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渣滓洞监狱，与杨汉秀有着类似经历的还有一位英雄女性，她的身份更特殊。现在我们到重庆“红岩革命烈士纪念馆”里，就可以看到这个名叫“胡南”的女烈士照片。她的照片下面有一份很珍贵的“简历”——

        户主姓名 周恩来

        姓名 胡南

        性别 女

        教育程度 中学

        职业 政

        服务处所 中共代表团

        这个名叫“胡南”的女烈士，圆圆的脸，戴着近视眼镜，显得十分端庄、文静，眉睫间又有几分英气。上面这份“简历”，是她1946年在南京中共代表团工作时的户口册页上的内容。

        胡南，原名胡永萱，又名胡启芬，在渣滓洞监狱里，她的名字又叫胡其芬。这四个不同的名字，如同她的生命历程中四块闪亮的革命丰碑一样，闪闪发光。

        在本书的第一章里曾经讲到过在“11·27”大屠杀的前一个星期时，即1949年11月21日，一个以“吉祥”名义写给狱外地下党的一封信，希望组织尽快组织实施营救计划。后因为敌人的大屠杀计划提前了，所以营救没有成功。而据查证，这封“吉祥”的信，也是革命烈士以“狱中组织”名义向当时的中共重庆地下党发出的最后一封可以查证的信件。从“吉祥”的笔迹和几位脱险志士的证词证明，此信是烈士胡其芬写的，这也是这位女英雄留给这个世界的最后心声，它被保存下来，同时也充分证明了胡其芬烈士在生命最后时刻那从容、镇静和丰富的政治预见及周密的处事能力。是血写的丰碑，字字发热，句句闪光。

        胡其芬在被捕之前，是以刘国鋕介绍到他的亲戚、四川省建设厅长何北衡的何公馆作家庭英语教师身份从事地下工作的。她的被捕也是由于重庆市委书记刘国定、副书记冉益智叛变造成的。那是1948年4月初的事——

        4月4日许建业因叛徒出卖被捕。4月6日重庆市委书记刘国定到许建业住处接头时被事后在那里的特务逮捕后叛变，重庆地下党组织连续遭受重大破坏。身为中共重庆市委妇委书记的胡启芬马上得到了市委委员李维嘉同志（“老黎”地下接头称呼）的告警通知，知道市委出事，但是此时地下刊物《反攻》的负责人廖意林、苏海（辛涛）夫妇正受特务追捕，在地下党市委机关工作的胡启芬正忙着帮忙他们转移，一时顾不上自己。

        原来廖意林和苏海在三月间被叛徒出卖，特务到苏海工作的《新民报》搜捕，苏海事先已佯称回广西老家请假离开。这时，特务知道其妻廖意林正怀孕临产，于是遍搜全市产科病房，企图抓捕。在此之前，廖意林已由胡启芬送到大姐永芬处，在陆军医院安全分娩。因特务寻踪搜捕，胡启匆忙去找苏海夫妇，传达组织通知。此时特务已到陆军医院追查廖意林下落。胡启芬在江边碰到苏海，惊喜地说：“我以为没办法见到你们了，居然见到了，真是谢天谢地！现在市委出了大问题，你们的领导老黎也没法来见你们了，他要我以组织名义通知你们，立即设法离开重庆。上海，你们不能去了，因为原定你们到上海后和南方局解脱的地点和暗号可能被叛徒出卖了。”这样，就在当天晚上，苏海夫妇由胡启芬安排到济民医院后面的张肖瑜大夫家里住下，为了减少目标，孩子送进医院婴儿室哺养。

        4月9日下午，胡其芬到济民医院最后商定了转移的办法，并为他们筹集了路费。苏海回忆此事时说：“我和意姐（廖意林）按照组织的安排，顺利地转移了，但是没有想到，启芬救活了我们，而自己却落进了敌人的魔爪，最后牺牲于“中美合作所”。至今思之，亦悲恸难名。”

        4月9日晚上，胡启芬按约定与老黎（李维嘉）碰头。因市委书记刘国定出事了，老黎的住处已不安全，胡启芬便邀老黎来江北她家中。次日早晨，她送老黎出门，若有所思，呆了一会儿，匆匆走到庭院摘了一枝红蔷薇递给老黎，默默无言地分别了。在那白色恐怖严重的日子，他们随时都可能生死最后一别。今朝分别，谁知道还能不能再见面呢？她目送着老黎走下江岸才回到屋里。随后，胡其芬又回到家把家里安排了一下，赶到济民医院，同一位地下党同志一起商筹同志们转移的路费。深夜，胡启芬又在济民医院的楼上秘密收抄新华社广播的记录新闻稿。

        11日早上，胡其芬想起了还有些文件和《挺进报》保存在何公馆里需要马上去处理掉。她哪里知道就在头一天的何公馆里发生了搜捕刘国鋕、刘国鋕又机智逃脱，徐远举与何衡北大闹一场的事，更不知道便衣特务早已把何公馆团团密封的惊险情景。所以，当胡启芬踏进何公馆的那一刻，她便发现气氛不对，于是立即到房间去处理文件和销毁《挺进报》，然后佯装镇定自若地走到客厅里。这时早已等待在那里的特务们堵住了她。前一天因为刘国鋕逃跑一事而与特务们闹得一塌糊涂的何太太一见胡其芬，顿时将所受之气全都迁怒于胡启芬身上。“你们要抓人就抓她吧！她就是刘国鋕介绍来的家庭教师！”何太太指着胡其芬，对特务们说。

        胡启芬就是这样被特务们抓捕的。作为与刘国鋕有关系的嫌疑犯，她被关进了老街32号——特务机关西南行营二处的办公所在地。在敌人看来，作为中共重庆市委妇委书记的胡其芬，同样具有“重要的利用价值”，所以对她的审讯和用刑也是必然的。而从地下工作转到监狱斗争，对胡启芬落说，只不过转换了一个战场。“在生与死的抉择之间，必须保持共产党人的革命气节，这是一个革命者的基本素质。”这是胡其芬平时对从事地下工作的同志们常说的一句话，而她更是这样要求自己。

        1919年农历3月26日出生的胡其芬，其父胡彦博是湖南湘潭人，早年留学日本，胡父为人正直老实，虽在北洋政府的财务部当会计，却家境并不好，常靠典当衣物维持生活。胡其芬的母亲肖石莼是湖南长沙人，性情豪爽，富有同情心，喜欢帮助穷人，母亲的性格对胡其芬有很大影响。六岁时，胡其芬在北京师范大学附属小学读书，并在家跟大姐胡永芬、哥哥胡笃亮学习英语。1929年胡其芬的父亲到南京赈济委员会做会计，胡其芬随全家迁到南京。1931年，她以优异成绩考进了南京女中。“九一八事变”，打破了胡家宁静的生活，胡其芬开始痛恨日本侵略者，在忧虑、苦闷和思考中，她渴望了解现实生活，追求理想的社会生活，于是父亲书柜里的，《水浒》，，等经典名著，成了她如饥如渴的阅读书籍，同时也开始阅读进步的新文艺作品，如、、《夏伯阳》、等都深深地吸引了她。

        1935年12月9日，北平学生在共产党领导下掀起了具有重大历史意义的“一二·九运动”。胡其芬在南京加入了声势浩大的学生示威游行队伍的行列，并在两位堂兄的影响下，成为了南京学联的成员。从此革命种子播在了年轻的胡其芬心中。在“南京学联”的内部刊物上，胡其芬读到了毛泽东《论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策略》和斯诺的，她的心开始飞向了当时中国革命的中心——延安。

        1937年暑假，胡其芬考取了中央大学经济系。这时，抗战爆发。胡其芬一家迁到了长沙。在中央大学，胡其芬参加了“白雪剧团”，后又去长抗敌后援会救护训练班学习，并到伤兵医院服务。当年12月，经堂兄胡笃仲介绍，胡其芬参加了我党领导以地方统战关系建立的湖北汤池农村合作社训练班学习。就在这个训练班上，她加入了中国共产党。

        1938年7月，胡其芬随家到了重庆，在新市区委领导下从事地下抗日宣传工作。这年11月，根据党组织的指示，胡其芬进了中央大学经济系，就读于柏溪分校。作为革命的一颗种子，胡其芬受地下党沙磁区委的委派，在中央财经大学柏溪分校的地下党支部中任党小组组长。当时的支部工作，主要是通过学校的学习救亡联合会，组织“柏溪剧社”、“歌咏队”、“宣传队”等形式，在校内和附近的农村演出活报剧、教唱救亡歌曲。在这些活动中，胡其芬十分活跃，唱歌、演剧、讲演、写文章，她都是一把好手。同学们钦佩她的才能，推选她为中大女同学会会长。然而国民党反动特务们对胡其芬领导的女同学会早已视为眼中钉，不断借事端对她进行诽谤谩骂和人身攻击，甚至采取卑鄙下流故意找茬。胡其芬毫无畏惧，机警沉着地积极开展工作，后党组织获悉国民党当局准备秘密抓捕共产党员时，立即决定胡其芬撤离中大。

