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江姐”——江竹筠的故事

        1943年，年仅23岁的共产党员江竹筠接到一项令她十分为难为却必须去完成的任务——与市委第一委员彭咏梧假扮“夫妻”。也许别的女性会提出种种理由向组织推掉这样的任务，然而组织观念极强的江竹筠同志，在经过考虑后接受了这项工作。因为接受了这项任务之后所发生的一切，也使这位女性日后成为了中国人民家喻户晓的人物，并载入中国共产党的史册。

        假扮夫妻，从事敌后革命工作，这在中国共产党进行地下斗争时常用的一种工作手段。江竹筠与彭咏梧的“假夫妻”故事，还得追述到中共历史上一次重要的政治运动，即1942年开始的延安整风运动。

        那是在抗日战争进入相持阶段以后，中共中央决定利用局势比较稳定的有利条件，提出了整风运动。1942年2月，毛泽东在延安党校作了《整顿党的作风》的报告，接着，在干部会议上作了《反对党八股》的报告。4月3日，中央宣传部作出了《关于在延安讨论中央决定及毛泽东同志整顿三风报告的决定》。这以后，大规模的整风学习运动开始了。

        当时的重庆《新华日报》发表了整风学习文件，并编印成册发给党员和进步人士学习。南方局分批调集所辖各地区地下党主要领导十部参加整风学习班。作为市委第一委员的彭咏梧来到红岩村参加了南方局举办的整风学习班。1943年5月，彭咏梧从南方局带回一份重要文件《中共中央关于增强党性的决定》。根据南方局的部署，决定在地下党组织中开展整风运动，要求每个党员秘密阅读整风文献，联系实际，写出思想、工作、生活总结。逐层转到彭咏梧手中，由他弄清每个人的情况，记入脑海，并提出问题与市委的其他同志研究解决，然后，再把这些材料销毁。

        当时彭咏梧虽是中央信托局的中级职员，但因没有家眷，只能住在单身集体宿舍，十几个人住在一起，而彭咏梧手中，有七八十个党员的关系，这样的环境，很不利于领导整风学习。恰巧这时中信局刚修好职工宿舍，因此组织上决定给彭咏梧派一位女同志来协助工作，与他假扮夫妻，可借口有了家庭，分到一套住房，更好地开展工作。其实，这时的彭咏梧已经有了家室，并有一个近4岁的儿子。其妻子谭正伦正在老家云阳。彭咏梧1941年8月根据组织决定调到重庆，担任重庆市委第一委员的。他到重庆不久，即经过组织同意，给妻子写了一封信，叫她带上儿子到重庆来。但是，因当时儿子正在出麻疹，其妻举债在云阳办的一个家庭纺织作坊刚刚开张，所以妻子回信给丈夫，希望过段时间再到重庆团聚。谭正伦的回信，引起了市委同志的担心和警惕。当时重庆正处于白色恐怖之中，形势极其险恶，特务四处搜捕地下党员，稍有不慎，即可能给组织造成很大破坏。如果特务截获了他的信件，那后果将不堪设想。因此，彭咏梧来重庆时，市委第二委员莫达在公开介绍彭咏梧时，说他是中央大学的毕业生，又在北平银行当职员。当时市委第二委员莫达建议彭咏梧立即断绝与下川东的一切联络，包括与妻子的通信。莫达的建议得到了其他同志的赞同，并计划在适当的时候，派人将他的妻儿接到重庆。然而，随着形势的不断变化，这一计划没有实施。

        现在，需要有家庭作掩护时，彭咏梧提出是否把妻儿接来。考虑到彭咏梧的工作性质，他所做的每一件工作都涉及到地下党组织的核心机密，特别是整风期间，有大量的文字工作和联络工作需要处理，一个普通的家庭是不能起到帮助老彭工作的作用。尽管彭咏梧在云阳从事地下工作时，谭正伦也进行了大量的掩护工作，但毕竟她还不是党员，更不要说从事地下工作的经验。因此同志们提出，能够掩护彭咏梧的，应该是稳健而有学识、能应付各种复杂环境、有斗争经验的党内的女同志。这些建议，无疑是很有道理的。彭咏梧本人对此虽感到无奈，但根据党少数服从多数的组织原则，他也只好面对现实。

        在人选的问题上，市委经过讨论，选中了虽然年轻但却有着丰富斗争经验的江竹筠。

        江竹筠，原名江竹君，1920年出生于四川自贡一个贫苦家庭，江竹筠是她被捕后用的名字。

        8岁时，由于家乡的一场特大旱灾，江竹筠姐弟在母亲的带领下，从自贡乡下到重庆，投奔三舅李铭义。12岁时，接受三舅的安排，进一所孤儿院小学读书。1936年秋，江竹筠小学毕业，考入南岸中学。1937年卢沟桥事变发生，全国性的抗日战争爆发，重庆南岸中学的抗日活动像全国各地一样迅速高涨。身材矮小、一向文静而不爱出风头的江竹筠也坐不住了。她和同学们组织歌咏队、宣传队，走上街头宣传抗日，演活报剧，唱救亡歌曲，贴标语。抗日救亡运动的战斗洗礼下，江竹筠迅速成长。1939年春天，江竹筠考入爱国科学家、教育家何鲁办的中国公学附属中学读高中，也就是在这年夏天，她加入中国共产党，开始了新的政治生活。

        1940年，中国公学附属中学停办，江竹筠转到中华职校学习会计专业，担任了该校及附近地下党组织的负责人，主要是做青年学生的工作。1941年夏末，21岁的江竹筠离开中华职校后，被地下党组织安插到重庆妇女慰劳总会工作。1941年1月，国民党发动“皖南事变”，掀起了第二次反共高潮。中共中央南方局按照中央“隐蔽精干，长期埋伏，积蓄力量，以待时机”的十六字方针，再次作出调整重庆地下党组织、紧缩党员数量的决定，有些党员暂时停止了组织生活，失掉了关系的党员也暂不恢复组织关系，让他们以个人身份与重庆八路军办事处、新华日报社保持秘密的工作关系，只留下少数骨干单线联系一部分党员。江竹筠虽然参加了进步活动，但在斗争中她不突出个人，不太引人注意，因此她和她领导的组织始终未暴露。她也成了这少数骨干中的一个。1941年秋，江竹筠被川东特委指派担任重庆新市区区委委员，负责单线联系沙坪坝一些高校的党员和新市区内的女党员。

        对于这样一位年轻的女共产党员，市委委员彭咏梧很容易了解其一切基本情况。江竹筠来到彭的身边，从某种意义上讲也算很自然的事。俩人过去虽未曾谋面，但却似神交已久。之前，这对“假夫妻”一直同在一个城市从事地下工作。彭咏梧从云阳调到重庆任市委第一委员后，除全面负责市委工作外，还具体负责建立和领导重庆沙磁区、新市区一带的地下党组织和学生运动。而江竹筠是新市区区委委员，负责单线联系的党员正是在彭咏梧具体负责的这一地区，两个人的工作神秘地交叉着。江竹筠竟然没有直接与彭咏梧相识过，可她单线联系的直接领导——新市区区委书记魏兴学，就是彭咏梧的直接下级。

        彭咏梧从魏兴学那里了解到的江竹筠，“虽年轻，却稳重、干练，把新市区的女党员联系得很成功……”。

        “噢，新市区竟然有这样一位优秀的女同志，有机会我倒很想见一下。”彭咏梧对魏兴学曾这样说过。

        现在竟然是组织上安排他们成为一对“假夫妻”了！第一次见面竟如此尴尬。

        江竹筠和彭咏梧都是组织原则十分坚定的共产党员，“为了革命工作需要，什么都可以舍去的”理念，在他俩身上似乎不用说一句话来作解释，一切都是多余的。但对从来没有恋爱经历的江竹筠来说，这“假”夫妻让她内心仍然极其不易接受：以后让我怎么再找对象呢？假如时间一长，我真的爱上了彭委员又怎么办呢？他可是个有家室的人哪——

        她不是没有顾虑，只是迫不及待领受任务的江竹筠改不掉“组织上交给的任务必须坚决执行”的作风，她就是在这种情况下毅然地接受了这份特殊任务。江竹筠从此成了同志们和邻居眼里的“彭太太”……

