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海南三亚，过去人们只知天涯海角皆为贬官之地，聚集了一群不得志的达官和没落的望族。其实在三亚的历史上还出过一位被后人尊奉为神的“布衣女神”——黄道婆。

        黄道婆是我国元代著名的纺织大师。生于南宋淳祐五年（1245年），上海松江乌泾镇人。那天，怀着无比崇敬之意，我来到崖城水南村，在一所古寺中谒见了我们苏南人的圣母——黄道婆。崖州时代的黄道婆，是位手捷眼快、善良温厚的妇人，心灵手巧的她，勤学苦练的姿态和挑灯夜纺的身影，使我不由得想起儿时所见的母亲——我们小时候穿的衣服都是母亲在手摇纺车和木纺织机上织的布做的。这种感觉非常神圣，所以黄道婆在中国人包括我等后辈的心目中，无疑是个圣母。

        中国圣母，一生甘苦，学艺在三亚，这是以前我们不曾知道的。但到三亚走一趟，这片燃烧的热土和滋生万物生灵的大地，自然而然地让人清楚了一点：三亚不仅在农耕时代出了“衣被天下”的黄道婆这样的圣母，在今天，三亚热土依然养活了亿万中国人，是三亚的这片独特的热土，培育了一代代伟大的种子和伟大的人才，他们的精神，依然在支撑着中国的农业，并通过农业的有效发展，支撑着今天的整个中国现代化进程。

        这一点，中国人必须而且应当清醒地认识到——三亚对中华民族和中国现代化最重要的贡献，是这里培育了一代代关乎到十三亿人肚子的农业优质种子！这就是“南繁”和“南繁精神”。

        “南繁”是中国农业南方种子繁殖基地的简称。如前所述，在过去，我们也许都听说过袁隆平这个人，也听说过他的杂交水稻技术，对袁隆平院士的伟大贡献可谓家喻户晓，可我们并不知道袁隆平杂交水稻的培育原来是在三亚这块土地上获得成功的。

        在三亚我们可以听到这样一句话：袁隆平是中国“杂交水稻之父”，三亚大地则是中国“杂交水稻之母”。

        不错，如果没有三亚这片热土，也许中国永远出不了袁隆平！

        据说最早在三亚成功实现育种工作的是山西省农科所的专家，他们在这里完成了第一个杂交高粱种，取名为“晋杂5号”。这个品种，比山西本地育出的高粱亩产高出近一倍，因此山西农科所打出了名。消息传到其他省份，各地的农业专家们开始纷纷来到三亚。他们担当着同样的任务，即冬天在这儿育种，育出的种子拿回去大面积推广。这样当年育种，当年就可能在当地农村推广。这在“大跃进”和以粮为纲的年代，专家们能通过三亚育种迅速提高当地农业产量的做法，该是多么了不起和值得推广的大事！于是三亚从此成了中国农业专家们进行试验和育种以及出成果的“硅谷”——那时没有硅谷这个词儿，有人就把“南方繁殖培育新种子”简称为“南繁”。“南繁”便是由此而来。它在中国农业科技界人人皆知，然而过去或许受很多因素的影响，“南繁”并没有在公众和社会中传播开来，多数中国人不知道“南繁”为何物。即使袁隆平培育出了著名的水稻杂交品种扬名天下后，报纸媒体对三亚这块“南繁”基地的宣传仍然甚少。总之，三亚在中国农业科学发展史上的特殊贡献和作用被人为地淹没了……

