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重庆成为直辖市的那一天起，可以说既是机遇，更是挑战。重庆直辖市的发展是国家和民族所赋予这个“大城市大乡村”的共和国“第四直辖市”的一项历史性任务，那便是要“努力把重庆建设成为长江上游的经济中心”。尤其“按照西部大开发‘以线串点、以点带面、重点推进’的要求，重庆在实施西部大开发战略中有条件也应该走在前面，发挥更大的作用，争取更大的作为”（江泽民语）。

        党中央和全国人民给予重庆如此重托。

        然而重庆的作为在哪里？从上世纪70年代末、80年代初开始的中国改革开放大潮，如汹涌的长江之水，大有“千里江陵一日还”之势。作为人民共和国的“第四直辖市”，此时的重庆经济发展比其他3个直辖市晚了许多年。与沿海的一些中等城市相比，少说也有10年的差距。在重庆成为直辖市前的1996年，全市国内生产总值才1179亿元。而这个时候的深圳已达万亿元，就连青岛、大连、苏州、宁波等非直辖市的“小弟弟”们的国内生产总值也超过或接近了重庆水平。

        共和国的“第四直辖市”惭愧呵！

        而让直辖市领导者感到汗颜和紧张的是，此刻的重庆在刚刚欢度建市的喜庆后，主城区约有100多万下岗大军正在酝酿一场向政府讨工作、要饭吃的大动作……

        这就是直辖后的重庆所面临的极端困境！

        重庆曾在近代中国历史上有过辉煌的岁月，一个重要原因，就是因为它有过强大的工业实力。开埠之初，重庆的经济实力是以它的航行和商业著称，那时的重庆扼富饶的西南之门户和长江上游运输之要道，成为中国当时屈指可数的强盛之都。尤其是国民政府从南京“迁都”此地后，重庆工业更是一度达到举国之首的水平。新中国成立后，重庆的工业同样有过举足轻重的地位，特别是“三线”建设时期，重庆作为国家六大重工业基地之一的荣耀岁月至今让老重庆人沾沾自喜。

        可是，随着国家改革开放迅猛发展的大潮在全国各地汹涌奔腾，重庆似乎成为一个渐渐被人遗忘的角落，昔日进门都要登记、查问再三的那些军工企业不是转行，就是关并停产……

        “我从大学毕业后就一直在重庆工作，后来调到四川省政府当领导，前二三十年并不感到重庆多么落后，可到了20世纪八九十年代，像成都市这样的‘小弟弟’也是一天一个样，远远地把重庆甩在了后面，更不用说广州上海那些现代化城市了。1997年6月18日重庆直辖市正式挂牌，我再从省里回到这儿任职，有机会仔细地看看这个曾经与之相伴了二十几年的城市时，我才猛然发现重庆被飞速发展的时代甩得太远了！”直辖市第一任市长蒲海清谈起10年前的重庆光景时，感慨万千，“那天我到一个地方，工人们反映说他们现在连基本生活都非常困难，我当时听了特别冲动，拳头捶在桌子上咚咚响。围在我身边的很多工人愣了，继而反问我你这个市长发啥子脾气？你不给我们饭吃你还恼怒？我说我不是冲着你们来的，我是恨不得打天呀！我是一市之长，我心疼我的百姓过着这种生活！自己也没长三头六臂啊……”

        一市之长的蒲海清当时的内心如此悲怆，市民们心头的感觉更不用说了。

        怎么办？出路只有一条：改革！

        重庆直辖市一成立，市委、市政府做的几件大事中，最艰难的自然是国企改革问题。人们或许还清楚记得：1997年6月18日，上午是重庆直辖市挂牌、揭牌的喜庆盛会，时任全国人大委员长的李鹏同志亲自出席并作了热情洋溢的讲话。下午，大家知道李鹏同志到了哪里吗？到了重庆特钢厂。为什么时任中共中央“二把手”的李鹏到特钢厂去了？原因只有一个：重庆特钢厂已经面临“最后时刻”了。这个曾经为新中国立下汗马功劳的钢铁厂已经无法过日子了，职工闹事已经闹到连中央都知道的地步。而像特钢厂的情况，当时的重庆国有企业中，其情形都差不多。国有企业占主导地位的重庆工业和重庆经济，如果不把国有这一块搞好和稳定了，重庆直辖市将面临“翻盘”的可能，这已经不是简单的企业亏损不亏损的问题，而是一个严重的政治问题、一个严重的地区社会问题、一个影响中共高层威信的政党问题。