        刚开始，江竹筠很不习惯做“彭太太”。有人这么称呼她时，还以为不是叫她。这，立即引起她的警觉：我是为革命来做“彭太太”的，一旦被人发现这是假像时，敌人不也就容易把老彭和重庆地下党组织连窝端了吗？“彭太太”不寒而怵。此后，江竹筠不再为自己不是“彭太太”而心愁了，她要做一个真正的“彭太太”。

        工作不要命的彭咏梧，患有严重肺病，急需合理调配膳食，邻居们从此经常看到身材娇小的江竹筠每天清晨提着篮子上街买各种富有营养的菜，弄给自己的“男人”吃。每当彭咏梧工作到深夜，她就把煮好的莲米汤或银耳汤送到他的桌上。渐渐地，街坊们发现，原来脸色苍白的彭先生，现在脸色红润，每天进进出出，总是哼着愉快的小曲。邻居们还经常看到这对“夫妻”手挽手，有说有笑地一起出去散步。“正是一对恩爱小夫妻！”邻居们都这么说。江竹筠听了这样的话，脸上通红，她一面感到欣慰——组织上交给的任务完成得不错，另一方面又羞情无比：自己是不是真爱上了彭委员，不知他是不是也……

        江竹筠已经开始深深地恋上这个“家”了：关起门，她能自由地阅读党的文件，不懂的地方可以随时得到“四哥”的指点——江竹筠在自己的亲戚和父母面前这样称呼彭委员。走出“家”门，她可以手挽手，跟着外表俊朗、谈吐优雅、经验丰富的“老彭”，去周旋各种风雨。日常里，“四哥”平易近人，他那不经意间流露出的每一分关心和呵护，让从小缺少父爱的江竹筠怦然心动……

        其实，在彭咏梧眼里，自从有了这位“娇妻”的协助，他工作起来轻松愉快，如鱼得水，得心应手，并且似乎又有了家的感觉。彭咏梧发现自己已经不知不觉地依恋上了她。然而这种情绪一冒出，他的内心就腾升起一种深深的自责：结婚九载了，他亏欠自己妻子谭正伦太多了。“我不能啊！”一种痛苦在彭咏梧的心里在挣扎着。

        虽然这对假夫妻彼此都在压制着强烈的情感，但现实的生活环境，又在不断地催生着这份情感，使得这份情感犹如夏季的禾苗，任由狂风暴雨、乍寒乍暖，总在一个劲地窜长着……他们的彼此相爱令俩人之间的距离，只剩下一层未被捅破的薄纸了。

        一个意外的突发事件，改变了原有的一切：

        1944年的春天，江竹筠同挚友何理立一道去《新华日报》营业部买苏联小说，从报社出来，就被特务跟踪了。她发现后，想了很多办法才甩掉了“尾巴”。党组织知道后，为了保障市委机关的安全，决定她俩先后转移到成都。江竹筠因此意外地离别了这个纯洁无瑕、温馨惬意而又充满戏剧色彩的“小家”。

        到成都后，江竹筠根据组织安排，考入四川大学。她把主要精力都投入到了繁忙的学习和火热的斗争中。然而，当她静下来，梳理着和彭咏梧的感情时，却发现这份情感真是剪不断，理还乱。她明白自己人要离去，却并不能就此扼断对“四哥”的这份已然生根萌芽但尚未破土的爱情。“我爱你——四哥！”无数个夜晚，无数个梦乡中，江竹筠默默地对着重庆的方向，心中这样呼喊着。她的心头，时常涌动起一种难以言状的酸楚。

        “夫妻”分离，也让这边的彭咏梧产生了难以言说的失落感。他一下子从温暖的“家”回到了以前单身的日子里。每当像从前一样，忙完工作，匆匆赶回家的时候，才发现再没有以前那种温馨，一切依然，只是伊人已去。他本以为两人分离后，可以斩断他们之间的情丝，没想到却是抽刀断水水更流。

        “竹，组织已经同意我们正式结婚了！”有一天，彭咏梧把这个消息告诉了江竹筠。“真的？那我可以回到你身边了？”江竹筠不敢相信这是真的，但成熟老练的“四哥”不会敢她开这种玩笑的。“可，你那边的家怎么办呢？”她立即想到了这件事。

        “既然是组织上的安排，我们就不用操心了。”“四哥”这话，让江竹筠感激组织，心头却更多了一份内疚。

        1945年暑假，江竹筠回到重庆，终于见到了分别半年的彭四哥，俩人万分激动，百般恩爱。“密月”之后，江竹筠回到成都继续学习，同时以更加饱满的热情投入到了学运中去。这时，她获得了一份意外的礼物——她怀孕了。这让江竹筠激动不已，并通过好友立刻告诉了远在重庆的丈夫——彭“四哥”。

        1946年春天，江竹筠要分娩生孩子了，可偏偏又是难产。手术前，江竹筠做出了大胆的决定，请求医生将剖腹手术和绝育手术同时做。“啥，你不是说胡话吧？”医生一听，就惊呆了。这样的事在当时几乎是不可能碰到的事：生头胎就做绝育手术，只有一种可能，除非是夫妻关系不好。江竹筠的好友和同学也不能理解。然而江竹筠何尝不想多要几个孩子？可地下斗争那么残酷，她和老彭时刻处在生死边缘，她只能忍痛割爱!

        半个月后，彭咏梧才闻讯匆匆赶来。得知妻子做了绝育手术，老彭虽难过，却能理解对江竹筠的这一份决定。当时孩子还未取名，彭咏梧想了想，说：“孩子是云阳人，又出生在这风云变幻的年代，就叫彭云吧!”

        彭咏梧不能久留，很快回了重庆。坐月子的江竹筠也坐不住了，烽火硝烟的学生运动时刻都在吸引着她。 1946年7月中旬，江竹筠带着出生才三个月的儿子彭云，从成都回到了重庆。根据组织决定，江竹筠的工作是协助彭咏梧负责搞好市委的宣传和学运工作。现在，他们可以有个正式的家了。既为工作，也为三口之家，江竹筠以丈夫的名义，在大梁子青年会的三楼租了一套住房。

        作为地下党的重要联络员，江竹筠本人也不宜单纯以家庭妇女作掩护，为了便于外出活动，她必须有个社会职业，于是在舅父的帮助下，她在舅父和冯玉祥合办的敬善中学做了兼职会计。从此，有了一个新家的江竹筠，又有了一个很好的社会职业做掩护身份。成了敬善中学挂名职员的她，不仅有了一定的收入，而且行动自由，秘密工作起来得心应手。为了更好地掩护身份，当她看到三舅李义铭思想倾向进步时，江竹筠主动捐弃了以前因政见不同而和舅父产生的隔阂，经常带着彭咏梧和小彭云造访与上层社会交往较密切的三舅家，让许多人都知道这个殷实富家有这样一门亲戚，李义铭很喜欢这位风度翩翩的甥婿。另一方面，作为中信局职员公开身份的彭咏梧，也因工作需要，常不得不带着江竹筠去出席许多无聊的社会应酬，曾有一段时间，夫妻俩常在下午去“颐之时餐厅”的舞厅跳舞听歌。这一来，在人们的眼中，江竹筠和彭咏梧就是一对大方潇洒、爱玩会玩的年轻夫妇，谁也不知道他俩其实是地下党重庆市委里举足轻重的人物。

        在共同的生活和秘密工作中相濡以沫，他们的感情也一天天深厚。但夫妻俩都在心底里牵挂着另外两个常令他们揪心的人——彭咏梧的原配妻子和其子彭炳忠。多年来没有一点音信，不知他们过得可好？

        然而，一次偶然的机会，彭咏梧却知道了谭正伦和大儿子炳忠的下落。

        1946年11月7日晚上，公开的中共四川省委和地下重庆市委在重庆国泰电影院举办了一场庆祝俄国十月革命胜利二十九周年的电影晚会。电影快开映时，彭咏梧正匆匆朝电影院走去，突然听到身边有人惊喜地轻唤了他一声：“邦哥!”彭咏梧惊诧地侧身一看，竟然是多年没见的谭正伦的弟弟谭竹安!

