平、促进社会和谐发展、增强地区竞争力方面作出了显著贡献。他们没有辜负党的领袖和上级的期望。到2008年，全市的生产总值22303.02亿元，财政总收入1500多亿元，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23867元，农民人均纯收入11680元。

        这样的一串数字在普通人的眼里也许并不感觉什么，但如果你是一个地方的执政者、领导者，你就知道它的分量。首先是苏州与自己相比。2008年的GDP是1978年的45倍多（全国同比是15倍），30年间苏州的平均增长速度超过14%，高于同期全国速度的4点多个百分比。苏州以占全国不足0.1%的国土面积和不足0.5%的人口，创造了占全国2.3%的国内生产总值、2.4%财政收入和近10%的进出口总额。其次是人均生产总值水平遥遥领先于全国。改革开放初期的苏州只高于全国的三分之二左右，如今已是全国平均水平的5倍，跨入世界银行划定的高收入国家和地区行列。人均GDP从3000美元到10000美元，苏州仅用了6年时间，而日本和亚洲“四小龙”平均用了10年左右。第三是富裕水平领先于全国，收入差距低于全国。苏州目前的城市居民可支配收入和农民人均纯收入分别高出全国水平的50%和150%左右。苏州的城乡收入差距为2∶1，全国目前的这项指标是3.33∶1，这意味着苏州地区在创造了惊人数量的社会财富的同时，最大多数的人民较为充分地分享了这些财富。

        这就是今天的苏州！

        什么叫富民强国？什么叫对民族的创造？什么叫伟大的时代精神？

        苏州便是。苏州的发展包含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全部标志。

        苏州的贡献、苏州的创造、苏州的精神便如今天的中国对世界经济发展的贡献和对人类文明进步所发挥的作用一样，你无法忽视，也无法不被它的光芒与伟大所折服。然而，许多人并不真正了解苏州，或者并不真正认识“苏州精神”是什么。他们只把苏州简单地看做是“好地方”——自然条件好、人聪明、机会多。他们并不知道苏州的这些“自然条件好”、“人聪明”、“机会多”并非天生的，而是苏州人的汗珠、甚至是流血牺牲以及千百年、千百回磨砺与挫折之后所换来的，是在这样的千百年、千百回的磨砺与挫折中熏陶出的超越于他人的修养、灵性、文化与哲学。

        其实苏州人所拥有的这种超越于他人的修养、灵性、文化与哲学从他们的远古祖先那里就已经开始显现——

        很难想象，假如泰伯、仲雍兄弟二人不是因为谦让和忍辱负重，来到当时的江南湿地，“断发文身”，开发蛮荒，何来吴国的伟猛？何谓“断发文身”？就是因为当时吴地到处是荒芜的水域之地，长发飘飘不利于劳作，于是只能“断发”。而当时近靠大海的吴地水害常发，处在蒙昧时代的人们以为是“水怪”，于是在自己身上刺花纹，打扮得像个怪物，企图以毒攻毒抵挡水怪的侵袭。传说仲雍有个小孙女叫女红，那一日恰在隔壁内房缝衣，听爷爷仲雍在与乡亲们商议如何减少因“文身”而引发感染的对策时，不慎一针扎破了手指，血滴在衣料上。为了遮掩血迹，女红用丝线在血迹上绣了一朵梅花。岂料这一偶然事件使她顿生灵感：为什么不把刺在身上的花纹刺在衣裳上呢？女红被自己的灵感所感动，连续七天七夜用五彩丝线绣成了一件图案衣裳。这绣上花纹的衣裳试穿者正是她爷爷仲雍。穿上绣花衣的仲雍迫不及待地跳到水里看效果，据说水蛇等看到这美丽的“怪物”，吓得纷纷逃遁。于是仲雍高兴地下令勾吴全境推广这种绣衣，以替代文身。从此吴国兴盛刺绣，也再没有人惧怕“水怪”了。最早的“苏绣”就是这样诞生的，以前的绣娘也叫“女红”。关于“苏绣”诞生史，还有一种说法。苏州的第一部地方志汉朝的赵晔所著的《吴越春秋》中载道：“禹乃登山，仰天而啸，忽然而卧。因梦见赤绣衣男子，自称玄夷苍水使者。”此文道的是在泰伯、仲雍兄弟之前的大禹来到吴地，为与土著打成一片，不得不整天祼身奔走，苦不堪言。于是大禹苦思冥想解决方案。有一日大禹自称梦见一个上苍派出的使者，穿着龙纹绣花衣。迷信的远古人一听皆学天使，从此穿起了绣衣，替代了以往的文身习俗。看来无论是哪位发明绣花衣以取代文身，“苏绣”的诞生皆有血与泪的代价。