        重庆人是深感这种责任的。

        改革必须进行！改革是惟一出路！即使要杀出一条血路，我们重庆的国企改革也不能拖全国的后腿。中央曾在1998年提出国企要在3年内扭亏为盈的目标，重庆一度向中央反映希望多给他们一年时间。最后得到的答复是：不！这就是说给重庆堵住了国企改革时间上的后路。所以不论是第一任的市长蒲海清，还是第二任的市长包叙定，他们在位的大部分精力必须放在国企改革上，而第一任书记张德邻、第二任书记贺国强也不得不为国企改革“保驾护航”。

        一场场惊心动魄的战役打响了。在这些战役中，重庆人和重庆企业经历了生生死死、死而复生的一次次历练与涅槃。

        

8.浴火重生，“病人背死人”的奇迹

        1999年的国庆，对年届56岁的唐民伟来说，过得太异常、太仓促了——3天前，即9月28日，身为四川省冶金工业厅副厅长的唐民伟，被一纸任命书，调回到曾经战斗工作了28年的重庆钢铁集团公司任董事长、党委书记和总经理。

        唐民伟的此次“回家”意义很不一般。重钢人都知道：老唐1964年在重庆大学冶金系毕业后，就来到重钢，从轧钢厂的小技术员一直干到重钢集团的第二把手，因工作需要或有人私下传说的“一山不容两虎”的原因，在1992年，这位风华正茂、前途无量又无限眷恋重钢的唐民伟被调到四川省冶金工业厅，那年他才48岁，是仕途上最佳的年龄。况且那时全国的钢材市场行情看涨，重钢的日子也比较好过。而八年后的现今，重钢不仅日子难过，而且可以说是极度的困难。他老唐“回家”后粗粗从财务报表上了解了一下，从1999年这一年的年初开始，全重钢月月亏损。更让他心惊肉跳的是：按订单可安排的生产只能维持到当月的17号，也就是说全重钢几万职工将立马没有活干！没有订单，没有活干，意味着什么？意味着几万人就要家，意味着热火朝天了几十年的重钢要关门了！可重钢是国有企业，关门也得每月支付一亿以上的职工工资，还有设备折旧，其他各种必须支付的开支也在每月一亿元以上……这样的老板怎么当啊！

        “同志们，我先给大家谈点心里话：我是服从组织的分配才回来的，没有多少思想顾虑，也没有多少个人打算。回到重钢，我与班子的成员见面，问大家当下有什么紧迫的情况需要研究，有什么紧迫的问题需要处理，大家非常明确地告诉我两桩事：一是国庆之后无钱发工资，怎么办？二是部分职工正在酝酿聚众上街闹事，又该怎么办？是啊，怎么办？这两桩事一件都不能小看啊！可我想，这两件事都围绕着一件事，那就是我们重钢得找到饭呀！有了饭吃，发工资就不成问题了，职工也不会聚众上街闹事去嘛！重钢要吃饭，到哪儿要饭吃呢？你们说……”这是唐民伟上任重钢一把手后在第一次召集的各分厂和分公司及机关各部门、各系统党委书记会议上的开场白，“我还要告诉大家一个其实已经客观存在的严峻事实：重钢现在的亏损不是几千万，而是2.37亿元！今年——1999年，还有两个多月时间，我们要实现一个最基本的目标，那就是让亏损的下坡状态停下来！争取哪怕是一分钱的赢利也是我们重钢人的伟大胜利！”

        一分钱的赢利也是重钢人的伟大胜利！这对曾经有过一年创造几亿利润的重钢来说，简直听起来有些可笑。然而在此时此刻，它胜过其他任何一句豪言壮语。因为生死关头的重钢，此时能实现一分钱的赢利，就意味着向死亡告别，开始出现生的希望！