        “竹安？是你？”亲人相见，欣喜万分，彭咏梧惊喜地一把揽住内弟竹安的肩膀。后来，彭咏梧很快从谭竹安那里知道了他的原配夫人和大儿子谭正伦的情况。

        “竹安，我对不起你姐……”

        谭竹安许久没有说话。关于自己的姐夫又有了家这件事，在经过两年的苦苦寻找之后，谭竹安不久前已经从另一个地下党同志那里已经知道了。虽然谭竹安也为自己姐姐的命运抱不平，但他能够理解姐夫彭咏梧的所作所为。

        与谭竹安见面的事，彭咏梧本想瞒住江竹筠，在情感上，他觉得已经对不住一个女人了，他不忍心再伤害另一个女人。更何况，现在斗争的局势越来越紧张，他不愿在情感问题上过分耗费精力而影响工作。但细心的江竹筠仍然察觉了，她真挚地对丈夫说：“四哥，我了解你的心情，我和你一样，对幺姐都怀着歉疚。你对幺姐感情的执著，恰恰证明你是一个负责任的人，不仅丝毫不影响我对你的感情，反而更加深了我对你的爱。我不是一个妒妇，在必要的时候，我愿意把你还给幺姐。你放心让竹安来往吧。这几年，他们够苦的了。”江竹筠的一席话，说得彭咏梧热泪盈眶。他为自己当初的想法而感到羞愧，他紧紧攥住竹筠的手，声音哽咽：“竹筠，谢谢你的宽容和大度。我彭咏梧何德何能，竟得老天如此恩赐，把两位这么好的女人派到我身边，今生今世，我真不知道如何回报你们的深情。”

        为了争取得到谭家人的真正谅解，江竹筠决定找机会与谭竹安接触。

        机会终于来了。一天，一位青年来找江竹筠联系工作。江竹筠跟平常一样，热情地接待，细心而又简练地布置任务。在交谈中，当得知这青年就是谭竹安时，她立刻明白这是党组织暗中的善意安排。布置完工作后，她亲切地问起他的生活以及家庭情况。江竹筠的干练和平易近人，已经给这位青年人留下了很好的印象。当江竹筠问起他的家庭情况时，他很是感动，禁不住冲动地把憋在心里很久的对姐夫及江竹筠的看法一股脑儿地说了出来。

        江竹筠没有打断他的话，她一直面带微笑，静静地听着谭竹安的倾诉。等到竹安说完，她这才轻轻地说：“你知道吗？我就是你说的江竹筠……”

        谭竹安顿时惊愕万分，怔怔地看着而前这个依然微笑着的大姐姐。

        “竹安弟，你是不是很恨你姐夫这样抛弃了你姐姐，也恨我这么狠心地夺走了你姐夫？”江竹筠依然微笑着温和地说，“其实，我和你姐夫也都不愿这样，我和四哥假扮夫妻一两年，我们都一直克制着感情，一直没有做过对不起你姐姐的事。你姐夫对你姐姐的这种忠贞，一直让我敬佩，说实在的，这一点，也在很大的因素上让我更倾慕他。要不是组织上根据工作需要，让我跟他真正结婚，我想都不敢想。为这份情感，我和你姐夫都承受了很长时间的煎熬。地下工作太复杂了，它的特殊性你慢慢就能理解。你能理解我和你姐夫从同志到战友、到夫妻这种情感经历吗？我也觉得对不起你姐姐，其实，你姐夫在这件事上的不安比我比你还要深呢。但全都是为了革命，竹安弟，你能谅解吗？革命总要有牺牲，我和你姐夫说不定什么时候就有被杀头的危险。如果革命胜利了，我们都还活着，到时候才能真正考虑怎样理清这种关系，需要的话，我会把你姐夫还给你姐姐。你能理解我这种想法吗？竹安弟，我们互相谅解，好好为革命工作，以后就姐弟相称，好吗？我们其实已是一家子了，是吧？”

        潭竹安听着，禁不住地点头。他想不到江竹筠如此亲切又如此直率，一点也不回避自己的真情实感，心里感慨万千。这么好的一个女人，连自己都一见生敬，难怪姐夫邦哥动情啊!何况邦哥与江姐的确是这么般配的一对，又是因革命的需要走到一起的。而且有江姐这样优秀、干练的女同志做姐夫邦哥的助手，对党和革命工作多么有利，这的确也是自己的亲姐姐——幺姐所不能替代的啊!

        江竹筠的一席肺腑之言，感动着谭竹安。随着以后接触增多，他对江竹筠更加敬佩，后来他们一直以“姐弟”相称。这样的结果，让江竹筠和彭咏梧终于有了一点安慰，日益紧张的严酷斗争局势也不可能让他们一直沉绵在感情纠葛之中。

        1947年秋，中共川东临委决定由川东临委委员彭咏梧在下川东地区，在“抗捐、抗丁、抗粮”三抗基础上，组织武装斗争，江竹筠一同前往协助工作，担任川东临委与下川东地工委的联络员。夫妇俩愉快地接受了这一艰巨的任务，但是，一道难题横在他们面前——就是小云儿的抚养。不可能背着一个孩子行军打仗，只能留在重庆，当时云儿才一岁多，需要有人照顾。夫妇俩经过商量，决定请谭正伦来重庆照顾彭云。

        他们找到谭竹安。一阵寒暄后，对谭竹安说明了来意：他们马上要到很远的农村工作，无暇照顾彭云，想请正伦来重庆，这样炳忠可以在重庆读书，同时，也可以照顾云儿。谭竹安听后，面带难色，夫妇俩以为谭竹安心中还存芥蒂，一时显得有点局促，空气也显得有点沉闷。其实江竹筠和彭咏梧并不知道，做弟弟的谭正安至今还一直瞒着幺姐在重庆发生的一切。想着自己的姐在云阳老家苦苦煎熬着，整整六年一直在苦守苦盼着姐夫的下落，现在却还要向她提出叫她来重庆抚带姐夫和另一个女人的孩子，幺姐会怎么想？他该如何劝说姐姐？

        是江竹筠看出了其中的原委，她小心翼翼地打破沉默道：“竹安弟，我和你姐夫一直都对幺姐心存内疚，也一直觉得幺姐是个最善良、最通情达理、最深明大义的人，我总感觉这样虽然对幺姐是个委屈，但她要是明白这一切都是为了革命就会接受这个主意的，况且我们终究是一家啊!”

        听了江姐一席话，谭竹安动情地说道：“请竹姐和邦哥放心。只是我一直没有把你们的情况写信告诉她，但是姐姐是个深明大义的人，能顾全大局，不计个人恩怨。我相信她会来重庆。相信我们会把云儿当做自己的孩子一样照顾。”

        当即，谭竹安给姐姐写了封长信，详细谈了老彭离家以后的情况，并说明老彭现在要到农村去，走得很远，云儿无人照看，希望她马上来与自己一起抚养彭云。

        这封信辗转送到谭正伦手上，已是1947年的冬天了。那时，她在云阳已经苦苦地等待丈夫彭庆邦(即彭咏梧)的消息六年多了。然而弟弟的来信，犹如晴天霹雳。她读着读着，热泪浸湿了衣襟，她怎么也没想到，自己苦苦盼了近七年，得到的却是如此的打击。她怎么也没料到曾经与她海誓山盟、靠她供养才走上社会的丈夫，竟然在重庆另外结了婚，而且，还让竹安弟向她提出请她去重庆抚养他与另一个女人生的孩子!然而在感情与理智、家庭与革命的抉择面前，她很快就冷静下来，表现出了一般农妇少有的豁达胸怀，她给弟弟回信说：请转告党组织，我虽然文化不高，但革命道理我懂，我理解庆邦，理解竹筠。我会很快来重庆……

        可是，信发出去了，却一时半刻动身不得。她和亲戚正合办着一个家庭纺织作坊，在她离开前，得对财产进行清理；而且，以前供给彭咏梧上学和革命时借下的积债，总得偿还一些，还得把家产变卖后积攒一些钱，以便应付到重庆后的开销。

        得到谭竹安的支持，云儿有了好的去处，江竹筠和彭咏梧自是十分感动。他们各自紧锣密鼓地处理在重庆的事宜，办理各项移交，并进行着出发前的准备。

        在幺姐还没有来重庆以前，江竹筠决定暂时委托她的好友王珍如代养云儿。王珍如在北碚天府煤矿白庙子小学教书。他们写了封信给王珍如，说是有急事请她进城来一趟，王接信后于十月初来到江竹筠家。

        当王珍如急急赶到江竹筠家里时，他俩正在家里整理一些将要处理的东西。见到王珍如，江竹筠立即把她拉到里屋，悄悄地说道：“珍姐，我和四哥可能很快要到农村去了。云儿不能带去，想来想去还是觉得请你或者理立先带着他最合适。可是，理立家的先生仲秋元被捕入狱了，不可能叫她带了；只有拜托你把云儿带到白庙子抚养了。叫你急着来就为这事……”说着，江竹筠不禁眼圈红了，声音哽塞起来，“万一，我和四哥回不来，你就……就当云儿是你的孩子吧!”

