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不知在中国还有什么比教育和孩子考大学的话题更能引起百姓的关注。在我漫长和众多的采访过程中，无论是学生还是家长，他们向我也向自己提出了许多没有答案的问题，使我深感问题的严重性而不知所措。我的高中班主任张伟江老师，现在在上海市当教委主任，而现在成为他顶头上司的国家教育部部长陈至立就是从上海到北京来的。张伟江老师和陈部长过去就是熟人，他比谁都清楚，陈部长自当教育部部长后所进行的一系列改革措施步子够大的了，但张伟江老师依然告诉我，有些问题需要“问天”，并非主管部门能全部回答和一下子解决得了的。
于是，我只好代百姓恸问苍天——
一问天：王蒙为何只考60分？
当过文化部部长、现为中国作家协会副主席的王蒙先生也有过尴尬：他做过几次现在的语文试卷，结果成绩都不理想，其中最好的一次成绩是六十分，剩下的则是不及格。
也许在今天这个数字化时代，拿笔杆子的文人已经被贬为低智能的一类人了，但我们惟一自信的是我们在文字方面的能力还可以与别人比试几下。然而想不到的是，在今天，我们惟一的优势也已失去，可以写文章、出巨著的人，竟然连一个中小学的语文水平都不过关。
某君也是一位著名作家，他儿子在他的熏陶下已经出过一部长篇了，可是他也不无悲哀地告诉我，他在儿子初中时的一次期中考试时为儿子搞了一次“压题作文”，结果大作家的“压题作文”只得了52分，老师说那篇作文缺乏规范语言。儿子从此再不敢让当著名作家的父亲代劳上阵了。
作家莫言的女儿曾把他的著名作品中的某一段“借”去写入作文之中，等老师阅后女儿拿回家给他看时，莫言脸上现出了惭愧与怒气：我的作品没有一句不是病句！
诗人邹静之为上小学的女儿做过一次吃力不讨好的事，老师要求根据句子的意思写一个成语，比如将“关于思想一致，共同努力”改成成语。邹静之对女儿说应该是“齐心协力”。结果老师批错，标准答案是“共同协力”。另一题是把“刻画描摹得非常逼真”的意思写成一成语，邹静之经过一番认真动脑后，指示女儿应该写“栩栩如生”。可第二天，女儿生气地跑来向父亲责问道：爸，你怎么又说错了，老师说应该是惟妙惟肖。诗人邹静之气得说不出话了，不过他真想用他那支多情的笔，呐喊一声：一切都见鬼去吧，这样的教育，只会将我们的孩子往死胡同里引！
顺便说一句我本人的经历。因为那个浩劫的年代，我连最基本的小学拼音都没学好，但我自认为从上学到现在，写作文一直在同辈中超众，故在女儿面前惟一感到优势的是“你的作文我可以包你到上大学”——我向女儿一直很自信地表示过，女儿也确实从。当作家的父亲身上得到过好处。但进入初三后的女儿，突然有一天在我继续“主动”向她请求“上阵”时，她拒绝了，并坚决而无情地告诉我：如果再按你的作文做，我可能就得被撤掉语文科代表，严重的话，我可能连中考的成绩都要被拉下来！我的天哪！女儿的话，吓得我再也不敢在她面前提我那点自感“优势”的写作本领了，而且现在发展到连她写的作文都不要我“指导”了。女儿说如果我不照老师的要求去写，就肯定得不到高分，你愿意你的女儿考不进重点高中？考不上大学？所以，为了你女儿的前程，老爸你暂时委屈一下大作家的自尊吧。
女儿的话多少让我感到一丝安慰，但我仍感觉内心的意绪难平。后来我真的看到了——
《北京文学》1997年第11期一篇《忧思中国语文教育》，引发了一场全国性的大讨论。
之后，《人民日报》、《光明日报》、《北京晚报》、《羊城晚报》、《南方周末》等报相继展开了“炮打中国语文”的一篇篇檄文。与此同时，社会各界也纷纷加入了“中国语文教育”的大讨论，北大、复旦大学、中山大学和中国社会科学院等著名学府和科研机构的专家们的加入，使得中学语文一夜之间成了众矢之的。
“教材编纂上的问题是中国语文让人最伤心之处。”这几乎是所有专家和学者们共同的“痛恨之处”。
“从建国到20世纪末，五十年间，我们共有过九套语文教材，在早期的几套里，知识性占首要地位，而中期的几套，则充满了政治色彩。自80年代以后的语文教材似乎有所注重人文意识，可惜所编排的教材，几乎没有一点可以同这个时代同步前进的新内容……这样的语文教材不让我们的孩子在自然科学高度发展下，成为人文精神和知识方面的矮子才怪呢。”
“到下个世纪，孩子们都会使用因特网，并在网上购物与设计星球上的新家园，可是他们却不会如何去面对和处理身边的人与人关系，甚至不会懂得运用最基本的语言建立自己的民族精神。”
“未来的社会，什么都可能发生，我们可以与别的国家的人一样去登月球，可以一样建立自己的导弹防御系统，然而我们则不能用同样的意志与精神去战胜别的民族，因为我们的人文知识早已枯竭，那些语文课本里的东西害了我们整整几代人……”
当我静下心来读一读专家们的这些震聋发聩的话语时，我的心被强烈地震撼了。我突然想起应该找出我们父辈和我们这一代人以及我女儿这一代人读过的那些语文课本，来引证一下是否真的马上会出现一场中国人文精神的大崩溃。我后来找到了八本不同年代的小学一年级语文教材，这些不同年代的不同教材使我们很容易认识中国五十年来的语文教育走过了怎样一条路子。
下面是这些不同年代的人第一次走进学校上的第一堂课的课文及要学会的最初几句话和字词。
年份 课文 字、词
1949年 开学了我们上学 学校、我们
1955年 早上起床穿衣服 毛主席、工人、农民
1958年 日月水土 人、手、足
1961年 公社送我上学堂 公社、学堂
1978年 毛主席永远活在我们心中 毛主席、我们
1981年 全国人民热爱共产党 热爱、共产党、人民
1989年 我是中国人我爱北京 中国、北京、我
1992年 我是中国人我爱老师、我爱爸爸 中国、老师、爸爸、妈
透过这些不同年份走进学校的第一堂课上所学的第一句话、所学的第一个字词，我们不难看出在不同时代的那些编教材者心里都有一根编写语文教材的“秤杆”，这就是当时的时代烙印。过去的五十年，中国大体经历了三大历史进程，一是“文革”前的十几年，那是翻身的中国人对毛主席、对共产党的朴素感情下产生的对知识的渴求；二是“文革”十年，政治使中国人的脑子简单到只要“方向”不要其它的盲目；三是80年代以来的改革开放时期，人们注重精神，注重情感，也注重民族与世界对自我的影响。可见那些编教材的老师们头脑里都依据同一个“时代准则”，有所区别的无非就是深度与点面方面的量和质的差异。然而我们发现，在所有其它教材不断更新与变化的过程中，惟独语文教材在过去的十几年里还是一副老面孔。只要梢稍翻一翻孩子们初、高中读本，我们马上就觉察到，那一本本装帧越来越精美、价格越来越高的《语文》教材，内容的陈旧、篇目的单一，已经到了“谁看谁烦”的堤旖。
“政治人物的文章选得太多，谁的官大，谁就进语文课本。”
“鲁迅文章的选编也值得研究，是否应该选这么多？”
“中学语文的十二本教材中，中国以外的作家所写的作品只占百分之八，照理应有百分之三十到百分之四十。除高尔基外，20世纪的外国作家一个也没有，获得诺贝尔文学奖的作家无一人入选……”
这是1998年末在北京大学的几位学生与他们的导师钱理群教授的对话录。令人感到，学者们对现有语文教材选编内容上的“不平衡性”，有不少自己的看法，但我们的作家们似乎对这方面的问题看法要少些。
戏剧评论家董道明是1952年的高中生，他说，留给他印象最深的就是语文课里艾青的那首访苏诗。另一篇令他一辈子忘不了的是蒲松龄的《促织》。“老师突然把我叫起来背那篇课文，恰恰是我刚背过的，于是站起来就背，没有打半点绊子。老师为此特别夸奖了我。现在我仍然背得了它，尤其是‘怒索儿，儿渺然不知所往。既得其尸于井，因而化怒为悲，抢呼欲绝。夫妻向隅，茅舍无烟，相对默然，不复聊赖’这一节，我觉得他用几句话就把人物情感表现了出来，真了不起。”
著名作家贾平凹、余秋雨在谈自己的美文与散文创作时则多次提到过他们在读书时受朱自清《荷塘月色》、等不朽之作的影响。《荷塘月色》是真正意义上的中国式美文，是那种渗透了中国人文思想和孔子儒学传统精神的经典之作。只有那些能够被《荷塘月色》浸透的人，才有可能成为真正的散文大家。贾平凹认为朱自清这样的文章是任何一个汉学文化学习者必须熟诵的。
其实，受语文课中的一篇经典文章影响一生的人并不仅仅限于作家。一位已经有十亿资产的“资本家”感慨地告诉我，他说他从小就因为受了《铁杵磨成针》的课文影响，才克服了自己没有坚韧意志的毛病，“别看我现在资产多得可以用金子来堆山，但生意都是由一点点做起来的，而且生意场上大的和小的买卖具有共同的价值取向，你没有铁杵磨成针的精神，你就永远不可能拥有金山银山。”
战斗英雄黄继光、董存瑞和罗盛教的故事，还有雷锋、朱德的扁担等名篇不是的确影响过千千万万的少男少女成为国家的栋梁吗？
可为什么人们现在却对已经走过了五十年历史的中国语文冒出那么激烈和尖锐的意见了呢？
为什么连自己的文章曾被选进过语文课本的工蒙先生只能考六十分成绩？
问题当然还出在教材内容的编选缺少科学性和合理性上。权威人士、人民教育出版社语文编辑室主任顾振彪这样分析道：
新中国第一阶段（1950年至1955年），语文课本是由中央人民政府出版总署编审局编辑的。初中、高中各六册，由人民教育出版社出版。这套课本基本上反映了我同人民民主专政各个方面的胜利，清除了封建的、买办的、法西斯主义思想对课本的恶劣影响。但在语文教育方面没有来得及作周密的考虑，语文训练和语文知识没有系统安排，过于忽视文言文。
第二阶段（1956年至1957年），文学、汉语课本是在建国后第一次对语文课本内容的改革基础上形成的。初中六册，高中四册。相对建立了比较完整的文学教学体系，选文绝大多数是名家的名作，编排方面也比较灵活多样，但由于过分强调纯文学教学，忽视了作文教学，也忽视了一般语文能力的训练与培养，而是按照文学史系由古到今的编排方式，违反了由浅入深的原则。
第三阶段（1958年至1960年），重新编写的语文课本，初中高中各六册。这套课本选材面广，课文按思想内容组成单元，语文知识短文穿插在各单元之间，但课文总数过少。后来在1959、1960年重新对上述缺陷进行了修订，可是单元的编排方面缺少计划性，同时语文训练也不够。
第四阶段（1961年至1965年），先后有过初、高中十年制和十二年制课本。这套课本注意了政治思想教育，注重了培养读写能力，选文力求规范，工具性较强，但缺点仍然明显，即实用性少，编排也不具严密性、科学性。
“文革”中的语文教材不值一提，都是以语录为主。
第五阶段（1978年至1988年）编的语文教材，对提高学生语文教学质量起过重要作用，其间曾经修订过几次，但老问题仍没有得到很好解决，主要是时代气息不足。
第六阶段即20世纪最后十多年的现行语文教材，虽然专家们力图改变以往的毛病，然而令人失望的恰恰又犯了老毛病——不愿触犯所谓的“敏感区”，结果因为多选老的内容而舍弃新的内容的“保险”，使整个教材远离现实，远离时代，最终被人讥讽为“爷爷上的课，儿孙仍在背”的古董。
中国的语文教材中存在的某些问题，人人都知道它不能再转动了，但却似乎谁也拿不出高招勇敢地摧毁它！
1995年，上海华东理工大学做了一次实验，让该校当年的三千五百一十一名新入学的专科生、本科生、硕士生、博士生做一次中国语文测试。结果测试的平均成绩为63.9分。另一个结果是，学历越高，成绩越低。此次测试中，硕士生和博士生全都不及格。
呜呼！为什么？一位博士生说：我是学理科的，其实小时候我挺爱好语文，可后来从小学读到初中后，读来读去就是那些死板的东西，初中的课文与小学的课文没有多少实质性的变化，无非就是“思想深度”增加了些，再就是多加几篇古文和外国人写的文章。所以高中后我兴趣转到了理科。
对死板不变的教材，那些教学时间长的老师们更有意见，只是他们中大多数人不愿去捅破这层纸而已。
一书中举例说的马文奇是一位普通的语文教师，1954年走上讲台，一站就是四十多年，而他对教材的感叹，便不仅仅是失望了：
1957年，他送走了他第一批学生。教第二批学生时，他对语文教材已了如指掌，他很想给学生们讲点新东西，于是他就反复思考教材中的每一篇课文，从不同角度不同侧面做一些新的理解，在过去的备课笔记上又增添了新的内容，他的努力同样换来了学生们的成绩，马文奇老师感到前所未有的为人师的快乐。
这样送走几批学生后，马文奇老师已教了十多年书，他对中学语文教材已倒背如流，在学校里被称为“语文通”，但他却感到深深的苦恼，他即使想从教材里再挖，点新东西讲给学生听已是力不从心，他觉得无论自己怎样冥思苦想又都转回到自己讲过的东西上。他感到束手无策，他觉得一篇又一篇他讲那些不知讲过多少遍的讲义，是愧做老师的。
他于是打报告给校领导，想讲一些教材以外的文章，这在当年无异于惊世骇俗，得到的答复是：讲教材是老师的义务，至于讲其他是绝不允许的。他只好打消了这个念头，照本宣科，老老实实他讲教材，虽然，从那时他就开始有些厌倦这本教材了。
马文奇老师的惊世骇俗之举在“文革”中成了他不可饶恕的罪行，他要深刻反省讲教材以外的文章是出于什么思想动机，有什么反革命阴谋，是不是想趁机向学生灌输不良毒素？
马文奇老师的回答是想让学生们多接触一些优秀的文学作品，结果，这句话成了一条更大的罪状，马文奇老师因此被打折四根肋骨并被关进了监狱。
新时期以后，马文奇老师重返讲台，面对那一张张稚嫩的渴望知识的脸庞感慨万千，他重新整理备课笔记，虽然他累积起来的几米高的中学教学笔记在“文革”中皆被烧毁，但所有的笔记都藏在他头脑中，他重新开始了教书育人的辛勤工作。
从他第一次教书到他重返讲台再为人师时，时光一瞬间已流走了近三十年，可他手中仍旧是当年那本教材。他虽然因为想讲点教材以外的文章而进了监狱，但他并没有“认真反思过”。他再次向校方提出，在讲好教材的前提下，他想给学生讲点儿教材以外的文章，因为这本教材他已经教了近三十年，其陈旧感是不言而喻的。他感觉中国已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因此，他对这次提出抱有莫大的希望。
但校方领导对此却听而不闻，只是说，如果学生考得不及格，影响了升学率，到那时，上至教委，下至学生家长都不会答应。
马文奇老师不明白，校领导只是开口闭口地提到教委和学生家长，为什么不真正考虑一下学生呢？他们所学所用以后在社会上发挥什么作用，为什么没有人来关心一下呢？
马文奇只好按部就班他讲下去，看着那些学生，他有时真不忍心再这样教下去，可他没有一丝办法。他有时想，怎么就没有人来呼吁一下教材改革呢？他曾经呼吁过，但他人微言轻。
有一次开家长会，一个他不认识的学生家长激动地叫他老师。原来，这位学生家长是他50年代教过的学生。这位学生家长对老师的恩难忘，忆起当年事情时感慨万千。马文奇告诉学生家长，孩子的语文不太好。学生家长也很苦恼，不经意说出的一句话让马文奇几个夜晚难以入眠。学生家长说：“马老师，怎么学的还是那本教材啊！我当年的学生笔记丢了，如果不丢，让孩子看看，一定会考好的，这孩子就是记笔记不认真。”
一句不经意的话说出了多少天下父母的心声。
身为多年老师的马文奇觉得一下子被这句话刺痛了。如果50年代的一本语文笔记，可以帮助90年代的孩子考出好成绩，那我们到底在教给孩子们一些什么东西呢？
还有一次，马文奇在课堂提问时，被学生问得哑口无言。学生回答不上来一篇文章的主题和段落大意，马文奇让他好好想想时，学生说：“老师，我特烦语文课，昨天，我爸爸说，他们那时就分段，找段落大意，找作品主题，现在怎么一点儿没改变呢？”
马文奇看看眼前稚气未脱的学生，觉得学生说的正是自己这么多年想说的，他看看学生，无奈地摇摇头，让学生坐下，一言不发地拿起粉笔把“教参”上段落大意和中心思想的答案抄在了黑板上，让学生们认真地抄在笔记上，然后背熟，记牢。
马文奇临退休前一直盼望着能看到语文教材的改革，但最后他是带着满腹的失望离开了他站了四十多年的讲台。他很想告诉学生语文不是这么学的，教材里的文章也很有限，他很想让学生多读点唐诗、宋词、元曲、、，甚至老子、庄子，但他这些年只告诉学生要读好教材，要找对中心思想，概括好段落大意，注意加点字的解释等。他所期望的真正的语文教育在他大半生的教书生涯中却没有一点儿得以实现。
退休的马文奇望着已经上了高中的小孙子在台灯下写作业，而孙子的教科书竟然仍是当年他所用的教材，马文奇不禁掉下了眼泪。这眼泪不应该在90年代末的今天流下，今天毕 竟是改革开放的年代啊！
老教师马文奇的伤心，亮出了一个中国教材、也是中国教育问题上长期存在的顽症，这便是见不着影子的官僚政府行为。北京市崇文区教研中心教研员苏豫生以自己亲身的经历指出了这一顽症的症结：“我教课多年，到教研中心以后，听了大约一千多节语文课，平均每年一百多节课。我觉得语文课最主要的问题是把一篇生动的课文肢解成一堆知识拼盘，弄得学生对语文最没兴趣。我曾经调查学生最喜欢哪些课，其中喜欢语文课的人特别少，这跟我们今天的语文教材和教学方法有关系，这当中也涉及政府行为。比如教材的陈旧问题，现在中学语文大纲规定的一百零一篇基本篇目，全国各地教材都要包括这些篇目。你要是不把这一百零一篇抠好了，就会影响学生高考。所以，老师要受教材束缚，还要受高考束缚。如果取消了基本篇目，那么全国各地编教材就可以解放一些。我听到一些专家学者说，这个基本篇目究竟要不要值得探讨，这只能通过政府行为来解决，不是任何一级教育领导机构能说了算的。”
有一次我到北京一所著名的中学作报告时，问同学们谁能说出90年代中国出过什么著名文学作品时，竟然没有一个人能回答我，到最后才有一个女生站起来说：“琼瑶的《还珠格格》。”
我哭笑不得。
“你知道现在的老师要求我们的孩子怎样写作文吗？”一位颇有经验的家长振振有词地告诉我，“其实很简单，他们不要求孩子们有自己独立的思想，独立的立意，甚至独立的语汇。因为在老师们看来，孩子们的考试能力与‘标准答案’越接近越好。”
原来如此。原来我们中国的语文都已经进入了数字化“标准”操作阶段了。然而自然科学的高度发展，已经在彻底改变人类的思维形态和语言表达方式。
这使我想起了1999年高考语文试题在新闻报道中公布时，四川成都的一个中学的师生们顿时一片欢呼，原来他们的老师这年押题押出水平了——高考作文题，正好与他平时给学生讲的一篇科普范文相同！老师和同学们为此欢呼万岁——正因为押题的正确，至少使这个班的一半以上同学朝着大学的门迈进了好几步。