        接下来的日子里，唐民伟时而前往市长办公室讨教，时而奔走在市府相关部门进行协调，而更多的是出现在重钢的干部与职工面前……从分厂到车间，从职工食堂到机关科室，唐民伟时而仰天大笑，时而沉思不语，时而慷慨悲愤，时而细语倾听。

        夜，又一个夜……重钢人看到自己的新“掌门人”，每天在那个只有一张沙发、一张写字台、一台电视机的“家”里，有盏小台灯常常彻夜不熄。

        唐民伟有动作了：43岁的郭德勇从规划处处长的位置上被提拔到管生产的集团副总经理的岗位；51岁的罗福勤，从经济运行处处长的位置上被调任到主管营销的副总经理岗位；44岁的工贸公司经理陈亚雄被升任为销售处处长，主抓营销……唐民伟的理由是：提拔这些人，是因为他们“懂行、实干、为公、合群”。当然，与之相反的另外一些干部被调离原来的岗位，他们对唐民伟意见不小，那也没有用。重钢面临生死关头，再像过去照顾这人顾虑那人的日子一去不复返了！唐民伟明确告诉大家：谁想在重钢混日子，没有门了！除非我唐民伟不在这儿当家！

        誓在背水一战的唐民伟正欲辞别1999年最后一个月的时候，那天他刚出席完重钢集团的职代会，端起中午的饭碗刚想美美填一下肚子，秘书告诉他：市府来电话，请他立即去开会，重特那边出大事了！听说那边有上万人上街堵路，整个重庆都要被他们弄瘫痪了……

        搁下饭碗，唐民伟乘上小车直奔市府办公厅。本来一个与自己没多大关系的会议，唐民伟并没有放在心上，可当他走进会议室的那一刻，突然意识到会议气氛异常，主持会议的王鸿举常务副市长一把将他拉到自己身旁的椅子上：“民伟，你就坐在这儿。”

        唐民伟有些莫名其妙，尴尬地朝其他与会的各部门领导笑笑，说：“不好意思，这市长身边的交椅哪轮得到我嘛！”

        “唐总你就别客气了！这位子非你莫属……”有人一语双关地朝唐民伟挤挤眼，说。

        “对，民伟同志，这位子确实非你莫属了！”这是王鸿举同志的话。

        唐民伟有些摸不着头脑地瞅着市长，脸色泛红，半真半假地说：“市长，你可别吓唬我啊！”

        “我没有吓唬你，民伟同志。”王鸿举一脸严肃，没有一点玩笑的意思。这回轮到唐民伟有些紧张了，他按捺住性子，等候市长的下文：“重特这个濒临破产的企业，由于长期资不抵债，闹了好些年了。这回因为缓发了统筹外的养老金，从昨天开始就有一些职工上街堵国道，起初是300多人，后来围观的达到几千人。虽然有关部门采取了一些措施，可并没有驱散闹事的人群，结果到今天上午事态就失控了，现在闹事的人群已经达到上万人……这事已经惊动北京，惊动中央了。”

        事情这么严重？唐民伟吃惊不小。

        “民伟，今天市委、市政府特地请你来，就是想先给你打个招呼，让你有个思想准备！”市长那只有力的手臂压在唐民伟的肩膀上。

        “啥？我有啥子思想准备？”

        “是这样，民伟同志。重特的问题已经有些年了，他们的事这些年中央领导也没少批示过，由于种种原因，原先准备的实施兼并计划被无限期地拖了下来。中央对此已经很不满意了。这回又闹出这么大的一档子事来，所以市委、市政府决定，对重特必须立即进行兼并计划，这既是一项关系到眼下重庆能不能稳定下来的头等政治大事，同时又是我们国企改革能不能往前推进的关键一役。重特的问题积累时间长，又是全市最大的亏损大户，到今年6月底，累计亏损17亿元，另有潜亏5.5亿元，资产负债率达134％。目前仍拖欠职工集资款本息1.2亿元，欠发全体职工工资也有四五个月了……他们的问题已经火烧眉毛！怎么办？这么个亏损大户谁来兼并？除了你们重钢就没有别人了……”

        “王市长，可我们重钢自己也是个亏损户啊！”唐民伟终于明白了，明白之后他立即从座位上跳了起来，冲市长说，“你清楚我们的账，重钢现在的亏损数是2.37个亿哪！”

