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梁，你好！……，你能否用几句比较简单的语言定义‘低代价经济增长’？对我来说，这是个新概念……感谢你的帮助。”

        这是麦克尔·思朋斯于2002年2月26日给梁言顺的电子邮件。

        麦克尔·思朋斯是谁？

        2001年度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美国斯坦福大学教授、世界著名经济学家麦克尔·思朋斯的名字和简历可以从联合国的网站中找到。

        2002年4月12日，这位世界级经济学大师又一次来信：“我现在理解了你的观点。这是个好观点，已经引起了广泛的兴趣。”“我很高兴地期待着有机会在中国和你当面讨论你的观点。”

        一个月以后，思朋斯再次来信：“我现在在伦敦，将于5月27日飞赴北京。我的手机号是美国××××××。我现在还不能确定行程安排是否合适，我们将住在五洲大酒店。”

        两天以后，梁言顺又接到思朋斯的电子邮件：“我将于明天到达，但不了解我们的行程安排。如果合适的话，我很高兴和你座谈。”

        27日早上，思朋斯的电子邮件再次出现在梁言顺的电脑显示屏上：“虽然飞机晚点，还是终于到达了。最好能今天一起座谈，明天演讲。”

        由于种种原因他们未能相见，思朋斯抱憾而归。

        一个在学术界如此重量级的人物，无人介绍，却想与一位中国的年轻学者“见面”，这是为什么？

        这也是我在认识梁言顺的“低代价经济增长论”之前感到迷惑的。有人约请我为梁言顺的低代价经济增长论写一篇报告文学时，介绍说这比陈景润的“哥德巴赫猜想”研究成果“更富有现实意义和长远意义”。初始我有怀疑，但很快便证实这并非耸人听闻。

        恩格斯说过这样的话：“在马克思看来，科学是一种在历史上起推动作用的、革命的力量。任何一门理论科学中的每一个新发现———它的实际应用也许还根本无法预见———都使马克思感到衷心喜悦”。马克思如此重视科学理论的贡献，是因为科学理论是“时代精神的精髓，人类发展的圣火”。它的每一个重大发现和发展，都给人类进步和历史前进带来革命性的作用。

        低代价经济增长理论应属此列。但是，任何一种理论的产生都要经过从不被理解到理解的过程。梁言顺深知这一点，以勇敢者的无畏精神踏上了探索之路。他哼着郭小川的诗句，“在青春的世界里，沙粒要变成珍珠，石头要化做黄金……青春的魅力，应当叫枯枝展出鲜果，沙漠布满森林……这才是青春的美，青春的快乐，青春的本分”，开始了一场追求真理的长跑。而这样的长跑是与飞速奔驰的GDP快速列车比赛，比方向，也比时速。有人几度嘲笑这场比赛是新一出“龟兔比赛”，但梁言顺以勇气和毅力将“比赛”进行下去，并取得成功。

        在中央党校工作，喜欢交朋友的梁言顺有着得天独厚的“人力资源”。他的那些学员朋友，个个都是意气风发的中国社会栋梁之材，是GDP快速列车的“司机”。梁言顺完全可以轻松地与这些“司机”顺势而行，或者搭上一程去共同高唱“胜利凯歌”。但梁言顺没有，他在深入地思考着、探索着。

        一位市长学员正在讲台上介绍他的城市如何连续十几年以两位数的GDP速度向前发展，梁言顺正巧从一份国外资料上看到了这个市长的所在城市已经被列入从卫星照片上确认的中国几大“雾都”之一。

        “好啊，人家将我的城市与英国伦敦相比，我高兴还来不及呢？”当梁言顺将这一消息相告时，那位市长居然这样说道。

        “你为这个‘雾都’称号给了你真的很光荣啊？错，大错特错！”性格斯文的梁言顺难得发火。他说：“你知道‘雾都伦敦’的景象吗？”

        “我到那儿考察过。伦敦的雾确实很浓，像披上了一层神秘的面纱似的，很美，也很壮观。”市长说。

        “那不是美，更不是什么壮观，而是一场抹不去的灾难！”梁言顺动情地给这位市长讲起“雾都劫难”的故事伦敦每当春秋两季，经常被浓雾所笼罩。据统计，伦敦的雾天，每年可高达七八十次，平均5天之中就有一个“雾日”。英国著名的日记体作家约翰·伊夫林曾写道“绝大部分伦敦人所呼吸的别无他物，老是一些又浓又浊的烟雾，外加一种又脏又臭的气体直入肺腑，使得全伦敦患粘膜炎、哮喘、肺结核的人比全世界患这些病的总人数还要多。”1952年12月4日，连续的浓雾将近一周不散，工厂和住户排放出的烟尘和气体大量在低空聚积，整个城市为浓雾所笼罩，陷入一片灰暗之中。其间，有4700多人因呼吸道病而死亡；雾散以后又有8000多人死于非命。这就是震惊世界的“雾都劫难”。

