殡仪馆的主管还是当年操办我母亲葬礼的那个人。他很热心，也很和蔼可亲。他的头发有几块有点儿黑过头了，蓄着一把直立的大胡子。他叫弗兰克——“跟你父亲的名字一样。”他说。他把我领进殡仪馆，里面看起来就像简陋的乡村小屋，铺着东方地毯，有些深色的家具。中间是个大厅，旁边有几间房子。他的办公室既小又暗，有几个老式钢制文件柜，还挂了些船和风景画。这个人一点都不矫揉造作，似乎真的很关心我。弗兰克说了些他父亲过世的时候的事儿，那是六年前，他说那段日子对他来说非常痛苦。他递给我一盒面巾纸，但我根本用不着。他在为如何在报纸上发表讣闻做笔记——我暗自奇怪，谁会看呢？有谁会真的关心呢？——我们决定了该采用什么样的措辞。我努力地回忆爸爸过世了的姐姐的名字，还有他父母的名字，我这辈子见他们的面加起来还不到十次，而且只是叫他们“爷爷”、“奶奶”。爸爸和他的父母关系很僵，所以我们很少见面。我对爸爸漫长而复杂的就业经历有点记忆模糊，我可能忘了一所他曾经工作过的学校，不过那些重要的学校我都想起来了。

        弗兰克问起父亲的从军纪录，我只记得他在某个军事基地参加过基本训练，从来没有去哪儿打过仗，而且他对军队深恶痛绝。弗兰克问我希不希望在父亲的棺材上放上国旗，作为老兵，父亲有权享受这份荣耀。但我拒绝了。爸爸才不会希望自己的棺材被盖上国旗，他肯定会破口大骂，会说这样的话：“你他妈觉得我是谁？庄严地躺着的约翰·肯尼迪？”弗兰克又问我希不希望军乐队在葬礼上吹葬礼号，父亲也有权享受这个。他还向我解释说现在已经没有真正的号手了，他们一般都是在墓边放磁带代替。我说，不，我爸爸也不会想听“葬礼号”。我告诉他我只希望他尽快安排好葬礼和其他一切事宜。我希望它赶紧结束。

        弗兰克给举行过我母亲葬礼的那家天主教堂打了电话，预订两天后举行葬礼弥撒。据我所知，不会有外地赶来的亲属了。我们亲戚中惟一活着的就是一个他从没见过的阿姨，以及我的几个表兄妹。有几个人我想应该算是爸爸的朋友，尽管他们已经多年没有联系了，并且都住在本地。弗兰克问我有没有希望父亲穿着下葬的衣服，我说他可能有，我得找找。

        接着弗兰克带我到楼下展示棺材的套间。它们看上去都很大、很俗气，要是老爸看到了，一定会笑话它们。我记得母亲过世的那段日子里，有一次他慷慨激昂地说殡仪行业只是在偷窃亡者家属的钱财，他们如何对棺材漫天要价，而棺材最后总是得埋到土里的，要那么好的棺材有什么意义呢？还说他听说他们总是在人不注意的时候用便宜的松木棺材把贵重棺材偷偷地换了。我知道那不是真的——我是看着母亲的棺材被埋进土里的，我不认为他们能骗人，除非深更半夜地来把它挖出来，我实在不太相信会发生这种事情。

        出于这种原因——至少这是他的借口——爸爸给妈妈挑了一具最便宜的棺材，上了色的廉价松木，看起来像是红木。“相信我，”母亲过世之后我在殡仪馆里哭得一塌糊涂的时候他对我说，“你母亲不赞成浪费钱。”

        但是我不会这么对他，尽管他已经不在了，我怎么做他都不会知道。我开保时捷，住“海港家园”的大公寓，也能给我的父亲买一口好棺材。当然，用的是他一直鄙视的我的工作所得。我挑了一口看上去很高雅的红木棺材，它还有个叫“记忆保险箱”的东西，是个小抽屉，你可以在里面放些死者生前使用的东西。

