半个多世纪过去了，世界平静地度过了一个没有全局性战争的和平时期。但是，人的本性决定了这个世界上有许多地方总是处在激烈的争斗中。自人们可以使用笔记对目机、摄影机以来，几乎每件重大事件都被详尽地记录下来，但人们遗憾地发现：关于中国高考这场特殊的“大战”，却没有入将在现场所目击到的一幕幕战火纷飞、硝烟弥漫的战况入木三分地记录下来，所以我一直在寻找这种机会。
中国是个考试大国，每年参加高考的大军在千万人左右。这样的“战事”，时间之长、规模之大，为世界所绝无仅有。在新的世纪之后，中国高考的这种空前的“战事”，或许会发生很大变化。因此在20世纪末的最后两个“高考大战之年”里，我着意做了精心准备，直接和间接地进行了“战堤焐访”，并动员了一些不同战场上直接参战的考生们，一起与我用近景记录了下面这些并不被载入中国教育史的另一类史诗性的战况——
目击之一：全城戒严
北京。中国首都。
这座皇家古城现今是人民共和国的首都，全世界注目的地方。每一次动用特别的“战事”手段一戒严，都会引起国外关注。北京是全国所有地方戒严最多的城市，一件重大的国事，一个重大的节日，一次重大的骚乱，都伴随着一，次又一次的戒严。
戒严，在北京习以为常；然而戒严对北京人来说又很反感——那是一种心理和行动上受压抑的管制。但只有每年一度的那三天，人们对“戒严”特别欢迎，这就是7月7、8、9日三天的高考日子。
不知从什么时候开始，高考需要全城的警察出动。我问西城公安局的警察同志，他们笑笑也一时答不上来。“总之有好些年了，慢慢就成了习惯。”一位老干警说，这事现在好像每年都有上面的布置，可开始时上面并没有作为一项任务来布置，而是我们下面执勤的同志自己联合起来做的。他说，最早他们分局处理过一件因为中途堵车造成孩子没能按时进入考场，孩子的父母大闹分局的事件。那考生的父母打的，在长安街的一个路口被堵住了，一队国宾车队正要通过，那时交通条件差些，一次国宾车队从开始警戒到通过，前后需要近二十分钟到半个小时，而这个考生就是在这时给耽误了。
高考年年进行，我们的国宾车队也说不准什么时间又上长安街呀，谁能保证每一年没有三五个考生给耽误了考试时间？我因这“不可抗拒的因素”有些为考生们担忧。
老民警笑了：也不知是不是真有人向上面反映。反正我们交警中有传言：大考开始，国家主席也让路。信不信由你，总之这几年我们在路面上执勤有体会，如今哪一年高考都没有因为中央领导的车队或国宾车队把路给堵死了！
真是绝对的好新闻：大考来了，全国上下都让路！
从民警的口中我还知道了许多有意思的“战事趣闻”：
有一个民警十几年来只要每到7月7、8、9三日，是不是他的班，他都要坚持上岗，不管天有多热，下着多大的雨。这位民警从来不说是为什么。大伙开始以为是他家孩子也在参加高考，可三四年后为什么他还认认真真堤煳加“高考戒严”行动呀？后来有人经过苦心“侦察”，方知这后面还有一段动人故事：该民警同志是老知青，十几年前他和女朋友一起回城后，便各自找工作。他的女朋友比他小几岁，回城那年还有最后一年的高考机会，但是就在这一年她参加高考途中由于心急人慌，加上车多人挤，结果在一个路口被一辆小车撞伤，后来送到医院抢救无效身亡。临咽气时，她紧握着这位后来当民警的男朋友的手说：希望他以后当个民警，在高考那几天好好执勤，不要让自己的悲剧再发生在别人身上。后来她的男朋友真的当上了民警，并且十几年来始终如一堤煳加着高考三日的执勤任务。
“能找到这位同志吗？”我向西城分局的民警打听。
人家笑着对我说：“这样的人物恐怕每个城市都能找到吧！”于是，他们就给我讲起他们自己经历的事：早些年，有个派出所突然拥进了一大帮人，是五六个男男女女把一位司机押到了派出所所长办公室。所长见激愤的人们押的司机是他的老熟人。那司机一进派出所看到自己的老“哥们儿”在，顿时便神气起来，哭丧着脸叫屈：你评评理，我好好的在马路上正常行驶，可他们一大群人堵在马路中央就是不走，我按喇叭他们也无动于衷，后来我连按了几下，他们就把我从车门里拖下来，这一吵起来，他们就把我押到你这儿来了。好啊，现在该由大哥你来断一断这个理！派出所所长还是第一次见这等纠纷，转头问那些义愤的人是干什么的？人家没好气地回答他说：都是考生家长。派出所所长一听就暗暗一乐，转身对开车的司机说：今天算你倒霉，人家是赢家，你输了。那司机满脸狐疑：你老兄今天怎么胳膊时朝外拐了？所长狠狠地用手掌在桌上一拍：你知道我儿子今天在于啥？他在考试！懂吗？他也在参加高考！你小子知趣点，这几天开车最好绕远一点，否则要碰上我——哼，说不定连你的破车也给砸了！那司机还在那儿愣着，那群人则哄堂大笑起来，他们欢欣鼓舞地拥簇在所长身边，山呼“万岁”。
民警们笑着说，高考三天里，最倒霉的要算司机了，他们是有理说不清，弄不好还会被重罚狠揍哩！“而且我们要告诉广大司机同志：这几天中，没有你们说理的地方，我们就是向考生和他们的家长偏心……”
又是一个欢欣鼓舞的“内部新闻”！
据北京东城、西城和海淀几个主要的公安分局介绍，每年一到高考期间，他们总要处理几起考生家长与司机师傅之间的冲突。有一次海淀区发生这么一件事：一个送矿泉水的司机师傅急急忙忙地载着一车矿泉水正跑得欢，突然大马路上“杀”出五六个人来，看样子也不是什么警察或业余“马路天使”！司机就赶忙按着喇叭让他们走开，这一按喇叭不要紧，挡在马路上的五六个人一下变成了凶神似的冲过来打开车门就把他拖了出来。这师傅没弄清自己哪儿出了问题，以为有人要抢劫，于是便大声喊道：“救命啊！有坏人抢劫啦——！”他哪知这一喊就更倒霉，有人不知拿了一块东西，“哗啦”一下绑在他嘴上。完了完了，这司机心想今天可是遇到了杀手。他一心想着活命要紧，抢劫者不就是要钱嘛！于是他就一边“呜呜呜”他说着别人听不懂的话，一边赶紧从口袋里掏出钱包，塞给那几个“抢劫者”。可“抢劫者”拿了他硬塞过来的钱包不知如何是好，愣在那儿直摇头。