义乌地处浙江中部，古称乌伤。有关它的地名，还与一则美丽动人的传说相联着：传言有一个叫颜乌的孝子，此人出身贫寒，却深知礼义和孝敬之道。那时中原战乱频繁，为避战祸，颜乌和他相依为命的父亲都来到江都义乌地域居住，不久父亲病重而逝，悲痛欲绝的颜乌因家中一贫如洗，为了埋葬父亲，他用双手刨坑，手指破了，鲜血和着泥土，一群乌鸦被他的孝行所感动，纷纷帮他衔土葬父，乌鸦的嘴伤痕累累，颜乌也因此悲痛欲绝地倒在了父亲坟旁……乌伤的地名便取自“颜乌葬父”之说。

        义乌当头，反映了义乌人的传统美德。然而，为了能在这块贫瘠的土地上繁衍生息，颜氏的后代用自己勤劳的双手开山耕地，培育和种植出了大批枣树和甘蔗，从此义乌因盛行制糖业和出产金丝琥珀枣而名扬天下。地处浙中的义乌，旧时山穷水稀，交通闭塞，虽说有钱经商者不愿长此驻足，却也留住了一批历代官府贬谪的人众和一拨拨战乱中的败将伤卒。渐渐地，义乌成了一个人多地少更穷得出奇的地方。穷则思变，于是，就有人想法将地里的甘蔗制成糖块，然后到异乡以糖换物，再将换来的物品分类，或卖掉变现钱，或做肥料种植粮食。据《义乌县志》记载：早在清乾隆时，本县就有农民于每年冬春农闲季节，肩挑糖担，手摇拨浪鼓，用本县土产红糖熬制成糖块或生姜糖粒，去外地串村走巷，上门换取禽畜毛骨、旧衣破鞋、废铜烂铁等，博取微利，清咸丰同治年间，糖担货仓增至妇女所需针线脂粉、髻网木梳等小商品。抗日战争前夕，本县操此业人数增至数万，发展成为独特性行业——“敲糖帮”。

        也许北方人谁也没有见过“敲糖帮”是个什么样，但在南方，30岁出头的人几乎都见过那些手持拨浪鼓、肩挑货郎担的换糖人。在我小时候的记忆中，一到农闲，特别是正月过年的那些日子里，换糖人来得就特别多，几乎天天能见着。此次到义乌采访，方使我明白儿时天天盼的换糖人原来竟是今天的写作对象，这不免让我记忆起小时候的一幕幕情景。那时，家居乡下的人过年过节时，总要杀鸡宰猪，而余下的鸡毛猪骨头常常被扔在一边，老人和小孩则喜欢把这东西捡起来收拾好，一等摇拨浪鼓的货郎担来，便可以换一块甜甜嘴的棒糖、卷糖。如果东西多一些呢，家里的大人就要从货郎担那儿换回些针头线脑的日用品。我印象很深的是，我奶奶每次梳头时总要把梳子上的一缕缕掉下的头发卷好后积存起来，等货郎担来后就拿出一卷卷头发给我这个大孙子换上一两块糖吃。那时我多么希望奶奶每次梳头都掉下些头发。而我奶奶呢，虽然已是90高龄、风烛残年的老人，可她至今仍保留着积存残脱头发的习惯。说来也巧，1999年的春节，当我从义乌采访完毕顺道回老家时，我的奶奶竟又从她的床底下拿出一大卷头发，说阿明（我的小名），你看我一直把头发给你留着呢，可现在的换糖人怎么再也不来了？我赶忙接过那一缕缕花白的头发，忍不住告诉奶奶，说过去那些换糖人早已不出来了，他们现在做大生意，都富了。奶奶一听，两眼一亮道：真是世道变了，过去的换糖人是最苦、最可怜的人哪！

        我奶奶的话没错，但她老人家不像我这样有福气，亲眼目睹过去的换糖人现今个个都富得快要流油的景象！

        “敲糖帮”？拨浪鼓？如今我还能见得到你们吗？

        当我知道儿时看到的换糖人货郎担都是义乌人时，来到义乌的第一件事就想再见一见那二三十年前常常盼望在村头出现的“敲糖帮”，以及他们手中咚咚响的拨浪鼓。然而我寻觅了多少天后，一直没有见过一把拨浪鼓（遗憾之际，我特意向当地干部建议应当将传统的拨浪鼓当做一个特色产品大为开发。），于是说到了挑货郎担的“敲糖帮”。义乌人都笑了起来：现在哪有呀！我们都在摆摊开店办工厂，谁还干那行当嘛！其实这一点我也能猜到，只是因为到了义乌，到了拨浪鼓的故乡，它勾起了我儿时对“换糖人”的那份特殊感情，在今天日日尝惯了冰淇淋和雀巢咖啡之余，很想再尝一次阔别了几十年的正宗的义乌青糖块。义乌人又笑了，说我们现在可以给你搬来很多很多糖，却还实在没有哪家能一下给你拿出一块当年换鸡毛的那种糖块了。我听后虽然多少有些遗憾，但在看到当年的换糖人如今家家富裕、户户小康的新景象，心中仍然兴奋为多。

        但我还是有一个要求，就是要亲自到一趟廿三里，看一看这个曾经是拨浪鼓和义乌小商品市场的发源地。

        廿三里在义乌一带名气很大，由于它同周围5个集镇的距离在旧时均为23里路，故而得名。眼前的拨浪鼓发源地，与我想象中的小镇差距实在太大。你看那数公里长的宽阔大道，主人说最宽处有36米；再看大道两边全是清一色的崭新楼宇，均有四五层高。“从路面到楼房，都是农民自己花钱修建的。”主人不无自豪地告诉我。

        就是这个以往只有一条小街的拨浪鼓故乡的小镇，如今仅集镇面积就达四五平方公里，本地城镇居民人数达两万多。加上1万多外地打工者，集镇人口已超过3万人。近千个大中小私人企业密布全镇，组成了已具现代化规模的浙中名镇。据说，小镇上的一块四五十平方米的地基，现今售价在30万元以上。如果在好地段还不止此数。当我跨进镇政府的大院，抬头仰望正面耸立的办公大楼时，我马上为京城的“部委楼”叫屈，因为廿三里的镇政府大楼好气派！

        “这是托改革开放政策和义乌市场红火的福。”接待我的几位镇干部连声谦虚，等中午就餐时我才知道他们说的全是实情，与我同桌的5个镇干部中，有3个是当年摇拨浪鼓出身的“敲糖帮”。主人们介绍说，在他们这儿近几百年以来，几乎每家每户都是摇拨浪鼓的。那时，男人挑着货郎担走南闯北去“鸡毛换糖”，家里的女人则把男人们换回来的货物分类处置，或制糖扎花，做些小工艺品，为当家人再次出门备货。廿三里的那条不足两百米的小街，便是远近“敲糖帮”们进行自由交易的唯一场所，也就是后来发展成整个义乌小商品大市场的“始发站”。

        “旧街现在还有？”

        “有，镇里保留了它。”