        很难想象，假如伍子胥不是因受杀父灭族之痛、之耻，他身为楚国大臣之子而怎能落魄吴国街头当乞丐？也正是因为受吴王重用，他才上书“欲立强国必先立城郭”，并用七年时间“相土尝水，象天法地”，建起了“周四十一里二十一步二尺，陆门八，其二有楼。水门八”的“吴大城”，即古苏州城，亦叫“阖闾城”。历时2500多年的姑苏城依旧被令人惊叹为人间天堂的“东方水城”，是因为它的设计称得上“能进能退”、“能攻能守”和便于生活、四通八达的建筑经典。伍子胥其实并不是建筑专家，但他内心的那份兴吴破楚的强烈心愿使他对苏州城的心力倾注程度远远超越任何一位伟大的建筑学家的智慧与艺术。有兴趣者现在仍可在漫步苏州老城时体会到当年伍子胥建城时那种因势利导的高超艺术。“坊市棋立，桥梁栉比”。苏州老城的街坊与河道是并行的，一街一河，街、巷、桥、店、庙、宅、埠、衙等皆临街、临水布置。前门沿街，后门临河；前门御车，后门登船：具有“门前石街人履步，屋后河中舟楫行”的那种现在苏州人常说的“双棋盘”格局的独特水乡景象。这种“双棋盘”格局后来对苏州乃至整个江南水乡城镇建筑都起到过重要的示范作用。“二八城门开道路，五千兵马引旌旗”。古苏州城有八座城门，它们为抑制外敌入侵和通达四方、济民强国发挥了极端重要的作用。杨柳阊门路，悠悠水岸斜。乘舟向山寺，著履到渔家。苏州古城能够留给今人那种永远无法忘怀的“小桥、流水、人家”的诗境画意，便是一种永恒的物景文化与流动的哲学深意。它的每一条河流与每一扇城门及每一块街砖，都蕴含了岁月磨砺的深刻痕迹与人世间的悲喜。

        多数人以为江南水乡的苏州只有水与桥，或者只有江河湖塘。其实苏州还有很多山峦。虽然这些山峦比不上神州五岳，但苏州的几乎每一座峰峦都充满了灵秀之气。太湖边的吴山，虽不高，却绵延数十里，由于它身伏太湖水域之边，常倒影于万顷湖水之中，仿佛是天然图画。名镇木渎西北的灵岩山可能是苏州境内的山峦之代表，它四周峰峦环绕，自北向西依次有天平、塞山、银顶、穹窿、香山、清明等山峦，自南向东依次有横山、黄山、狮山、楞伽山，可谓峰联岭属，或起或伏，而灵岩居其间，独立挺拔，故有“吴中第一峰”之称。

        苏州的山有不少是在湖中水里长着的，比如茫茫八百里太湖中就有七十二峰。其美其妙，只有坐在湖船上欣赏或静坐在渔坞旁观摩才可知其美不可言之妙。

        有人把太湖的七十二峰比做浮于水晶盘中的一颗颗青螺，此乃绝佳的比喻。试想一下，你坐船泛湖上，闭上眼睛，再猛然睁开，但见蓝天白云下碧漪涟涟的太湖如同一只巨大的水晶盘，那一座座翠翠的青峰，大的如田螺，小的如螺蛳，这儿一颗，那儿一粒，吸附在这个盘子上，何等悦目，何等诗意！如果你能耐心地晨暮观察，还会发现那“盘中青螺”是活动着的，是变换着的，忽而高顶穹空，忽儿藏身于地面，忽儿随浪波动，忽儿凝固成湖体本身……

        这就是苏州的灵峰妙山。它看起来默默无言，却时常带给我们意想不到的莫测变幻；它似乎沉静呆板，却突然间奔涌激情，让世界感动和震撼。

        “山以水为血脉，以草木为毛发，以烟云为神采，故山得水而活，得草木而华，得烟云而秀媚。水以山为面，以亭榭为眉目，以渔钓为精神，故水得山而媚，得亭榭而明快，得渔钓而旷落。此山水之布置也。”我的祖先这样评论苏州的山与水之间的关系，故而有“天下之山，得水而悦；天下之水，得山而止。”有山有水，山水相依，才能有醉人的胜境。

        苏州的山正是如此。苏州的山还让我想起了苏州的一位先人，他当然是兵法创造者孙武。

        在伍子胥到吴国前，孙武一直隐居在太湖边的虎丘一带的山林之中。后来他与伍子胥一起帮助吴王阖闾败楚，称雄于中华。但后来的国君夫差不听伍子胥规劝，被十年卧薪尝胆的越王勾践灭亡。孙武冷眼对时势，尤其是对好友伍子胥的惨死而痛心不已，从此彻底隐居于深山数十年。孙武潜心对过去所写的13篇兵法重新修订，使其更臻完美。这部兵书使孙武成为中国春秋时代与孔子、老子齐名的三位最伟大的思想家之一而光耀千秋。