这个司机一看这光景心想今天可要死定了：人家连钱都不要，一定是要他的命啊！他顿时吓得大汗淋漓，便“扑嗵”一下跪在地上，向这几个“抢劫者”磕起头来。那几个“抢劫者”先是一愣，随后哈哈大笑起来，并且赶紧给司机解开嘴上绑着的毛巾，又将他从地上扶起，告诉他：“你当我们是什么了？我们是高考学生的家长呀！”司机不信，说你们是考生家长干嘛要绑架我？人家又乐弯了腰告诉他：那不是绑架，是因为你刚才按了喇叭，大伙才急了。司机这才出了口大气，他正想发作大骂一通，可想了想竟然把嘴里的脏话都收了起来，转身从车上抱下一桶矿泉水，说送给你们了，省得你们在大太阳底下口干舌燥的火气那么大！这回轮到考生家长们不好意思起来，说我们刚才做得也过火了一点，差点把你吓出毛病来。师傅乐了，说我不知道城里高考时，你们家长还在为子女站岗放哨。我孩子也在河南老家考大学，这杯矿泉水算我的一份心意，你们代我一起为我的孩子尽份心吧。这是谁也没有想到的事，几位北京考生家长听了这位到首都来的河南老乡的话，心头好是感激和歉意，当他们分手的时候，双方的眼里都噙满了泪花……
听过民警们“戏说往事”后，我觉得太有必要到现场“看景了”，于是在离家最近的北京四中考场的“西黄城根北路”一瞧：可不是，三四百米长的南北路口，都有警察严加把守，一辆辆必须经过的车子小心谨慎地驶过四中门口时，连斜视一下都不敢。再看看家长们一个个两眼瞪着马路，随时准备抓住那些敢按一声喇叭的“小王八蛋”！那情景与神态，就连我这个骑自行车的都吓得不敢按一下铃。
真是了不得。我提醒自己：这里是战场！
四中离中南海、中央军委等国家首脑部门太近，考生们得到的警卫也格外特殊。但是同一个城市的其它考场就没有这样优厚的照顾了，有一大我骑车路过十三中观望“战况”，不想一进路口就有人喝我下车。我问为何？一男一女就晃了晃袖子上的红套套，说：对不起，师傅，我们是给孩子们义务执勤的。
我明白了，这是考生家长自动组织起来的“纠察队”。这里已全民皆兵。
“不这样不行。我孩子是第二年参加高考。去年也是在这十三中，他说本来一进考场就紧张，外面的汽车喇叭一响，他就走神。我也不是特别信这个，但孩子说他去年差几分就因为这干扰闹的，我权当是真的吧。所以今年我主动为他站岗放哨！”一位家长听说我是来采访的，便跟着聊了几句。那个女同志过来凑了几句，说她宁可相信这是真的，也决不让一辆车子瞎按喇叭影响她的女儿考试。可见战争能使人们众志成城。
家长们告诉我，有的地段专门有警察在考场门前执勤，但他们孩子的考场门口没有警察，所以大伙就自觉组织起来。“都是义务的，可大家都抢着在烈日里‘站岗放哨’，都是为了孩子呗！”一位女家长给每位“值班”的人送来一瓶矿泉水，两天中，她已经掏钱买了二十多瓶饮料，她说话的神情显得非常高兴。
正如一位军事专家说的那样：战争有时往往会增进人们相互之间的特殊情谊。
1998和1999年的高考期间，北京没有发生过什么特别情况，就连往年闷得令人透不过气的天气也变得爽朗风凉，但在全国的其它“高考战场”上，情况则大不相同。
1998年的7月7、8、9日，正是南方的长江沿岸和北方嫩江特大洪水泛滥的紧急时刻。湖北、江西、安徽等省的数百个县处在洪水包围之中。往年一到高考，这几个高考大省几乎从省长到百姓，人人放下手中的重要工作全力投入到确保考生们顺利通过高考的大事中去。现在不行了，滔滔洪水根本不把数以万计的考生命运和他们家长的心事放在眼里，依旧呼啸着冲向校园，卷走课桌与书本……怎么办？7、8、9三天，是全国不变的高考“战争日”。
“就是用我们的身体挡着，也要保证考生们顺利地进入考场！”前线总指挥部传来温家宝副总理的命令。
于是灾区沿途的各省市、地、县都下达了一道特别的战书：7、8、9三天的高考时间里，所有考场地段，允许实行特别警戒——这是一道深得民心的命令。
现在就读北京林业大学的一位湖北籍学生告诉我：他家离县城四十多里，考试前，他从县城的学校回了一趟家，本想把高考准备得更充分些，没想到的是他刚回到家，洪水也跟着进了村子，转眼间，他和村上所有的入都被接天而起的洪水围困在一个小上丘上。他在走出家门时连一件穿的衬衣都顾不上拿，但他却把准备参加高考的书包背在了肩上，他父亲和母亲让他帮着牵引的那头耕牛被洪水冲走了，在洪水围困的那几十个小时里，全村人都在挣扎着活命，惟有他仍静静地蹲在地上看书。父亲过来从他手中一把抢过书本就往水中扔，说你看看这都什么时候了，还想着念死书？他二话没说，一个猛子跳下水，捡回了书本，然后非常坚定地对父亲说：政府会想办法让我们准时参加高考的。村里的人取笑他真是书呆子，连命都保不住了，还在做着大学梦哩！6号傍晚，当村上的人全都认定他的大学梦将被洪魔吞灭时，突然远处传来一阵隆隆的机动船声，随即听到有喇叭在喊：这个村上有没有参加高考的呀？我们是专门接送考生的，有的话请马上跟我们走！第一个听到的不是他，是他妹妹。起初他不敢相信，后来村上的人告诉他这是真的，他和父亲都哭了。临上船时，全村的人都为他送行。大伙说：小娃子，就你运气好，今年一定能考上大学！为我们全村争光吧！他点点头，向滔滔洪水围困中的父母亲和拯救着全村人的小土丘默默地发誓：放心，我一定拼全力考上大学。后来他发现，那只小机动船是县政府抗洪前线指挥部特意为接送那些被围困在洪水中的考生而专门抽调过来的。
那一夜，机动船不知行驶了多少地方，一直到天明，将他和其他十几位考生送到了县城。那泽国里的县城，与他前几日离开时早已完全不一样了，街道成了一条条“河谷”，楼房像暴风雨过后漂在水而上的一张张失去光泽的荷叶，但只有迎送他们的一只只打着“考生专用”旗号的快艇与机动船，像巴顿将军的那辆“三星”战车，骄傲而威武地行驶在泱泱泽国中，没有阻挡，一路畅通。这位学生说，他从未感受过如此庄严和神圣的旅程。“机动船载着我们这些考生，就像威武的战车载着一队英雄一样驶向战场……时间非常紧张，因为一路上险情不断，中途不断又有考生被接上船舱，但大家表现得特别冷静和沉着。机动船到达考场时，离开考时间只有十来分钟，但我们谁都不感到紧张，后来我们那些走进考场的考生都认为自己发挥得比平时要好得多。我想，这在很大程度上，是因为大家在关键时刻深切而强烈地感受到了祖国对自己的关爱之情。”
