农民工中最幸运的人

        北京评选过几次最佳的十大建筑。这事起源于20世纪50年代，那时的十大建筑是人民大会堂、中国历史博物馆、中国人民革命军事博物馆、工人体育场、北京火车站等，其后又有了80年代和90年代的十大建筑。如今，当代的十大建筑的评比也有了结果。当仁不让的是北京的t3航站楼、鸟巢、水立方和国家大剧院等。

        如果说有这样一个人，他几乎参加了所有的这些有名气的伟大建筑，你认为他是不是一个幸运儿呢？不仅如此，他因为参加了这样一些闻名遐尔的建筑，因而几乎得到了所有的国家级的最高奖赏——全国劳动模范、全国优秀党务工作者、第二届中国杰出外来务工青年、奥运工程建设劳动竞赛优秀建设者、第二届全国诚信道德模范……还当上了全国人大代表，那么，他算得上算不上是一个最幸运的人呢？结论是无可置疑的：他的确是一个最最幸运的人！

        这个幸运者的名字叫周国允，河南滑县高平镇人氏，1964年出生于一个普通的农民家庭。

        在全中国一两亿外出务工的农民工中，他是亿万中之一。然而，你看他，长相与外貌并没有任何出类拔萃之处，文化与谈吐也没有高人一等的地方，何以就如此成功如此辉煌，在不长的25年之后，竟然会当凌绝顶，一览众山小了呢？

        在这绝非侥幸的成功背后，必然有一个理由！

        

吃亏与挫折都是必交的学费

        写周国允的成功，得从挫折写起。

        他的第一个挫折是高考。少了十几分的分数，等于跌落下十几个台阶，从此被隔离于高等学府的大门之外，只能“望门兴叹”了。

        那个时候，上大学、应征当兵，是两个最佳走出农村的通道，除此之外别无他途，如果说有，那就是外出打工了。但是外出打工有点像是“走西口”，那是一种无奈和苦涩的选择，但凡有前两条路可走的，不会选择这第三条路。

        然而，周国允没有考上大学，想当兵时又被征兵的人看他长得瘦弱矮小，拒之门外，那就只得去当农民工了。

        外面的世界很精彩，外面的世界很无奈，歌词儿虽然这样唱，但对于那整天都在一个村子里转悠的小青年来说，耳听为虚，眼见为实，不到红尘里去走一走，总是于心不甘。于是，在1984年，父亲给了他一百多块钱的路费，他开始闯北京来了。

        他没有坐过火车，更没有到过北京，别说北京，连河南的洛阳、开封、郑州都没有去过。所以，一下了北京站的火车，出来看到那攒动的人群，五彩的灯火，真让他顿时有了打翻了五味瓶的感觉——热闹、繁华、新鲜、奇异、陌生，同时还有些许无助与恐慌。并且感觉到了自己的渺小。他说，这第一眼北京的印象，一直牢记在他的心里，到今天还觉得鲜亮、深刻。

        背着行李卷的周国允，按照老乡那张皱巴巴的纸上写着的地址，在北京站下车之后，再径直走过几个红绿灯，又左转或右转弯，找到几路公共汽车……最后在东三环终于让他找到了长城饭店。

        长城饭店的小包工头是他的老乡，包工头问道：“你干过什么工？”

        他摇了摇头：“没干过，第一次离家。”

        这回是包工头摇了摇头：“说技术你没技术，说体力你没体力，叫你干什么好呢？想辞你吧，乡里乡亲的——这样好了，你到木工组去学木匠活，先不定你工资，包你饭宿，看你有没有出息再说吧！”

        他于是被撂在了木工组，当起了小木匠。

        建筑工地都是在露天作业，虽然木工房还有一个简单的窝棚，但那也挡不住北京冬天的冷。寒风吹透了他的棉衣，大风甚至好几次想把他掀下脚手架。零下十五六度的低温，冻烂了他的手脚，有一次，手麻木了，一斧头砸下去失去了准头，砸到了左手的五指，虽然戴着一副手套，还是把手指砸得血肉模糊。

        但一切都出乎包工头的预料，这个长得虽然瘦小的青年，却有着扎扎实实的高中文化底子和一个聪明的脑袋，他边学边干，还善于逐磨，渐渐地，包工头对他刮目相看了。一年之后，他竟然挣到了六十多个同乡中的最高工资，即每天5块钱。这也着实让他骄傲了一把。到了后来，还让他当上了木工班的班长。

        年底，他买了一块上海表，又穿上在商场买的一套便宜西装，风风光光地回家过年去了。

        在回家的一路上，他想入非非，他的梦想是能当个万元户，在家乡盖上五间大瓦房，再娶上一个媳妇，对了，还得买上一辆嘉陵牌摩托车，这是“三十亩田一头牛”的热炕头日子，不，比那还要好些，毕竟那辆摩托车能带着他飞来飞去……

        这是一个地地道道的农民工的梦境。

        过罢年从家里出来，老板说，这回咱们不去北京了，到银川去，贺兰山下，那里的钱好挣。老板还要他组织村里六七个工人，由他带领，到宁夏去。

        有谁知道，这是他新挫折的开始。

        为了节省劳力，他们六七个人要干十多个人的活计，起早贪黑十多个小时，既没有什么好吃的，活又特别累，再加上水硬风硬沙尘大，个个都水土不服。有好几次周国允都累趴下了，到医务室打完青霉素和吊针，就自个儿蹲在台阶上痛哭，哭了好一阵子，心中的委屈哭出来了，再去干活。