        几十年来，三亚默默地为中国农业科学铺展着温床般的宽阔胸怀与躯体，奉献着自己的汗水和乳汁、阳光与雨露，以及血液与气息。

        采访第一天，“南繁”办公室负责人眼里闪着泪花告诉我：就在不久前，他们刚刚为一位叫陈学求的教授建了一个永久的墓碑，让这位吉林农业大学的教授永远地“睡”在三亚南繁大地上……“陈教授是我们的老朋友了，他是1952年从马来西亚回国的归国华侨。1959年从吉林大学毕业后一直从事农业科学工作。1970年，陈教授第一次带队到了我们三亚从事南繁工作。在三十多年的岁月里，除了有两年被公派到澳大利亚工作外，陈教授每年都到我们这儿来，一待就是半年。他的小女儿1971年出生，到7岁时还不认得父亲，直到13岁才和父亲第一次一起过春节。陈教授在南繁科研中作出了杰出贡献，由他选育出的吉杂1、2、3、5号高粱品种，目前早已在全国大面积地推广，成为东北地区高粱生产的主要品种。他选育的最新品种——吉杂8号高粱，是专门为我国西部盐碱地区选育的高粱优良品种。在陈教授的笔记本上，准备研究和选育的品种已经排到了16号……他是病倒在南繁路途上的，他的事迹后来通过《内参》被中央领导同志看到后，才通过媒体报道和宣传出去的，在他去世那年，他被评为‘感动中国人物’之一。”

        陈教授的事迹催人泪下。然而我知道，像陈教授这样的人，仅仅是30多万“南繁人”的一位代表而已。

        有一位在农业科技界与袁隆平成果不相上下的女农业科学家叫吴明珠。这位女性科学家，今年已经77岁高龄。可是南繁办公室的同志告诉我：“你只要春节来三亚，老太太准在这儿。不过吴教授几乎从不接受采访。她是一个彻彻底底的科学家，心像你们作家中的冰心一样……”南繁办公室同志的这番话，真把我的胃口吊了起来。于是我开始注意和收集这位“冰心式女科学家”的点点滴滴线索。

        现代高科技带来了许多好处。关于吴明珠教授的简历我很快找到了：吴明珠，园艺学专家。现任新疆农科院哈密瓜研究中心研究员。新疆甜西瓜育种事业的开创者。主持选育经过省级品种审定或认定的甜瓜西瓜品种达30个，为社会创造经济效益数十亿元。曾获省科技进步特等奖1项、国家科技进步三等奖1项、省部级科技进步二等奖4项。1999年当选为中国工程院院士，现已被誉为“中国甜瓜大王”。

        中国工程院院士、“中国甜瓜大王”，啊，这两个头衔足以把我们给吸引了。然而，如此传奇的一位女科学家却无法找到她，这真是一件憾事。

        “吴明珠？哈哈，她是我们新疆的！我采访过她，这是位了不起的女科学家！”一天，远在新疆的《人民日报》记者站站长、十七大代表王慧敏在电话里对我这样说。接下来，王慧敏向我讲述了吴明珠的一些感人至深的家事：

        1953年，吴明珠从西南农学院园艺系果蔬专业毕业。作为新中国培养的第一批大学生，填报毕业志愿时，她要求到祖国的边疆去。她报名到新疆，是瞒着父母的。后来听嫂嫂说，她走后，妈妈在床上躺了3天。上世纪60年代初，她第一次回去探亲。到家时，天还没亮，她就坐在楼梯上等，一直到天亮才敲门进去。爸爸看着又黑又瘦的她，一时竟没有认出来。

        然而，当初吴明珠是作为组织上的重点培养对象，她被选送到了中共中央农村工作部。1955年，新疆维吾尔自治区成立，向中央要干部。经过几番软磨硬泡，吴明珠终于从北京来到了新疆。到新疆后，又是一番软磨硬泡，她如愿以偿到了条件艰苦的吐鲁番盆地鄯善县。

        52年过去了，吴明珠在农业战线的功绩可以说写满了大地，尤其在新疆，无人不晓这位“甜瓜大王”。可吴明珠也有自己内心的缺憾：“我这一生，最对不起的是我的丈夫。”

        吴明珠的丈夫杨其佑，和后来成为育种专家的袁隆平一样，都是她的大学同学。当时，她是毕业班的团支部书记，杨其佑是系学生会主席。大学毕业后，杨其佑与袁隆平一起考到北京农业大学读研究生。为了支持吴明珠的工作，研究生毕业后，杨其佑放弃了留校当助教的机会，调到新疆鄯善县农技站工作。

