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知什么缘故，当我和天下所有的人即将告别二十世纪的时刻，内心突然滋长起无比的惆怅……

        我常在想，曾经匆匆而过的二十世纪里，什么人什么事最值得我怀念？什么事什么人最令我难忘？

        应该是有的，有很多事很多人。

        但奇怪的是，此时此刻，我惟独想在结束永远不可能再来的二十世纪之际，为他记录我的世纪绝笔。

        他算什么人？一个革命者？还是一个反革命？一个土得从里到外掉泥渣的土农民？还是满腹经纶的大知识分子？是一个坏得每个皮毛孔都流恶水的坏蛋？还是一个好得谁见谁都愿为他烧一把香的阿弥陀佛？

        似乎都是，又似乎都不是。

        呵，他就是这样一个人：三十年前，当我还是一名纯真的儿童时，在见他的第一眼后，我从此一直做噩梦，那噩梦伴随我度过了数十载春秋……三十年后，当我早已成为铁杆男子汉且又见到他后，我发誓该为他写一部传世之作为一个小人物所经历的一百年的大事情写传。

        他叫陈月盘，江苏常熟何市乡人氏。于北伐革命前三年大学毕业。二三十年代曾以“阿迹子”的笔名在上海、南京等报刊上发表文章攻击蒋介石而颇负盛名。最辉煌的岁月是在抗日战争时期，他被日本人误认为中共江南最大头目而到处遭到追捕。革命了，可又失败了。于是又回到了革命的对立面的剥削阶级分子行列。这一回，他受尽了人间苦情与孤情。耀眼辉煌的前半生和五六十年与泥土为伍的后半生构成了一个小人物的百年孤独史。

        1，“老恶霸”的“变天账”竟然是学雷锋的诗赋

        我第一次见到他是在一个特殊的夜晚。

        那天月光很亮，只是有些秋夜特有的寒意与惨淡。那天夜里生产大队基干民兵值班，只有13岁的我也加人了站夜岗的行列。那时年岁小，外加我天生的胆小，然而为了显示“革命小将”天不怕地不怕的胆量，我勇敢地报了值夜岗的名。

        那天夜里我们大约在十点来钟开始站岗放哨。其实是很简单的过程：几个人在头儿的带领下，拿着一杆没有子弹的步枪，便顺着几个生产队瞎跑，走到哪儿就算哪儿，通常是先上生产队的仓库场看一看有没有堆放在外的东西。这算是重要任务。之后就是到各个自然村落巡逻，这中间的突出任务是检査地富反坏右分子和家庭的敌情。我知道在对敌斗争严重的时候，基干民兵每夜都要派人守在这些牛鬼蛇神宅基边静观阶级斗争动向。我曾听说临近—个生产大队的基干民兵值夜班时，有个民兵是光棍，他主动要求到生产队的一户富农家守夜班，那富农家有个小媳妇的丈夫大概因为长期受压抑，没有什么性功能，妻子要闹着跟他离婚。那年月，牛鬼蛇神家庭想找门亲事实在太不易，富农的儿子哪敢撒手？可又一时想不出什么法子。有一天夜里欲火烧身的妻子将他从被窝里一脚踢出了家门。那躲在暗处的值班的光棍民兵发现了这一阶级斗争动向，赶紧冲过去用没装子弹的枪将富农的儿子逼到篱笆边，问是怎么回事。那富农儿子拉腔就哭诉起来。

        那光棍民兵一听，说这有啥愁的？我帮你解决。说着把身上的枪往富农儿子肩上一挎，便大步进了屋。半个多小时后他拎着裤子出来了，对富农的儿子说，你进去睡吧，她不会再欺负你了。第二天，那富农的儿子在地里干活时找到那个光棍基干民兵，悄悄说道，大阿哥，你真有办法，我娘子今天早晨起床开始就对我格外的好，看来还是你能救我。喂，我们俩说好了，你每天夜里到我家那儿值班。如果我娘子敢对我不好，我就让你进去治她，你看咋样？那光棍乐得心花怒放，还有比这更好的？于是说行啊，不过你得给点吃的，否则我值夜班也很累嘛。那富农儿子连连点头，说这自然这自然。就这么着，那个光棍基干民兵就一连在那户农家的宅基值了一冬的夜班。第二年开春，民兵营开始换班，可是这位被公社评为值班模范的光棍基干民兵就是不肯换班，还说他要坚守阶级斗争最前沿。当时公社武装部还为此特意发出通报，号召全公社民兵团的基干民兵们向他学习呢。有趣的事还在后头，一天公社武装部长为了让其他生产大队民兵营的干部向这位思想觉悟高，敌情观念强的值班模范民兵学习，特意带了三个大队的民兵干部一行二十人夜访这个模范的岗哨。武装部长到那儿一查，发现拿枪站岗的不是他的民兵，而是那位本该受看守的富农分子的儿子。武装部长气得问模范到哪儿去？对方吓得只好如实说来。武装部长就差没有当场昏倒。这这……这是什么事嘛？！后来听说因为这个教训的原因，故大队基干民兵值夜班再不采取单个守哨了，而是集体流动着巡逻放哨。

        “妈的，今天太冷了，风又刮得那么厉害，‘牛鬼蛇神’们肯定又要蠢蠢欲动。走，我们去査查他们！”我组的那头儿——副营长对我和几位民兵说道。然后他又问我：“小明，你是呆在大队部还是跟我们一起去？”

        “我也去。”这其实是不用问的话。因为我确实还没有真正面对面地见过一个阶级敌人呢，所以我自然不会放弃这样的机会。同时我虽只有13岁，可内心还是想表现一下自己的革命战斗意志呢！

        我就是在这夜认识“老地主”陈月盘的。

        陈月盘是我所在生产大队的惟一的一位地主分子。在这之前，“地主分子”在我的印象中极其清晰：就是那些像刘文彩家中的水牢、狗腿子、任意强奸民女的恶霸，要不就是在风雨交加的农历大年三十夜晚上门逼债并抢走白毛女的黄世仁那样的坏蛋。不知从哪儿来的一股天生的“阶级仇恨”，一提起“老地主”，我和所有贫下中农都有同样的心情，并从心底里憎恨刘文彩和黄世仁这样的恶霸。

        不知是有意的落后，还是“老地主”祖上专挑“阴暗角落”钻，陈月盘的家很偏僻，在大队最东的一个自然村，我和他虽然一个大队，但却是一东一西相隔三四华里的两个自然宅基村落。因为年岁小，所以在这之前，我根本就没有去过和见过陈月盘那个生产队和他本人。多半是好奇使我加入了民兵查夜的行列。

        惨淡的月光下，我们一队民兵真的像要面临一场战斗似的向陈月盘家逼近。在一座破落的农户屋檐下，持枪的民兵副营长突然压住嗓门轻轻地向我们发出指令：不许出声，注意敌情！由于第一次同阶级敌人交锋，我当时的心头真是很紧张，也有些害怕。现在想起来觉得特别可笑，一个死猫似的老地主有什么可怕的？然而那个年代和那个年龄的我，有这种紧张和害怕心理实在太正常了。

        “咚咚！咚——！”副营长突然用拳头猛砸破屋下的木门，而且嘴里一边大声喊着：“开门，开门！”

        这时，屋里传来一个又弱又颤的声音：“谁？谁呀？”

        “少啰嗦！我们是无产阶级专政！快开门！”我见民兵副营长有些不耐烦了，“咚咚咚”又是一阵砸门。

        “噢噢，别敲了，我马上开门……”听得出，里面的人在忙碌着起床穿着衣衫。

        大约几分钟后，门“吱嘎”一声开了。里面探出一个上身披着一件破棉袄，下身用草绳系着裤子，一边咳嗽一边在哆嗦的干瘪老头，令我惊诧的是这个干瘪老头鼻梁上竟然还架着一副眼镜！

        “陈月盘，这几天你在干什么？快交待！”民兵副营长压着嗓门像训斥三孙子似地问起话来。

        什么，原来这个干瘪老头就是“恶霸地主”？那一瞬间在我脑海中根深蒂固的地主形象一下发生了动摇。这么个干瘪老头怎么可能是刘文彩、黄世仁式的恶霸呢？当时有一句话我一直不敢说出来，那就是我觉得这个戴眼镜的干瘪老头太可怜了，丝毫没有一点让人心颤和畏惧，更谈不上可憎……

        “快交待呀！”威严的民兵副营长的声音一下高出几分贝，我对自己心头刚刚萌发的一点点想法而紧张不已：这不行，这不是同情“阶级敌人”和“牛鬼蛇神”吗？13岁的我，第一次感到了政治的压力。那一瞬间对阶级敌人和牛鬼蛇神的一份怜悯之情，使我不由得全身直冒冷汗。

        “我？我这些日子没有干过什么坏事呀。天天都在生产队耕耘劳作，别无他事可求。”黑暗中，老地主的话竞然如此文绉绉，这对大跃进年代出生的我来说，又是一件惊诧不已的事。也许那一份以后一直留存在我内心几十年的同情和好感就是从这个时候开始萌生和深扎在心头的。

        “恶霸地主”怎么会是这样的？我自己幼小心灵里的“阶级立场”开始出现了不可抗拒的动摇。

        “少他妈的斯文腔！”民兵副营长的话使我在黑暗中第一次感受到的一点文明马上变成了野蛮味与火药味。“你交待交待，最近写没写变天账？”

        虽然月色下谁也看不到谁的脸色，但我一下感觉空气顿时凝固了起来。

        “老地主”还是一腔斯文地回答着“无产阶级专政”的问话：“岂敢岂敢，我仅作了几首未成品的小诗……”

        “恶霸地主”还作诗？我太惊叹了。然而这回惊叹的不只是我，连我们的民兵副营长都感到紧张异常：“啥？你还作小史？不会是当年的剥削史吧？快交出来，快快！”

        这回轮到“老地主”紧张起来，他一听这赶紧返身进屋，一会儿，干瘪的老地主哆嗦着身子从里面又走了出来。“都在这儿。”说着，他伸出双手向民兵副营长交上一个小本本。

        “有火柴吗？”

        “有。”

        等有人“嚓”地划亮一根火柴，我已经好奇地钻到了民兵副营长的胳膊前第一个看清了“老地主”递过来的那个小本本。油腻腻的，上面密密麻麻不知写了些什么东西，我正想顺着民兵副营长翻页的手细看时，火柴灭了。什么也看不到。“什么乱七八糟，正是变天账！”又是民兵副营长的声音：“好了，你老实回屋去，等天亮我们看看你的这些小史……”

        “是小诗。”老地主陈月盘胆怯地轻声纠正道。

        “知道知道，你他妈还不老实？小屎大屎，谁不知道你老地主屁股蛋里能拉出的还不都是狗屎？”民兵副营长火了，随手将站都站不直的老地主往屋内一推，然后朝我们一挥手：“走！”

        没有走出多久，民兵副营长又叫人划亮火柴看了看老地主的那个小本本：“什么竖一行横一行的，我看不懂狗日的诗，反正老地主的嘴里唱不出好歌腔来！见他妈的鬼！”只见他顺手将那个小本本扔进沟里。