        熬了一年，工资少得可怜，竟然没几个钱可以往家里寄。

        他以为下一年可以好些，苦尽能够甜来，谁知第二年才是他的危难时期。

        原来的施工队长承包了一项更大的工程，要参建一个30万吨的水泥厂，于是他找周国允谈，要他从家乡组织50多名工人，分包水泥厂一部分工程。

        周国允如数调来了家乡的“子弟兵”。

        其实，包工头因为想省钱，原先十几个人的活计只让他招工六七人，现在起码是上百人的活计，却只叫他组织五六十个人，明显地是想让他们一个人干两个人的活儿。

        但是，在这个时候，周国允还有些懵懂，他只想把活干好，早日完成任务，并没有想到会有其他的事情发生。

        谁知，包工头与甲方在价格上没有谈拢，再加上其他原因，一气之下，决定不干了，连招呼都没打，就将周国允的50多个人撂在了贺兰山下。

        这些家乡出来的工人只认得周国允，于是向他要账，问他要钱。是啊，既然没活干，那你周国允起码得付给这几十个工人路费钱啊！如果再好一点，误工的这些天也得付一些工资吧？

        可是他周国允找谁要去？

        被逼得要再次哭出来的周国允站在风地里想了又想，结果他竟然朝甲方的经理室走去。

        “我们的老板走了，你说怎么办？如果你们真心实意还想建水泥厂，那最好能给我一个机会，由我来承包！”

        在试工的几天里，甲方经理对这帮河南民工有了一个好的印象，他想这也的确是个办法，但既然这帮子河南民工想干，那出牌权就掌握在他的手里了。

        经理说：“那好吧！我同意，不过，有了以前的教训，我们的条件就要更加严格了。第一，我们还是按原来的价格，你们干就干，不干就算了；第二，没干活不能先给你们钱，前期费用由你自己想办法。”

        周国允说：“第一个条件我同意，工钱少一些我们也干，但是第二点我不同意，你连个基本工资也不给，我们在这里干活，起码得吃饭吧？我又没钱给他们，没有饭钱，我们怎么在这里继续干下去？”

        “那我不管，你们如果完成任务很好，最后的钱我是不会亏欠你们的。”

        周国允出来同工人们一说，大家都嚷嚷开了，这算什么，在这里干活还得自己掏饭钱，万一到最后不给工资，岂不是竹篮打水一场空，还不如现在就回家去。

        但是周国允不同意，他说既然是个机会，就得拼一下，我们把水泥厂盖得好好的，到那时候他还不给钱，输理的就是甲方了。

        有些工人问道：“那我们都是穷光蛋，谁能垫出这笔款子来？”

        有些工人说道：“还是回家去吧！起码还有个饭吃！”

        周国允说：“回家是要回家的，但不是回家不来了，而是回老家借钱，借了钱回来干！”

        他们看到周国允铁心要接这趟“镖”，也就没有话说了，有几个工人就跟他回了老家。

        周国允家里有一个大姐和三个兄弟，他排行老三，父母都是老实的农民，有这么几张嘴每天张着吃饭，哪里还有余钱给孩子去投资？老父亲听说儿子走了麦城，又气又急，喊道：“这怎么行？怎么行？是你把人带出去的，现在分文没给他们，乡里乡亲的，让我的老脸往哪里搁？走，我陪你要钱去！”

        老父亲指的是带着周国允去找原先的那个包工头，他是另外一个县的人，听说回家之后就没有再出去。

        周国允的父亲带着儿子到了那个包工头的家里，虽然等到了他，却是分文都没有要到。

        父亲为人一向正直，又严于律己，宽于待人。所以他不依不饶，又带着儿子到村里的逐家逐户去道歉，并且再三表示，跟着他儿子外出打工，一定不会吃亏，欠下的钱与人情，明年一定会还清，让大家再耐心等待一下。

        这些跟周国允外出打工的农民工家庭，也都知道事情的原委，不是周国允的责任，所以大都能够谅解，至于不谅解的，发一些牢骚话说一些气话，周国允也只得乖乖地听着，让他们把自己当成了一个出气筒。

        接着，周国允与回来的几个农民工，开始向村里借钱，周国允还通过关系向银行贷了两万元钱。拿到这些钱之后，他又带着这几个兄弟到了宁夏水泥厂的工地。

        说实在的，这时的周国允，不仅经济上什么都不懂，工程技术上也是一个门外汉，一早上起来，面对着五六十个工人要派活，他竟然手足无措，头上冒虚汗，哪些活需要有什么样专业知识？哪些地方需要人多，哪些地方则可以少派一些人，他都不懂。所以，到了晚上，他就偷偷跑到甲方的技术员那里去，虚心求教，认真做笔记，还向技术员借了不少书籍、资料来恶补。

        同时，他想到，像这样一支建筑队伍，文化程度低，手下的人又都是像他一样的门外汉，是很难完成任务的，必须要有一个技术上很内行的人，于是他想到了家乡有个叫牛保文的，和他差不多年纪，是中专毕业的学生，在建筑行当混了好些年，是个技术员，就把他聘来了，担任了他这支小分队的技术员。

        说实在的，还有一个问题也让周国允挠头，那就是这支队伍素质太差。这也难怪，从农村里拉出来就干活，什么训练班都没经过，站没站相、坐没坐相，甚至躺也没有躺相。天冷的时候，上班叫几遍都不起来，再问，就吼你一嗓子：“我病了，今天请假还不行啊！”很多的时候，就无事生非：喝酒、赌博、吵架、打架……种种的现实让周国允想到，补知识技术课是一个方面，还有另一个方面也很重要，那就是补思想教育课，补人生理想课，不能让大家混混沌沌过日子。

        他又实现了两手抓，两手都硬的作风，硬是让这支一盘散沙似的队伍，捏成了一个团。

        又是一年之后，工程如期完成了，而且质量很好，所以他们如数拿到了工资，可以风风光光回家过年了。周国允回忆起这段历史时说道：“我们拿到的真是血汗钱啊！这一年吃的什么饭菜，有时候菜里油花花都看不见，更不用说想要吃肥肉了，谁的口袋里有五块十块钱，那是个大富翁，我们谁都想斩他一刀，千方百想把他的钱挤出来，祭一下我们的五脏庙。唉，那种生活，只比红军长征过雪山草地要好上一丁点。”

        经过这一年的苦熬苦斗，周国允不但没有被压垮，而且奋斗出来了。不仅他的队伍扩展到了140余人，而且他也从外行变成了内行。当宁夏又要兴建火车站工程，中心跨度足有30多米的时候，他看了一眼，对甲方说，行，由我来承包，我保证完成任务！