        这是个喜讯，我情不自禁让主人带着前往。

        眼前的这条一线型小街，是那种我儿时熟悉的江南小镇街道。它的街道仅有两根扁担那么宽，弧形的石子马路，左右两边的铺面依然是旧时的内容：杂货铺、小面馆、剃头店，而这街景注定现在不会再顾客盈门了。在一个字画店铺里，见一位斯文的老者正在写春联，我便过去招呼。

        老伯姓赵名伟懋，今年66岁，以前是位教书匠，退休后在自家的临街小屋里开了个书画铺面。“现在大家都富裕了，逢年过节，大利大吉什么的都爱添点喜色，所以我的小生意一月也能挣上几百元。”老伯乐滋滋地说。

        “这条小街有多少年头了？”

        “远的说不上，但现在这条街，据说太平天国时就这个模样。”

        “那……你记忆中什么时候来这条街上做生意的人最多？”

        “割尾巴的时候呀！”老伯脱口而出，我却一下未解此意，他忙又说一句，“就是割资本主义尾巴的时候！那时我们义乌这一带的人没得好日子过了，所以外出‘鸡毛换糖’的人最多，那时这条街也就最热闹了！”

        老人的“黑色幽默”使我们忍俊不禁。可不是林彪、“四人帮”在农村大割“资本主义尾巴”，把中国老百姓割得苦不堪言！“狡黠”的义乌人有这“鸡毛换糖”的高招，故而廿三里这条小街上长着的“资本主义尾巴”竟异常粗壮，这不正是一则义乌人创造的绝佳“政治幽默”吗？

        但义乌人自己清楚，为了这则“黑色幽默”，他们所付出的却是滴滴血泪……

        在义乌几十万经商大军里，施文建是第一批从廿三里走出的“红色地主”……因为他不仅当过村支书，还是现在的“中国小商品市场”的劳协第一任党支书。1985年时，正值义乌市场大发展，施文建已经是当地从商人员中的“大哥大”了，但这位“14950”摊主却放着滚滚而来的钞票不赚，当起了为别人赚钱做铺路石的个体协会副主任。施文建不是傻人，他做生意时的精明是出了名的，但他义无反顾地放弃了当亿万富翁的机会。现今已65岁的老施告诉我，他愿牺牲个人的赚钱机会而让更多的父老乡亲富起来，就因为他有太多的摇“拨浪鼓”的苦难经历，他太知道他的众多摇“拨浪鼓”的乡亲们渴望摆脱贫困。

        “我是土生土长的廿三里人，我那个如甫村在义乌是出名的穷村。1956年我就是村上的党支部书记，但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前，我们农村受‘左’的思潮影响太重太深，特别是‘十年动乱’期间，干啥都不行，你想带领大伙弄点好日子过，就得挨批挨斗。我们村所在地土质瘠薄，播种水稻如果没有家禽家畜的毛货做基肥，水稻就会发棵分蘖不良，产量也就上不去了。为了肥料，我们的祖先就利用当地产青糖的优势，很早就有了‘鸡毛换糖’的经商传统。其实义乌人最早的‘鸡毛换糖’并不是为赚钱，而是为改良土壤不得已之举。后来在‘鸡毛换糖’过程中发现它不仅能解决用家禽家畜的毛充作肥料，从而达到改良土壤的目的，还能赢得一些可以改善生活的薄利，于是‘鸡毛换糖’从此成了义乌人在这块贫瘠的土地上赖以生存繁衍的一种基本手段。”

        施老先生向我讲述了一般义乌人讲不出的“鸡毛糖”的道道来。然后他用充满沧桑的语调，以自己的经历，向我诉说了义乌人“鸡毛换糖”的那些不堪回首的苦难：“咱这儿的人本来就穷，哪有什么本钱出去做买卖？不是靠家里的老母鸡生下几个蛋不舍得吃或者等圈里的猪仔大了后卖掉凑上几个钱，添一些小百货，再挑上一副货郎担，摇着拨浪鼓就出门了。以前我当村支书时不能带头外出‘鸡毛换糖’，造反派把我打倒了，使我也有了摇拨浪鼓的机会。1967年我第一次出门到的是一个大山区，因为只有那些没有人去的地方，才可能用我们的义乌青糖和小百货换得些农家人闲置的家禽兽毛。我至今还记得第一次出门走的那趟路，那真叫‘吃的六谷糊，走的上脚路’。雪大风大，出门时我挑着担子没敢穿衣，这一路哟，进不能进，退没处退，而风尖子雪花儿照常直往我心口上钻。眼看天快黑了，我心头急，脚想抬得快些，结果不小心一撺，连人带担跌倒在路边的潭子中……那一瞬间我只有一个念头：不能这样白白淹死在他乡异地！我到现在都不明白自己当初是怎样从刺骨的潭水中爬到岸头的。等到上岸后，我又最先想到了担子里换来的货物，于是顾不得透湿的全身，挑起担子直奔当地的供销社，待到把货卖掉时，我的衣裤全成了冰碴碴，身子上下没一处不是通红浮肿……可要说最受苦的还不是这。我们摇拨浪鼓的，最怕的是被人无端地怀疑或误解。那年我看到一些地方的农民兄弟很喜欢毒鼠药，于是也在货郎担里带了几包。哪知有个村的一位妇女因同丈夫不和，歹心用毒药害她男人。幸好那男人闻得饭中有味，当即倒给家犬吃掉，那可怜的家犬当场倒地而死。我并不知其前因后果，所以路过那地仍然吆喝着‘有鸡毛换老鼠药的吗？’我的话刚落音，一队臂套红袖标的‘红卫兵’不由分说就把我揪住，并一顿围攻……好在事后有群知情的老太太争先恐后地一边来买老鼠药，一边取笑地对那些红卫兵们说：‘我们买药可不会去毒死丈夫的，再说我们的男人早就入土了！’一阵嘲笑声中，我方才被‘解放’，可那受惊的心几天都没平静下来。”