“什么最可怕？不是原子弹，是我们人类自身的创造性被人为地扼杀了。”20世纪最伟大的人物爱因斯但早就警告过我们。但中国教育界的某些人士则一意孤行地做着这样一件可以用“丧心病狂”四个字形容的事！
“她写的作文几乎全是假话、假感想、假故事大全。她的同学几乎都写过扶老婆婆过街，给老师送伞，借同学橡皮那类的故事。她们快乐地共同编着一样的故事，然后套上时间、地点、人物三要素格式，去教师那儿领一个好分。她们老师说‘天下文章一大抄，谁不抄谁是傻子’。”诗人邹静之在《女儿的作业》中这样慷慨激昂道，“我在书店看到过《儿童作文经典》这类的书，摆了一架又一架，我不知道‘经典’这词现在已经变得这么随便。这些书的最终目的并不是为了提高你的写作能力，它向你提供些应付考试的、可以改头换面的模本……我曾接触过一些大学生，他们看过的经典比我在‘文革’当知青时还要少，他们不看巴尔扎克，也不看冯梦龙，他们不看金斯堡，也不着白居易。谈到希望，再也不能想像十几岁的人能写出‘野火烧不尽，春风吹又生’的千古名句了。好像文化提高了，好像上学的儿童很多了，但我们看到的只是一个模子里走出来的孩子。”
模子是什么？模子可以用先锋词汇解释为“典型的数字化”。人的思维模型一旦成为像摩托罗拉手机一样以一种样式成千上万地出现在我们这个世界上时，难道不是人类自我毁灭的一天到来了吗？
中国的教学模式之所以引起国人的恐慌与大声疾呼“拯救”。便是这一道理。
深圳朱健国先生在一篇文章中说过两个例子让我难忘。他说参加了1998年高考语文阅卷的张智乾先生有过这样的经历，他在阅卷时发现，有道题要求用时间为主语造出两个比喻句，那些写“时间如航船，载我们去胜利的地方”的考生们，都被批卷的老师给了满分，而另一些写“时间好比我们手中的沙子，从我们手里漏去，从此不再回归；时间就像一列列车，载着我们，经过无数的人生小站，最后抵达死亡”的考生，则被老师判为“思想不积极”而给了零分。为此，身为判卷老师的张先生曾与同为判卷的老师们发生过争吵，结果失败的还是他，而且他还因此让某些领导产生了特别的看法。离奇的是，有位重点中学的权威老师，在调进一所高校的那一年，他的儿子正好考大学，儿子让他借着押题做答案，他的答案结果被判“错误百出”。后来他当语文教研组长后，以自己的权威告诉大家，他的答案就是标准答案，那些曾经判他帮助儿子做的题是“错误百出”的老师们竟一致拍手通过：组长的答案就是比我们的标准！
看，这就是中国教育中所谓的“标准答案”，原来是这样游移不定，原来是这样的随意。
那天我在北大与几位曾经胜利走过十几年的考试而迈入中国最高学府的社会学研究生们一起议论此事时，他们大为感慨道：“标准答案”是一个自然科学里转化来的数字概念，它是计算机时代的产物。可是社会学科里很多问题的解释和理解是不能用什么“标准答案”来判定的。中国的文字和词汇之丰富，一个字词又能有几种解释，还有明意、暗意之分，在这种情况下，谁能把诸如‘齐心协力’与‘同心协力’、‘一心一意’与‘全心全意’这样的词语分解出谁对谁错来。它们之间的标准与非标准，就连电子计算机都无法判定，何况我们那些靠主观臆断的几个判卷老师。而在社会学科里（其实一些自然学科里也同样存在）用“标准答案”来规范、框定学生和考生的认识、行为和能力，培养和训练出来的只能是那些考试机器和失去活跃思想、失去聪灵敏捷、失去独立人格、失去创造性的人！这样的民族教育即使每一个人都进入大学，其危害性也是很大的，大到用最快速、最强制的时间表来毁灭我们这个古老而优秀民族的活力！
中国已经走过了五千多年有记载的历史，几代人的时间在历史长河中仅仅是一瞬。但历史又常常因为一个人或者一个时代的某些行为，使得航船出现巨大的倾斜。由此我们设想，从我们已经深感“标准答案”之危害的过去十几年，到今后仍继续进行如此严酷死板的应试教育，那么我们中国就会出现两至三代人的创造力与独立人格的毁灭。而这未来的二三十年将是人类比任何时候都要快速发展的时代，当别人已经教孩子们如何通过网上搜寻去占有资源与财富时，我们仍停留在教育孩子如何“铁杵磨成针”，这之间的差异将注定中国被人吃掉的日子不会久远了。
每年近千万参加高考的考生，加上他们的家长就是小一个亿的人数，再算上三亿中小学生和大学生们及他们的家庭成员，中国不是天天都有近一半以上的人在被“标准答案”所困惑并埋头苦干着吗？年年都有大批的学生不能继续升学，年年都有那么多靠死记硬背而迈进死板式教育门槛的学生，年年有那么多经历“标准答案”拿到一纸文凭却到社会上连饭碗都不好找的毕业生，无论他们是“成功”还是“失败”了，不都是这种人为的模式化教育的牺牲品吗？
如此看来，中国的作文准都不会写了，只有那些老师，那些制定且背熟了“标准答案”的老师，那些手执考试卷子和红笔的老师们才会做。真是可悲。
有一位专家对我说，中国的高考语文试题，特别是作文试题，可以说恢复高考二十二年来，绝对打不了及格分，因为从国家考试中心的题库中选出题目开始，到阅卷老师的判卷、打分的整个过程，都充满了“八股文风”！他的话提示了我对二十二年来的高考语文试题作了一次认真的翻阅，结果发现确实很有趣，也很可笑。
考题大体为四类。一类便是像1977年的《我在这战斗的一年里》；二类像1982年的《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1998年的《坚韧——我追求的品格》；三类如1980年的《读《画蛋》有感》；四类像1998年的另一考题：《妈妈只洗了一只鞋》。这几类考题，“教书匠”们自我评价是“年年高考话作文，年年文题有创新”。其实，细看一下，就会发觉中国的高考语文试题都有一个共同的老毛病，这就是“八股”气。它集中反映了考题总是以模棱两可、含糊不清来实现对学生的“假想敌人”的攻击；往往不是侧重将作文作为考察学生的写作能力这一主导方向，而是使考生将大量时间和精力花在猜测题意上。像1988年的看四幅落水救人的图、1996年的《给六指做整形手术》和《截错了》两幅漫画题，这样的题意，不同考生可以得出不同看法。其实本来是可以发挥学生的创造性思维的，可偏偏考生们不敢这么做，因为老师早已告诉他们：如果不扣题，就会失大分。所以谁还敢轻易任思绪飞翔？一顶模式化的“标准答案”大帽子压在考生头上，你想发挥一下吗？你敢？当心你的一生命运可能就砸在这一“发挥”上！
于是，学生们每天都在课堂上听老师讲那些其实就是“八股”中“破题”、“承题”等传承而来的“扣题”、“立意”。其结果是说“扣题”，实力让你戴着手铸跳舞；讲“立意”，实则叫你蹲在井里游泳。久而久之，教书的老师就有了一套对付这种考题的本领，如老师教给学生：凡以后遇到像需要表明“责任”一类的题目时，就按照“谈谈孔繁霖，批判王宝森，想到钱学森，联系中学生”的方程式去填就行了，而且准能获得高分。于是1998年高考作文主题“战胜脆弱”的卷子上，成千上万的考生为了表现“坚强”的精神，竟然不惜让自己的父母都“双亡”，那一模一样的故事编得最后连判卷老师都发笑了，最好调查一下，如果真的父母双亡的，我们就给好分，如果不是，我们也给好分，因为这是中国式的“标准作文”。
用放大镜看完了语文教材和高考语文考题的幽默剧，再回头想想孩子们为什么不愿学语文，和今天我们庞大的国家，越来越出不了能写优秀作品的年轻人，是不是与此也多少有点关系？想想今天影坛、歌坛、电视台里那些肤浅不堪的“流行与时髦文化”，是不是也同样与我们多年来的语文教学有关呢？
太闷了，有人就会出来说话。关于语文教材的改革问题，自《光明日报》、《羊城晚报》、《北京文学》等报刊频频发表文章后，1998至1999两年，几乎成了“讨伐中国语文”年。有人说，“让今天的孩子再读鲁迅的文章是教唆他学会跟政府对着干，是让他们从小学会伶牙俐齿”，“早该把鲁迅这样的古董从教科书还原到坟墓之中”；“郭沫若是什么？他的文章里渗满了奴骨，让孩子学他能获得赚钱的手段还是做人的准则”；“中国为什么出不了比尔·盖茨这样的软件之王，就是因为几代人一直在傻学雷锋故事和朱德的扁担那种傻人傻事”等等。本来是优秀民族文化的辉煌遗产，本来是中国新文化运动的杰出缔造者留下的经典之作，本来是共和国大厦与社会主义精神文明的基石，想动摇和抛弃它，不是很危险吗？什么可以丢，什么不可以丢，什么应该改进，什么应该弘扬，什么必须拒绝，什么必须坚持，如此大是大非，“秀才”们千万不要忘了，忘了就会出现麻烦。中华民族的优秀文化遗产和马列主义在任何时候都不能轻易“讨伐”的。记住这一点有好处。
值得一提的是，在我完成此作时，听到国家教委发出的关于《2000年秋季中小学教学用书目录》，首先是内容将作不低于三分之一的大调整，其次是高中语文的旧教材将被停止使用，这从另一个方面说明了现在的教育部门适应了时势的发展需要。同时也证明了社会上那么多人对现行教材的不满是有道理的。在今天国家教委所进行的一系列大刀阔斧的教育改革中，对教材的改革力度是前所未有的，让人欢欣鼓舞！
我们期待新教材真的能适合培养高素质的下一代。
二问天：明星与天才真能制造？
写这一问时，正好那天中央电视台午间新闻后的“今日说法”节目里，播出了这样一则内容：北京一个女高中生叫刘瑶，她母亲与天蝶公司签订了一个由刘瑶方出资十万元、公司方出资二十万元、两年之内由该公司将刘瑶培养成影视歌三栖明星的合同，但四个月后，刘瑶本人和她母亲觉得该公司没有什么作为，于是向公司提出退回已交付的五万元“培养费”款项。公司不干，说合同时间是两年内完成对刘瑶的“明星培养”，不予退钱。无奈中，刘瑶母亲把这家公司告上了法庭。最后法庭判定“天蝶公司”没能按照合同内容完成对刘瑶应该做的培训工作，应退回四万元。
《今日说法》持人最后说，此起民事官司，虽然原告刘瑶胜诉，但作为这样的民事案件，它给我们很多反面的启示，那就是：艺术明星这样的人才，并不是靠简单的人为包装培养就能实现的。主持人提醒广大学生家长，不要在培养子女问题上出现不合人才培养规律的错误做法。刘瑶的“明星梦”破灭的节目播出时间正好是新千年前夜。这件事永远留在了过去，但“刘瑶现象”在当今社会还有很多很多，我可以用一个简单的数字来说明：中国目前每年约有二十多万青年在影视圈内淘金，其中女孩子占百分之八十，也就是说约有十六万女孩子在等待着哪一天会像赵薇一样被“伯乐”发现和重用。也许平时我们确实看到生活中一夜成名的人物越来越多，所以才使一些家长为了儿女成才，不断地制造着无数神话和离奇故事。而今确实由于许多所谓的“明星”带给本人及家庭丰厚的物质与荣誉，因而使得无数梦想一夜之间改变命运的家长与青少年们，对明星的崇拜与追求，变得越来越疯狂。
单说赵薇的追星族们的所作所为就能让人气死。一个女孩子听说赵薇要到她生活的城市演出，后来因为知道是个“传言”，于是就跳楼自杀，虽被人救起，仍造成终身残疾。另一个姓李的女孩子死活要让父母到派出所把自己原来的名字改成“李薇”，父母说你这不是神经有毛病嘛！就这么一句话，这孩子就离家出走了，把父母急得满世界找，最后孩子的母亲心脏病复发，死在了找孩子的途中……这些令人痛心和荒唐的事情，不胜枚举。
1999年的北京电影学院因为《还珠格格》和学生赵薇的火爆，在新一年招生时简直空前热闹，着实让学院的知名度“实惠”了一番。本来表演系只招三十来个学员，后来报考者多达四千多名！我一个亲戚在电影学院工作，他告诉我当时招生的场面之壮观、之热烈，听后真让我感到我们这些梦想当明星的家长和孩子们太值得敬佩了。
他说有位广州来的母女俩，前两年曾来过电影学院报名，但因为没有考上，老师有意无意间说了“这孩子还是有些灵气的”，高中毕业的女儿本来可以考进一所文科类大学，也因此放弃了高考，母亲原来在一个公司当出口部经理也不当了，她说把女儿培养培养，以后成了明星“出口”，一夜一首歌就是几万元，一年接上三五个电视片，百八十万元还不像捡似的！为此，母女俩在广州请了几位专业教师当家教，天天训练，花出多少钱不说，光那间原来当客厅的四十多平米房间里的地板都磨薄了两毫米。当她们第三年出现在电影学院时，老师对那孩子的结论仍然是“有些灵气”，那孩子仍然被拒之校门外。女孩子哭得要死要活，当母亲的也不干了，责问老师凭什么不录取“有灵气”的孩子？老师被问急了，说我是怕伤了你们的心，才这样说，可‘有灵气’的孩子并非你们家一个孩子呀！你们看看来报考的孩子中哪个没有点灵气？再说‘有灵气’的孩子也并不一定就适合我们学校的招生要求呀！电影学院的学员还需要其它很多条件，比如文化课成绩，艺术潜力大不大等等。那孩子的母亲拉住老师的手追问道：那你再说说我们孩子到底哪个方面有问题？老师连连摆手，说我哪敢再给你说？要真说了你回去又花几十万元请人培训，如果还是考不上，那时候你们不把我给宰了才怪。那母亲大怒，顺手抄起一根木棍，就往那老师头上砸去：你以为我现在就不想宰你？狗日的，你害得我们好苦，光赔进的钱就是几十万元，还有要不回来的几年时光！
有一位父亲，说自从看张艺谋导演《红高粱》成功后，他就发誓要让自己的儿子将来也成为大导演。为此，这位父亲从儿子十二岁起，就开始训练他当导演的能力，教他如何摆阵布局，如何策划戏剧情节，如何调动演员情绪等等，那儿子也算是聪明，教什么会什么。后来大了些，到十五六岁了，有一天突然问父亲，老这样练太没劲，得有些真人参加才行。父亲就说那你能动员几个同学最好嘛。于是经过儿子出钱“招聘”，还真来了几个临时“演员”，父亲一看，还行，儿子找的女“演员”还算有点“靓”。管吃管住这是自然的事，父亲掏腰包一天就是几百元。别人嘲笑他傻，这父亲说你们才傻，我现在投资，将来儿子有朝一日当了“张艺谋第二”时，钱算什么东西？一年不挣回几个百万就不是大导演！儿子也很卖力，天天放学回家的第一件事就是给几个女“演员”导演，常常到很晚时间。突然有一天父亲觉得到儿子回屋睡觉的时间了，于是来到“导演棚”里。天哪，自己家的小子正光着身子与一位同样光着身子的女“演员”搂在一起。父亲气急败坏地将儿子从地上拎起来，说我呕心沥血培养你当导演，你他妈狗日的小小年纪不干正事，尽给我丢脸呀！儿子嗡声嗡气地说：我没有不听你的话呀，不是都说要当好导演，先得学会睡女人吗？这个父亲气得差点没昏过去。
不知是今天的传媒误导了我们广大学生家长和不懂世事的学子们，还是我们今天的大众媒体过多地崇尚明星并给予他们太多光环的缘故，从80年代后期开始，与艺术和影视专业沾边的大学越来越热门。如北京的电影学院、中央戏剧学院、北京舞蹈学院、中央音乐学院、北京广播学院这些可以诞生明星的高等学府，成了广大学子和他们的家长追求与奋斗的目标。为了能实现进这样的大学而编织的“大学梦”，我们从每一个考生和他们身后的家长那里所听到的故事，几乎无一例外的可以轻易进入我们的报告文学作品之中。
一对已经在中央音乐学院附近一间不足十平米的平房里住了八年的东北父女俩，今年即将搬出这间“八年抗战”的小房子，我听到了这位白先生讲述他的“秘密历程”——
白先生是东北人，身材魁梧，看得出，年轻时是个很酷的男人。事实上正是这个原因，他才有可能被当时下放到东北的一位上海歌舞团女学员看中并做了她丈夫。白先生是实实在在的工人出身，当时在哈尔滨一家肉联厂当搬运工，体力劳动使他的雄性气概更加突出，加上他娶了位相貌出众的上海姑娘做老婆，在结婚的头几年，白先生可谓风头出尽，很快小两口有了一个千金，日子就这么平平安安地过着。待到上山下乡的知青开始可以回城了，白先生为了老婆的前程和孩子的未来，1987年他们一家便搬到了上海。全家临时在闸北区苏州河边租了一间房子过日子。白先生的任务是负责每天接送孩子上学和到一家街道小工厂做临时工。女人是搞艺术的，一出家门就很风光，谁也看不出她生活在上海的“贫民窟”。过惯了那种充满了顶天立地的豪气生活的白先生，觉得上海这块地盘不适应自己，尤其是三口之家的生活实在无法正常维持，孩子是借读生，学校收费比一般的学生要高出几倍，女人收入不多，可每天用在化妆上的费用还得靠他做临时工拿的几个钱补贴。为留与走的问题，白先生没少跟女人吵架，最后俩人达成协议：女人留在上海，他带孩子回哈尔滨。离开上海的那一天，一家三口抱在一起哭了一场，夫妻俩心里清楚，这一别可能就不再是一家人了。第二年，女人给她寄来一张离婚协议书。信中说，离婚的原因不用说了，孩子可以留在哈尔滨，也可以到上海。白先生说什么也没有同意孩子到上海，他把女儿视为生命中的最重要的部分，从此开始了一个男人艰苦的追求与梦想。
“孩子在气质与长相方面都继承了她妈的优点，同时又从我们东北人的血脉里获得了良好的身材。可以说，先天的条件她都有了。只是她不该留在我这样一个没有一点儿艺术细胞的父亲身边。”白先生说完拿出一张女儿的相片给我看。
“真是天生的明星！”照片上的女孩子，既有南方女孩子的秀美，又有北方姑娘的娇艳，非常出众。
白先生听完我的赞美，颇为自愧道：这孩子如果放在你们北京人手里，现在不是赵蔽也应该是陈红了。
白先生陷入那些令他难忘的往事之中，他说在孩子小学四五年级开始，总有人在他面前说，看这女孩长得多漂亮，将来准能当刘晓庆、巩俐一样的大明星。开始白先生并没有在意，直到有一次，孩子的学校被一家广告公司看中，做了个食品广告上了镜头。广告公司给学校五千元报酬，上镜头的孩子因此得到一件特别礼物。孩子回家跟父亲说了这事后，白先生琢磨了一夜，正是这一夜，白先生决定了一件大事：一定要把女儿培养成全国著名的大明星！
从此以后，白先生决心把自己的全部心血放在培养女儿身上，他心中有个强烈的愿望，那就是把从离婚老婆身上失去的东西，从女儿未来的光环中追回来！白先生本人对艺术一无所知，但他起码知道两点：一是女儿的学习必须好，二是女儿的艺术才能必须得有专业人士指导培训。前者他自己能做到，那就是严格要求女儿上好每一天的课，做好每一道题。后者他可以通过高薪请人达到目的。为此，白先生凭着强壮的身体，身兼三职，每个月赚回两至三千元来完成对女儿的培养。就这样，白先生带女儿度过了小学六个年头。要上初中了，孩子未来的路怎么走，这可是个大问题。
“什么样的环境造就什么样的明星。没有大的舞台就不可能出大的明星。”一位诗人气质的音乐教师对白先生说。这句话让白先生整整几夜没有睡好觉，因为有人对他说，你想把孩子培养成全国著名的大明星，不到北京的最高艺术学府学习深造，就等于白日做梦。