        最先到宁夏跟着周国允干的五六十人的队伍，不但没有散去，趴下，反而一个个都变得有出息了，他们成了后来周国允公司的骨干，成了像楚霸王那样的江东弟子。现在，有些人当上了总公司的副手，有的当上了分公司的经理，还有的是工长，再不济的也是班组长，每个人都有一身技术在身，一个个都可以独当一面。

        当周国允回忆起那段日子的时候，他说：“说真的，我对那个逃跑的老板，对那个愿意承包给我活计的老总，我是心存感激的，要不是他们一挤一压，给我出了个难题，我不会有现在的出息，不可能做出这样的成就来。板荡识英雄，我虽然不是英雄，但出于草莽，没有这种千锤百击，我成不了气候！”

        

好马再吃回头草

        1987年，他带着他的这支队伍，再次来到了北京。

        在他的潜意识里，觉得还是北京的市场大，活计多，可以施展他的抱负。当然，到他第二次出现在北京城里的时候，他已经不是原来的那个吴下阿蒙，而是一名精明强悍的施工队队长了。

        他首先进入的是北京市乡镇企业局办公楼工地。

        已经开了窍的周国允，这次一开始就从队员的思想教育入手，从转变观念入手，一边施工，一边整顿队伍。针对工人文化素质低、专业技术差、生活散漫，只知道干活挣钱的状况，开展“爱党、爱国、爱首都”的思想教育活动。鼓励队员们学政治、学法律、学文化、学技术，不但他每次集合时都讲，而且给予一定的奖励。有时他专门搞一些义务劳动，即不要任务报酬的劳动，告诉大家干活不仅仅是挣钱，还是一种奉献。渐渐地，这支队伍有了变化，从过去的“旧五多”变成了“新五多”，即过去是到处闲逛的多，现在是读书看报的多；过去是聚堆喝酒闲聊的多，现在是自学技术的多；过去是说粗话脏话的多，现在是讲文明礼貌的多；过去是吵架斗殴的多，现在是团结互助的多；过去是违反规定被处罚批评的多，现在是涌现出来的模范班组多。

        当然，这一过程经历了一个较长的时段，并不是一下子就成功的，但是由于周国允在深层的意识里有了一种打造一个钢铁团队的想法，认为在北京这个“天子脚下”工作的团队必须有“进了北京门，做个北京人”的首都人意识和首都人觉悟，并且一直如此要求自己的团队，所以这个队伍在今后的任何时候，都表现了仗越难打，队伍越硬朗的战斗作风。如果要和一支军队进行横向的比较，他就是想要把自己的队伍塑造成一个“硬骨头六连”式的青年突击队。

        周国允接手的第二个任务是苏州桥的一个工地，这里的住房卖得特别火，有一座5万平方米25层的大楼房子还没有盖好，买房的户主已经把房款交上了。因此房地产商急着想在年底封顶。但由于干活的施工团队不争气，老牛破车似地慢悠悠地拉车，被甲方辞退了。于是老板问周国允干不干？说如果他能够按时完工，就发给他们100多万的奖金。

        周国允拍了胸脯保证，一定完成任务。

        事实上周国允做到了，工期也提前了几天，但是老板却反悔了。

        人的心情是会随着情境的不同而变化，找到周国允的时候是老板急于求人的时候，现在大功告成，得付工资了，老板不急，周国允急了。

        正巧与周国允打过交道的一位河南籍的律师知道了此事，他对周国允说：“你把这事交给我办。我准定把那一百多万的奖金给你要回来。”

        “你是说要同老板打官司吗？”

        “那当然啰！”

        周国允想了想，又摇了摇头：“我看算了吧！工资拿到了，我也算对工人们有个交代了，至于奖金，要不到也就算了，我不想同他撕破脸皮，人情留一线，日后好相见嘛！”

        律师说：“你啊你啊，我怎么说你好呢？生意场上做好人，你注定得吃亏！”

        周国允笑了笑说：“郑板桥不是说，吃亏是福嘛！”

        那个老板听说周国允不要奖金，而且不同他打官司了，心里很是感动。当然这是一种有限度的感动，虽然奖金他不再提起了，但常常向别人提起周周国允这个人，而且还好几次帮助周国允拉活，两人从此成了朋友。

        1988年，周国允带领他的150人的施工队，来到了亚运村的9号楼工地。

        说实在的，他争取到的这一次机会，其实并不是真正的机会，那些机会已经被其他的施工单位占满了。北京城建部门看着他一个劲地要求，就同意让他到这里来施工，不过也只是让他当一个“替补队员”，在没有正式任务的时候，他们只能干些码放材料、打扫卫生的零星活儿。

        到了关键的倒计时阶段了，各支施工队的素质就显现了出来。有一支外地来京的施工队伍速度缓慢、质量也下降，影响了总体进度，挨了组委会方面领导的批评。周国允看在眼里，记到心中，他跑到亚运会筹备办公室去找负责人请命：“把工作交给我们施工队完成吧！我保证一个月赶上其他施工队的进程，两个月超过，一直保持到领先封顶。”

        这个负责人看了看周国允说：“小伙子，这可不是说大话能够解决问题的，从最后一名要赶到第一名，行吗？我可不能听到大话就把工程交给你。”

        “我可以立军令状！”

        “说说，你凭什么能够保证？”

        “这时候的关键是队伍的素质，我们这支队伍，我已经把它训练好了，是一支能够打硬仗苦仗的队伍。”

        “好吧，我把他们换下来，让你的队伍拉上去试试！”

        就这样，周国允接手了9号楼的工程，一支预备队变成了突击队。

        亚运工程，就数9号楼的结构最为复杂，进度最落后的要数第二施工段。周国允接手之后，反复与班组长研究了施工方案，经甲方同意后，由二段流水调整为三段流水，保持人力均衡，在楼梯、电梯井等部位重点突击。周国允每天吃住都在工地，每一道工序都一一过问，亲自核查，并且制订了日计划，做到当天任务当天完成。就这样，他的施工速度以每月3层半的速度神速前进，一个月果真赶上了其他施工队伍，随后继续提速，最后提前20天封顶了。原来的流动红旗变成了固定红旗，一直保留在他的施工队里。

