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天早上，山本赶在上班之前来到及川先生家。及川先生抚弄着满头银丝为山本开门。已经是年近八十的老人了，还是那么精神矍铄，腰板挺得倍儿直。见山本一大早前来造访，没有显出丝毫的惊奇，还是平时那种慢悠悠的稳健的样子。

        “这么着急干什么呀，别耽误了你上班。”及川先生不紧不慢地说，“今年春天，你儿子上中学了，是一所私立学校。”

        果然不出所料，是静江和儿子的事。

        及川又说，私立学校的学费很贵，静江虽然在保险公司当业务员，但收人不多，加上还要接济自己已经上了年纪的父母，日子过得紧巴巴的。听说山本找到了正式的工作，希望每月多给儿子一些抚养费。

        “知道了。请您转告她，我一定尽力而为。”山本这样说完以后离开了及川先生的家，说话的声音好像有些颤抖。

        山本杀人案对静江的精神打击是非常残酷的。

        正要生孩子的静江被告知丈夫杀了人。而就在几天以前，丈夫还在跟她一起查字典，商量给孩子起个什么名字呢。丈夫利用她回娘家的机会搞女人还不算，搞的还是个女髙中生，搞完了还把人家给杀了！在新闻媒体刮起的“魔鬼”、“畜生”、“禽兽不如”等等咒骂的风暴之中，她的第一个孩子降生了。

        山本被捕以后，静江一次也没去探过监。孩子出生半个月的时候，她通过律师给山本送来一纸离婚协议书。这么急着办手续的理由，是因为她不想让孩子姓一天父亲的姓。甚至生下来的是男孩儿还是女孩儿，都没让律师告诉山本。

        静江拒绝作为证人为山本出庭。在辩护律师的反复劝说之下，草草地写了两行字：“对于我来说他曾经是个好丈夫。不能相信会发生这种事。”

        静江不但没有探过监，就连一封信也没有给山本写过。山本可以想象到的是静江带着孩子住在位于船桥的娘家。“但她带着一个跟杀人犯生的吃奶的孩子是怎么生活的呢？”山本这样想着，在监狱里度过了无数不眠之夜。

        是及川先生把静江的消息告诉山本的。

        山本服刑满九年的时候，突然收到一封来信，是一位不相识的老人写来的。信上说，他叫及川，跟山本的父亲一样，在中国东北被苏联红军俘虏，被押解到西伯利亚以后关在同一个劳改所里。说山本的父亲有恩于他。在前几天的西伯利亚劳改所幸存者集会上了解到山本的消息，希望能对山本有所帮助。并主动提出做山本的监护人，将来出狱以后可以找他。他身边没有亲人，会把山本当作亲生儿子看待的。

        类似内容的信来过几次之后，及川先生亲自前来探监了。山本感动得失声痛哭。父母早已离开人世，因自己犯了杀人罪，妻子跟他离了婚，跟他有联系的亲戚一个都没有。这时候出现在他面前的及川先生，不夸张地说，简直就是神仙降临。

        山本毫无保留地把自己的一切委托给及川。首先，他托及川帮忙打听静江的亊。过了没多久，及川又来探监，跟山本说见到静江了。按照跟静江约定好了的，没有告诉山本她住在哪里，也没有告诉孩子叫什么名字，但告诉山本说，是个男孩儿，在健康地成长着。

        山本当时就哭得瘫倒在地上了。打那以后，山本一反入狱以来的消极状态，处处积极表现起来。他下定决心，做一个模范囚徒，哪怕早一天也好，也要尽快出狱。

        决心虽然下得晚了点儿，但还是得到了回报。两年以后，山本被假释，提前一年离开监狱，被安排在一个新生安置所，开始打工挣钱。他拜会及川先生，说自已现在有了收入，希望每月给静江寄些钱去。当然，心里想说的是见到静江，当面向她赔罪。他知道，静江是绝对不会同意跟他见面的。但是，如果能在经济上帮她一点，也算是尽一个父亲的一点点责任。俩人之间毕竟有一个孩子牵连着。

        静江断然拒绝要山本的钱。及川劝了她半天，说就算你不要山本的钱，也应该为孩子的将来想想啊，为孩子存点儿钱总不是害他吧。最后，静江总箅答应了接受山本的汇款，不过要求山本先把钱交给及川，再由及川把钱打到静江的账户上去。就这样，静江把唯一的接点也给封死了。同意接受山本的钱，也许只是对山本这个把他们母子弄得如此狼狈的负心男人的惩罚吧。

        尽管如此，山本还是觉得找到了生活的目标。他把打工挣来的钱全部攒起来，每月可以给静江送去五万到十万日元。虽然静江一点儿反应都没有，但山本从来没有怪罪过她。美满的家庭是自己一手毁坏的，补偿也应该由自己一个人来做。他持续不断地给静江送钱，没有过一丝一毫的踌躇。

        他跟静江一起生活了四年，但他对静江的感情不能说是很深。静江是一家医院的办事员，山本去那家医院推销药品的时候认识了她。一次他请静江吃饭，酒喝多了，借着酒劲儿在静江的房间里过了夜，俩人的关系就非同一般了。这种关系一传开，山本就不便再去静江所在医院推销药品了。静江属于贤妻良母一类的女人，也该找个归宿了，于是跟山本一商量就把婚事给办了。

        犯了杀人罪以后，他为失去静江感到痛苦，并不是说他发现自己对静江有很深的感情。但是，他认为静江是唯一的一个知道他不是新闻媒体所说的“畜生”，而是一个普通人的人。有静江在的家，也是有人盼着山本回家的唯一的一个所在。多么令人怀念哪！

        可是他明白，他永远也不可能再回到那个温暧的家了。明白是明白，但又总是抱着那么一线希望，而且这希望就像一只五彩气球，越鼓越大。

        “对于我来说他曾经是个好丈夫。”法官在法庭上公开了静江写的纸条。这句话成了山本唯一的精神寄托。

        现在他之所以能在“野崎殡葬搬运公司”忍受一切，并不只是为了他自己。在公司里当一名正式的公司职员，将来万一有机会面对静江的时候，可以向她证明自己已经成为被社会承认的一个人了。如果静江愿意跟自己破镜重圆，也就对得起她了。

        静江要求增加汇款，就是说她已经知道山本是个正式的公司职员了。山本这个高兴啊！要求增加汇款本来是一句很俗气的话，但却给了山本一种实实在在的感觉。他觉得维系他跟静江的关系的那根可能随时断掉的丝线的强度增加了许多。前进了一大步——乐观的想法把他的脑子装得满满的。

        匆匆忙忙赶向公司的途中，山本在心里算了一笔账：野崎给他的基本工资虽然不到20万，但每搬运一次尸体就可以得到一千日元的补助，而搬运尸体的活儿同事们几乎全“让”给了他。这个月虽然刚刚给了静江十万，再取出五万来，存折上剩下的钱也够他过日子的。

        下班以后山本立刻到附近的自动取款机取了五万日元。取完之后一看余额，怎么还剩这么多呀？他又掏出存折把明细打出来，看见一个从没见过的名字给他打进来十万日元。

        “笠井正二”——直觉告诉山本，一定是那个夜里来过电话的老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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