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彻夜未眠，就这样开始了我正式为戈达德工作的第一天。

        凌晨四点左右，我从医院回到了自己的新公寓，本来打算小憩一个小时，不过我立刻就放弃了这个妄想，因为我知道自己肯定会睡过头，第一天为戈达德工作就睡过了头可不是什么好事。于是我冲了个凉，刮了胡子，上网读了些有关特莱恩公司竞争对手的信息，并且仔细看了看News.和Slas上最新的技术新闻。我穿上衣服，一件轻便的黑色套衫（这是我的衣服里和Jock·戈达德标志性的黑色翻领毛衣最相近的一件）、一条卡其布西裤以及棕色的犬牙纹夹克，这是怀亚特的那个充满异域风情的行政助理为我挑的“休闲”服饰之一。现在我看上去就像一名完全合格的戈达德御林军猛将。随后我打电话通知楼下的服务生，让他们把我的保时捷开来。

        我通常是在大清早和晚上进出楼门，在这两个时间段值班的门卫是个四十五岁左右的西班牙男人，叫卡洛斯·阿维拉。他的声音很奇怪，说话时像被勒着脖子一样，仿佛是吞了个尖东西没法儿把它咽下去。他喜欢我——我觉得最主要的原因是因为我不像这里其他的住客那样对他视而不见。

        “努力工作呢，卡洛斯？”我经过的时候对他说。通常在我深夜加班、精疲力竭地回来时，他会对我说这句话。

        “几乎没怎么工作，卡西迪先生。”他笑着回答，然后转身继续看电视新闻。

        我开过几个街区，在一家刚刚开门营业的星巴克前停下车，要了个大杯拿铁咖啡。我一边等着那个为了赶时髦而扎了一身洞的碍眼的西雅图男孩儿给我准备一夸脱百分之二牛奶的热咖啡，一边拿起一沓《华尔街日报》，然后我的心揪成了一团。

        就在扉页上，是一篇有关特莱恩公司的文章；或者，用他们的原题说是“特莱恩的悲哀”。文章配有一张戈达德的雕刻画，画上的戈达德很不应该地快活无忧，仿佛特莱恩的悲哀跟他毫无关系，好似他还没搞清楚状况。有一条小标题写着：“是不是创建者奥古斯丁·戈达德的日子不长了？”我不得不把这篇文章读了两遍——我的大脑还没有恢复巅峰状态，我还在苦苦地等着我的大杯拿铁咖啡，而那个碍眼的孩子似乎手忙脚乱地搞不定。文笔尖锐有力，文章的作者正是该报的记者，名叫威廉·鲍克里，显然在特莱恩公司内部有很好的线人。通篇的中心好像是在说特莱恩公司的股票价格在下跌，产品已经跟不上潮流，公司（“被普遍认定为电信消费型电子产品行业老大”）正处于困境之中。而Jock·戈达德，特莱恩公司的创建者，似乎置之不理，他的心思已经不放在特莱恩了。文章里翻来覆去地诉说高科技公司的创建者们在公司达到一定规模之后便会被人取而代之的“悠久历史”。在迅速增长期之后的稳定期里，戈达德是否仍是把控公司的合适人选呢？文章对此提出质疑。除此之外，该文用了大量篇幅来写戈达德的慈善活动，他收集、翻新美国老爷车的嗜好，以及他如何彻底翻修了他那辆珍贵的一九四九别克敞篷跑车。文中指出，戈达德，似乎正在走向失败。

        棒极了，我暗想，如果戈达德垮台了，猜猜跟着他垮下去的是谁。

        接着我想起来：慢着，戈达德可不是我真正的雇主。他是我们的目标。我真正的老板是尼克·怀亚特。我被走马上任的喜悦冲昏了头脑，忘记了应该效忠于谁。

        我的拿铁咖啡终于好了，我往里面加了几包砂糖，搅了搅，然后喝了一大口，烫得嗓子生疼。我按住塑料杯盖，坐在一张桌边继续读完那篇文章。这个记者似乎很了解戈达德的底细，他跟特莱恩公司的不少人聊过。老头腹背受敌。

        开车去公司的路上，我想听听我为了更了解艾莲娜而在tower唱片店挑的安妮·迪芙兰蔻的CD，可刚听了几段我就把CD取了出来。我根本就忍受不了它。有几首歌根本就不是在唱，而是在说话。要是想听这样的东西，我会去听Jay-Z或者艾姆的歌。哦，谢了。

        我琢磨了一下刚看的那篇文章，想理出点个人见解，以防万一有人问我。我是不是该说这是竞争对手为了诋毁我们而故意放的屁话呢？或者说文章作者不了解实情（管它实情到底是什么）？还是该说他提出了一些相当不错的问题，值得我们认真对待？我决定挑最后这个修修改改拿去应付——不管他说的话是真是假，我们要关心的是股东们会怎么想，因为他们几乎都看《华尔街日报》，因而我们必须认真对待这篇文章，不管他说的是真是假。

        我心里暗自嘀咕戈达德的对手中有谁会搞出这样的麻烦——Jock·戈达德是不是真的有麻烦了，我是不是上了艘正在下沉的烂船。或者，说得更确切点儿，尼克·怀亚特是不是把我推上了艘正在下沉的烂船。我想：这家伙肯定是脑子里进了水——他请我来的，不是吗？

        我啜了一口咖啡，杯盖没有盖紧，乳棕色的液体泼湿了我的膝盖。看上去我好像发生了什么“意外”。多绝的开始新工作的方式啊！我应该把这当成对我的警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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