        我常想，人们都说苏州人的性格是水做的，是水的柔性与地之肥沃及阳光的充足而熏陶出来的，似乎做什么事都能成功。难道真是这样的吗？否也。听了孙子的故事，也许你对于苏州人的聪明是从何而来这一问题会有另一番了解。

        孙子兵法的伟大之处在于它充满着朴素的唯物论和辩证法。孙武认为世界上的一切事物都在不停地运动和变化着的，强调战争中应积极创造条件，发挥人的主观能动性，从而促成对立面朝着有利于自己的方向转化。这对远古人而言，是何等高超的思想艺术！我们最熟悉的孙武“知彼知己，百战不殆”的著名论断，其深刻的哲学思想和辩证法，不仅是军事学说，也是人类运用于各种社会活动中的法宝。美国著名经济学家霍吉兹在《企业管理》一书中这样指出：“《孙子兵法》中所揭示的许多原理原则，迄今犹属颠扑不破，仍有其运用价值。”日本企业家大桥武夫在《兵法经营大全》中指出：“采用中国的兵法思想指导企业经营管理，比美国的企业管理方式更合理、更有效。”自孙武传授兵法的几千年来，世界各国的军事、外交、经济、文化之间的各种争战，很多都能见到用孙子兵法的思想来化解的实例。

        苏州人是孙武的后代，他们对先人留下的兵法之道最能吃透和熟用。掌握了这样本事的人群，即使碰到再大的困难，也能战而胜之。

        我还想起了另一个苏州的伟大先人，他就是宋代改革派思想家、文学家、军事家、大清官范仲淹。

        公元1014年，迷信道教的宋真宗率领百官到亳州去朝圣太清宫。浩浩荡荡的车马路过南京，整个城市轰动，人们争先恐后去看皇帝。惟独有一个学生闭门不出，仍然埋头读书。同学见状呼他：“快去看呀，这是千载难逢的机会。”可这位埋头看书的学生随口说道：“将来再见也不晚。”便只管继续读他的书。果然第二年这位学生中了进士，见到了皇帝。他便是后来成为宋朝一代名相的范仲淹。范仲淹是苏州人。由于父亲早逝，范仲淹小时候生活十分艰苦，在襁褓时就随改嫁的母亲到了山东。寄人篱下的小范仲淹进取爱学，后来当官后一直不忘百姓之苦，并力主改革旧端，根治国家之弊病，所以才有了“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的伟大理想与胸襟。他“不以物喜，不以己悲”的崇高人品和闪光思想在那篇传世之作的《岳阳楼记》中淋漓尽致地得到了发挥升华……

        吴国之地的苏州，历史上出过无数伟大的思想家。他们的产生与存在，注定了这块沃土的富饶与强大，丰收与壮美。

        继承，可以使并行者比别人多一份智慧和聪明；而不断地创新与追求更使自己比他人具有更多的本领、耐力和勇气。苏州人属于这种人，属于这样的一个群体。他们总比别人走得快些，攀得更高些，并且永不停步地奔走在前面——几千年来始终如一……

        不再像二三十年前从京城回一趟老家要走一两天，现在两三个小时就能抵达，借助手机、网络和电视的帮助，想了解故乡的每一天情况和每一个进步，极其便捷。因此像“小安小富，不满小胜，不守不成”这样的话，我常听老家的干部和群众说。何谓“小安小富，不满小胜，不守不成”？言下之意是：现在的苏州是追求的大富、大胜和大成。

        呵，大富、大胜、大成者苏州也。

        呵，大富、大胜、大成者自然是苏州，自然是我的那可爱、可敬的父老乡亲！

        然而有谁将苏州人的大富、大胜、大成者的品质与其来源真正挖掘和总结出来了呢？

        有。但似乎又很不够。

        新中国成立以来，特别是改革开放30多年来，苏州的发展与进步举世瞩目。有人也对此总结和提炼出了诸如“苏南模式”、“苏州精神”、“苏州之路”等说法，可什么是真正的“苏南模式”、“苏州精神”和“苏州之路”的灵魂与核心呢？又是什么东西真正形成了这种“苏南模式”、“苏州精神”与“苏州之路”呢？

        答案并不明了。

        我是苏州的儿子，苏州是我的故乡。我想寻找这种答案，寻求故乡进步与发展的灵魂与血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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