        这一仗打得十分漂亮，打出这支队伍的威名。亚运村工程总指挥部在庆功会议上命名周国允为“优秀施工队队长”。这是周国允人生中获得的第一个荣誉称号，为他在信誉上赢得了第一桶金。

        在兴建国家重点工程——西客站邮件处理中心工程中，在跨度大，结构复杂、工期紧的情况下，他合理安排劳动力，组织突击队，开展木工、钢筋工、砼工一条龙的劳动竞赛，又啃下了这块硬骨头，工程质量验收荣获城建集团第一名。这一年，周国允的队伍被北京市建委命名为“青年突击队”，成为北京建筑业中的一支重要生力军。

        值得重笔提及的是首都国际机场的新航站楼工程，第二与第三航站楼工程，周国允的施工队都参加了建设。

        这个航站楼工程，是中共中央原总书记江泽民称之为“重中之重”的工程，也是原总理李鹏亲自参加奠基的工程。它是属于边设计、边施工、边修改的“三边”工程。而且具有“高、大、精、新”四大特点。周国允青年突击队承担的是北指廊第二施工段，这个区段的结构更加复杂，又是机场项目部的“试验田”和“样板田”，要求更高、难度更大。

        也可能是“愣小子睡凉炕——全凭火力壮”，在众多团队召开的宣誓大会上，甲方推荐了他这位青年突击队队长发言，周国允竟然凭着一腔火性，说了一句大话：“我们一定不辜负党中央、国务院领导和北京市委领导的期望，力争做到最快、最好、最出色。如果我们团队拿了第二名，那就是失败！”

        事后，施工队里的一些同志悄悄对周国允说：“队长，你这话是不是说得太满了，那么多的施工单位，那么复杂的工程，想拿第一，放在心里就行了，为什么要说出来，这下子，开弓没有回头箭了，四匹马也不能把你的话拉回来了。”

        周国允说过之后，也隐隐约约觉得说过了头，但嘴里却说，“说了就说了，给我们自己加点压力，再把这点压力变成动力”。

        谁知道，那位分管全部工程的党委书记，把周国允的话一字不拉地再印成材料，贴到了墙报栏里，再一次把他的话晾晒在广庭大众之下，让他更没有了回旋的余地。

        周国允说的是大话，但又不是大话，他的心里还是有点底的。在这时候，他的队伍已经从数百人发展到了上千人，而且新进了一批几十人的安阳工学院、华北水利学院等院校的大学生，最顶上一层是那些跟着他闯天下的老骨干，滑县子弟兵，但这时也都已经知识更新；中间一层就是这些有知识的大学生，最底层的工人们也经过他的培训和工地实践，成了懂技术的熟练工人。有了这样一支队伍，他不妨可以把话说得满一些。须知，任何一句有冲击力的话都是一柄双刃剑，它对于其他的团队是一个刺激，对于自己的团队则是一种动力。

        紧张的施工开始了，他与技术人员反复研究，合理安排劳动力，全场倡导科学管理。他们打了第一块底板，夺得了第一个“满堂红”，在争优夺旗的劳动竞赛中，始终把奖旗牢牢控制在自己的手里。最后，周国允的“吹牛”变成了事实，他们勇拿了第一名。甲方工会主席李景生在《新图报》上发表了这样一篇文章，题目是“河南队机场竞赛称雄”，称周国允是打擂的擂主，说擂主最终变成了霸主。他“拳打南山猛虎，脚踢北海蛟龙”，最终也没有一个英雄好汉能够把他打下擂台。

        

在皇冠上镶嵌宝石的人

        有人比喻，国家大剧院像一个鸟蛋，国家主体育馆鸟巢就像是一个鸟巢，这一个蛋一个巢周国允都参加建设过。倘若我们用另外的比喻，鸟蛋像一个梵蒂冈教皇的帽子；鸟巢则像中国活佛济公帽，那也相当形象。在僧佛或是教皇帽的比喻上，再加一个比喻，那就是周国允和他的团队都是在帽顶上镶嵌宝石的人，因为在这样的工地上，他都被分配和做着第一流的工作。

        中华世纪坛工程——

        这个工程是为庆祝世纪之交而兴建的永久性建筑，届时党和国家的主要领导人及首都各界代表都要在这里举行盛大仪式和庆祝活动，并敲响迎接新世纪的钟声。周国允青年突击队在这个工程中承担了坛体结构、青铜甬道、地下精品库、过街天桥、旋转体台阶、世纪钟楼等结构的施工任务，这些工程的特点是每一个小工程具体状况都不一样，各有各的施工要求和技术难度。

        面对着这一次挑战，周国允没有望而却步。施工中，他们精心研究和处理每一道难题，制订了严密的施工方案，终于按照规定的工期圆满完成了任务。

        1999年的春节，周国允的队员们是在工地度过的，全队都放弃了回家乡与亲人团聚的机会，有37名队员推迟了原定的利用春节相亲订婚的时机。大年初一，队员们以家乡“起五更”的早起习俗，自觉赶到工地上加班，迎着冉冉升起的红日，向伟大的祖国祝福，向自己的家乡和亲人祝福……

        国家大剧院——

        历史进入了21世纪，周国允又取得了国家大剧院建设的入场券。在这个近二十万平方米的施工现场上，汇集了全国各地建筑业中的精英，有以“严格管理”著称的南方队伍；也有以“善打硬仗”而著称的北方健儿，而周国允的团队，又是这整个精英队伍中出类拔萃的一支。

        2002年的正月初三，仍然是在农历年间，无论是北京市的居民，还是周国允家乡的父老乡亲，都还沉醉全家人团聚、吃饱玩够的欢乐之中，而周国允却带着他的团队进入了工地。面对着诸种困难和各路英雄的挑战，周国允召开了总动员大会，充分调动党、团员的先锋作用，从技术交底到实际操作，层层签订责任状，落实责任制，各口、各环节设专人把守。7月初，项目部曾因钢筋工人不够告急，周国允立即协调调配，同时亲自带着公司的管理人员到一线去与工人们一同绑扎钢筋，有点像激烈的战斗中某个师团长一声喊：“直属警卫连和司令部人员，都跟我一起参加战斗！”