        1939年9月，胡永萱根据党组织的指示，转学到北碚复旦大学新闻系。由于胡其芬时常活跃在同学们中间，复旦大学的很多女同学都认识和喜欢她。毕竟胡其芬年轻，她的革命热情似火，却缺乏斗争经验，反动当局很快又开始注意这位“胡永萱”的女学生。这年冬天至1940年春，蒋介石再次抛起反共高潮，大肆搜捕共产党人和进步人士。胡其芬不得不撤离复旦大学，被调到《新华日报》研究室担任英文翻译工作。从此，她不再用“胡永萱”这个已被敌人注意的名字，而以“胡南”的名字出现在新的战斗岗位上。

        “皖南事变”后，为预防国民党顽固派可能的突然袭击，中共南方决定将《新华日报》的200多工作人员精简到80人左右。胡其芬属于被疏散隐蔽人员之一，后来组织又决定送她到延安。这对胡其芬来说是做梦都想不到的好事。到延安后，她分配在中央研究院担任秘书。

        这是一段难忘的革命火热生活。活泼可爱的胡其芬到延安如水得水，天天像其他女同志一样，整天穿着一套灰色军装，到处唱啊唱啊，仿佛心中有说不尽的欢乐。到了冬天，她还在自己的头上戴上一顶自己亲手用红毛线编制的帽子，显得比周围的女同志别致。能干好学和心底善良的她，真的太缺少斗争经验了。她的这些“小资情调”成了整党运动中的大问题。加上有人“揭发”她曾经参与的“南京学联”是“红旗特务”组织等骇人的大帽子，使这位未曾经历过严酷斗争锻炼的年轻共产党员，度过了无数个痛苦的不眠之夜。在长达一年多的审查中她受尽了委屈，不过这时的胡其芬则变得成熟和冷静得多了。她的革命意志比过去更加坚定和有韧性了。

        1945年6月，党组织给胡其芬作出审查结论，否定了那些不实之词。

        就在这年12月，中共中央副主席周恩来率领中共代表团来重庆参加政治协商会议。胡其芬作为中共代表团的工作人员，随团来到重庆，在邓颖超同志直接领导下从事相关的妇女工作。

        重新回到一别4年的山城重庆，胡其芬已经有了很大的变化，因工作需要，她的服饰和打扮也不一样了，烫了发，常穿着绸缎旗袍，一副上流社会的时髦妇女形象。

        胡其芬的突然回来，令她家人惊诧和不安，埋怨：“你怎么又回到这个老虎窝里来？特务整天都在抓共产党，你回来不是送死吗？”

        “怕什么，我额头上没有刻字。”胡其芬淡然一笑，又平静地，再三叮咛家人：“我改名启芬了，记住，以后叫我胡启芬。”

        党组织根据重庆地下斗争的需要，又因胡其芬高学历、英语又好的条件，决定让她以一个基督教徒的身份参加基督教女青年会，以求通过这个有宗教色彩的合法机构，广泛联系各界妇女群众。在这个女青年会下有个妇女联谊会，地下党员李玉细任理事长，这样胡其芬就和李玉细以合法身份开展公开的和隐蔽的双重工作。胡启芬很快适应了变化的环境。她以一个基督教徒的面貌出现在女青年会中。每星期一主持各部工作会议，会前领读圣经，然后讨论工作。牧师不在时，她带领工作人员作祈祷。人们以为她是教会大学出来的虔诚教徒，谁能想到她是无神论者，是共产党员呢。她代表女青年会出席重庆市政府召开的一些会议，从中获取有用的情报；她拜访女青年会的董事们，和一些上层妇女、社会名流们交往，显得练达，稳重而有高雅；她密切联系群众，深深植根于群体之中。她联系的妇女联合会理事长饶国模，还是红岩村的主人，曾经热情地支持过八路军办事处，对办事处派回重庆做地下工作的胡启芬，她也积极予以帮助。后来胡启芬还成了这位“红色女主人”的入党介绍人。

        胡其芬回到重庆工作不久，中共四川省委和《新华日报》便被国民党强迫撤出重庆。我党在重庆的工作一下陷入极端困难的复杂局面。面对严酷的斗争形势，胡其芬没有畏缩，而是更加团结同志，以顽强的战斗毅力坚守在浓雾笼罩的山城。为了听到党中央的声音，她和李玉钿等商议，基督教女青年会的名义，集资筹款买了一部收音机，悄悄放在济民妇产科医院楼上的院长朱宝粹（地下党员）的寝室里。从那起，胡其芬在每天夜深人静时，独自守着收音机，聚精会神地收听和抄录新华社广播的各种记录新闻和文章。第二天天一亮，便分送出去。除了供妇女联席会各个小组学习之用外，还通过秘密渠道送给党的地下刊物《反攻》和《挺进报》使用。这也就有了后来的以《挺进报》事件为主线的“红岩故事”……

        在与敌人的周旋和斗争中，胡其芬还巧妙地利用合法的新闻工作进行公开的宣传工作。当时重庆的《新民报》和《新民晚报》是颇有影响的两张民办报纸，有地下党员和一些进步的新闻工作者在里面工作。为了冲破国民党的新闻封锁，只有直接抄收外国通讯社的英文电讯，才有可能向民众透露一点国民党中央社不肯报道的消息。于是外文很棒的胡启芬还每天都要挤出些时间为这两张报纸翻译一些英文电讯稿，一直坚持到她被捕为止。胡启芬利用一切可以利用的机会和条件，坚持不懈地进行着战斗，她的革命热情与斗争精神，如火焰一般浓烈。

        1947年10月，根据中共南方局指示，中共川东临时工作委员会成立，同时改组了中共重庆市委。市委委员李维嘉（老黎）与胡启芬接上了组织关系。三个月后，重庆市委决定成立妇委，由胡启芬、李玉钿、林琼三人组成，胡启芬为书记。这时，基督教女青年会任用了一位外籍干事，借故裁员，胡启芬不得不另谋公开一份职业。经市委同意，胡启芬由刘国鋕介绍到他的亲戚、四川省建设厅长何北衡的公馆作家庭英语教师。叛徒出卖了刘国鋕，也造成了胡其芬的意外被捕。

        女共产党胡其芬就这样掉入了杀人魔窟里，开始了她人生中最后的一年零七个月的特殊战斗生涯……

        又一个“共匪”重犯到自己手里，徐远举当时很是兴奋了一阵，因为他掰了一下手指：中共重庆市委的几位负责人除了许建业和几个没有抓到的以外，差不多该“投诚”的和该抓到的都在他手里。一个“装斯文”“装教徒”的小女子就这么“不听话”？跟共产党打交道多了后，徐远举知道了一些“规律”：凡在共产党内职务越高的人越容易“做交易”，反倒那些没什么职务的、家庭普通的或者是穷人出生身的反倒都是些“死党”。因此，像胡其芬这样见过大世面、又懂西洋文化的人一定是“识时务者”。

        “软硬兼施，以软为主，该硬则硬，一硬到底”，这是徐远举对付有文化的共产党人的一套手段。胡其芬被押来审讯时，徐远举采取的便是这一套做法。但胡其芬的表现让徐远举还是很意外和吃惊。软的根本不行，于是就对她来硬的。所谓硬的，就是上刑，上毒刑。

        “已经到这个份上了，你还有什么可扛着的？”特务们使出种种刑具，却仍撬不开她嘴里的一个“共党”的词来。“刘国鋕是共党分子，你是他介绍到何家的，你就没有一点跟他有关系？”

        无论特务们如何反反复复责问上面这类问题，胡其芬还是那句话：“他是共产党，我就一定是共产党了？笑话，你爹是贼，你就一定也是贼？”

        特务们气得不知如何是好，发泄的只能是又一顿将胡其芬毒打一通。

        徐远举亲自上手了，他冷笑着问：“何公馆有人告发，你和刘国鋕经常密谈到深夜，两个人在屋字里嘀嘀咕咕的，你敢说没关系？”

        不想，胡启芬毫无顾忌地反问他：“这青年男女的私事，难道也犯法吗？你没有讨过老婆？那你肯定断子绝孙了！”徐远举碰了一鼻子灰，又找不到合理的茬，只好丢下一句狠话：“那就让她跟刘国鋕享受一样的待遇吧！”

        特务们便把手铐脚镣给胡其芬戴上……

        这样胡启芬和差不多同一时间被捕的曾紫霞、李惠明等女同志作为刘国鋕的“同案犯”，被转押到“中美特种技术合作所”渣滓洞监狱，关在楼上地六室。这时的刘国鋕被关在楼下地七室。

        狱中，她才正式用了“胡其芬”这个名字。入狱后，具有丰富地下斗争经验的胡其芬，立即设法与刘国鋕取得联系，并将在敌人面前制造他俩是恋人的假象告诉了刘国鋕，好让刘国鋕这位“花花公子”作掩护。用假象麻痹敌人，这是革命同志的手段之一。