        骆有华，廿三镇的副镇长。他并不是我预先定下的采访对象，但我们一坐下来，这位曾有6年军龄的汉子忍不住挥泪与我诉说他的“拨浪鼓”生涯。骆镇长说他1975年从部队回乡时，在生产队干一天只能得两毛钱，最好的年成也就5毛一天。那时一斤大米4毛钱，一个壮劳力一天怎么也得吃一斤大米，出力流汗干一天，却还不够一天吃的，日子自然无法过下去。他骆有华在外从军6年，也算见过世面的人，但生活所逼，也不得不低下高昂的头，手持拨浪鼓，远离家门去“鸡毛换糖”。“我当时是生产队干部，又是部队入了党的人，上面规定是不能带头出去搞啥‘资本主义’的呀！可当干部的也得过日子嘛！无奈，我托人从外生产大队开出了一张证明。那时没有证明外出可要吃苦头的。我们义乌就有人因为半途身上带的证明丢了，结果到江西‘鸡毛换糖’的路上，不仅被没收了全部货物，而且整整关了几个月，当家人几经周折将其救出来时，早已成了半人半鬼。我现在还清楚记得第一次出去时的40元本钱是怎么来的：那是全家3口人省下的四丈五尺布票换来13块5毛钱……那时每尺布票能卖3毛钱，另外自留地里的菜卖了两块，加上生产队分的9斤黄豆卖掉后换来的一些钱，加上我退伍剩下的24元，这总共40块钱的来源已时过30多年了，我还一笔笔都记得清楚。这说明啥？说明那时我们义乌人太穷，不出去做点小副业就别想过日子。可我们义乌人‘鸡毛换糖’也不是啥好生意呀！除了义乌人，没听说谁干过‘鸡毛换糖’的事嘛。为啥？还不因为那是又苦又没利可图的生意嘛！但我们义乌人比别人不一样之处也在这里：敢吃苦，不怕利小，再小的利只要是利就去做，这兴许是我们今天义乌的大市场能形成的精神内涵所在吧。你问我‘鸡毛换糖’的生意怎么做下来的？我告诉你是这样：譬如我开始出去就40块本钱，先得把这40块本钱换成货，那些所谓的货都是些针头线脑，以及女人用的头花发卡什么的。到一地你先得找好落脚点，在那里花1块3毛钱住一宿吃两顿饭，早一顿，晚一顿，中间十几个小时就是你摇拨浪鼓的时间。‘鸡毛换糖’的生意说简单也简单，比如我用本钱一毛钱买上一包纳鞋底的针，一毛钱一包的针有25根，我们出去可以用两根针换一把鸡毛，一毛钱一包的25根针，通常可以换一两斤鸡毛，一两斤鸡毛是可以卖好几块钱哪！所以一般我们从秋后的11月份开始外出‘鸡毛换糖’，一直到春节过后的2月底3月初才往回走。三四个月奔波下来，除了每天交一块钱给生产队记工分外，也能积下三四百元。那时一个冬里攒下三四百块钱可不是个小数目。所以我们义乌人虽然自知吃的苦可以用担子挑，但从不愿轻易放弃拨浪鼓。”

        “你最远的地方到过哪里？”我问。

        “江西。是搭火车去的。”骆镇长说。

        “一天最多走过多少路？”

        “嗯……反正记得有一次连爬山走路，过了两个县城，足有百十多里路吧！”他说，“我记忆中最惨的一次是自己两天没好好进一口食。”

        “为什么？”

        “那次本来计划是当天返回落脚点的，后来见生意不错，只管往山里走，不想一进去就出不来了，整整两天两宿不见人烟，虽说早已肚皮贴着后背，可肩头的担子不敢丢呀，那两天的路就像当年红军走了两万五千里……我们现今四五十岁的人，很多人有胃病，十有八九都是摇拨浪鼓弄出来的毛病……”

        骆先生的话使我陷入了一个久远的回忆：我记得那时我才刚上小学，这一年春节我的一个小姑姑结婚，家里来了很多亲戚。中午时分，村边来了位“鸡毛换糖”的“野人”——我们苏南那一带这样统称养蜂换糖的外乡人。在当时，我当然不知道那个摇拨浪鼓的“野人”是义乌人，更不知道他们为了生计所承受的苦楚。那“野人”进村后突然倒在了地上，参加婚礼的我家亲戚们慌忙将那人扶起，给口水喝后，那摇拨浪鼓的人慢慢醒来，随后我和在场的人都看到了他的口角流淌着一丝鲜红的血痕。我吓坏了，听到大人们在不安地说：“不好不好，今天触霉头了！触霉头了！”于是有人摇来一只摆渡船要送那换糖人到镇上的医院，可那“野人”摇摇手，就是不愿去。我看着那人担着担子，摇摇晃晃地走出村子，手中的那只拨浪鼓后来也掉在了路边的水沟里。我和村上的孩子虽然很喜欢拨浪鼓，可谁也没敢去捡，因为听大人说第二天人们发现这个丢拨浪鼓的换糖人就死在半道上……这件事是我小时候几个有限的记忆中始终没有忘却的其中之一，如果不是30多年后有幸与义乌人相识，恐也渐渐淡漠了，然而当我再度在拨浪鼓的故乡重新回忆起这个孩提时的片断，更增几分对换糖人的怜悯之心，同时也想借机纠正一下我们苏南人不该对外乡人的那种明显有歧视成分的称谓。

        “哎——有鸡毛猪骨旧衣破帽换糖哟——拨啷，拨啷……”义乌之行，我没有想到自己的情感竟然始终难以弃舍那童年时耳边常常回荡的吆喝声。这吆喝声中，使我不禁无数遍地体味着昨天的义乌人是在怎样地生存与奋争！也许正是我从小就有过对拨浪鼓旋律的特别情感，因此现在似乎更能容易倾听和接受义乌人从原始生命中所奏出的那种旋律。

        在义乌，我听人讲了很多有关拨浪鼓手们的故事：——

        有一位拨浪鼓手到江西“鸡毛换糖”，因为当地人认定他是搞“资本主义”，而这位义乌人又半途丢了生产大队开出允许出外经商的证明，结果人家把他当做流窜犯对待，在一个石场被迫干了近一年的苦役。而在这期间，家人以为他饿死在外，结果当他从石场放出回到家时，妻子和独生女都成为别家的人了——

        有一位拨浪鼓手刚出门就遇上倒霉事，夜行山路，不慎双腿摔断，留下终身残疾。80多岁的老母亲把儿子伺候了一辈子，最后还是老母亲为其儿送了葬……——

        有一位现在仍经常流浪在小商品市场的疯女人，她的丈夫就是在三四十年前的一次“鸡毛换糖”途中得病后身亡在异乡。那个亡夫与这位妻子当时是新婚，新娘子日盼夜盼郎君回家，可她盼枯了眼窝，哭干了泪水，几年后一次突然的哈哈大笑，从此便变成了疯婆子……

        在廿三里镇的廿三里村党支部书记朱有富家，主人告诉我，拿他们廿三里村为例，过去一到农闲季节，村上就见不到十五六岁至60岁的男人了，哪一家男人不出门“鸡毛换糖”是不正常的事。朱有富的名字起得实在称奇，他家的四层楼房可以眺望廿三里新镇的全景，风水之好远非一般。但与周围新楼迭起的左邻右舍相比，朱有富家已经是几分寒酸了。这也许更证明了他大堂内3块由市政府颁发的“富民书记”金匾为什么一直闪闪发光，也由此可见这位当年的拨浪鼓手是位名副其实造福于民的好带头人。

        谈起今天的廿三里，朱有富激情异常，从他的嘴里我知道了现今像个现代化城市的廿三里镇，十几年前还是个仅有一条不足两百米长的小街，以及仅有几户城镇居民不拿工分的“小码头”而已。如今的廿三里，仅镇区面积就达4平方公里，宽阔的马路，成行的楼宇，处处都是繁荣的景象和通达八方的商品市场。在农民心目中视为“上层社会”和身份象征的城镇居民户口已达到3万多人。朱有富说，他的村现在全都是“城里人”了，2000多号人个个都变成了“居民户口”。他说你们城里人不太明白，可对我们农民来说，这“居民户口”那真是了不得的事。有人说百万元千万元的钱好挣，但谁能把农民的户口变成“居民户口”才叫真本事哩！看，现在我们全村人家家户户都成城里人了，这对农民来说可是最大、最实际的变化呀！还有两个现象也可以说明我们廿三里人的今非昔比。你看到咱新镇区了吧，几平方公里全是新街新楼，而这些新街新楼不是政府出钱拿经费盖的、铺的，而全是我们个人拿钱盖的楼铺的路，政府只是进行了规划布局。可能你已经听说了我们廿三里镇的一块40多平方米的商业用地已经卖到21万元了！过去都说大城市里的黄金地段寸土如金，现今我们偏远的农民土地也值钱了，这难道不是最大的变化吗？还有一件事可以说明同样道理，仅拿我们村来说，本村人口仅为2400多，而现在常住的外地人口却已超过了5000多，是本地人口的两倍以上。他们中间不仅有打工的，而且已有不少人落脚在这儿做生意了。你问为什么一个小镇留得住这么多外地“凤凰”？当然是因为这儿有经商的市场呗！