于是，白先生作出了一个令很多东北人称道的选择：辞职陪女儿上北京读书。
这是个难忘的日子：1993年9月1日。这天，白先生怀着对北京的一片敬仰和对女儿未来的无限憧憬，住进了北京丰台区的一间农民房子。大城市规定就是多，外地孩子上学只能进私立学校，公立学校不可以上。白先生对此没有怨言，他反认为北京就应该这样严格管理，不过让他不满意的是北京私立学校收费太高，但为了孩子能上完中学，他忍痛把哈尔滨的三间祖传老房子卖掉了，将所得的十二万元的三分之二交给了孩子上学的那所私立学校。
每次接孩子时，白先生看到像潮水一般的接送车队停留在学校门口，他不敢把带女儿的自行车停到附近三百米以内的地方，一旦被孩子的同学们看到了，就等于让自己的孩子受到一次最沉重的心灵打击。白先生听市民指指点点，说上这个私立学校的家长都是大款，心里总是暗暗叫苦。为了不让孩子受到歧视，他在给学校的家长工作单位和职业一栏里填的是“民营经商户”。显然在私立学校里，大多数家长的职业都是生意人，他白先生也算其中一个吧。学校很会刮这些财大气粗的个体经商户的腰包，一到逢年过节，总要想个法子让这些有钱的家长们慷慨解囊。“六一节”到了，白先生又一次被当作家长代表被学校叫去，老师提了个小要求：希望家长们支持学校在“六一”前为迎接上级检查而修建一座游泳馆出点力，“当然是自愿啊，我们绝对不搞强求！”校长非常严肃地向家长们表示，并说一旦发现有强求之意，大家可以向上级教育局举报。马上就有真正的大款举手，说拿出十万元赞助学校。这边刚落下手，那边的另一位家长立即表示愿意出二十万元无偿支持学校。最后有位据说个人资产达十个亿的学生家长一诺而出五十万元。白先生在会上第一次看到了什么叫有钱人，也第一次领略到了穷人的滋味，从此他再不敢参加什么家长会了，他让女儿以“爸爸业务很忙，出国在外没时间参加”之类的话推辞。
其实，孩子上学仅仅是一方面的开支，白先生要负担的远远不止这些。京城的艺术界大腕太多，名人也太多，一个好的老师可以一夜间把自己的学生捧上天，找不到门道，转一辈子恐怕也不一定进得了艺术殿堂的门槛。白先生来北京时间一长，便多少知道些“圈里”的事，为此他给女儿设计好了几套成才方案，先是练习声乐和舞蹈。这两项基本功据说是未来女明星们必须具备的条件。白先生想要让女儿成为最红的明星，自然要找最杰出的老师。
好不容易找到一位收费并不太高却注重人长相的“导师”，条件是学生在学习期间的演出收入归他。白先生觉得这个条件是可以接受的，只是让白先生不放心的是，他总觉得这位“导师”的眼里内容不太对劲。唉，艺术家嘛，不都是那个德行！只要为了女儿的艺术才能有长进，就是火坑也得让她跳进去试一试。为了安全起见，白先生想出一个“高招”——他对那位“导师”说他愿意义务为“导师”家做家务。
“导师”眼睛一亮：行啊，说好了，我不付一分钱哟？没错。白先生保证。
女儿就这样交出去了。但白先生越干越不对头，因为那“导师”在给他女儿上形体训练课时，怎么两只魔掌总是在孩子上身乱摸！
回到家，白先生旁敲侧击问孩子有什么不对劲的地方？孩子说没有呀？于是白先生就不好再说什么了。接着上课吧。
时间过得很快，当白先生又一次将五千元学费交给那“导师”时，对方告诉他说下个月要带学生上南方去演出一次。大约十天时间。白先生一想：反正孩子放暑假了，倒是个实习机会。不过临出门那天，他教给女儿出门在外的几个“注意事项”。天真烂漫的女孩哪知父亲心头的担忧，只顾点头，却并没在意老爸那双眼里隐藏的几多忧虑。
在女儿出去的几天里，白先生心神不定，那天因为想女儿的事而独自呆呆地在冷冻库里忘了出来，结果被同事关在里面，差点出了人命。第二天他便不能上班了，正好这天半夜，女儿突然从外地打来电话，哭着要回来……
到广东顺德一家宾馆终于找到了女儿。还好，白先生见如花似玉的女儿没有出什么大事。只是这回他再不让女儿跟那个“导师”学艺了。女儿告诉父亲，就是这位“导师”在到广东顺德的第一天晚上，便让她进他房间“陪陪”。开始她并不懂“陪陪”是啥意思，后来发现不对劲时，便哭着要走。那“导师”就大发脾气，狠狠地抽了她两记耳光，气呼呼地对她说：“像你这样呆头呆脑的丫头也想出人头地？哼，只要我在圈内，就休想！”
去他妈的！北京有的是比他强的。走，我们重新找人给他看看！白先生让女儿擦干眼泪。
漫长的六年中学生活之后，白先生由初到北京时浑身散发着阳刚之气的东北壮汉，变成了从里到外透着不堪一击的弱朽之躯。“那是人苦心苦给逼成这样的。”白先生说。孩子在北京一年，学费加学艺的费用至少三万元，全靠他一个人挣出来。在北京当临时工最多的收入一年也就在万把元，其余的钱怎么来的，白先生说他不愿意讲。
最后他终于说出了他的秘密：每年他卖三次血，能得五千元；每个周末外出收废品，一年也在八千元左右；除此之外，他帮过一个小哥们在东北做成过一次大豆生意，赚了两万多元。“总之，除了没偷没抢，什么事我都干过。”白先生说。
同时，女儿自己也想了不少办法，比如她利用一个星期两小时为比她小的同学做家教。她自己的学习用具都是靠她自己挣来的钱买的。白先生很自豪地从一个打好包的纸箱里取出几个不同的书包和笔盒给我看：这些都是她用自己的钱买的。
我抚摸着一个个已经磨破的笔盒，感慨万千地想：也许白先生的孩子，是世界上惟一一个在“贵族学校”靠自己的劳动挣钱的学生了。
“可是你花了那么大的心血，最后却为什么没有让女儿上艺术类大学呢？”我一直不理解在北京苦苦挣扎了八年，一心想把女儿培养成明星的他，结果在去年女儿考大学时，却把她送进了一所普通大学，而没有送她到他梦寐以求的电影学院和戏剧学院或者是舞蹈学院。
“不是不想，而是有一天我突然感到自己的想法太过时了，或者说太急功近利了。”白说，触动他产生这个想法的是前年他带着女儿去某艺术学院招生现场所看到的一幕。“那天我和女儿本想观摩一下，谁知，那天的一个意外事情使我和女儿都改变了往日的明星梦追求。其实也不算是惊心动魄的大事，这种情景听艺术院校的老师们说年年都可以见到。正因为如此，才真正触动了我和女儿的心哪。那天我和女儿到音乐学院门口看招生，想不到初试的人有几千人！而且这些孩子一个比一个强，女孩子个个长得像花似的，好像都曾在电影电视里见过。结果呢，这些孩子没有多少被录取。我们看到有父女俩抱头痛哭，哭得伤心的程度令在场的人不得不过来劝解。那女孩子一边抹眼泪一边向在场的人说，她父亲已经得癌症三年了，就是为了她考音乐学院，不惜到一个有毒的矿上干重活挣钱才得上的。三年了，他把看病的钱全都花在了女儿的学艺上，这最后的一年，结果她没考上，父亲再也无力到矿上为她挣钱继续学艺和考大学了……那父亲后来不顾脸面地流着眼泪对我们在场的人说，你们也别信啥明星不明星，孩子能有个有幸福的家庭、有个工作做就行了。人死了，还有啥求的？就是儿女成了大明星，当爹当妈的都累死了，能看见些啥呢？就算我们的儿女当了大明星，心里会有欢笑吗？没有，不会有的……”
白先生久久没有从这段往事中收回他的思绪，而我也同样因这个震憾心灵的故事而沉默了。
一个家庭的明星梦的破灭，使白先生父女俩对自己的人生作出了另一种选择。我问他是不是因为别人的失败也动摇了他们的信心？白先生摇头说：“完全不是。我的女儿的先天条件和后天才能都使我有足够的信心。但我们父女俩都一致同意放弃往日的明星梦，觉得这条路现在被严重误导了。如果说大学高考是千万人抢行的独木桥，那么选择当艺术家、当影视歌明星、主持人等职业的路，其实是比独木梳、比钢丝绳更难走。你想，现在高考录取率全国大概是百分之十左右的比例，大中城市几乎达到了百分之五十左右。可制造明星的艺术类大学的比例是几百分之一，甚至是几千分之一！我自信我女儿可以成为这几百分之一、几千分之一，但我想，假如我女儿成了这几百分之一、几千分之一，那不意味着由于她的成功而使他人的梦想彻底毁灭了吗？这太残酷了！我不愿意自己的孩子和家庭出现这种被人挤压的残酷，但我也不愿意看到我和我孩子使别的孩子和别的家庭出现这种结果，所以我和孩子决定放弃。而且我也借此希望那些仍在苦苦追求把孩子制造成明星的家长们，早早休战吧！那实在是太痛苦的厮杀，杀害的都是我们自己。”
想不到学问不深的白先生说出了如此动听的警世之言。
人为的制造明星，在今天的中国其实是个很泛滥的现象。据说目前在北京几家电视台“寄生”的编外节目制作人大约有上千人，而他们每人手下的“学生”少则十几位，多则上百位，也就是说北京城里的几家电视台外围至少有万人以上的少男少女（以少女居多）在等候哪一天中央电视台的大门或者北京电视台的大门给自己留出一条缝来，并期望在某“大导”的提携之下一鸣惊人，红遍神州。北京某台文艺部的一位名导不无苦恼地向我诉说，自从他当了文艺部节目的主审后，就时不时有陌生人跑到他家堵他，“你要是不理他们，说不定某个小报就出来一篇文章把你损得有苦难辩；你要是理吧，他们有的是全家，有的是父女，有的是母女，像藤似的缠着你，说是向你送人才来了，把一个大活人往你面前一推，说这是俺家的千金、公子，如何如何的爱好艺术，如何如何的有灵气，又如何如何的向往影视艺术。有钱的，开口便直截了当地说开什么价都行，只要让我孩子能像‘小燕子’一样演部戏。还说赵薇算什么？要是我孩子演小燕子，准比她强几倍。没钱的也一样慷慨，你大导演只要能让俺孩子演个角色，哪怕在镜头里露个脸，我们全家给你做牛做马都行。有一次我实在被一对父母的执着所感动，同时看看那女孩子相貌也确实可以，便有意让她在一个小节目里试着演个小角色。哪里想到，这位自报是高三生的女孩，竟把二百来字的台词读错了五六个地方。我说你这个文化水平以后怎么进大学呀？她说艺术院校主要是考艺术专业，文化课成绩不是主要的。我一听就跟她急了，谁告诉你的？你以为现在还像前十几年考一二百分就可以进艺术院校？美得你！现在，人们都以为唱一首歌，演个角色，露一次面就可以成为大明星了，就可以名扬四方、财源滚滚！这是天大的误导！中国现有专业影视人员不下一两万人，每年又有数百人从大学毕业，能在影视屏幕上闪闪发光的也就是那么二三十个，加上红火的歌手、乐手和其他艺术家不到一二百人，不久前是我们熟悉的大牌名星几年没戏接的比比皆是。就是赵蔽同班同学和比她高几届的电影学院表演系的学生，在影视圈里打杂的也有的是。”这位有责任感的艺术家的一番话，足以让沉浸于明星梦的人们清醒了。
在南京，当我讲起电影学院1999年招生的“后赵薇现象”时，朋友笑说这并不稀奇。前一年，电视剧《小萝卜头》的剧组招聘演员引发了一场争当明星的大战。剧组在重拍这部历史题材电视剧时；导演考虑到“小萝卜头”的特殊形象，“要漂亮，看上去要有三四十年代的感觉，弱弱的小可怜的样子，当然孩子还必须有灵气……”原定开机时间快到了，可主角仍没适合的，于是有人提出公开招聘，这样可能选择的面更宽些。《新华日报》、《扬子晚报》透露消息：剧组准备在全国范围内寻找“小萝卜头”演员，一个三至四岁，一个七至八岁。岂料从剧组透露信息到开机拍摄的一个多月时间里，全国共有十万余儿童少年经家长们之手，参加竞选“小萝卜头”。最后从这十万余名竟选者中，杭州的小唐天被剧组“一眼盯上”，成为一位“一步登天”的小明星。
一个人选十万人争！可见中国人追逐明星梦多么狂热。
对现实生活浅薄的认识、新闻媒介片面而庸俗的误导，使相当多的一部分学生和家长产生了做明星可以一步登天的错觉，因而在培养大学生的人才道路上出现了许多无谓的投入和盲目的追求，如今，已经到了打开这一误区的时候了。
与此同时，十分相信神和喜欢造神的中国人，又特别迷信那些制造天才的神话，可谓是急功近利，使尽招术。记不得哪家电视台报道过这么一则新闻：有一位三十来岁的农民，把自己十二岁的女儿培养成了神童，1998年考进大学，他的招术就是不进学校，因为他的理论是，传统的小学、初中、高中教学目的只是为了高考一关，用十二年时间太长。他便按照历年考大学的要求，自制“教学大纲”，每天把孩子关在一间小屋里进行封闭式教学。从电视屏幕上看到这位家长的孩子很一般，看不出有特别的灵气。但这位把自己女儿制造成“神童”的家长，还真的把十二岁的女儿送进了大学。这种教育路子培养出的孩子，是否值得提倡，暂且不论，值得关注的是，当这位家长把十二岁的女儿送进大学的消息传出后，湖南、江西、湖北等好几个省的家长带着孩子，要求进由这位农民开的“神童学校”。当地教育部门得知后，说这是非法办校，劝说那些送孩子来的家长把孩子领回去，重新进正规学校。谁知家长们一个也不听教育局官员的话，他们说，我们培养孩子就是为了让他们能够考上大学，至于选择什么方式谁也管不着，只要能保证孩子考上大学，他（指那农民）用什么方法我们都不在乎。据悉这个电视报道后，该农民的“神童学校”又一下多了两倍的学生。几十位来自各地的孩子正在进行着“神童”的教育与训练，有的孩子家长甚至连自己的家都不要了，陪着孩子到当地住下，他们一心期待两三年后自己的孩子能稳稳当当地走进大学校门……
有人后来问那位农民“校长”为何有此奇想，他的回答很简单：中国科技大学不是也在搞大学少年班？那是国家花大钱在搞，我不花国家一分钱，同样出了少年大学生，利国利民，你们应该表扬我才对头。
有人再问这位农民“校长”：你把女儿培养成“神童”了，她进了大学又能怎样呢？他理直气壮地回答：我没有想过她上了大学以后会怎样，但重要的是她比别的孩子提前好几年上了大学。中国的家长对子女们能有什么愿望？不就是希望他们上大学嘛！我的目的就是：我已经做到了。
瞧，有据有理，头头是道。
是啊，中国人对后代的期望，自古至今都是一个，那就是成名成家，“学而优则仕”。也许正是这个不朽的心愿，才使我们五千年的古老教育传统里，总有甩不掉的造神模式和造神本身带来的奇特效应。
现在四十岁上下的人都应该清楚地记得，当1977年国家恢复停止了许多年的高考，数以千万计的青年人狂喜地重新拿起书本，走进新奇而陌生的大学校门时，一位年仅十三岁的少年，也以优异成绩考进了中国科技大学，坐在了比他年岁大很多的大哥哥大姐姐们的身边。他就是名噪一时的神童——宁铂。这位被江西冶金学院教师发现并向时任副总理的方毅同志推荐的少年神童，具有超常的智力，两岁半就能背诵三十多首毛主席诗词，三岁能数一百个数，四岁学会四百多个汉字，五岁上学，六七岁开始攻读医书，并掌握许多中草药，八九岁时已经能下围棋、熟讲《水浒》……“请科技大学去了解一下，如属实，应破格收入大学学习。”副总理大笔一挥，当年12月底，正值全国恢复高考第一年的最紧张阶段，江西省招生办派出要员，直赴宁铂家乡对这位神童面试，结果发现果真情况属实。这宁铂不仅在文学、数学、医学和棋艺上才能超群，还有相当高的实际能力，主考老师跟他下围棋三盘，老师输了两盘。考试结束后，小宁铂还当场提笔写了一首七律诗。
“好好！太好了！有思想，有观点，有文采。此乃真神童也。”考官大人们不无拍手叫绝。宁铂从此作为中国神童的代表，在科学的春天里广为国人传颂。而也正是他这一神童的出现，使得全国各地迅速冒出了无数的神童来。那时中国是个百废待兴的年代，人才是国家最宝贵的资源和财富，党中央高层人士对智力超常少年给予极大重视，第一个神童大学生班——中国科技大学少年班，便由此诞生。之后，北大、清华、上海交大等等著名大学都相继办起了“少年班”，一时间，中国的“神童”到处都是。而像宁铂这样的少年天才的事迹，确实深深地影响和鼓舞了被“文革”耽误了一代的中国年轻人发愤图强学习科学文化知识的信心与决心。
宁铂式的神童，在中国“知识越多越反动”的极左时期结束后的拨乱反正中，起到了不可低估的作用，更给新时期中国高等教育增添了一道亮丽的风景线。新华社在中国科技大学少年班二十周年回眸的一篇报道中这样说：科技大学在二十年间已向全国各地招收共七百一十多名十五岁以下的大学生，已毕业十五届，共五百五十名学生，其中百分之七十二考取国内外研究生，一百多名已获博士学位，这一比例远远高于普通本科生。少年班创造了中国教育界的一系列之“最”：十一岁的大学生、十五岁的研究生、二十三岁的博士生、二十六岁的副教授、三十岁的教授，他们渐渐显示出群体优势，在国内外一些著名学府、科研机构和经济领域中崭露头角，担任重要工作。十三岁考进科大少年班的施展，毕业后在国外攻读博士学位期间，一举攻克数学界著名的难题“关于布朗运动的数学模型”，刚届三十岁就已成为法国居里大学的博士生导师。在美国加州大学的科大少年班学生张家杰是世界上第一位认知学博士……所有这些，都充分让人相信，“神童现象”的存在是客观的，有辉煌业绩的，特别是在人类社会进入“知本家”时代后，人们对二三十岁的博士在美国华尔街威震世界金融界的一条条诱人的报道，怎不叫国人叹为观止！
二十多年过去了，关于中国有没有神童，大学少年班的路子是否真的成功了，这些问题一直是人们关心和议论的焦点。而人们之所以热衷于这样的话题，就在于中国对造神运动始终情有独钟，它源于我们上一辈人对后一代人寄予的希望之巨、之热切，就像希望孩子像“小燕子”一夜成名那样，更希望自己的孩子在数理化方面有宁铂般的超常能力，中国的各个阶层的家长不免人人都有此心。这就使得“神童”们头上的光环更加神秘。
天才神童真的有吗？
1999年11月中旬，我来到了如今全国惟一的保留少年大学预备班的苏州中学调查。这也是我作为苏州人第一次踏进这所从小在我心目中非常神圣的中国名校。吴江桥下古运河畔的苏州中学，也许是今天中国几万所中学中建校时间最长的中学了。1035年，四十七岁的北宋大文学家范仲淹到苏州任郡守。范大人在城里转了一圈就选定了一块建宅风水宝地——南园。“妙妙，此地真好，在此建宅，世世代代必生公卿。”一位风水先生在范仲淹面前连连称道。然而“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的范仲淹回神一想：既然此处风水最好，与其吾家得此富贵，何不在此办所学校，让天下读书人都在此深造而共得此富贵呢？范仲淹不愧是一代名士，他立即将自己的想法上奏仁宗皇帝，请求捐地建学，造就人才。仁宗皇帝甚喜，准得奏章，从此苏州有了学校，“甲于东南”的吴学也由此开始，并一直沿袭至今。范仲淹捐地办学的故事在江南广为传颂，而作为建于此的苏州中学虽几经易名，但其根基在近千年间却始终未移过南园宝地一步。至于这里出过多少名士才人，真可谓不计其数。我只知道仅二十世纪百年间就有孙中山的大秘书陈去病、语言学家吕叔湘、国学大师钱穆；史学家吕思勉、教育家王国维。叶圣陶、政治家孙起孟等一大批学者都在此执教过。在名师熏陶下的苏州中学，莘莘学子中人才辈出。当代名人史学家胡绳、顾颉刚、教育家匡亚明、科学家钱伟长、文学家于伶、严辰、陆文夫和国家女排教练袁伟民等都出师南园宝地。仅苏州中学出来的中国科学院院士和中国工程院院士就有三十一人之多，这个数字与北京大学现有的院士数量不相上下。但是很多人并不知道苏州中学在最近的二十多年里，还为国家教育事业担当了一个特殊的角色，即为中国科技大学少年班输送少年大学生，是名符其实的“神童”的摇篮。