        他与所有机关的人员一齐奔到工地，无疑是对现场工人的一个极大鼓舞，以此也掀起了一个声势浩大的施工高潮。在项目部举行的三个阶段劳动竞赛中，周国允不但自始至终吃睡在工地上，他的机关子弟兵也分成了三拨，为一线团队添力加油。所以他们每一次都以绝对的优势，成为整个竞赛的“擂主”。特别是第二阶段的竞赛中，他们昼夜奋战，克服天气炎热、图纸不到位、资金紧张等困难，一举拿下了工程质量、工程进度、安全管理、文明施工四项评比中的三项第一、一项第二的好成绩。项目部领导以“国家大剧院群雄争霸，河南周国允队一路领先”的评价给周国允的团队予以最大的肯定。

        筑巢奥运工程——

        “鸟巢”是2008年奥运会的主会场和田径比赛场地，是所有奥运工程中社会关注度最高、科技含量最高、难度最大的项目，是拥有多项世界顶级施工技术难题的大型建筑工程。所有的钢架几乎没有一根是直的，不同的角度、不同的规则，不同的弯法，斜的、弯的、扭的、曲的，正像模仿鸟类衔来的各种各样的树枝，没有一根是完全相同的。因为只有这样才能呈现千姿百态，也正因为这样也添增了无限的难度，让我们试想一下好了，一根几十吨重的巨型钢筋，你要把它扭曲成一定的角度与弯度会有多大的困难，而这个建筑又会有多少根这样的钢筋呢？

        2004年，周国允已经从自己拉出的一支队伍，成立了一家名叫华都集团建设发展集团的公司。他从多竞标单位中又脱颖而出，一举中标，拿下了“鸟巢”工程主体结构的部分施工任务。他们承接的施工段是地处工地出入口的大门，等其他施工队完成了地下施工任务后，他们才能最后进场。在晚开工20天的情况下，周国允采取了行之有效的措施，使得施工进度不但赶上了其他的几支队伍，并且遥遥领先。2005年10月17日，由他们施工的4-1段在工地上提前13天封顶。在“奥运”工程指挥部，奥组委、总工会、2008办举行的几个劳动竞赛阶段评比中，他们每一次都是以优异的成绩名列第一，创造了令人称赞的“鸟巢速度”的“鸟巢精神”。

        这“鸟巢速度”和“鸟巢精神”的提法并不是他们自己的创造，是北京市委书记刘琪在2008年7月1日视察奥运工程时到了鸟巢后的评价。

        其实，在周国允的工程项目里，本来没有这个鸟巢工程，是他“自讨苦吃”去求来的。

        当他听说了这个既奇又新的鸟巢工程后，觉得这是个机会，就主动请战。

        他找到城建四公司的老总和总工程师，向他们介绍了他的华都公司的情况，这些老总们当然知道在北京的建筑行业中有他这位一位著名的突击队长，所以很快同意让他也参加投标。结果被他投中了。

        等周国允他们进场的时候，已经是晚了12天。这不仅因为周国允他们中标晚，还因为他手下的劳力不够。他公司的人马，此时都奋战在其他工地上，虽然能够抽出一些人来，但不可能为这个项目而停工，因为那些施工项目都有严格的合同规范，任何一家的停工都得赔偿经济损失。同时，在这个时候，无论珠三角还是长三角，都出现了民工荒，招工难，是许多企业都真切感受到的大问题。在鸟巢施工的最紧张阶段，周国允他们的承包项目就使用了1200多名工人，可见任务之大之重。

        就是在这种情况下，周国允只得再回到家乡去招他的子弟兵。人员集结之后，他们硬是在100天里干完了钢筋混凝土结构工程。

        在接手鸟巢施工时，遇到了许多的难题，设计理念新，几乎每一道工序都有自己独特的设计理念和施工要求。例如，打异形柱，在浇灌混凝土的时候，不是从上面往下注射混凝土，而必须从下面往上注射混凝土，这就逼使他们要运用一些特殊的方案和施工办法，同时还得训练工人，哪怕是在这行当已经能够独当一面的老工人都得重新训练，因为“老革命”这时遇到了“新问题”。

        在这段时间里，不仅是周国允整天吃住在工地上，连他手下的所有强将都一齐上阵了。公司的副总经理周锐峰在这段时间里既没有休息过一天，也没有一天离开过工地。项目经理王广学在老家的媳妇病了——严格讲不是病，是腰扭了。不能起来做饭，更不能下地干活，这对于农村妇女而言，是最大的不便了。她曾几次在电话里哭着向王广学求救，要他回家去收庄稼，不然庄稼都烂在地里了。他硬是不回，最后连电话都不接了。

        项目经理刘含甫，正逢上孩子考大学，家里想让他回去顶几天，一面照顾孩子的饮食，一边给孩子辅导一下，他也没有回去过。

        还有那位主任工程师缑广柱，在这个时候就是生出三头六臂都不够用。因为他们每一个施工流程都会出现设计和施工的新问题，必须由他出面去同甲方一起攻关、商讨、研究，并且试验，他弄明白之后，再跑回来向自己的技术人员和工人们传达，还得手把手地教会他们。他这样来回奔波，不但人瘦了十多斤，连鞋子都磨坏了好几双。当然，说鞋子磨坏几双只是一个形容词，因为紧急的时候都会派给他小车，但这丝毫不能否定他的高度紧张和穿梭般的奔波。

        正是包括周国允和他手下的强将精兵，一个个都具有高度的责任心和高度的献身精神，那十几根异形柱才一次浇灌成功，受到了甲方单位的表扬。

        就凭这样两点，我们就可以知道周国允在这个奥运会主体项目中的施工情况了，一是他们最后一个进驻工地，却是第一个封顶；二是他被选为奥运会火炬手，高举着火炬绕着这个鸟巢跑了半圈，这应当是一个农民工出身的企业家的最高殊荣。这一殊荣还有另一个意义，就是用奥委会点亮的火炬，高举着绕行在鸟巢周围，告诉全体的中国人民和世界，请看，这就是我们施工团队兴建的工程，这个标志性的建筑为中国添加了荣耀，也是我们全体农民工交给国家的一份最好的答卷。