1999年，中国又一一次经受了特大洪水的考验。虽然全国有三亿多人不同程度地受到了灾难的袭击与困扰，然而我们灾区的数百万考生们则是幸运儿，他们不仅丝毫没有因此耽误大考，而且获得了最真切的关爱和帮助。这也许是中国历年高考大战中最精彩的一景。
目击之二：移家入店
那天碰到老唐纯粹偶然，没想到一向花钱比抽血还珍惜的这位老同事却悄悄告诉我：这几天他们全家都住在三星级宾馆。
“干啥？是不是换了新嫂子在城里度蜜月？”
“去去。你那老嫂于连我每月的零花钱都一分分地数，我有能耐休了她？”老唐实情告诉我，他是为了高考的女儿，特意住了一个星期“假日饭店”的一套标准间。“你别说，人家三星级又有热水又有空调，就是跟在家过不一样。”老唐看看表，便非要拉我到他住的宾馆一坐。
“假日饭店”并非在京城闹市和商贸黄金地段，所以平日客流量不是很好，但客房价格却不低，一个普通标准间在四百元以上。老唐领我进到七层他住的那套房间，里面除了两张单人床外，另有一张行军床。
“我们全家三口这几天都是在这儿过，晚上挤一挤，就可以省下好几百元钱，再说晚上我和你嫂子根本眯不了一两个时辰，所以从家里搬来一张行军床对付着。”
老唐在一边解释，而我则笑他仍然那样会算小九九。
“我哪能跟你比，一出手就是几十万字的大部头。你离开报社后，报社的骨干更少了，我这个副总编成天做校对工，一步都离不开。所以只能吃一千来块钱的死工资，这社会主义干的！”老唐还是老样子，干起工作一副革命老黄牛样，说起话满嘴半“反动”。
“说说，这回怎么舍得花大钱住高级大饭店？是为了干金成凤不是？”我揶揄他。
他笑笑：“是你嫂子下的决心。她说她单位上有个同事去年就是用了这个办法，结果孩子参加高考考出了好成绩，上了名校北师大。所以你嫂子说，在孩子紧要关头，舍得花一两千块钱，要是考上一个重点大学，不就都有了嘛！我一琢磨她讲得有道理：要是这几天不能让孩子休息好，考试差上几分，一旦考得不理想进不了大学就不用说了，即使考上了，好校与差校含金量就大了去了。以后大学毕业名牌学校人人抢，次学校、次专业，求姥姥告奶奶也找不到合适工作，到那时就不是赔一千两千的事。我一想对呀，一咬牙就全家搬进了这家离考场最近的饭店。”
看来孩子的高考也让老唐变得明细起来了。“一家吃住在此，感觉与家里不同？”我问。
“当然。”老唐像刘姥姥第一次进大观园似的述说起来：“先说这房间，别看它像一个个笼子似的，它隔音呀！互不影响。不像你去过的我们住的那个大杂院，隔壁人家放个屁你这边都能猜得到是谁放的。这儿好多了，孩子说困了倒下就能入睡，空调一开要啥温度就啥温度，省去了我到处着急的份。孩子学习累了，把热水一放，泡上个把小时，舒舒服服。早上也不像在家怕误时弄得全家人睡不踏实，你嫂子一个电话，让人家饭店小姐来个‘提醒服务’！哈哈，我现在知道过去你们几个记者为什么老把我按在家里，把出差的美事全都独吞了，原来出外住饭店宾馆就有这么好这么舒坦啊！就是饭菜太贵，也不合口味，这不，你嫂子回家给孩子做饺子去了。要不还真想写一篇‘高考进住宾馆就是好’的文章呢！”
想不到一个出于无奈的做法，竟使一向观念守旧的老唐也茅塞顿开。于是我想到为什么这几年每逢高考来临时，一些原本生意清谈的宾馆饭店又红火起来。原来它确实使考生和家长们方便了许多。在告别老唐后，我顺便采访了他所住的“假日饭店”经理，问问到底有多少是高考生包下的房间。
至少在三成吧！
三成？就是说约有一百多个考生在你这儿订了房间？
是的。去年最高峰时多达二百零三人。今年天气凉爽，相对少了些。
我对经理提供的数字大为惊叹，因为这样大的客流量能在以往宾馆饭店生意极其清谈的夏季出现，对老板来说简直是喜从天降。
从什么时候形成了“高考客源”？无人知晓。现在各宾馆饭店把争取在高考期间接待考生这一特殊客源，几乎作为大家的共同竞争目标了。经理介绍说，尤其是近几年，不管家里条件好的或者不怎么好的市民们，都愿意在高考那几天把家搬到宾馆饭店里来，考生和他们的家长都认为，在宾馆饭店生活可以相对放松许多，如不用做烦心的家务和打扫房间一类的杂活，如果条件允许连饭都可以不做。这样，考生、家长都能省下不少时间，集中精力对付备考。
那宾馆饭店，又如何相应做好接待这个群体的服务呢？
对于我的提问，经理的话就更多了，他说他们“假日饭店”从前两年就开始订出了多种相应的服务措施：如在客房里安排不同的灯光和书桌，供考生学习；在开放原有的游泳池与桑拿外，还添置了按摩、催眠等项目；饮食部特别推出了早中晚不同的“考生套餐”和“状元营养套餐”及“状元宴”、“金榜桌”；还安排了短途考生接送专线。
真是生意人，换着花样赚钱呀！
“你何先生说对了一半。”“假日饭店”的经理狡黠地一笑，说：“我们宾馆饭店，只有把消费价格定在最适合的档位，而把服务水平提到最理想的位置，才能吸引广大‘高考客源’。”
我想也是。不管怎么说，随着生活水平的提高，以及人们越来越清楚“高考”这场决战对一个考生和对一个家庭来说都意味着什么，在最后时刻想尽办法合理地利用和分配好时间与精力，显然是明智之举。
1999年7月上旬，我所到过的北京金台饭店、京西宾馆、和平门饭店等几所附近有中学考场的宾馆饭店，所看到的进进出出的考生与他们的家长之多，应该说是当今高考和以往高考有所不同的一个新景观。然而，我没有想到的是，这样的景观不仅仅在一一些大城市有，那些富裕的或者还不富裕的地方，也有同样或相似的景观。