那应该是个神秘的地方。走进这所熟悉而又陌生的学校时，我猜测着校长是不是愿意接受我这个带着“有色眼镜去看神童”的特殊来访者？不想，倪振民校长一谈“身世”，我们马上成了“自家人”——当年他插队的地方，就离我曾经干过不少年农活的乡村不远。一种天然的亲近，使我有机会比较客观和真实地对中国现存的“神童”现象作出相对准确的结论——我真的很感谢倪校长，他的大智若愚的学者风范使我获益匪浅。
倪校长向我介绍，苏州中学的“大学少年预备班”是当时根据国家教委精神，与中国科技大学联合创办的，始建于1985年。首先是针对中国科技大学少年班招生后出现的一些问题，如怎样更好更系统地发掘少年天才？是否从小学毕业就开始抓而不是大学招生时才进行培养等等。故而，苏州中学成立了“大学少年预备班”，客观上成了大学神童们的摇篮。事实上，十五年来，他们也的确充当了这样的角色。倪校长谈起此事颇有自豪感，因为十五年来，每年大学从全国招收的那些特别优秀的少年大学生中，前一至五名几乎都是他们苏州中学出来的，而现在又从大学走向更高学府深造、成为国内外著名人才的，也正是这些少年天才。据说自像苏州中学这样的大学少年预备班建立后，相关大学的“少年班”招生一般不再在社会上直接寻觅与招考了，而是从这些中学预备班里选招，这样减少了很多盲目性，而经历了中学预备班两年时间的系统培养，该是“神童”的也就显露出来了，不像以往某些大学少年班招来的学生，开始确实在某些方面显示出天才智力，可上大学后，渐渐地“神童”不神了，怎么也跟不上同班同学，退也不是留也不是，把本来一个还算比较优秀的孩子给毁了，造成多方被动。从中学预备班招生，就避免了这样的问题。
那么中学的“大学少年预备班”的学生是怎样招来的呢？苏州中学在招收时，由中国科技大学与他们本校的老师共同组成主考委员会，开始是跑到各地去招收，后来那些智力超常的孩子家长和当地的老师、官员都会主动给孩子报名。预备班的学生必须有两个基本条件：一是年龄。一般来说不能超过十三周岁，同大学少年班入学年龄条件相吻合。二是初中毕业生水平，考生可不受是否是应届生限制，但必须达到初中毕业水平，甚至是优秀的初中毕业生水平，这是为了下一步孩子们能够顺利地接受高中甚至比普通高中更深、更广的知识教育作准备。通常《招生启事》公布后，考生可以自己填写报名，也可以由家长、学校、地方有关机构推荐，这是学校掌握的第一手资料。在此基础上，由学校根据学生情况设置几个考点，进行初试。初试采用笔试，考数学、语文、英语和理化，成绩突出的再进行复试，其比例一般为4：l左右，能进入复试的则有很大可能进入预备班，如苏州中学1985、1986、1987、1988年最初四届的报考人数分别是一百四十五人、一百三十六人、一百五十三人和三百零五人，能参加复试的分别是二十八人、二十二人、二十八人、二十八人。这个比例好像有很大的人为性。倪校长证实了这一点，他说这主要是考虑他们每年只招收二十人左右一个班，“但从初试到复试筛选的比例是符合客观情况的”。倪校长进一步解释说，在复试后仍有一些学生被刷下来，如苏州中学前四届的最后招生分别是二十一人、十六人、二十人和二十人，宁少勿滥是他们最基本的原则。
进入预备班的孩子，用学校比较规范的话说，都是属于智力超常者，也就是我们通常说的“神童”。我特别认真地问倪校长：到底有没有“神童”？他听后笑笑。倪校长显然是位严谨的人，他是这样回答我的：“神童”这个概念在教育和科学上是不存在的，但孩子的智力差异是存在的，聪明与不聪明是存在的。他说他考察“预备班”的孩子时发现，这些孩子与同年龄的孩子相比，他们最大的特点是“坐得住”。
“同样的小孩，一般上四十分钟课就不行了，有的成绩差的孩子在课堂也最多能静得下心二十来分钟，可预备班的这些孩子就大不一样，他们通常可以认真地听你讲三四个小时的课，一个十二三岁的小孩，能坐得住的时间相当于我们成人，这就使得他们对知识、对事物的学习与研究比同龄学生要强得多。”倪校长进而给我揭示“神童”的秘密，“从我们的预备班生源来看，所谓智力超常者，他们的家庭环境占主导作用。比如教师的孩子或者在家接触较高知识层次的爷爷奶奶等。应该说，这些孩子中真正属于超常智力者仅占百分之二十左右，大部分是属于中等、偏上水平。正是由于这些孩子从小受的环境影响，比如一些山区或者条件不太好的地方的教师自己的孩子，他们因为在家没有人照顾，就被教书的父母带进了学校、带进了教室，他们在很小的时候有意无意地在开始接受初等教育知识，二三岁的小孩，从人的脑力开发科学角度讲，是非常重要的阶段，而这些孩子正是在此时得到了外界有意无意的脑能开发，所以日后他们的智力就明显比同龄孩子要强。一些有爷爷奶奶关照的孩子也是这样。这就是我们通常所说的‘神童’产生的根源。当然，先天特别聪明的孩子也不是没有，但那种孩子的比例实在太小。我们招收的几百名少年预备班学生中，可能有那么几个而已。”
原来“神童”并不神呀！只要他们有意无意接受了一种特别的环境，就有可能成为天才神童呀！但是当产生“神童”的过程不再成为秘密，像宁铂三岁时就能背诵几百段毛主席诗词、计算很多数学题在今天很多小朋友也轻易可以做到时，人们迷信和刻意制造与追求“神童”的现象，为什么不仅没有停止而且仍然趋于疯狂呢？
还是来听听培养“神童”的专家是怎么说的。倪校长在我请他回答这个问题时显得非常严肃，他说：他作为一名中国名校的校长和一个有使命感的中国教育工作者，认为中国这么大的一个有古老文化的国家，一个正在走向现代化的伟大国家，必须有科学大师、必须有政治和经济包括文学方面的大师，这是时代和我们作为一个大国所必须具有的，大师可以被认为是某一方面的天才人物，这些天才人物确实有超凡的智慧与能力。但是，这样的天才不是制造出来的，靠刻意的制造是永远出不来的。因此，广大家长们要做的是，如何符合科学的思想与规律，较早较好地进行孩子的早期智力开发，把孩子培养成素质型与专业型相结合的人才，这才是根本的任务。倪校长向我透露：目前中国各大学的少年班已经越来越少，只有中国科技大学、上海交通大学等少数几所大学还在保留。曾经各地都蜂拥而上的“大学少年预备班”现在基本都停了，只有苏州中学还坚持着。他们之所以坚持办下去，是基于三点考虑：一是他们已经办了这么多年，积累了不少经验，二是中国如此一个伟大的国家，确实有一些非常超众的人才需要发现和对他们进行早期的有系统的培养。三是中国是个教育大国，其教育模式不应是单一的，应该丰富多彩些。
“目前办少年预备班有很多困难，好多学校办不下去是有客观原因的，比如国家的九年义务教育制，对孩子入学年龄限制很死，这样要在十三周岁前就能完成初中毕业学习并不容易，而大学少年班的最低年龄定在十五周岁。其二是少年预备班的投资是普通高中班的三倍，一些学校很难承担起这样的负担。生源也是个问题，我们最多一年有五百多人报名，现在只有六七十人报名……另外，现在孩子基本都是独生子女，个人独立生活能力不断下降，高考又开始改革，以前大学少年班参加高考是不考政治的，3＋X就不行了，这些都是使少年班越办越难的因素……”倪校长坦言苦恼。
看来，二十余年的中国的“神童”之路由兴到衰，也说明了：真正意义上的天才少年，并不是靠人为的制造就可以产生出得来的。正如苏州中学倪校长所言：是天才的，我们应该给予特别的发现与培养，不是天才的，我们也不要刻意去制造和折磨孩子们，让后一代在符合科学与自然规律的条件下成长，这是最重要和最可取的。
在每一年高考中少一些“神童”，多一些优秀生，我们的国家和我们的家长就都该知足了。
三问天：“黑客”何其多？
是我们的科学技术先进了？还是我们的网络有太多的空子可钻？但我们不得不清楚地面对一件事：那就是日益严重的智力犯罪现象。只要稍稍注意一下法制报刊，就会发现：高校学生和大学毕业生犯罪的消息，几乎天天都能看到，而且他们的手段之高明、之隐蔽、之贪婪，都是触目惊心的。几乎可以认定，凡先进的技术领域、凡金额巨大的金融案件，不会没有高学历者的参与。那些利用信用卡“搜刮”银行的巨额钱财，那些利用网络进行诈骗，那些专袭无绳通信的高手，哪一个不是高智商者？
“黑客”不仅仅出现在高技术领域，而且也出现在我们的日常生活当中，包括我们的道德行为当中，不信你作一些调查统计就会发现，当一个人或者一个群体发生灾难时，最能献爱心和伸出援助之手的，常常不是通过高智商赚大钱的人，而是那些拿钱不多。自己还不一定过得下去的工薪阶层或者平民百姓；当大街上出现歹徒血淋淋地向你刺杀过来时，第一个上前见义勇为的，也多半不是受过高等教育的人，往往是没有接受过多少教育的平民百姓。在家里，做父母的嘴磨破了，让孩子去擦一次地、刷一次碗会感觉特别的费劲，可当给子女几百元钱花时，他就会笑眯眯地叫一声爹好妈好……如此反差，说明了什么？
说明了我们的孩子知识都在提高，而他们的素质却在普遍下降。尤其是行为规范与道德水准更是在无情地溃退！
与父母的一次口角，可以离家出走；一次不顺心的管教，可以向父母举刀砍去；个人利益受到稍稍的损失，就会大闹天宫，折腾个翻天覆地……所有这些心胸狭窄、无情无义、残忍可憎的种种表现，难道不令我们反思今天的高分低能对整个民族的危害吗？为了实现每年的高考率，为了保证孩子能走过“独木桥”，为了跳龙门的那一瞬间的跃起，中国的教育方面所存在的问题到底有多少？
显然，高智力犯罪的增多，并不全部怪罪于我们的教育，但“中国的应试教育是不把人弄成废物就绝不收场”的事实仍客观存在，在一次中学生家长会上，一位学生所作如上的大声疾呼，赢得雷鸣般的掌声。且不说此话是否有些偏激，它至少透露出学生们是何等痛恨应试教育！
浏览目前的报刊，几乎一谈到“教育改革”，就会有大谈“素质教育”的文章出现，这个口号实际上从80年代初高考走上正规后，国家教委和各学校便天天高喊不止。事实是，宣传上的素质教育声音越喊越高，声势越来越大，而实际状态是应试教育的鞭子越举越高，往学生身上越抽越厉害。
为写本文，我曾留意1999年11月的《法制文摘报》，顺便摘下几则报道，大家读后可以有一种直接的感觉：
报道之一：据《今晚报》报道：天津市第十九中学一个老师因班上有十几名学生考试成绩不及格，便让这些学生站在讲台前，当众自己打自己耳光。有的学生考试成绩26分，就让他从二十六开始，边打边数数，一直打到五十三记耳光——因为这个数到了良好的分数线。有一个同学不敢自己打自己，老师就气愤地上前亲自动手打他。十一名同学放学后，都红肿着脸，直到在家长追问下才说出真情。
报道之二：陕西消息，9月27日上午10时许，陕西黄陵县田庄镇中心小学四年级学生葛某正上数学课，二十二岁的老师葛小侠因他的数学作业未完成，就向全班宣布：每人须向没有完成作业的葛某抽十鞭，于是全班五十个同学中有二十八个同学举起教鞭抽打这个孩子，40分钟后，这位学生被打得大小便失禁，倒在地上呕吐不止，最后被人送回家，至今不敢上晕……
报道之三：安徽消息，大别山某校老师，因为一个学生的作业做得潦草，便令罚做一千遍，并且必须在当天完成。这个学生在做到三百多遍时，已经眼花头晕，但老师坚决不让他休息和吃饭。该学生硬是做到六百多遍时，昏倒在桌上，老师看到后，气愤地走去泼了一碗冷水，训斥学生不许再偷懒，否则再罚一千遍。就这样，这个学生不得不继续做题，直到最后不知人事……老师第二天还在教室里对学生们说：谁不认真做作业，某某同学的下场就是你们的榜样。
报道之四：11月22日郑州电，记者在葛埠口乡一学校看到，该校教学楼二楼距地面三米多高，楼下是硬土地，上面砖头裸露。11月6日，六名男生没完成家庭作业，数学老师熊某某勒令他们到走廊上去写。过一会儿，这些学生仍没写完，一学生说：“我不会做。”熊老师说了气话：“人家都会你不会？你真笨，跳楼算了。”然后就回教室继续上课。该班教室在二楼，这个学生真的钻过护栏，抓着下边的铁管跳了下去。回到教室后他对老师说：“我跳下去了，让我进班吧。”熊某某表示不信。那学生无奈说：“不信我再跳给你看。”当着老师的面仇又跳了一次楼。熊老师便对其余五名学生说：“你们也做不出来吗？那都跳下去吧！”五名学生便排着队依样跳了下去。其中一名落地时扭伤了脚，当即坐在地上不能走动……
例子太多了，我先后从这个月的报上剪下十几条类似的报道，实在不忍心让这些非人的残酷例子叫读者跟着受罪。据一家中小学教育调查信息机构提供的数据表明，每年发生的教师以残暴的手段摧残学生的案件不下百起，而每一案件所使用的手段与方法，大多都是我们闻所未闻的。在教师粗鲁的专制教育下，很多学生的心理出现不正常，有人曾对东北三省的四十二所中学、六十所小学的三万余名学生检测，发现百分之三十二的学生有心理疾病。中国中小学生“学生与发展课题组”发布的另一则最新研究成果是：一多半的中学生认为学校的老师教育方法有问题，其中对近三分之一的老师“极不满意”，“他们像电影里的坏人那样对待我们”——学生们说。这个课题组还公布一个数字：高中生仅有百分之四点六三的学生是因为“喜欢学习”而上学的，换句话说，有百分之九十五点七三的同学讨厌学校的老师与老师的教育方法。在升学率和与之相关的提升与提职等因素的影响下，老师以极端手段对待学生，似乎已经在中国中小学里成为普遍的现象。
“亲爱的叔叔们，我时常听你们说憎恨网上的‘黑客’，然而你们可知道，在我们学校，‘黑客’天天在袭击我们。他们道貌岸然，他们彬彬有礼，但那是在他们欢喜的时候，或者看到了他们满意的学习成绩、了不起的名次排序时。我们无比憎恨这样的‘黑客’，因为他们的权威无法使我们有所反抗，每一次稍稍的不从，结果将是我们细嫩的皮肉受尽蹂躏，或者天真的心灵被毁灭。救救我们吧，大哥哥大姐姐们，把你们克制病毒的本领教给我们，即使将来用我们全部的生命与努力作抵押……”这段署名“21世纪新网友”留在一个不起眼网站上的话，是一位知道我正在写高考报告的网友特意为我摘下的。也正是这位“21世纪新网友”的呐喊，促使我必须在本书里写进关于教育战线上的“黑客”问题。
如前所述，高等教育本不该生产出那些高智商的犯罪“黑客”来，但既然这类“黑客”现象是存在的，那么是不是该想一想它产生的最终原因呢？于是它使我联想起中国目前在中小学校特别是高中教育阶段的严重得不能再严重的应试教育危机。自然，在这中间充当“黑客”的无疑是那些高高举着教鞭，动不动就对学生施加淫威的某些教书先生。因为这些校园“黑客”们至今仍然没有清醒地认识到：他们的行为给我们的下一代，给整个民族造成的“病毒效应”，要比“千年虫”更令人胆战心惊！
有一件事我以为非常典型他说明校园“黑客”的危害。一本叫的书中列举了这样一个事例，1992年11月16日这一天，某地一个偏僻的山村发生了一件令全村人惊呆的事：五个女学生（三个九岁，一个八岁，一个十岁）集体上吊自杀。报道如此说——
……这天早上，侯芳芳、吴兰兰、袁媛、徐影四个小姑娘像往常一样背着书包急匆匆去上学，家长们并没有注意到一张张小脸上的神秘表情，在她们的书包里已偷偷多了一样文具之外的东西。来到学校，她们汇在一个角落处把东西拿出来，每人都是一条宽五寸长三尺的‘白孝布’。
“这个行吗？听大人说上吊都是用棕绳。”年仅八岁的袁媛天真地问。
“行，怎么不行。”信心十足的侯芳芳说，“电视上不都是用白布吗？”
几个小女孩叽叽喳喳议论了一会儿死是怎么回事，死后会怎样。他们没有害怕也没有伤感，仿佛在商量着一场游戏。
这一天她们照样上课，做作业，回答老师问题，一个个与往常一样。两节课后，她们又聚在一起，说是要试试看行不行，几个人就到学校后面的一片桃树下，选了一棵很小的桃树，布条拴了好一会儿才拴好。可是谁也不愿先试，还是老练的侯芳芳先来：“试你们都不敢，真死怎么办？”她一边说一边把脖子挂上去。谁知刚一踩空，树枝“叭”地一声断了，侯芳芳重重地摔到地上。几个小姑娘哈哈大笑起来。笑过之后，她们像没事一样，拉上侯芳芳收拾了东西马上又去上课。
放学了，她们四个集中在“试死”的地方，又来了个叫李平平的小姑娘，问她们去干什么，袁媛回答说是去上吊。几个人都说读书太难，死了算了。李平平被说动了，可是她没有白孝布，急得差点哭了，她们答应等她去找。果然不一会儿李平平高高兴兴又找来条“白孝布”。几个人慌慌张张去找了好几个地方都不满意，最后选在离学校约一公里远的一条悬空的自来水管下面，几个人用小手抓住那水管试了试，说是这里好，不像桃树会断，再说下面是一片青草坪挺干净的。于是她们就把布条拴了上去，布条下面都留有一个空套子，彼风吹得晃晃荡荡的。有人提议和父母老师告别，几个人齐刷刷跪在草坪上，天真的脸变得肃穆了。这一“仪式”结束，正要准备“实施”，吴兰兰猛然想起今天要到舅舅家去“吃酒”，或许舅舅还会给她两元钱买糖吃，不等小伙伴们同意，她拔腿就跑了。吴兰兰一走，几个人你看我，我看你，便有些动摇了。只有侯芳芳仍十分坚决，她说：“你们这些胆小鬼，你们不死我死，但不准你们告诉任何人，如果哪个敢当叛徒，我会变鬼来找她的。”
说完她写了张纸条留给老师，大意是她死后一辈子也见不到老师了，但她愿意去死，这样以后就再不会有人能打她。骂她、批评她了。她把纸条交给袁媛，就义无返顾地挂上脖子。当她在水管下面挣扎的时候，几个小伙伴吓得愣住了，继而各自向自己家里跑去。
这些孩子回家后，的确遵从侯芳芳所嘱，没有告诉任何人。待第二天上午芳芳父母找到她的时候，已是一具冰凉的尸体。