        到渣滓洞监狱后，特务们并没有放弃对胡其芬的继续审讯。第一次，难友们见她从容不迫地去了，又若无其事地回来，俨然像个虔诚的基督教徒，特务们只能对她摇头。第二次，特务头子徐远举又亲自出马。这次他手头拿到一张署名“刘仲逸”（即叛徒刘国鋕）证明胡其芬是共产党员的字条。可胡其芬还是一副清教徒式的一问三不知，就是不承认自己是共产党员。徐远举觉得如此一个文弱的女子，怎么会老虎凳、狼牙棒等刑具面前面不改色、心不多跳？他觉得这是对他这位特务头子的权威的挑衅，于是就疯狂地吼道：“你的上级把你交出来了，他是市委书记，你在他手下工作，他说你是共党，你还什么不承认自己是共产党的理由？”任凭大小特务怎样的狂叫恶打，胡其芬始终不紧不慢地回答他们：“我没有什么上级，只是何公馆的家庭教师……”

        “你承认了有什么不好？你们的市委书记刘国定承认了，当了官，过上了好日子。你痛痛快快承认了也有好处，你愿意干什么都可以，我们马上放你出去。”徐远举换了一个口气，道。

        胡其芬依然冷冷地：“我不知道什么胡启芬，只知道自己不是共产党。”

        “啪！啪！”徐远举勃然大怒，重重地打了胡其芬两个耳光。旁边的特务匪徒们一旁兴奋地助威着、嚎叫着。

        胡其芬嘴角流血，昏到在地。特务又趁机踢她、打她，用冷水浇醒她，再让她招供。

        “我就是家庭教师胡其芬，其他什么都不是。”胡其芬愤怒地面对敌人，镇静地回答。徐远举和特务们在这样的女共产党面前只能泄气。

        狱外的重庆市委地下党负责老黎通过特殊关系了解到胡其芬的不屈精神，很受感动，欣然赋诗赞美战友道：

        才华意气两不羁，昏灯细雨忆久违。

        素手铁笔书青史，披荆为我摘红微。

        却令朱颜陷囹圄，忍教白发倚柴扉。

        面壁证道十年事，欣传然澹一笑微。

        胡其芬所在的渣滓洞监狱内的“囚犯”，大都是因1947年“六·一”事件和1948年4月因中共重庆市委主要负责人刘国定和冉益智叛变事件而被捕的共产党员和革命人士，敌人视为要犯，看管特别严密。然而，革命者自有对付敌人的办法，他们在被禁锢的牢房里依然能通过秘密渠道暗中联系，互相通气。胡其芬入狱后，很快就同难友们联系上了，特别是和早先入狱的许建业等人建立了联系。同时她以基督教徒的灰色面貌为掩护，积极开展另一种更加特殊的革命活动。

        原豫丰纱厂的工人党员牛小吾同志回忆说：“我于1948年4月初被捕，关在渣滓洞监狱，不久胡其芬就来了，我们同一牢室。隔壁关着许建业同志一人，重镣重铐，专门有一个特务班长看守，不准他放风，也不准我们接近。一天放风，特务班长离开了，我没走，找许建业同志讲几句话。许坐在门口，我靠在门边，他告诉我任达哉带人在茶馆里抓了他，又说他已告诉胡其芬让她把难友们组织起来。这是许建业同志亲口对我说的，所以我一致认为胡其芬是渣滓洞活动的组织者和领导者之一。”事实上，胡其芬确实也照许建业的嘱咐在监狱内进行了各种地下组织活动。她是事实上的监狱地下党组织负责人。

        张坤壁同志（狱中名张秀真）回忆说：“我在雅安被捕后于5月底或6月初转押到渣滓洞监狱。当天下午，胡其芬给我介绍周围了环境、情况，还传给我一张字条。这是胡春普同志给我的，主要问我被捕的情况，叫回条，她传给男牢室转交胡春浦。……在放风时，胡春浦告诉我，胡其芬是可以信赖的，有时都可以和她商量。我从进狱到1949年1月出狱，从始至终，她给我很多帮助。”

        胡其芬入狱后，注意观察环境，分析周围的人，包括监狱的看守人员。好像一个有经验的老兵，在陷入敌人重围的情况下寻找冲出包围圈的突破口。她要打通一条与外面联系的秘密通道。她看见被捕入狱的同志天天增加，知道党组织遭受了严重的破坏，但是她相信党的组织一定还在山城坚持战斗，必须找到可靠的关系同党组织取得联系。反动派倒行逆施，不得人心，不满的人到处都有，敌人的营垒不可能是铁板一块，因此总可以找到一条缝隙。她很快了解到同室难友周香泉通过监狱的医官刘石人找到堂兄的事。

        周香泉来女牢最早，她怀孕在身，入狱后呕吐厉害，不思饮食。刘石人从医学观点考虑到孕妇的需要，又考虑到将来分娩怎么办，就利用看病拿药的机会在药包内包了一节铅笔，问她重庆有无亲人。周香泉第二次看病时写了回条，说她丈夫有个堂兄在南岸内二警工作，未见过面，希望帮她联系。第二天，刘石到南岸找到了她的堂兄。不久，周香泉便收到了她堂兄送来的营养食品。胡其芬根据这个情况分析：刘石人敢于违反特务的禁令，冒着极大的风险为政治犯带信出狱，至少是个富有同情心的善良人，于是她决心进行试探。

        刘石人是天津人，作过童工，曾在冯玉祥的西北军军医班学习，受过抗日反蒋思想的熏陶，是一个有爱国心的军医。因为受排挤一度失业，抗战胜利后随着事业军官登记，编入军官总队，分配到“西南行营”检诊所工作。渣滓洞监狱成立分诊所，他被派来当医官。他没有参加特务组织，所以他对待“政治犯”的态度与其他特务明显有不同的态度。

        胡其芬在看病的时候，塞给刘石人一张字条，上面写着：“医官，听难友说你是好人，难友们需要你帮助的地方很多，尤其我这病人，请接受我代表难友向你表示感谢！”刘石人悄悄将字条收了起来。看完病发药时，她又塞给刘石人第二张字条：“医官，不要怕！”刘石人迅速收起字条，没有声张。

        几天后，胡其芬又进一步进行试探。看病时，请刘石人带一张字条到陆军医院交给大姐胡永芬，要家里带点日用品和药物。刘石人把信带给了胡其芬的大姐胡永芬，刘石人本人也见到了胡其芬的父母。胡家对刘石人十分感激，拜托他多加关照监狱中的胡其芬。刘石人把胡永芬写的回条和拖带的物品带进狱中，借看病的机会悄悄给了胡其芬。这条和狱外联系的秘密渠道就是这样打通的，胡其芬以“吉祥”名字写给狱外地下党的信就是通过这个刘石人传出去的。

        监狱的情况非常复杂，当时外面送日用品监狱里的政治犯是受限制的，带信和书报更是绝对不准许的。刘石人这条渠道打通后，男女牢房找他带信的人逐渐多了起来。胡其芬发现这个情况后十分重视，经与狱中党员骨干研究后，她又给刘石人写了一张字条：“医官，大家的条子太多了，你穿着军装，不当去的地方你去了，这样对你太不利，对我们也很危险，因为我们只有你这一条路子向外联系，今后我们由几个可靠的人与你联系，集中转交来往的条子，你说好吗？”事后刘石人也确实这样做了。

        胡其芬是个具有丰富对敌斗争经验的同志，为了避免暴露，她在一段时间后，改由另一位叫张坤壁的同志代替她与刘石人联系。张坤壁患肺结核病，看病拿药的机会多，即使同医官刘石人接触多一些也不易被敌人怀疑。因此这条秘密联络渠道一直隐蔽得很好，直到最后时刻也未被特务发觉。

        胡其芬通过刘石人送信是十分慎重的，先是送到家里，仅限于带些生活用品之类，以后是经七星岗文通书局转吴锦再转给济民妇产科医院。经过多次考察，确认刘石人可靠，才开始让他将信直接送到济民医院的朱宝粹院长手里，然后送给中共重庆妇委的傅淑华同志那里。有一天夜晚，难友们对值班的看守说，胡其芬病了，快请医官来看病。刘石人果真来了，女共产党员李玉钿站在牢房门口佯装高声向他说：“大胡心脏病发了，快来看看！”刘石人一边应着一边走到胡其芬床前，这时胡其芬迅速塞给他一张字条，低声说：“这里有人受刑不过，咬上了外面几个朋友，请你明早把字条送出去，让他们躲避一下。”刘石人收下字条，草草“看完病”就走了。

        第二天清早，刘石人将信送到七星岗文通书局。吴锦收到信，按信中的嘱咐请济民医院的张肖瑜大夫去重庆大学找一位同学，通过重庆大学“六·一社”社员赶快转移，使去重庆大学捕人的特务扑了一个空。