        “特钢除去中央的补贴专款和市里的相关款项，还有3.59亿元亏损额，比你们的数额大。”市长说。

        “是啊，2.37亿元的亏损户，去兼并一个3.59亿的更大亏损户，这是什么事嘛！”唐民伟的嗓门有些放高了——这绝对不是为了他个人！

        “这叫病人背死人！”

        “病人背死人？”

        “对，就是病人背死人！”这回轮到市长王鸿举站了起来。只见他神色凝重地盯着有些激动的唐民伟，然后轻轻地将其按在座位上，带着几分恳切而又坚决的语气道，“民伟同志，这就是中国特色，这就是我们重庆这个新直辖市国有老企业能否闯过鬼门关所必须迈出的决定性一步……特钢死亡在所难免，重钢则不同，虽然也有些亏损，但它船大，尤其是你民伟同志上任两个多月来已经出现了不少新的景象。如果我们再利用好相关的政策，再加上中央和市委、市政府帮助你们一起想些办法，重钢与特钢的兼并，一定会让‘病人背死人’背出个新重钢来！这一点我们市委、市政府充分相信老唐你和重钢人！”

        唐民伟是谁？是共产党教育了30多年的老共产党人。当他从市长的话中知道自己肩头的重担是想甩也甩不掉的时候，他便已下定决心挑起这份千斤重担。共产党员嘛，在党的面前还能说什么？

        岁末时分，一份由国务院赴渝工作组写给时任副总理吴邦国和朱镕基总理的关于重钢兼并重特的报告被送到了两位领导手中。吴邦国对此做出“原则同意”、“照此办理”的批示。不几日，日理万机的朱总理也对此作出批示。

        1999年12月30日，关于重钢和重特的兼并工作专题会议，在王鸿举副市长的主持下，再次召开。

        2000年元旦刚过，王鸿举常务副市长带着副市长吴家农和市府及相关部门的一大帮人来到重钢。这一天的重钢“红楼”会议室里，气氛异常。因为大家心里明白：重钢和重特的兼并之战真的要开始了！唐民伟代表重钢班子全体成员向王市长一行作了5点表态，其口气有点像出征前的誓词。

        然而，当《重庆日报》2000年1月18日报道重庆市“钢铁航空母舰”正式组建的消息传出后，人们的怀疑声自然而然地跟着就来了：病人背死人，能有啥子前途？唐民伟真有三头六臂？别到时候死人没背走，把病人也累死了呵！

        重特那头更是瞪圆了眼，想动重特？你唐民伟算老几？老子这儿是当年张之洞办洋务时就有的“中国钢铁第一”！是中国最早的钢铁厂，是中国最早的国有企业，也是共和国国有企业的杰出代表。怎么，你们想把这样的“功臣”毁灭？门儿都没有！钢铁人要么不干，要干誓死如归。你以为它真是“死人”了？大错特错。别说12200名注册职工，就是厂里的一块破铜烂铁你要敢轻易把它扔了，先死的是你个龟儿子！唐民伟敢动咱重特一根毫毛，老子就断他三根肋骨！

        但唐民伟还是去了，去了重特，去了那个让他看了伤心又悲痛的地方：那厂区清冷败落，烟囱不冒烟，炉膛没红火，车间不见人，有的只是满院疯长的杂草……

        耻辱！地狱！不死亡就不能新生！唐民伟从重特回来的路上，内心只有这几个词汇在心头如峡江之涛，汹涌地冲击着他的胸膛。于是随后有了他的“六大施政方案”……

        好你个唐民伟，够狠的啊！

        唐民伟笑了：我不是经济学家，但搞经济的不能没有钢铁人的性格，没有钢铁意志的人是办不成大事的。

        当然，唐民伟还是党委书记，党委书记就得有动员和教育职工之本领，于是乎在重钢一边进行市场和技术改造与改革的大动作的同时，轰轰烈烈的厂情教育、士气鼓动在党、团、工、群，甚至家属和青少年中间，遍地开花，热气腾腾。那些日子里，重钢所在的大渡口区，到处可以听到类似高唱“英特纳雄耐尔”的战斗进行曲，其势其声，威壮无比，犹如山呼海啸、惊涛骇浪……