侯芳芳的父亲是国家干部，70年代未由学校分到这个小镇工作。与本镇一农村姑娘结婚后，生下一女一子。农民出身的侯父，深知在这山沟里于农活的艰苦和得到一个工作的不易，要跳出“农门”的出路除了读书还是读书。“望子成龙，望女成风”，夫妻俩把所有的心血都倾注在这一对儿女的学习上。芳芳爱学习，接受能力强，在父母的辅导下，还未上学就已把一年级的课学完。从一年级到三年级，成绩在班上总是居第一，年年被评为三好学生，还担任了班干部、少先队中队委。遗憾的是芳芳的弟弟对学习毫无兴趣，靠读书成才希望渺茫。于是，芳芳成了这个家光宗耀祖、跳出“农门”的希望，也成了父母在人面前炫耀的“金牌”。为了让这块“金牌”继续发出光芒，达到父母的目的，父母给她定了严格的“家规”：考试成绩必须双科100分，下午放学4点20分到家。年年还得评上三好学生。达到这个“标准”不容易，哪能每次考试都是满分呢？为此挨打也是常有的事了。她常把自己和弟弟相比，产生了受歧视、受虐待的感觉。她对同学说：“我要是个男孩就好了，这样哪怕成绩不好也不会挨打了。”
不知是孩子想求得父母对她的一点爱，还是在家庭的严格教育下这姑娘懂事早的缘故，芳芳不但学习成绩好，而且还很能干，煮饭、喂猪、挑水、洗衣她都于得井井有条。就在悲剧发生的前一个月，芳芳奶奶去世，父母到六十多公里外的老家奔丧。一去就是好几天，芳芳在家里除了操持家务，还要辅导弟弟学习。尽管如此，父母对芳芳的严厉仍是有增无减。有一次，她曾因成绩达不到100分而一夜不敢回家；又一次因脚背被弟弟用斧子砸伤后，反被母亲臭骂……
她慢慢感到爸爸妈妈都不爱她，小小年纪变得少年老成。虽然因为她“成熟”，邻居们夸她，亲戚朋友赞她，但是人们并未发现，在她身上缺少了同龄人的天真活泼。
由于学习成绩好、懂事早的原因，侯芳芳在学校、年级、班上都担任了职务，成了学校里的“小忙人”，她除了完成自己的作业，还努力做好老师交待的事。但孩子毕竟是孩子。有一次老师要她带领同学们打扫卫生，卫生没有打扫完，她就和几个同学踢毽子去了。老师发现后，没有批评任何同学，却把她口、到办公室“语重心长”地教育了一通，说她是“干部”，要起表率作用，过后她想不通，悄悄蹲在墙角哭了好久。
叉有一次，老师安排她组织早读课，那些调皮的男孩子把她的书包藏起来了，她就凭着背熟的课文带领同学们早读。因有一句课文一时记不起来，引得全班同学一阵哄笑，恰在这时老师进来了，当着全班同学的面狠狠批评了她，说她骄傲自大，自以为了不起。她又委屈，又惭愧，哭着跑出了教室。
当然她在学校还经常受表扬，每次评奖都有她的份。老师们经常把她作为楷模，号召同学们向她学习。别看是些小学生，他们也懂得讽刺、挖苦、奚落人，如果回回成绩考第一倒也没事，稍有一次失误就会成为那些顽皮学生挖苦的对象，起哄、围攻她，弄得她好久都抬不起头来。
她那张稚嫩的小脸时常挂满忧郁。她对要好的同学说，在家里要当优等生，而在学校宁愿当差等生。
她觉得自己活得太累了，还不如死了好。死是一种解脱。这种想法在她读二年级时就有了。
那次也是因为考试成绩没有达到“标准”被父母打了一顿以后，她偷偷跑到一座山脚下哭了很长时间，后被一位过路的老汉发现了，问她干什么，她说：“老爷爷，我不想回家了，我想死，但我不知道怎样死才好，你能告诉我吗？”
老汉吓了一跳，“小姑娘，花都还没有打骨朵儿哩，怎么就会想死呀！快随我回家去，看你父母不收拾你。”
侯芳芳死活不愿回家，后来老汉答应不告诉她父母，她才勉强随老汉回家去了。
以后死的阴影就时常笼罩在她的心头。几个小伙伴在一起便时常诉说着各自读书的艰难，讨论着死究竟是怎么一回事，死后感觉怎么样。有一次，几个小姑娘在一起算了一下账，现在读小学三年级，如果到高中毕业，还有整整九年。天呀，九年时间要考多少试，做多少作业，要挨多少打、骂和批评呀。开始她们想到过逃学，到处流浪，哪怕拾垃圾也比读书轻松。但叉听说没有家的小孩会被坏人装进麻袋运去卖了，还有可能被挖掉眼睛，那样不更痛苦吗？小姑娘们感到茫然了，熬下去吧，这样读书实在是太累太累，去走那条“惟一”剩下的绝路吧。
于是就出现了那集体自杀的悲惨一幕……
好了，这样悲惨的故事如果再读下去，我们只会有窒息的感觉。在一串串常人无法理解的事件中，大家都在问这样一个问题：身为传授知识的教师们，难道就真的一点不懂暴风雨不可能有助于禾苗生长，雷鸣闪电不可能让百乌欢啼吗？
“但，在升学率的高压下，我们有苦，我们尤奈，我们实在拿不出别的法子。”法庭上，一位向学生施威的老师哭丧着脸，抱怨道。可笑和滑稽总是充斥着我们这个社会。
有次开家长会，当家长们提出应该改一改现在的应试教育，校长便反问大家：“我们搞了那么多年教育，上面的经验也是一套又一套地介绍，但我们学来学去结果是‘找不着北’。”
一位家长则说：“你们翻翻《毛主席论教育》一书，他老人家早就说过：现在的课程太多，害死人，使中小学生、大学生天天处于紧张状态。课程可以砍掉一半。学生成天看书并不好，可以参加一些劳动及必要的社会活动。现在的考试，用对付敌人的办法，搞突然袭击，出一些怪题、偏题，整学生。这是一种考八股文的方法，我不赞成，要完全改变！”
另一位家长发言道：“七十年前的1929年12月，毛主席在所作的《中国共产党红军第四军第九次代表大会决议案》里就早已传授过教育方法：1．启发式（废止注入式）；2．由近及远；3．由浅入深；4．说话通俗化；5．说话要明白；6．说话要有趣味；7．以姿势助说话；8．后次复习前次的概念；9．要提纲；10．干部班要用讨论式。”说到这里，这位家长搞高嗓门说：“我补充两点：11．要利用计算机；12．也可以抽空看些电视节目。”
这个家长会是“开炸了”，后来校长和老师们与家长们一起反思，比起毛主席说那些话时，我们的时代已经进步了许多，但对待教育问题上这些简单而并不复杂的道理，为什么我们一直弄不明白呢？为什么非得把我们好端端的孩子逼成疯子，逼成残疾，逼成傻子，最后不得不拿起刀子来杀自己的家长和老师呢？
据说，后来家长会开得好多人哭了起来，校长也哭了，老师也哭了。
我想这一幕一定很美，如果孩子们看到后也会很感动的。只是这样的家长会太少了，几乎是不太可能出现的。所有的家长会都变成了浑身上下充满火药味的老师和校长的无休止地动员研究和出谋划策的战术动员。难怪学生们说有的校长和老师是不折不扣的“希特勒”，家长是法西斯的帮凶。
教育者和被教育者之间形成“敌我”阵线，亲人与骨肉之间没有了亲情，这种情形下即使培养出了天才，也一定是最无情和最具破坏力的可怕的“杀手”。
不是没有出路，只是必须有心。北京育鸿中学校长王永勤先生便是这样的有心人。他的学校之所以在北京人心目中享有崇高声望，在于他善于沟通学生与老师之间那道深深的沟壑。他认为面对新世纪，如何做好教师，是我们每一位教育工作者应该认真思考的问题。21世纪国际竞争的焦点是人才资源，而决定人才资源数量与质量的关键在于教育。教学过程中，学生是主体，学生就像一面镜子。学生们想的字字句句，都非常值得我们认真思考与研究。
在“黑客”盛行的今天，我们借得王永勤先生整理出的他的学生的“心声”，请所有的老师们听听孩子们是怎样“愿意做老师的朋友，喜欢老师的微笑”的高三年级学生：
身为21世纪的教师，我想应有一个“全球战略”，即应多吸收一些先进的教学手段及科学的教学制度，应加紧让素质教育普及开，让众多中国学生从题海中解放出来，让大脑不再成为一个被装满的容器，而成为一个将被创造点燃的火把。
（王连智）
（1）有耐心；（2）有爱心；（3）有情趣；（4）有责任感；（5）能理解学生；（6）能够微笑授课；（7）能减轻学生的负担。（张烁）
初一年级学生：
我作为一个普普通通的中学生，只希望教师爱笑，不偏心，关心同学。也许大人们都认为老师严肃点好，但学生眼里的教师不留作业，爱开玩笑才是一位“顶好”的老师。但我不同意不留作业。写作业、复习功课是学生的一种天职，你要不写作业还算学生吗？笑，是每个人都会的，但有的老师上课却喜欢板着脸，让同学们一看就没心思上课。不偏心，是每个同学的愿望，在教师面前应该人人平等。（田静鑫）
在我心中，教师应该是这样的：首先要和同学们成为朋友，愿意听取同学们的心声。然后不要当面批评同学，因为每个同学都有自尊心，也就是要面子。还有，讲课时要幽默，上课时会开玩笑，因为上课时老师只讲课，同学容易走神。最后，不要总是找家长，我想如果您们好好和同学们讲道理，他们会听的。亲爱的老师，我们真心希望您和我们是好朋友。
（段金捕）
初二年级学生：
您们说过，21世纪是与世界的距离缩小的时代，您能否也与我们的距离缩小呢？我希望您们能提醒我们，而不是歧视我们，您们能帮助我们，而不是检查我们。您们如果能与我们真正交上朋友，我想，您只要说一句，我们就一定能做得很好。我希望您能更多地了解我们，我真心地期待着，我相信您们一定能做到。（胡由杰）
初三年级学生：
我希望教师首先应面带笑容，无论是上课还是课下，因为这样能使同学们感到亲切，缩短师生之间的距离，而且爱笑的老师更容易激发和调动课堂气氛，提高学习效率。（李荣）
我们作为跨世纪的学生，心理压力很大。我们面临毕业，面临中考和高考，家长对我们施加压力，老师对我们施加压力。我们都知道老师做的一切都是为了我们好，一节课四十五分钟，好不容易下课了，老师还要拖堂。我们每天在学校面对着那么多的科目，回家又对着那么多让人头痛的作业，我们真的很累。我们需要多点休息，需要多点自由，需要多点理解。我们心目中的老师应有幽默感，可以和我们成为朋友。我希望老师不要太严肃，可不可以笑一下？
最后，说一句：教师们辛苦了！（秘莹）
瞧，多懂事的孩子们。
读了这些朴实无华的孩子的话，我想，那些靠教鞭与惩罚手段的“黑客”教师们，该把高扬的教鞭放下了吧！学生们只希望您们对他们笑一笑，只要“笑一笑”，其它的“什么都好说”。而且，您们不是常常自己感觉没有办法吗？那就把学生们教给您的本领都用一遍吧！
笑一笑，十年少。笑一笑，再顽皮、再笨拙的孩子也会温顺和聪明起来了。
亲爱的中国老师们，世界上还有比学生们自己想出的办法能更好地教育他们本人吗？
四问天：专袭北京、上海市民为哪般？
在北京中关村一带，云集着中国多所最高学府，这对管辖这个地区的公安分局的张局长来说，是件既光荣，又是件非常棘手的事，弄不好就要砸自己的饭碗。大学城的敏感，绝不亚于天安门地区，中国出现了多少回政治风云，哪一惶旎与大学联在一起？但是“张局”自部队转业到地方公安局后，由开始的片警到后来的派出所负责人，一直到现在的局座位子，什么样的案件都经过手，可这几年他遇上了一个十分奇怪的现象：怎么好几起外地小歹徒犯罪，都是专门袭击北京籍市民和北京籍大学生？本来，他和局里的同志们都是管治安和侦破刑事案件的执法者，有了事去破案，出了恶性事件去逮人就行。可是这一年连连出了几起犯罪分子很单一很明确的犯罪目标，让张局长若有所思：为什么有一串外地年轻犯罪者特别憎恨北京人？
他试图弄清这个谜。掌握犯罪动机与犯罪心理，是当今公安工作的基本任务之一。
又是一起恶性事故：一位河南籍歹徒乘主人不在家，撬门启锁，窃得室内财产外，有意把不能带走的家什砸了个稀巴烂，犯罪分子明显有报复心态。这是为什么？犯罪分子肖某与户主丝毫不认识呀！
张局长带着这一早想解开的谜走进了“审讯室”。
问：报出你的姓名。
答：肖××。
问：哪里人？
答：河南商丘人。
问：犯罪事实？
答：10月11日，到海淀区黄庄某居民宿舍楼入室偷窃。
问：还于过什么事？
答：在地铁抢过两个北京女孩的包。
问：为什么专门抢窃北京人？
答：……
问：为什么？
答：不想回答。
（一段时间的沉默后继续发问）
问：你读过几年书？
答：十几年吧。
问：高中生？
答：算是。
问：啥叫“算是”？
答：因为高三毕业后又念了两年复读。同学们说我是“高五生。”
问：想考大学吧？
答：没错。
问：高考成绩上不去？
答：上去了，但没录取。
问：几次都是什么分？
答：第一次408分，第二次420分，第三次449分……
问：这个分应该到录取线了吧！
答：那是你们北京，满400多分说不定可以进个“重点”了，我们河南，行吗？（犯罪人情绪突然激动，两眼充满仇视。）
问：考不上就出来偷抢？
答：为了吃饭。
问：年纪轻轻，不能做点正经事？
答：正经？什么正经事？想进机关当公务员，你们北京收高中生吗？到公司人家先要看你文凭至少大专以上……
问：那也可以自己开个小铺、做些小买卖。
答：咋非要做小买卖？我要做大事。
问：嘿，还有不小的雄心壮志！干嘛要做坏事？
答：问你们北京人。
问：这跟北京人有什么关系？
答：怎么没关系？政策不都是你们北京定的嘛！
问：定政策也没有挡你们河南人的路！
答：不挡？不档我就不会进你这儿来了。
问：怎讲？
答：要是我生在北京，用得着去偷抢？早进了很神气的大学了。不就是你们北京牛嘛，同样的成绩，你们能上大学，我们河南人就不行，我不恨你们北京人恨谁？哼，你抓我也不怕，只要出去，我还会专门犯你们北京人！我恨你们……张局长不再审了，心里像堵了一团棉絮，说不出什么滋味。在临出审讯室时，回头又问了一句：你真的很想念大学？肖犯：为了供我读书，我爸我妈还不得不把一个弟弟给了别人
一直颇为“刚强不屈”的罪犯，突然呜呜大哭起来。
张局长后来告诉我，他当时在门外立了很久，“双腿不知咋的有些搬不动”。他还说，在一次全国高校周边治安管理工作会议上，上海公安局的一位同志也跟他谈起了类似的问题，即有那么一群犯罪分子，专门袭击家里有大学生的市民或者本市籍大学生。两地的办案干警们得出某些结论：有些外地高考“落榜生”由对现行各地录取分数线的不平等性，诱发了某种报复心理，直至走上犯罪道路。上海出过一个案子更绝，一位外籍青年连续到上海市民家作案，他什么都不偷，只是把袭击对象家里的书籍和物品全部毁坏，特别是见主人有什么大学毕业证书之类的东西就撕得稀巴烂。在大学校园作案也是这样，不袭击外地学生，专袭击上海籍学生。
歹徒独特的犯罪心理，北京、上海市民当然不可能明白，市民们只明白活在他们生活的城市，先天就有一种优越感。北京是首都，不用说这儿的每一块红砖绿瓦都沾着皇家气派，就是小胡同里那些拉三轮车的人说起话来，叫你外地人吭哧半天也顶不过他。最让外地人羡慕的，是这儿有通向“黄金屋”、连接“人上人”的多所中国著名学府。上海也牛啊！谁不知道当今“上海人”掌管中国天下事！再说上海人向来脑子灵光，风流倜傥，历来就高人一等。今朝今世，别人做不了的事，上海人就能做，且做过后全国人还得向他们学！邓小平都说了，当初在进行特区规划时没把上海划进去是个失误。
北京人和上海人让全国羡慕，但北京人和上海人也有让外地人不服气的地方。那就是高考的特殊优越性。
“北京人是皇爷，皇爷的孙儿孙女就比咱百姓儿女贵气呗。”
“上海人是大爷，大爷的孙儿孙女自然也比咱娇贵三分呗。”
呸！有本事咱们站在一个起跑线上，看谁能进北大进清华！自打80年代以来，外地人跟北京人早较上劲，而且后来证明北京人就是考不过外地人，如今在北京学生中叫怨喊屈进不了北大清华的大有人在。上海的情况也是如此，你上海的复旦、交大不是很中嘛，那好，我就专考这两所名校，挤你个上海人没面子！复旦、交大多少年来招进的头几名“状元生”都不是上海本地人。
但是外地人很快发现，虽然北京人、上海人无法与他们竞争“状元”，但依然能浩浩荡荡地比任何一个外省市的学子们都轻松地走进了北大、清华和复旦、交大。
这是为什么？就是北京、上海的高考录取分数线比外地低出一大段！低出100分左右！
天哪！高考的分数，每一分对考生来说就像登山的一个高高的台阶。这100分，就是一百个登天的台阶呀！
凭什么北京人、上海人会有那么多的优惠条件？什么高考是公平竞争，差100分的竞争是拉犁的马车和柏油马路上的汽车比赛，哪有公平可言！
于是，外地人感到了愤怒，无比的愤怒！
全国同一张卷子，同一种制度下的考试，却获得不了同一个录取标准，这不是欺人，不是排斥，又是什么？
当年恢复高考时，许多人根本不知道各个省市的录取分数线不一样，进了大学一比才知道，因为那时没有几个家庭有电视，许多百姓连报纸都看不到。而今新闻媒体特别注意百姓关心的事，一到像高考录取分数线这样的大事情，新闻媒体全都报道，所以全国人民都知道你们北京上海是多少录取分数线。
日奶奶的，我儿在俺老家这里考了400多分连个大专都够不上线，瞧你们北京上海，同样的分数竟然能挑个重点大学上！这是什么平等！
山东济宁的王大林，在女儿高考分数下来后，晚上看了电视新闻里说的录取分数线，高兴得挨家挨户报喜，说自己的女儿今年终于可以进大学了。村上的人也挺为王大林高兴，大家都知道大林为了闺女念书，已经第三次让成绩不怎样的孩子复读，乡亲们都说大林要交好运了。可是等了好几天，录取通知书一直没有送到大林家来。又过了一二十天，仍不见喜报送来。大林便跑到城里，亲自找到女儿复读的那个学校。老师见了大林直躲，后来没办法，老师只好实话告诉他，孩子今年的高考分数比前两年是有不少进步，但还是够不上录取线。大林说够上了够上了，我在电视里听到的。老师说，你听到的那个录取分数线是北京的，不是咱山东的呀！啥，我看的是北京电视节目呀？王大林的两眼发怵，但他马上又清醒过来，说：北京更好了，那是中央的地方，北京的分数线是咋样，全国就得是咋样呀！老师怎么解释，王大林就是不听，他说他信北京的声音，信北京的政策。
但北京的“声音”最终并没有录取王大林的女儿上大学。为此，王大林怀着一腔困惑，在那年其他孩子都上了大学时，他开始进京上访。可是从教委听到的“北京声音”仍然告诉他：你的孩子的分数进不了大学，因为北京和山东的录取分数线不一样！
咋北京跟山东就不一样？难道山东就不是归中国管的吗？咋……王大林有一百个弄不懂的问题，任凭教委的有关官员怎么解释，王大林就问这两句话：咱山东是不是个和你们北京一样属于中国的？咱山东孩子考的卷子是不是跟你们北京考的卷子一样？如果是，你北京的孩子可以进大学、进重点大学，那咱孩子就也该进大学、进重点大学！
王大林没有多少文化，也从没有进过北京城，但谁能说他讲的这些不是理？
我到南京采访几位“落榜生”的家长，他们一上来就像要吃掉我似的嚷嚷起来：你们北京人跟上海人不就是凭着皇帝旁边官大权大，啥好事都你们占着，嫌不嫌胀肚呀？你们的孩子可以上大学考博士，金榜题名，光宗耀祖，我们的孩子就该当工人阶级，为你们“知本阶级”垒石铺路？凭高考录取这一条不平等，呸，我就看不起你们北京人上海人！