        监狱的看守中有一个叫黄茂才的青年，出身农家，江竹筠、曾紫霞和胡其芬都对他进行了争取教育，黄茂才终于被争取过来。通过他送信给重庆大学的况蜀华，从而又开辟了另外一条与地下党组织联系的秘密渠道。解放后重新做人的黄茂才回忆起那段经历时一直还记得胡其芬等同志在监狱里对他的教育和帮助。他说：“胡其芬肯说话，她见到我总喜欢拉扯几句。看起来东一句、西一句，随便摆摊，其实都是启发我，教育我。我慢慢明白了一些道理。淮海战役后，我给他们带进了报纸，胡其芬对我说：国民党肯定要垮台，重庆肯定要解放，你是青年，跟着共产党走，为人民做了好事，将来也会欢迎你的。我原来的落后反动思想渐渐转变了，愿意为她们做点事。”

        心中有信仰，更艰苦卓绝的环境也会对真正的共产党人充满乐观心态。胡其芬就这样的共产党人。对她这样的人，监狱只能禁锢她的身体，却禁锢不了她的精神和思想。阴暗潮湿的牢房里，条件十分差，可胡其芬从来没有因此产生过悲观情绪，相反她总是在同志们面前时常哼哼歌，做些小玩艺活跃气氛。她自制过一把团扇（作为烈士在狱中的唯一遗物，保存在歌乐山烈士陵园），在扇面上题写了“清风徐来”四个字，同室女囚友们总轮换着拿这把扇子鼓励自己对敌斗争。

        在残酷的监狱里，有时一些年轻同志尤其是年轻的女同志没有经历过敌人的残暴行径，很难一下经得起这种特殊斗争的考验。为此，胡其芬被关进渣滓洞监狱不久，就有意识地组织女牢的难友进行辅导性的学习。首先是理想和信仰的学习。她和女牢的同志有一个共同的口号：“活着干，死了算，活着出去还要干！”所谓干，就是干革命。她和江竹筠、李青林等女党员骨干组织女难们一起学文化、学政治，用革命理论武装头脑，收到很好效果。

        胡其芬喜欢唱歌，她把教难友们唱歌作为一项重要工作，一如她过去在抗日宣传中教唱救亡歌曲一样，她教难友们唱各式各样的歌：有战斗的歌，有抒情的歌，特别是解纷区和苏联的歌曲，更为难友们喜爱。其中一首《青年近卫军》的歌成为监狱里最流行的歌之一：

        我们迎着曙光前进，

        战斗的同志们！

        敌人就要崩溃，

        胜利就要来临。

        快武装起来团结紧！

        劳动者青年一条心，

        我们是无产阶级青年近卫军！

        高唱着这样的战斗歌曲，难友们的斗争意志在内心更加坚定，也对胜利更加充满信心。

        对新入狱的难友，特别是缺少斗争经验的年轻同志，胡其芬总是满腔热情地关心她们，帮助她们认清形势、安定情绪的同时，教她们如何对付敌人，如何对付刑讯。比如进步女青年张坤壁在被押到渣滓洞监狱时，胡其芬就告诉她，这里要进行复审，一般不用大刑，即使弄到“二处”去用大刑也不要怕，熬过去就没有什么了。还同她谈气节问题，告诉她，哪些行为是背叛革命，是叛徒。这些话对张坤壁非常管用，使她在特务审讯前便有了思想准备。当特务提她去复审时，心里就比较镇定。当特务先叫张坤壁看老虎凳、刑架、皮鞭等刑具，企图吓唬一通时，张镇静自若地对付了过去，没有暴露党的任何机密，后来也一直挺住了敌人的种种威胁和刑拷。

        在“11·27”大屠杀中幸运脱险的盛国玉，是因为丈夫被捕而牵连入狱的。胡其芬和难友们对盛国玉热情帮助，使其终身难忘。她曾这样回忆说：“她们对我像亲姐妹一样，关心我，安慰我，照顾我，使我不感觉孤独不怕。大胡（其芬）经常讲狱中斗争的情况。她说：李二（青林）被敌人的老虎凳折断了一条腿，但是她仍然愉快地生活，学习，参加斗争。江姐受刑最重，但她根本不害怕。惨无人道的刑具征服不了革命者坚强的意志。她告诉我，以后法官来审讯时，胆子放大些不要怕。我们是为了人民的解放而不幸地被捕的，不是罪犯，在敌人面前要理直气壮。现在我们坐牢，每天只要两顿饭，洗冷水，但是这样的日子不会太长的了，革命一定会胜利的。由于大胡对我的启发帮助，我有了信心和勇气，觉得监狱并没有什么可怕。”

        监狱里的斗争是复杂的，需要随机应变，注意策略，既要坚持原则又要采取灵活多样的方式。1948年秋，鉴于里来了一个“感训员”白佐生，对政治犯进行所谓“思想攻心”。这家伙出了不少坏点子，其中一个注意便是出一份《新生壁报》，企图拉一些不坚定的分子下水，写所谓的“悔过”，“反省”之类文章来软化和动摇难友们。如何与之斗争呢？“我有办法。”胡其芬在党员骨干讨论时，说道，我是基督教女青年会总干事，我来写文章。后来她果真写了一篇题为《纪念耶稣》的文章。文章说：耶稣被叛徒犹大出卖，钉在十字架上，为自己的信仰流尽了最后一滴血。他死得慷慨从容。耶稣那种为真理而献身的精神是值得学习的。文章结为写道：“主啊，经你考验我吧！”难友们放风时看到这篇带有宗教色彩的文章，一眼就明白其中的含意，而且和自己的境遇联系起来，精神上受到鼓舞。敌人万万没有想到他们费尽心机搞的这个壁报反而被政治犯所利用了，只好就罢了。

        原新四军战时龙光章由于长期的监狱折磨，全身浮肿，病情严重。胡其芬向医官刘石人建议开出病危证明，要求送往陆军医院医治。经过刘石人的多次争取，特务看说所长被迫同意。胡其芬写信给在陆军医院担任内科副主任的大姐永芬，要求她尽力挽救这位难友的生命。在胡永芬的关照下，龙光章的病情终于好转，但是特务不等他痊愈就迫不及待地将他押回监狱。回狱之后，龙光章病情恶化，不久，病逝狱中。难友们为了抗议特务对龙光章的迫害，要求在狱中开追悼会，为此发动了绝食斗争。胡其芬抱病和难友们一起绝食三日，终于迫使特务看说所长不得不允许召开追悼会。这天胡其芬和女牢的难友们一个一个戴上小百花，表示对战友的沉痛哀悼。这是一次胜利的斗争，显示了团结的力量，组织了力量。

        胡其芬想通过医官刘石人营救一些难友出狱。她问刘石人，能不能多开一些疾病证明，争取使一些患病的难友得到保释出外就医的机会。刘石人考虑之后便给一些难友填写严重疾病的病历，以备特务核查，然后，开出保外就医的证明。虽然特务没有全部同意，但其中一些案情较轻的同志，在1949年和谈期间，在外面配合营救下，终于获得释放。

        监狱的条件十分恶劣，终日不见阳光，伙食粗劣不堪，许多难友严重营养不良，全身浮肿，有的患了痢疾，肺结核，心脏病。胡其芬入狱后也患了严重的心脏病，经常胸闷，气紧，心绞痛，身体日趋衰弱。但她对自己的病并不介意，依然以火样的热情关心和帮助有困难的难友。她把家里的经民妇产科医院的同志们给她送来的药品、奶粉、鱼肝油丸等等，分送给有病的难友。左绍英生了孩子，缺奶，她把自己的奶粉送给了婴儿，虽然她当时的身体也迫切需要营养。她还把自己穿的绒线衫拆了，给婴儿编织衣服。她时常抱着婴儿站在风门口，哼着温柔的曲调。在这个诞生于苦难中的革命后代身上，她寄托着对未来的希望，给孩子取了个保加利亚女革命家的名字“苏菲亚”。她哪里想到，这个未满周岁的婴儿也会惨死在特务的机枪下呢！

        胡其芬以亲身经历写了共产党员在监狱和法庭进行斗争的剧本。她用竹签当笔，伏在床上写呀写呀，写了厚厚一本草稿。这不是是一般的剧本，而是真是的记录，是向党的汇报，可惜竟没有一页保存下来。

        胡其芬在黑牢里战斗五百九十多个漫长的日日夜夜，她始终是一团火，熊熊地燃烧着……她的行动和充满机智的组织能力，使得革命者在黑暗的监狱里依然充满朝气和信心。

        1949年11月27日深夜，当胡其芬和监狱同志们正在与外面的地下党组织准备策划大营救的实施计划时，敌人的大屠杀提前开始了——当特务们以转移为名，将两间女牢的13名政治犯押到男牢楼下第八室时。守在牢房风门口察看外面动静的胡其芬，见一群敌军涌进放风坝、架起几挺机枪对准牢房时，她立即意识到这是最后的时刻了，故拿出全部力量和感情，奋臂高呼起“中国共产党万岁”的口号。她的口号带动和惊醒了所有难友们，于是整个监狱立即响起了惊天动地的口号声，那声间震撼了巍峨的歌乐山……