        老地主，恶霸？说话斯斯文文的，能写一好诗的一个干瘪老头！

        那一夜我久久不能平静和理解。于是等第二天天亮后，悄悄独自到冬天没有水的渠道里捡起了那本被民兵副营长扔下的那个恶霸地主所写的“变天账”。当我打开那个小本本、翻阅里面写的那些小诗时，我的脑海里如同天劈雷打——“恶霸地主”写的竟然都是些“学雷锋诗抄”：

        二三月里杏桃红，人在微风碧浪中；

        正是春耕生产热，广播高唱学雷锋。（《学雷锋》）

        入夜拖拉机响急，插秧就趁黄梅节；

        汉子孀妇争能手，雷锋精神化雨滴。(《热汗》）

        阴次睛冷暖无穷，月未西沉日又东；

        梅花桃花春更好，千枝万朵泼新红。（《春更好》）

        …………

        老地主的“小诗集”写得密密码码，足有上百首。在我似懂非懂的年代里，当我看完这个“大恶霸”所写的学雷锋诗篇后，留在我记忆中的永远是个解不开的谜团……

        2，“大恶霸”原来还是“左联”时期的老作家

        虽然文革的十年正是我不懂事的少儿时代，虽然我家庭也因为父亲是个小走资派和爷爷曾在解放前当过一阵小贩子而牵连不少，但我检点自己时常常因为上面的那一夜曾经发生过的一幕（参与将“老恶霸”的诗集扔在渠道里）而充满了内疚与负罪感。

        事过二十多年后的一个春天，早已在京城像模像样生活了十几年后大有一副衣锦还乡之状的我，回老家探望父母双亲。一日，与父亲从小镇返家途中，一位颇有些面熟的老人与我父亲打招呼后擦肩而过，我问父亲此人是谁。

        “他就是陈月盘，以前我们大队的老地主。”父亲说得很随便，我听后却大为吃惊。

        “怎么他还活着？”

        “活得好好的，现今他还是市政协委员呢！”

        我扳扳手指，也该快三十年了，当年我看到的老地主也至少有六十来岁了，怎么可能三十多年后他还活着？！

        那天傍晚，我缠住父亲，希望他说说他所了解的有关陈月盘的事。

        “提起来就叫人气愤。”

        “想不到父亲的内心竟对这件事耿耿于怀。”

        “怎么不？你知道我为什么在文革初期就被人赶下台？最重要的—件事就是说我阶级阵线不清，对老地主陈月盘过于亲近关照。他们那些人哪里知道剥削阶级的分了中也有对我们共产党、对我们革命作出过很大贡献的人呀。我们应当实事求是，不能太不人道。就说陈月盘，他在刚解放时就申明自己曾为共产党做过有益的事，那时我是生产大队长，对他自己说的事作过调査，问过上年纪的人，也当面询问过当年与陈月盘一起从事敌后斗争工作的县委某领导同志，得到的结论是，陈月盘确实在解放前为革命作过很大贡献。在大跃进时期，我们全县动员大战太湖流域的望虞河水利工程，他当时已年过半百，却跟着我们年轻小伙子一起挑灯夜战，还为提高工效提出了不少合理化建议。就因为我是生产大队长，曾在社员大会上多次表扬过这么个老地主。‘四清’运动和‘文革’运动中，有人就说我为剥削阶级唱赞歌，不分阶级阵线就把我打倒批臭。再后面的事你自己也经历了。总之世道对有些人太不公平了！”

        父亲一生刚烈自信，但自被造反派们打倒后，就再也没有了这种秉性，变得对什么事都没有了信心。然而最令我震惊的是我自己后来遇到诸多不幸的命运竟然会与老地主陈月盘连在一起！如果不是父亲这一说，我恐怕这一辈子都不知其缘故呢。

        陈月盘自然不清楚在这个世界上，竟然会有很多与他毫不相干的人的命运跟他的沉浮有关。

        “爸，我很想见见老地主。”我刚说完，又自觉再称谓陈月盘为老地主似乎不太合适了。因为早在八十年代初，党的决定就已经取消了阶级成分，地富反坏右便永远成了历史。于是我问父亲：“现在你们叫陈月盘都怎么个叫法呀？”

        “还是叫老地主呗。”父亲解释说：“陈月盘这个老头子很开朗，他自己说过去别人叫他老地主心里就有气，现在如果别人叫他大名反而觉得不舒服。他说当了一辈子老地主，如今别人不再叫他老地主，心里就有一种失落感。因为现在改革开放后，在农村真正当地主的人都是些先富起来的人，他陈月盘说我戴地主高帽子时穷得饭都吃不饱，而今那些富得流油的人却轻轻松松不费一点皮肉之苦就要把老地主的帽子拿过去，我心里不平衡。你说他这个人……唉，也只有他才能经得起如此折腾。”父亲的话里隐含着几分敬佩之情。

        一定是个性格独特的乐观主义者。我决意找到陈月盘，以了结我的一桩心愿。没有想到的是，第二天一早，父亲却把陈月盘接到了我家来。

        “作家，哈哈……，想不到快七十多年过去了，我又同作家打起交道来了！”一个穿着老棉袄、虽然手持拐棍但身子骨依然十分硬朗的老人稳稳地走过来与我握手。

        “呀，小何同志，我早听说你在北京当作家，了不起。我一生梦想当个大作家，可就是命运不佳，偏偏当了个真正的‘作家——在家做活的人’，哈哈好……”这是我第一次与老地主对话，而且令我惊叹不已的是老地主竟然如此幽默开朗！

        他旁若无人只管自己说着：“我们这一带的人，只知道我是个地主，或者只知道我是个为共产党干革命的地主。其实大家都不知道我在二三十年代还是江南一带颇有名气的文人墨客哩！不信你们可以翻翻当年上海的《申报》，那个曾经跟鲁迅先生同块版面上撰文的‘阿迹子’就是我陈某人的笔名呀！他们都不知道呀，小何。”老人抚摸着银色的山羊胡须，很是得意地指着站在我身边的父亲，连声对我说：“你爸他们都不知道，都不知道的。”

        “左联，你小何同志肯定知道左联吧？那时我在上海用笔名写文章攻击蒋介石国民党后，上海左联的同志几次找我谈话让我加入左联，后来要不是常熟一带的抗日救亡运动急着要我到乡下来进行地下工作，我肯定也是左联的一分子了。那样的话，小何你们的中国作家协会是不是也可以吸收我为中国作协会员了？唉，时间过得真快哟，不知现在作家队伍中还有没有当年左联的同志……”老人抬起一双眼皮耷拉但仍有几分光泽的眼睛看着我，期待着一个久远的回答。

        “有，但已经极少极少了。”我这样回答老人，其实我根本不知道现在我们中国作协到底还有没有当年左联的老同志了。

        这回是我主动站起身握过他的手——我知道我握过的是一双文坛前辈也是一位曾经为中国革命作出过特殊贡献的世纪老人的手。

        “我想知道您的一切，并且能早一日把它写进我的作品之中……”我怀着敬仰之情看着他。

        “有价值吗？我仅仅是一个再普通不过的人了，而且还是个老地主呀！”他的眼里半信半疑，随即是几分期待。

        我坚定地朝他点点头，肯定地回答他：“我要为走过二十世纪的普通人立传，您老是最合适的一位。”

        他激动地站起那具比我整整年长半个多世纪的身躯，颤抖着双唇，说：“那我就把一切都告诉你……”

        3，惊天奇闻：没有他，就可能没有“沙家浜”革命传奇

        老人一张口就告诉了我一个让我吃惊的秘密：“共产党在江南抗战时，如果没有了我，可能就没有了后来那出曾经轰动一时的革命样板戏‘沙家浜。’”

        “这是怎么回事？”我着实吃了一大惊，因为几乎像我一样三四十岁以上年龄的人都太熟悉“沙家浜”这出戏了。就是在今天，每当有人问我是哪里人氏时，我都会自豪而又简单地说一句“沙家浜”就是我的家。这是一句戏中的台词，但它确实清楚简明地吿诉我的友人我是哪一方人氏。“沙家浜”几乎是共产党人在江南革命抗日战争的写照，它作为历史的真实再现，早已深深扎根在中国人的心目中。然而一名老地主怎么可能与这样一出具有代表意义的革命历史戏连在一起呢？

        陈月盘淡淡一笑，弄了弄那撮花白的山羊胡须，说：“这得从我祖上说起。”

        从老人的口中我才知道了陈家的地主来历。早在乾隆年间，陈家在江南的第一代人就在常熟东乡一带靠勤劳致富成了当地的富裕人家。到第二代时，便成了小地主。第三、第四代时已经是相当富裕的大地主了。仅他们陈家的土地，就占了当地土地总数的百分之八十左右。陈月盘的曾祖父陈若渔是陈氏家族在江南常熟东乡的第五代，也是陈氏家族中最勤劳、聪明的一位，所以到他这一代，就财产而言，是顶峰阶段。陈月盘告诉我，中国的早期地主阶级许多人在没有成为剥削阶级时，或者即使成了剥削阶级后的相当一段时期里，大都是些很勤俭勤劳的佃农，相反有不少穷汉之所以穷得连饭都吃不上，就是因为他们根本不如那些剥削阶级会勤俭持家。这种现象即使到了解放前后也还不算少。陈月盘的“阿太”曾祖父在当时便是当地有权势的人了，但因为几代人都靠种田起家的，祖上没有官位，到了陈阿太那一代也是一介平民。那时有钱人家死了后都要建大坟、树石碑圆寂。为了升天能得福造化，陈月盘的曾祖父就出钱托好友——上海俞平伯的父亲俞翰林从朝中买了个官。俞翰林做过曾国藩的秘书，这事自然很容易办成。后来阿太陈若渔死后真的入穴了有石碑的大坟。当然这一形式对陈家来说，更重要的是从此象征着不仅家有万亩良田，还有了一冠红顶官帽。陈若渔有个女儿嫁给了邻近的支塘乡的一个名医，这位名医的小儿子就是后来成为中国原子弹、氢弹和中子弹研制的主要功勋人物、我国杰出的物理学家王涂昌先生。陈月盘比王淦昌大一岁，但辈分却小了一辈，因为王淦昌的母亲与陈月盘的祖父是亲兄妹。1997年我在北京见到中国核武器之父王淦昌时，说起了陈月盘的事，这位科学大师还清楚地记得外婆家有位与自己年龄相仿的“陈才子”亲戚。陈家到陈月盘的祖父那一代开始便走了下坡路。不过陈老爷子虽然抽大烟，但却喜欢读上海的申报一类的思想进步的报纸。由于受家庭影响，陈月盘小时候养成了爱看书的习惯。有一次他看到一本白居易的诗书，那里面田园式的诗情意境太让幼年的陈月盘着迷。陈月盘自己说，他后来一辈子没有离开农村，就是因为受了白居易诗中那种刻骨铭心的意境的影响。正可谓一日入诗意，终身不改当诗圣。