在苏南某城，我随99级考生家长蔡坤走进了他的“新家”——说“新家”是因为蔡坤自己的家并不在这儿。这位搞服装的小老板自己在乡下的家是栋三层小洋房，气派非凡，据说光装修就花了三十多万元。蔡坤入住这个市郊的“新家”已经两个多月了，这儿离他在省城中学读高三的儿子的学校仅几百米，十分方便。他告诉我，儿子在班上成绩中游，为了让儿子能考上大学，他在三个月前租下了这一套三室一厅的房子，每月三百多元租金。儿子本来在学校宿舍住，但由于临近高考，复习时同学之间多少会相互受影响，睡眠也不是太好，所以做父亲的采取了“租房独住”的措施。
“效果好吗？”
“肯定好。”蔡坤非常得意地告诉我，他女儿在两年前能考成江苏文科状元与此法有关：“我的大孩子的成绩在全校一直名列前一二名，但临近高考前由于压力太大，身体不太好，当时老师和我们都为她着急，可又帮不了什么忙，我和她妈都只有初中文化，想了想，能做的就是让她睡好吃好呗！这一想，就想到了给她单独找个吃住的地方。那年我们给她我的就是宾馆，一共住了十来天，她妈天天陪着她，慢慢地孩子身体和精神缓了过来，高考时发挥正常，考了全省文科第一名，现在在南京大学读书。我儿子比起他姐成绩差多了，处在龙门的门槛边。差是差点，但也得保他考上大学呀！所以这回我特意给他临时租了个‘新家’，能让他有相对长一点的时间安心复习和参加考试……”
“你不是在做生意嘛？有时间给他做饭买菜？”
“有。”蔡坤说，他每天第一件事是把儿子的早中饭做好，然后下午再过来为儿子做好晚饭。儿子的母亲则利用白天或晚上来帮助洗洗涮涮。
临近傍晚，蔡坤的儿子蔡志军从学校回到“新家”，打开书包边做题边等父亲做晚饭吃。当他拿起饭碗时我问他这个“新家”的环境较之学校有什么好处？
“至少安静和放松多了。”他说。
我想不用多问，对一个临战的考生来说，能有这两点好处，就足够了。
“有信心考上大学吗？”
“有吧刀”说话就脸红的蔡志军低下头瞅了父亲一眼：“考不上也对不起他们呀！”
不错，后来我知道小伙子考上了军校。蔡坤来信告诉我，他的“新家”很快又被另一个考生家长包租了……
今年高考又将来临，又有多少考生的家庭已经开始了“大迁徙”呢？不用说，这一景观将更精彩，而且无论在城市还是比较富裕的农村，许多家长已经把这种高考前的家庭“大迁徙”视为一种“短平快”的投资效应。“你想，孩子从小学到高中读了十二年书，还不是为了这高考一搏？家长也不轻松呀，十二年陪着孩子度寒窗，为的是望子成龙，盼女成地，到了高考的最后时刻，这把火候掌握好了，可以收到事半功倍的效果，所以这当口下点本钱是绝对值得的。”一位家长道出了已经在各地形成的高考前考生举家“大迁徒”的缘故。
目击之三：警笛声声
秦校长告诉我，他们以往并没有专门在高考时特请市急救中心的车子安放在学校，但他们吃过亏，也挨过家长的骂，所以从五年前开始就年年在高考期间备一辆救护车在校门口。也不知咋的，自有了救护车后，每年高考期间的“紧急情况”反倒发生得多了起来。有的家长说多亏学校备了这辆车；有的家长说，就因这救护车倒的霉。说什么的都有，但不管怎么说，要是没有救护车，下面的这些“战场突发事件”就很难处理了——
第一种用车属于常见问题。考试进入一半，有考生突然中暑。这样的情况通常好处理，只要抢救及时，一般不会有什么麻烦。问题是考生和家长并不那么配合。秦校长说，97年高考的三天里，他们那儿的气温连续高达40℃。考场内一般没有空调，每个教室的四个角上都有一台电扇，但就是这样，学生们仍然汗水淋漓。监考人着急，学校也着急，校门外的家长更着急。但最着急的还是考生们。上午除了几台老电扇出了毛病外，没出其它什么大事。但一到下午问题就连着来了。先是A班的一个女同学做着做着题便“哐当”一下倒在了地上。考场顿时一阵躁动，监考人一边擦汗，一边维持秩序，老师们赶忙用担架抬走那女生。刚一出门，后排的一位考生嚷嚷起来：这个同学也中暑了！他这么一咋呼，全考场的同学就纷纷回头看倒下的那位同学。这是个大个头考生，他没有倒在地上，倒像睡着似的趴在桌于上。也许正是因为他个大的缘故，身子一压桌子，朝前一顶，惊动了前面考生。考场又一阵躁动。监考老师如临大敌，直让考生们只管自己考试，不要借机有任何“企图”。但事情偏偏不是那么回事。单说救护车上只有一个担架，那个女生被抬走后这位大个于男生就只能靠人背了。本考场当时两女一男监考老师，瞧那男老师骨瘦如柴，连转动一台电扇都要咧着嘴才能挪动三十度角。救人要紧！只见那男老师上前挽起中暑男生的一只胳膊，又将另一只手搭在自己肩头，可因为身高体重失衡，差点反把老师掀倒在一边。有考生嘻嘻偷笑，女监考老师一声尖嗓门：“有什么好笑的？”吓得大家赶忙低头做题。正在三个老师手忙脚乱之时，秦校长带着两位校办食堂的师傅进来了。这俩师傅力大无比，背起考生就往外跑。谁知这么一折腾，中暑的考生突然醒来，一看有人将他“拖”出考场，就大闹起来：“我要考试！放下我！快放下我！”他的一阵胡乱折腾，弄得大家不知如何是好。最后还是秦校长安慰他说：你先让医生打一针，要是感觉还行，再让你回考场怎么样？那考生听后，突然嚎陶大哭起来，说自己这下肯定完啦！肯定完啦！他像疯了似的挣脱开老师的手，刚想回头进教室，突然身子一斜，“哐当——”一声，倒在了考场门口。恰在这时救护车正好回校，那“哗哗——哗”的警笛声再次响彻校园内外……秦校长说，这一年三天高考中，先后有八名考生中暑，其中五个送往医院抢救，三个在学校缓了几口气后再次进考场，但进医院的五名考生中只有一人重新回到考场，完成了考试。