        几个小时后我开车回家，蜷缩在我从来不收拾的床上，进入了梦乡。那天晚一点的时候我去了爸爸的公寓，翻了翻显然很久没有打开过的衣橱，找到了一套看上去很廉价的蓝色西服。我从来没见他穿过这套衣服，衣服的双肩上都积了一层灰。我还找到一件礼服衬衫，但是找不到领带——我想他从来都没系过领带——于是我决定拿我的给他。我在房子里找了找他可能愿意陪他下葬的东西，一包香烟，或许吧。

        之前我一直害怕来这儿会睹物思人，害怕会忍不住哭起来。但是我来到这里，看到老头子只留下这么点东西，只觉得深深地悲哀——淡淡的香烟味、轮椅、呼吸管和苏丹式躺椅。在房子里痛苦地找了半个小时之后，我放弃了，决定在“记忆保险箱”里什么也不放。就让它象征性地空着吧，干吗不呢？

        我回到自己的公寓，挑出了一根我最不喜欢的领带。这根蓝白色条棱纹的领带看上去就让人心情阴郁，因此我根本就不觉得可惜。我不想再开车回殡仪馆，于是下楼让门卫找人把领带快递过去。

        第二天要守灵。我提前二十分钟到了殡仪馆。空调开得有点儿冷，空气里还飘着空气清新剂的味道。弗兰克问我是否想私下向父亲“表示尊敬”，我说当然了。他指了指中央大厅那边的一间房间。当我走进房间看到敞开着的棺材时，我好像被电击了一下一样。父亲躺在棺材里，穿着那套廉价的蓝色西服，系着我的蓝色棱纹领带，双手放在胸前。我的嗓子一堵，但是那种感觉立刻就消失了，我并没有悲伤到流泪——这很奇怪。我只是觉得自己整个人跟被掏空了一样。

        他看起来一点也不真实，不过尸体都这样。不知道是弗兰克还是谁给他化的妆，化得不赖——没扑过多的胭脂之类的——但他看起来还是像图索德夫人蜡像馆里的蜡像，不过是比较逼真罢了。一旦灵魂离开了躯体，无论多么厉害的殡仪从业者也不可能妙手回春。他的脸呈现出不自然的“肉色”，嘴唇上好像稍微抹了些棕色的唇膏。他看起来不像在医院里时那么愤怒了，但是他们还是无法让他显得宁静安详。我猜想他们已经尽力抚平他眉间的皱纹了。他的皮肤现在已经冰凉了，比在医院里时感觉更像蜡了。我迟疑了一会儿，还是吻了他的脸颊。感觉很奇怪，不自然而且不干净。

        我站在那儿看着这个肉体躯壳，这被废弃了的外壳，这个曾经装着我父亲那神秘而又令人恐惧的灵魂的容器。我开始跟他说话，因为我想大概每个儿子都会跟他们死去的爸爸聊聊。“好吧，老爸，”我说，“你终于还是走了。如果真的有来生的话，我希望你在那儿比在这儿要快乐。”

        突然间我为他难过起来，在他活着的时候我以为自己绝对不会有这种感觉。我记得有几次他看起来真的很开心：小时候他把我放在肩上的时候，有次他的球队得了冠军的时候，他被巴塞洛缪·布朗宁学校雇用的时候。只有这样的几个瞬间而已。但是他很少笑，除非是苦笑。或许他应该服用些抗抑郁剂的，或许这才是他的问题所在，但是我很怀疑。“我并不怎么了解你，爸爸，”我说，“但是我尽力了。”