那天我弄得很狼狈，好在旁边有朋友介绍说，他何先生也是江苏老乡！这才使一帮心头之火未熄的南京市民缓和了许多。不过，一听我是北京的“江苏老乡”，话题就更多了。有位干部出身的家长说，我们江苏改革开放这么多年来，向国家交的税是最多的，孩子上学同样条件下花的钱也要比北京上海的多，像南京这样的地方，为什么择校风越演越烈，就是考大学竞争激烈呀，可为什么我们贡献最多、在孩子身上花的教育投资也是最多的江苏老百姓，理应我们的孩子在接受高等教育上优于别人，但现在不仅不优于别人，反而不如别人，比北京上海的孩子差一大段。这绝对是不公平的，也不是社会主义制度的体现！显然在目前的高等教育上是“皇家贵子是一套，百姓庶民又一套”。
他列举了1998年高考理科第一批院校的最低控制分数线的例子，江苏是566分，比北京同档高出83分；湖北省竟然比北京高出102分！文科江苏529分，北京同档高出71分。这一年北京考生总分超过600分的七百五十九人，江苏考出600分以上的人数是北京的近十倍！湖北这一年满600分的达八千人！他说，再算上山东、湖南两个考生大省，如果按照分数名次来公平录取的话，北大、清华、复旦、交大等等著名学府，将全部被这些省的考生所包揽，北京、上海的“状元”们几乎可以说无人进得了这些名校。但事实是，这一年北京、上海考得600分以上的学生进了北大、清华等著名大学的比例远远高于江苏、山东、湖南、湖北省，甚至达到十几倍、几十倍。北京的考生拿600分出头的分数轻轻松松可以进北大、清华，而其它省考了620多分的孩子甚至连大学都上不了，只能重新进耻辱的复读班——这些考生满怀信心地在第一志愿报考了北大、清华后，等到他们的名额被北京上海考生挤走时，再回头想用第二志愿进次一类的大学时，那儿的学校常常已经关闭了“第二志愿者”，所以，每年在江苏、山东、湖南、湖北等地时常出现考了600多分的考生，最后连学都上不到的倒霉事！
百姓不恨才怪！
再看一看1999年的高考录取比例，外地人对北京和上海的愤恨就更大了：北京的高考录取比例达到百分之七十四，全市四万九千二百零五名考生，“中举”的就有三万六千五百九十五人，基本达到四个考生中有三个能上大学。上海是自己出题考试，从1999年文理考题看，难度明显低于全国卷子，所以它的高考升学率比北京还要高出十来个百分点。可江苏、山东、湖南、湖北的比例又是多少？这些考试大省的比例却一般不足百分之三十，低于全国平均水平。原因是考生多，招生指标少，而提档的分数大大高于北京、上海，故录取人数就少得多！
最近国家公布的我国21世纪教育规划中指出，2010年全国适龄青年接受高等教育的比例要达到百分之十五左右的目标（现在是百分之九左右）。其实，北京、上海现在的高考录取率早已超过了这个比例的几倍，远远走在了世纪发展的前头！然而北京、上海的超高比例，则更加说明了别的省份的比例之小，那么这种差异到底为什么存在？为什么有这种差异？
原因有两大方面：一是由于中国的高校集中在北京上海两大城市，虽然北京三十几所国家级的大学面向的是全国，但北京作为首都，人口的控制一直是中央和北京市政府的长期政策，因此，那么多大学每年总是把相当高的比例名额留给了今后不用为进京人口指标烦恼的北京人。如1998年清华大学总招生为两千三百五十名，原计划在北京招生三百四十六人，后又扩招了一百名，可清华在江苏、湖北等生源大省投放名额仅为一百二十人左右，不及北京的四分之一，而江苏、湖北等省的考生人数却是北京的几倍，如此一进一减，使得北京得天独厚的优势就更加明显。其二是北京、上海这几年在初中升高中时，对生源进行了大量分流，职高、技校全面开花，真正升普通高中的只有四成。如1998年，北京的高中毕业生是最多的一年，但也只有四万零一百九十五人，而像湖北这一年的高中毕业参加高考的，就达十五点四四万人，是北京的三点三九倍，可最后录取比例则远远低于北京。
在无锡，一位教育局的官员给我算过一笔账：高考二十二年，由于录取分数线上出现的“不平等”所造成的后果是，江苏全省至少在过去的二十二年里，每年有一万以上的考生失去了像北京、上海考生同等条件下接受高等教育的机会！“在知识经济的今天，上过大学和没有进过大学门的人，不说他们一生的命运会有多大的差异，仅仅造成家庭的直接经济损失也是难以估计。可是我们江苏对国家的贡献是什么呢？改革开放以后，江苏一直保持着国民经济生产总值在百分之十至十五的年增长率；无锡、苏州等地区的增长率则一直高达百分之二十以上。这些贡献是应该的，因为我们都是社会主义大家庭的成员。可是我们还想说，为什么我们的孩子却得不到同样的接受高等教育的机会？”
“我是一名管教育的政府工作人员，每年看到那些痛不欲生的落榜生和他们的家长的难过劲，我心里就在喊：要是他们生在上海和北京多好，那样他们的孩子都可以上大学了！如果按照北京、上海的录取分数线，我们苏、常、锡一带的高中生几乎全都可以上大学，但现在，我们的孩子多数只能被拒之于大学门外！这是残酷的，也是不公平的。像这样高考中出现的地域不公现象，下面早已意见纷纷，但始终得不到解决。原因是什么我们弄不清，倒是有人为了掩饰这种不公，信口雌黄说什么外省市在高考判卷尺度上比北京、上海松。只有那些根本不了解我们这儿情况的人才敢说这样不负责的话！我们国家高考是全国统一卷，就像全国的司法部门执行同一法律似的。说那样的话不是很荒唐吗？
“要是京官们到下面来看一看，我们这些地方的孩子们是种怎样的竞争状况，看看学生和老师的辛苦，你们就会明白为什么我们的考生分那么高。在许多地方，一般重点中学到高二第一学期就基本结束了高三的课程，后面的时间全在为高考准备。高二以后，学生和老师几乎不再有节假日可言。可在你们北京，据说临近高考时，还有学生看球赛、看《还珠格格》！我说这话时，有人又会说北京、上海的孩子接受的素质教育比外地生好。不错，比起那些连校舍都解决不了，也根本没有语音室的穷地方的山区、边远地区可能是这样，因为那里的高中生靠的就是死做题，做死题，学校没有这样的条件进行素质教育。但是像我们江苏沿海一带的情况就不是这样。不信你们看一看我们这儿的学校，你说论学校环境，还是学校教学设施，哪一样都不比你们北京、上海的学校差。北京四中、八中和101中学是名牌吧，可在我们这儿，随便拿一个地区市级中学都可以跟他们比一比。有人说硬件不能说明问题，要看软件。好啊，我也想看看你北京、上海的老大哥学校到底软件好在什么地方？老实说，素质教育在我们中国的中学里，还没有真正产生呢！谁的升学率下去了，你就免谈素质教育，只有那些升学率高的学校才有权利谈素质教育，可是你真心让那些升学率高的校长老师谈谈他的素质教育好在什么地方？谁也谈不出来。因为中国从来就是以分数代替素质，分好其它就全好。我们不服气高考录取上的不公平就在于此！”
这位江苏教育官员慷慨激昂地向我倒出了他久积在心头的不满。末后他又说：“跟你作家说这些其实没多少用，因为类似这样的话，我在全国教育工作会议上也‘恶毒攻击’过，但收效甚微。可我还是想说，不说抑郁在心头难受。每年我负责招生，每年看到那么多考得并不算差的孩子上不了大学的伤心样，我难过，当然为他们抱不平！”
高考录取工作上的不公平，其实在许多省份都普遍存在。我采访北京宏志班时，一位已经考上北医大的女学生就这样说：“我过去一直认为自己还是学习比较刻苦的，可上了大学与外地生一比，就发觉自己差远了。我们北京籍的学生平时能把课程听完，作业做完算是好的了。一到晚上就忙着看节目，参加活动，要不就是去约会，人家外地学生则都跑到图书室或教室里做功课，很晚才回宿舍。周末了，我们北京的学生都急着回家，外地同学却把两天时间安排得满满的，他们的学习精神和学习成绩就是比我们好。我觉得最根本的是，我们北京籍孩子有种天生的优越感，即使成绩一般，将来也安安稳稳可以留在北京。外地生就不行，他们要想留在北京，就得出类拔萃，方方面面都强才行。”
不平等始终存在。外地的孩子们，准备好了，即使你跨进了大学门，未来仍有不平等，这种地域上的差异虽然不近人情，但却是客观存在，一时难以完善。当然，更应该提醒的是北京和上海的学子们，你们应该更加珍惜自己与生俱来的优越，要把党和政府给予的关照，化作为国家多作贡献的动力，以回报命运的恩赐。
五问天：最神圣的地方为何也最丑恶？
康熙十年冬，在北国古塔一个寒夜，江甫名士吴兆骞万万没有想到在流放十八年的荒蛮之地见到了好友顾贞观，两人抱头痛哭。当下，顾贞观对吴兆春许下诺言：五年之内，一定帮助好友重归江南故里和恢复名誉。素有“惊才绝艳”之称的吴兆窍感激之余，写下了一首充满悲愤和生死离别之感的《寄顾舍人书》：
嗟乎，此札南飞，此身北，夜阑秉烛，恐遂无期，惟愿尺素
时通，以上把臂，唱酬万里，敢坠斯言。顾贞观读罢，泪流满面，也挥毫写下《金缕曲》一首回赠：
比似红颜多薄命，更不如今还有；只绝塞苦寒难受。廿载
包胥承一诺，盼乌马角终相救，置此札，君怀袖。薄命长辞知
己别，问人生到此凄凉否？千万恨，为君剖。
五年后的1681年，即康熙十五年，吴兆骞这位因涉顺治丁酉江南科场案的“要犯”已在塞北度过了二十三个春秋的江南才子，终因被康熙看中其横溢的才华而被释放。然而五十四岁的他，最后却因病去世于北京，未能回到他梦魂萦绕的故里。
关于吴兆骞的恶运还得从头说起。
满清入主中原后，为网罗天下知识分子，从顺治三年又重新恢复了中国历代进行的科举考试。从此几乎年年有考。由于封建科举考试是直接为朝廷所举行的一种选拔人才的制度，便总会有人企图通过科场达到“一路连科”，“青云直上”和光耀祖宗、门第贴金的目的，万种科场腐败案也就相伴而生。江南名士吴兆骞生不逢时，碰上了清代最为罕见的一场科举案。
前往江西主持科举考试的吏部考功司主事刘柞远，在行至陕西潼关时，有布政司人役孟经魁为生员高巍然等说情，说高等三人可以每人出两千两黄金贿买举人。这种事在封建社会的科举场上并不鲜见，但因顺治皇帝执政后，屡次严辞警告下官：倘若发现有人作案，当斩不恕。刘祚远慑于禁令，不仅不敢收受贿赂，相反将贿赂人锁拿，并奏皇帝严办。但仍有人并不像刘柞远那么听话，我行我素。于是触目惊心的顺治丁酉科场案终于发生了。
首发案是顺天府的考官李振螂、张我朴等公开贪赃受贿，京官三品以上的子弟无一不取。可也有人花了钱却没取上的，于是投状叫冤。顺治皇帝气不可奈，当即下令对李振邺、张我朴等人“俱著立斩，家产没，父母兄弟妻子俱流徒尚阳堡”。在处决李、张等人的第二天，共达一百多涉案人被抄家流放。此案刚出不久，又有人告发江南乡试舞弊。顺治十四年八月，丁酉年江南乡试放榜后，许多江南名士榜上有名，但在中举榜上也有一些靠贿赂官员而上榜的，于是两江士子哗然。那些落第士子们群集江南贡院门前抗议。“有人还贴出一幅对联：‘孔方主试付钱神，（指主考官方犹和钱开宗），题义先分富与贫（考题中有“贫而无诌”一章）’。并且将门上‘贡院’两个大字的‘贡’字中间加了一个‘四’字，改成了‘卖’字；‘院’字用纸贴去耳字旁，变成了‘完’字，于是‘贡院’就成了‘卖完’。有人借考题发挥写了一首《黄莺儿》：‘命题在题中，轻贫士，重富翁。诗云、子曰全无用。切磋欠工，往来要通，其斯之谓方能中。告诸公，方人子贡，原是货殖家风。’其时，江南宁书坊中还刻了一部传奇小说《万金记》，以‘方’字去一点为‘万’，‘钱’字去边旁为‘金’，万、金二字，指的就是方犹、钱开宗二主考。书中极力描绘了科场中行贿通贿的情状，作品一直流传到京城，闹得人人尽知。”（见《江南贡院》，周道祥著）
顺治皇帝得知江南科场丑事后，怒不可遏，当即下令：“方犹、钱开宗井同考试官，俱著革职，并速拿来京，严行详审。”为了鉴别案子真假，顺治皇帝决定亲自在北京主持复试该科江南中举的考生。参加复试者每人都身带刑具，由护军营军校持刀监视，每两名军士看守一位举人，气氛极其紧张。当时已值冬天，考场的举人们冻得浑身发抖，但也不敢吱声。瀛台复试，二十四人被罚停会试；十四人因文理不能，革去举人；只有七十四人准许参加会试。顺治一看结果，认定江南乡试有假，于是便下令将方、钱二人立即正法，其“妻子家产，籍没入官”，另外十八人也受到“责板四十，家产籍没入官，父母兄弟妻子一并流放到黑龙江的古塔处分”。顺治认定处理此案的刑部也不得力，一怒之下，革去了包括刑部尚书图海在内的一批官人的职务。此案中本来并无吴兆骞什么事，但这位江南名士看不惯上朝如此愚弄考生，特别是当他走进瀛台，看到考场像刑场的感觉后，当场交了白卷。这下可激怒了顺治皇帝，故也把他流放到古塔，且一去就是二十三年……
吴兆骞这样的的命运在封建科举考试中并非鲜见，像他这样看不惯科场的真才实学者忿愤甩笔出场者大有人在。
被毛泽东称为“五四运动总司令”、我国二十世纪新文化运动的主帅、中国共产党的主要缔造之一的陈独秀先生便是其中的一位。
很多人可能还未必知道，中国共产党的创始人陈独秀其实还是位封建科举考场出来的真正“秀才”呢！1896年，陈独秀以“古怪的方式对应了古怪的考题”，结果稀里糊涂当上了“秀才”。第二年，在哥哥的极力要求下，他到南京参加盛大的“江南乡试”，以图弄个状元当当。心不在焉的陈独秀对在著名的南京江南贡院三天科举考试印象极深，他在日后的《实庵自传》中有详情记述：“……我背了竹篮、书籍、文具、食粮、烧饭的锅炉和油布，已竭尽了生平的气力，若不是大哥代我领试卷，我便会在人丛中拼死。一进考棚，三魂吓掉了两魂半，每条十多丈长的考筒，都有几十或上百个号舍，号舍的大小仿佛现时的警察的岗棚，然而要低得多，个子长的站在里面要低头弯腰，这就是那时科举出身的大老以尝过‘矮屋’滋味自豪的‘矮屋’。矮屋里面七齐八不齐的砖墙，自然里外都不曾用石灰泥过，里面蜘蛛网的灰尘是满满的……坐进去拿一块板安放在面前，就算是写字台，睡起觉来不用说，就得坐在那里睡。那一年南京的天气，到了8月中旬还是奇热，大家热得都把油布挂起来遮住太阳光，号门紧对着高墙，中间是能容一人来往的长巷，上面露着一线天，大家挂上油布之后，连这一线天都见不着了，空气简直不通，每人都在对面的墙上挂起烧饭的锅炉，大家烧起饭来，再加上赤日当空，那条长巷便成了火巷……有一件事给我印象最深，考头场时，看见徐州大胖子，一条辫子盘在头顶上，全身一丝不挂。脚踏一双破鞋，手捧着试卷，在如火的长巷中走来走去，走着走着，上下大小的脑袋左右摇晃着，拖着怪声怪调地念他那得意的文章，念到得意之处，用力把大腿一拍，竖起大拇指叫道：‘好！今科必中也！’”
正是这位“上下大小的脑袋左右摇晃”的徐胖子，使本来可能中状元榜眼的陈独秀，痴呆呆地看着眼前的情景而忘了应试一事。几十年后，陈独秀回忆起这段往事说道：“在这之后的一两个钟头里，我并非尽看他，乃是由他联想到所有考生的现状；由这些怪现状联想到这般两足动物得了志，国家和人民如何遭殃；因此又联想到所谓揄才大典，简直是隔几年把这班猴子狗熊搬出来，开一次动物展览会；因此又联想到国家一切制度，恐怕都有如此这般的毛病……这便是我由选学妖孽转变到康梁之最大动机。一两个钟头的冥想，决定了我个人往后几十年的行动。”
《自述》中的陈独秀和吴兆骞两位名士在科场拒考，使前者的后半生产生过辉煌历史，后者则深受苦难。古人曰：科场如吃人的兽场。此比喻有两种含义，一说旧科举制度对考生身心的摧残，二说科举制度下，种种腐朽的勾当使广大真才实学者深受其害。然而，今人也有这样的话：自古考试森严，总有恶迹昭彰。
也许在百姓心目中，能够端平一碗水，靠实力跨越人生命运新台阶的事非高考莫属了。正是由于大家对高考的这种认识，被称之为“国考”的中国高考，在百姓心目中越来越神圣。考生们吃尽苦中苦，熬过十几年寒窗之后，踏进考场的那一瞬间的无比紧张、激动，都是因为这一原因。然而，人们当然不会想到，在高考这一神圣的净土里，其实也从来就没有让很多百姓感到过真正意义上的放心一回。所以有位考生家长对我说：天下腐败者，惟在高考中做手脚的人最可恶！
社会主义制度下的高考，本不该有丑恶的现象出现，但既然是丑恶的东西，只要有机会与土壤，它便蠢蠢欲动，兴风作浪；高考中的腐败，则是直接使不该饱受落榜之苦的人失去了灿烂前程和一生辉煌。
中国高考中的腐败源于封建社会留下的旧意识，始于“文革”中“群众推荐”加“组织选拔”的录取制度惯性。考察几千年中国走过的选录人才的历史，有两条线是非常清晰的，即靠推荐和考试。早期的封建社会和后期的封建社会都用过这两种方法。比起官官相佐，你拉我捧的推荐制度，科举考试更容易避免人为因素在录取人才上的舞弊现象。新中国成立后的半个世纪里，通过考试上大学是教育体制的举措，尤其是1977年恢复高考，其目的就是更公平地在同等条件下选拔人才，一改像“文革”中出现的那种谁有权。跟谁关系好就可以一步跨“龙门”的弊端。然而，无论是封建社会还是今天的新社会，那些营私舞弊现象从未断绝过。恢复高考的二十二年间，这类叫人憎恨的丑恶现象几乎年年都有，且随着时代的不断变化与发展，营私舞弊的手段与方法也变得越来越可恶。
我按不同时间采访过几位在不同方式下的高考受害者，他们的不平与悲愤经历典型地反映了不同时代的共同遭遇。
第一位是汪海潮先生，他现在是上海绿谷集团公司的副总裁，生意场上玩得非常顺手。我们是在共同作为北京电视台一个节目的嘉宾时认识的。汪海潮是恢复高考后第一批参加考试的，这位从小吃尽苦头的农家子弟，当年听说可以通过考试上大学的消息后，把地里干活的铁锄往田头一扔，飞步到过去的同学那儿借来一大包没头没尾的旧书就“啃”。后来他感觉非常好地走出了考场。但却一直没有等到入学通知书，他心急如焚地跑到教育局问，人家告诉他：“你是不是有什么亲戚历史上有问题？”汪海潮一听就像瘪了气的皮球——那时候“政治”在人们的心目中是第一把尺子，汪海潮对那个教育局干部“呸”了一声，就发誓永远不再参加高考了，因为他后来得知正是他的“社会关系有历史问题”，而白白将自己获得的一个好大学“送给”另一位掌权的领导子女了。汪海潮幸运的是第二年他意外地获得了“解放”，邓小平同志及时发现了恢复高考后所出现的这一问题，一笔把“注意考生政治表现和社会关系”这一条从“考生条件”中给划掉了。
第二位是河南王光明先生，他现在在一家计算机公司当老板。王光明本来是学文科的，到了大学毕业后才改行的。他改行是因为那年高考录取中遇到了一桩几乎让他毁灭生命的倒霉事。王光明参加高考是在80年代中期，那时高考已经相对规范，但竞争则比开始几年更激烈，特别是像河南这样的高考大省，每年的高考就是几十万考生的一场生死大战。王光明是其中的一名考场士兵。他报考的是河南大学中文系。河大在河南学子心目中算是圣殿般的地方，谁要是能考进去，就意味着毕业后可能到河南或者郑州的省府、市府里当干部呀！王光明考得不错，考分高出河南大学录取线30多分，母校的老师都为他高兴，因为他所在的小山村里能考上河南大学就算“状元”了。然而，王光明没有等到河南大学的录取通知书，却等到了第二志愿的外省一所师范学院的录取书。其中的问题恰恰出在普通人并不了解的这个铁幕后面。