        “胡南”、胡其芬牺牲的消息，传到了北京首都中南海。传到了人民政府总理周恩来那里，周恩来和邓颖超夫妇长久地沉浸在痛苦的回忆之中，“小胡是个好同志。”人民总理深深地对天长叹一声后，叫来秘书，交代秘书一定要安排好烈士父亲胡彦博的工作，聘请胡彦博为轻工部专员，以表党对烈士的崇高敬意。这里面也有“户主”对“家庭人员”胡其芬烈士的一份深切的爱。

        男人被抓进监狱，上刑、恐吓，甚至假枪毙，真枪杀，一道道生死考验、无数个寂寞孤独的长夜和饥饿、疾病无人问津等想像不到的种种困难与折磨，在这样的环境里能坚持下来的就是英雄好汉。其实从人性的角度看，那些不能坚持下来的也属于正常范畴。生命只有一次，人的身体是皮肉之躯，谁不怕疼？谁不怕死？谁没有七情六欲？谁没有儿女情长？

        从第二章我们剖析的几种叛徒他们背叛革命和共产党的行径的全过程看，也基本上都是属于或经不起皮肉之苦，或念儿女情长，或贪生求荣，或惧怕一死。而特务徐远举能够在这些人面前频频得手成功，用的招术也差不多靠这类“好汉不吃眼前亏”的种种“规劝”来实现“软化”目的的。

        女人也是人，通常意义上，女人的玉身要比男性弱和柔，俗话说：女人的身子是水做的，女人的性格似柔水一般。可是为什么女人在敌人面前竟然表现得那么坚强和勇敢？为什么那么不怕死，那么经得起重刑拷打，那么经得起寂寞和折磨？这是一个令笔者十分好奇和值得深究的问题……

        同样是人，按理说，在毒刑面前，女人更容易扛不住，可“红岩”里的女人则比男人更扛得住，而且确实个个扛住了。这是为什么？笔者经过对“红岩故事”里的各种人物进行分析后，得出结论是：

        首先是女人的忠贞程度要比男人高。

        这里所说的忠贞，不仅仅是男女之间的爱情忠贞，而是大爱之忠贞，大爱包括了对民族、对国家，尤其是对党和组织及同志的那种崇高之爱，也就是我们常说的信仰所产生的忠诚与爱。从已知的历史史实中我们知道，当时在敌人监狱里受刑最重最多的当算李青林、胡其芬、杨汉秀、邓惠中、江竹筠（后两位女英雄有后文中另有所述）等女共产党员，这些人之所以能够经受得起敌人最严酷的迫害，是因为她们对共产党和共产党所领导的革命事业充满了信仰的力量，任何反动力量都不可能对这样的共产党人的信仰产生丝毫的动摇，即使在是死的考验面前，她们也会表现出如死视归的英勇气慨。

        其次是女人对建立什么样的人生价值观比较严肃认真，一旦建立将牢不可破。

        入党为了什么？入了党应该遵守和坚守什么？这是每一个共产党人都是需要认真对待与严肃履行的。然而现实生活中，有些共产党员在入党时就没有很好解决或者就根本没有把为什么入党、入党后如何履行党员的责任与使命放在心上，更有一些人从一开始就是入党动机不纯，他们就是为了升官发财或为获得更多的利益才加入组织的。那么没有解决好为什么入党的人和入党后应该履行什么样的责任与使命的人，在和平时期他们还有可能做到一般意义的“积极”、“肯干”、甚至“能干”，也还可能成为“先进”和取得某些领导及同志们的好评而成为了党的骨干与领导者。但一旦组织和个人的环境发生了变化，特别是个人的前途有可能毁灭时，尤其是在生死考验面前，他们再也不能继续服从党的事业需要，容易出现背叛组织、出卖同志的行径。刘国定、冉益智等叛徒就属于这类人。女共产党人一旦建立自己的人生观后，就不太容易轻易改变，她们很容易认“死理”，对革命异常坚定。比如叛徒李文祥，也算是一位当了十年县委书记的“老同志”了，他在坐了十个月监狱之后“忍受不了”才又当了叛徒，监狱地下党组织在分析他的变节过程中这样指出：“事实上，他虽是十年以上的党员，但并没有好好的学习过，或者在工作中严格地锻炼自己，他一直记得自己是当过县委书记的，有十年以上的党龄，而且苦了这样多年，一点享受和报酬都没有，结果还要被捕，真是太不值得了……李的恋爱观点也有问题，把妻子作为从属于自己的，没有独立人格的。那种封建的，嫁鸡随鸡，嫁犬随犬的男性中心思想，就是从他的思想见解——人生观里产生出来的，这种封建、落后、自私的观念，是没有可能和‘革命思想结合的’这种思想的不纯，就是李文祥之所以叛变的本质上的原因。”相比之下，女性共产党人的思想境界要纯洁得多，就像他们对待爱情一样，一旦许嫁给某一个人后，她们会忠贞到底。杨汉秀烈士的同事曾这样回忆道：烈士生前经常对她这样说：“一个的死有重于泰山，有轻于鸿毛，事到头，倘若有一天我们失去了自由，那我们就应准备为真理而死吧！这就是一个共产党员的高尚追求……”她们这样说，也这样履行自己的誓言。常言道，女人一般不发誓，一旦发誓，誓死不变。男人则容易变，当然不是所有的男人都善变，那些入党动机不纯、对革命事业本来就缺少热情和真诚的人，才形容背叛组织和出卖同志。

        第三，女人比男人重感情，讲面子，所以不容易当叛徒。

        在白公馆和渣滓洞前后关押的二三十名“女狱”中，她们多数是与被捕的“男狱”中各种关系，多数是因自己的男人牵进案中才被捕的，或者是因为同自己的男人一起从事革命工作而被捕入狱的。这些女同志对男人的信任和依赖性很强，她们认定自己的男人是英雄好汉，是坚定的革命者，她们对自己男人的那份爱有时超越了对革命信仰与对革命事业的忠诚，或者说因为她们所爱的男人的信仰和对革命事业的忠诚才使她们也对革命事业和共产党产生了忠诚。知识分子出身的女青年曾紫霞便是这样的典型女性。她在与恋人刘国鋕的恋爱过程中，对恋人所从事的革命事业与理想追求有了从了解到同样热爱的思想转变，之后她跟随恋人出生入死进行《挺进报》宣传与其他党的地下工作。当她和恋人双双被捕后，作为一个年轻的女性、一个过去家庭生活条件比较优越和年轻美貌的女性，她在残酷的监狱生活中要经受考验实不容易。然而因为刘国鋕在敌人的严刑拷打面前和监狱中的表现让她感到无比自豪和荣耀，

        在监狱里，有一个真实的情节在同志们中留下了深刻印象：

        就在刘国鋕屡遭敌人的毒刑和折磨后，仍每天在放风里要见一见自己的恋人，而且当女牢放风时，他像一位痴情的小伙子一样，总是站立在牢门口一直望着他恋人曾紫霞，时而向她微笑，时而偷偷说上几句话。有一次，他竟然高唱起了一支革命同志都非常熟悉的俄罗斯革命歌曲：

        感受不自由，

        莫大痛苦。

        你光荣的生命，

        牺牲在我们艰苦的斗争中，

        你英勇地抛弃头颅，

        英勇，

        你英勇地抛弃头颅！

        这歌声让恋人曾紫霞激动万分，一是她竟然第一次发现自己的恋人竟然有那么好的嗓子，那声音是那么的浑厚、高昂、动听，同时又显示了刘国鋕决心同敌人作殊死斗争的决心。“小曾，你也唱首！”有女难友用胳膊捅捅曾紫霞，怂恿道。曾紫霞本来就泼辣，立即来了情绪，竟当着敌人看守的面，拉开嗓门就对唱起来：

        岂有这样的人我不爱他，

        岂有这样的人我不爱他，

        他是个真情汉子从不玩虚假，

        这才值得人牵挂——

        就说他是个穷人也罢，

        有钱岂买得着情无价。

        就说他是个犯人也罢，

        是为什么？

        他才去背犯人的枷。

        他是这样的爱得深、爱得真、爱得大，

        他和祖国的命运不分家。

        他爱朝阳、爱月夜、爱冰雪天地、爱春花，

        更爱黑龙江上天边一抹红霞。

        我爱他那一份傻呵，

        更爱他跨着如飞的白马，

        越过高山，

        越过水，

        闯入森林，

        闯入青纱，

        咬定仇人不放他。

        我——

        但愿和他是一对，

        但愿他是我的情人，

        我爱他，

        我爱他……。

        这首《岂有这样的人我不爱他》的歌，如激情澎湃的夏日甘雨，不仅滋润了恋人刘国鋕的心，也把整个监狱的难友们的心田荡漾了起来，那份革命爱情的美酒，让所有男女难友们顿时沉浸在无限幸福之中，并且化作任何空洞的口号所不能代替的力量。