        在整个三小时里几乎没什么人来。有几个我的高中同学，有两个朋友带来了他们的老婆，还有我的两个大学朋友。爸爸的姨妈艾琳来了一会儿，说：“你父亲有你这样的儿子真是走运。”她有点爱尔兰口音，抹了那种浓重的老年妇女香水。塞斯很早就来了，一直陪着我，待到很晚才离开。为了逗我笑一笑，他说了些老爸的旧闻，爸爸当教练时著名的轶事，那些在我的巴塞洛缪·布朗宁同学之间广为流传的故事。有个叫佩利的笨孩子，有次爸爸用符号笔在他的面罩中间画了一条线，画过制服、延伸到那孩子的鞋上，接着在球场的草地上画出一道笔直的线一直横跨过整个球场——尽管笔在草地上根本没留下痕迹，然后爸爸对他说：“你沿着这条线跑，佩利，明白了吗？这才是你要跑的路。”

        有一次他叫暂停，走到一个叫斯蒂夫的球员跟前，一把抓住他的面罩说：“你是傻子吗，斯蒂夫？”然后，不等斯蒂夫回答，他就猛地上下拉动面罩，搞得斯蒂夫像个玩具娃娃那样不停地点头。“是的，我是，教练。”爸爸尖着嗓子模仿斯蒂夫的声音说。球队的其他人觉得很逗，都大笑起来。“是的，我很蠢。”

        还有一天他在一场曲棍球比赛时叫暂停，大骂一个叫莱斯尼克的孩子，说他动作太粗暴。他抓住莱斯尼克的曲棍球棒说：“莱斯尼克先生，如果我再看到你戳人家，”——他猛地把球棒往莱斯尼克的胃部一捅，那孩子立马就吐了——“或者顶人家，”——他又用球棒用力撞了一下莱斯尼克的胃部——“我就废了你。”莱斯尼克吐出了血，然后开始干呕。没人笑了。

        “是啊，”我说，“他是个有意思的家伙，不是吗？”现在我只想让塞斯别说了，幸好他住嘴了。

        第二天早晨举行葬礼，塞斯紧靠着我坐在教堂长椅上，安托因坐在我的另一侧。主持葬礼的牧师是个显得很高贵的银发老头，看起来就像电视上的牧师，他是约瑟夫·努茨神父。弥撒开始之前，他把我拉到一旁，问了一些有关父亲的问题——他的“信仰”、他是个什么样的人、靠什么谋生、有没有什么嗜好之类的。我真有点儿被问住了。

        教堂里大约有二十个人，其中一些并不认识我爸爸，只是定期来做弥撒的教区居民。还有一些是我的高中和大学同学，几个邻居，还有一个隔壁老太太。有个是爸爸的“朋友”，多年以前他跟老爸同在基瓦尼俱乐部工作，直到后来老爸因为件鸡毛蒜皮的事辞职离开。他甚至不知道爸爸已经病了一段时间了。还有几个我隐约记得的表哥、表姐。

        塞斯和我，以及教堂和殡仪馆派来的几个人充当护柩者。教堂前摆了一些鲜花——我不知道从哪儿弄来的，不知道是有人送的还是殡仪馆提供的。

        葬礼弥撒是那些长得不可思议的仪式中的一种，不时地需要起立、坐下、跪下，或许是为了不让人打瞌睡。我感觉精疲力竭，晕晕沉沉，还有点震惊过度。努茨神父称爸爸为“弗朗西斯”，有几次叫他的全名“弗朗西斯·塞维尔”，仿佛这表明父亲是个虔诚的天主教徒，而事实上老爸是个毫无宗教信仰的人，他惟一跟上帝扯得上关系的时候就是骂人的时候。神父说：“我们对弗兰西斯的离去感到悲伤，我们对他的故去感到痛苦，但是我们相信他已经与上帝同在，相信他去了一个更好的地方，相信他跟耶稣复活那样开始了新生。”他还说：“弗朗西斯的死亡并不是终点，我们仍能和他在一起。”他问道：“为什么弗兰西斯在最后几个月里饱受病痛的煎熬？”接着他拿耶稣受难来做了回答。他说：“耶稣并没有被苦难征服。”我没太明白他想说什么，不过我也没认真听。我在神游太虚。