        “廿三里自古是块经商宝地，也是义乌人‘鸡毛换糖’的拨浪鼓故乡，可以说，义乌有今天，就是因为先有了我们廿三里至今仍留在新城区边的那条老街，作家同志你不是已经去过那条老街了吗？它可是我们义乌人从被人看不起的‘鸡毛换糖’的货郎叫花子，到今天成了让全中国人都羡慕的经商骄子的见证。”朱有富有理由这样理直气壮地说，因为他个人的成长经历也就是义乌整个社会的变化过程。他在我临别时说的一句话叫人刻骨铭心：“咱廿三里对义乌市场的贡献是用血与泪铸造出的……”

        当我深入采访那些当年从廿三里小街上每天一分钱一毛钱起步，到今天每年创造一个“百万富翁”的义乌商贾们时，对朱有富的话便有了更深切的体味。是的，这是一个任何时候都否定不了的事实：如果没有昨天在廿三里小街头的那种为了一根鸡毛一根猪骨而不惜摇断拨浪鼓的精神，那么今天的义乌人自然不可能有“华夏第一市”的大市场，更不可能富得流油，说不定会有更多的拨浪鼓手依然背井离乡。

        历史的任何巨变，总是锻造着一种深刻的民族精神。义乌人也不例外。

        第一次来到义乌时，我随的是中国作家代表团参加在这里举办的“1998中国小商品市场博览会”。在那隆重、热烈和想象不到的商业气氛中，我的那颗难以平静的心时刻在思考这样一个问题：义乌既没有广州、深圳那样的“资本前沿”的好风水，更没有上海、苏州那样具有数百年沉积的经商韵律，可为什么偏偏在这儿创造了本世纪中国农民的经典？

        我终于弄明白了，那便是只有义乌人才有的“拨浪鼓”精神。这种“拨浪鼓”精神便是勤劳、敢闯和不懈地努力向上。

        “拨浪鼓”是一种经商附用乐器，它的每一声旋律都用来为“鸡毛换糖”服务的，因而它的全部魅力也在于鼓手的摇力上。几乎每一个义乌的经商者都懂得这一点。

        何海美是我见到的众多的经商者中很不一般的佼佼者之一，如今年近50的她依然风采不减。何海美年轻时没奔上好时光，聪明伶俐的她因为“文革”只好过早地做了“初中毕业生”。由于个头矮小，与别人一样干一天重活，她只能得四五个工分，到年底分红连件衣料都扯不起。1976年她嫁给了城里做工的小金，丈夫一个月33块工资，那时也算“富裕”人家了。但第二年等儿子生下后，由于户口只能随母亲，何海美家的日子依然不好过。更让何海美难上加难的是她母子俩所挂的户口所在地竟以何海美嫁给了城里人为由，连其儿子的口粮一起吊销了。家在城里的何海美在城里又找不到一份可以糊口的活，于是就凭着自己手巧开了个成衣店。这可是个“彻头彻尾的资本主义尾巴”呀，突然有一天“打击投机倒把办公室”的人闯进何海美的成衣店，不由分说地抬走了她的缝纫机，并严厉地责令道：“出路只有一条：关店别干！”何海美天性倔强，可为了儿子和丈夫，她含泪低下了头。俗话说：置之死地而后生。就在何海美欲生无路时，她的哥哥在部队回家探亲时带了几张剧照，令左邻右舍的年轻人爱不释手。对啊，这是个来钱的好买卖哩！何海美心灵手更灵，她知道照片制作并不太难，于是就花了35元本钱，买了一套简易的洗相设备。当时义乌电影院正在放戏剧片，看厌了样板戏的人们对这种古装戏异常有兴致，几乎场场爆满。何海美似乎有种特殊的商业敏感，她拿了一台借来的旧照相机坐在电影院的第一排，看准年轻人喜爱的几个镜头连连“咔嚓”，又回家连夜将照片冲洗出来，第二天当她带着自制的照片在影院门口的石板上摆起小摊时，围观者竟然里三层外三层的。一场电影下来，她所洗的几十张照片全都出手，许多小年青连价都不问一声便买走了。“一二……五六……”何海美偷偷一点，净利十几块钱！那一天她乐得嘴都合不拢。生意就这么做开了，但那时城里根本不允许有生意人出现，何海美只好到乡下的廿三里镇，据说那儿每逢农历一四七集市时可以摆摊设点。头一回到廿三里，何海美看到的所谓能做买卖的也就是有那么百十来个人，分坐在那条老街两边，摆上些各式各样的小百货小杂品而已。何海美对当年到廿三里摆摊的情景记忆犹新：头天晚上夫妻俩先把照片洗好，第二天天不亮就得出发，那时从城里到廿三里镇不通汽车，就是通了汽车也没人乘——做小本生意时的义乌人从来不会轻易花一分钱。廿三里的做生意光景，何海美一回忆起来就想笑：“那时既没有摊位，也没有桌椅，我就在胸前挂一只哥哥给的军用挎包，站在供销社门口把一大把照片样张往一张白纸上一粘，就开始吆喝起来。我当时做的生意对一直做‘鸡毛换糖’的本地人来说是个新鲜事儿，开始没有人买我的货。我便一边招呼顾客，一边对他们说，你们只管放心拿去转卖，卖得好我们双方赚钱，卖不掉可以退回，反正我天天在这儿，放心好了！这一吆喝还真灵，三三两两地就有人从我手中把照片买走了，因为有人真的把我洗的照片带到南昌、合肥等地赚了钱，他们把一两毛钱的照片卖到一块钱一张，所以后来好多人从我手里进货，我便成了廿三里市场上唯一一个经销照片的业主了，生意自然超出了想象。不夸张地说，后来我们义乌出现闻名全国的印刷品市场，最早就是由我卖小照片成功后引发的。”

        关于义乌的印刷品市场几年前就有所闻，不想它的发源竟是一位普通农家女的几张照片引来的，这真让人感到市场经济的魔力之大。如今已经发展有几万种热销全国乃至全球市场的每一个义乌小商品，毫不例外地都有像何海美那样一个个感人肺腑的传奇故事。