        陈月盘的父亲也是一位思想进步的地主。他送儿子上学却不让他读四书五经，而是选学国文的学校。陈月盘读了七年国文后考上了太仓师范。母亲一听每年要花400块大洋学费，就不同意儿子再上学了。可儿子说啥也要去上学。也巧，陈月盘初出远门念书不足半年因吃生栗子闹了一场大病，母亲借机说你就别上学了。儿子一听哪肯！后来他考上了南京的江苏省立师范，这是所公立学校，不要学费，于是家人就不再反对他上学了。五年大学生涯，陈月盘见到了大世面。毕业后他回到家乡常熟何市乡当了一名乡村小学的代理校长。可第二年北伐战争就爆发了，受新潮思想的影响，陈月盘从此开始了他那二十多年轰轰烈烈的革命生涯。他借上新华艺大之名，离开家乡，先到苏州，后到当时的国民政府首都南京。他在南京的公开身份是新街口小学教书匠。这日后的五年多时间里，陈月盘作为一名具有鲜明斗争立场的革命知识分子，用“阿迹子”这个笔名，与国民党反动政府展开了无情的斗争，并曾风流一时。他公开骂蒋介石是“你赶走了野猫，你还要吃我”一类的民族败类。特务分子对这位“阿迹子”警惕起来，到处想追捕他。无奈，陈月盘逃回了乡下的老家。此时恰逢老父亲去世，他便挑起了陈家的重担，当起了地主豪绅……

        不久，抗日战争爆发。江南大地沦为小日本的天地。充满爱国热情的陈月盘不甘当亡国奴，他利用其特殊身份，积极组织民众起来进行抗日斗争。后来新四军著名将领叶飞同志带领部队来到了苏南一带开展抗日游击战争，并成立了著名的江南抗日游击纵队。陈月盘是当地有势力的头面人物，又是思想进步的爱国者，叶飞自然先找到了他。

        “陈先生，我们是一家人，应该携起手跟小鬼子干！”叶飞第一次见到文质彬彬的陈月盘时，就高兴地拥抱起这位江南才子加財主的陈月盘，显得异常兴奋。那时叶飞才26岁，又对当地情况不熟悉，于是把陈月盘当做十分可靠而亲密的战友看待，地方上和场面上的事，少不了交陈月盘去办。当时武装斗争的条件十分艰苦，有许多困难是部队上无法克服得了的。江抗纵队的经费便是一大难题，而叶飞的部队初来乍到，谁都不认他们。

        “这是500块大洋，你们先用着。”一日，叶飞正在愁眉不展时，陈月盘将自己家的存货送到了部队上。

        “老陈同志。”叶飞激动得不知说什么好。而他的一声同志使陈月盘这位地主出身的革命分子从此把自己的那颗火热之心也交了出去。

        白色恐怖下的苏南一带，革命武装斗争十分艰难，常常要爾生命危险。许多胆小的人几次下来就再不敢投身革命了。而作为当地有名的财主陈月盘则一如既往地参加了江抗的革命斗争。正当敌我势力不相上下之时，叶飞率领的江抗部队奉命转移到了江北。陈月盘本来是要随部队北上的，可就在此时，新四军的一批伤病员从前线秘密转移到了常熟的阳澄湖来了。

        “老陈，你是最合适给新四军伤病员提供帮助的人士，革命需要你留在江南。”叶飞深情地揉住陈月盘的手，带着无限期望之情。

        就这样，陈月盘告别了亲爱的战友，继续留在常熟地带。于是也就有了后来的“沙家浜”这一出戏。

        于是也有了“沙家浜”这出名戏的很多不完整的地方——一切皆因为陈月盘是个“老地主”的缘故。

        这儿有必要向年轻的朋友交待一下“沙家浜”这出戏的一些背景：此戏取材于当时发生在常熟一带一队在当地养病的新四军伤病员的一段真实故事。

        话说1939年5月，正值抗日战争进入特殊年份，我新四军在党中央指挥下，东进江南，横渡方圆千里碧波荡漾的阳澄湖，几百条大木船浩浩

        荡荡在明澈如镜的湖面上劈波斩浪，气势磅礴。叶飞领导的“江南抗日义勇军”，像一把锋利的匕首直插日本侵略者的心脏。“东进！东进！”战士们高唱斗敌战歌，威震江南大地。当年9月，叶飞的部队奉命西撒，在常熟境内的阳澄湖横泾（后来改为沙家浜乡）一带的村庄留下了一个后方医院和100多名新四军伤病员。盘踞在阳澄湖的当地土匪头子胡肇汉即《沙家浜》戏中的“草包司令”；胡传魁，投靠了国民党“忠义救国军”，与日寇勾结，多次袭击新四军后方医院，沙家浜地区的军民团结起来，奋勇抗敌，于是就有了后来崔左夫写的纪实文学作品《血染的姓名——三十六个新四军伤病员斗争纪实》，于是就有了上海人民沪剧团在1958年根据崔左夫作品改编成的沪剧《芦荡火种》，于是也就有了由江青亲自抓的、由著名老作家汪曾祺根据《芦荡火种》改编成的京剧“革命板戏”《沙家浜》这部名戏。

        “沙家浜的戏如果在当初排演和编剧时能听我讲讲当年的实情，可能更会千古不朽。”陈月盘说到这出名噪一时的经典京戏时，竟然直言此话，着实令人吃惊。

        “沙家浜对普通观众而言，是一部戏，可对我们这些当年直接参与同日寇和国民党反动派军队斗争的当事人来说，那是一段刻骨铭心的经历和回忆。”陈月盘抖动着每一根白须，就像梳理和扯动着深埋心头的一团带血的旧纱……他以当事人的亲历细说起构成千古名戏的那段真实往事：

        常熟是有阳澄湖的，但常熟过去并没有“沙家浜”这个地名。常熟过去虽然没有“沙家浜”这个地名，但阳澄湖边有许许多多“沙家浜”一样的村庄。郭建光是沙家浜里的戏中人物，可新四军队伍里却有一个真实的“郭建光”，他的真名叫夏光。新四军里的夏光有名有姓，系湖南人氏，1909年出生于湖南武冈。在北伐时参加革命，1927年进人毛泽东主持的武昌中央农民运动讲习所学习，同年入党。抗日战争爆发，夏光参加新四军，首任陈毅领导的新四军第一支队参谋、第三支队第六团作战参谋。1939年5月随叶飞到了江南苏常一带。同年8月，我新四军在江阴与国民党的忠义救国军展开激战，夏光时任江抗第五路军参谋长。由于连续作战，时势紧张，夏光体力不支而病倒。在江抗部队奉命西撤时，叶飞令他留在敌后治病。夏光随即将所有作战文书交给参谋处，化装成便衣，只带一名通讯员，通过土匪头目胡司令控制区深入到敌后，与江抗政治部主任刘飞率领的后方医院的三十多位伤病员会合后，从此开始了演绎沙家浜之戏的原型生活。1940年，叶飞率部队西撤后，党中央又派谭震林同志来到苏南开展敌后斗争，夏光已时任江抗纵队司令，后又改任新四军苏中军区一分区参谋长、苏浙军区第四纵队参谋长等职。解放战争斯间，夏光任华中、华东军区参谋处长，参加过淮海战役、渡江战役、解放上海等重要战役，其战功卓著，智谋过人。解放后担任过几所海军军校的负责人。可惜因1955年错误处理，从此离开部队，直到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后才平反昭雪，后一直任江苏省委党史资料征集委员会负责人。

        “文革”中在“沙家浜”大红大紫的时候，这位戏中高唱“要学那泰山顶上一青松”的英雄人物的原型，却被造反派关在牛棚里连听戏的资格都没有。

        说起“沙家浜”里的另一位主角人物“阿庆嫂”，我看到陈月盘那双混沌的目光里顿时流露出一丝亮泽的光芒。他的声音有些颤抖，他说：“你知道我跟‘阿庆嫂’什么关系吗？”

        “什么关系？”我问，带着现代年轻人对男女之间所有的那种好奇心问。

        “呵呵，这要你们当作家的去想象了！”不想90有余的陈月盘依然留存几分浪漫。“那真是不一般的关系哟——”他意味深长地留下一个破折号让别人去回味，而给我讲述的却是生活中真实的那个“陈庆嫂”。“真‘阿庆嫂’叫陈二妹。我们当年都叫她二妹。陈二妹的家其实也远离阳澄湖，不过她家确实开茶馆，却不叫‘春来茶馆’，叫‘涵芬阁’。在常熟董浜镇上。那二妹开的‘涵芬阁’茶馆确实是地下交通站。二妹家的男人是地下党员，但二妹开始一直不知道自己丈夫的真实身份。二妹家的茶馆前门挨着街，后门通着一条河，那河上长满了芦苇，所以新四军和接任叶飞来苏南指挥抗日救国的谭震林将军经常在那儿开会碰头。我和二妹及她男人陈关林都是乡里乡亲的熟人，有一次我到‘涵芬阁’给谭震林他们送一笔枪支弹药款，碰上二妹在茶馆铺面做生意，就向她打听新四军和林俊(谭震林的化名)什么时候到她那儿，二妹吓得双腿直哆嗦，说你们别瞎嚷嚷，我这儿哪有啥新四军和那林俊什么的。二妹只知我是当地有名的开明地主，却不知我一直是在为新四军做事的，所以弄出了这样的笑话。后来当她看到谭震林将军跟我手拉手的情景才知道我是自己人。二妹确实像戏里的‘阿庆嫂’一样聪明机智，多次为了掩护新四军伤病员和地下党开会，与敌人展开了机智的斗争。1941年的一天，她的男人陈关林突然被驻地日军抓走了，敌人用残酷的毒刑逼陈关林招认新四军伤病员的下落，陈关林宁死不屈就是不招。无奈，日本鬼子换了一种招数，先让他吃下三大碗饭，然后又挑来一担水让陈关林喝下去奋当陈关林喝得肚胀如鼓时，鬼子就将他按在地上叫人踩在他肚子上。陈关林宁死不屈。后来恼羞成怒的鬼子就把他和62名新四军伤病员一起押到苏州虎丘山，然后装进麻袋，再用刺刀活活刺死后又用镪水灭尸于荒野之中……丈夫的牺牲对二妹刺激极大，中共常熟地下党县委决定将陈二妹送到江北暂避敌人的追杀。3个月后，二妹又在地下党的帮助下，悄悄从江北回到了常熟。但茶馆是不能再开了。党组织便给了二妹200块大洋，希望她做点小生意度日。二妹因为还要带身边的两个小孩，所以生意也没做成，便从小镇搬到了乡下，一住就是几十年，直到1997年她83岁时去世。”