        王珍如明知道自己一个大姑娘带着小彭云有说不出的难处，但她明白这是竹筠和彭咏梧对自己最深挚的信任。她欣然承担起了这个义务。

        云儿马上就要让王珍如带走，夫妇俩急匆匆地到附近的街上店铺给云儿买了件美军毛毯改制的儿童大衣和一顶小军帽。但由于衣服太小，于是江竹筠又急忙赶到店铺，换回一件同样的军毯改制的儿童大衣。当她赶同来时，已经满脸是汗，气喘吁吁了。两人亲手给彭云穿戴好衣帽后，带着彭云到千秋照相馆照了一张合影，这张照片也成为他们一家唯一的合影。

        夫妇俩抱着云儿到汽车站送行。真的就要分别了。彭咏梧和江竹筠心里一下有了生离死别般的难受。临上车前，江竹筠抱着云儿亲了又亲，彭咏梧默默站在一旁注视，眼眶里滚动着泪水。当汽车启动时，云儿却突然“哇”地大哭，张着小手凄厉地哭喊：“妈妈——!”而坚强的江竹筠这时紧紧挽着彭咏梧的手，已是泪流满面了。

        至此，云儿的事算是安排妥当。 11月底，彭咏梧和江竹筠满怀战斗豪情，离开重庆，踏上了到下川东组织武装起义的征程。彭江扮作夫妻还乡，他们第一站是万县地工委机关，在那里停留数天，与地委商定：以云阳、奉节、巫山、巫溪为前线，由彭咏梧指挥。万县、开县为二线地区，由涂孝文分管。会后，彭江继续东下，到达云阳，12月初，在云阳农坝乡炉塘坪召开重要军事会议，决定成立中共川东民主联军(后改为川东游击纵队)，由彭咏梧任纵队政委，赵唯任纵队司令，蒋仁风为参谋长。炉塘坪会议后，彭咏梧、江竹筠随即奔赴武装起义的大本营奉节青莲乡，彭咏梧以新聘教师身份，住进青莲中学。经过紧张的筹备，决定将起义定于1948年1月28日。由于深感干部缺乏，起义前夕，彭咏梧要江竹筠回重庆一趟，向临委汇报下川东的情况，并请求尽快派一批知识分子干部来做骨干，同时为游击队筹备些给养。

        1948年1月初的一天，江竹筠离开奉大巫支队的暴动中心——奉节县青莲乡，秘密潜往重庆向川东临委汇报工作并选调干部。

        离开火热的革命暴动中心的那一天，江竹筠特意穿上那件她平时最喜欢的蓝旗袍，外面罩上下乡时穿的黑毛衣，由两位即将参加暴动的农民战士，扮成轿夫，抬着离开青莲乡。分别时，江竹筠深情地看着来送行的同志们，最后目光定在丈夫彭咏梧身上，眼圈有些发红。与这对革命夫妇关系最亲近的吴子见同志忍不住地开玩笑说：“表姐，这样舍不得离开姐夫，就快点回来喽!难过啥子嘛!”江竹筠也佯装笑容说：“哪个难过了？不就是暂时分开十天半月嘛!”彭咏梧也接过话头：“有道是，两情若是久长时，又岂在朝朝暮暮。”然而，谁也没有想到，这一别，竟然是彭咏梧和江竹筠这对恩爱夫妇的永诀!

        到重庆后，江竹筠强抑思子之情，马不停蹄，联系上了川东临委的丰要领导人，向他们汇报了下川东武装斗争准备情况以及自己此行的任务。江竹筠又找到跟上层关系好的沙磁区学运特支书记刘国鋕，请他帮助筹措一些给养以及医药。接着，她找到了办《挺进报》的蒋一苇，转达了吴子见的问候，告诉了下川东武装斗争的情况和动向，蒋一苇、陈曦夫妇都特别高兴。蒋一苇告诉了她云儿的近况：王珍如带着小云很困难，学校怀疑小云是她的私生子，要解聘她；希望她如果没有别的好办法，就把小云儿放他那里带养。

        江竹筠没想到王珍如带着彭云竟遭受人们这样刻薄的诘难，内心既感激又不安。告别了蒋一苇他们，她赶紧去《大公报》找谭竹安，问幺姐到底能不能来重庆带彭云。谭竹安告诉她：“幺姐已来信了，已同意来重庆，只是家里有些事务需要处理，大概时间不会太久。”

        这使江竹筠很感动，幺姐果然是个好姐姐啊!她渴望幺姐真的就在这几天来重庆，既完满解决了云儿的抚养问题，自己也能见见这个丈夫的“原配夫人”，见一见自己一直既觉得对不住，又特别敬重信任的好姐姐。

        处理完一切事务后，她立即赶往王珍如那里，去见日思夜念的云儿。到达学校时，已近黄昏了，她悄悄地来到王珍如家，当看到正玩得高兴的彭云时，江竹筠猛地跑过去，蹲在地上，双手拉着云儿，痴痴地看着云儿，激动得竟然没有立刻呼唤。好在王珍如平时就拿着他们的合影照片，教彭云认爸爸妈妈，因此，对江竹筠突然的举动，他虽然感到惶恐，却也没有哭喊和挣扎。王珍如在旁边叫他喊妈妈，他竟顺从地怯怯地叫了江竹筠一声：“妈妈。”

        这一声亲切的渴盼着的称呼，刹那间使江竹筠再也抑制不住泪水，她哽咽着说了一声：“好云儿，妈妈好想你呀……”便泣不成声。

        平静下来后，江竹筠感激地说：“珍姐，为云儿，你受了好多委屈，我都知道了，心里真不晓得说啥子好。我想……这次就把云儿接走……”

        王珍如一听便有些急，可很快平静下来，说：“你和老彭为了革命舍家弃儿，我这点算啥子嘛？我听你的安排……”。

        说服王珍如后，江竹筠连夜带着云儿回到市区，并把云儿交给蒋一苇、陈曦夫妇。

        1948年1月18日，江竹筠带上杨建成、刘本德、罗曙南、周有毅四名干部起程返下川东。23日，住云阳董家坝彭咏梧外婆家，在这里等待和接头的人见面。但万万没有想到，他们等来的却是彭咏梧牺牲的消息。那是1月31日，他们在这里已经待了整整七天。前一天，卢光特和他们见面，已经谈到了关于彭咏梧牺牲的传说，虽然未经证实，但是江竹筠就已经预感到丈夫彭咏梧可能凶多吉少。当吴子见同志把彭咏梧牺牲的确切消息带来时，早有心理准备的江竹筠仍感到犹如万箭穿心般的痛苦。尤其听到彭咏梧牺牲的具体细节时，她抑制不住地“哇”地一声哭起来，但她随即猛地止住抽泣，强作镇定地对吴子见、卢光特说：“老彭牺牲了，我们更不宜在此久留了，得赶紧商量下一步啷个办吧!”