        我第一次走进义乌中国小商品城内的繁花般的世界里，一眼就被市场里头那望不到边际的花类摊商所吸引。记得在京城有一次“误闯”小商品市场，我的女儿竟然再也不舍得挪动脚步，无奈中我也耐住性子细细观赏起这些据说来自义乌的头花小商品，不想我完全被义乌人创造的这些奇妙的手工艺品制伏了，一方面不仅它有巧夺天工之奇，另一方面它的品种之多让人难以想象，更重要的是义乌农民们所拥有的那种叫城里人都感到超前的意识，令人由衷地钦佩。那天我女儿趁机大捞了一把，回家的路上要不是我帮着提溜那一大包“玩意”，她一个人无论如何是回不了家的。更叫我称绝的是一向对商品异常挑剔的妻子，这一次却格外喜爱女儿买回的义乌头花产品。来到义乌的收获之一是使我有机会直接认识开发头花商品的这些拨浪鼓手。

        义乌人告诉我，他们的头花产品源于廿三里的郑山头村。现在这个小村子已经成了头花专业村和全国的头花生产基地，每年出产的各种头花、插花、礼品花及其他花类商品已有上千种、万余吨，除供给全国几百个小商品批发市场外，还销往香港、美国和南非等十几个地区与国家。“其实头花产品只是我们义乌人在‘鸡毛换糖’过程中所创造的无数商品中的一个小品种而已。”郑山头村的百姓回忆说，1982年，廿三里派塘李樟弟从广州带回一朵头花，是用纱绸制作的，老李买来是给他媳妇戴的。偏巧被我村摇拨浪鼓路过的金正海看到了，他当即想仿制。但李樟弟给媳妇买的头花用的纱绸只有广州才有货，有心计的金正海想了想能不能改用他平时“鸡毛换糖”从湖州红旗绸厂买的纱绸替代？一试果真行，金正海把自制的头花往市场上一投，姑娘、媳妇们爱不释手，销路旺盛，而且每只头花可净赚利润5至8毛。金正海也是好样的，见头花生意好，毫无保留地向村上人传授开了，于是郑山头村在短短的时间里，家家户户都做起了头花生意。郑礼龙和郑朱龙、郑以枫、金益平4人还率先在这一年办起了头花专业厂。虽然当时这4户的厂不算大，但却是义乌农民从手工作坊式的加工业向机械工业迈出的具有历史性的关键一步。郑山头村离城镇较远，开始大伙用自行车驮着货上街卖，可供不应求；他们再改三轮车驮，还是供不应求；于是就同城里的汽车站商议开通一趟客车送货，然而依旧满足不了要货的客户。干脆，再加租一辆行李车！几位头花生产的大户一商量，事情这么简单地定了下来。稀罕事，“农民进城经商买月票！”郑山头村人的头花生意，惹得《人民日报》等都发表文章称道。

        现今有“头花大王”之称的郑礼龙，忘不了当年郑山头村从事头花生意的初期，他为了留住进城送货的汽车司机们，亲自出钱修建了驾驶员停车场和宿舍。冬天，他怕司机冷，便每人供给一条电热毯；夏天热，只要司机一进村头，他便送上冰过的红枣绿豆汤。有个夏季，光红枣他郑礼龙就买了100多斤。“那时其实我不是怕送货的司机跑了，而是怕咱们郑山头村的头花生意给别人抢走了。这不，后来我们的生产发展了，生意越做越大，自己都有了汽车，村上也有了四通八达的商业专线，头花的生意更是做遍了全国、全世界……”郑礼龙不无感慨。

        在廿三里的街头，我还听说了这样一个故事：当年有位妇女叫金惠明，她丈夫在廿三里的街头听人说有种铁皮五角星很走俏，她听后暗喜，因为金惠明的远房亲戚在办铁皮加工厂，自然每天有不少边角料白白处理掉。金惠明心一动，连夜从亲戚那儿拉回一车边角铁皮，又和丈夫一把剪刀一把尺子地干开了。丈夫军人出身，对五角星有特殊感情，他把铁皮五角星认认真真地漆上了红颜色，于是一个个闪闪发光的红五星就这样出现在廿三里市场上。令金惠明没有想到的是她的货一上市就被人“一口吃掉”，而且卖了个好价钱。她回家把喜讯告诉丈夫，俩人兴头上决定：咱就做这红五星！这一干就收不住了：每天上午金惠明蹬着车到亲戚的铁皮厂把边角料运回家，下午就动手干起来，一直到晚上十一二点停工。第二天天蒙蒙亮再到街上卖掉，如此一阵子干下来，她金惠明竟成了市场上销售铁皮五星的专业户，本地商外地商都找她要货。于是金惠明由手工加工改为机械化生产，她的红五星后来竟然走遍了江苏、湖南等大半个中国。几年之后，贩铁皮生意的金惠明成了义乌市场上的家电销售大户，而且直接能在自己的家庭工厂里生产出热销的产品。

        仿佛还是昨天的事：20年前，在城市里的姑娘们突然对一种折叠伞如醉如痴。谁要是手中有把花色小折叠伞，便是一种可以在别人面前显耀的本钱。记得有一次我从云南边境花了20多元买了一把带给了在北京的女朋友，她单位的小姐妹们见后嫉妒死了。但之后没几年，中国大陆的市场上便到处有了各式各样色彩鲜艳的小花布折叠伞。而给中国人创造这美丽世界的竟是我们的义乌农民，这就是在义乌无人不晓的九联村制伞专业户们。九联村龚姓居多，十几年前，村民龚益民、龚昌金等龚氏兄弟看到南方一带的城市姑娘爱随身带一把花布折叠伞，雨天晴天都能用得上，便回村一商议，办起了一个制伞厂。不多日，小花布折叠伞就在廿三里一带市场上卖开了，客商像疯了似的抢着要货。于是小制伞厂变成了大制伞厂，一个厂变成了5个10个厂。不到两年，全村80多家农户在农闲时一半以上参与加工折叠伞。由于九联村的花布折叠伞在市场上销路好，自1994年起，全村人全部投入了制伞业，即使这样，他们的生意仍供不应求，因为每年市场需要他们500多万把伞的生产量。现今的九联村不仅自己成了制伞基地，周围的几个村子也成了他们的联营户。有人曾计算过：中国现在每年的折叠伞，市场销量在1000万把左右，而从义乌出品的则达95％，从九联村一带出品的占了其中的90％以上。你看，常常是义乌人的一个小小的动作，竟给中国这么大的市场带来某种革命性的冲击！以花布折叠伞为例，十几年前的每一把这样的小伞市场价在20多元，现今在义乌市场上三四元钱一把就可以成千成万地批发到，这不是革命性的变化又是什么呢？

        真不要小看了义乌人的“鸡毛换糖”精神。

        在中国乃至世界的商业史书中，专家们几乎通病般喜欢记述昨天的徽商和今天的比尔·盖茨式的传奇与业绩，但我以为应该在今后的世界商学史中加进摇“拨浪鼓”的义乌人的“鸡毛换糖”经商精神。在我看来，影响中国封建经济的徽商和影响今日世界的比尔·盖茨固然值得我们作为座右铭来推进未来的市场经济革命，但在中国这样的一个发展中国家，发扬“鸡毛换糖”的经商精神似乎更显得重要，更显得有中国特色与符合中国国情。