        杨其佑为了妻子吴明珠，一辈子甘当铺路石。几十年间，杨其佑白天再累，回家一有空就为吴明珠摘录英文、俄文参考资料。有时，还走几十公里路去帮吴明珠授粉。在生活上，对吴明珠的关怀更是无微不至。这是个心地非常善良的人。无论谁有困难找到他，丢下饭碗就走。杨其佑患了胃癌后，还一次又一次往海南三亚“南繁”基地跑。最后吴明珠终于把在心里憋了很久的话说了出来：“你为我的工作，一生没有发挥专长，你后悔吗？”杨其佑说：“这是我们共同的理想，我不后悔。”吴明珠听罢，泪水纵横……丈夫去世时，才57岁！他走时，没有职称，没有官衔；有的，只是奉献……

        丈夫杨其佑去世５天后，吴明珠再次回到三亚南繁基地……

        这是第几十次回三亚？吴明珠自己也记不住了。她只记得从上世纪60年代初第一次来三亚后，就再也没有停止过，每年新疆一进入冬季，她就会拍拍身上的雪花，飞往“天涯海角”，一待就是四五个月……

        吴明珠在三亚培育的哈密瓜新品种不计其数，其中像“金凤凰”等，深受三亚本地农民的欢迎。“他们善良又聪明，学得也快。”吴明珠在三亚最高兴的事是，经她培育的西瓜、甜瓜品种出来后，总是最先得到当地农民的喜爱，并且很快传播开来。

        几十年来，作为新疆农科院园艺所研究员，她收集整理了新疆甜瓜地方品种，挽救了一批濒临绝迹的品种资源，并在原有资源的基础上，利用生态差异，长期在新疆和海南两地进行南北选育种。她将现代育种技术与常规育种技术相结合，创造了一批新的种子资源，并选育出一批新品种，使新品种的适应性、整齐度、抗病性和耐运性较原品种大幅度提高，实现了新疆西瓜、甜瓜品种的第一次更新。吴明珠在国内率先应用远生态、远地域、多亲复合杂交、回交等常规育种与现代转基因育种、航天育种及辐射育种等技术相结合，构建了我国领先的西瓜甜瓜育种技术平台。在认真研究甜瓜单性花遗传规律的基础上，她在世界上首先转育成功单性花率100%的脆肉型优质自交系，并建立起脆肉型无土栽培体系；将大陆性气候特产——哈密瓜成功南移东进，种植区域拓展到海南、江浙、上海等省区，使哈密瓜种植走出新疆，服务全国。

        今天我们能够一年四季都吃上新鲜香甜的哈密瓜和西瓜，主要功劳应该是吴明珠的！

        2004年，吴明珠和袁隆平等“南繁”科学家，被三亚市政府授予“荣誉市民”称号。授予仪式上，吴明珠深情地说：“我对三亚很有感情，对农民很有感情，但我对瓜最有感情，胜过对自己儿子的感情。”

        那天采访，我们是在半路上碰巧遇到了如今已在三亚挂上名的年轻“瓜王”陈川武。这位质朴的三亚农民身上所传承的“南繁”精神，是无数“南繁”传奇汇总的精彩一例。

        陈川武，三亚海棠湾洪李村人，个头长得瘦小，说起话来嗓门却高高的。“1990年那会儿，我们村上的地因为被高速公路占了，蔬菜地就更少了。没了地，就只能另想办法。1991年，我在电视里看到一则新闻，叫做无土栽培，就是种菜种瓜不用占地，可以在大棚里收获。我一看特高兴，于是便一个人跑到华南热带农科院去找无土栽培的专家学习技术。教授们可好了，听说我是一个农民，想自己进行无土栽培，就把他们配好的无土栽培的营养液卖给了我。后来我又买了一些相关的书学习，自己开始钻研起这个无土栽培技术，渐渐地我也在无土栽培地上种出了西红柿和黄瓜来了！第一次看到自己在棚子里种出了瓜果，高兴极了！我让全村的人都来品尝我这种新鲜的但不是在地里长出的瓜果……”陈川武神采飞扬地向我介绍道，“好玩的还在后面。