        江竹筠强忍着内心的悲痛，和卢光特、吴子见一起认真地研究应变的措施，直到夜深。

        根据商量后的决定，他们需立即撤离。第二天早饭后，江竹筠和带去的四位同志以及吴子见、卢光特、刘德彬八人分头离开董家坝，乘木船溯江而上。船抵云阳故陵沱时，按照行前江竹筠的安排，吴子见带着杨建成、刘本德、罗曙南下船，去云奉南岸齐曜山开辟工作，江竹筠则带着卢光特、刘德彬、周毅继续溯江而上。船到万县时，她安排周毅暂留在万县，刘德彬去垫江，她自己则继续溯江而上，去重庆向川东临委汇报下川东游击队的情况，听取新的指示。

        中途，江竹筠有个愿望：她要去奉节亲自确认一下丈夫彭咏梧牺牲一事。于是，也就有了下面的一幕：

        这是一个阴雨连绵的日子，江竹筠打着雨伞，行走在奉节县城。刚走拢城门口，见一群人聚集在一起，仰头望着什么，又恐慌地窃窃私语着。她走近后，不自觉地跟着望上一看，却见城头上悬着一排木笼，那木笼里装着一颗颗血淋淋的人头。她想：不知是哪些革命者牺牲了，心里觉得很难过。正想走开，她想到应该把事情弄清楚好向党汇报。可是人头已经腐烂，无法辨认，只得走到旁边去看布告。布告上，粗暴的红笔勾去了一连串的名子，几个熟悉的字迹很快跳入她的眼睑：“匪首彭咏梧……”

        “是老彭啊！”这是多么残酷，无情的打击啊！江竹筠感到眼前一片发黑，那城门、木笼……好像在空中旋转，满脸悲愤的泪水正要夺眶而出。然而，她没有这个权利在此时此刻为自己的亲人流一滴泪、嚎一声哀，因为城门口还站着一排荷枪实弹的匪兵。不能迟疑，必须马上离开。就这样，江竹筠强忍心头的悲愤，朝木笼深深地望了最后一眼，便快速离开了现场……

        2月7日傍晚，江竹筠和地下的同志们到达了久别的重庆。次日，在约定的地点和时间，她见到了临委副书记兼下川东地工委书记涂孝文等领导人，随即汇报了下川东武装暴动后的危急情况以及彭咏梧牺牲等情况，并希望组织上派她继续到下川东。

        2月8日晚上，正是农历除夕夜，这是众人的喜庆之夜，有钱人觥筹交错，穷人也盼着一家团圆，刚刚忙完工作的江竹筠却是无家可归，她独自一人，踯躅在大街上。除夕之夜，街上显得十分冷清，偶尔有几个过往的行人，也是步履匆匆。周围不时传来零星的爆竹声。徘徊在大街上，想到丈夫的牺牲，自己有家不能回，不禁悲从心生，眼泪横流……大哭一场后，江竹筠感觉心里轻松了好多，但她很快警醒：这样的夜晚，一个女子在外，容易招致敌人的怀疑。她想了想，决定到小龙坎投奔挚友何理立的家。

        何理立刚好在家，江竹筠便在此安顿一宿。次日是正月初一，吃过早餐，江竹筠来到蒋一苇家，她要见自己日夜思念的云儿。

        到了枣子岚垭的蒋家，江竹筠远远就一眼看到儿子了彭云。“云儿，妈妈来看你了——！”江竹筠一步跨上前去，双手抱起儿子，在儿子的脸上亲了个够。小云儿先是一愣，但毕竟分别才半个多月，他马上认出了眼前的这位亲妈妈，便欢快地连声叫着“妈妈”“妈妈”。儿子的几声呼喊，触动了江竹筠对丈夫的那片哀伤，她忍不住颤动着嘴唇，一边啼哭一边万分悲恸起来：“云儿，爸爸叫妈妈来看你，可他……”话没说完，便悲不能遏地大声痛哭起来，那大滴大滴的泪珠滴落在儿子的脸颊上。小彭云见妈妈如此恸哭，不由跟着放声大哭起来。母子俩的哭声，惊动了正在整理家务的陈婆婆，她连忙跑出来，发现母子二人哭作一团，大惊失色。中国有传统的风俗：正月初一有人在家哭是不吉利的。蒋一苇夫妇回来后一听陈妈妈说江竹筠今天到这里后，抱着儿子便大哭，蒋一苇夫妇也觉奇怪，后来才知道她江竹筠刚刚失去自己的丈夫与战友，内心不由感叹：江姐啊，你为了革命不知以后还要受多少痛苦……

        在重庆市民们欢度春节的日子里，江竹筠却强忍着内心失去亲人的悲痛，每天奔走着在作再次赴下川东的准备。

        她去《大公报》宿舍找了谭竹安，一方面催他帮助落实幺姐谭正伦来重庆带彭云的事，一方面向他再讲讲当前对敌斗争的形势和任务。接着，江竹筠再次找到川东临委负责人，表示自己重返下川东的决心。组织上考虑到江竹筠经受的打击，再三要她留在重庆工作，也好照顾孩子。可江竹筠坚决拒绝，说：“这条线的关系只有我熟悉，别人代替有困难。请党相信我，我要到老彭牺牲的地方工作。”

        临委拗不过她，也尊重她的意见，鉴于彭咏梧牺牲后的确只有她最熟悉下川东农村这条线上的各种关系，决定让她再去云阳，到汤溪工委帮助李汝为、赵唯工作，那里已成为整个下川东武装斗争的重点地区了。这是江竹筠在非常时期的一次义无反顾、赴汤蹈火的抉择。她知道，这一去，就可能像丈夫彭咏梧一样牺牲，再也难以回重庆了。就像她对挚友何理立说的那样，“此去已有了赴死的决心”。

        1948年2月中旬，春节还没过完，江竹筠就轻装上阵，连被子行李都没带，只怀揣着从谭竹安那儿拿的那本《联共(布)党史简明教程》，便离开重庆，乘船去了万县。

        也巧，就在江竹筠去万县不久，彭咏梧的原配夫人谭正伦就带着与彭咏梧所生的儿子彭炳忠到了重庆，又从蒋一苇、陈曦夫妇手中接过只有一岁零十个月的彭云。虽然阴差阳错，江竹筠一直没能见到她渴望能见到令她尊敬的彭咏梧的第一个妻子幺姐，但彭云这根纽带，却始终将两颗女性的心，紧紧地连在了一起。

        江竹筠此次一腔热血来到下川东，准备在丈夫准备的地方，重新举起暴动火炬，与敌人展开一场殊死战斗。但由于敌我力量悬殊，暴动地区的风声很紧，组织上告诉她暂时不能去老彭工作过的地方。尤其是下川东工委书记涂孝文等曾对江竹筠的工作有过几种考虑，甚至想派她和卢光特经宜昌去大别山解放区，引一支部队进入两巫，但都因为条件未成熟搁置下来。

        江竹筠暂留万县，等待组织上的安排。等待着的日子，是孤寂的。她活得不太快活，也不太悲伤，当然有时也不禁凄然为死了的人而流泪。更多的时候，江竹筠把内心的痛苦深藏起来，不让她的同志们有丝毫的觉察。她默默地承受丧失亲人的痛楚，她无法从情感深处排遣自己的哀伤，她强抑着烦闷和痛苦，一封接一封地给重庆的谭竹安写家信，委婉地交流自己的感受，得到一些慰藉。

        在万县的日子里，她一共给谭竹安写了七封信。这些信里，流露出她对战友、良师、爱人彭咏梧的深深怀念：

        ……由于生活不定，心绪也就不安，脑海里常常恼着一些不必要的幻想、他，是越来越不能忘了……

        ……四哥，他是完了，“绝望”了，这惨痛的袭击你们是不会领略得到的，家里死过很多人甚至我亲爱的母亲，可是都没有今天这样叫人窒息得透不过气来。

        可是，竹安弟，你别为我太难过，我知道我该怎么样子地活着，当然人总是人，总不能不为这惨痛的死亡而伤心。我记得不知是谁说过：“活人可以在活人的心里死去，死人可以在活人的心中活着。”你觉得是吗？所以他是活着的，而且永远地在我的心里……

        彭咏梧牺牲后，云儿就成为她心灵的寄托，她怀念老彭，更深爱着年幼的彭云，因此每封信中，她总是不能忘怀对云儿的思念。

        ……现在我非常担心云儿，他将是我唯一的孩子，而且以后也不会再有。我想念他，但是我不能把他带在我身边，现在在生活上我不能照顾他，连我自己我都不能照顾。你最近去看过他吧？他还好吧？我希望他健康，要祈祷有灵的话，我真想为他的健康祈祷。最后我希望你常常告诉我云儿的消息，来信可交：万县两层桥地方法院廖荣震推士转我(江竹)即可，他是我大学同学，感情上还算是一位好朋友，信没有问题，他是会给我转来，或者去拿的，东西可不能寄到他这儿来，待以后我有一定的地址后再寄来。

        你愿照顾云儿的话，我很感激，我想你会常去看他的，我不希望他要吃好穿好，养成一个娇少年，我只希望你们能照顾他的病痛，最好是不要有病痛，若有就得尽一切力量给他治疗。重庆医疗是方便的，这就是我不带他到乡下去的原因……