        千千万万义乌人前赴后继地摇动拨浪鼓，不懈地进行着“鸡毛换糖”，其市场意义的理论价值非同小可。它可以视为中国的一种固有的民族精神，也是中国人朴素勤劳的美德遗风。“鸡毛换糖”在一定程度上既是人类最原始的交易取值方式，同时又是现实时代人们渴望倡导的敬业体现。有一种简单的理解：先不论我们已经比较富裕的今天，即使是在我们谁的手头都比较拮据时，有人可以厚着脸皮去讨饭，或者干脆冒着胆子去偷去抢，但很少有人愿意学着义乌人的样，挑着货郎挑，摇着拨浪鼓，专在别人欢声笑语的喜庆节日里出远门、走长路；每每论说生意，有人总会夸口要赚大把大把的钱，却从不愿像义乌人走百里、上高坡地去依靠“鸡毛换糖”挣回那一分两分的脚力钱。许多专家在考证义乌小商品市场之后常常感叹：为什么一无地理优势、二无产业特色的义乌人能创下震惊世界的奇迹？左说右说的论点很多，但没有哪一条叫板叫到点子上，原因就在于我们的理论家们无法深刻地理解和感受义乌人在“鸡毛换糖”中所磨铸的本质东西。一句话，没干过拨浪鼓手，焉能懂得“鸡毛换糖”之奥秘和甘苦所在。不懂得这一点，自然也就无法真正弄得清义乌市场发展的内在动力是什么。

        “鸡毛换糖”有着深刻和无限的商业奥秘与精神实质，只有在久摇拨浪鼓的旋律中才能细细品出它的独特性与深刻性。

        对义乌人和义乌市场来说，廿三里是一个特殊而又不可抹去的里程碑，它不仅缔造了拨浪鼓和“鸡毛换糖”，更重要的是它在新的历史时期为形成义乌中国小商品城奠定了基础。如果我们把义乌农民在20世纪末所进行的伟大实践，看做是中国农民运用邓小平理论，在我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所进行的市场经济的成功实践，那么，廿三里走过的路则是这种伟大实践的缩影。

        廿三里，当我着意再一次满怀情感迈步在那条百米老街时，我仿佛听到脚下无数块青砖都在隆隆发响。啊，那是千千万万个拨浪鼓手在向苦难的历史告别发出的铿锵步履和向往新生活的怦怦心跳声。啊，当我的脚步轻轻移动在那每一块青砖石块时，分明再一次清晰地感受到，那一条条缝隙间流淌的，正是义乌人几百年来向命运奋争所付出的成吨成吨的血与泪；而踏步在老街尽头那小桥头的级级台阶时，我分明意识到义乌人在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和奔小康过程中所肩负的沉重。

        我忘不了有人告诉我：在那割“尾巴”的年代，有一妇女想上街用自己的长辫去换几盒“蛤蜊油”途中，一群造反派丧心病狂地抢走了她心爱的长辫后向她扔下一堆唾沫，并骂道：“见鬼去吧，臭资产阶级分子！”

        我忘不了有人告诉我：当有个农民第一次提着自家的母鸡上街想为新出生的儿子换几块稍稍柔软的尿布时，突然一群“打击投机倒把办公室”人员将他拉进一间黑屋责问，而胆小的他竟然吓得当场小便失禁……

        我忘不了有人告诉我：那年的一个风雪之夜，有位“地富反坏右”子女刚把几盘“义乌青”糖块和货郎担备好，几个打砸抢分子带着棍棒和手电不由分说地横冲直撞进门，将那副未挪窝的货郎担和青竹做成的拨浪鼓，连同其主人一起砸得皮开肉绽……

        我更忘不了冯爱倩说的：“有一次上苏州没有进到货，我就改道到上海，终于费了九牛二虎之力将货进到后，老天下起了大雨。为赶路，我便冒雨挑着担子上火车站。哪知车上人很多，车厢挤得水泄不通。车门进不去，我便想扒窗子。可当时衣服湿，手也湿，车身也湿，我攀着车窗刚往上挣扎，手突然一滑，我的整个身子像小泥袋一样重重地摔在铁轨上，头也摔破了一层皮，疼得怎么也动弹不得。可眼看火车快要开了，我不顾一切地跳起来伸出双手再一次扒住车窗，但我还是钩不住，因为我的手是滑的，车也是滑的，可火车则在隆隆启动，我当时真的眼泪哗哗往外流，就在这时，是车上的好心人伸手将我拉了上去……等火车到了嘉兴，我透过车窗见也是经商在外的我们义乌的楼香云等4个妇女，正在站台上焦急万分地一边嚷一边跺着脚，个个全身淋得像落汤鸡。我心头一阵酸痛，忙伸出双手招呼她们。我一手接过她们的货担，一手抓住她们的胸前衣襟，拼着全身力气将她们一个个拉进车厢。楼香云她们上气不接下气地倒在车厢内脸色苍白，刚开口就哇地嚎啕大哭起来，那情景我至今想起便想哭……”

        我更忘不了朱关龙说的：“那是1985年正月，我同堂弟楼桂贤和楼华明一起到温州进货。由于春节刚过，在温州一时找不到货源，于是我们又回到以往落脚的永嘉一带寻找货源。我们搭乘的是一辆机动三轮车。那三轮车刚开出不到十分钟，突然与迎面驶来的一辆大客车顶头相撞，我当时只听耳边一声巨响，随后是身子翻了个个儿，便不省人事了……当我清醒过来、从倒地的车厢爬出时，第一眼便看到我的堂弟一动不动地倒在一边，他的嘴上和鼻子边直冒鲜血。坏了，堂弟他死了！我的最初反应就是这个。还有楼华明呢？我转头一看：楼华明正痛苦地呻吟着指指他的腿：快快，我的右腿不行了！我一看，他的脚不多不少，被扭了个180度。我想起了自己曾在部队学过医的，便迅速上前抱住他的腿，来了个扭正动作。老天有眼，还真的成功了！当我再回头时，发现堂弟的身子轻轻地扭动了一下，啊，他还活着！还活着！我悲喜交加地一边告诉楼华明，一边开始上路招呼过路的车子，请他们帮忙搭救我奄奄一息的堂弟。可……可我太失望太痛苦了，从我身边至少驶过了十多辆车子，他们没有一个人愿意搭救我们，我眼看着倒在血泊中的堂弟带着对生命的无限眷恋痛苦地离开了人间。当时我的堂弟年仅25岁，原定正月十五完婚，可为了生意而被意外的事故夺去了生命。多少年来，每每想起那一幕，我的心总难平静，因为春节，我求了好多人想把堂弟的遗体运回义乌，却在很长时间里找不到愿意拉尸体的人，我为此伤心了好久好久……”