        几乎没有停息的时候，长亭接短亭，跑步连着劲走，周国允和他的公司几乎是一个活计接着一个活计，有时是三四个活计交叉着进行，他们的每一天都过得充实而劳累，在这个时间段里，是周国允和他的公司张开翅膀，展翅高飞的时候。

        建筑，是不是一种凝固的音符呢？立在祖国的大地上，无声无响，却在奏着一曲祖国日益强大的乐章，也在奏着中国式农民工的不朽颂歌。

        不错，的确是这样的。但是在今天，这些无声的音符旁边，又给每个音符配注着一个光荣的标签，这是今天时代的烙印。

        北京市人大办公楼、首都机场新航站楼、中华世纪坛分别荣获建筑行业最高奖“鲁班奖”。中国远洋大厦于2001年取得了“国优工程”称号。

        周国允突击队1994年被命名为“青年突击队”，1996年被命名为“优秀青年突击队”；1999年被中共北京市委城建工委、市建委、市政、市总工会、团市委授予“北京市优秀青年突击队标杆”称号，2004年被授予“新世纪优秀青年突击队标杆”称号，河南华都集团连续六年被北京市建委评为“优秀外地进京施工企业”。

        这个荣誉是集体的，也是他个人的，他随着这一座座标志性的建筑被众星捧月似地捧了出来，高立于他的建筑之上。

        1998年，他被授予“北京市荣誉市民”称号，同年被评为第二届“中国十大杰出外来务工青年”，出席了在人民大会堂召开的表彰会并作了典型的发言。1999年被评为建设部劳动模范。2000年被评为河南省“十佳”出省建筑施工企业经理和“十佳”项目经理。2001年被授予“北京市外地进京建筑施工企业青年思想政治工作先进个人”称号……我们无法一一列出周国允得了多少荣誉，这几乎与他现在也难于一一列出他在北京市到底盖了多少房子一样。不过，在中华世纪坛迎接新世纪的庆典中，他代表外地到北京务工的几百万农民工撞响的新世纪钟声，我们是听见了的，那钟声在告诉我们，中国，中国人民，包括像周国允这样的青年人，正如那首歌所唱的那样——

        一起“走进了新时代”：

        总想对你表白我的心情是多么豪迈

        总想对你倾诉我对生活是多么热爱

        勤劳勇敢的中国人意气风发走进新时代

        让我告诉世界中国命运自己主宰

        让我告诉未来中国进行着接力赛

        承前启后的领路人带领我们走进新时代

        2003年的春天，是个人心惶惶的时候，因为在中国乃至世界的大地上，爆发了一场“非典”。

        据世界卫生组织2003年8月15日公布的统计数字，截至该年的8月7日，全球累计非典病例共8422例，涉及32个国家和地区。全球因非典死亡人数为919人，病死率近11％。其中：中国内地累计病例5327人，死亡349人；中国香港：1755例，死亡300人；中国台湾：665例，死亡180人。

        4月，由于“非典”在北京蔓延，病人迅速增多，原先的病房满足不了隔离病人的需要。因此在4月19日晚，北京?99ｌｉb?市副市长刘敬民就召集有关部门，研究决定扩建北京海淀区温泉胸外科医院为收治“非典”病人的医院，以缓解北京各大医院“非典”病人急剧增加的紧张情况。并将这个任务交给了北京城建集团。那个时候，周国允还是这个集团里的一名青年突击队队长。于是，城建集团也就顺理成章地将这一任务交给了“周国允青年突击队”。

        周国允接到任务之后，向集团公司的老总们表态：国家有难匹夫有责，如今疫情迅速蔓延，就像是国难当头。我们有责任有义务去干好这项工程，为北京市分忧，我保证一定圆满完成任务！

        4月21日清晨，周国允以最快的速度从国家大剧院项目部抽调了150名突击队员，经过短暂的动员和紧急培训，立即赶赴温泉工地。

        当周国允带着视死如归的精神，打开车门，准备坐上小车奔赴工地的时候，突然有一只手拉住了他。

        他回身一看，原来就是他的副队长周锐峰，一位跟着他一起奋斗多年的老战友。

        周锐峰说：“你不能去！”

        “为啥？”

        “我们还有那么多的工地，工程，万一你被感染了，需要隔离，谁来指挥施工？所以，你留下，我去！”

        周国允心想也对，他那时虽然还挂着突击队的名字，但手下已经有了两三千人，这些人在几个工地上干着活，他是个“大当家的”，万一生病了，那岂不是蛇无头而不行了吗？

        周锐峰带着人去了。

        不过，周国允却站在原地没有离去。

        他总觉得有那么一点不对劲。

        是啊，北京市的城建集团公司的领导是把这个任务交给他们突击队的，而他就是这支突击队的队长，在这样危险的任务面前，岂有队员们去了，而他这个突击队长却留下来，让人议论起来，这成了什么话，说不定还有人会说他是贪生怕死之徒呢！不行，一定要去，就像战士上战场那样，他，突击队长，冲锋也应当冲在最前头。

        于是他要了一部小车，又从后面追赶他们去了。

        当周国允突击队进入现场之后，不仅那些民工队员们，就连周国允和周锐峰的心情也一下子紧张了起来。

        他们的施工现场被“非典”包围着，四处都有令人担心的病毒“占领区”：他们的北面是两个“非典”病房区，据说那里面已经住着240多个病人；西边是太平间和焚烧炉；南面和东面是运送病人的必经之路。在这样一个空气和泥地里都充满着病毒的环境里进行施工，那会有多残忍！不，不仅如此，还有急救车的叫声，运病员车和推尸车来来回回地开动，医生和护士那把脸面捂得没有了缝隙的形象，这种精神方面的紧张更甚于被病毒包围的紧张。那些出门不久到北京来打工的民工们，何曾见到过这样的硬仗？于是，有一些人开始打退堂鼓了。