        更新观念，调整思路，精心设计，周密安排，步步为营，重点出击，各个突破，左望右观，上看下察，前行后动，内炼外助，高开低入，今杀明冲，你死我活……重钢人在新世纪到来的2000年开年后的每一分每一秒的时间里，都在进行着从未如此紧张、如此激烈、如此壮丽的战斗。他们在为自己的命运而战，为新重钢而战，为第四直辖市而战！

        战得那么波澜壮阔、那么风起云涌、那么上下一心、那么步调一致、那么精彩无比、那么刻骨铭心——后来，人们看到和听到的是：活着的活得更好了，死亡的重新站立了起来成为了新的活人！

        2000年9月的最后一天，财务部负责人将集团公司的产销成本账送到唐民伟手里：“唐总，特大喜讯，全集团公司在填补特钢公司当年累计亏损的基础上，赢利501万元，提前三个月实现扭亏为盈的目标！”

        “是吗？”唐民伟双手拿着报表，两眼盈着闪亮的晶莹。他忍不住站起身，走到窗前，推开窗户，喃喃地说了一声：该喝酒庆贺。

        这一年的国庆，十里钢城，一片酒香……

        重钢的整体扭亏为盈，可不是件小事，它对重钢自身和重庆的意义远远不在简单的一个数字上，它标志了重庆直辖市工业生产的一个里程碑！

        贺国强书记为此作了热情洋溢的批示。

        国务院副总理吴邦国作了热情洋溢的批示。

        国务院总理朱镕基也作了热情洋溢的批示！

        并且，2001年元旦刚过的第四天——1月5日，国家总理来到了重庆，来到了重钢人面前——

        朱镕基总理：你们过去真是全国冶金行业第一亏损大户？

        唐民伟：是。没有比我们亏损更多的……但去年我们在中央和市委、市政府的关怀帮助下，全集团公司干部职工奋力拼搏，一举实现了扭亏为盈。

        朱总理：可喜可贺！

        那天，安排唐民伟向总理汇报的时间是半小时，结果国家总理与重钢总经理的一对一答，整整用去了一个多小时。

        重钢后来的路走得豪迈而潇洒，直到今日，他们年年赢利过亿元。2004年，成为重庆市市属企业中第一家年销售收入过百亿元的企业。2006年，重钢的销售收入是124亿元，为直辖市之前的1996年的252％。职工收入也比1996年增长了233％。

        “北有鞍钢，南有重钢”，这是上世纪五六十年代时在中国钢铁行业里流行的一句话。几十年过去了，重钢人丢失了很久的曾经的荣耀。现在，他们又开始在梦想这句话，而这一次他们一旦重新找回那份荣耀时，便永远不想失去了！

        

9.“车轮滚滚”——民族英雄这样炼成

        在年轻的直辖市，有个每年一度的奖项特别引人注目。这就是1999年由市政府出面组织的“振兴重庆争光贡献奖”。该奖项是直辖市为表彰那些在某一方面为重庆作出特殊贡献、争得荣誉者的最高荣誉。能够进入这一奖项的都是在重庆响当当的人物。

        “振兴重庆争光贡献奖”含金量很高。然而，有一个人却在1999年和2001年连续两次获得了这一奖项，这人叫尹家绪，在重庆人人皆知；在中国工业界和经济界，知道他名字的人也很多。他就是素有“中国微型汽车之王”称号的重庆长安汽车集团前任总裁、董事长尹家绪。

        1998年9月14日，受命于危难之际的尹家绪总经理走马上任。

        我们知道，一说“受命于危难之际”，肯定是原先企业的境况堪忧。“长安”是个比“重钢”还要早诞生二十多年的“老国有”。该厂成立于1862年，是真正意义上的中国工业鼻祖，在130年前就造出了第一挺中国牌的马克沁重机枪。“长安”也是抗战期间搬到重庆的中国工业“元老”级企业。到了和平时期，军工企业出现严重的“吃不饱”。到了重庆直辖市成立之际，“长安”已经像一头病入膏肓的老牛，半死不活地走在别人已经飞速行进的中国汽车工业的“高速路”上……