他后来为此事跑到已经开了学的河南大学新生班调查过，从中了解到有几个学生的考分成绩在他之下，可人家为什么就进了河南大学呢？王光明因此不服，把那张外省的录取通知书往口袋里一塞，独自到县上、到省里的高招办，想问个究竟。那些高招办的老师不是躲着他，就是用“属于保密”而搪塞他。王光明就是不服，到省政府、省教委上访，也有领导给他批示，可最后还是查不出到底为何他王光明没被河南大学录取。几个月过去了，王光明一无所获，那所外省的师范学院也因为一直没见他报到而取消了他的学籍资格。
之后，王光明上广东打了一年多工，与王光明同宿舍的一位甘肃籍小范师傅说，我的情况与你一样，为什么考上了没有被录取？那是人家在调档时做了手脚，比如你们河南大学在你们地区录取十个名额，按道理是论考分排队，但是有人与招生办的人有关系，他们就可以把分数在后面的人调在分高的人前面，就像排队买东西时有人“夹塞”了，挤掉的当然是像你我这样一没有关系、二没有权势的平民百姓嘛！原来如此！王光明气得咬牙切齿。小范师傅则笑笑道：这还只能算高考不正之风中的“小动作”，“大动作”你可能听都没听说过。王光明第一次从打工兄弟那儿听到了一些地区的“考官”和“领导”们互相串通一气，种种触目惊心的营私舞弊的传闻。
想到自己的不幸经历，王光明此刻才有了改学计算机的念头。他有一个简单而朴素的愿望：录取提档要是用计算机处理，谁想做小动作也难，或者一查即清。两年后，王光明真的考进了某大学的计算机专业。他感到欣慰的是，不仅自己重新考上了大学，而且知道现在的高考录取中的提档等等都实现了计算机操作，使那些想利用职权做手脚的人，再也不那么容易得逞了。现代化先进科学技术的运用，有效地避免了众多的王光明式的不幸遭遇的出现。
我们对恢复高考二十二年来多少人走进了大学门有过精确的统计，但谁也没有对每年数十万、几百万的考生中，有多少人是通过非法手段走进大学这所圣殿的情况做过统计，当然也就没人关注过那些本该获得接受高等教育的权利，却被种种腐败和丑恶现象所剥夺了的人又有多少了。一年一度的高考，是中国人必须经历的“年度战争”，在千万考生和几倍于这个数字的家长们，竭尽全力跨过“独木桥”的时候，也有人用出卖良心、出卖党性甚至出卖肉体所联结的黑色人造梯子越过了“独木桥”。有位采访对象是恢复高考后的第一届大学生，他现在的女儿在去年也参加了高考，巧的是他和他女儿两人都不同程度地被这种“黑色人造梯子”从独木桥上掀翻过。当年他被掀翻时还有原因可解——他在插队时虽然已是党员先进分子，公社革委会也将他作为知青的代表推荐为“工农兵大学生”，但后来到了县上他就被刷了下来。半年后听说是一位副县长的女儿取代了他。“当时我真想自杀，真的。农村的生活实在太艰苦了，我不隐瞒自己在插队初期拼命表现积极有些是投机行为。”这位如今已在国家机关任“局座”的老兄不无坦诚地说道，“那时哪个知青不想离开农村回城？可路只有两条：一是顶替父母回城，二是争取被推荐上大学。现在觉得工农兵大学生不吃香了，但那时谁能进大学都是做梦的事。我那时有过被走后门挤下独木桥的痛楚感受，万没想到的是当我女儿考大学时，这种丑陋的社会腐败仍然非常猖獗，而且比以往的单个人塞塞纸条、走走后门要严重得多！
“有些地区的招生部门和学校联起手来做，从中相互得到好处，并结成了一般情况下根本无法捣碎的‘舞弊长城’和铁索链。”他说他女儿去年第一志愿报的省某重点大学，以其高考分数进入了该校提档的前十几位。然而结果就是没有录取她。后来知道这个学校突然把十几个名额的“计划”指标从这个市“调拨”到了另一个市。为什么这样做？全因为某市与该校有一笔为数不薄的“私下交易”——你每年都给我些招生指标，我就多给你“捐献”些资金。最后倒霉就倒霉在像这位老兄的女儿一样的考生身上。很少有人注意高考中的这些“黑洞”。一些高校为什么年年在起劲地向教育部门要“自主”政策？说透了，其中有大大的“黑洞”存在！问题是，你还不好说，因为这是学校的“权利”。可是百姓心里也有杆秤：你的这种权利背后就是严重的腐败，或者让人看起来是“合理合法”的腐败！不惩治这种腐败，天堤旎容！
由于“大官父亲笨儿子”总是存在的，于是该操心者总是层出不穷。而且现在有权人比过去那些“递张条子”、“走个后门”的老一辈腐败者来说要会用权得多。你这儿不是不录取吗？那好，我到他那儿——他那儿的录取分数线比你这儿低三五十分哩！说不定还能进“重点”。于是一到高考前的三四个月，那些省与省交界之处的各派出所工作十分繁忙——都在忙着为邻近的某某市长、某某局长的公子、闺女办迁户口手续！这样的“通力合作”两方有利：一边解决了难题，一边“引进”了人才且还有很丰厚的额外财政收入。
老百姓没有门道也没有多少钱，所以他们的子女只好“落榜”。于是他们愤然：这样的“交易”算不算腐败？如果算腐败，那就也该天堤旎容！
大官做大事，搞大腐败。小官也有小官的办法，可别小看啊！
这几年小官干了不少让人们大开眼界的大腐败之事。
比如1999年初，《中国青年报》两次披露山西两所大学查出了几十个假大学生。这样的事在十几年前是闻所未闻，现在竟什么事都冒出来了。
第一起查出的是山西医大的郑彩云、杜海峰、赵建康、李霖君和梁泽民五位假大学生。山西省招生办考试中心的情况通报这样披露：
郑彩云，原朔州市朔城区一中1998年应届毕业生，本人1998年7月在一中报名参加高考，考分470分。在高考报名接近尾声时，其父郑某持郑彩云的户口和其它有关证明及替考生照片到该城区二中，以郑彩云的名字报名。二中具体办理报名工作的谢万红在未核对有固炷料的情况下，按二中高中应届生对待接受其报名，并给办理了高中学生档案。替考者成绩567分。就这样，真郑彩云以“假郑彩云”的考分被山西医大录取。
杜海峰，1998年在朔州市平鲁区李林中学报名参加考试，本人考分450分。其父杜应（平鲁区教委党委书记）为保证其子能上大学，便通过李林中学建档教师赵建华提供的档案，又持杜海平（杜海峰的别名）户籍证明、毕业生证书在区招办报了名。由于具体办事人孟山森把固旎严，没有核对考生照片是否同户籍等有关证件相符，使得内蒙籍替考生顺利参加了高考，成绩535分，被山西医大录取。
另外三位假大学生赵建康、李霖君、梁泽民的造假情况基本相同，不同的是赵建康由其因病在家休学的哥哥赵建峰代替考试。哥俩替换更容易蒙混过关。
有位山西的朋友说，有几千年黄河文化熏陶历史的晋国人，考试舞弊的“水平”之高是全国罕见的。其实，就全国范围而言，类似山西的舞弊现象不在少数，且有这样一个特征：越是经济和文化落后的地区，这种冒名顶替造假现象越严重。
在《中国青年报》披露上面这则丑闻的第二天，该报又披露了江西一起更大的高考冒名顶替事件。江西某国防科技工业学校的四个班中一下查出二十二个假学生！如一个叫“蒋礼虎”的96届44班学生，该生还是此班班长。他对记者的采访连隐瞒都不隐瞒！他说他真名叫周起文，是都阳县人。1996年参加全省统考后离录取线差几分，于是家里人就给了“教育办”的干部两千元钱，于是他周起文成了现在的“蒋礼虎”来到了这个学校。假蒋礼虎说他根本不认识真蒋礼虎，但他现在在学校的档案里都是真蒋礼虎的，连上面的照片都没有换。该校目前已经查出的二十多个假学生的情况基本与“蒋礼虎”一样，都是出钱或者有权者变花样让他们上了学。让人无法理解的是，这么不高明的造假活动，如果录取学校稍稍把工作做细一点，是绝对可以避免的，但这个学校没有那样做。原因虽不明，但有一点是可以肯定的：在某些经济利益的驱动下，学校个别决策者睁一只眼闭一只眼是这些丑恶现象得以滋生、蔓延的根本原因所在。
高考中的舞弊造假之风，如今就像我们经济生活中经常遇到的那种情况：上面大喊反腐败，下面腐败之风却非但丝毫没有收敛，反而贪污受贿的数额越来越大，顶风作案者层出不穷，这可能是当今中国的一大特色。1999年“国考”刚刚结束，震惊全国的一南一北的两大舞弊案即刻“浮出水面”：一是黑龙江望奎县二中高考十六份雷同卷牵出二十二个涉案人，主管副县长、教委主任、副主任、二中校长及考场教师，全套人马一起上阵作假舞弊，实属奇迹！南边的广东中考中发生考题泄密大案，几个校长为追求升学率，相互勾结，串通一气，造成两万六千多名考生重考的“国考”大案。这回广东清远的中考大舞弊，多多少少也使曾几度疯狂的该省某些地区高考顶替冒假的“小魁首们”有些小巫见大巫的感觉，着实暗地里欢欣了一番。
为了考察“中国当代高考舞弊之怪现象”，我在中央电视台的节目录制室，又重新看了一遍1997年10月23日的《焦点访谈》。在这个以“偷梁换柱，法理难容”为题的节目里，披露了这样一件事：湖北省通城县原招生办副主任熊云鹤在任期间，利用修改考分考号、冒名顶替等卑劣手段，将其亲朋好友的子女送进学校，共作案十二起之多，涉及被冒名顶替的考生十五名。这一案件非常典型。熊云鹤利用职权，使一些本来拥有上大学机会的学子身怀终生遗恨。他的行为，大可叫人生出“千刀万剐方解此恨”之感。因为正是他的卑劣做法，使得那些本来满怀希冀的青年男女，从此失去了上大学的机会，甚而走上一条完全相反的人生之路。当看到那位因人为“落榜”的女孩子不得不年少嫁人的凄凉情景，凡有些血性的人，都会愤怒诅咒熊云鹤这个喝考生血的无耻之徒。
据教育部门与检察部门介绍，像湖北通城的熊云鹤这样借招生办负责人职务之便，在中考、高考中“做手脚”的人，几乎每年都有，就像经济领域中那些顶风犯罪的腐败分子一样，他们极端的自私利己主义思想，严重玷污和搅混了中国神圣的中考、高考殿堂，能让老百姓不愤怒吗？
虽然这种企图借高考为个人私利大捞一把的败类们，早晚总会受到法律制裁，但是，法律虽然可以斩断那些伸向高考的“黑手”，但却难以抚平一颗颗受伤的心灵。
白天德，一位现在不知是否还在人世间的身患绝症的中年庄稼汉。十五年前的那“黑色7月”之后，他以非常优秀的成绩考上了师范学院。他和全家人满怀喜悦地天天等候入学的喜报送达，可是没有，永远都没有……当上面我所说的那个《焦点访谈》节目播出后，勾起了这位庄稼汉“被秋雨浸泡了十几年的灰色记忆”，他从死亡的病榻上艰难地支持起已经被死神咀嚼得所剩无几的身子骨，用尽全部的力气，忿愤地写下了自己的那段亲身经历与日后的苦难：
……临近开学的日子，我还没有收到师范学院的录取通知，而沉寂了几个月的天空终于蕴育了一场绵绵的秋雨。饱受暴晒的世界被清凉的秋雨洗涤得面目一新，连绵起伏的远山在靠微烟雨中愈显苍翠，空气中透着雨后特有的清爽。初秋的细雨给人以仲春时节的感觉，唤起人想要作诗的冲动。
可是这雨下起来就没完没了。天空终日灰蒙蒙的，整个世界都笼罩在一片迷茫的雨雾中。我有些坐立不安了，开始觉得这绵绵不绝的伙雨让我感到纳闷。我想这点雨不会阻隔我的录取通知！但除此之外，还会有什么原因呢？我的行李早已捆绑停当，静静地靠在冷清的墙角，无言地等待我出发的日子……
雨一刻不停地下着，坚硬的土质路面被浸泡得松软，一搁脚就会陷进去。已经过了9月1日法定开学的日子，我依旧没有收到任何消息，父亲看出我的焦虑，安慰说，这样的学校开学要晚些时候。
难捱的日子在这渐渐沥沥雨中一天一天捱过。我从镜子里看到了自己灰白枯槁的脸，感到这沉闷的天空简直要把我压垮。我再也无法忍受这种死寂的等待，我的心情坏到了极点。
终于、父亲再也无心上他的课，向邻居借了一柄伞和一双雨鞋出发了，他要步行六十公里才能到达县城。望着父亲在雨中蹒跚的样子，全家人不由得替他担心。
惴惴不安地度过了两天，第三天早晨，父亲带着满身的泥泞冒雨赶了回来，裤腿开了大口子。看到父亲的脸，我的心猛地一沉，我实在无法用语言来形容他此刻的表情。父亲满面疲惫，说话时尽量避开不看我，但那偶尔一瞥，饱含着父亲对儿子独有的关切。
父亲从县城教育局一位熟人那里探知，我的档案根本未投，取代我的是教育局某副局长落榜的女儿。
当父亲找到教育局，嗫嚅着询问那位副局长时，得到的竟是这样的一句答复：“你们工厂子弟好招工。”
这就是理由！狼吃小羊的理由！仅仅是为了自己女儿的就业，便毫不客气地断送我的前程！
父亲当时还没有从“右派”的阴影中彻底解脱出来，虽然在家像只虎，但在把握自己命运的局长大人面前不得不做只小羊羔。
雨，依旧不停地下着，天气已经变得十分寒冷。
我并没有哭。只是一头扎进冰冷的雨中，任凭刺骨的秋雨把我浇透。
那场秋雨缠缠绵绵地下了四十多天。天放晴的时候，父亲决定让我复读。那时已是10月中旬了。此后他曾为这事去了一次省城，但回来后一句话也没讲，家里人也没有问。
也许是我恐惧于每次回家向父母要钱时的痛苦，在勉强坚持一段时间重新读书后，我平生第一次违背了父亲的意愿，自动退学了。父亲没有为我的退学责备我。不久，上面来招工，我便成了工厂的一名合同工。
然而我从此也落下了一毛病：每逢秋雨时，无论昼夜，我都无法呆在室内，总要独自徘徊在雨中，任秋雨把我淋湿。我的嘴里也总是哼着同样的一支曲子：茫茫的街头，错乱的脚步，走过的街头只有雨和露，寂寞的心情忍不住，何处是归路……这首本来是描写失意恋人的悲凉歌曲，却真正成了我此刻处境的真实写照。心灰意冷的我在寒风秋雨中孤独地咀嚼那种百般无助、万般无奈的滋味……
但我一直都没有哭。
只是当电视台的记者采访那位与我同命运的女同学，她泣不成声地说了一句“熊云鹤改变了我一生的命运”时，我禁不住泪流满面……
感谢上帝使熊云鹤的卑鄙行径大白于天下，也感谢通城县有固炜门为那几位被冒名顶替的同学作了“适当安排工作和学习”的补偿。我祝愿这些弟弟妹妹们能奋起直追，把失去的尽可能地找回来。
可是对于我呢？我已是一个身患绝症、早已把遗书锁在抽屉里的垂危病人，就连这篇短文也是我耗费了许多精力才完成的。我无视目前沸沸扬扬的“下岗择业”，因为我现在惟一能做的就是运用全部的精力来应付死神的侵袭。我最大的遗憾是自己今生没有从事梦寐以求的教师职业，“做一个比父亲强的优秀教师”，也真正成为我的理想之“梦”。
我无意也无力再去追究什么，只希望那位副局长的女儿没有辜负我十年寒窗的辛苦，一直坚守在“教师”这个我难以企及的岗位上，并且做出不菲的成绩。
窗外的雨越下越大，但我已无力再出动接受它的洗礼。我突然记起，那年暑假的劳动并没有挣到一分钱，那场罕见的秋雨毁了所有的灰窑，杨树叶并未枯黄就落了，是秋雨后那场突降的霜冻促成的。
我想：那就是我。
我几次与山西省团委和《山西青年》联系，想打听白天德的近况，但一直没有消息。有人说他已经在一年多前去世了，有人说他还在作死亡前的最后挣扎。可我知道，不管什么情况，对一位身患绝症者来说，前景总是一个。人都有一死，白天德并不怕死，只是十五年前那位教育局副局长在招生时伸出的一只“黑手”，深深地害苦了白天德及他父亲和全家人。不知那位局长大人能否知道这一切，倘若知道的话，是否良心上该有所醒悟。因为你在给自己女儿留下光明的时候，怎么会没有想到另一位青年将被你推向黑暗的深渊！
白天德本来可以成为一名优秀的人民教师，而且从他的文笔来看，他还可能成为一名不错的作家，然而现在他什么都不可能是了，连宝贵的生命都将无情地被剥夺了。像他这样因高考而遭受飞来之祸的人并不少，但愿那些置别人于死地而为自己营私的人能良心发现，免得哪一日遭遇报应！
六问天：穷人还能上大学？
本来这部分内容并不打算写，因为我的那部已经把有关贫苦家庭的孩子上不起大学的事写得够让人落泪的了。但是，就在我准备放弃这部分内容时，一日，中央电视台的节目勾起了我落泪的回忆：一位叫杨修平的湖北籍孩子，1999年高考后被湖北师范学院录取，但由于他家穷在原中学上学时欠下不少钱，中学就把他的大学录取通知书扣住了，一直扣到电视新闻播出的12月2日还在校方手里。
现在的社会存在穷人与富人的客观事实是不容掩饰的。富人为了上大学愁的不是钱，愁的是孩子不争气考不出好成绩。穷人的家长除了富人愁的孩子考不出好成绩外，更有一愁的是，没有钱供孩子上大学。
我原本以为写完后，我可以放下对贫困大学生的关注了，可想不到的是自作品发表之后的一年多来，我就从来没有停止这一项本来跟我毫无关系却始终让我不得安宁的事——当一个穷人看到有人出来帮助他们后，成千上万的穷人都向我走来——发表于1998年10月下旬，从那时起，找过我的贫困生不下数百名，经我之手给牵线搭桥解决贫困的学生有三百余人次。我知道团中央、全国学联济困助学办公室获得的社会资助达几千人次，仅北大、清华、中国农业大学、中央民族大学、北京林业大学等首都十几所高校获得的社会资助就多达几百万元……作为一名作家，我以为自己的一部作品能引发那么多社会资助并引起全国各界都来关注贫困大学生的热潮，这就已经足够了。可是不行，实际情况远远出乎我的想像和意料。还是一句话：中国的穷人太多，怎么就越来越多地从各个地方冒出来了？
先是北京的某某大学来电话，是学生会的。一位小女孩有一天突然跑到我的单位，她自我介绍是团委派她来请我去作一场专题报告。“我们学校不少人看了您写的作品，都哭了。真遗憾，如果何老师您当初也到我们学校采访一下，我们不可以获得很多社会赞助吗？中国农业大学和中国林业大学不都获得了几十万元的资助？他们比起我们学校来算什么？我们的贫困生的比例远远超过他们……”
原来是这样。从这个女孩子口中我才了解到我写时没有采写到的这所学校，其实比我自认为或者在教委、团中央那儿挂上名的农大、林大、民大等这些“贫困学校”还要贫困呢！这个女孩子的学校是所专业很偏的大学，在北京这样著名学府云集的地方很难听到他们的声音。女孩子声明说最好别在文章中说出她的学校的名字和自己的专业来，我当场答应了，因为贫困学校和贫困生都不太愿意公开自己的“隐私”，他们有几怕：怕别人知道后学校以后招生就难上加难，生源不足对学校来说意味着穷上加穷，或者可能会走到关门的境地——某省有一所大学就是这样，他们总共只有两千多名学生，结果由于贫困生大多，学校背不起几百万元的沉重负债，当地政府和教育部门已被这所学校的叫苦搞怕了，说干脆你们别办了。那学校的校长刚把这一不成文的信息向教职员工透了一丝风，学校立马有近百名教授副教授和其他老师集体跑到政府那儿去请愿，说谁要关我们的学校，我们就上谁家去吃饭。哪个政府不怕学校闹事？于是这个省的负责同志把“散布谣言”的人狠狠地批了一通，并立下规矩：要是谁再说那个学校穷谁就下岗。另外，团中央让我写和因受作品的宣传而获得过二十多个人赞助的书中主人公之一的某学生也还不是跟我打了近一年的官司吗？