第二种用车也属情理之中。这是另一年的高考头天。当考场的大门打开时，考生们呼啦一下拥进学校，然后又像潮水般地分流进入各个考场。可是当考生陆陆续续找到自己的座位时，学校广场上还有一名考生站在那儿发呆。老师过去问他是怎么回事？哪个考场的？“不要紧张，拿出准考证来帮你一起找找。不着急，还有十几分钟时间呢。”老师这一说不要紧，考生哇地哭出了声。怎么啦？你说话呀！哭得上气不接下气的考生终于告诉老师：她一紧张把准考证放在换下的那件衣服兜里……老师问，现在衣服在哪里？在家呢！考生又哭了。老师一声“我的天”后，赶紧找到校长，把情况一说。校长一看表，说赶快带考生上救护车，回去取可能还来得及。于是救护车的警笛又“哗哗哗”地响起。考生的家离学校不算远，可也足足花了十几分钟时间。等学生“噌噌噌”地上楼取下准考证，救护车一秒钟都不敢多呆就往考场跑。这当儿，老师让那考生检查一下准考证。没错，这回是明明白白拿在手里的，可就在这时，其中的一个老师惊叫一声：坏了！全车人跟着心都往外跳：又出什么事啦？老师从考生手中抢过准考证，就忍不住开骂起来：你是怎么搞的？你的考场不在我们学校，是某某学校！啊——？考生大惊失色，随即又哇哇大哭。哭什么？反正上了车，时间还够。走，司机师傅，我们把她送到某某学校！要得！司机师傅得令后，救护车一个转向，立即又风驰电掣地飞奔在街头。当救护车到达这位考生的考点，考生平安地走进考场时，车上的老师双手捂着起伏的胸口，有气无力地问救护车司机：你们怎么没来医生呀？我、我的心都要跳出来啦！司机师傅“哈哈”大笑，说你老师做了好事，用不着医生。
第三种用车让学生和家长都感意外。秦校长说，救护车看起来是为了防止大夏天考生中暑，但真正派上用场的常常并不是考生病了，倒是一些想不到的“突发事件”，让你非用救护车来救急。有一年的一件事让他难忘：那是一个监考老师的事情。这位女老师当年也有一个孩子在参加高考，当然是在另一个考场参加考试。在这紧要关头，谁不为自己的孩子“参战”着急？这个女老师身体本来就不好，但对校领导安排她在一个考场作监考并没有回绝，因为她知道每年全市高考时抽调的监考人往往不够，需要很多老师一起上阵。她孩子有些埋怨母亲，说别的考生家长都是天天陪着孩子上考场，然后接回来，你倒好，把自己的孩子扔在一边不管，天天去为别人家的孩子忙活！她听后苦笑了一下，说妈明天也接送你。孩子听了自然很高兴，好像有母亲为他护航，闯“龙门”的保险系数也大了几分似的。他哪知道自己的母亲本来就是带病在坚持工作。为了能让自己的孩子也享受一份有家长在后面“保驾护航”的安全感，第二天，这位女老师只好比平时早起床一小时，先给儿子备好早餐后马上带他赶到他的考场，之后又立即挥手打的奔赴自己工作的考场。中午，第一场考完后，她又立即像赶火车似的奔到儿子的那个考场。儿子见母亲后兴奋地抱住她，并告诉她今天考得特别的好。母亲虽然累得就差没晕倒，可看到儿子那么高兴的神情，她打心眼里也乐滋滋的。就这样，为了自己的儿子，也为了别人家的孩子，这位女老师拖着沉重的身子，连续两天来回奔波，在第三天下午的最后一场考试结束前几分钟，她一下像散了架似的倒在了考场的后座上。秦校长和监考的老师知道她是累倒的，连忙叫来医生和几个年轻教工，将这位老师抬上救护车。这时考场的铃声响起来了，几百名考生和守在校门口的家长知道救护车里的是位为大家操心而累倒的女老师时，全部默默地站在两旁为她祈祷送行。“那情景我一直忘不了。这是无数次出动救护车中最感人的一幕，也凸现出高考中我们老师所奉献的一份真情得到了广大考生和他们家长的认可。”秦校长深情地说。
考场门口响起的警笛何止以上几次，每一个老师和传达室老教工都可以讲出一段惊心动魄或者感人至深的经历。但是在每一个故事中，我们可以感到的仍是考场内外那紧张气氛和看不见的“战场硝烟”……
目击之四：临场血书
又是一个“黑色7月”。
大考前夜，某中学高三五个班的一百六十四名学生在老师的带领下，浩浩荡荡地向高考目的地进发。这是一个地处农村的市级重点中学，像以往一样，每次高考时他们都得从自己的学校整装到指定的城里考场附近事先住下并准备第二天的考试。所有的时间都是在有经验的老师安排下度过的，既不能太早，也不能太晚。太早会给考生过多的紧张压力，太晚会使考生对考场产生陌生感。
在看完考场后，老师说话了：“这是最后一次给同学们作战前动员：明天是你们一生命运的冲刺时刻，是生者和死者之间的选择，是光荣和梦想的决战，十二年寒窗的所有苦和累，将在这三天中得到回应。过去每天唠叨的话已经够多的了，现在只说一句：‘今晚好好睡一觉，迎接明天大考！’”
“咔嚓——”老师将电闸拉下，于是整个宿舍一片漆黑。这是老师们采取的强制措施，为的是让考生们能够休息好，以便明天精力充沛地上战场。所有的笔和手电之类的照明用具及学习用具也一律被暂时收缴。
“喂，你睡得着吗？”考生A悄悄掀起蚊帐问B。
“废话，能睡着吗？”B说。
“那你在于啥？”问。
B扬扬一只手指：“看这儿……”
A说看不到。
B示意他悄悄走过去看。
A凑近一摸，不由大惊出声：“哇，你怎么啦？流那么多血！哪儿刮伤了？要叫老师吗？”
B“嘘”地用嘴巴示意A别出声：“这是考前的最后一件必须做的事，老考生们说……”说完他把手中的一块什么东西藏在了枕头底下，令A道：“回去睡吧。”
第二天一早，考生们以最快的动作完成了洗漱，当A和大家一起走出房间时，他的两眼仿佛一下凝固了，他被走廊两侧墙上贴满的一块块大小不一的布条、纸条惊呆了：原来同学们都以各种不同的文字写下了“上战场”的血。再看看那血书的内容，A同学被震撼得浑身发颤——
“誓死一战！”
“我以我血为证：拼命冲刺到底！”
“搏不死则活，活不成则死！”
“为了父母！为了老师！更为自己：拼杀吧！”
血书之多连成了一片“血墙”。看上去十分庄严，也十分恐怖。
现在已经进入上海某大学的A同学告诉我，他本来或许第一年可以考上大学的，但正是7号这天起床后看到同学们写下的这一张张血书刺激了他的神经，那一年他走进考场，手中拿的虽然是考卷，但眼里呈现的却一直是那一份份血淋淋的誓词……三天考试，他的眼前无时不在晃动着同学们那誓死一搏的血书。因为他没有写，所以他觉得自愧对高考的决心不如大家那么大，有种对不起自己，更对不起大家的强烈内疚。这一年他失败了。