        “天呀 我的城市本来就是个‘煤城’，这么说来弄不好也有一天会惨遭伦敦式的大劫难啊 ”市长惊恐起来。

        “你以为呢？千万记住！经济建设要快速，可得注意全面协调的发展，光讲发展，不计代价，那样的GDP再高也是虚的！”梁言顺直言。

        市长开始有些焦虑不安，但很快又说：“梁兄，你可不知。我们是干具体工作的，现在是啥时候？一个城市跟一个城市、一个地区跟一个地区在较着劲比GDP呢？你GDP硬了，啥也都硬了！明白吗？”

        “这样的局面早晚要改变。”梁言顺坚信自己的观点。

        市长拍拍梁言顺的肩膀：“好吧，理论问题就留给你们这些笔杆子吧！”

        梁言顺的内心一阵痛楚：中国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是一项前无古人的伟大实践，不重视科学理论的指导难免会付出惨重的代价。

        代价？要发展自然要付出代价？干什么都要代价嘛？有人这样说，似乎还很有道理。

        但这样的认识是浅层的。经济科学的作用在于指导实践，使经济发展不走或少走弯路。然而在实际生活中，人们常常被一些其实是错误的理论支配着、引领着。

        梁言顺在研究西方经济学理论中发现从亚当·斯密、李嘉图及后来的丹尼森、库兹涅茨等人主张的“多因素决定论”，到法国重农学派鼻祖弗朗斯瓦·魁奈及后来的凯恩斯、哈罗德、多马等人的“资本决定论”，到新剑桥学派琼·罗宾逊、卡多尔及帕森奈蒂的“收入分配决定论”，到索洛和阿布拉莫维茨的“技术进步决定论”，到德国历史学派先驱弗里德里希·李斯特及后来的舒尔茨、卢卡斯、罗默等人的“知识和人力资本决定论”，这些西方经济学家的经典之作，在剖析经济增长理论时都有意无意地遵循了这样两个假定：（1）凡是产出的都是有益的，即都计入收益；（2）生产除了消耗成本外，不付出任何代价。这就是说，要素投入效果都是正向的。

        这些理论影响着19世纪的大半时间并几乎占据了整个20世纪。在改革开放后的中国经济发展中，这些理论同样影响着理论界尤其是经济运行中的实际工作。

        “事实上，影响经济增长的诸要素如劳动、土地、资本、技术进步、人力资本以及寓意宽泛的知识因素，对经济增长的作用都不是单向的。它们既能增加物质财富，促进经济增长，又会产生负面效应，如浪费资源，破坏生态环境，造成大量的不良品、人为事故以及诸多社会问题等等。”梁言顺说。

        任何理论的前提假定的片面，必然导致理论本身的片面。梁言顺研究的结果是：如果把要素投入效果的二重性引进增长理论中，那么几乎所有西方经济增长理论的结论“都需要重新推敲和修正”。

        “只求增长不顾代价，只计眼前利益不为未来着想的经济政策，必定会造成经济增长与沉重代价并存的局面，这已为近现代经济增长的历史事实所证实。”梁言顺在证实西方经济理论的缺陷时，也在证实自己的观点的正确性。

        “资源、生态、环境等问题，是发展经济学的研究对象，经济增长理论不应该涉及这些问题。”权威人士反驳梁言顺。

        梁言顺用自己的研究成果回击：“这种观点是站不住脚的。因为一方面经济增长的本义就是国民生产总值或国民收入或说是国民财富的增加，而经济增长的代价仅就代价的经济意义看，表现为国民生产总值或国民收入或说国民财富的浪费与减少。人类追求的应该是扣除了代价以后的纯净的经济增长，这种经济增长与减少代价具有同等重要的经济学含义。因此，把一个问题的两个方面人为地割裂开来是没有道理的，是违反经济学规律的。另一方面，西方经济学界长期以来形成的一种认识极其有害似乎只有不发达国家或者发展中国家才存在着资源浪费、环境污染、生态破坏等一系列问题。于是这些代价问题自然而然地成为发展经济学的研究对象了。其实，造成全球资源浪费和环境污染及生态破坏严重的国家首先是那些发达国家。”