        “《沙家浜》的戏出名后，常熟一下冒出了好几个‘阿庆嫂’，在‘文革’时还弄出了不少笑话：当地一个演阿庆嫂的女演员竟然也自称自己是真正的阿庆嫂传人，说她娘当年就是开茶馆的，也掩护过新四军伤病员。真真假假那时谁也搞不清，只要谁在台上红，谁就是真阿庆嫂了。结果那个女演员还真被军管会捧到了天上，可惜她不自重，跟几个军管会头头睡觉，最后被弄死。而真阿庆嫂陈二妹则被造反派挂着‘历史反革命分子’的牌子在田头挨斗挨批。唉，‘文革’呀，什么事都给颠倒了。”陈月盘对天长叹道。

        “生活中的胡传魁真的那么草包一个？”我对戏中几个主角原型特别关注。

        “那可不是！”陈月盘的两只眼睛立即睁得好大好大，连连摇头说，“那是戏。戏里的土匪司令胡传魁长得肥头大耳，是个真草包，但‘沙家浜’历史上的国民党‘忠义救国军’司令是个比刁德一还狡猾的家伙。胡司令真名叫胡肇汉，说来也巧，他跟郭建光的原型夏光都是湖南人。胡肇汉兵痞出身，1926年起担任国民党‘保安特务团’团长。日本人占领上海后，胡肇汉的部队溃不成军，作鸟兽散。胡肇汉后来便带领一批手下败兵流窜到阳澄湖一带避风。那时苏常地区正属政治真空，各种土匪势力蜂起，胡肇汉便被一保长收留，雇佣为地方治安队长。日久天长，带兵出身的胡肇汉在跟当地的野土匪的交手中屡获胜利，于是其名声大振，成了当地方圆几十里的一股重要势力。加上胡肇汉生性暴戾恣睢，又同国民党勾结，后来出任三青团京沪行动总队司令。1939年春，新四军东进江南，袭击虹桥机场，炸毁敌机数十架，威震四方。善用心计的胡肇汉一看形势有变，便脚踩两条船，忙与新四军搞联合，接受江南抗日义勇军的收编。但胡也有没想到的事，1939年，叶飞的部队奉命西撤，结果胡肇汉的队伍被一下拉走了。胡气得天天大骂新四军使他上了大当，并推脱有病留在江南没有西撤。叶飞带部队走后，胡肇汉便坐不住了，开始收罗一些地方残匪，重新组成了一支四五十人的小队伍，自任司令，主要流窜于阳澄湖一带。不久，夏光任“江抗”东路部队司令的新四军队伍来到常熟后，为了执行党的统一战线政策，积极争取胡肇汉继续抗日，决定让胡肇汉出任新四军东路军副司令。但这回胡肇汉变得更狡猾了，他心想你们新四军共产党不就想要我的队伍嘛，好吧，我就偏偏不让你们收编，什么副司令我也不要。就这样，夏光多次给他写信，胡就是不理不睬。正在夏光他们犯难时，有一天我知道了胡肇汉的下落后，便向夏光作了报告。我从一个朋友那儿知道胡肇汉在阳澄湖北岸的车渡娶了个小老婆，所以他常常到那儿去。共产党为了达成抗日救国的统一战线，急需同胡肇汉当面做工作，所以对我提供的情报异常重视，夏光同志当即带部队移驻到车渡。部队刚到车渡，夏光与副司令杨浩庐便到湖边瞭望，见到一只非常漂亮的篷船正向岸边驶来。村上的老乡便说这就是胡肇汉的船。夏光一听很高兴，可谓无巧不成书，船上正是胡肇汉。听夏光后来说，夏光未等船靠岸，就先喊了声‘副司令’，胡肇汉还不知是怎么回事时，就无可奈何地当上了‘江抗’东路部队的‘副司令’。胡肇汉心里有算盘，所以对这个‘副司令’实在有说不出的几个不情愿，但那时抗日是全民大事，谁敢公开说我不愿抗日？碍于这层理由，他胡肇汉无奈装出一副哭笑不得的样子，接受了新四军江抗指挥部关于统编部队一致抗日的指令。出于对统一战线和抗日的大局考虑，夏光提出第二天由他带领的新四军和胡肇汉的部队举行一次联欢。次日，阳澄湖畔喜气洋洋，一片欢声笑语。新四军特意给胡肇汉的队伍送来了两头猪和其他慰劳物品。胡肇汉一看夏光他们如此抬举自己，心头洋洋得意，摆出一副副司令的架势，大有与新四军共产党平起平坐之势。可与戏中的草包司令不一样的是这个‘忠义救国军’的胡司令十分狡猾，在1940年后当抗日形势于中国共产党人极不利的时候，他便又开始投靠国民党，不断袭击新四军后方医院的伤病员，同年夏天，胡肇汉勾结日本鬼子，在吴县陆巷村，向我新四军发起突然袭击，造成夏光部队110余名新四军战士伤亡，活埋新四军伤员十余名，继而又在阳澄湖边烧杀抢数日，枪杀进步抗日青年和渔民36人，犯下了血腥的罪行。从此胡肇汉在阳澄湖一带就有了‘杀人魔鬼’之称。1949年4月，人民解放军渡江大军南下，胡肇汉像丧家犬似的到处逃窜，最后避到了阳澄湖千里芦苇荡之中。他凭借着水中优势，几次侥幸逃脱了解放军的水上追捕。江南解放了，可大土匪胡肇汉却一直没有落入人民的手中，并且仍不断地对百姓和新政权造成危害。新中国刚成立，吴县湘成公安分局的干警接受了追捕胡肇汉残部的特殊任务，由局长包振家亲自率领该局7名精干的同志化装成渔民，开始了千里追捕胡肇汉的行动。那时刚解放，胡肇汉的势力还不小，他手下有几个土匪大队，行踪诡秘。后来包局长他们从一位曾在胡肇汉手下当过一大队大队长的土匪头目那儿知道胡肇汉有个小老婆与胡仍有来往，于是迅速采取措施找到了那女人，果不然那小老婆交代了胡的行踪，说胡在上海浦东有一家布店是他的秘密交通站。而这个浦东秘密交通站，正是《沙家浜》戏中刁德一的原型王群给胡肇汉安排的。当时的上海浦东，就像一片谁都不会注意的野荒滩地，恰好被胡肇汉他们一帮国民党残渣余孽给利用上了。但胡肇汉没有想到的是共产党的公安干警这么快就追到了他自认为‘绝对安全’的浦东。据说追捕胡肇汉的场面特别惊险，公安部门组织了两个梯队进行攻击。结果措手不及的胡肇汉及残部被一网打尽。1950年11月28日苏州行政区人民法院宣判了胡肇汉和他的参谋长正群的死刑，并当场押赴刑场执行枪决。”

        “看来历史上的胡司令要比戏中的草包司令更具戏剧效果嘛！”我不由感叹起来。

        “野鸥忽啼春雾绿，澄波倒影远舟遂。平生只爱水乡居，到处芦湾风与月。”不想9载老翁独自吟起诗来，当我问此诗出自谁作时，陈月盘捋着他的山羊胡子呵呵笑起来：“老生也。”他说这是他在30多年前特意为生产队的一名叫洪生的渔民老弟所作，可惜比他年少20多岁的“洪生弟”已在前年去世了。人生就如一场戏，而且有时候比戏更具戏剧性。陈月盘这一辈子就是这样。

        打新四军进入常熟和阳澄湖一带后，日本鬼子与国民党投降派队伍对当地民众进行残酷镇压，特别是对新四军等抗日进步力量进行的血腥镇压尤其严重。夏光领导的“江抗”部队不能公开活动，只得整天东躲西藏和进行有限的抗击斗争。由于敌人的封锁，新四军和伤病员的弹药和药品也很难搞到手。谭震林和夏光便多次找到陈月盘，请他出面帮助解决上述问题。于是陈月盘不得不整天在敌后抛头露面，几乎过几日就要到“阿庆嫂”的茶馆里跟地下交通站的共产党员接头，送购得的弹药和医疗用品。有意思的是共产党内的许多同志还以为陈月盘这位大地主也是一名党的重要领导呢。可一细打听陈连党员都不是，便觉得十分奇怪。为此陈月盘先后找到叶飞和谭震林都谈过此事，希望自己能加入中国共产党。可叶飞和谭震林都希望他留在党外，说那样更容易出面为革命工作。“你的情况我们党组织非常清楚，是我们自己的同志。入不入党都一样的。但眼下革命形势非常复杂，你不参加组织，更能为革命做事，所以不要有什么顾虑。”谭震林的话说得更明白。还有什么说的，陈月盘从此就一直按照党内的同志标准要求自己，所以在残酷的对敌斗争中，他从来没有想到自己不是革命队伍的一员，相反以更高的要求将自己放在严酷斗争的最前沿忘我地工作着。

        然而正是他这种忘我的投入，敌人很快注意到他。日本鬼子和伪军们经过一段秘密追踪，误认为陈月盘就是他们梦寐以求想抓到的江南共产党头目。无奈，陈月盘不得不暂逃上海。在十里洋场上，陈月盘既有不少往日的文友，也有已经执掌着不小权力又时下在日本人统治下无所作为整日闲得只知“搓麻”的同窗显贵。可陈月盘与无论是文友还是同窗的那些人不一样，他心里一直装的是芦苇荡里的那些新四军和伤病员同志。于是在上海待了不到半年时间，他便急着要求回到了常熟老家。这回他带回了一个同窗学友，即后来成为国民党驻上海的实力派人物熊剑东。此人行伍出身，生性暴烈。日本人占领上海后，熊剑东在上海滩待不下去了，便跟着陈月盘避到乡下。可他见到日本人就血性上来了，一连几回把在常熟做生意的日本商人给拖到野地里杀了。

        “你恨日本人，这一点我同你一样，可我们不能采取这样的手段，那太残忍了！”陈月盘说。

        熊剑东便哈哈哈大笑起来，“月盘啊月盘，生性文文绉绉，只能一生做个被人奴役的月盘呀。”

        “五六十年前，我对同窗学友的话并没有理会，不想后来还真被他言中了。唉，人哪，本来父母给你起个名字完全是一时的一种念头或灵感而已，可多人却真的因为一个名字的缘故而命定终身。我就是。一个月字一个盘，命里似乎注定永远掌握在别人的手里……”陈月盘说起往事，不由感慨万千。熊剑东如此杀人不眨眼，没多久也无法在乡下待下去了，陈月盘只好送他回上海，劝他另想出路，后来又帮助熊与国民党方面取得了联，使这位“野马”有了比较好的归宿。经过一段时间敌我之间的拉锯战，我“江抗”队伍度过了最困难的时期。新四军的敌后斗争形势出现了相持状态。这时，根据中共江南特委的批示，常熟地区准备成立自己的政府组织。江南特委在研究常熟县长人选时，首先想到了陈月盘。

        “老陈有开明地主的公开身份，文化程度又高，又是当地有影响的人物，非他莫属。”江南特委的负责同志这样评价说。

        “在当前敌我斗争十分复杂的条件下，陈月盘这样的人出面当我们自己的政府负责人是合适的。”特委同志意见一致。

        可江南特委没有想到的是这个决定传到常熟地下党组织，当组织向陈月盘本人征求意见时，他自己却首先否定了：“不行不行，我连一个共产党员都不是，怎么能当共产党的县长呢？不行，你们一定要找位坚强的‘江抗’领导同志担当此任。”