        有一阶段，敌人为了瓦解我革命同志间的关系，放风说刘国鋕叛变了，也有人把刘国定的叛变误传为是刘国鋕叛变了，这个时候是对曾紫霞这样年轻的女同志极大考验。但是曾紫霞凭借着她对恋人的了解，认为像刘国鋕这样的人不可能背叛革命和出卖同志，为了支持和鼓励自己的恋人坚定革命意志，她用自己在女囚室跟李青林等大姐的帮助下刚刚学会的绣花手艺，特意亲手给刘国鋕制作了一只绣花枕头。曾紫霞后来谈起此事时仍充满炽热的感情，她说：“以前我没干过绣花的活，我觉得那手工太细、太复杂学不了，但后来有一件十分意外的事居然使李青林硬是亲自教我绣了一个枕头，这是我一生绣的唯一一个枕头。事情的经过是这样的：当我未婚夫刘国鋕从白公馆提到渣滓洞审讯时，他曾要求把我提到办公室同他见一面，可敌人用苛刻的条件为难他，使他不得不放弃同我会见的希望。这件事女牢的几个难友都知道，李青林也知道，她考虑了很久，向我提出让我绣个枕头给刘国鋕，安慰他，鼓励他，因为当时不可能写信，但送一个枕头去却是可能的。我开始感到李青林的建议不能实现，第一没有布，第二要我绣根本不行，但李青林亲自筹划、亲自手把手地教我将它绣出来了。这是一个什么样的枕头呢？布是我的一条长裤改的，李青林设计把裤子的那条缝放在枕头的三分之一处，接缝处抽了几股纱锁成胡椒眼花，使接缝显不出来。她设计的花是：一面用红线绣两颗红心，一支箭穿着两颗心，象征我和国鋕的心是爱神之箭穿着的；另一面用蓝线（代替绿线）绣一颗挺拔的松树，盼他像青松一样坚强。这枕头两面的花都是用的桃花，花绣在三分之一那一边，十分高雅、别致。当枕头还没有作完时，李磊制造的刘国鋕已出狱的谣言就在渣滓洞传开，我现在记得那样清楚，我绣这枕头时简直是用整个心在绣的，我觉得只要国鋕收到我的枕头，他就不会动摇，他会感到有一颗热爱着他的心！没有多久，刘国鋕又从白公馆提到渣滓洞审讯，他的到来粉碎了李磊的谎言，使女牢的人都放心了。我把枕头交给被我们争取了的看守黄茂才，要他设法转给刘国鋕，黄茂才在狱中告诉我已交给国鋕……后来我被家人保释出狱，刘国鋕要罗广斌如能再见到我时一定告诉我：‘好好选择自己的道路，继续完成他未完成的事业，走革命的路’，这成了他的遗言，它鼓励了我后半辈子的人生道路。”

        在白公馆和渣滓洞的女人太不易了。她们一方面要直接面对和经受敌人强迫给予的重刑与生死考验及监狱的艰难困苦条件，另一方面还有因自己的男人所作所为而带给她们的荣誉与尊严，当然还是耻辱与毁誉。前后当然是荣耀和自豪，而后者就让这些女性无法接受，然而她们还必须面对和经受特殊考验。

        比如，皮晓云和牛小吾俩位女青年是同乡、同学、同出走到城市工作、同在豫丰纱厂当工人，又在1948年4月6日同时同地被捕和同日被关到渣滓洞女牢，因此她俩被渣滓洞许多男犯称为最铁的“牛皮”，既取其姓又带有坚韧的表彰之意。她俩被审讯时，特务把她俩亲笔写的自传摊开要她俩承认共产党员的身份，她俩曾十分不解，为何自传竟落入敌人之手？当她俩关到渣滓洞楼上六室女牢时，她们一眼就认出了楼上五室的许建业，并很快同他联系上了。许建业向她俩说出她俩的自传和被捕原因，主要是因为他许建业被捕后，轻信了敌特看守陈远德的允诺，结果敌特们在许建业住处搜出了机密文件、工人自传。“我后悔，害了你们，也害了许多同志。”许建业为自己的失误悔恨不已，曾三次碰壁自杀未遂。“牛皮”二姑娘知道这些情况后，没有为自己的被捕而对许建业有丝毫和怨恨，谁能没有失误呢？虽然这失误带来了不小的损失，但许建业的在敌人面前表现出的英勇不屈精神，他整天被敌人戴上了几十斤重的手铐脚镣，还仍然在秘密组织监狱里的共产党员与敌人作斗争的表现及关心、爱护同志，使“牛皮”俩人深深地爱戴这个重庆市委工运书记和她们的革命引路人。可许建业这么好的党的领导和师长怎么会被捕的呢？许建业告诉牛、皮二人：“我在茶馆里看到任达哉来了，身后有特务，我以为他是应付一下，就起身到厕所，可是任达哉追来了，我被捕了，是他出卖了我。”这话对皮晓云来说，简直是晴天霹雳。这是怎么一回事呢？连好友牛小吾对此都有点发懵了。原来，牛、皮在中央印制厂工作时就认识了任达哉，是他介绍她俩入了党。可就是这样的人，竟然出卖了许建业，这已经足以使两个姑娘震惊，而更使人震惊的是：皮晓云后来告诉牛小吾：她早已和任达哉恋爱，并且快要结婚。“啊，你、你们……他现在可是最坏最坏的叛徒啊！”牛小吾一听，便急出一身汗来。她太知道自己的好友皮晓云了：22岁的皮晓云把自己最纯真的爱奉献给了这么一个男人，一个一直在她心目中是理想的支持者、事业的好伙伴。正是因为这个男人，她才有了对共产主义事业的美好向往，才不怕敌人的残酷与黑暗势力，他是她心目中一切美好的化身。这样的男人怎么会变成卑鄙无耻、出卖同志的恶魔呢？皮晓云的心阵阵绞痛，一连几天倒在牢房里不吃不喝，而且不跟别人说话。她痛苦不堪，同时也不想在自己的同志面前丢这个脸。作为好友牛小吾想帮助她，于是通过特殊机会，给一度关在渣滓洞的任达哉写了一张纸条，质问他“你为什么要出卖许建业？老许往厕所里躲去了，你为什么还要追上去？”任达哉的回答是：“受刑不过，没办法。”一切都明了了，仅有的一丝幻想也破灭了，皮晓云无法忍受！她恨，她恨自己怎么长了一对不辨真假的眼睛！她感到屈辱，怎么竟爱上了一个叛徒？！渣滓洞本是阴森黑暗的地方，而今皮晓云觉得难友们看她的眼神也使她感到是那么又冷又寒，年轻姑娘怎能经得住如此痛苦的熬煎？她病倒了，经过多方设法她被送到沙坪坝沙磁医院去抢救。数日后，当皮晓云回到渣滓洞女牢时，她原本红润的脸蛋消失了，眼神变得呆滞了，难友们不忍多看她一眼。当许建业于1948年7月22日被公开枪杀后，皮晓云更是在很长一段时间里整夜睁着不睡觉，同室的难友们为她难过得落泪。一年后的7月22日，渣滓洞停止一切文娱活动，严肃地悼念许建业牺牲一周年。皮晓云大哭了一场，她一遍又一遍地呼喊着：“老许呵，如果不是任达哉叛变，你不会被捕的！你不会牺牲的呵……”皮晓云后来精神很失常了，特务觉得她已经没有什么可利用价值，便经一番周折后被保释了。男人是叛徒，这一耻辱像铁的烙印一样永远地打在这位年轻的姑娘心头，她唯一坚持的是当特务想利用她精神失常时供出同志或让其“自新”时，她悲愤而坚定地回答：“我不会当叛徒！”