后来老师和他自己都认为失败就失败在他没有写血书上。有老师告诉他，有一年一位平时成绩平平的学生就因为在考前拿出了破釜沉舟、决一死战之心，结果超常发挥，考上了北京一所名牌大学。老师从此便常常用这个学生的事例激励考生，于是，这个中学每年高考时，总会在临考前出现众多学生挥写血书的惊心动魄的场面。
“写了血书就真的管用？就一定能考好？”我问现在的A。
A说他也说不清，不过同学们都这么做了，他不做就会有一种无形的压力和内疚，他本人两次高考的结果正说明这一点。
我无法相信A的这种说法，但我又找不出另一种解释。我所采访的一些学校，特别是农村中学，几乎都有考生在临考前写血书的情况。写过血书并走过了“独木桥”的同学们说，这种办法有一定效应，因为人在临战时需要一种置自己于死地而后生的精神准备，这种精神准备越充足，就越可能获胜。而一位写了血书又没考上的学生则说，他第一次写了“落榜可耻”四个字，但出考场后他就意识到自己不会被录取，为此他拿起自己写的血书蒙在脸上哭了整整一天。他说从此他就觉得“落榜可耻”四个字就像烙在脸上，使他不敢在老师面前抬头，也不敢在父母面前抬头，更不敢在镜子面前照自己。他说那张无形的血书永远像一块蒙耻的布条笼罩在他的心头，他再也不敢重新参加高考了。后来家长带他到了精神病医院治疗了很长时间，才重新恢复了自信心，第三年他再次走进高考考场时，什么都没有写，只是心里默默地念着一句话：我要用自己的行动抹去心灵流血的昨天！后来他真的考上了，而且是一所不错的工商管理大学。
我不是心理学家，不能解释这类现象，但在考场前看到的同学们一副副或大义凛然，或誓死如归，或惶惶不可终日的样子，我总会有所思索。不少学生告诉我，他们班在进入高三时就有人开始写下血书了，而且有人不止写过一次。我见过一位同学，她拿出三块用手绢写的血书，内容分别是：“十名是耻”、“目标重点”、“一次成功”。她向我解释，第一次写血书是因为她从高二升到高三后，前十几次班级考试排名总停留在十名水平。老师讲过，像他们这样的农村中学，成绩不在年级前五六名，是难以“跳出农门”的，更何况她是班级十名水平。她为此第一次写了血书，这份血书伴了她三个月零五天。后来她的成绩排名在班级前二名，年级前六名。这就意味着按学校往年高考升学率来说她的半只脚已经进大学的门了。但这时的她又把自己的目标定在了考重点大学，于是又有了第二份血书。她写第一份血书时，同学们谁也不知道，老师也不知道，只有她自己知道，因为她把血书放在枕头底下，但她每天睡觉之前都要看一遍。后来，等到高三第二学期开学后，她在成绩一直稳居在班级前一二名时，她的第二份血书已经从枕头底下移到了宿舍墙上，并十分醒目地高高地挂在那儿。“目标重点”，是她在这最后的半年里最重要和最明确的奋斗理想。在7月6日晚临睡觉之前，她揭下那高高挂在墙上的“目标重点”的血书，然后像举行一个庄严仪式似的，特意找出一块崭新的丝绸手绢，轻轻地摊在桌面上，之后她站立好身子，面朝自己的家乡，闭上双眼，两手合十放在胸前，默默地说了一句话：可怜的爸妈，女儿这辈子要彻底跳出农门了，愿上帝保佑！随后她毫不犹豫地拿起一把新买的水果刀，用力划破左手的食指，鲜红的血顿时流淌出来，她伸出右手食指蘸过血后，在雪白的手绢上写下了“一次成功”四个大字。第二天她进考场时，口袋里惟一带的东西就是这份血书……
“奇怪的是，这天我进考场后竟然没有一点杂念，像是口袋里这份血书真的在保佑我。三天考试下来，我没有感到一点吃力，顺利过关。”这位如今已经是某大学硕士生的女同学很不可思议地告诉我，她说当她后来进了大学向同宿舍的同学谈起自己的血书时，六个女同学中竟有四个也都写过血书，而且一致认为它还“很灵”。另外两个是城市学生，她们虽然没有“血淋淋”的经历，但却也写过类似的“战书”。1999年北京高考结束时，电视上播放了北京理工大学附中某班全体考生写满了“战书”的一块大黑板。考前，老师把大黑板放在考场的门口醒目处，每天班主任在自己的考生进出考场时都让学生念一遍上面由自己写的“战书”，以此鼓舞士气，据说效果甚佳，全班高考录取率超过其他班。
“血书”，或者其它形式的“战书”，它在高考临场扮演着一个神灵的角色。至于到底灵不灵，老师和考生们宁信其灵而不愿轻易予以否定。
这是我在高考现场目击的独特一景。
目击之五：作敝应急
什么时代的考场上都会有尴尬的场面。高考是决定人生命运的大决战，这种时候的尴尬就更多了。想尽办法作弊，是几乎年年都会碰到的最紧张又是最难堪的一景。
参观南京的“江南贡院”后，我才知道，旧式科举考试的严格程度实际上比现在对高考考生的要求要高得多。早在清朝初期的顺治二年（1645年）政府就规定：“生儒入场，细加搜检。如有怀挟片纸只字者，先于一体枷间一个月，问罪发落。如有人代试者，代与受代之人一体枷号问罪。搜检役者知情容隐者同罪。”康熙五十三年又规定考生入场“皆穿拆缝衣服、单层鞋袜，只带篮筐、小凳、食物、笔砚等项”。可无论怎么规定，考生挟带作弊之风仍不断。南京“江南贡院”历史陈列馆中收藏有十七张清代考生作弊挟带，这些小纸条相当薄，十几张叠在一起，还没有一张普通宣纸那么厚。每面直径四厘米左右的纸片上用毛笔抄录的中重要篇章，能有四五百字之多，字虽小得如同蚂蚁头大，却能看得清晰，且书法精湛。南京陈列馆曾请过专家作过试验，现在竟然没有哪一种毛笔能写得出如此小字，可见旧式科举考试中挟带作弊者之功夫和心计。据南京江南贡院工作人员介绍，以前早有人传说，科举考试中有种专门进行作弊用的“坊刻小本”，已经在民间流传近百年，但“坊刻小本”到底是什么样，谁也没有见过。1997年11月，江南贡院通过艰苦寻觅，才终于找到了一本科举考试场上作弊用的“奇书”。发现这本“奇书”的是一位曾经参加过清朝江南乡试士子的后裔，他是在清理祖上遗留物时，从一双清代千层粉底“文士靴”后跟里面发现的。当时，这位先生看到这双年代已久远的黑色缎面绣花靴上灰尘很多，便用拂尘轻轻一拍，不料从足有一寸多厚的后跟中，突然滑出一只仅火柴盒那么大的小抽屉，那稀世小抽屉里则密藏着一件稀世孤本《增广四书备旨》。