        由于陈月盘的再三推辞，中共江南特委最后只得另选了“民抗”司令，在常熟一带声威显赫的民族抗日英雄任天石出任常熟县长。说起任天石，陈月盘禁不住老泪纵横，这是我没有想到的。“50多年了，可就像是昨天的事呀。”陈月盘用那双颤抖的手，抹了抹眼角边淌出的泪水，说：“任天石在我们常熟近代革命史上是位最了不起的英雄。他就是是后来《沙家浜》戏中的那个以中医身份到‘春来茶馆’送情报的县委书记‘陈天民’。我听写《沙家浜》的作者说过，戏中的‘陈天民’就是照任天石的名字搬过来的，陈和任音相近，中间的天字没动，陈天民的‘民’却隐含任天石‘民抗’司令的‘民’字。任天石是我们土生土长的常熟梅里塘桥人。1913年出生在一个中医世家。初中毕业后，任天石回家学医。九一八后，思想进步的他，积极投身到抗日救国运动中去。从那时起，我们这些激进人士经常在一起碰头。1932年任天石考上了上海的中国中医学院。3年后他完成学业后回到家乡，在常熟城里开了一个诊所。这时他认识了常熟的地下党负责人李建模，从李建模那儿看到了不少马列主义进步书籍，任天石从此走上了革命道路。1937年初，任天石参加了中共地下党组织的常熟人民抗日救国武装自卫会。1937年常熟沦陷后，任天石就开始职业革命生涯，与敌人展开地下武装斗争。次年原红军团长赵伯华回到常熟，任天石便与赵一起举办了革命武装军事骨干训练班，不久便成立了常熟地区第一支由共产党人掌握的武装队伍，简称‘民抗’，任天石任负责人。1939年叶飞率领的新四军‘江抗’来到苏南后，任天石的‘民抗’与‘江抗’会合，两支革命武装队伍沉重地打击了敌人的嚣张气焰。任天石的名声也在当地响了起来，成了人人皆知的英雄。1940年任天石已是中共常熟县委书记了，由于我坚决不出任常熟县长之职，结果任天石又兼任了常熟县长之职。在他的领导下，常熟人民在阳澄湖一带与敌人展开了艰苦卓绝的斗争，特别是夏光他们的新四军伤病员队伍，既要养病，又要打仗，难得很哪，要不是任天石和我们坚定有力的配合，新四军伤病员这支队伍是无法坚持到革命胜利时刻的。”

        “老地主”的这段回忆，便我对《沙家浜》的戏有了很多联想：“陈--天--民，这个我党的地下领导者形象，可以是任天石的，但我倒有另一种联想，作者当时是不是也考虑到您在常熟抗日战争中所起的作用，所以就将地下工作领导者的名字前面用了您的陈氏姓？”

        陈月盘一听惊骇不浅，连连摆手说：“不会不会。从早先写的《芦荡火种》，到后来的京剧《沙家浜》时，我早已是戴帽地主和当了一二十年的‘牛鬼蛇神’了，怎么可能有人敢冒天下之大不韪，敢为一个地主恶霸树碑立传？”

        听了老人的解释，我只得嘿嘿自乐，心想这是肯定的。但我仍然希望自己的猜测可能有一些是对的，因为我了解一些中国文人的独特写作心理。汪曾祺在世时，我就曾问过他《沙家浜》里的人物姓名是怎么出来的，他说大部分是根据你们常熟抗战时期那些民族英雄组合起来的，有时用张三的姓，有时用李四的名，总之别看什么阿庆嫂、郭建光啥的，知道内情的都明白那是写谁的。

        据后来我回老家采访了解到，在抗日战争时期，陈月盘在常熟的影响同任天石不相上下，陈是公众熟知的人物，任是百姓心里的英雄人物，两人都为当地抗日斗争作出了特殊的贡献。问题是由于后来的社会发生了质的变化，因而这两个人物在当地被完全地拉开了距离。任天石后来在抗战结束后便改任为京沪路中心县委书记，1946年9月，他又任华东十地委常委兼社会部部长。1947年十地委机关迁至上海。任天石刚到上海市区，就被人告密，被国民党逮捕了。在狱中的任天石宁死不屈，同国民党展开了坚决的斗争。在新中国黎明前的1948年，任天石英勇就义于南京雨花台。

        可是活着的陈月盘的情况就大不一样了。

        在抗日战争最激烈的岁月里，陈月盘以自己独特的身份，进行着同任天石他们同等重要的斗争。他多次利用自己的公开身份，解救了数十名新四军伤病员和党的地下工作者。陈月盘最引以为豪的是他为后来成戏的在“沙家浜”养病的36个伤病员及后方医院的新四军们送枪买药的许多事。陈月盘说“郭建光”(夏光)第一次找他时，开口就问“你是不是有枪”？他便告诉“郭建光”，“你应该间，‘常熟是不是有枪’？因为常熟有了枪才能动员百姓起来打东洋人，保卫自己的国家”。陈说从那次见面后，“郭建光”(夏光)就经常找他，只要伤病员有什么困难，就来找陈月盘帮忙。为此陈月盘说，他祖上留给他的1000多亩佃田，最后到解放时仅剩了300多亩，那几百亩佃田大半是为帮助新四军伤病员买枪买药和营救地下党员卖掉了。

        《沙家浜》戏中的新四军伤病员队伍经历的是与日本鬼子和国民党的“忠义救国军”的严酷斗争，演绎的是一曲军民鱼水情深斗顽敌的战斗凯歌。历史上的阳澄湖地区的那支新四军伤病员队伍确实有过比戏中更残酷的艰苦斗争，特别是队伍初来“沙家浜”时，人生地不熟，伤病员多数是闽南人，他们中间还有好几位是红军战士。叶飞和谭震林领导的“江抗”正规部队西撒后，夏光率领的这支连医务人员在内的100多人的队伍，既缺少必要的武器装备，又对当地情况极不熟悉，所以曾屡次受到敌人的袭击，先后有几十名同志英勇牺牲。

        “必须建立自己的武装！”身经百战的夏光同志十分清楚这一点，于是在他的主持下，养病的后方医院很快组织起了一个特务连。一方面负有保护后方医院申的重病号责任，一方面利用丰富的作战经验同敌人展开针锋相对的武装斗争。先后与日本鬼子和胡肇汉的“忠义救国军”多次交战，取得了“沙家浜大捷”、“阳沟桥战斗”和“八字桥围歼”等战斗的胜利，使新四军威震四方。尤其是新四军队伍与当地老百姓紧密配合，利用阳澄湖一带水面自然优势，狠狠打击了敌人，谱写了一曲曲动人的赞歌，为日后《沙家浜》戏的产生留下了动人的历史生活原型。

        8年抗战，新四军在阳澄湖一带的后方医院，创造了我军抗战史的辉煌一曲。而对一个爱国主义的革命者来说，陈月盘一直认为这是他一生中最值得自豪的岁月。那8年间，他陈月盘由一名握笔杆子的激进文人，变成了“半职业革命者”，成为当地名噪一时的风云人物。他为此背叛了自己的家庭，赢得了党的信任和人民的拥戴。然而抗日战争胜利后的陈月盘万没有想到自己的命运发生了戏剧性的变化。

        在日本人举手投降的日子里，中共江南特委和新四军队伍为了遵照党中央关于防止内战的指示，纷纷撤到了长江以北的解放区，苏南又成了国民党的天下。本来陈月盘是准备随大军北撤的，但当时一位姓仲的地下党负责人找到了陈月盘。这位姓仲的地下党负责人曾是陈月盘的学生，他的恳切要求使陈月盘放弃了跟共产党大部队北上的心愿。历史就是这样无情，陈月盘的这一走一留，使得他这辈子的命运完全有了两种截然不同的写法。

        “如今，蒋家王朝已奄奄一息，但国民党反动派企图借助长江天险，从而想拖延我们解放全中国的伟大目标。所以党指示我们要做好敌后革命工作，准备迎接解放军渡江。党中央和毛主席指出，我们敌后工作的最重要的任务是争取敌人内部的策反工作。陈先生您是位有身份的人，以前的同窗学友不少在国民党军队里做大官，听说上海的国民党军队的实力派人物熊剑东就是您的同窗好友是吗？”姓仲的地下党负责人又找到了陈月盘。

        “是，我同熊剑东不仅是同窗学友，而且我还在日本人手下救过他一命呢。”陈月盘说。

        “太好了。这您就更容易去熊部为我党进行策反工作。怎么样，有困难吗？”

        “没有。只要对革命事业有利，我一定努力去完成。”

        就这样，在进大解放战争之后，陈月盘又满腔热情地投大了为我党我军展开对国民党军队的策反工作。

        陈月盘再次来到了上海。

        “好啊月盘兄，你来了正好，奶奶的这日子简直不知怎样打发了。你来简直太好了，可以帮我出出主意，日奶奶的国民党政府越来越不行了，往后我们这些人的后路不知怎么个弄法。唉！”熊剑东见老朋友投他而来，真是喜出望外。稍假思索，便叫来副官做记录道：“从今起，这位陈先生就是我的私人秘书，他可以参与我部的一些重要会议和决策，要把陈先生，不，现在应该是陈秘书的生活和工作安排好，不得怠慢。”

        “是。”副官毕恭毕敬。

        不用说，凭着熊剑东在上海的势力和往日的生死之交，陈月盘在熊部的工作非常顺利。加上由于我军各个战场的频频大捷，熊剑东内心充满了矛盾与焦虑，不时与陈月盘倾心相谈。陈月盘借机不时向熊灌输共产党的政策和中国未来的前途认识。然而就在陈月盘不断以自己的好友身份向熊做工作的同时，身在南京的蒋介石也一直没有放松对熊剑东的拉拢。有一次熊从南京回来，陈月盘发现他一反常态，默默地一个人跟谁都不说话，尤其让陈月盘担忧的是以往熊大小事都会主动同陈月盘吐露，可这一次一丝不透。陈月盘思忖着情况可能有变。果不其然，不出多久他知道了内情，原来蒋介石为了达到拉拢熊剑东的目的，承诺要让熊当浙江省省长，并且暗地里给了熊个人不少钱。鬼迷心窍的熊剑东从此很难再听得进陈月盘的话。有一天，陈月盘刚刚躺下，就被一位陈月盘策反成功的军官来向他报信，说熊剑东要在下半夜带着部队开往江边准备迎战解放军。陈月盘听后心如火焚，当即去敲熊剑东的门。熊剑东就是不开门，并令警卫拉走陈月盘。熊剑东不听同窗好友的劝告，结果出师便大败，一向好胜的熊剑东自知无脸在主子蒋介石面前交代，便一枪自尽了。