        “有一天我又看到报纸上说的一则消息，就是无土栽培哈密瓜，而且是珠海农科所的，一亩地可收入3万元。我一想，一亩3万元收成，绝对比种西红柿等强多了。于是我又跑到珠海农科所去学习。人家教授还真好，教会了我。回到村上，我就开始种，而且也种出来了，但没收成。哈密瓜快熟的时候，得了枯病，辛辛苦苦好一阵，临收获的时候，又两手空空。1993年、1994年连续两年又都是这个样，我急得不知所措。就在这时，我看到了报纸上讲吴明珠教授在我们三亚成功培育出了能够克服枯病的哈密瓜的消息！我那高兴劲儿甭提了！就打听到了她老人家在南繁的育种基地。我去的第一天就见到了吴教授，见面就对她老人家说：吴教授，您跟我妈年龄差不多，我就叫您吴妈妈吧！我给您打工可不可以？慈祥的吴教授笑眯了双眼，说那你先从种苗开始学吧。就这样，我跟着吴教授学种无土栽培哈密瓜技术……

        “可人家毕竟是大科学家，她有她的科学规范和要求，我不能死赖在她那里不是？所以，后来我就悄悄搬出来了，离开了吴教授。在吴教授的试验地对面，租了一间房子，是上海农科所南繁的房子。楼上是我的种瓜地，楼底下是我的住处。那种瓜的地方，正好可以看到吴教授的试验地，从那时开始，每天我‘侦察’吴教授什么时候开始到育种室干活、干什么活、怎样干……一一记在心里，并在自己的试验棚里跟着学做。后来我的瓜长得好极了！又长又大，可就是不熟也不甜！这又把我急坏了，明明是学着吴教授的样子做的，怎么长的东西就不一样呀？没法子，我硬着头皮去找吴教授。她可是个好人，看着我种出来的瓜，老人家慈祥地对我说：你太偏爱它了，给的肥太多了。我一听恍然大悟，第二年就改进施肥方法，结果八个月后哈密瓜长得又大又甜。我让上海农科所的专家们吃，他们高兴得直夸。我的无土栽培哈密瓜技术过关了！这件事让我高兴得快发疯了，因为当时在三亚，除了吴明珠教授，我可能是第二个会种无土栽培哈密瓜的人！你们想，我能不疯吗？”

        此时的陈川武，让我们有些刮目相看了！

        “1996年，我经熟人介绍，在三亚海棠湾的洪李村租了一块种瓜地，开始了我的‘甜蜜事业’……”陈川武后来在海棠湾的故事很传奇，也很浪漫。

        第一年在自己的生产大棚里培育的哈密瓜约4000斤，这是陈川武第一次的丰收成果。他怀着忐忑不安的心情，用人力车先拉了一车到旅游景点去试着卖。零卖不行的，只能转手给那些有执照的水果小贩。

        “这么好的哈密瓜！你哪儿弄来的呀？”见多识广的小贩第一次见到如此新鲜翠绿中泛着金黄色的哈密瓜，便问他：“是不是新疆弄来的？可你这货又不像是新疆的货嘛！”

        陈川武便说：“这是我自己种的！”

        “你种的？哈哈哈，别吹牛了！咱们三亚怎么可能种得出哈密瓜嘛！”小贩不信。

        “信不信由你。你到底要不要，如果要，我明天再给你拉几车来！”陈川武心想，你爱信不信，只要你想吃进，我就有货供你。

        小贩半信半疑地说：“那好，每斤多少钱你给我？”

        陈川武想了半天也不知卖多少钱一斤，他觉得应该比香蕉什么的贵一些吧！于是就说：“六元！六元一斤！”

        小贩一把握住陈川武的手，颇为激动地说：“你的货我全要了！”