“此书为线装本，枯黄色封面，左下角微有破损。里面七十页正文纸张洁白细腻，薄如蝉翼。书长六点五厘米，宽四点五厘米，厚五厘米，其版面仅为普通古版线装书的十四分之一。书虽小，内容却包括《大学》、《中庸》、三部书的全部内容和宋代大儒的详尽注释。书中每页千余个老仿宋体字，虽然字字如蚂蚁头，然而一笔一划清晰无比，绝无模糊不清的文字，其印刷技术之高着实令人拍案叫绝。”（见《江南贡院》第七十六页）此书一发现，立即引起国内外新闻和印刷界的广泛关注。吉尼斯世界记录调查后，也确认此为中国现存的十万余种古版书籍中版面面积最小、文字最小和至今惟一发现的清代石印科考作弊奇书。乾隆甲子科年（1744年），有人传言到皇宫内，说肴这种奇书流入科举考场之中，朝廷大怒，皇帝下令来搜，结果那年的乡试中第一场就搜出二十一人怀挟纸片等作弊之物，第二场又查出二十一人，另外两千多人因怕搜查而临场逃之天天了。乾隆听说后更是大怒，下令以后考试者必须脱下衣服，一件件“浸水”搜查，笔具之类的东西，也要在水里浸过三日才能允许带入考场。但仍然有高手照样作弊。
考试作弊是历朝历代考场上最激烈、动魄的一景。
现时的高考也同样，从来没有哪一年听说过没有出现作弊大案的。有考试就有作弊者，这几乎是一个不可逆转的定律。比起科举考试来，现在的高考作弊恐怕远远超过其水平，首先是现在不可能采用乾隆下令的脱衣搜身那样的检查，那会侵犯考生人权，谁也不答应，谁也不敢这么干。这就使得“挟带”有了可乘之机。但这是最原始也是最容易被发现的作弊手段了，可监考的老师告诉我，每年的考场上总能抓住几个采用这类低级手段的作弊者。当然即使同为原始的“挟带”，今天与过去相比也先进了许多。有监考老师发现，某学生的“挟条”是用复印机特殊处理的，他事先把公式和语文试卷可能要出的古文，全都用复印机缩小在巴掌大的纸片上，字虽小，可看起来十分清晰。几十个数理化公式一微缩，也就手指大小。“亡命者”敢于为此冒风险，“难办的是一些女生”。当了十来年监考的某校王老师说，他在1988年就遇到这样一件事：在监考时，他发现有个女生老掀裙子，这个动作是很容易被联想到作弊的，当时现场监考的共三个人，两男一女。那女考生很有心计，女老师在的时候她不掀裙角，一等女老师出门解手什么的时候，就猛掀裙子。王老师和另一个男老师想上前阻止，可一到女考生坐位前，他们就觉得无从下手，因为一旦人家反咬你一口便够受的。他们赶紧请回那女老师，后来女老师就上前把那女学生“请”出来，让她自己掀开裙子。
“掀就掀！”女考生一点也不紧张地有意当着其他男老师的面把裙子掀得特别的高，连里面的小三角花裤都能看得到，结果什么也没有发现。这个机智的女考生其实打了个时间差。
老师们尴尬地相互看看，不知如何收场。而就在这时，那女学生捂住脸大哭大闹起来，边哭边骂监考老师“欺负”她，说什么也不进考场了。这一闹惊动了整个考场，也把考场外的包括那位女考生的家长招来了。好家伙，校长和门口的保安人员一齐上阵维持秩序。因为家长们都向着那考生，说你们这些监考的，不能没有凭证就冤枉人呀！王老师他们有苦说不出，只好忍下这口气，结果是学校校长出面向那考生和考生家长赔了不是，才算平息了此事。“你说我冤不冤？事后学校还把我们几个批评了一通。从那年起，我尽量不跟女考生较劲。不过，有时实在看不下去，所以就得罪人。弄不好还会丢小命哩！”王老师说，他们学校就有个监考老师，不知是得罪了哪个作弊的考生，有一次她下班回家，半道上走着走着，被人用车“哐当”猛地撞倒在马路边上，当场晕了过去，整整住了三个月医院，她的胳膊才痊愈。这位女老师在倒下时，听到有人狠狠地朝她说了这么一句，“看你在考场上神气！”王老师说，他们学校地处小县城，相互之间都很熟悉。那些记恨的考生认为，是你监考老师跟他过不去才使他失去了上大学的机会，却不从自己方面找原因，这使得很多老师宁愿不要几百元的监考补助，也不想因为一次监考造成个人和家庭的意外伤害，故尽量把监考的担子推掉。“但再推也总得有人去干，所以我们进了考场心里也发毛。见了作弊者不揭穿，对其他考生是很不公平的，可要揭穿一起作弊，你自己就得增加一份心理负担。作弊其实是最叫人痛恨的事！”王老师说。
考场作弊是历年高考中的顽症，而且现在的形式与方法之多，远远超过了监考老师的能力与经验。先不说老师与考生之间的相互勾结着的作弊，也不说某些地方官员为了追求本地的升学率而进行的集体犯罪性作弊，单说考生自已的个人行为，现今的作弊技术和手段之高之先进，也已令人叹为观止了。
BP机刚在大陆出现时，有人就用场外的电话给场内的考生BP机上传达信息或答案。后来有了手机，有人就用内外两部手机进行直接“对话”，其准确率远高于BP机。再后来听说有人用遥控装置，把一种微型无绳接收器放在耳孔内、衣袖口进行内外“考答”。这样的考试极其轻松，考生只要轻轻对着藏在隐秘处的小话筒读题，无绳传感器便将考题传到场外的接应者那儿，场外的人迅速通过翻书或查电脑把考题答案告诉场内，这个过程之快捷和它比电扇声音还要小得多的传感效果，可以在监考老师的眼皮底下做得天衣无缝，一丝不露。当然，上面的这几种利用先进的高新技术作弊，后来都被发现了，但没有发现的又有多少呢？天知道。
有一次我到某大学采访，几位“过来人”给我讲起了他们的“高招儿”，我在现场目击后，简直目瞪口呆。
张和李现在同一所大学里读书，他们给我“演示”了两套作弊招术：
一是利用手势。张和李从小是好朋友，彼此间一抬足，一举手，尽在不言之中就能相互间明明白白。他们表现了如某题错与对的手势：张在为难时，他便详装思考，将一只小手指竖起。一边的李便知道张需要他“通报”。下一步便是张把某题有难告诉对方，用的依然是手势。李一看张的手势便知道其困在何处，于是就能准确无误地发出信号：错为手指在空中一个打×，对便是用手势做一个勾的动作。他们俩人在做这些动作时只须用零点几秒的速度就能完成。张李说，这套“手势”他们用过很多年了，几乎可以打遍“校考”、“市考”、“省考”、“国考”等各种考试。