        ……你去看云儿没有呢？他还好吧？这个月(四月)十八日他满两岁了，他这一阵子衣服有穿的吗？由于生活无聊，很想念他的。生活安定我很想同他在一块儿的，奈何不得，我现在都寄食在朋友家里。没事来信吧，我记得曾向你谈过信交在万县两层桥地方法院廖荣震推士转我(江竹)即得。

        云儿的消息我希望在你那儿不断地得到……

        ……云儿也成了我时刻惦记的对象。我感谢你，和其他的朋友。云儿是生龙活虎的，我知道他会这样，在你们的抚育之下，他是会健康而愉快地成长的。可是，我不愿意他过多地耗费你们的金钱和时间，吃得饱，穿得暖足也。可别娇养，但是得特别注意他的病痛，春天来了得严防脑膜炎……

        ……今日进城来二哥处，看是否有你的信。的确我非常想能快点看到云儿的像，他的像照了吗？寄来了没有呢？仍寄原处可收到……

        老彭牺牲了，留下两个他爱过的女人踽踽而行。在江竹筠心里，幺姐谭正伦，真是一个了不起的女人!她在心里渴望着见到这位令她一直感激敬佩的、从未谋面的幺姐谭正伦，两姐妹好好地聊聊体己之话，她甚至动过到云阳去看幺姐的念头，她在信中写道：……我真想去看看幺姐，也可以混混这无聊的日子，但是又哪里那么容易，不过，要下周仍不安定的话，我就一定到幺姐那儿玩几天去，我想该不会有什么问题吧。不过也不定去得成，只不过我在这儿想罢了。……幺姐，也成了我不能忘记的人物。可是我能给她一些什么帮助呢？我想去看她，而且很想在春假里去，但是又有多大的好处啊？除了感情上大家得到一些安慰而外，而且，我的身子多病，恐怕在路上出毛病，所以去不去都叫我很难决定，我知道她会像爱亲生的孩子一样的爱云儿，就像我对炳忠一样，基于人类的真诚的爱是不能否认的，我尤其相信……

        谭竹安的信，成为她痛苦生活中的很大慰藉，她在信中这样写道：

        你三月廿四日的信我收到了，谢谢你。信给了我温馨，也给了我鼓励，我把它看了两次，的确，我感到非常的愉快。

        虽然自己一直处于痛苦之中，但江竹筠却时刻关心着谭竹安的成长和幺姐及炳忠的健康。自从没能说服弟弟江正榜离开国民党投身革命阵营后，她江竹筠就把谭竹安当成亲弟弟一样关心培养，总是能从他这里得到一些补偿似的慰藉。来下川东之前，她曾找到重庆地下党组织的联系人，谈了自己介绍谭竹安入党的情况，联系人很尊重她的意见，答应很快就派一个化名李清的同志去找谭竹安落实。这位同志的确很快去找了谭竹安，只因谭竹安太过谨慎，遗憾地错过了这次机会。当江竹筠从信中知道此书，她立即回信给谭竹安，对此表示了深深遗憾。

        到了四月下旬，临委和下川东地工委决定：留江竹筠在万县，暂时与万县县委书记雷震、副书记李青林等一起工作。

        不能去丈夫彭咏梧牺牲的地方战斗，江竹筠内心很是遗憾，但留在万县有了较具体的工作任务，毕竟比苦等着有劲使不出要好得多。江竹筠想到这里也就静下心了。

        万县地方法院在万县城一马路法院街，中共万县地下党县委书记雷震此时是该院统计室主任，人称“雷书记官”。江竹筠与雷震同在国民党的专政机关地方法院工作，又都住在该院的两层桥宿舍，既是同事又是邻居，一起商量起工作来，非常方便。为了更好地掩护工作，江竹筠到地方法院后，又立即与检察官龚云奎、会计庞勉组成三人的伙食团，雇了一位姓牟的大娘煮饭洗衣，终日与威风凛凛的法官、检察官在一起，让敌人更加怀疑不上。

        那时，万县县委副书记李青林也常来雷震家，一来就帮雷震妻子刘毓芳做家务，饭菜针线样样都很拿手，外人都以为她是雷震在泸州老家的亲戚，她因此与雷震、江竹筠常来常往也不引人注意。江竹筠开始只知道李青林与雷震是老乡，是个比自己年长七岁却还未成家的老姑娘。后来相熟了，也知道了李青林的一些经历，两个在婚姻家庭上都遭受了挫折的姐妹就在工作与情感上更加投缘了。白天忙完了收费处的工作，休息时江竹筠常到雷震家走动，与雷震书记商量些事情，有时抱着雷震的小儿子换国逗乐。大家都觉得江竹筠平易近人，很有大家闺秀和知识女性的风范，却不知道她内心深藏着暴动失利和丈夫彭咏梧牺牲所带来的深切痛苦，尤其是为了革命她不得不将幼子云儿放在老彭的前妻那里。由谭正伦大姐领养着自己的儿子，江竹筠应该是放心的，但毕竟这是她同彭咏梧的孩子，她每天都在惦记着云儿……他又长高了吗？还记不记得亲生父母的音容笑貌了？再看到他的时候，云儿还会不会认得出她？思儿之苦，是江竹筠在万县那一段时间里一有空就想得最多的事。

        六月十一日是端午节。节前的晚上，她给谭竹安写了她在万县的最后一封家信竹安：

        没有好久以前(记不清楚了)曾给你一封信，信以前给你由和成银行电汇了贰百万元，想你已经收到了吗？由于事情忙和家庭的拉累，没时间是吧？所以没有回信。

        近来你们还过得好吗？明日端午了，“每逢佳节倍思亲”，今以思亲的心情给你们这封信并遥祝你们的快乐和健康。我呢，还是这样不太快活也不太悲伤，当然有时也不禁凄然的为死了的人而流泪。

        你们每个人都健康吧？云儿复原了没有呢？没有生其他的病吧？我惦着，云儿是否拖累你们了，尤其是累你。不要客气，若需要他离开的话，我可以把他接来。我现在的生活比较安定，而且和我在一起不会有好多困难，你们觉得怎样？

        老实说，你做家庭教师，该不会教我的云儿吧？我绝不容许在他这么小的年纪在智慧上给他以启发，注意，智慧，别启发他，让他自己长进，启发早了是不好的。

        你近来生活安定了些吧？清闲了些没有呢？若老是像你上封信说的那么忙碌，那才是件糟糕的事呢!

        以后我想按月给你们一点钱，稍为津贴一下，只是我的被子等行李又没有了，还得以我的薪津来制，真是糟糕。好在天气热了，需要不急，到了秋天，几月累积制一床被我想总归制得起了吧。

        就此握别 祝健

        竹姐

        六月十日

        把信寄出去后，她又动过这样的念头，到重庆看看幺姐，看看云儿，她甚至买好了给炳忠的礼物，一只漂亮的书包。然而，江竹筠再也没有这个机会了，因为就在端午节发出给谭竹安的信时，重庆的叛徒就带着一批特务来到了万县城……

        1948年6月14日，由于叛徒的出卖，江竹筠不幸被捕，6月15日，特务将江竹筠和李青林一行12人由万县押往重庆，关押于重庆渣滓洞看守所。

        下川东地区工委书记涂孝文叛变后，虽然出卖了一些地、县领导人，但对暴动地区的组织领导和乡村基层组织却佯装不知，把责任完全推卸在已牺牲的彭咏梧身上。特务头子徐远举知道江竹筠是彭咏梧的妻子和助手，命令二处侦防课长陆坚如和司法股股长张界对她严加刑讯，妄图从她身上打开暴动地区和万县乡村组织的缺口。

        张界在提审江竹筠时，开始时煞有介事地接着一连提了十多个问题，江竹筠都一概是一问三不知，甚至连彭咏梧都说不认得，后来干脆啥都不回答了。

        碰了一鼻子灰的张界，命令军士对江竹筠使用酷刑。夹竹筷子，老虎凳，江竹筠多次痛得昏死过去，又被凉水浇醒。反复多次，但得到的仍是江竹筠的厉声斥骂：“你们这帮狗东西!整断我的手，杀我的头，要命就这一条，要组织，没有!”