        葬礼结束时，塞斯拥抱了我一下。安托因也用力地握了握我的手，抱了我一下。看到安托因这个大个儿的脸上滚过一滴泪水，我颇感震惊。在整个仪式上我没有掉一滴眼泪；那一整天我都没哭过。我觉得麻木了，或许已经痛过了。

        艾琳姨妈蹒跚地走向我，用她那双松软而又满是寿斑的手握住我的手。她鲜红的唇膏抹得乱七八糟，肯定是抹的时候手一直在抖动。她的香水浓到我不得不屏住呼吸。“你的父亲是个好人。”她说。她似乎从我的脸上看出了我不想流露出来的怀疑，于是说：“他不是很习惯表达自己的感情，我是知道的。他不太会表达。但是我知道他很爱你。”

        好吧，如果你坚持这么认为的话，我暗想。我微笑着向她道了谢。爸爸在基瓦尼俱乐部的朋友是个体格笨重的男人，跟他年纪差不多，可是看上去却要年轻二十岁。他握住我的手说：“我对你的损失深表遗憾。”连琼斯——怀亚特电信的码头搬运工——也带着老婆埃丝特来了。他们俩也都对我的损失深表遗憾。

        我正要离开教堂、坐上豪华轿车跟着灵车去墓地，突然发现教堂最后一排坐着一个男人。他是弥撒开始后才来的，教堂里灯光昏暗，而且他又站得太远，所以当时我没看清他的脸。

        他转过身来面对着我。

        是戈达德。

        我简直不敢相信。我既震惊又感动地慢步走向他。我微笑着感谢他能来，戈达德摇摇头，挥了挥手示意我不必谢他。

        “我以为你在东京。”我说。

        “噢，管它呢，亚太分部又不是没让我一而再再而三地等过。”

        “我不……”我怀疑地支支吾吾地说，“你另作了安排？”

        “我这一辈子学到的极少的几件事之一，就是要先做最紧要的事情。”

        我一时说不出话来。“我明天会回公司的。”我说，“可能得下午才能去，因为我大概还有些事情要处理——”

        “不，”他说，“不忙，慢慢来。”

        “我没事，真的。”

        “对自己好点，亚当。没有你，我们也能撑一小会儿。”

        “这跟——跟你儿子的事儿完全不一样，Jock。我的意思是，我的父亲已经患上肺气肿好久了，其实……这样的结局更好。他想走来着。”

        “我明白那种感受。”他低声说。

        “我是说，我和他没那么亲密，真的。”我环顾了一下昏暗的周围、一排排的长木凳和墙上金色红色的油画。我的几个朋友站在门口附近，等着跟我说话。“或许我不该这么说，尤其是在这儿，你知道吗？”我悲伤地笑了笑，“但是他是那种很难相处的人，脾气暴躁，这反倒让人不觉得那么悲伤了——对他的过世。我并没有完全崩溃。”

        “噢，不，这会让人更难受，亚当。你会发现的。因为你对他的感情太复杂了。”

        我叹了一口气说：“我不认为我对他的感情那么——曾经那么——复杂。”

        “以后你会发现的。那些白白浪费了的机会，那些本可以有所不同的事情。但是我希望你记住：你的父亲很幸运能有你这个儿子。”

        “我不认为他觉得自己——”

        “真的。他很幸运，你的父亲。”

        “我不知道。”我说。突然之间，我体内关上了的阀门毫无征兆地垮掉了，那道坝崩溃了，我的泪水直涌了出来。我为我的泪流满面感到不好意思，于是我脱口而出：“很抱歉，Jock。”

        他伸出两只手放在我的肩膀上。“如果你不会哭了，你就已经死了。”戈达德说。他的眼睛也湿润了。

        现在我像个孩子那样号啕大哭，既觉得丢人同时又松了一口气。戈达德的双臂环着我，把我紧紧地搂在怀里，而我则哭得像个傻子。

        “我希望你知道，孩子，”戈达德轻声说，“你并不孤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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