        我更忘不了卢浩说的：“我父亲原在国民党军队当过中校教官，1949年在杭州投诚，经过党和政府教育，被留在人民解放军南京军事院校任教。在极‘左’年代，我父亲阴差阳错被打成‘历史反革命分子’，于1965年病逝。他老人家一死了事，而我却从此成了‘罪人’。‘反革命狗崽子’成了我儿时的别名。长大了，没人愿意嫁给我这样的‘坏蛋’，无奈我跟自己的表妹结婚，对此我从没后悔过，然而有人却连生活的权利都要从我这儿剥夺。村上的人可以出去摇拨浪鼓，我却不能，似乎放我一出去就会跑台湾去。‘十年浩劫’结束了，我也由‘狗崽子’变成了与别人一样的可以行使正当权利的公民了。可在最初的开放年份里，一切变化都在非常非常的沉重之中。村上的人都开始经商做小买卖，我学着也捣鼓起来，可刚一动手，背后的‘枪手’就来了。那年，队上分给我1200元的政府征地费。苦了快半辈子的人了，我也想学着大伙的样做起买卖。于是我到杭州边的一个地方进了1200双袜子，下午坐火车回义乌。那时车站上的‘打击投机倒把’的便衣检查人员到处隐伏。我刚把200双一包的袜子从车窗递给妻子，突然几个彪形大汉从我妻子的背后冲上前来，扭住我妻子的胳膊。我一看吓坏了，慌忙将头缩回车厢内，随即脱下外衣，又转换了一个座位。我知道不这样做的话，马上就会面临厄运。果不其然，几个便衣检查人员迅速登上车厢，逐一搜查，好在我若无其事地装着与一位乘客聊天，才未被认出。可等检查人员下车时，我摸摸自己的衣襟，早已湿了一片——那是冷汗呀！我好怕好怕，怕得不知如何处置：是下车还是怎么着？我心头只有一个念头：绝不能让我全家的1200元货物泡汤！就在我不知如何是好的时候，车开了，开到了另一个地方，我又急又怕，这时一个好心的乘客帮了我，使我在半途跳车逃下了火车。我终身难忘的是那个再不能黑的夜晚。当我一脚高一脚低地摸着回到家门时，妻子‘哇’的一声哭得差点背过气。她告诉我：来搜家的人刚走十几分钟……第二天一早，我就被叫到车站候车室一个房子内受审。他们的第一句话就是：把你弃农经商搞资本主义的罪行交代出来！瞧，那时候做点小买卖有多难、多心悸啊！从‘坦白从宽，抗拒从严’的小屋子出来后，我的后背就像多长了两只眼睛，时不时地要往后看看有没有人在后面盯着。妻子劝我说有什么怕的，咱一没偷二没抢，让我再去街上卖袜。我就是不愿去，她偏让我去。最后我只好去，当我战战兢兢提着一包袜子上到街头刚放下正准备吆喝，我又一下目瞪口呆：几个‘打击投机倒把’人员像铁面包公似的站在了面前……我怕，我真的想如果不是后来党的政策开放，我现在恐怕早已得神经病了，咱义乌人做买卖的开始时期，没有几个不像这样天天是在心惊肉跳的情况下出外摇拨浪鼓，做小买卖的……”

        在我去拨浪鼓故乡的那一天，廿三里镇正在举行一个特殊的表彰会，几十名自动出资捐助政府修路的农民披红戴绿、手持镜框，从崭新的镇政府大楼里走出。当我得知此情况时很想上前采访一下这些无私为公益事业作贡献的农民兄弟。但我始终未上前打扰哪一位，原因是廿三里镇女党委书记告诉我，她这儿的大多数公路都是农民自己集资兴建的。开始我心头有些疙瘩，想是不是这里“坑害”农民的现象很严重？女书记大笑起来，说这可是你们太不了解咱义乌人了。她说我们义乌在处理农民利益问题上在全国也是做得比较好的，从不在利益问题上坑害农民，恰恰因为在政策和制度上这么多年来始终坚持了正确的方向，农民才真正富裕了起来。而富裕了的农民今天他们又主动自愿地出钱出力来支持政府搞基础建设和公益事业。比如像最近镇政府为了进一步加强当地的投资环境，决定修建一条新交通要道，由于政府一下拿不出那么多钱，当农民们知道后，主动组织起来进行捐献，300多万元没几天就集齐了。女书记自豪地说：“在义乌，农民们在做生意上一分一厘会算，但对支持公益事业上也是最大方的，几千元几万元甚至几十万几百万地拿出来不眨一下眼，而且是作为一种荣耀。我相信，因为在去年的那场大洪水过后的捐助活动中，义乌农民的捐款数额在全省是最高的，如果人均计算恐怕在全国农民中也是最多的。有位农民一个人就捐了10万元。”

        这就是义乌人。他们的每一次举手投足都叫人心服口服，都叫人难以置信，然而我们更多的是缺少了解他们每一次举手投足时所经历的非凡。这是最重要的。

        “廿三里市场后来因为人越来越多，再加上由于受改革开放不断深入的影响，我们义乌的多数出外做小生意的拨浪鼓手，此时已经感到传统的‘鸡毛换糖’远不如直接做其他的生意收益好了，特别是那些经常跑广州、上海方向的人，更感到摇几个月拨浪鼓，不如走两趟广州、上海贩点小商品赚得多。再就感到廿三里毕竟是小镇，离火车站、离县城又远，很不适合做买卖，于是摇了几百年拨浪鼓的义乌人，从此放下‘鸡毛换糖’的活计，把注意力放在了做各类小商品买卖上。在告别廿三里老街的旧市场时，我们小镇上曾经出现了齐山村的一户农民用了两台拖拉机把全家积存的1吨多重‘鸡毛换糖’而赚来的硬币，拉到信用社储蓄。银行为此发动了全体工作人员整整数了5天，才把这两拖拉机的硬币数清，总共是43439元！”

        在我临别廿三里时，村支书朱有富别有一番感触地向我透露了当地的这一传闻。这个真实的传闻，虽然是在无意间听说的，但它在我心头却占了很大的空间，因为我不止一次在品味拥有1吨多重硬币的主人在平时是如何积存它的，而当这些辛辛苦苦积存下来的硬币被满满地装上两台拖拉机驶向信用社的路上时，其主人该是怎样的一种心态呢？虽然因为时间关系我没能采访到这位存硬币的农民，但从他一家一户所拥有的如此多的硬币以及他最终毫不犹豫地将其存入银行的那一瞬间，我们似乎可以感受到义乌人独特的积财方式和从商的决断行为，那是十分叫人钦佩和深思的。

        许多精神是可以学习得到的，而许多精神又是无法学习得到的。义乌过去创造的“鸡毛换糖”从商方式流传了几百年，使在一方贫瘠土地上繁衍生息的骆氏后代得以传宗接代。今天他们继承和发扬“鸡毛换糖”的精神，在建立农村市场经济中谱写新的乐章，具有深刻而不朽的宝贵精神财富。

        就在被如今的义乌人视为“中国小商品市场”奠基者的谢高华书记到任义乌前夕，义乌县城所在的稠城街头便开始有了一群群做小买卖的生意人。这中间有上面提到的冯爱倩、何海美、金莲珠等人，他们都是义乌市场的第一代经商者。这些人中间我们不得不提到另一位人物，他便是黄昌根——现今义乌市场里绝对的大亨。