这个女孩子讲到她学校和她同学的事时就哭了起来：何老师你不知道，我们学校是个不被人看得起的专业学校，就是因为它的专业现在根本不被看好，用我们当时参加高考时老师说的话叫“冷门专业”。就是现在社会上根本用不着或者随着以后的科技发展，这样的专业就要被淘汰了。如今是科技和知识经济时代，社会的发展一日千里，但我们国家的高等教育改革远远跟不上时代发展，一些已经落后的专业和该淘汰的学校不仅没有被淘汰，反而一直保留着，用于培养一些毕业就找不到工作的学生。可就是这样的专业学校，它的存在却起着另一种作用：满足了一部分高考上成绩不理想又想圆大学梦的人。这女孩子说她自己就是其中之一。“是社会把我推到了一所我根本没有多少兴趣来念的大学。”女孩子说我到这样的大学好在我家里供得起，等以后有机会再努力一下考其它大学的研究生。但我的大部分同学是因为高考成绩不高且家里又穷，所以报考了这些“冷门”专业大学。“冷门”的大学容易进，但进来后又出现了另一种叫人看后“浑身发抖的冷”——就说我们班上的一个同学吧，她是广西的，家里只有母亲和一姐一弟，她说她不是属于超生，当地的计划生育政策不像城里那么严格，允许一定的宽松幅度。一个农村家庭里如果没有几个壮劳动力，不仅种地会碰到困难，就是在日常生活中还会常常受到别人的欺负。这个同学考上大学后，母亲希望女儿能走出山村，日后有个前程，但因为穷，只能在女儿上北京念大学时从米缸里取出一筐鸡蛋，说娃你对老师说我们家里不是不想交学费，实在是拿不出能换钱的东西。城里人不是爱吃鸡蛋吗？你给老师送去，求求他们让你进学校读书。这位女同学还真实在，把母亲的话放在了心上，千里迢迢，把一筐鸡蛋背到了学校，报到那天她在交学费时真的拿出那一筐鸡蛋，当时有五名学生处的老师在现场办理报名手续，她就每人送五个鸡蛋，然后再向每位老师鞠三个躬，嘴里一边念叨着请求学校收她上大学。那一幕让当时的老师们全都揪着心流眼泪，几位老师一商量，说这孩子一定要收下。后来他们把情况汇报到校长那儿，校长一听就急了，说好啊，你们做好人把不交学费的孩子都收了上来，我这当校长的怎么办？我日后拿什么给你们发工资搞待遇？又怎么给学生把应该上的课上好，准备应该有的教学设施？下不为例，不交齐学费的不能同意入学，有困难等调查清楚后再决定给谁免给谁不免学费的事。校长发了一通脾气，其实他的“下不为例”已经说了好几次了，老师们知道，他校长本人就是个“菩萨”，要不我们学校那么多不交学费的同学怎么都进了校门？
上不起大学这种现象本来已经消亡了许多年，怎么又死灰复燃起来了？我弄不明白。于是不得不重新再做一回“贫困大学生”调查。
首先是现今一个大学生上学到底要多少钱？
《中国青年报》不久前公布了北京航空航天大学高教所对北京部分高校的学生消费所作的调查显示，平均每位大学生的年消费为七千三百元左右，其中学费约为两千元左右，占百分之三十；餐费约三千元左右，平均占百分之四十；住宿费在五百元左右，占百分之六；其它消费包括交通、文化、娱乐等约占百分之二十七。该报公布的另一个数据还显示：百分之三十三点七的大学生家庭的年收入在八千元以下，八千至两万元的家庭年收入占百分之三十六点八；两万元至五万元年收入的家庭占百分之二十二点七，五万元以上年收入的家庭只有百分之三点四。我同时看到《中华周末报》对1999年北京、上海、南京、武汉、广州、西安、成都七个城市的大学生上学到底要花多少钱作了一个更为详细的调查。如文史类，南京的高校统一为三千二百元。在上海的热门专业如复旦新闻、法律等专业为三千八百元，非热门专业为三千四百元。最低是一千六百元，如华东师大思想政治和历史等很少人报名的专业；最高达四千九百元，如华东政法大学的法学专业。北京普通高校为三千二百元，西安为两千七百五十元，武汉为三千二百元到三千九百元；成都为两千四百到三千五百元；广州是三千五百元。理工科比文科普遗要高出几百到两千元左右。南京约在三千五百到四千五百元；上海最高的前沿学科专业和医学专业高达九千五百元。还有特别高的是外语、艺术类专业，一般都在六千元一八千元。这些是硬费用，软费用即生活方面的其它开支每年约在两千至一万元左右。这两项数据表明，中国的大学生中有三分之一的人数，将由于他（她）一人上大学而用去全家几乎所有经济资源。事实上，据我这两年中对贫困大学生的调查所知道的情况表明，上面的数据只是大体上准确。原因是在这些枯燥的数字后面，掩饰着的是这三分之一的大学生和他们的家庭为了上大学这件事，有的是全家人，有的是几代人，更有的是全族人一起跟着经受贫苦与债务的困扰。
在清华大学，我就遇见过一位不愿透露姓名的学生，他说他家在甘肃祁连山脚下，家里有父母和哥俩，四个劳动力种三十多亩荒地，每年辛苦三百六十天，所能得到的是湖住全家人的几张嘴，这还没算哪年老天爷不争气的日子。摊上有个灾荒啥的，全家辛苦一年还未必能湖口度日。就这么个人丁相当旺盛的家庭，一年也拿不出几百元的现钱。他说他上学后每年交学费就得三四千元，在清华大学上学每年交三四千元并不算多，可他说他家里就是拿不出来。有一次老师让他填家庭情况，他如实填了，辅导员后来就找他，说你家没灾没祸的，又都是壮劳动力，怎么你也要当贫困生呀？他说他怎么分辩自己家里确实没钱，老师还是不相信，说学校里补助的那些贫困生，一般都是家庭子女多，或者父母病重，或者是单亲什么的，你家里什么都是好好的，怎么可能会把你划进“贫困生”行列呢？这位学生说我听后觉得再也无法解释了，可家里就是这么个情况，你学校如果让我家拿出价值三四千元的粮食还有可能，但你让我们家里一下拿出几千元现钱，天作证也是拿不出的。城里不知道，咱农村特别是山区，地里刨出来的粮食要换成现钱，有时比我们在老天的鼻子底下收获粮食还要难呀！我们现在很多城里人或者官员们一点也不了解下面百姓的实际生活，尤其是我们农村老百姓的生活。我在北京读书，一年学杂费加起来也要四五千元，一个月吃饭与生活费总得也要二百多元吧，这七加八加就是小一万元。我那可怜的祁连山脚下的爹和妈，还有两个哥哥，拼死拼活干一年，能拿得出供我上学的这一万元钱？绝对供不起呀！可我是上了清华大学，全乡全县祖祖辈辈就我这么个“状元”，我不读对得起谁呀？这就苦了我爹妈和哥哥们。其实我也很苦，老师后来看我实在拿不出学费，就减免了一半。我就想法子打工，做家教，北京人看得上，所以一个月饭钱和生活费够了。但假如我在一般的普通大学里怎么办？恐怕日子就更难了。你写过贫困生的事情，你应该站出来说真话，现在穷人真的上不起大学。
其实，穷人上不起大学的现实已经非常严峻地摆在了我们面前。像上面的这位清华大学的学生如果放在农业、林业等其它大学，他根本不可能被列入贫困生的行列，也不可能获得学校一分钱的减免。以中国农业大学为例，家庭年收入在八千元以下的占百分之六十至百分之七十。有百分之三十左右的学生的月生活费低于一百五十元，也就是我们说的特困生。这些学生的学费基本是一律交不起。他们的生活费全靠打工、勤工俭学和借债来维持。中国农业大学东校区学生处同志告诉我一个数据，1999年他们没有收到的新生学费就高达七十多万元，这就意味着有近三分之一的新生没有交学费。北京物资学院、北京印刷学院等这些第一次被允许列入春季招生的大专院校为什么能获得春季招生权？知情人笑笑说，就因为这些学校的专业，一般成绩好些、家庭条件不错的是不会去报考的，现在教委让他们春季招生有那么点意思是让这些学校避开夏季招生的风头，招点家里有钱的学生，免得都招些贫困生把学校给拖垮了。能不能达到这一目标，我们还需拭目以待。
有报道说，今年像北大、清华等著名学校的学费还将增长，到达一万元左右，其它大学也相应往上调，对众多家庭困难的家长和他们的孩子来说，上大学就更成问题。一份来自江西、四川、广西、河南等十个经济欠发达省份的调查资料，显示出一个令人堪忧的结论：大多数农民家长不期望子女读高中。农民们认为，由于当地的农村教育条件和水平差，在中学读书的大部分高中生考不上大学，特别是考不上重点大学，而目前所谓考上大学的大多数农家子弟也仅是一些专业很偏的“冷门”专科学校。这样的“大学生”先不说毕业后找工作还要花一大笔钱“找关系、走后门”，就是现在上了大学，其一年的学习费用也要比普通大学贵出许多。《中国青年报》的一项调查也表明，专科生仅住宿费就约是本科生的三倍，研究生的七倍。专科生的学费高于本科生的百分之五十。讲实际的农民们也越来越会算账了。他们掐着手指说，在前几年，我们拼命把孩子送到中学读书，为的是能考中专、考大学，因为中专生、大学生国家都能给安排工作，孩子们也可以从此改变命运，告别“面朝黄土背朝天”的农村生活。可现在情况发生变化了，中专生、大专生都不能安排工作了，连本科生弄不好还要自己想法找工作。与其这样，还不如初中毕业后就出去打工。上高中一年少说要花出去千儿八百块钱，读大学更不用说了，一年小一万元。三年高中，少说家里花出三四千元，上三年大专那就是多花三四万元。如果孩子初中毕业就出去打工，一年怎么也该拿回四五千元吧！这就是说，对一个家庭来说，等于三年之内，一个上高中的孩子比出去打工的孩子少赚了两三万元，而上大专则使家庭经济损失多达五万元以上，而且还白白让孩子耽误了几年工作时间。穷人既然念不上、念不起大学，何必再争着上三年没有用的高中呢？
同时我又看到了另一则报道，“零点市场调查公司”对山东、江苏、天津等五省市两千零七十名富裕农民的调查结果显示：百分之九十三点八的富裕农民希望自己的子女能念到高中以上学历，其中百分之九十一的人希望孩子们在上高中后能考上大学，并且把考上大学作为培养自己子女最重要和首要的选择。一个富裕了的温州农民，曾出资年薪十五万元请家庭教师，将来要把自己的孩子送进大学。他的全部理由是，我自己生不逢时，虽然赚了很多钱，但仍然是“一身土气”，惟一的愿望就是要让孩子考上大学，实现他父亲想改变门庭地位的夙愿。
富人千方百计希望儿女上大学，而穷人又不想让子女白做大学梦，这是否意味着：中国从此又开始进入“大学仅为富人开”的时代？
中国的贫困学生，小学有，中学有，大学更有。这是我国国情决定的。到底现在中国还有多少人属于贫困阶层，恐怕没人能说得上。国家早先有个在2000年前消灭八千万贫困人口的计划，现在该到时间了，但真正摘掉了多少贫困人口的帽子，或者说摘掉贫困帽子后又有多少人重新变得贫困，这实际上是一笔很糊涂的账。因为中国太大了，中国的情况也太复杂。可我们又都知道，自改革开放二十多年来，人民的生活水平大大提高了，富人不是很多很多了吗？这也应该是不争的事实。可中国毕竟是个发展中国家，城市中的绝大多数人和自然条件相对好一点的农村的人民生活是富裕起来了，而且有的已经达到了小康水平甚至中康水平，但没有多少改变和没有多少提高的贫困地区也还相当多。世界人口报告有个数据，说全世界目前贫困人口还有十亿多，国际人口与经济机构衡量贫困的标准是以“日收入不足一美元”计算。按此标准，中国的贫困人口就有约三亿多。也就是说，按照国际统一的衡量标准，我们还有三亿多人口是贫困人口，他们组成了近一亿个家庭。这些家庭的孩子也要占我们每年参加高考和被高考录取总人数的三分之一左右。这就是说：我们国家面临着一个巨大的贫困群体！
国家教育部门已经宣布，2000年全国的大学招生将在去年的基础上再扩招二十万，总数将达到年度招生三百万人。这对那些想上大学的人来说无疑是个福音，不过“扩招”对另一部分人来说则是悲喜交加。喜不用解释，能有机会上大学可以实现自己和祖辈的梦，悲的是能考上大学，却会因没钱而进不了大学门。从去年各“扩招”学校得知的情况证实，去年与今年各大学的学习费用普遍提高，像北大、清华的学生上学费用增幅达百分之二十左右，而一般大学也跟着往上涨。这使得那些本来上大学就感到困难的穷家庭雪上加霜，有苦不敢说——因为你只要一说，马上就有那些生活条件好的人会告诉说“上不了就快把名额让出来嘛，咱孩子还急着上不了大学哩！”穷人们哪舍得？已经榜上有名的孩子绝对不会轻易答应，他们的家长们也不会随意放弃孩子跳出农门进龙门的机会。唉，再苦咱也得忍着，孩子的前程是大事！“再苦也不能苦了孩子，再穷也不能穷了教育！”家长们、乡村干部们这样发誓。于是，便有了我们经常在新闻报道和电视剧中看到全家人饿着肚子供一个孩子上大学的故事；也常常听说这家的父亲为儿子筹措学费而累死在放牧的路上或采煤的矿井内；也常听说，一个在学校成绩优秀、表现突出的女大学生，突然在商场或大街上因偷窃而被拘留……
21世纪的中国又多了这样一个值得我们深思的问题：教育发展了，穷人却越来越上不起大学了怎么办？
我和另一位“贫困问题作家”黄传会先生已经看到了很多双流泪的眼睛，和无数个为了几千元学费和今天或者明天的一顿饭钱，而不得不低下高做头颅去当乞丐与娼妓的卑贱身影，我们因此时常有一种欲哭无泪、欲呼无声的感慨。
我真的盼望哪一天在阳光下所有考上大学的人们脸上都充满发自内心的金色笑容！我想会有这一天。
关于大学贫困生问题，国家想了不少办法。但问题是我们国家毕竟是个发展中国家，每年要花钱的地方太多，不说为了搞活国有企业每年几百亿几千亿地往里填，不说为安置下岗职工又从总理的口袋里掏走了数百个亿，不说为科教兴国需要每年在原有基础上给教育、科研领域加了上百亿，不说每年国家为防灾救急备上几百个亿，不说接二连三的各种不得不搞的大庆、大典，单单是每年国务院扶贫办拨给贫困地区的救困费用就是好几百亿，我们还有庞大的军队，庞大的行政干部队伍……总之，每一条线都可以轻易地从总理的口袋里掏走几百亿。国家一年的收入才多少？银行一次又一次的降息也没有拉动内需，国有企业的大面积亏损仍得不到根本性改变，国家哪有那么多钱再为那些穷人家的孩子减免学费？大学扩招已经定为国策。扩招容易吗？现在国家培养一个大学生的基本费用每年在一万两千元左右，而目前从学生那儿回收的钱仅为六七千元，如果按2000年六百万在校生计算，国家需要贴进三百多个亿。这个数字已经够让总理费尽苦心的了，每次全国人大会议上总有人高喊要增加教育投入，实在是难为了腰包本来就不鼓的总理同志。现在又冒出个数量近百万的贫困大学生，国家从这些学生身上几乎回收不到几个钱，一百万人又得让国家贴进一百个亿，难啊，国家的当家人更有常人不可知的难处。
于是，“决不让一个学生因贫困而辍学”的口号不得不由高校自己喊了。但大家很快会注意到，喊这些口号的大多是北大、清华、复旦等著名学府，他们完全可以喊得响当当的，因为他们的学生大部分是有钱人，极少数缺钱的穷人家孩子能走进这些高等学府，他们一般都会得到校方坚强有力的支持，减免学费一般都不成问题。另外还有社会各界“捧星”般的主动要求帮助这些名校的状元们，所以这类学校的校长们高喊“决不让一个学生因穷困而辍学”的口号，就像喊自己的名字一样轻松。但像农大、林大等等专业学校的校长们就不敢轻易喊这类口号了，因为越来越多的学生交不起学费就进入了学校，给学校的正常教学开展带来了困难。如果再轻易答应减免的话，就会从教师们的口袋里硬掏钱了，惹出的问题恐怕就更复杂。于是在全社会一致反映与要求下，本来就贷款贷不出去的广大银行家们做出了一个姿态：向贫困大学生贷款上学。听起来很好听，1999年九十月间，这个消息在新闻电视上很常见，然而效果却出人意料堤旎好。原因是实际操作上仍然无法解决穷人的实际问题，那就是贷款是需要抵押和担保的。后来抵押这一条放松了，可担保仍保留着，银行从不做亏本生意，特别是已经成熟了的商业银行家们。他们笑眯眯地向大学生走来，原来也想开拓一条“生意新路”，结果此路不通。凡想贷款的学生都是贫困生，而穷人想找人作担保没有人愿意。如今越是有钱人借钱越容易，而越穷的人越借不到钱，这是世界性的规律。中国人的素质确实有待提高，特别是中国的一些百姓，他们都经历过大锅饭的“美好时代”，“吃饭不要钱，上学不要钱”。在新中国前几十年的模式里，“孩子上大学后就是国家的人了，既然是国家的人了，还要我们掏什么钱？”好多人今天还这么想。
再者，借钱容易还钱难是一些人的习性，你不得不承认。中国金融方面存在着的最大问题，就是前十几年大批资金出银行后再也找不回来。现在不行了，银行收不回贷出去的款，就先砸自己的饭碗。对大学生也不例外，你没有担保人给你作保，银行就把脸别过去了。许多贫困大学生对担保贷款一事意见很大，说这等于是在纸上给他们画了一个饼，想吃又根本吃不着。我就收到过一个我采访过的贫困大学生的信，她已经几个月口袋里没有钱了，听说银行到他们学校里办贷款的事，她很高兴，可当银行说必须有担保人时，她无所适从了，因为在北京她举目无亲，找老师和同学们，大家说我怎么给你担保法？你再过两年毕业了，你贷的款到时还没有还，银行找我怎么办？言外之意是谁也不情愿当这样的担保人。这个学生把心中的苦处告诉了我，她说：“现在人与人之间没有最基本的信任感，他们一点也不相信我，难道我是那种赖着不认账的人吗？我可以用人格担保呀！”我看后既为她抱不平，同时又觉得无可奈何。在商业行为和法律范畴里，“人格担保”在我们中国好像不能成立。因为我们现实生活中谁敢对一个并不是亲人的外人作金融性质的担保呢？我叩问自己，想想也确实不敢，因为中国之大，人的情况的复杂，许多事能想得到吗？办好事得不到好报而反咬你一口的事太多了。“贫出无赖”，此话虽有损广大贫困者的心，但现实中确有这类人。对此，我想广大的贫困大学生，也应该对平常人的平常心有所理解。
但理解之后，我们大喊了半天的贷款实际上又成了一件有头无尾的事。为了照顾教育部门和银行自己的面子，有过几条这样的消息：首都几家银行纷纷抢滩北大、清华等著名高校为学生贷款。问题是银行家们除了敢到这些完全能贷得起、还得起的著名学府外，他们哪敢到那些真正需要贷款、贫困生又多的学校去呀！“那些学校，谁去了谁就倒霉。”一位女银行职员如是说。
一切几乎还是回到了原位：穷人难上大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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