另一套作弊方法是以桌面上的四个螺丝钉为代号进行“操作”。一般课桌上都有左右上下四个螺丝帽，张李早先就以这四个螺丝帽编好了一套完整的文理“密码”。比如现在计算机统计题分中文理科都有不少是选择题，张、李他们对付这类题是最拿手的：第一道若是对，便在右上方那颗螺丝帽上点一下，假如是错，就做一个划“横线”的动作。当然根据题的难易程度，左右上下螺丝帽合理搭配运用也就是了。
“你们俩人当时高考是不是在一个考场？”我问他俩。
张、李笑了：“我们运气好，总在一起。”
“那你们运用过上面的战术？”
张、李狡猾地一笑：“谁知道！”
我跟着他们笑了。又问：“听说现在大学里作弊现象也特多。你们的合作仍在继续？”
“必要时有可能。”说完，他们又大笑起来。“喂，大作家，我们可什么都没给你说过呀！特别是我们绝不出卖专利，你可千万不要将我们的专利传出去啊！”他们在我临走时不放心地叮咛道。
我也诡秘地朝他们笑笑，心想，你们的把戏应该让全世界的人都知道，这样至少可以防止再有人敢仿效。其实我也知道张、李的手段仅仅是无数作弊“技术”中的一两种而已，还有很多很多没有被发现的。
每年高考现场，监考老师都能在考场中捉住一些作弊新招，而同样，也有不少是老师发现不了的。被发现和目击到的，永远是有限的部分。
目击之六：焚书坑包
对学生来说，什么事最解恨？十有八九会说考完一次大考后最解恨。自然，像决定一生命运的高考，对多数学生来说，那无疑是最解恨的时刻。在高考现场，当三天的大考最后一声铃声响起时，当考生们无论是成功者还是失败者在跨出考场后，那种久积而又从未释放的情绪与情感，会如埋在堤煦深处的岩浆突然爆发一般涌出来。
我观察了1999年高考结束时的北京某一考场实景：有人开怀大笑地喊着：“别了死亡，我活过来啦！”有人搂住迎过来的母亲或父亲，失声痛哭起来：“我好苦，现在总算出头了！”有人则低着头，沉默不语地悄然躲开喧哗的人群，独自擦着溢出的泪；也有人又蹦又跳地将手中的笔和纸抛向天空……最让我惊诧的是，我看到有人抢过父亲手中的打火机，发狠地将几本《高考复习题要》连同书包，当场点燃并使之化为烟云，然后又发狠地用双脚踩了数下。有趣的是，站在一旁的父亲微笑着也走过去，协助儿子将半只未燃尽的书包重新挑起来，点上火，再痛快地燃烧了一把。最后，父子俩在熊熊燃烧的烟火中拥抱在一起，他们用这种特殊方式庆贺自己的胜利——儿子的胜利是赢得了考试的顺利过关，老子的胜利是宣告了精神上的彻底解脱。
许多学生和老师都曾目睹过高考结束时一次次庄严而欢悲的焚书仪式、坑包葬礼。
有个农村中学的老师说，他们学校每年在高考结束时，在学校操场上都有学生自发组织起的焚书仪式，而这种特殊仪式校方也阻上下了。“那焚书的场面极为壮观，几十个甚至数百个同学，每人将宿舍和教室里自己的全部课本和复习资料、考卷统统搬出来，堆放在一起，真的像山一样高。然后同学们把它点着，一样样地烧掉，火焰越燃越大，越燃越高，从白天一直能烧到天黑。有的同学在火堆旁跪着默默地祈求，也有人四足直挺挺地躺在火堆旁一任高温炙烤，也有人在那里相互搂抱在一起痛哭……开始围着的仅是毕业班的同学们，后来其它年级的同学也来了，再后来老师们也围到了火堆前，大家一起默默地流泪，高声地欢呼，那种场面太叫人联想，太叫人想哭，太叫人歇斯底里了。不管是高考成功者还是失败者，不管是老师还是学生，大家都有一种要告别一段刻骨铭心的历史，要告别一段难以忘怀的情结，要告别一段梦想与屈辱的努力……”这位老师用诗一般的语言，向我描述了他所目击的焚书场景及考生们面对焚书的心境。我从他的描述里感受到的东西很多，广大考生和老师在向这种必需又无奈的高等制度，发泄着自己心头那种说不出道不明的情绪，同时也在为自己付出的巨大代价作最后的葬礼，或者说是祭奠。
书烧了，情了了。高考和为高考付出的每一天，每一题，每页纸，每滴汗，需要有一个碑、一片林来作证。
“来吧，我们每人献出高考前用过的最后一个书包，作为这片土地的肥料与养分，再栽上象征我们全班同学共同生命的小树吧！”在某学校前的一个小山坡上，一群同学们庄严地摘下肩上的书包，一个一个扔进挖好的大坑里，大家轮流往坑里填土，然后在里面栽下一颗挺拔的小树，又细心地用脸盆、茶杯、小勺浇上水，最后排队列在小树的周围，举手宣誓：我们的昨天刚刚结束，生命还在继续，努力吧，像小树一样茁壮成长……
当我听完这段故事，眼泪不由自主地流了下来。我在想，经历了高考的中国学生们，他们才是度过了真正意义上的“成人节”。因为只有经历过高考的人，才能体味到什么是梦想与光荣，什么是努力与无奈，什么是痛苦与屈辱。经历高考，标志着孩子们开始成熟，开始了崭新的人生。
有位城市的考生家长对我说，他孩子考完高考后，也采取了焚书的形式告别中学，起初他和妻子都反对孩子这么做，认为不应把书烧掉，应该留下，或者卖掉也值几个钱，可孩子不同意，坚决要烧掉。后来他和妻子没有阻拦儿子的行动，他们感觉应该尊重孩子。孩子在烧完书本后大哭了一场，间他为什么，他说我只觉得这么多年大苦了，你们当父母的也很苦，我不想再回忆小学、中学所走过的每一步路。上大学了，我要重新做我自己想学想做的事，要不这个世界上就会失去本该是我的我。
我想无论是谁，我们确实应该深思一下这位孩子说的话。它关系到我们整个民族的教育形式与内容，改革与未来，而且又何止是教育问题，应该是未来中华民族生存和发展的本源啊！
人类是决定世界所有事物存在与发展的根本因素，而青年一代，则是决定这个世界的未来的全部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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