        关于江竹筠在敌人监狱受刑和受刑过程中的表现，原审讯她的敌特分子张界于1972年在四川省第二监狱服刑期间有过交代。他这样说：

        ……一开始，徐匪就要尽威逼利诱的手法，让她江竹筠把组织和组织上的人全部交出来，可以“自新”，否则后果你是会知道的。交出你的组织的人在这里，不信，可以给你见面，你不交组织是不行的。可无论徐匪威逼，江烈士坚决不承认自己是地下党员。徐匪拍桌大叫：“如果不交出组织，马上就用严刑。”江烈士说：“杀我的头，我也不是地下党，谁交我的组织，我不是地下党，谁也交不出我的组织，那是他的胡言乱语。”徐匪就冒出反动的火来，叫当班的军士把竹筷子拿来，顷刻一把新竹筷子放在江烈士的十个指尖，当班特务军士，两手紧握筷子的两头，来回在烈士的手指上猛夹，江烈士忍着痛，连声喊：“哟！哟！”弯腰下去站不起来，江烈士满脸流着革命的汗水，顷刻脸都变得苍白，声音也发不出来，徐匪叫特务军士把手放开让她说，江烈士站起来说：“今天，你就是把我杀了，我没有组织总是没有组织”。徐匪叫嚷：“不说就把你吊起来，看你说不说。”于是当班特务军士拿绳子来，匪军士拿了一根又长又粗的麻绳来，使力向楼板上一甩，徐匪以为这一下可以把江烈士威胁倒，可是江烈士对麻绳连一眼都没有望。这时徐匪的门外站着很多男特务和两个女特务，看江烈士英勇斗争的精神，都在纷纷议论。徐匪从上午九点多钟整到十一点多钟，完全失败了。当天下午，徐匪又叫陆坚如继续进行企望迫害，陆坚如总认为他的反动本领大，特别是徐匪问不出组织来的案件，到了他的手，他的反动劲头就更大。凭他的反动言论，是骗不出江烈士的组织来的，胡话说了不到半小时，竹筷子又夹到江烈士的十个指上，当班的军士都是从匪军统特务团改编时调来的，个个反动劲头顶大，都是一些吃人的野兽，一叫他夹筷子，他就拼命的夹，筷子一上江烈士的手，江烈士就蹲下来，由于江烈士上午刚受过筷子夹的创伤，还未得到恢复，又在创伤上继续用原刑，使痛更深一层。陆匪叫嚷：“什么时候说出组织来才放下筷子，筷子一阵又一阵来回在江烈士手上猛夹，江烈士痛的死去活来，头都竖立不起，竹筷子还在夹。江烈士一直不承认她是地下党员，从一点多钟整到四点多钟，江烈士虽然受尽苦痛，她坚强的革命意志丝毫未变，江烈士喘了一口气说：“刀，也好，枪，也好，都不能使一个不是地下党员变成地下党员的。陆匪听了更加嚣张起来，“老虎凳”也搬了来，江烈士正在准备接受第二种刑具迫害。陆匪跑去和徐匪筹划对策，第二天徐匪叫把江烈士送往匪渣滓洞看守所关押。一个星期后，徐匪叫我和作海文去匪渣滓洞再一次对江烈士进行迫害。江烈士来到“侦讯”地方，态度自若、毫无畏惧的样子，开始问她的话，她答复的很自然，她说：“我也受了不少痛苦，如果是地下党，我早就把组织交出来了，我确实不是地下党，说我是地下党的人，是骗你们害我的，希望你们再不受那个人的骗了。”竹筷子又夹在江烈士手上，江烈士双眼现出无比愤恨的神情，说：“你们是这样的横蛮，总以为刑具可以改变真相，可那是改变不了的，还是收起来吧，如果我是地下党，也不等到今天，早就说出来了，老实告诉你们，这样做是枉费心机的，永远也不会达到你们的目的，我不是地下党，死，我也不能说我是地下党的……”

        江竹筠的坚贞不屈精神，一扫因组织遭到大破坏而给当时的渣滓洞监狱带来的沉闷气氛，激励了整个渣滓洞内关押的难友们，他们因此亲切地称她为“江姐”。

        敌人对江竹筠的用刑恶毒，每每她被特务们从审讯室拖回囚室后，狱中同志们都会为她的英雄行为感到骄傲。女牢房的同志们见她们的江姐受伤的手指流着血，一个个一边哽咽欲泣，一边忙着将狱中能够弄到的一点儿冷盐开水、红药和布条，给她的伤口进行了简易的消毒和抱扎。男狱室的同志们有的写慰问信，有的收集慰问品。虽都是些最菲薄的礼物，但却包含着难友们金子般的情意。那些用自制笔墨或竹签子、红药水写在草纸上的简短赠言，它发自素不相识的同志间的肺腑之情……

        清晨，男牢的一位同志对着女囚室大声朗诵起赞美江竹筠的诗来：

        热铁烙在胸脯上，

        竹签子钉进每一根指尖，

        用凉水来灌鼻孔，

        用电流通过全身，

        人和意志呀！

        在地狱的毒火里熬炼，

        象金子一般的亮，

        象金子一般的坚。

        ……

        可以使皮肉烧焦，

        可以使筋骨折断，

        铁的棍子，木的扛子，

        撬不开紧咬着的嘴唇，

        ——那是千百万个战士的安全线啊！

        用刺刀来切剖胸腹吧，

        挖得出的——

        是一颗又热又红的心肝！……

        更有“战士诗人”之称的何雪松的激情诗篇，让整个监狱都在传颂这样的一位丹娘式的“江姐”——

        “你是苏菲亚的灵魂，

        你是丹娘的化身，

        不，你就是你，

        你是中华革命儿女的典型”

        “生的伟大，死的光荣！”

        屈楚代表楼下一室写给江姐：

        忍耐和毅力将换得真正的自由，

        准备着死也准备着胜利。

        ……

        每次毒刑给你的伤痛

        象皮鞭抽打着我们的心！

        你，我们的丹娘，

        你并不孤独。

        战友的激励和鼓舞，给了江竹筠极大力量。作为一名革命者，江竹筠早已将生死置之度外了。然而作为一位母亲，她依然无时无刻不在思念着儿子彭云。她常常在最痛苦的时候对难友们念叨着她的云儿：“我真想云儿呀!不知道他长得啷个样，不知道竹安和幺姐他们是不是娇养他……你们说，两岁的他还记得他爸吗？”

        作为妻子，她更思念英雄牺牲的丈夫彭咏梧。1949年1月16日，是彭咏梧牺牲周年忌日。江竹筠暗暗地记着这个悲痛的日子。前一天晚上，她躺在床上，暗自垂泪。她不想让姐妹们知道，难友们在狱中的日子已经够苦了，特别是坐牢八个月的李文祥叛变，狱中的气氛已经够沉重了。细心的李青林还是发现了，她走到江竹筠面前，关切地问道：“江姐，怎么了？”

        论年龄，李青林要比江姐大七岁，但狱中的同志们都称江竹筠为“江姐”，以示对她的尊敬，李青林自然也这样称呼她。

        江竹筠摇摇头，掩饰内心的痛苦地说：“没，没事……”

        “不，你有心事!”李青林关心地问，“是不是你又想着老彭，想着云儿？”

        “大姐，老彭牺牲一年了，我好想云儿，好想他们。”江竹筠一把搂住李青林，热泪滚滚，止不住轻轻抽泣。

        李青林连忙安慰道：“你的心情我理解。对于牺牲的同志，我们也痛心，也都怀念他们。但是现在环境十分恶劣，我们不能过于悲伤，我们必须好好地活着，活下来就是对他们最好的怀念。”

        面对李青林大姐的关心，江竹筠既感欣慰，又觉过意不去，她赶紧说道：“大姐，我知道，我没事。只是想他们，控制不住，你睡吧，对不起，我吵醒大家了。”

        第二天，江竹筠早早起了床，扎了朵小白花，默默戴在头上。没想到，男牢中彭咏梧的战友杨虞裳、唐虚谷、陈作仪、刘德彬等同样牢记着这个日子，他们发起全狱难友在这一天停止唱歌，纪念彭咏梧烈士。他们还趁放风的时候，将写好的慰问信揉成一团，悄悄地扔进女牢：

        敬爱的江姐：

        咏梧同志牺牲整整一年了，人民胜利的消息是令人鼓舞的，这里面有彭咏梧的鲜血，我们将永远不忘。一定化悲痛为力量。祝健康，盼节哀。

        值此彭咏梧牺牲周年之际，我们表示深切的慰问江姐，你和彭咏梧永远是我们的榜样!