        女牢中还有个女性经历的痛苦比皮晓云更痛苦和难言。她一来到渣滓洞就和李青林、江竹筠、曾紫霞等同住在渣滓洞监狱的楼上六室。她叫熊咏辉，是县委书记、有十多年党龄的“老革命”李文祥的妻子。1948年5月中旬，特务们把许建业、刘国鋕等提出渣滓洞转押白公馆时，她丈夫李文祥也在里边。开始，当难友们听说她丈夫是李文祥时，觉得她也非常了不起，因为李文祥资格老，初入监狱时表现也很坚强，受刑不屈。熊咏辉与丈夫是同时入狱的，俩人感情也较深。每次与丈夫见面时，其丈夫在她面前总是问寒问暖，非常关心，而且总是对着她痛哭，言他“对不起她”，让她受苦了等等。她感到有这样的丈夫很光荣，甚至内心一直认为，有这样的丈夫，即使与他一起死在监狱里也是值得的。可万万没有料到，1948年12月，监狱里传出她丈夫李文祥成了可耻的叛徒，而且还赤裸裸地当了特务分子，专门破坏党组织，出卖了一批革命同志。监狱里的同志都对李文祥的叛变感到不可思议，已经熬过了敌人七、八个月的折磨，怎么还会变节叛变呢？后来进一步证实了李文祥确实当了叛徒，消息证实后，女牢的难友们甚至是男牢的许多同志都参与了帮助熊咏辉的工作，她也经过了从不相信到不得不相信的十分痛苦的过程，最后熊咏辉写了一封给男牢的公开信，大意是：他是他，我是我，既然他已经叛变我就和他一刀两断，是真是假今后难友们看我的表现。她的态度赢得了难友们的同情、支持、赞扬和鼓励，男牢的信件、纸条向她传来。她感到无比的温暖，她增添了无限的勇气和力量，战胜苦痛。她的脸恢复了白里透红的美丽。在没有别的指望下，熊咏辉同女牢的伙伴们共同生活着，只等解放军解放重庆时重见天日。然而，另一件令她更无法接受的事又传来了——叛徒丈夫李文祥扬言和多次上监狱来，说要把她接出渣滓洞！熊咏辉的脸上顿时又布满了愁云，她成了叛徒的妻子，想划清界线、继续坐牢都办不到啊，这真是要命的事！她真的有些挺不住了，那份屈耻令她生不如死。这时，狱中的党组织和同志们则耐心地对她进行做思想工作，劝告她：“出去一个是一个！哪能因为他留在牢房？！只要自己坚定，什么情况下也能继续革命。”“出去吧！出去总有活动的余地，有机会就离开他跑得远远的！”熊咏辉哭了，哭得死去活来，她向难友说“我往哪里躲，往哪里跑？我能去的地方他都知道呀！”这倒是一个难友们不曾想到的事。突然，有一定社会关系的曾紫霞对她说：“我有个可靠朋友不在重庆，这样就可以躲过李文祥的纠缠，你找她。”并且悄悄把朋友的地址告诉了熊咏辉。就这样，熊咏辉才离开了渣滓洞。可是后来获释的曾紫霞出狱后找到那个朋友，结果发现熊咏辉根本没有去那里。解放后李文祥被人民政府镇压了，熊咏辉仍下落不明，实际上也没有人再去打听她的情况了。十年动乱期间，曾紫霞从外查内调的工作组人员那里了解到熊咏辉的地址。当曾紫霞怀着极大的热忱设法再见到昔日同牢难友时，才知道对方已经有了新的丈夫，并且生活还算不错，可昔日同牢难友怎么也谈话不投机了。当曾紫霞问熊咏辉当年为什么不去找她的朋友时，熊说“我已经是那样的处境了，我怎能、怎敢再去牵连任何一个人？！”这句话让曾紫霞听后内心产生极大震撼：可不是，一个女人，当她得知自己深爱的、共同生活了相当长时间的男人成了公众都憎恨的叛徒和反动特务时，她还有何脸面去面对这个世界呢？女人的这份内心痛苦又何谁能真正理解呢？

        做女人太难！做关在监狱里的女人更难，做背着丈夫是叛徒、特务那顶永远耻辱帽子的女人也许是世上最最难的女人。

        我知道而且采访过这样的一个女人。她现在还活着，是当年“红岩”故事中从监狱中侥幸脱险仍活在世上的仅有几个革命同志中的一个。我见她的时候，有关方面告诉我最好不要与她谈论她的叛徒“甫志高”丈夫的事。我遵守了这样的承诺，所以采访很顺利。现年八十多岁的她仍然风采不减，我问她说是不是当年特别漂亮？她哈哈大笑，说，用现在的话来说，她当年算得上是“美女”了。我知道他的丈夫是四川地区地下党的负责人之一，被敌人抓捕后叛变了，后来又在监狱时受到革命同志们的帮助鼓励下，并没有继续叛变，所以在敌人实施的大屠杀时也被枪杀了。她的丈夫因为有变节行为，所以永远地被钉在了历史的耻辱柱上。许多老同志介绍，她和丈夫过去感情关系一直很好，并留下两个孩子。他们全家在监狱里共同生活了一年多，非常不容易。解放后，她带着俩个孩子，后来其中一个孩子又因车祸而夭折了……几十年来，她的人生充满磨难。在监狱时，她也抬不起头来，丈夫毕竟是有严重变节行为的人，难友们对她并不信任。解放后，由于她一直没有同丈夫“划清界限”——她内心并不想这样做，所以年轻美貌的她坚持不嫁、独自生活，其本身就容易招惹一些非议，更有人拿这个来攻击她是为了忠贞其“叛徒丈夫”。她不知因此流过多少眼泪，受过多少委屈，但她仍然挺了过来。最令她难以接受的是，她的党员资格因此也受到责疑，而且长时间地被停止了组织生活。她想通过在单位里努力工作，埋头苦干的实际行动重新入党，然而，等待她的结果是：“你丈夫是叛徒，你不同他划清界限，怎么可能让你再入党呢？”《红岩》小说出版后红了几十年，她则因为是“甫志高”的老婆而黑了几十年……“文革”中，她这个“叛徒的老婆”被整得死去活来，如果不是为了孩子，她也许早已离开了人世。直到1981年，她才重新获得组织的平反，恢复了她的党籍。当然，现在她很好，可有谁知道过去的几十年中这样一个女性的内心世界有多苦啊！她的心历其实远远超过渣滓洞、白公馆监狱的苦难，也并不比敌人大屠杀毁灭其生命好受多少！

        受辱女人的心是用苦黄莲加泪水凝垒而成的。

        第四，女人与女人在一起更能形成坚不可摧的力量。

        不知是老天有意折磨女人还是革命加在女人身上的考验就这么难？在监狱那样的条件下，正常的人也需要闯过一道道难关才可以顽强活下来，很难想象要在监狱里生儿育女的女人是如何度过。想像不到吧？在渣滓洞的女牢里，十八九个“女犯”人，竟然在半年之内要承担两个“女犯”的生产和抚育两个婴儿的重担！

        这是真实的故事。

        其中一个孩子是《红岩》小说里曾经提到的“监狱之花”。她的母亲叫左绍英，是一位坚强的女共产党员。关于左绍英烈士，需要在此介绍一下：

        左绍英，四川合川县滩子口人，这位出生在一个贫苦的农村家庭的女同志，母亲早年病亡，小时候的左绍英常寄居干妈处，后当了纺织工人，是位老实本份的普通妇女，在当纺织工人时，与王璞结婚。其丈夫又名石果，湖南人，是党的“七大代表”。抗战初期，王璞曾任中共湖南邵阳中心县委书记。抗战后，受党中央委派，到川康区工作，1946年转入川东区工作，任“川东地下党临时工作委员会”书记，曾一度兼任重庆市委书记。1948年，为了迎接重庆解放，左绍英的丈夫王璞亲自下乡，在武胜县华莹山一带领导武装起义，威震敌胆，名声显赫。1948年9月间，武装起义的队伍中发生了一次意外事故，王璞不幸光荣牺牲。当时，起义部队被敌人重重包围，战友们突围时业，没有来得及掩埋好王璞的尸首，追赶而上的敌人便丧心病狂地他的头割下来，即日挂在旗杆上，悬头示众，并贴出布告，威胁群众谁敢收共产党员的尸体，跟共产党走，就枪毙谁。后来是一位老贫农不顾敌人的恫吓，冒着生命危险，把王璞的尸首偷偷取下来，分埋在好几个地方。左绍英在认识王璞之前就是工厂的进步群众，于1939年1月加入中国共产党。1943年她与当时任川东特委书记的王璞结婚后，便担任中共川东特委重庆市地下交通工作。1948年9月由于重庆市委负责人的叛变，左绍英此时已有七个月的身孕，组织上决定让她撤出重庆，回到合川老家。最后还是被特务抓捕。当时她并不知道丈夫在何处，只知道他在乡下带领队伍在组织艰苦的武装起义。左绍英押到渣滓洞时，已经挺着肚子了。听说她就是大名鼎鼎的共产党武装队伍领导人石果（王璞在武装斗争中曾用的名字）的妻子，一心想消灭华莹山游击队的特务头子徐远举顿然大喜，指派叛徒和特务多次审讯左绍英，让她说出丈夫石果及革命武装队伍的行迹。左绍英外表看起来像个中年家庭妇女，实质上是位有丰富地下工作经验的共产党员，面对敌人的拷问，她佯装什么都不懂的家庭妇女，一问三不知，还不停拍拍肚子，说自己是个快要生娃儿的女人，你们怎么没有起码的同情心嘛！敌人拿她没有办法。最后石果牺牲的消息很快传到了监狱，特务们也不再管她了。可是这样一位临产的女共产党员，又知道即她怀的是川东临委书记王璞（石果）的遗腹子，男女牢房都暗暗地惊动了，并且以各种不同的方式行动起来，准备度过监狱中最难的一关——女人在监狱生孩子，前所未有啊！虽然狱中组织发动难友向敌方强烈提出要求，允许左绍英到医院生产，可特务们根本不理会。“一定要让孩子安全地生下来，才能对得起王璞烈士！，同时还必须保证左大姐的生命安全！”这是狱中党组织和女牢房共产党员共同的心声和要求。在左绍英快要生产的那些日子里，渣滓洞监狱里也格外热闹起来，虽然表面上看不出监狱里有什么特别的动静，其实此时的男女牢房内都异常紧张，有兴奋的，有担心的，男牢的同志们已经开始发起各室送礼物慰问的热潮，没有礼的，可以写信、写诗前去慰问。除了送礼和慰问外，男牢的难友们最热闹的一个话题是：要给即将出世的孩子起个好名字。有同志说：在苦难中，在炼狱里出生的孩子，不管是男孩或女孩都给他取名叫“狱生”吧！另一个同志马上说：“在新中国诞生之前生的孩子，给他取名‘新生’吧！”。可似乎这两个名字并没有得到大伙的认同，诗人艾文萱灵机一动，说：“有了！你们听听：天快亮，新中国将成立，婴儿又是在黎明之前生的，不如给他取一个单名，‘晗’字，‘晗’的含意是天将明。”“好，这个名字好，有深意，有文采。”但是男牢的同志并不知道，左绍英其实怀的是女娃儿！