        消息传来，陈月盘自责自己既没有完成好共产党交给的任务，又没规劝好同窗，使其最后落得尸骨遗野的下场，心头顿时极其沮丧，一气之下，回到了老家，从此再也不愿抛头露面。

        “我自知没多大本事，但自尊心却极强。干什么事都希望能有个圆满的结果，可天不助我。策反熊剑东没有成功后，我总觉得自己很对不起共产党，对不起革命事业，所以一气之下，再也不想折腾了。从此了断了一二十年的革命生涯，因为策反熊剑东工作的失败对我刺激确实太大。本来我自认为是完全有把握的，另一方面我个人也有打算，一旦策反成功，我准备正式参加共产党，并且己经同在革命队伍中做相当级领导的学友商量好了，准备上北京去见我一向敬佩的周恩来同志。但熊剑东一事使我的自尊心受到了极大打击，觉得自己再也无脸见共产党了。所以横下一条心，回家种地当农民。”时近百岁的老人陈月盘回想起当年这彻底改变他后半生命运的“一气”，真是颇多感慨。他说：“人哪，有时就是聪明一世，糊涂一时。要是我当时能想开一点，照样继续参加革命工作，或者同中共华东地下党组织说清楚，自己也许照常可以为后来的革命斗争做些有益的事。可我没有那样做，一气之下的后果，便是我永远与革命事业脱离了。但令我无论如何想不到的是，我本人也曾经为之出力流汗的革命事业在胜利之后，竟然使我这样一个无私的革命者在解放后成了革命的敌人，并且被无产阶级专政的铁拳弹压几十年……”

        陈月盘讲到此处，那双早己失去光泽的眸子闪着泪光。

        很久，我没有向他问话，因为我们面对面地坐着时，我便能感受到此时这位风烛残年的老人内心世界的那份痛楚。

        4，为新中国成立而策反未成回家当了“恶霸地主”……

        有时人生的一闪念，便是对天堂与地狱的选择。我品味着陈月盘的一生，似乎更相信哲人金言。

        “老地主”陈月盘的命运就是这样！

        “人的一生中有许多事可能真是命里注定的。”陈月盘突然冒出一句宿命的观点，但马上他又作了自我否定，“其实我这个人是最不相信命的，只是有时碰到那些无法理解的事后绕不过弯时，不得不这么去想，想一下似乎心头就能少一份沉重。”

        自策反熊剑东失败后，陈月盘回到老家常熟何市小镇的陈家宅子。这时，除了那座标志主人曾经是位财主的大房子还留在那儿外，实际上陈家己经沦为破落户。革命几十载后的陈月盘从父亲手里接过多少佃田他至今都记不得，只知道有那么千把亩吧。后来在他手里就没有哪一年正经收过全额的佣租，所以陈月盘自己都搞不清自己的家底到底有多少。陈月盘自家门里有位叔伯，在陈月盘教书和参加革命时期，家里的事都由这位叔伯代管。那时不少陈家的佃农到年底时经常不交租，陈月盘的叔伯就愁心得很，问侄子怎么办，陈月盘便大话一放：“够我们陈家大小吃的用的了吗？如果够了，就别为难佃农了，都是乡里乡亲的，大家都不易，免得伤和气损财嘛。”他这么一大手大脚，渐渐陈家不收租像是成了当地佃农的习惯似的，所以后来新四军断药缺粮，“郭建光”向陈月盘求援时，他只好一次又一次地卖地。到底经陈月盘自己手卖了多少地，他都搞不清。总之自打从熊剑东那儿回到老家，当陈月盘自己真想“以农为生”时，一盘点自己的家底：仅剩490亩田产，再就是一幢空荡荡的大房子。

        “月盘、你跟共产党干了几十年革命，最后落得什么好处？一点也没有听说共产党搞什么社会主义，镇压有钱人。你大小也是个地主，留下来肯定好不了，还不如和我们一起到台湾去发财。”就在国共和谈破裂前夕，曾在开滦煤矿当老板的同乡学友王崇植，在赴台湾之前回到老家见到了陈月盘便动员他说道。

        陈月盘听后笑着摇摇头，说：“我骂了蒋介石几十年，到台湾能有好日子？”

        王崇植拍着胸脯对老同学说：“这个你只管放心，老蒋这人就讲老乡观念，他对江浙人有天然好感，你只要愿意听他话，不会吃亏的。”

        陈月盘说：“我既然跟共产党干了几十年革命，就不想把后半生交给国民党了。至于说到跟着蒋家王朝发财，我看还不如回家种田。谢谢老同学的好意。”

        王崇植后来到了台湾还真发了财，并且官至蒋介石的“社会局”局长。可他却没有劝动陈月盘一起赴台。没几日，陈月盘的嫡亲表兄也要搬往台湾去。

        月盘的这家嫡亲表兄不是别人，正是前面讲过的后来成为闻名世界的大科学家、中国“两弹元勋”王涂昌的堂伯侄。王涂昌的母亲便是陈月盘的祖姑妈。陈月盘虽比王涂昌辈分小，年龄却大几岁。王涂昌在我采访他时亲口说过这样的话：“月盘是好人，我们小时候就很要好，那年我背着家人报考了学校想走德国留学，家人极力反对，他听说后便跑到我们家来做工作，我对这事印象很深。”陈月盘对比自己年龄小几岁的“阿伯”王涂昌走科学救国的道路也十分推崇。而今亲戚家的表兄要到台湾做生意去，这是时势变化的结果，陈月盘不好多加阻挠。但他心头异常沉重，因为他清楚此次一别，便是天各一方。王家的这位表兄也是位知识分子出身，后来靠了陈月盘在上海与熊剑东的关系，才开始把生意做大的。自然这位表兄十分希望此时很“背时”的陈月盘跟他一起到台湾，意在回报陈的往日恩情。陈月盘面对表兄的好意又一次回绝了。只是这一次惜别对陈月盘心灵上刺激很深。那天他从上海回到偏僻的乡下老家，当他走在自幼熟踏的那条村头小路时，举目村头路边，袅袅炊烟，忍不住勾起心头万般情结。当晚，他写下了一首：

        瓦灶石台绳凳，纸窗竹径泥墙；

        风微日暖豆花香，沽得南邻新酿。

        再不关怀世事，从此老死家乡；

        芒鞋箬笠立斜阳，呼鸭绿蒲塘上。

        陈月盘告诉我，他此时年值四十有三。后来9个月里，他这位革命出身的“地主分子”第一次正式当起种田的农民，学会了锄田，学会了牵牛犁地。“一句‘再不关怀世事，从此老死家乡’，是不是对以往自己的革命生涯有些懊悔之感或者说看破红尘的意思？”我吟着陈月盘50多年前的诗句，总感觉当时他的心态很灰暗。

        陈月盘老先生听完我的话后，不屑一顾，说：“错了错了。如果说当时我一点也没有伤感之情，那不客观。但从那时起，我确实发誓‘再不关怀世事’和‘从此老死家乡’。因为经过几十年的风风雨雨，我发觉自己可能本来就不能成为革命和时代中那些力挽狂澜者，所以干脆就省了那份心思，老老实实当个靠自己双手自食其力者。这不是赌气。我从小爱读古人的诗作，尤其是欣赏陶渊明笔下的那种田园生活。可我觉得陶渊明还不是一个纯粹的乐农派。我可以说比他要更多一层对田野和土地的情感。因为我从小生活在江南水乡，对这儿的一草一木，我觉得太恬静太美丽太符合我这个人了。故当轰轰烈烈的大事情做不成后，当不能实现个人理想中的那种大成功后，我的心一下又回到了原始的那种田园式的理想境界之中。因此我觉得自己比陶渊明更少了几分知识分子的清高，多了几分对泥土的亲近。与其说对泥土的亲近，还不如说我对家乡的那份抹不去的眷恋。陶渊明不为五斗米而折腰，那么如果给他五石米呢？可能情况就不一样了。但我不一样，当我立志后半生与土为伍时，我心头极其坦荡自然，绝没有一点为难自己的地方，否则之后50多年里经历的事特别是解放之后一直当‘老地主’的非人经历，我就早已挺不住了，不知死过多少回了。你想想是不是这样？”

        我只有点头的份儿。因为我只能相信这样一个简直有点怪的老头的话，我扪心自问：假如我像他经历的几十年多舛命运，能像他那样挺得过来吗？挺得如此乐观自如？还挺得如此延年益寿？我想我肯定做不到，我想不是我一个人做不到，而是绝大多数人都做不到。”

        陈月盘的人生魅力就在于此。这便是一个小人物的不一般之处。

        芸芸众生，命运各不相同，有些事是无法比较的。也许找不出第二个与陈月盘的命运相同的人。

        一顶“地主分子”的帽子，使当年的革命功臣蒙受的不白之冤非常人所能想象。而让陈月盘最寒心的也并非在土改时被评为地主成分，恰恰是这过程他所感受到的那种切肤透骨的世态炎凉。

        新中国还没成立的时候，由于陈月盘自己早已接受共产主义思想的教育和影响，当他着手接管家产后，便开始整理以前租上留下的佃田，加上他的思想深处就根本清除了剥削阶级意识，因此在短短的时间里，他把绝大部分的佃田该卖的卖掉了，该送给那些贫苦乡邻的就送出去了，最后只剩下百十来亩地作为自己生活和耕作留在名下。解放了，土改运动便在全国展开，第一件事就是按地划成分。轮到陈月盘时，土改干部不知如何执行政策了，因为按政策，他当时的地大概就够个富农。但是谁都知道他陈家是历代富裕大户，那些政府准备划在地主成分线以内的地主分子就向土改工作队施压，甚至放言说你们要把我们划为地主，那他陈月盘就应该是第一个划地主成分的人。如果他漏划了，证明你们共产党有偏心眼，就是看在陈月盘曾经为你们共产党办过事。要是那样的话，既然在陈月盘问题上你们共产党可以不按政策办，那凭什么非要我们执行你们的政策呢？

        当时执管陈月盘所在地区的区委领导正晕当年陈教过的姓仲的那个学生。于是仲来找陈月盘，说你看大家都盯着你，不好办呀，再为革命事业贡献一次吧。

        陈月盘想得太简单了，心想划地主成分也是劳动种地，不划地主成分也是劳动种地，不都一样嘛！还谈什么贡献不贡献？评，就评吧，谁让我是个名声在外的开明地主嘛！

        就这样，陈月盘怀着“再为革命事业贡献二次”的纯真心愿，被“光荣”地划入了地主阶级。当时他并没有在乎这个“地主”成分到底对他后半生命运有什么利害关系，而且他心头明了的是，反正共产党了解我，再说我自己的学生不就在管我的地方上当干部嘛，他出来说一句，我这个“地主”自然就同别的地主不一样了。

        然而陈月盘大错特错了。在无产阶级的眼里，所有被划归为剥削阶级的地主是一样的罪恶累累。

        一顶“恶霸地主”帽子让这位为新中国革命作出特殊贡献的知识分子饱受了屈耻的人生……

        5，他靠雷锋精神支撑了几十年的非人命运

        “老地主，今天生产队有只粪缸破了，你下去修一修！”

        第一次有人叫他地主，陈月盘说，“我有名字嘛”，人家愣了一下，说“你就是地主，有什么不能叫的？快去把活干了吧！”