        世界第一经济强国美国，从20世纪20年代到70年代，发展速度超过任何一个国家。它的工业化程度和信息化程度够可以的吧，但美国无法摆脱目前世界上“环境污染大户”这顶黑帽子。联合国环境计划署提供的数据表明，美国仅占全球5%的人口所排放的二氧化碳却占了全世界的24%很多人会记得一份名为限制二氧化碳排放的《京都议定书》，在这个文件上，别的国家都签了字，唯独美国不干。为什么？因为它做不到。

        日本的教训不在其下。日本最大的化工厂“千素公司”，因为把甲汞释放到了水俣湾中，致使2248人被证明患上了“水俣病”，其中1004人已经死亡。这个厂排放的甲汞如果不加控制，厂方每年要向居民支付的损失费高达9700万美元，等于每年要从利润中拿出近三成的钱来作赔偿，而这仍然不能扑灭周围居民想“砸烂工厂”的愤怒之火。

        经济增长的代价问题是一个世界性难题。大量确凿的数据和事实表明，西方发达国家都已为此付出了沉重代价，并且到现在还没有从根本上解决。中国的情况也并不乐观。

        物质文明正在颠覆已有规则，但想拉住人类发展的列车往后退，那是不可能的。前进的时代列车在永不停歇地奔驰着，我们所能做的事情就是为其选择最佳的速度和最节约的能量。

        “苏老师，我的理论分析部分出来了 ”一天早上，梁言顺兴冲冲地抱着一叠稿子来到苏星教授办公室。

        在数万字的草稿里，有对西方经济增长理论的流派及其片面性的分析，有对低代价增长模型建立过程的论述。运用数学进行经济分析是这个初稿的一大特点。请看下面的推导———

        Y（t）=AK（t）αLβ（t）P（-1）-γ（t）eλt　（1）

        式中，A仍为常数，λ为余值。将（1）式两边取对数，得：

        （dY/dt）/Y=α（dK/dt）/K+β（dL/dt）/L-γ（dP（-1）/dt）/P（-1）+λ

        上式中，（dY/dt）/Y即是经济增长率GY；（dK/dt）/K是资本投入增长率GK；（dL/dt）/L是劳动投入增长率GL；（dP（-1）/dt）/P（-1）是代价增长率GP。

        于是，得

        GY=αGK+βGL-γGP+λ（2）

        这就是低代价经济增长模型。建立这个模型需要相当厚实的数学基础。这正是梁言顺的特长所在。

        1979年，年仅16岁的他，以全省突出的考分进了山东理工大学。据说那年的数学考题特难，能考到四五十分的便能进入高校，而梁言顺考了85分，这个成绩在全省属凤毛麟角，为此山东理工大学负责招生的一位女教师骄傲了好一阵子。大学本科时的梁言顺轻松自如，精力过剩，为此他在当时的“哥德巴赫猜想”热下，也研攻过这道“世界级难题”。大学毕业后，作为全系应届毕业生中唯一的留校生，梁言顺干起了政治辅导员和共青团工作。1989年，他得到学校同意考上了辽宁大学日本研究所硕士研究生。梁言顺曾对日本经济的研究入迷，但很快他发现这种研究与自己的抱负有距离日本的经济已近成熟，中国的现代化建设才刚刚起步，有那么多问题需要有人去研究，何必舍近求远梁言顺毅然放弃留学日本的机会，只身来到北京，报考到著名经济学家苏星门下。

        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思朋斯，几经周折后，于2004年5月的最后一天，在北京与中国青年学者梁言顺相见了。

        在北京西郊的友谊宾馆贵宾楼里，思朋斯与梁言顺一见面就说梁，也许连你自己都不知道，你的“低代价经济增长”理论对世界经济学界有多么大的影响是你以自己的勇气和胆识，第一个指出了包括许多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创立或尊崇的西方经济增长理论所共同存在的缺陷忽视影响经济增长的要素投入效果的二重性，以及由此引起的经济增长的代价。

        未等梁言顺开口，这位经济学理论中的信息不对称理论奠基人又提高语调说梁，你提出的低代价经济增长理论，其意义不仅对中国，对世界经济学界也是个重大贡献。

        梁言顺听后不能不激动，因为他的“代价理论”发现本身就充满了代价的真实含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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