        其实，整个北京市都开始了封闭式的管理，并要求民工们留在工地上，尽量不回家，以减少流动性。但是，不知底里的农民工人心惶惶，他们耽心自己也担心家里人的安全；而他们在家中的老婆孩子，也同样担心出远门的丈夫怎么样了？本来使用频率不大的民工们的手机在这个时间里响个不停，有家人来电问询的，更多是催他们回家去。“非典”，在他们的工地上变成了四面楚歌，家里人的电话，也把人心忧动得心烦意乱。让我们可以拿西楚霸王的军队和这支队伍比较一下：毕竟项羽的队伍是一支训练有素的军队，而且那个时候绝不会有那么多的手机电话打到军营里来，所以，眼看这支豫军部队很快要面临瓦解了。

        有些人开始不告而别，往河南老家里逃跑。

        说实话，周国允一开始时的心情也是十分矛盾的，按照他的本意当然想要完成好这项任务，打胜这个“非典”战役，但是他又有些怜惜他的这支队伍，他从老家里带出来的数百弟子。万一他们中的一些人因病埋葬在这里了，他怎么向他们的亲人交代啊！

        但是这种怜悯敌不过抗击“非典”的大局，他召集了副队长周锐峰、主任工程师李建军、安全员周国杰开了一个小会，主要是让每个人都去做细致的思想工作，给大家讲搭建病房的重要意义，以及政府为保障他们这支队伍的安全所做的工作，要大家一定不要辜负北京市党和人民的期望，坚守岗位，坚决完成任务。

        同时，周国允还采取了一些强制性的措施。

        他对工地采取了封闭式的管理，传达中央和北京市委的精神，对全部工人每天查两次体温，确保万无一失；同时还给乡县政府打电话，把所有工人的名册传过去，让当地政府做民工家属的思想工作，叫家属不要让他们的亲人回家，同时对于家里有实际困难的，也希望政府协助解决，不要来电话忧乱工人们的心绪。

        这样，这支队伍的情绪才慢慢安定了下来。

        在以后的日子里，每天面对着一辆辆擦身呼啸而过的救护车，面对着一批批全副“武装”的医护人员，甚至面对着停尸车队员们都能熟视无睹，从容面对了。

        4月23日，周国允他们分配到了一个新的任务，就是要在病房和医疗室之间焊一道防护栏，以保证医护人员的安全，而这道防护栏的位置距病房只有3～4米的距离，病房里病人的活动他们都能看得清楚，这又为他们平添不少的紧张。但周国允连眉头都没有皱一下，又接受了下来，并且组织他们几个骨干带头干，又把任务很好地完成了。

        这，还不算是最危险的工作！

        最危险的工作要数最后一战，那是在4月24日这一天，新旧污火管道要实行连接。在开挖新管道地模时，由于场地太狭，大型施工机械用不上，只能靠人工作业。周国允带领队员们硬是使用原始的铁锨，一下一下把沟里的土甩到模外去。汗水和热气打湿了他们的口罩，全身又都穿着防护服，再加上天气很热，那份难受劲直到今天他们都很难形容出来。尤其是新管道与旧管道对接的那最后一道关口，他们更加小心谨慎，因为在旧管道里流出来的废水废物，那里面不知道会有多少的病毒，即使身上被沾上一滴，说不定就会有感染的危险。在这个关键时刻，周国允挺身而出，率先跳进地模内，他冒着被污水沾染的危险，带领着队员用最快的速度，仅用35分钟就干净利索地对接好水管，打扫了“战场”。

        此前，周国允和其他的七名共产党员，已向公司递交了一份“保证书”，他们在保证书里写道：“抢建‘非典’病房已到了决战阶段，为了党和人民的利益，我们共产党员决心冲锋在前，战斗在最前沿，工程不完绝不离开战场一步，誓死保证工程任务高效完成，向党和人民交一份满意的答卷。”周国允和这七名党员是这样说的，更是这样行动的，在这次施工中，七个党员和周国允都始终战斗在地沟里，工人们想替换一下他们的队长都没有被同意。就这样，在两个多小时的施工中，他们始终只有一对眼睛露在外面，其他都被包裹在严严实实的外壳里，心里紧张，浑身流着汗水，整个人都好像在蒸“桑拿”。然而后来工人们说：蒸“桑拿”还好说，热得受不了了，就可以从那里出来，凉快一阵子再进去蒸，而他们呢，则整个“蒸”了两个多小时，好像全身和汗都要流尽了，再干下去，不是虚脱也准得中暑不可。

        4月24日下午，经过四天三夜的苦战，周国允这支青年突击队圆满地完成了改建任务，北京市委、市政府以及城建集团对此作出了高度的评价，北京市领导对他们说：“你们为首都防治非典立了大功了！”

        不过，这还不是他抗击“非典”的最后乐章，最后一乐章是在4月28日这天奏响的。这一天，胸外科医院决定将病人以前用过的衣服和生活实施全部更换，旧的东西全部需要烧毁。这个工作原本不属于周国允他们干的，但他听说后，主动请战。医院方面同意后，他带着工人们又投入战场，将带着病毒的物资收集起来，投入到焚烧炉中去烧毁，这个工作量相当大，从下午的四点一直干到晚上十二点钟，终于将病房的设备全部更换完毕。到他们完成任务脱下防护服时，远远看着的医务人员都无不为之感动，因为他们每个人都像被浸入水中似的，不但身上的衣服全湿透了，连头上的头发都是湿漉漉的。

        在整个“非典”期间，周国允虽然在这样重中之重的“灾区”施工，工人的队伍中却没有发现一例“非典”和“疑似病例”，这不能不说是他的幸运！也不能不说是他们的坚强！

        