        关于生孩子的事，其实男人们是帮不了什么忙的。一切都得由女人们来完成。不过，临产前的那个早晨，当女难友们一睁眼，被眼前的景象惊呆了，原来，此时在她们的牢房门口，竟然已经堆了很大一堆的礼物：有从同志们身上刚脱下来带有体温的绒衣，有从被窝里抽出来热烘烘的毛毯，也有做尿片垫的旧衬衫，有崭新的毛巾，有完整的罐头，也有用了多斗还剩下小半筒的奶粉，还有草纸，一小瓶白糖，两角钱的狱中“代用卷”，小纸包的十几颗鱼干油精丸……经过数小时的痛苦而紧张的“联合作战”——女囚们的手忙脚乱和左绍英自己的配合下，“狱中之花”顺利出世——男狱友们起的名字只好被搁置，最后还是由女牢房的人提前早已起好的名字被正式用上了——“卓娅”（乳名“娅娅”）。当时革命者十分敬仰苏联，苏联小说和实际生活中无数英雄的名字为他们所爱用，左绍英当然笑笑默认了。

        监狱里生孩子不易，要养活孩子其实更不易，这给女人们增添了更多、更复杂的困难。敌人也没有放松利用这些条件来威胁女共产党人。特务头目徐远举就曾借此敲榨左绍英，要她在“自新”和孩子两者之间选择其一。不屈不挠的左绍英因此向敌人屈服。当孩子出世成为事实后，如何养活娃儿又成了另一桩大事。与左绍英同一室禁囚长达近一年的曾紫霞后来回忆说：“……娅娅虽然顺利地来到人间，可并不等于她可以健康地活下来。为了她的生存，女牢里曾陷入紧张的局面，并且进行了顽强的斗争。左绍英虽然很坚强，但情绪没有办法好，情绪不好奶汁就少，加上在那样恶劣的条件下营养极差，当然奶汁就更少，在那时狱外有关系的人可以设法送点东西到二处（西南长官公署二处），由二处转到渣滓洞来，这种东西不定时而且少得可怜，左绍英生产时进行了长久的储备把生产应付下来，可要维持下去就十分困难了。一切支援的东西吃光了，左绍英奶水没有了，娃儿饿得直叫唤……这局面真使人焦心，开水不能使左绍英奶水增长，开水不能使娃儿吃饱，可就连开水也得一次又一次地‘乞讨’！女犯们把每餐饭菜中可挤出的水和营养物全都自动地送到左绍英和娅娅面前。女犯们凝视着左绍英，而左绍英的泪滴进了碗里……”

        小娅娅这朵“监狱之花”曾经让其母亲和整个女牢花费了全部努力和心血，她在黑暗和苦难中成长着。也因为有了她的存在和成长，使得沉闷的监狱有了许多生机和欢乐。可是，凶残而无人性的敌人在大屠杀时连这样的无辜小生命都不放过。1949年11月27日那个夜晚，刽子手们的机枪向监狱内无情地扫射。当时左绍英抱着小娅娅躲在门后开始并没有被雨点一般的子弹射中，可才1岁多的小娅娅哪经得住这等场面，她被吓得哇哇大哭。她的哭声让刽子手们获得了寻找残杀的过瘾的目标——罪恶的一串子弹射向赤手空拳、毫无抵抗力的左绍英母女……娘儿俩即刻倒在血如河流的地上，睁着四目，悲怆而愤怒地离开了这个世界……

        她，

        监狱之花的妈妈，

        伫立在铁栏窗下：

        闪动着慈祥的眼珠，

        凝眸着战友们亲吻她的娃娃。

        同志们称她“监狱之花”的妈妈，

        她不是丹娘，也不是苏菲亚，

        她呀！《夏伯阳》的女枪手，

        的马柳特迦。

        她，受过敌人残酷的刑讯，挨过特务无情的鞭打，

        她昂首挺胸，紧咬着牙！

        让无知的敌人在颤栗中嚎叫吧。

        这首难友们生前献给左绍英的这首题为《她，监狱之花的妈妈》之诗，高度赞美了一个女共产党员的伟大而坚强的革命英勇主义精神，其情其景仿佛让我们历历在目。

        其实在渣滓洞女牢里，还有一个很少为人知道的女共产党人生孩子的事。此人名彭灿碧，也是位烈士。彭灿碧是我党的一位女优秀党员。她是四川合川县人，1918年出生在一个封建家庭里，其生母早死，父亲病残，幼年时曾就读于白沙镇毓秀女子学校。毕业后，后母与其父亲逼与王姓子弟成婚，王系浪荡子，彭自己则在金子小学教书时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入学介绍人是刘石泉同志。1948年，中共金子乡的党组织暴露后，彭灿碧便回到娘家，组织发动农民武装。8月，起义军被敌包围，经激战突围后，彭灿碧与部队失掉联系，又回到娘家。不料被敌人发现被捕。被捕后，敌人对其无数次残酷刑讯，其实彭灿碧那时已有身孕，只是早期孕期而已，所以敌人没有发现。后肚子慢慢大了，敌人觉得可以借此威胁和逼她“自新”，彭在敌人的审讯室里，挺着大肚子，平静而又慷慨地说：“真正的共产党员是不可能改变信仰的，如果你们一定认为可能改变我的信仰，那么除非杀掉我们娘俩！”特务们觉得对付不了这样的女“共匪”，只好又将其投入监狱。

        不当叛徒的女囚，如何在监狱里完成生产孩子，这对她本人和女牢房的难友们都是一个极大的考验。如果说左绍英生产的艰难主要在产后对孩子哺乳，那么彭灿碧生产却一开始就把女牢拖进高度紧张状态。因为彭灿碧是31岁的高龄产妇，有经验的女人从各种迹象判断她很有可能难产。怎么办？男人们也许不会想得到一个难产的女人的命运是什么样，或者不会知道一个女人在难产时所要经历的那种感受，然而同为女人的女囚室的女难友们则非常清楚这一点。因此她们特别特别担心即将要面临的这一比特务“老虎凳”更严酷的考验。为此，她们团结起来，千方百计地与敌方进行交涉，以求把彭灿碧送出牢生产。然而敌看守所的特务们根本不予理睬。眼看彭灿碧就要临产了，无可奈何中的女牢中难友简直手忙脚乱，个个心慌意乱，她们知道这是人命关天的事呵！母子平安！必须平安！这是她们的共同心愿！可如何保证母子平安呢？她们又似乎谁都想不出招术来……只有听天由命了，但绝对不能让老天作主！临产那天，十几个女犯没有一个合眼，她们围坐在彭灿碧身边，年轻的姑娘们只能哭泣，年长一些则在轻轻叹气。“哎呀——”“哎呀——”，产妇彭灿碧的一声声痛苦的挣扎，揪着女囚们的心。李青林、江竹筠、邓惠中等大姐此刻再一次成了大家的中心力量，这力量既有那种女人那种天生的慈爱力量，更有共产党人忠贞不屈的大爱力量。一小时、两小时……经过两天一夜漫长而绝望般的折腾，也许是马克思老爷爷在天之灵的庇佑，31岁的彭灿碧竟然把孩子生下来了，而且母女都活着，这简直是奇迹！“就叫她苏菲娅吧，让她像个英雄一样活着……”。彭灿碧搂着婴儿，感激地对女难友们说。“苏菲娅！好！”“又一个娅娅出世了！”女囚室里一片欢乐声、哭泣声——那是幸福和胜利的哭泣声！这胜利来之不易，来之于全女牢室的团结携手，共同意志。这也只有在共产党人中间才能实现的胜利！它并不比一场与敌人面对面殊死搏斗的伟大战役逊色壮烈！

        女牢里的女人们，经历了这样的战斗，怎么可能再被敌人的恐吓和老虎凳等毒刑所吓倒而当叛徒呢？

        这就是女人与男人的差别。这就是“红岩故事”里的女人为什么没有出叛徒的缘故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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