        这头半死不活的老牛没少出问题，退货和客户骂娘事件不断发生，搅得“长安”和重庆人的面子大丢。1999年7月20日上午，特别要面子的“长安”老总尹家绪气急败坏地抡起铁锤，在众目睽睽之下“哐！哐！哐——”地将有质量问题的5辆“长安”和10个未定型的车身砸了个稀烂。“砸车事件”长安人上上下下震动极大，精品意识和质量意识由此开始，从而使“长安”汽车在市场上渐渐建立了真正的竞争力。

        1999年11月30日，长安新一代轿车“长安羚羊”也顺利通过汽车碰撞试验。到这一年年底，“长安”实现年产销汽车突破15万辆。尹家绪因此获得首届“振兴重庆争光贡献奖”。

        紧接着，尹家绪打出“实施成本工程战役”旗帜，并不遗余力地进行“眼睛盯住市场，功夫下在现场”的成本意识宣传，号召全厂职工从“干毛巾里拧出水”。结果，“长安”的总成本在2000年、2001年连续两年分别下降3.5亿元和4.9亿元。同时，他对外大打“营销战”，在全国2000多个县发起了一场“主体营销”攻势，并在全国300多个地级市场普遍开展试乘试驾“长安之星”新型车活动，使长安车在用户中的知名度、可信度、美誉度大增。从而取得2000年产销汽车突破20万辆，2001年累计实现汽车产销100万辆的业绩，该年“长安”全年完成工业总产值1184425万元，同比增长23.65％；实现工业增加值179046万元，同比增长42.14％；实现销售收入1028364万元，同比增长27.49％；实现利税84697万元，同比增长75.83％……长安汽车在中国市场的占有率达9.74％，其中，微型车市场占有率高达31％，“中国微型车老大”的地位确定。尹家绪的“中国微型汽车之王”也因此叫响。这一年，他老尹再度登上“振兴重庆争光贡献奖”的领奖台。

        “长安”开始步入如日中天的命运，尹家绪当然是同样的命运。但外人不知，在尹家绪的心目中，汽车生产的数量并不是他惟一追求的目标。他是想当中国汽车业的“民族英雄”。

        泱泱13亿人的国家，充满活力和拥有巨大汽车市场的国家，没有自己生产的汽车，这是一种民族的耻辱！

        汽车工业领域的“民族英雄”情结，由此在尹家绪的心中扎下强烈的根，这根成为他脉搏中永远奔涌的热血。2006年4月下旬，在上海举办的第11届上海国际汽车工业展览会上，让“长安”和尹家绪有了真正的一次“民族英雄”的感觉。因为以往的国际汽车展，基本上都是国外名厂的汽车主导着整个国民，而这一次，他们“长安”与中国著名的一汽、上汽等企业都拿出了自主开发的品牌产品。尤其是“长安”新产品，威震车界同行，成为耀眼的明星。

        有人这样评价：如果简简单单地用规模和新车数量评价第11届上海国际客车展的成功，恐怕太过平淡。的确，这是一届相当成功的展会，一次具有划时代意义的展会。这是自主品牌第一次抢了世界名车的风头，这是第一次从中国人看外国车变成外国人琢磨中国车，这也是第一次世界汽车巨头对合资企业的中方发展自主品牌公开表示赞赏。

        用尹家绪的话更直接：与往届展会最大的不同是，我们看到了中国自己民族的品牌完全能够做大做强的希望。

        比起那些新兴的汽车企业，人们现在似乎更愿意把长安看做民族汽车品牌的代表。因为从长安身上，人们看到的是自主品牌成长壮大的一条清晰可行的路线。当一个企业具备了工业基础、厚重的文化、领导的智慧、扎实的作风、创新的意识、向强大的合作伙伴学习的机会以及自我发展的理想，它就拥有了捕捉机遇的能力，中国汽车人的梦想也就不再遥远。

        用尹家绪的话说：中国人的汽车梦就是民族工业的现代化之梦，中国汽车人的梦，就是我们要在世界之林立于不败的民族英雄之梦。

        在重庆直辖市的庞大车队方阵中，像尹家绪的民族英雄还有很多，尹明善、靖波、陈永强、左宗申、付中秋……

        他们都是我们伟大民族复兴中的真正英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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