        还有一间牢房的同志集体写来的慰问信：

        亲爱的江姐：

        一个多月来的严刑拷问，并没有能使你屈服。

        我们深深知道，一切毒刑只有对那些懦夫和软弱的人，才会有效；对于一个真正的共产党员，它是不会起任何作用的。

        一封封热情洋溢的信，犹如冬天里燃起的一团团的火，温暖着江姐的心。她捧读着这些信，眼中情不自禁地涌出晶莹的泪，这不是悲伤，这是幸福的涌泉。“我真感谢同志们的爱护。同志，你帮我给大家写封回信吧！”江竹筠深情地对身边的女难友们说。

        “毒刑拷打那是太小的考验！”“竹签子是竹做的，但是共产党员的意志是钢的！”——这是难友们记下的江竹筠在监狱里给同志们的回复。

        1949年8月，经过营救，同狱的年轻女难友曾紫霞因保获释。

        出狱的头天晚上，江姐和难友们对小曾出狱后要注意的事项进行了详细的交代。最后，曾紫霞问她：“江姐，你自己，有没有什么事情要让我办？”

        江竹筠想了许久才说：“你给我带一封信，给我的亲戚潭竹安。”

        江竹筠神地望着，目光似乎洞穿了牢房的墙壁，投向很远很远的地方，近乎自言自语地说：“如果我有什么不测，这封信也算是我的遗书吧!”

        江竹筠取出一支竹签子削成了笔。曾紫霞烧了一小团棉花，在灰土加了点水，调成墨汁。江竹筠握笔想了想，蘸蘸墨汁，俯身疾书。

        竹安弟：

        友人告知我你的近况，我感到非常难受。两个孩子给你的负担的确是太重了，尤其是现在的物价情况下，以你仅有的收入，不知把你拖成什么样子。我除了伤心而外，就只有恨了……我想你决不会抱怨孩子的爸爸和我吧!苦难的日子快完了，除了这希望的日子快点到来而外，我什么都不能兑现，安弟，的确太辛苦你了。

        我有必胜和必活的信心，自入狱日起(去年六月被捕)，我就下了两年坐牢的决心，现在时局变化的情况，年底有出牢的可能，蒋王八的来渝，固然不是一件好事。但是不管他如何顽固，现在战事已近川边，这是事实，重庆再强也不能和平、津、穗相比，因此大方地给它三、四月的活命就会完蛋的，我们在牢里也不白坐，我们一直是不断地在学习。希望我俩见面时你更有惊人的进步，这点我们当然及不上外面的朋友。

        话又得说回来，我们到底还是虎口里的人，生死未定，万一他作破坏到底的孤注一掷，一个炸弹两三百人的看守所就完了，这种可能性我们估计的确很少，但是并不等于没有，假如不幸的话，云儿就送你了，盼教以踏着父母之足迹，以建设新中国为志，为共产主义事业奋斗到底。孩子们决不要娇养，粗服淡饭足矣，幺姐是否仍在重庆？若在，云儿可以不必送托儿所，可节省一笔费用，你以为如何？就这样吧，愿我们早日见面，握别， 愿你们都健康!

        来人是我很好的朋友，不用怕，盼能坦白相谈。

        竹姐八月廿七日

        曾紫霞一出狱，立即把信交给了谭竹安。谭竹安流着眼泪看完了来信，他立即找到幺姐谭正伦，把江姐的情况告诉了她。善良而深明大义的谭正伦，此时不仅已经理解了丈夫彭咏梧和江竹筠结合这件曾令她痛苦莫名的事，同时又十分敬佩江姐和彭咏梧出生入死的精神。她表示一定要精心地照顾彭云。之后谭正伦确实也做到了，为了保证江姐儿子彭云的安全，她东躲西藏，吃尽了苦头。

        好心的谭正伦，为了让狱中的江竹筠夂，她特意同弟弟谭竹安一起，带着彭云到照相馆拍了一张相片，并托曾紫霞设法带给狱中的江姐。

        收到云儿照片的江竹筠，欣喜万分。她长久地亲吻着云儿的照片，然后将它放在胸前，那股甜蜜劲深深地感染了整个监狱的难友们，女囚室的同志们争着与江竹筠一起分享这份来之不易的甜蜜……

        1949年11月14日，一群武装特务出现在女牢门口，高叫：“江竹筠、李青林赶快收拾行李，马上转移。”

        江竹筠知道这时她和同志们离别的时候到了。她毫无畏惧之感，先是把自己在狱中默写下来的《新民主主义论》交给了同牢难友黄玉清，说：“这是我们默写出来的文件，收好了，你们接着学吧。”然后脱下囚衣，换上自己的阴丹士林布旗袍，外面罩着一件红色毛衣。她把云儿的照片拿出来，轻轻地亲吻了一下，放在贴胸口的地方。

        “同志们，再见了！”江竹筠镇静自若地与难友们挥手告别，像重新踏上新的战斗征程。

        这一天傍晚，江竹筠和李青林等二十几位共产党员，被敌人秘密杀害。面对敌人从背后扫射来的子弹，她使出最后的力量高呼着：“中国共产党万岁——！”

        关于江竹筠，因为《红岩》的原因，她成为小说中的“江姐”，成为全中国人民人人都熟悉的女英雄。“江姐”的精神和传奇故事，深深地根植在一代又一代中国人的心目中。在这里，作为纪实作品，笔者还想告诉读者们有关真实“江姐”的两件事：一是她在狱中的情况，以前文学作品里都有一个情节：特务们用竹尖钉她十指的毒刑，其实这是没有的，用筷子夹她十指确有其事。在监狱里，敌人将江竹筠是作为重犯，所以对她平时使用脚镣。而江竹筠的脚特别小，小到竟然能从脚镣的铁圈里抽脱出来。女囚室的难友们当时发现这一秘密后无不兴高采烈，于是她们为了保护江竹筠，每天大部分时间让她躺在床上，用被子盖住她的双脚，不让外人看到她从脚镣里脱出双脚的“秘密”，只有在敌人审讯和放风两个时候，大家用特殊的办法为江竹筠掩蔽着悄悄将脚镣套上。这个“秘密”是后来获保释的陈然的未婚妻曾紫霞批露的。曾在自己的回忆录中这样说：“江竹筠的脚小得出奇，在角度恰当时，她的脚可以从上了锁的脚镣脱出来！女犯们几乎惊叫起来。从此以后，江竹筠在未取脚镣之前，除大小便外，几乎整天都用被子盖在身上坐着，或躺在床上。有的女犯也不知道她在床上时根本没有戴上脚镣，只要有特务喊女牢的人出去或进女牢时，自有女犯早已机灵地把江竹筠的脚放入了脚镣，没想到这件当初只对敌特保密的事几十年来竟无人知晓……”另一件事是：她的儿子彭云，后来一直由其养母谭正伦抚养。长大后的彭云，继承了父母的革命遗志，成为一个优秀的革命接班人。彭云在少年时代，就在《中国青年》杂志上发文章说：“我的妈妈和许许多多的革命烈士牺牲了。他们忍受种种磨难，坚贞不屈地斗争到最后一口气，为的是全中国的解放，为的是下一代的幸福，正像‘中美合作所’集中营的一首囚歌唱的：‘为了免除下一代的苦难，我们愿，愿把这牢底坐穿！’烈士们生前想到要‘破坏一个旧中国，建设一个新中国，要把贫穷落后的中国建设成一个富强、幸福的新中国。’烈士们牺牲了，他们的理想要我们来实现，他们留下的担子要我们来担。我现在在叔叔、阿姨们的关怀和照顾下，生活得很愉快、幸福。可我永远不会忘记：这幸福生活，是无数行先烈的鲜血和生命换来的。妈妈在从狱中捎出来的遗书中说过，要我从小艰苦锤炼，粗茶淡饭，沿着父母的足迹前进，以建设新中国为志，将来成为革命的接班人。我决不能辜负妈妈和许多革命前辈的期望，要以他们对待工作的高度责任心对待学习和社会工作，象他们对待敌人的严刑一样地对待困难，纪念他们，学习他们，做一个象他们一样坚定勇敢的共产主义战士。”1981年，学习成绩优秀的彭云，以优异成绩，被美国一所著名大学录取研究生，如今已是一位成就斐然的科学家。九泉之下的烈士江竹筠和彭咏梧，一定会为他们的儿子感到欣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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