幸运的根源是什么

        周国允在北京的这些年，赢得了许多的荣誉是一大成绩，但是我要说主要的还是赢得了大家的信任和尊敬，有许多工程，只要是他这个青年突击队长上马，对方就能有一百个放心。这是因为老周有这样几个特点，一是在工程质量和进度上他始终要力争第一；二是最难最复杂的甚至最危险的工程他总是抢先冲上去干；三是对领导他的上级单位和甲方，他总是十分尊重，而他向对方的保证却像铁板上钉钉子，不会有一句虚言诳语；四是他的这个团队最团结一致，最讲纪律，也最讲“军容风纪”，仿佛是一支部队，说部队还不是一般的部队，是岳飞的岳家军。因此只要是周总的队伍开进了工地，那些工程指挥部的人，那些质检部门的人，那些市级领导人物，他们的心就从提悬的那一刻，一下子重新放到肚子里去了。“有老周他们这支突击队来了，放心，工程就有保证了！”

        要说老周成功的秘诀，诚信这两个字还不够，因为讲诚信，一般是用于施工中对待甲方，对待上级部门和质检部门而言的，如果是经商，则是对广大顾客而言的。而周国允的言行，却是对着所有人而言的，他是以一颗博爱之心对面家乡，面对大众。善与爱心，是诚信的内核。

        就拿他做善事，回报家乡这一块来说，全村1600多人，他的队伍里就有400多人，按照时兴的一句话，他解决了400多人的就业问题。

        因为没有考上大学而外出打工，成就了今天的他，这应当是一种幸运。但是在内心深处，也有那么一丁点缺憾，因为这毕竟是他人生的第一次失败。同时从实用的观点看，他也感叹自己的知识太少，因此，当他富裕起来之后，他的第一想法，就是支持家乡的教育事业。他同镇委书记张占洲商量，要给家乡办一所希望小学。镇里十分支持，在他原来上中学的地方开始了他的反哺家乡的征程，第一次他捐了20万元，其后不断增捐，使学校不断改善，到现在已经投进去130万元了。

        记得希望小学竣工典礼的时候，县里镇里都来了人，村里的乡亲们来了，想进学校的孩子们和他们的家长也都来了。在主席台上，就坐着县镇领导，还有中学里教他功课的班主任老师李子乾和其他教师，当然，还有一个人就是周国允。

        他记得他讲话的大意是这样的：现在我赞助家乡办小学，今后还想赞助镇里办中学，就是痛感我们农村人知识太少，人才太少，我也是因为那时没有考上大学，才外出打工的。我们那一届，出了两个状元，周凤珍，周西乾，他们考上大学了，我为他们骄傲，但也为这事遗憾，一个高中班，就考取两三个大学生，是不是太少了一些？我知道，这个原因是多方面的，其中之一就是各村都没有像样的小学，农村孩子上学，有时还得停学，去干农活，小学时的基础打不牢，到了中学之后又有很多孩子急于想帮家里干活挣钱，一心想上大学的人就更少了。人才稀缺，是我们乡镇贫穷的一大原因。所以我很早就有这样一个愿望，希望我们村里多出几个像周凤珍，周西乾这样的人物，为国家培养出更多的栋梁之才……

        周国允是怎么啦？他自己难道不是家乡的骄傲，家乡的宝贵人才？为什么两次都提到他那届考上大学的两个同学，而不提自己呢？或许，他本来就是那样低调做人的；或许，那次高考落榜对他的刺激很大；或许，是在他闯荡社会的过程中感受到多读几年书比少读几年大不一样……正是这些情结纠缠在一起，使他深感到知识的重要性，不仅发愤让自己多读书，还想要完成让家乡孩子们多读些书的宏愿。

        为此，他还为这所希望小学设立了奖学金，奖励品学兼优的孩子和教学认真负责的老师，虽然这每年只有五六万块钱，但是在一所小学里已经是一个了不起的举动了，何况，这笔钱里的每一个子儿都浸透着他工地作业中的汗水呢！

        他暗下决心，每年为村里做一件好事实事，年年坚持不懈，例如打井、修路、建村室、赞助孤寡老人。这些成绩都是有目共睹的。于是，他这个身在外乡为异客的打工仔，竟然取得了家乡民众的无限信任。在家乡村支部的选换届选举中，全体党员都推举他为村支部书记。

        他感到吃惊，也有些不知所措，就去找镇党委书记谈话。

        “我长期在外面施工，一年没几次着家，怎么能够领导家乡党员和家乡的工作呢？你还是去我们村说一说，趁早另选他人吧！”

        “你怎么当不了这个支书，是大家对你的信任嘛！我看能当！这也有个好处，你带出去的人可以组成党小组，家里也可以组织党小组，由副支书带领，这就结合成了一个有机体了。不但外面的信息、见识可以及时带回家乡，你带出去的民工就都能与家乡融为一体了。他们随时可以返乡来创业，报效家乡。同时，也让你清楚，你是这个村的一分子，你与你所带的民工永远都是我们滑县高平镇的人。”

        “我知道这是全体党员对我的信任，也知道这是要我挣了钱别忘记报效自己的家乡，这些我都不会忘记的，但是我又没有三头六臂，北京的工作那么紧张，怎么还能兼顾到村里党支部的工作，我看你还是——”

        “不用换了，全体党员郑重投票选举出来的，我怎么能就不尊重他们的意见呢？家里的事由周守典负责，外头面的事由你负责，你们经常通通气，就行了！”

        周守典是党支部副书记、村长，他就是“守”在村里的周国允的副手，于是，一种奇怪的组合就这样形成了。

        令人想不到的是，这样一种组合竟然十分完满，可以说是一种民工外出打工的新创造。

        继后，虽然我们不知道其他地方的情况，但在滑县一带，竟有80％的乡镇都仿效了周谭村的做法。

        或许，无论是村里还是镇上，起初都有那么一丁点的“自私”，想把周国允这个名气愈来愈大，财富愈来愈多的人物拴住，别让他生分了家乡，别让他像断了线的风筝那样一去不回。但是这其实是多余的担心，在外面，多次宣称自己是河南人，是滑县人，是高平镇周谭村的人的周国允，在他的身体里，在他的血液中早已融入了太多的“文化基因”，他永远是这块土地上连着骨连着筋的一员。他为生他养他的家乡骄傲，家乡也为有他这个游子而骄傲。

        如果我们要给周国允一个所以能够幸运的理由，那就是他在与别人一样练功夫练技术的同时，还练了自己的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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