        “第一笔生意就这么好卖，而且价格超出了我的想象。”陈川武乐呵呵地对我说，“你不知道，等我卖给那家伙后就后悔了。我发现那小贩等我一转身，就卖给人家16元一斤！等于我卖给他的近三倍！”

        陈川武又哈哈大笑起来，“不过，我没感到亏，反而高兴得连蹦带跳地跑回了海棠湾。我知道我要发财了！”

        陈川武后来真的发财了。他种哈密瓜越种技术越高，越种面积越大，第二次他就扩大到3亩无土栽培大棚。从此，三亚市场上正式有了三亚人自己种的“金凤凰”，从此美丽的三亚更多了份瓜果飘香，这香味让无数中外游客陶醉……

        “南繁”和三亚的传奇与相互间的命运，就像吴明珠教授与农民陈川武之间那么传奇、那么密切，几十年来一直吟唱着令人感动和称道的丰收与甜美之歌。

        不知读者是否听说过有位叫赵国忠的中年农学家，我知道他也是三亚的“南繁”杰出人士，他育出的种子已经达到44.5亿元效益。这位叫赵国忠的农学家，依靠一粒种子，改变了自己个人的世界，也改变了我们生活着的这个世界。

        1950年出生的赵国忠，1971年被推荐到当时的石家庄地区农业学校深造。毕业后，赵国忠被分配到石家庄地区农科所。从此，他与棉花结下了不解之缘。

        1977年，他在40亩试验田里栽种下16万株棉花，成功选出了代号为“1724”的棉花品种。然而，选出了优系并不等于就有了优种，还需要对它进行测试、定型等大量繁琐细致的工作。而河北每年只能种一季棉花，加快育种的唯一选择就是进行加代繁育。他把目光瞄向了远在2370公里外的海南岛三亚市。

        三亚这片热土，从此使这位农学家的才干得以在祖国的天涯海角升华和绽放出奇异光芒。

        1977年10月，赵国忠和同事一起千里迢迢来到三亚南滨农场，对中选优系进行加代繁育。之后，他们每年9月收了棉花就马不停蹄到三亚再种一季，次年4月再把种子带回来播种，一年收两季棉花，两年干四年的活，环环紧扣，分秒必争！

        育种的生活是艰苦的。他们像袁隆平、吴明珠等老一代“南繁人”一样，一切都靠自力更生。他们租住在当地的一间农民的茅草屋里，由于居住地离试验田较远，中午就在田里啃凉馒头就咸菜。

        有人说过：科学家中，农业科学家或许是最“土”的一行、最苦的一行。在三亚，一根扁担陪伴了赵国忠整整10年。他说，担肥，担棉，挑种，甚至自己的个人生活，全靠这扁担。在交通甚不发达的那会儿，想要把棉种从三亚运回石家庄，也不是件容易的事。路上要翻越五指山，横渡琼州海峡；要经公路、水路和铁路，要坐汽车、火车和渡轮。到石家庄最快也得一周时间。遇到种子数量少的时候，赵国忠就自己担，数量多时就雇车运。他永远也忘不了1983年4月那次生死攸关的经历。那年，他运送108包棉籽回石家庄，带着棉种坐在车厢里，当时，翻越五指山的路崎岖不平，坡陡路窄，还要经过八个陡坡加急转弯。一边是陡峭的山崖，一边是深不见底的山谷，他与棉种一起在车厢里晃来晃去，拿着一个棍子用力顶着棉包，不让其压住自己，有好几次急转弯时险些被甩到车外。棉种每包有30公斤，到湛江火车站，赵国忠先把棉种卸下来一包一包地过磅，再一包一包地搬到火车站的站台上。等搬完最后一包，他一下子瘫倒在站台上，眼前的整个世界都在转动，直到这时，他已经20多个小时没吃饭了。还有一次，他在广州中转等车时在广场睡着了，一个警察看到他衣服又脏又破，人又黑又瘦，以为是一个“盲流”，要把他带到派出所询问，他拿出工作证和人大代表证，那警察张着嘴惊讶了好一会儿，然后庄重地向他敬了个礼，并连声向他道歉。