        陈月盘心里闷了一口气，可干完活，累了个半死，就忘了这口气，反倒乐滋滋地自我总结道：“我又在做农民的长征路上迈出了一步。”

        “老地主，今天是元旦，社员们放假了，生产队的母猪要生崽，没有人管，你搬到猪棚去管一管吧！”生产队长说此话时连商量的口气都没有，完全是一副命令式的。陈月盘话到嘴边，想说一声自己也希望能在元旦假期里去儿子那儿看看孙儿，可他刚刚开口说话时，对方早已人影都没了。

        “老地主，最近上面有话，你们‘四类分子’以后出门要请假，另外你也不要每天到镇上上早市了。”又有人通知说。

        陈月盘站在原地想说又不知说什么，因为他越来越感到只有别人在不断地向他下达各种命令、各种限制，而自己想表达意见的机会都没有了，即使能吐半句话，人家也根本不听不回答。

        地主？我真的是地主？为什么地主就得受这么多限制？凭什么对我也这么限制？

        “凭什么？就凭你是大地主一个，你说凭什么？笑话。”总有一天陈月盘可以说话了，可人家就这么回答他。

        这回陈月盘真生气了，他回家就抄起笔给那位当过自己学生又一起在抗战时期干过地下工作的已经当上常熟县委领导的学生写信，他想问个究竟。

        一天过去了，十天过去了，一个月两个月过去了，陈月盘始终没有盼到那位当了县官的回信。有次陈月盘听说那个姓仲的学生到大队来检查工作，陈月盘瞅机会跑到检查队伍前面，想亲自当面问一声自己的学生，可人家远远看到“老地主”向他走来时，就问身边的公社武装部长：“你们这儿对‘四类分子’(即地富反坏作者注)怎么管的？”随行的公社武装部长随后便气势汹汹地跑过来用手指戳着陈月盘的鼻子骂开了：“你这个老地主怎么贼心就不死？回去给我罚三天苦力！”

        悲愤之中的陈月盘又给他当年一起革命和抗日的如今都在政府和军队里当领导的熟人、同学、战友写了一封又一封信，他想：过去与自己一起战斗的那么多人中总有那么几个人是了解我陈月盘的吧，总该出来为我说几何公道话吧？于是他等啊等，突然有一天，大队民兵营长找到了他，手里拿着一大叠信件，毫不客气地朝陈月盘一扔，板着脸说：“以后你给外人写信先交我们，然后再由我们看是不是该发出去。”

        那天，陈月盘听这话后，半天没有从惊呆中回过神：怎么，我连写信的权利都没有了？

        从此，他再也不给任何一位过去曾经与他并肩参加革命或被他救过命的同事、战友、同窗写一封求助信。他心里说：你们眼高，我陈某心高。

        此后，明细人情世故的陈月盘作出了一项重要决定：老婆和孩子们，你们以后再也不要同我来往了，我一个人过，你们都过你们自己的，不要管我这个“地主分子”！

        陈月盘有3儿3女，大儿子也是地下党出身，其他几位读书的读书。参加革命的做革命工作，本来就远离他，这回他向孩子们发出一道“家规”叫他们不得“犯规”，否则就不是陈姓。

        最让陈月盘难作决定的是与自己往日相依为命、相懦以沫的妻子。自己已经50多岁的人了，还恋什么儿女情长嘛：“你的路长着呢，该怎么走就往下走。”他对妻子说了绝情话。可是真当妻子挥泪向他告别时，陈月盘这回可忍不住眼泪哗哗而下……俗话说，50出头，病魔纠缠。人生悲剧，莫过于在年迈的日子里孤独度苍生呀。可一个“老地主”，还有什么值得别人费心思的呢？陈月盘望着贤妻的背影，往事顿时浮现在眼前——

        妻名玉彩，是位贤惠女性。比陈小4岁。当时两人的婚姻是大人们包办的，结婚时陈月盘只有17岁，还在苏州上学。由于受新思潮的影响，陈月盘当初有想逃婚的念头。结婚前3天他还在上海徘徊，后来因为想到自己9岁时父亲就去世了，是母亲很不容易才把自己拉扯大的，如果当了新郎就想逃婚，母亲准会跳河自尽，为了这份孝顺，陈月盘勉强接受了这桩婚姻，可就在入洞房的那天晚土，陈月盘以颇带赌气的口气责怪小娘子为什么接受包办婚姻？他要她离开他另去寻找幸福。后来新娘子哭了。陈又哄着说：“我给你想个法子：等我上学去了，你就偷偷跑出我们陈家，只要留个条子便可。那样我就可以把一半嫁妆送到你娘家。”14岁的新娘子玉彩听着“小官人”的一番话，反觉他和蔼可亲，所以等陈上学去了，她不仅没有走，而且正正经经当起了陈家儿媳妇。半年后，陈月盘从苏州念书毕业回家一看，婚姻既已成不可改变之势，也就死了那份心。从此他教妻子认字。陈月盘在乡下当小学校长时，妻子也成了学校的一名老师。之后，陈月盘一直在外参加革命工作，妻子便带着孩子、照顾婆婆，一直留在家乡附近的一个小镇上教书。就是在陈月盘策反熊剑东失败后从上海回到乡下的日子里，妻子带着孩子一直住在了镇上，只是一到假期就搬来与陈一起住。那些日子对陈月盘是温馨的，然而现在一切都得改变，并且是永远的改变……

        陈月盘感到揪心的痛。可又有什么办法，因为自己是无产阶级专政的对象，是让人仇视的地主分子！

        别了，一切儿女情长，一切世态炎凉，皆随我这头顶上的这顶“地主分平”的帽字而去兮。秋风萧瑟，陈月盘肚子蹲在长满草、两边蛙声震耳的田埂上，对着悬空的一弯冷月，内心充满了无限的恫怅。他知道，自己面临的将是无数他永远想象不出的一个又一个严寒与一场又一场风暴。

        也不知什么时候开始，连陈月盘自己都不明白，一向以革命者和“开明地主”自居的他，竟然变得再也找不到以前那自我的感觉了。

        那是个异常寒冷的岁月。广播喇叭里整天喊着“坚决镇压阶级敌人”！“彻底粉碎蒋介石反攻大陆阴谋”一类的口号。陈月盘从刺耳的广播中终于明白了怎么回事，原来盘踞在台湾的老蒋鬼子白日做梦想反攻大陆呢！哼，这个“蒋该死”，还不死心呀！

        一天，陈月盘找到生产队长，说：“我对国民党太了解了，对蒋介石的脾气也略知一二。他嚷嚷反攻大陆，那是说说而已，绝对不可能的事，你们不要信他。”

        谁知生产队长瞪大了眼珠，反问道：“你怎么知道老蒋不反攻大陆？”

        不几日，陈月盘被叫到全大队社员会议上。他被两位民兵押到前台，然令他把头低下来。

        陈月盘不明白，反问为什么让我低头？

        民兵二话没说，上前一步，用力狠狠地将其头往下一按：“你这个狗日的老地主，叫你低头你就老老实实低嘛！”

        后来干部和社员代表纷纷上台发言后，陈月盘才明白过来：自己已经成了“麻痹群众斗志，企图帮助蒋介石反攻大陆”的“牛鬼蛇神”了！

        那一天，陈月盘感觉是自己最耻辱的一天。他心头好冤啊，面对苍天，陈月盘大喊道：“老天你作证，我自20年代开始就与蒋介石为敌，同他视如仇家，我怎么会跟他同流合污呢？老天啊，你要为我作证！啊，你说话呀！一一”

        老天无声。

        陈月盘悲痛欲绝地跪在田埂上，久久起不了身……

        “后来是‘四清运动’，我又成了腐蚀干部的阶级敌人典型。”陈月盘指指我的父亲，说：“这段日子你爸最有体会的。”

        我转头问在四清运动中被揪下台的父亲。

        父亲抽着烟，苦笑着对我说：“当时我的一条主要‘罪状’是阶级阵线划得不清。说我们重用老地主，也就是重用陈老先生。”

        “到底怎么回事？你说说，要不我当了你好儿年‘下台干部’的子女也白受冤屈了。”我半真半假地追问坐在一边的父亲。

        “其实就是一点点屁事”，看得出，父亲内心的气还堵在胸口，“当时县里号召各公社都要写地方志小史。我们大队接受任务后，觉得应该找了解历史和有些文化的人来干这事。一排队，觉得生产大队里只有陈月盘先生是既知道我们这儿的历史，又是大队文化程度最高的人，于是就决定让他来写地方志小史。后来小史就成稿出版了。‘四清运动’开始后，这件事就成了阶级斗争大事了，说我这个当大队长的根本没有阶级斗争观念，让地主分子有了空子写变天账，还说小史实际上变成了陈月盘他们这批阶级敌人为自己树碑立传。于是我便被打倒了，理由是我阶级立场不稳，有严重政治问题。”

        陈月盘接过话说：“天地良心，我为了写那份小史，费了不知多少心思查阅资料，然后逐个年代逐个人物进行校对，完全是站在史学这个角度写的，哪知反被当做我自己想‘变天’的东西，还害了你爸和公社的几位主要干部。正是有理说不清。唉，哀哉哀哉也。”

        往后的日子就不用说了，陈月盘成了彻头彻尾的阶级敌人了，而且是个“非常危险的敌人”。

        他完全失去了做人的自由与尊严。

        “那个时候，我仿佛觉得活得像个僵尸一样……”老人痛苦地低下头。许久，他抬起头，脸上恢复了正常表情，说：“那一年我被广播里学雷锋的事感动了，我一遍又一遍听雷锋的故事，我觉得这个小雷锋小同志了不得！他虽然只会做点好事，可能像他不计较任何得失为他人做好事，而且是从心底里甘心情愿为别人做好事。这太不容易！我就想，我是一名老地主，过去为了新中国我做了些贡献、做了些好事。现在被人当坏人，可我只要自己的心底没有把自己当坏人、当恶霸，我还可以为这个社会做点好事。能做好事就是一种幸福！之后我就平静下来了，生产队让我干啥，我就去干啥。农活干完了，我就帮邻居和生产队的一些缺少劳动力的人去干活。时间一长，人家也就把我当好人了！我当了好人，人家就不会把我再当恶霸了……新的日子就这样开始的。”可是陈月盘并没有想到，他想当好人也非易事。

        紧接着是急风暴雨式的“文化大革命”运动。陈月盘作为生产大队唯一的一位地主分子，首当其冲地成了各种大批判和游街的对象。下面的这些镜头是我作为“红小兵”的一员所亲眼看到的——

        镜头之一：大队仓库场上，身穿黑色棉袄的陈月盘站在批斗台上，胸前挂着那块打“X”的“恶霸地主”牌子；被人“飞机式”押着跪在地上，嘴里时不时地自己喊着“打倒恶霸地主陈月盘”；“永远不得翻身的地主分子陈月盘”等等口号，直到最后又被一群造反派押着游村……