        黄昌根也干过“鸡毛换糖”的事，而且是廿三里市场上最早的客户之一。但因为黄昌根是“地主狗崽子”，生产队不发他外出从商的证明，于是他只好在家摇他的拨浪鼓。而正是这种非人性的压迫使这位具有经商天才的农家汉子饱受痛楚。在今天千千万万个义乌经商者中，上一点年岁的都知道和了解黄昌根这个人，因为在义乌所有经商者的眼里，早期的黄昌根是受苦最多的一个。他母亲是解放前的“地主小老婆”——解放后改嫁了还当了“好人”，所以这就决定了黄昌根要比别人更往下低头；他黄昌根多才多艺、聪明过人，因而也就决定了在那个特定年代里他要比别人更多地碰上倒霉的事。那年他实在脚痒也想偷着出去“鸡毛换糖”，可老天不作美，在经过一条山溪时，滂沱的大雨唤来咆哮的山洪，挑着货郎担的黄昌根只觉脚底一滑，连人带担掉进了滔滔而去的山洪激流之中，当时他唯一的知觉是：这次是死定了。但上帝没有让其过早地结束苦难，一位卖山货的人路过时搭救了他……黄昌根因此认定“大难不死，必有后福”。可哪来福呀？他听说廿三里市场上能做小买卖，于是手巧心灵的他便在自个儿家里办起一个小作坊——其实就是在家门前挪出一块空地，做黄泥哨子。这种不用任何本钱的事正好适合他黄昌根做。黄泥哨在当时对小朋友们来说是很受欢迎的一种玩艺，只要有力气和手巧就能制作，经黄昌根十个指头来回掐掐捏捏，一把把小哨子就成了，而且他一天竟能做500个这样的小哨。“快来买啊，一分钱一个！”黄昌根哪敢在市上把这些泥巴做的小玩意卖高价？他把自己的劳动与智慧压到了最低点，没想到这些小玩意大受欢迎，毕竟一分钱能买到一样东西，再穷的人也不会在乎这么便宜的买卖。黄昌根呢，回家一点钱，整整5块哪！他想我在家挣工分一天也就几毛钱，这几毛钱与5块钱之间的差异可非同一般呀！黄昌根望着门前的一堆黄泥巴乐得合不拢嘴，而就在这一瞬间，他的心灵深处从此牢牢根植下了要出去做生意的坚定信念。但黄昌根想不到他的生意越兴旺自己的命运就会越倒霉。“地主狗崽子”搞“资本主义”肯定是罪加一等。一天，“革命领导小组”来了一群人把他的家特别是门前那个制作黄泥哨的家什搅了个翻天，最后留下一句话：“你要是再干，就准备再在批斗大会上下跪吧！”黄昌根心想，下跪的日子太多了，我又不是没跪过，但要让我瞅着5块钱一天的生意白白闲过去，那怕是难了。这不，不让“狗崽子”干了，可左邻右舍的老百姓们闲不住呀。捏黄泥哨的活儿大伙都学会了，可没有人会做那模具。于是东家出5块钱请黄昌根做一个，西家又出5块钱请黄昌根再做一个模具。哈，黄昌根乐死了：不到半小时做一个模具赚5块钱，比自己上街卖小哨子还来钱呀！黄昌根真是因祸得福着实赚了一大笔——当然，邻居们也没有少赚。这是1966年至1970年之间的事。黄昌根那时正是少年，脑子聪明好使，看到卖泥哨子的人多了，他便翻着花样卖老鼠药。两分钱一包的磷化锌，经他一加工药性不改价值却变成了两元，升值99倍。那时正值“抓革命，促生产”的形势下，杀老鼠和斗“地富反坏右”同是农村斗争的重点，黄昌根因此常常一天就能赚得四十几元钱，而当时一般工人一月的工资也才三四十元，用黄昌根自己的话说，“老鼠药简直让我对老鼠都有了感情！”

        黄昌根自己也不会想到，义乌今天出现令世人瞩目的庞大市场，正是当初有了像他这样一批依靠自己的聪明与勤劳，又不断根据当时形势的需要与可能，做着一样又一样小而实用的百姓日用品，才慢慢形成与构筑起了现在“中国小商品市场”的根基和它的商业定位。光阴似箭，日月如梭。义乌人还清楚地记着20年前的稠城街头，时常有一批极为惧怕被抓却又始终抓而不走的地摊小贩们，整天串东街走西巷。别小看了这些人，在义乌人眼里，这些提着竹篮或者仅拿着一块破布满城跑、满街摆摊的“游击商”们，无论是在昨天还是今天，他们都是英雄，是了不起的英雄。因为正是这些“街头游击商”的吆喝声，才唤醒了千千万万曾经只会在异乡和偏远地方去“鸡毛换糖”的拨浪鼓手，同时也给管理这片土地的那些父母官们以清醒的重新认识。

        第一代的义乌市场经商者都还记得这样一幕：手巧的黄昌根在大街上正向来回走过的行人演示着他用肥皂重新加工制作的一种新型油渍洗涤剂。用了几十年固体肥皂的百姓，对黄昌根发明的用液体洗涤剂去污特别是去普通肥皂去不掉的油渍，极感神奇。因此每当他在大街上吆喝售卖这些东西时，总能吸引里三层外三层的围观者。而正是这种非正常的街头行为，使得黄昌根一次又一次地被早先的“造反派”和后来的“打击投机倒把”工作人员抓起来批斗。黄昌根呢，好像就根本不把这种批斗当回事，似乎自己这样的“地主狗崽子”不被批斗才不正常呢。生活的无奈和有利可图的诱惑，使他无法不上街兜售他自制的手艺品连同他的聪明与智慧。那时商品匮乏的义乌街头的众多行人，又特别喜欢黄昌根这些人手中的既便宜又花样新的小商品。因而除廿三里外，义乌县城街头便从此不断开始出现像黄昌根一样的小商小贩，他们最初是各干各的“游击”式的兜售，后来是自发地成群结队地满街吆喝，再后来便是占地为市，设棚摆摊。老城的新华书店门口来往的人多，黄昌根等最早“吃螃蟹”的小商贩们就集中在那儿叫卖。后来他们觉得挤在大街上影响过路行人容易被有关部门取缔，这时正好对面有块火烧房基空着，于是就到了那儿。不多日子，做买卖和来买货的人越来越多了，黄昌根他们就把小摊延伸到了北门街的两侧人行道。

        义乌城内的这条叫北门街的小街从此失去了它的宁静，而整个县城乃至县城外的所有1105平方公里的义乌大地也失去了宁静。神州大地的改革春风和本土上涌动的叫卖声，此时正剧烈地撞击着千万个行程途中的拨浪鼓手，他们从自己的亲友口中知道了家乡的土地上正在发生着的每一个细微变化。再不能犹豫了，再不能单一地依靠传统的货郎担去从事“鸡毛换糖”了！义乌农民们心底里期盼的自我革命的时刻到了！

        而此时，一个重要人物也将天降大任似的来到了义乌。

        他便是谢高华同志。冯爱倩的一席抨击，打开了这位县委书记的心扉。

        义乌人的一场新的为改变自己命运的革命由此开始……
请记住本书首发域名：966xs.com。966小说手机版阅读网址：wap.966xs.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