        其实，像赵国忠这样的经历，老“南繁人”都有过。上世纪五六十年代的“南繁人”，他们来到三亚时，甚至自己带油盐等日用品，住的、吃的条件，都极其艰苦。许多北方人，过不惯炎热的热带天气，不是生病就是肠胃受不了。然而没有一个人因此告别三亚，相反，他们来一次三亚后，就永远地把自己的命运和事业扎根在此。

        赵国忠从1977年第一次踏上三亚土地之后，就再也没有告别过这块热土。整整30年了，赵国忠几乎所有的春节都是在三亚的试验田里度过的。

        每到大年三十晚上，当他拖着疲惫的身躯躺在床上，听着远处传来的一阵阵鞭炮声，遥想着几千里外的家人，他总会默默唱着那首他最喜爱的《常回家看看》，眼里饱含着泪花——他永远忘不了母亲那双慈祥的眼睛。那年，70多岁的老母亲已经是癌症晚期了，老人多希望儿子能在身边陪几天呀。可当时正值棉花播种的关键时期，晚播种一天就可能影响一代棉花的繁育。试验田里，赵国忠一边播种棉花，一边默默地祈祷：娘呀，你再等我几天，等我忙完回来好好伺候你老人家。可是，等他回去时，母亲已离开了人世。这30多年，他感到欠妻女的更多……

        十年磨一剑。艰辛的付出终于获得了回报，成功终于向赵国忠敞开了大门。经过10年的南繁北育，高产优质的棉花新品种“冀棉8号”问世了。它结束了石家庄地区当时“鲁棉当家”的历史，打破了北方棉区单产不超过150公斤大关的纪录。“冀棉8号”的育成被专家称为是我国北方棉区植棉史上的一个里程碑。接着，赵国忠又与中科院遗传所合作采用远缘杂交的方法，将海岛棉、亚洲棉、野生瑟伯氏棉三个棉种的优异性状导入陆地棉中，使陆地棉产生丰富的变异，从而产生了一大批不同类型的优异种子资源，培育出了具有我国独立知识产权的第一个种间三元杂交新品种“石远321”……

        中国是世界五大产棉国之一，仅2005年纺织品出口创汇就超过1000亿美元。自20世纪90年代以来，一些外国的种子公司千方百计想打进并企图垄断中国市场。棉花领域的竞争已经变成激烈的国际竞争，赵国忠等一批农业科学家在抗虫棉领域展开了一场激烈的国际对抗赛。美国凭着强大的资金、人才和技术优势，利用植物基因工程研制成功了转基因抗虫棉，并很快投入商品化生产，占领了国内市场。研制出抗虫性更稳定、更持久的中国的新型抗虫棉，赵国忠等一批科学家承担了这一被列入国家“863计划”的研究课题。三亚热土，又成为他们攀登世界棉花种植高峰的最好基地。经过无数个日日夜夜，世界首例双价转基因抗虫棉——“SGK321”终于在1998年诞生了。这是一个在世界棉花育种史上具有划时代意义的成就，它一举打破了美国抗虫棉一统天下的局面，使中国转基因抗虫棉育种水平一步跃上世界领先水平。

        国家“南繁”办公室的同志告诉我，在三亚，其实像袁隆平、吴明珠、陈求学和赵国忠一样的科学家还有很多很多，他们默默地在这片热土上无私地为国家和民族奉献着自己的生命与才华。像“玉米大王”李登海、棉花专家郭三堆等都是了不起的人物。他们创造的育种成果，为13亿中国人的吃穿作出了巨大贡献。可以说，没有三亚“南繁人”的贡献，中国的农业现代化就不可能有今天这个成就，中国人民的好日子不会有今天这样舒坦！更重要的是，南繁人在三亚的田野上留下的那种艰苦奋斗、自力更生和坚韧不拔、勇于攀登科学高峰以及不为名、不为利的崇高人格精神，被今天的三亚人视为这块热土上最具含金量的一笔不朽的精神遗产而永远闪闪发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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