        镜头之二：清晨，浩浩荡荡的游行队伍中，各生产大队的“地富反坏”们被排在了“走资派”们的后面，每人手抱一一个用纸糊的比自己高大出一倍的牛、鬼、蛇、神。陈月盘是我所在生产大队的唯一的地主分子，因此他每次都是游街对象，本来陈的个子就小，加上戴着一副眼镜，又怀抱一只跟社会主义扭着劲的“野牛”，所以看上去又滑稽又好笑。根据游街需要，每到一个热闹的街心和十字路口，“走资派”和陈月盘等这些“牛鬼蛇神”们都要高高地喊几声打倒自己的口号，然后相互抱拢一下，以示“走资派”和牛鬼蛇神是一伙的坏人。照理，我父亲作为“走资派”也是要被列入游街对象的，由于他那时年轻，历史上没有什么问题，所以游街这类事没有轮到他。可是与我父亲并肩当了十几年大队支部书记的瑞康伯伯就惨了，听说他在解放前当过保长，所以被一次又一次地拉出去同陈月盘他们那些“牛鬼蛇神”一起游街换批斗。我亲眼看到造反派硬要瑞康伯伯与陈月盘搂抱在一起，哪知这两位同是落难人；抱在一起后竟死死地不能分开，他们面对面地号陶痛哭起来。这还了得！造反派便“通过活生生的现实”，从月盘和瑞康伯伯的身上“看到了走资派和地主阶级是一个鼻孔出气的人民公敌”，陈月盘和瑞康伯伯后来都成了“文化大革命”中重点看管和批斗对象，受尽折磨与迫害。

        老先生情不自禁地用那双布满皱纹的手轻轻地贴在胸口，然后顺时针地按摩起来，我看在眼里，体味着老人仿佛是在抚摸那依旧流血的伤口……

        “可是您竟然奇迹般地活了下来，而且比别人活得更健康长寿！”我有意转换气氛道。

        即将步人百岁高龄的陈月盘听到此话后，脸色顿露笑容：“可不，我差不多活了整个2O世纪的百年岁月，也经历了20世纪所有风风雨雨，但我活得好好的，现在还耳不聋眼不花。不信你们瞧瞧。”说着，他跨出我家的门槛，在院子里蹦了几下，又活脱脱地转了几圈，然后连声问我：“看看我死不了吧？”

        “肯定肯定！”我高兴地和父亲连忙将陈老先生扶进屋里重新坐下。在给他端上一杯茶水之际，我由衷请教老人：“您经历了那么多磨难，为什么还如此健康长寿？莫非真的有祖传养生秘方？”

        “哈哈哈”……“有，有，自然有啰！”陈老先生捋着胡须，开怀大笑。然后他很神秘地告诉我：“就是我祖上传给我的‘地主分子’！”

        我、父亲和“老地主”顿时一起开怀大笑。想不到如今的陈月盘是个乐天派哩！

        说到这里，陈老先生将手伸向口袋，从中拿出两本薄薄的小本本，“这是我的诗集，知道你在京城当作家，是特意带给你斧正的。我先找那首小诗，再把本本给你啊。”

        老人认认真真地翻着，然后又有滋有味地给我念了起来：“此为五律诗，题为《来游》，你听：来游皆是客，相遇即为亲；小步高松路，闲听野鸟音。岚光殊寂寞，溪影亦纷纭；分手桥边立，潺潺水下津……”

        “好好，充满诗情画意。”我一边叫好一边忍不住抢过陈老先生的诗集。

        “这200 多首诗大多是在我戴‘地主分子’帽子期间写的。很可惜啊，若不是‘文革’中给造反派抄走，我会留下近2000首诗作哪，这是我可能唯一留在世上的东西了。”陈月盘突然涌发出的那种只有文化人才有的忧郁情感，深深地感染了我。一个名噪一时的文化名人，在经过民族解放运动的大革命后，没有当上革命的功臣却反被戴了一顶“地主分子”的帽子几十年。而命运偏偏使他又在饱受摧残折磨后顽强地活满了近一个世纪的漫长岁月，一个知识分子，一个忠诚革命者，在当了几十年的“坏人”和变成一个纯粹的农民时，该是怎样一种人生心态，难道不是太值得探究了吗？

        一定很精彩，也一定很神秘。

        当我打开记述这位“老地主”人生轨迹的两本油印小诗集时，我完全证实了自己的这份好奇心。

        陈老先生的两本诗集分别题名为《骑牛集》和《野蓼集》。编著时正值他90岁生日，我并非全部理解他的两本诗集的书名，但看过《后记》后，方知这位“老地主”的内心世界竟同明镜一般透亮宽阔。

        诗集的《后记》这样写道：

        ……参加革命后回到老家时，已年至43岁。我自信能学会种田，不怕寒风烈日，成为一个勤劳朴实的中国农民。我早要“力耕”，像陶渊明那样，吟出可爱的田园诗；也早认为新中国一定会诞生，那时谁也不像陶渊明“瓶无储粟”而乞食。

        我特别注意到陈月盘的《后记》最后落款是用的“阿迹子”，这个伴他走过近百年的笔名，使我重新把当了近半个世纪的“恶霸地主”，归位为一名文化人。

        20世纪是怎样一个百年？20世纪是人类拥有灿烂文化的百年。文化人创造了这个人类史上最辉煌的世纪，可20世纪又是中国文化人沦为最痛苦的一群孤独者的百年。也许陈月盘是无数文化人中沦为最痛苦、最孤独的典型代表吧。

        我这样苦思的时候，他又拄着拐棍来到我的面前：“在家孤单了几十年，再也待不住了，我想在生命的有限时间里，重温一下当一个文化人的感受。噢，真是太久远了！”

        由于其身份的特殊性，我对当了几十年“老地主”的陈月盘老先生如何能面对厄运、坦然人生的博大胸怀和明镜般的心境，异常敬佩，甚至感到很不可思议。从解放初期的“土改运动”到80年代初，再往前五六年，陈月盘从策反熊剑东失败后解甲归田，当了四五十年农民和三十多年的无产阶级镇压对象的地主分子，可是在这漫长的失意岁月里，身为一介文人出身的他，竟然能写了一大堆歌颂新社会和新生活的诗篇，而且不少是如何向雷锋学习做好事的诗作……

        读了他的那些诗，你怎么也想象不出这是一个“社会主义的阶级敌人”写出来的诗篇，因为只有从心底里涌发对新生活充满向往和热忱的人才能有这种激情，而陈月盘在写这些诗时又是什么样的境况呢？

        我们沉默着。我心头不由一阵冷寂，因为我想起了自己曾经参加过抄他家的那一个夜晚，对此我不敢当面对老人坦白真情……然而我感到极度自责。

        好在老先生自己先把话题转开了：“其实我作的诗大多是对家乡田园生活的描绘与抒情。我们江南水乡的景色太美了，劳动也是美的呀，这种自然美与劳动美，是我诗作的生活源泉，也可以说是我能够活下来并得以长寿的生命之源，你信不信？”

        我当然信。否则我想不出还有其他什么力量可以让这样一位蒙受屈辱、备受摧残、命运跌宕的世纪老人坦然人生，长寿百岁。

        陈月盘共有7个子女，其中第四个在他参加革命工作时过继他人后不久夭折。剩下3儿3女都非常有出息，不是共产党干部，就是在大学教书。然而正是这种身份，使他(她)们在父亲当“恶霸地主”的几十年里不能正常地照顾老人甚至连走动的可能都几乎全被剥夺了。

        陈月盘的妻子年轻又漂亮，但这样的“地主婆”是不允许存在的。“文革”中被造反派折腾得死去活来，最后不得不寻了短见，与老伴没打一声招呼便永远离他而去……

        “有情不若无情好，越是恩深翻是恼。终会生离成死别，更怜孤寂天涯老。”陈月盘为亡妻作了这首《无情》诗。他说他知道妻子早晚会寻短见死的，因为像“文革”那样的运动，怎么可以让一个好端端的女人死守着一个半死不活的“老地主”呢？再说，在那些“革命者”眼里，一个“老地主”要什么感情和要什么寄托？

        “一切都是不可能的。地主是牛鬼蛇神，是牛鬼蛇神就不是人，不是人还要什么七情六欲？那年月，地主分子的我，完全丧失了应有的人性，只像一个孤独的木偶，一个尚有生命的孤独的木偶而已。”陈月盘自己说。

        “从一个革命者到被无产阶级专政镇压的敌人，从一个知识分子到一个纯粹的农民，这一生你真不感到有许多后悔与心底的仇恨？”我向老人提了一个极其尖锐的问题。

        他开怀大笑。然后清清楚楚地说：“说来你可能有些不信，我没有半点后悔，更没有半点仇恨，有的只是一点点可惜。可惜什么呢？可惜那些曾经把我错当阶级敌人并最起劲整我的人死得太早，如果他们活到今天能看看现在的共产党坚持实事求是的政策就好了。古人云：仁最寿。虽然我的一生几乎经历了整个20世纪，而且命运坎坷，但我能成为百岁寿星，最重要的是我心甘情愿地在后半生的近60年间当了靠劳动自足自乐的一个农民。人生什么最快乐？劳动，人生什么能最长寿？把心放平——什么最充实？古人云：善最美。这善，就是为人要像雷锋那样，心里永远想着别人、无私为他人做好事，做了好事不计较任何回报，每做一件好事就是一种积德，积德多了，你就可以成为一个好人，一个善良人。雷锋精神可以使天下的恶霸和坏人都能变成好人！”

        这一天，我父亲是准备好了要请陈老先生在我家吃顿饭的，但客人怎么也不肯。“在我读书和参加革命工作时，我家是地主富豪，别人请不起我；解放后我当了地主分子后，再也没人敢请我吃了；十一届三中全会后我摘了帽，那时已经80多岁了，别人也不敢轻易请我去吃，所以我一辈子一直是自己管自己。你们别客气。我得赶紧回家，早晨淘的米还在竹篮里呢！”陈月盘老先生站起身子就走，任凭拉扯也没用。我早听人说他至今仍然不要任何人关照，连子女孙辈接他到城里过也不愿意，每天依旧黎明即起，打扫庭院，刷锅起炊，手脚麻利得很，村上人无不称奇；对这样一个已经习惯于独立生活近百年的人来说，我知道怎么挽留也是没有用的，于是我对父亲说，放行“老地主”吧。

        晚霞下，那条通向远处的长满青草的长长田埂上，老人的步履像一个移动的影子。然而我感觉那条田埂是他踩出来的，因为那条田埂是中国的，是中国的20世纪的田埂。是一个小人物走过的中国的20世纪的田埂……

        陈月盘老先生是前些年去世的，他活了近百岁（93岁）。一个除我之外没有外界关注的小人物。然而在这样一个小人物身上，我似乎看到了雷锋精神的巨大力量和光芒。我因此常在想：假如我们每个人都能学一点雷锋精神，懂得做人的基本道理的话，那这个社会、这个世界不知会好多少！也许就不会有好人坏人之分了，世界或许太平得多！

        1999年10月1日于北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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